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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綠色金融與實體經濟范文

一、江蘇金融體系服務實體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

多年來，江蘇GDP穩居全國第二，江蘇金融在信貸投放、直接融資、保險保障等方面一直位居全國前列。2015年，社會融資規模增量11394億元，位列全國第三。然而，隨著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江蘇地區的產業轉型升級、經濟結構調整對江蘇金融助力實體經濟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實體經濟融資成本較高，對于加快轉型發展形成一定制約。我國金融體系一直以國有大中型銀行為主導，間接融資比重遠大于直接融資。江蘇金融市場的融資結構也不例外，貸款仍是企業獲得資金的主要來源。即使利率市場化進程不斷加快，實體經濟的間接融資成本仍然較高。據2015年江蘇銀行業數據顯示，江蘇地區商業銀行存貸款利差普遍超過3.5%，農村金融機構甚至超過5%；企業貸款利率執行基準下浮的比例不足10%，多數企業貸款利率執行基準甚至上浮，特別是中小企業，由于規模小、財務不規范及抵質押物不足，貸款利率普遍上浮幅度較大。融資成本的高企使得急需資金的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難以得到足夠的資金支持，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小企業的科技進步和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金融資源配置不平衡，金融支持產業升級力度不夠。出于資產安全的考慮，銀行業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以大中型企業為主要客戶的服務定位，一定程度上造成金融資源配置的不平衡。一方面，金融資源大量投入實力雄厚、有強擔保或有資產抵押的大中型企業，對個體經濟、“三農”、擔保不充分的小微企業支持不足；另一方面，對傳統行業和部分產能過剩行業投入較多的金融資源，對尚未形成規模和集聚效應的高科技產業和戰略新興產業的金融資源投入相對不足。金融對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支持力度有待進一步增強。

金融創新步伐需進一步加快，金融業態平衡發展有待加強。從金融創新看，江蘇地區直接融資發行規模呈快速增長勢頭，直接融資的規模和增速均位居全國前列。盡管如此，面對融資主體不斷提出的多樣化融資需求，江蘇金融產品的創新仍有較大空間。現階段，江蘇地區商業銀行尤其是中小商業銀行依靠規模擴張和存貸款利差為主導的增長模式和盈利模式并未發生根本性改變，中間業務收入占比整體仍不高，投資銀行、金融市場等社會化融資業務還需加快發展，輕資產企業在金融支持的可獲得性上存在一定困難，創新業務的品種、渠道和內容都有待進一步豐富和完善。從金融業態現狀看，江蘇有一定優勢，但各種業態發展不平衡，與江蘇當前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比如，江蘇保險業的業務創新深度與國內一些發展較好城市相比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江蘇金融租賃業具備規模的金融租賃公司數量不多，群體有待進一步壯大。

金融風險傳導擴散，金融機構經營風險加大。江蘇社會融資規模逐年上升，但在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疊加”經濟運行環境下，一些地區和企業的風險不斷暴露。局部地區擔保鏈風險集聚并爆發，且有蔓延跡象；鋼鐵、船舶、建材等產能過剩行業信貸風險先后暴露，并向上下游企業擴散；中小企業信貸風險上升，并逐漸向大型企業蔓延；部分效益不佳企業占用大量銀行資源，依靠外部融資借新還舊，債務規模越滾越大；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風險有所顯現；少數農村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率高企，部分小貸公司、擔保公司出現倒閉的情況。隨著金融風險的傳導、擴散，江蘇金融機構也面臨著較大的經營風險和資產質量壓力。

二、推進江蘇金融改革服務實體經濟的總體方向

當前，江蘇實體經濟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關鍵期，金融資本的著力推進至關重要。江蘇金融改革要以推動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為出發點，重視小微企業金融服務需求，加強對各類資本流動的規范引導，不斷深化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有效性。

暢通拓展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有效渠道。堅持以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有效性為核心，以完善江蘇當前金融市場體系建設、深化金融產品及服務市場化程度、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健全小微企業融資體系為著力點，優化政策資源和金融資源的配置，充分發揮好金融的杠桿、工具作用，全面助推江蘇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發展。

找準深化金融改革創新的發展方向。要以滿足實體經濟發展需求為金融改革創新的著力點和落腳點，準確把握江蘇金融改革創新的目標和方向，不斷豐富金融市場層次，持續加大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力度，規范金融市場秩序，簡化并優化服務流程，不斷提高金融服務實體效率。

拓寬民間資本參與金融活動的有效路徑。資本的逐利性使得大量民間資本為追求短期利益而流向高風險、高收益的投資領域，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低水平擴張和產能結構性過剩的矛盾，造成資源錯配進而導致資源浪費，也給金融業的健康發展帶來潛在風險。江蘇金融改革應充分利用好民間資本活躍度高這一優勢，規范民間資本投資方式和機制，激發民間資本投資實體經濟的積極性，引導民間資本合法有效地參與實體經濟發展，為金融支持實體發展提供多渠道資金來源。

三、推進江蘇金融改革服務實體經濟的具體策略

1.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不斷提升金融服務實體能力

提高融資成本實惠向經濟實體傳導的有效性。推動金融資源的市場化配置，在足夠多元的市場主體和豐富的金融產品服務下，促進市場信息的有效流通共享，創造條件強化實體經濟對融資主體和產品的知悉、評價和選擇能力，確保經濟實體分享到利率市場化等金融改革帶來的融資成本實惠。

加強抵押擔保方式創新，切實降低經濟實體融資的擔保成本。鼓勵各類金融機構根據實體經濟運行需要，擴大現有抵押、質押品認定范圍，推廣各類型收益權、實物生產資料的抵押、質押貸款創新，推動風險擔保基金建設，通過政府擔保基金、企業集群擔保基金等方式，形成政府與企業、企業與企業的融資風險共同體，降低小微擔保融資成本。

創新融資還款方式，切實降低經濟實體接續融資成本。鼓勵金融機構開發設計“年審制”、循環貸款、“無間貸”等符合小微企業融資特點的還款方式，解決期限錯配問題，減少融資過程中的結構性摩擦，降低小微企業接續融資成本。華夏銀行針對小微企業推出的“網絡貸”、“年審貸”等特色信貸產品就取得了很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完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努力降低經濟實體融資信用成本。加快推進小微企業信息平臺、信用評價、融資擔保和風險分擔體系的建設，健全小微企業服務中心組織，搭建完善的金融信用平臺，不斷緩解金融機構與企業之間信息不對稱的矛盾，努力降低小微企業融資信用成本。

2.優化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不斷加大金融支持產業升級力度

優化配置金融資源，推動傳統行業轉型升級。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大經濟任務的進程中，金融業要按照國家產業結構調整要求和江蘇未來產業空間布局，制定更具導向性的融資政策，持續提升專業化服務水平。充分了解產業發展所處階段、面臨瓶頸和金融需求，重點對升級轉型、技術創新以及提升產品附加值、提高市場競爭力的融資需求給予大力支持。同時，對落后行業，尤其是“兩高一剩”行業，以及落后產能、技術水平低下的企業，逐步限制金融支持并適時退出，倒逼傳統行業進行轉型升級。

擴大有效供給，補齊經濟社會發展短板。積極對接國家戰略，加大對高新技術產業、新能源行業、生命醫藥行業的融資支持力度。大力發展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建立科技貸款綠色通道。改進和加強節能環保與綠色信貸領域的金融服務，大力發展綠色金融。加快工業融資產品創新，鼓勵發展能效融資、合同能源管理未來收益權質押融資、排污權抵押、碳排放權抵押等綠色信貸業務，積極支持國家政策鼓勵專業技術突出、管理規范的節能服務公司、節能減排工程承包企業、節能環保設備制造企業發展。響應國家“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號召，大力推動創業金融成長，解決初創企業者的融資困難。為創業創新企業提供結算、信貸、咨詢等全流程、標準化的金融服務，針對具有廣闊成長空間的項目和契合政府發展政策的企業優先提供金融服務。

加大薄弱環節金融投入，切實支持小微企業。引導和調動金融機構加大對薄弱領域的金融支持和投入，有針對性地制定特色化經營、個性化服務、差異化競爭的發展戰略；引導各類金融機構在產業集群區域、小微企業聚集區成立特色支行、專營機構、科技企業專業服務機構、金融事業部等專業化服務機構，完善運行機制，切實提高民營經濟、小微企業、“三農”經濟等經濟實體資金需求的可獲得性；引導村鎮中小金融機構、專業化金融服務公司和平臺找準市場定位，鼓勵其專注于為民營經濟、小微企業、“三農”經濟的發展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與服務；按照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要求，做好扶貧開發金融服務。在做好部分地區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試點工作的同時，在省內積極開展農村“兩權”抵押貸款試點業務。

3.培育多元化金融供給主體，不斷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水平

增強金融產品和服務供給能力，提高銀行業競爭和創新力。進一步加強機制體制建設，建立健全同目前市場形勢與政策規定相適應、兼具協調機制的管理體系。一是發揮銀行業產品創新研發優勢，創新金融工具。引導銀行業重視金融工具的創新，拓寬金融資本支持實體經濟的渠道，鼓勵銀行業創新開發與實體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金融產品。二是順應消費信貸和第三產業特點，穩步推進非耐用品的消費信貸、分期付款發展，加快發展消費金融、綠色金融、文化金融、科技金融、服務金融等多元化的融資工具。三是發揮銀行業信息技術優勢，創新金融服務方式。順應時展需求，加快與互聯網的融合創新。借鑒移動互聯的平臺思維，搭建以互聯網平臺為主的服務網絡，加快設計移動銀行客戶端，突破傳統物理網點的束縛，實現客戶的流動性獲取與管理。

加快普惠金融推廣，構建多層次供給體系。發揮各類型金融機構的優勢，找準市場定位，構建多層次、全方位覆蓋的普惠金融體系。引導銀行業強化區域金融服務，發展服務中小企業的區域性股權市場，推進信貸資產證券化，擴大企業債券發行規模，發展金融衍生品市場，支持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發行小微金融債；有效發揮各類新型機構的互補優勢，進一步豐富江蘇金融業態，為實體經濟提供更加多元的金融產品和服務。

引導民間資本規范發展，有效補充對實體經濟的金融支持。健全和完善民間資本監管機制，加快小貸公司、典當行、融資性擔保公司、民間資本登記管理中心、民間資本管理公司等民營金融機構的發展和建設。建立有效的制度安排和配套機制，引導更多具備條件的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

4.積極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全力維護金融穩定

第2篇：綠色金融與實體經濟范文

【關鍵詞】聯合國氣候框架公約 COP機制 綠色氣候基金 德班會議

氣候變化問題已經演變為國際經濟政治問題，它與一個國家的能源安全、環境技術、資金支持、產業競爭、甚至國家的發展權利緊密相關，成為21世紀最復雜的國際政治、經濟焦點之一。氣候變化的現實和災難日漸得到國際組織、各國政府的認識和重視，　從1988年開始，在聯合國的倡議和組織下，提出并開始了減緩氣候變化的一系列合作和談判。

一、全球氣候變化與《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

近年來，隨著全球經濟的高速增長，工業化的過程中消耗了大量化石燃料，人類向大氣中排放的溫室氣體不斷增加。溫室氣體，特別是二氧化碳濃度的增加引起了氣候變暖，是導致全球極端氣候現象不斷發生的主要原因，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損失。21世紀末，全球氣候將會上升2℃-3℃，因此每年將帶來相當于全球GDP5%-20%的經濟損失，如果各國積極采取措施應對二氧化碳過度排放，每年所付出的代價僅僅相當于全球GDP的1%-2%。 在此背景下，為了緩解氣候變化對世界經濟及人類生活水平的不利影響，聯合國起到了協調各國政府合作的作用。1988年12月第43屆聯合國大會上，通過了《為人類當代和后代保護氣候》的決議，該決議推動了各國政府采取行動應對日益嚴重的氣候變化問題。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是1992年5月22日聯合國政府間談判委員會就氣候變化問題達成的公約，于1992年6月4日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環發大會（地球首腦會議）上通過，于1994年3月21日開始正式生效。

《公約》的簽署，極具里程碑意義，該框架協議旨在將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控制在防止全球氣候發生危險的水平上，其中確定的原則和機制已成為各國開展溫室氣體減排活動的指導綱領。《公約》考慮到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國情的不同，提出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為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氣候合作奠定了基礎。

《公約》經過191個國家批準，標志著人類已經在復雜的政治博弈中，向全球環境維護的使命邁出了重要一步。以此為開端，于1997年12月在日本東京產生了由174個國家批準的影響深遠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實質性補充條款《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京都議定書》（于2004年11月28日正式生效），并且依次有了之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結方第1次會議（1995年初德國柏林）到第17次會議，包括我們平常所說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坎昆氣候大會、德班氣候大會等。

二、“綠色氣候基金”提議與正式啟動

“綠色氣候基金”（英文：Green　Climate　Fund，簡稱GCF）的提議最早出現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在2010年的坎昆大會上最終確定，更是2011年11月南非德班《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7次締約方會議的核心議題之一。

（一）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會議與“綠色氣候基金”提議

2009年11月，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簽署的《哥本哈根協議》8、9、10段明確“我們決定，　應該建立哥本哈根綠色氣候基金，并將該基金作為締約國大會融資機制的運作實體，以支持發展中國家用于延緩氣候變化的方案、項目、政策及其他活動，包括REDD機制、適應性行動以及技術研發和轉讓等。”這是關于氣候融資的專門描述，并且明確了提出建立“綠色氣候基金”，作為一種金融機制的運作實體存在。

但是協議沒有關于運作基金的明確規定。比如“綠色氣候基金”是融入現存的融資基金體系之中（比如GEF全球氣候基金、世界銀行的清潔技術基金CTF），還是單獨成立一個運作體系，以及具體采用一個什么樣的體系，協議沒有關于運作基金的詳細細節描述。盡管各國各組織對于綠色氣候基金的組織運作形式提出了一系列想法，比如COP常設融資委員會設立董事會的創建模式、G77+中國模式、美國三步進程模式和基于SDR運作實體的創建模式，尤其對“共同但是有區別的責任”的理解程度就有巨大分歧，是否讓發展中國家要承擔多于之前的義務等各方分歧點頗多，因此大會并沒有形成實質性的條約，只是初步確定發達經濟體將在2010年到2012年共提供300億美元快速啟動基金，自2013年到2020年建立每年1000億美元的氣候基金；該氣候基金框架也可由發達經濟體年度國內生產總值（GDP）總和的1.5%來填充。但是其后美日又反悔，拒絕履約。從中也看見了國際合作的艱難行進與力量博弈。

（二）2010年的坎昆會議成立“綠色氣候基金”決議

2010年，坎昆會議上，最終達成折中、平衡與靈活的“一攬子方案”――《坎昆協議》（Cancun　Agreement）。此決議是在離會議結束還有兩天，在無法達成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全球協定時，會議把主要精力放到了綠色氣候基金問題上，成為各國“退而求其次”的談判內容。這次談判雖然爭執點多，會議也延長時間，但各方同意建立“綠色氣候基金”，并且成立了由來自25個國家的40名成員構成的綠色氣候基金過渡委員會，在組織構架中取得階段性共識。

各發達國家傾向于用碳關稅、航運征稅來進行氣候資金融資，，終于通過了193　個締約方聯合簽署的、不具法律約束力的《坎昆協議》：設立新的氣候基金，發達國家幫助發展中國家進行氣候減緩和適應行動；2010－2012年為生態最脆弱的發展中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提供300億美元資金，之后在2020年前，每年籌集1000億美元用于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發達國家將向森林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補償以遏制誘發亂砍濫伐的不利因素。只是本次大會關于節能減排任務分配、《哥本哈根協議》合法化等核心議題均未完成。這一次的大會充分體現了各國的“妥協精神”，并且成為了這一大會的主旋律。

（三）2011年德班會議“綠色氣候基金”成為核心議題并正式啟動

2011年，在南非德班召開氣候談判大會上，決定啟動新的談判進程“德班加強行動平臺”，決定實施《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

2011年7月，13個發展中國家向聯合國提交了綠色氣候基金操作細則的相關文件，由40　人組成的“過渡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也向德班大會提交“關于綠色氣候基金設計的報告”，提出了“綠色氣候基金設立運作要素”，廣泛借鑒了發展中國家在各種基金方面的經驗，包括全球環境基金、適應基金、《蒙特利爾議定書》多邊基金和其他基金。大會正式啟動“綠色氣候基金”，確定了“綠色氣候基金”是金融機制的操作實體，成立基金董事會以及綠色氣候基金管理框架。提出“該基金應制定一個更系統的評估方式，來評估發達國家之間的責任，以便上述國家提供充足的和可預見的，新的和額外的融資資源。”

這份“關于綠色氣候基金設計的報告”在盡量做到制定細則，落實責任和義務，但是，目前從文件上看，綠色氣候基金的資金來源仍是空白，沒有找到切實可行的資金來源。

在這次大會上，還明確了京都第二履約期從2013年1月1日開始。

三、“綠色氣候基金”資金困境與運作模式選擇

“綠色氣候基金”啟動后資金籌集和運作實體是目前最主要的難題。

（一）如何解決長期和快速的巨額籌資

過去的氣候環境基金包括政府資金、私人資金、多邊籌資以及另類資金來源（如IMF對發達國家提供的SDR特別提款權的配額分配）。如前所述，“綠色氣候基金”的資金來源基本是空白，現有一些比較獨特的可以解決巨額資金籌集的思路。

第一，利用發達國家在IMF中的特別提款權（SDR）的配額進行融資。把SDR在IMF中得到配額作為綠色氣候基金的儲備資產，發行綠色債券，結合政府補貼來進行資金融資，這樣做不僅保證資產的增值性，持續融資能力也比較強大，有快速支付的好處，而且使得資金的融資難度降低，把負擔交給了市場，同樣也就提升了發達國家的融資積極性。

第二，區分私人資金和其他來源資金與發達國家的承諾資金。私人資金有量大到位快的特點，對于解決資金的籌集有很大的幫助，公共資金通過杠桿效率使私人投資多倍于最初的公共資金的數額，從而可加速融資的步伐。

但是問題在于，發達國家提出這一設想，則將降低發達國家的履行承諾的義務性，沖淡發達國家提供公共資金的承諾。早在2010年的天津國際氣候談判籌備會議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就已經就私人資金是否屬于哥本哈根協議中的“新的和額外的”資金援助的問題進行過激烈的辯論。

（二）綠色氣候資金運作實體與監督

《聯合國氣候框架公約》第11.1條規定融資機制的運作應當委托一個或者多個現存的國際實體進行。哥本哈根協議第10段說：“我們決定，應該建立哥本哈根綠色氣候基金，并將該基金作為締約國大會融資機制的運作實體。”這表明《公約》締約國大會（COP）融資機制應當是綠色氣候基金的范疇與歸屬。

第一，建立COP機制下或者COP授權成立資金的運作實體。

有的國家和組織提議在UNFCCC的COP機制下，建立一個常設融資委員會以及下屬的一個董事會和一個新的基金，而這個新的基金與董事會則是實質上的資金運作實體，而常設融資委員會則對這個運作實體進行監管。這個模式的問題在于，建立這樣一個運作實體的可行性到如何？就以往經驗來看，目前唯一的COP體制內的全球環境基金（GEF）的運作問題不少，二者是“指導與責任”的關系，COP向GEF提供指導指南，同時對其進行監管，但現行的全球環境基金已經讓COP應接不暇，存在一系列無法解決的問題，我們就真的應該懷疑這樣的COP體制內在建立一個資金運作實體的可行性。

還有一種觀點與上述提議相關，COP授權一個由締約國的充分代表構成的董事會，由締約國大會COP融資機制創建，使之成為基金的運作實體。建立一系列的基金窗口，并與其他的基金相聯系。這個模式的問題就是這個董事會不像GEF那樣雖然是在UNFCCC的COP融資機制下建立，卻擁有獨立性。這個模式完全是自己監管自己。

第二，建立COP體制之外的的資金運作實體。

美國的“三步走”運作模式是在典型的在COP融資體制外立一個運作機制，選擇一個現存的基金董事會來進行融資。例如適應基金董事會模式。在通過一個諒解備忘錄建立這個基金董事會與COP的聯系。

從世界及中國的現實情況看，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性與各國、各地區減排的政治意愿不成比例，如何在減緩氣候變化的資金來源及分配、擴資渠道及技術轉讓以及運作實體等各國分歧較大的關鍵問題上找到切實可行的方案和措施，中國如何堅持發展中國家的立場，爭取在　“綠色氣候基金”運作中爭取主動權和話語權將是我們繼續和深入研究的問題。

注明：論文受到“四川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研究專項項目”（skqy201236）資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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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綠色金融與實體經濟范文

關鍵詞：后危機時代、低碳經濟、綠色管理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危機對世界各國的經濟都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在各國積極的經濟政策刺激下，金融危機肆意破壞經濟的惡劣態勢得到了有效地控制，全球經濟開始復蘇，即全球正在進入“后危機時代”。此次金融危機使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沖擊，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國際環境愈加復雜和動蕩不安，產品外銷受阻，國內需求不旺。在這種“內憂外患”的雙重夾擊下，中小企業經受著嚴峻的考驗。如何在這個后危機時代把握機遇，轉危機為轉機，是我國中小企業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

1后金融危機時代的主要特征

1.1全球金融格局改變與金融監管體系加強

隨著美國在全球經濟總量中所占份額的下降，美元國際結算貨幣的霸主地位、美國金融市場的中心地位受到了嚴重挑戰。全球金融重心正在從西半球偏向東半球，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增強。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放松了對金融業的監管。人們感受到了失去監管的金融市場的破壞力，加強金融監管已成為全球共識，金融謹慎發展原則與回歸實體經濟已成為一種良性發展之所需[1]。2010年G20峰會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卡恩表示將繼續推動國際金融機構改革，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向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以及幣值低估國轉移6%以上。其中，中國的份額將從3.72%升至6.39%，超越德、法、英，位列美國和日本之后。

1.2新科技革命蓄勢待發

科技創新是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某種意義上來說，經濟危機是由于科技創新不足而導致經濟增長缺乏推動力而引發的。以電氣革命為標志的第二次技術革命由1857的世界經濟危機引發，以電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術突破為標志的第三次技術革命由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引發。現在，無論是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強烈需求，還是科學技術內部所積蓄的能量，都正在催生著一場以新能源技術和生命科學重大突破為標志的第四次技術革命。目前，全球經濟都面臨巨大的資源與環境壓力。研究開發新的替代能源和節能環保技術，推動傳統產業的技術提升和產業升級，發展低碳經濟，是人類社會必須的選擇。

1.3環保問題空前嚴重，低碳經濟漸成時尚

在金融危機下，各國正積極調整經濟發展戰略，結合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低碳經濟正成為傳統實體經濟的轉型方向。低碳經濟，是指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盡可能地減少高碳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一種經濟發展形態。

各國正在積極應對金融危機，推動全球經濟復蘇，一場以開發清潔能源和節能減排產業為基本內容的綠色產業革命正在悄然興起。歐盟已計劃啟動“綠色汽車”、“低能耗建筑”、“未來工廠”三大行動，明確提出加快向低碳經濟轉型；美國計劃讓新能源產業成為帶動經濟復蘇的驅動力；日本不斷出臺重大政策，將重點放在發展低碳經濟上，尤其是能源和環境技術開發上；“八國”集團提出到2050年將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至少減半[2]。

2我國中小企業的必然選擇：大力推行綠色管理，走低碳之路

后金融危機要求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以低碳作為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中小企業如何順應這一潮流，抓住此次機遇，完成自身的鳳凰涅槃，是管理者應該著重考慮的問題。本文認為，我國中小企業要想化危機為轉機，重新在市場上獲得發展，離不開“綠色管理”。所謂綠色管理，就是企業根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把生態環境保護觀念融入現代企業的生產經營管理之中，從各個環節著手控制污染與節約資源，以實現企業的可持續增長。對于我國中小企業，系統的實施綠色管理，首先要構建綠色管理體系，即綠色企業文化、綠色生產、綠色營銷、綠色再循環和綠色管理評價體系[3]。

2.1綠色企業文化

綠色企業文化是企業實施綠色管理的前提，也是綠色管理的重要內容。只有員工特別是經營管理者具有綠色意識，企業才有可能實施綠色管理。綠色產品的開發、設計等，需要研發人員的綠色價值觀發揮作用。

2.2綠色生產

這里的生產是廣義上的生產，指產品從設計到產出的整個過程。本文認為，綠色生產主要包括綠色設計、綠色制造和綠色包裝三部分內容。

①綠色設計。綠色設計就是進行面向環境的產品設計，將環保意識加入到產品設計中。

②綠色制造。綠色制造是指以節能減排為目標，以技術、管理為手段，通過對制造過程的全面監控，實施污染防治措施，來減少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污染排放，并且提高經濟效益的綜合型措施。

③綠色包裝。綠色包裝就是按照對環境的破壞性影響最小化的原則，對包裝材料、包裝方式等進行的一系列改進。

2.3綠色營銷

綠色營銷即企業在市場調查、產品定價、促銷活動等整個過程中，都以“綠色理念”為指導，維護生態平衡、重視環保，使企業的發展與社會的利益相一致。包括收集綠色信息、實行綠色包裝、重視綠色促銷、制定綠色價格、樹立綠色形象等。同時廣告的綠色效應非常重要，它既能起到宣傳作用，又加深人們的綠色意識和環保觀念[4]。

2.4綠色再循環

綠色再循環就是將在生產、消費過程中所形成的廢棄物加以充分有效地循環再利用，從而最小化地污染環境和浪費資源。企業可設立綠色處理部門，負責廢舊產品的回收和拆卸處理等工作，然后將拆卸后的零部件重復使用，或者處理后再投入使用，從而減少了資源的浪費。

2.5綠色管理評價體系

綠色管理體系實施成功與否，要從企業內外部效益來看，內部效益指企業的經濟效益，外部效益指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根據不同的企業制定相應的指標來測量，以檢驗綠色管理系統實施的效果。

綠色管理體系的各部分是相互聯系、相互輔助的，綠色企業文化，為企業實施綠色管理規定了理念、意識和行為準則。綠色設計、綠色制造和綠色營銷是綠色管理的中心工作，綠色再循環對企業實現綠色經濟起到輔助作用，綠色管理的效益評價提供了衡量綠色管理效果的標準。

3如何建立企業綠色管理體系

我國政府應積極發揮其宏觀調控作用，制定綠色發展戰略，相應的法律法規和監管體制，進行管理監督和政策引導。企業構建高效綠色管理體系，固然離不開企業外部的推力，主要是來自政府規制，然而從根本上還要靠企業的自覺行動，從企業戰略和戰術層面確保綠色管理體系的運行[5]。

從企業戰略層來講，企業要以綠色戰略為指導。綠色戰略是構建企業綠色管理體系的靈魂。綠色戰略的制定要求企業進行使命和目標的重構以及戰略重構。企業要制定追求社會效益、環境效益與企業經營效益相統一的使命和目標，以有效地引導企業的戰略決策。首先要樹立正確的環境意識，摒棄“環境保護不經濟”的成見。其次，將環境意識強化到企業的決策部門，分別制定公司層綠色戰略目標和職能層綠色戰略目標，包括研發、生產、營銷、財務、人力戰略，全面綠色發展戰略。

戰術層面上，企業需要從產品的采購到進入市場的全過程入手完善綠色管理，根據上述綠色戰略所制定的目標，認真完成各個環節的具體要求。首先，綠色研發要求利用新型能源和材料，減少物質和能源的消耗，開發低耗高效的綠色產品。第二，綠色生產要求企業選取低能耗低污染的原材料，在生產過程中采用節能減排技術，以綠色產品為目標。第三，綠色營銷要求企業將綠色理念融入到營銷過程當中，從市場調查到售后服務，都以有利于環境保護作為出發點，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第四，綠色財務管理是指企業在資金的籌措、使用及分配全過程中，將環境保護和資源可持續利用的理念融入，實現企業價值與社會效益最大化的協調。第五，綠色人力資源管理要求在招聘、激勵、員工關系等各個環節遵循綠色理念，關心員工的需求、成長與發展，促進員工與企業的和諧發展。

第4篇：綠色金融與實體經濟范文

發展普惠金融肩負的三個責任

普惠金融是聯合國在“2005年國際小額信貸年”提出的概念，既是一種理念，也是具體的實踐活動。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商業銀行承載著國有資本的意志，必須從國家發展戰略的層面和構建和諧社會的高度，踐行發展普惠金融的社會責任。

一是肩負服務實體經濟的責任。發展普惠金融，就是通過創新工具將金融資源進行跨主體、跨市場、跨行業的轉移和重置。資金配置效率提高，金融服務可得性提升，必然會擠出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中存在的各種無效“水分”，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充分體現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

二是肩負推動綠色發展的責任。商業銀行作為國內金融資源配置的重要主體，發展普惠金融，就是要主動適應綠色發展的要求，積極實施綠色金融戰略，推進經濟可持續發展，實現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良性互動。

三是肩負促進社會和諧的責任。通過為社會各階層提供享受現代金融服務的機會和途徑，既有利于實現當前穩增長、保就業、調結構、促改革的總體任務，也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真正做到“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發展普惠金融的探索與實踐

郵儲銀行建行以來始終把發展普惠金融放在改革發展的首要位置，充分發揮覆蓋城鄉的網絡優勢、規模龐大的資金優勢、扎根基層的隊伍優勢，深入研究發展普惠金融的有效途徑。具體實踐體現在如下五個方面：

一是致力于強化金融服務“三農”。郵儲銀行擁有覆蓋全國城鄉的網點，且有70%以上的網點分布在縣和縣以下地區，有著開辦小額貸款的天然優勢。郵儲銀行自成立以來就堅定地把小額貸款業務作為長期、核心的戰略性業務，將世界先進的小額貸款技術和自身實踐相結合，解決了750萬戶農村家庭的融資問題，在“最后一公里”中發揮著“雪中送炭”和“難中救急”的功能。

二是致力于促進小微企業發展。根據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的最新統計，截至2013年底，我國共有小微企業近1200萬家，約占企業總數的77%，但能夠獲得商業銀行信貸支持的不及50%。這種不對稱的結構性矛盾，已經對我國經濟的正常發展形成了非常明顯的掣肘。郵儲銀行扎根城鄉，與廣大中小企業聯系緊密，在堅持商業可持續和嚴格控制風險的原則下，將支持小微企業健康發展作為重要任務。通過科學設計產品、建立專營機構、推動產品創新、商業模式升級、“融資”和“融智”相結合等多項措施，積極改進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累計支持近1200萬戶實現創業創富夢想，帶動就業3000多萬人。

三是致力于提升社區金融服務。基于全國規模最大的通存通兌網絡，郵儲銀行重點開展了最低生活保障金、養老金等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業務，服務群體超過6000萬人。通過加大自助設備投放力度、豐富基礎金融服務內容，不斷提升金融服務的廣度和深度，充分發揮了自身網點優勢，有效提高了金融的可獲得性和便捷性。

四是致力于推進綠色金融發展。作為大型商業銀行，郵儲銀行緊跟國家經濟發展導向，將“綠色信貸”作為支持“穩增長、調結構、促轉型”的重要舉措，從戰略高度大力發展綠色金融，通過推行綠色信貸理念、完善綠色信貸政策、強化信貸管理機制，通過加大對節能減排、低碳環保以及傳統產業綠色改造領域的金融支持，促進了實體經濟的綠色發展。

五是致力于參加保障房建設。郵儲銀行充分發揮自身的資金與網絡優勢，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雙管齊下，大力支持重大民生工程建設項目，對棚戶區改造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提供了強有力的金融支持。同時，通過積極投資地方政府債券，為棚戶區改造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提供了間接的金融支持。

發展普惠金融的幾點啟示

從當前各國的實踐來看，發展普惠金融的主力仍然是具有“草根”性質的社區性小型金融組織，如農村信用合作社、貸款公司、資金互助社等，大型商業銀行在其中所占的份額并不大，總體上仍屬于一個新角色、小角色。郵儲銀行發展普惠金融的成功實踐，改變了業界和學界一直提倡的“大銀行只適合做大業務，小銀行更適合做小業務”的傳統論斷，其核心是得益于以下四點“堅持”。

一是堅持商業可持續。盡管廣泛的包容性是普惠金融最為本質的屬性，但是普惠并不等同于扶貧。普惠金融在強調包容性的同時還需要滿足商業可持續，這也是普惠金融區別于財政轉移支付及公益慈善等的重要屬性。從國際經驗來看，那些運行有效的普惠金融體系基本上都能夠實現商業可持續，比如孟加拉鄉村銀行、玻利維亞的小額信貸體系等。相反，那些無法實現商業可持續的普惠金融體系通常很難持續下去，最終也必然會背離實現金融普惠的初衷。

二是堅持創新發展。普惠金融服務主要面對的是分散的農戶和小微企業，經營業務有其獨特性，因此，與傳統金融創新相比，普惠金融創新有其自身的特點，產品服務不僅需要滿足“短、小、頻、急”的要求，還要能夠有效應對行業弱質性風險和抵質押物缺失的挑戰。因此，對普惠金融發展而言，創新應是全方位的，不僅涉及機構創新和產品創新，而且還包括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

三是堅持穩健經營。從事普惠金融業務，與一般商業銀行業務相比，存在三個顯著風險特點，即極易形成信用風險、經常出現經營風險、容易導致操作風險。為有效解決普惠金融發展風險高、風險難以管理的問題，郵儲銀行秉承“研究風險先于業務開辦，實現風險管理與業務發展的平行推進”的指導思想，從文化建設、信貸技術、人員管理、合規建設、系統支撐以及社會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等方面，全面做好普惠金融的風險控制。

四是堅持合作共贏。郵儲銀行始終堅持以開放的姿態發展普惠金融，側重加強與其他金融機構的合作，特別是注重把大銀行的規模優勢和專業優勢與中小銀行的靈活性和地緣優勢有機結合起來。在資金市場上，郵儲銀行優先與農村金融機構開展資金交易，支持農村的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間接地將郵政儲蓄資金用于農村地區的發展。

發展普惠金融的幾點建議

在普惠金融模式下實現商業可持續依然是世界性難題。在普惠金融成本高、風險大、收益低的現實情況下，對普惠金融給予合理適度的政策引導和支持，是調動金融機構積極性、促進普惠金融服務供給增加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發展普惠金融，亟需建立長效機制：

一是創新普惠金融組織體系。發展普惠金融，既不是小機構的專利，也不是大機構的特權。小機構具有地緣優勢和服務靈活的特點，但大機構則具有規模優勢和風控能力強的特點。發展普惠金融，關鍵是要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競爭的普惠金融服務體系，解決普惠金融供給不足的問題，不僅要鼓勵現有金融機構向縣域鄉鎮延伸業務，而且要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有序引導社會資本和民間資本進入這個領域。

二是豐富普惠金融產品體系。發展普惠金融，不斷擴大金融服務的覆蓋面和滲透率，滿足不同類型資金需求者的多樣化需求，離不開豐富的金融產品體系。要創新信用模式和擴大貸款抵質押擔保物范圍，構建起小額信用貸款、抵押擔保貸款、擔保機構保證貸款“三位一體”的普惠信貸產品體系，有效破解普惠金融“貸款難、貸款貴”的困局。

三是強化普惠金融政策體系。發展普惠金融，需要強化政策扶持的杠桿作用和正向激勵。要加強信貸、產業、財稅、投資政策的協調配合，綜合運用再貸款、再貼現、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等貨幣政策工具和財政貼息、稅收優惠、先稅后補等財稅政策工具，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

四是健全普惠金融市場體系。“一枝獨秀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發展普惠金融，需要健全包括銀行、保險、證券、期貨、租賃、信托等在內的功能完備的普惠金融市場體系，充分發揮不同金融機構之間的協同效應，降低普惠金融服務風險，實現綜合化、一體化服務。

五是拓寬普惠金融渠道體系。發展普惠金融，離不開覆蓋城鄉的金融服務網絡；不斷擴大金融服務的覆蓋面和滲透率，離不開金融創新。因此，應鼓勵金融機構積極運用現代科技手段，提高基礎型金融服務水平，同時，利用網絡銀行、手機銀行等新型支付工具和手段，為客戶提供更加便捷、高效、優質的現代金融服務。

第5篇：綠色金融與實體經濟范文

世界經濟復蘇將會是一個長期曲折的過程。從金融本身看,巨大的泡沫沒有徹底化解,發達國家的有毒資產比年初估計的規模翻了一番,金融體系尚需修復。從各市場主體來看,一些發達國家居民受資產泡沫破裂影響,深陷債務困境,加之失業率上升、預期收入下降,國際市場消費恢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大量企業因實體經濟衰退而倒閉,各央行釋放的流動性大多在實體經濟之外循環,中小企業融資仍很困難。全球總體產能過剩、需求不足,新經濟增長點有待培育。很多國家的政府應對之策已近極限,財政貨幣政策的回旋余地不大。更重要的是,建立世界經濟正常運行機制,需要轉變發展模式,改革現行金融體系,調整經濟結構,這必然觸及各方利益,對其中難度應有充分的估計。

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沖擊主要是實體經濟領域。由于外需急劇收縮,使中國的對外貿易明顯下降,產能過剩問題凸顯,企業效益下滑,就業壓力增大。目前,中國采取的政策措施已初見成效,但長期發展仍面臨一些不容忽視的矛盾和問題,主要是穩定外需短期難見大的成效,擴大內需還無法彌補出口下降的影響,服務業發展相對緩慢,缺乏為農民和中小企業服務的金融體系,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比較突出,經濟回升的基礎還不夠牢固。

從全球和中國的情況看,危機總體趨穩,世界經濟正處于低位震蕩的時期。為了避免重蹈上世紀大蕭條時期和九十年代日本經濟的覆轍,防止剛出現的復蘇嫩芽夭折,國際社會應該凝聚共識,穩定并繼續推進前一時期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

這場危機暴露出傳統發展模式和經濟體系中的深層次矛盾。隨著形勢的變化,傳統的國際分工、經濟結構、發展方式、治理模式都會面臨新的變化。需要立足當前,著眼于解決后危機時代更為復雜的中長期問題和深層次矛盾,積極開展前瞻研究,推動形成和諧穩定的世界新秩序:

第一,穩步推進國際金融體系改革。G20峰會以來,國際社會普遍認為,應該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完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國際金融組織,并達成了一些共識。現在的關鍵是要提出切實可行方案,并落到實處。國際社會應制定普遍接受的金融監管標準和規范,國際貨幣體系應當向穩定、可預期、多元化方向改革,并加強區域貨幣合作。

第二,促進世界經濟結構調整。金融危機的深化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儲蓄與消費關系失調。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應發揮各自優勢,促進結構調整,恢復經濟平衡。發達國家應當增加技術、服務和高端產品出口,減少經常項目赤字;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促進他們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中國家應當注重改善民生,擴大內部需求,減少對出口的依賴;改善投資環境,吸納發達國家的資本和技術轉移。

第三,堅持經濟全球化方向。國際貿易和投資一直是推動全球化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在一定程度上已使全球化受到挫折。各經濟體對市場的管制應當堅持開放透明、非歧視的原則;在對外資進入的審查中,應當避免受政治因素的影響,盡可能減少對企業并購等市場行為的干擾;嚴格限制能源資源等大宗商品的壟斷經營。發達國家應當進一步改善發展中國家外部環境,恪守援助和減債承諾,避免因金融危機使其陷入更深的困境。

第四,推進經濟綠色復蘇。能源、可再生能源、節能環保技術取得了很大進展,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技術正孕育著新的突破。發達國家應慷慨地加大這方面投入,形成新的產業亮點。沒有發展中國家的綠色復蘇,世界經濟的綠色復蘇是不可能實現的。國際社會應當在共享先進的綠色技術方面建立相應的合作機制,促進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和能力支持。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也應當從自己的國情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出發,盡可能使用環境友好技術。

中國的決策者十分重視發揮智庫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逐步形成了各種類型的智庫,在改革和發展中提出了很多富有創見性的建議,有些直接參與政策制定。近年來,中外智庫交流日益廣泛,合作更加務實。特別是本次峰會,有幸分享全球同仁經驗,對于推動中國智庫發展會有積極作用。

我國智庫在發展中應當發揮知識高度密集、善于運籌謀劃的優勢,加強事關全球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研究,在引領世界經濟早日走出危機、實現綠色復蘇中發揮更大作用。

首先,應對金融危機需要智庫提供更多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需要智庫對危機進行多維度、多視角研究,在防止危機深化、防范“次生災害”發生等方面,為政府和企業出謀劃策。

第二,科學制定公共政策有賴于智庫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智庫應開展公正獨立、客觀全面的研究,為決策提供有價值的報告和建議。同時,應主動加強同政府、企業、公眾的聯系與溝通。

第三,智庫的積極參與有助于推動政府間對話與交流。各國智庫應利用自身優勢,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搭建國際交往橋梁,推動政府間交流。

第6篇：綠色金融與實體經濟范文

7月1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7月19日，經國務院批準，中國人民銀行決定，自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

與此幾乎并行的是，2013年陸家嘴論壇于6月27日-29日在上海舉行，7月19日“綠色金融與實體經濟發展論壇”在貴州省貴陽召開，此外，有關專家也對《意見》和利率管制放開等提出了思考和建議，作出了相應解讀。可以說，論壇、專家建議與金融改革開放已形成良好互動。

流動性正常，但需加大風險管理

2013陸家嘴論壇主題是金融改革開放新布局，包括中國金融改革開放與經濟轉型升級等議題。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力挺目前貨幣政策，稱“當前我國經濟金融運行總體平穩，物價形勢基本穩定，說明穩健貨幣政策是合適的，效果是好的”，并表示人民銀行將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

針對近期銀行間市場流動性緊張的問題，中國銀監會主席尚福林表示，銀行體系流動性并不短缺。截止6月28日，全部金融機構備付金余額約1.5萬億元人民幣左右，高于正常支付清算需求量一倍還多；而近日銀行間市場流動性緊張問題已開始緩解，這種情況不會影響中國銀行業平穩運行總體格局。同時他指出一些商業銀行流動性管理和業務結構方面存在著一些缺陷，應該引起銀行業高度重視，銀行業要加大風險管理、結構調整和業務轉型的力度。

影子銀行“責任不可推卸”？

一無是處？

有觀點認為，影子銀行是美國次債危機的始作俑者。所謂影子銀行，是指美國金融市場把銀行貸款證券化，通過證券市場獲得資金或進行信貸無限擴張的一種融資方式，在我國目前表現為銀信合作理財、地下錢莊、小額貸款公司、典當行、民間金融、私募投資、對沖基金等非銀行金融機構貸款。這種融資方式把傳統的銀行信貸關系演變為隱藏在證券化中的信貸關系。

對銀行“流動性緊張問題”，市場一些觀點認為，影子銀行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現金體外循環過多，導致短時“失血”。在陸家嘴論壇浦江夜話“影子銀行的發展與監管”專題會場上，澳新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師劉利剛認為，影子銀行非常活躍，折射出中國貨幣條件過于寬松的影子，同時貨幣政策的執行沒有與時俱進，特別是在海內外經濟狀況大幅變化的情況下，央行沒作出及時反應，造成了影子銀行更大扭曲。影子銀行存在著嚴重期限錯配，借短期的錢為長期的項目融資，沒有把偏好風險的錢放在有風險的東西上，而把回避風險的錢放在偏好風險上，這樣平時風平浪靜沒有問題，一旦有問題就導致資金鏈斷裂。

而上海交通大學中國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嚴弘認為，影子銀行在一定程度上對經濟發展起到促進作用。他認為，人們的擔心主要是看不清它的真實面目，所受監管較少，投資額權益保護也不完善。解決好影子銀行問題，需要對金融體系進行較徹底的梳理和改革，讓“銀行做銀行應該做的事”，比如加快利率市場化步伐，為投資者提供更多金融投資工具，而不是一味提供理財產品。

應對量化寬松，調結構、慎管理、推改革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紀志宏在陸家嘴金融論壇浦江夜話：發達經濟體量化寬松政策對中國貨幣政策的挑戰專題會上，針對美國的QE、日本的QQE給中國的央行貨幣政策帶來的挑戰，表示：中國的貨幣政策在過去比較成功地應對了量化寬松對中國經濟或者說貨幣政策帶來的沖擊，當然這個過程非常的長。

他說，我們綜合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積累了比較多的經驗。我們發現凡是規模較大、匯率靈活程度較高、資本市場較發達、金融市場深度較大、內部程度深的經濟體，可能受到負面沖擊越小，應對也越容易，從這些角度來講中國更重要的還是加快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經濟均衡增長。從危機后經驗教訓來看，還是要加強宏觀審慎管理。“松”的周期性特別長，所以也要加強“密”周期的宏觀審慎管理，加快利率、匯率、資本市場改革，提升抗沖擊力。

QE來得如此“兇猛”，對匯率、利率改革和人民幣國際化速度，有不同聲音，是慢一點還是快一點？紀志宏說，我覺得不快不慢正好。當然要根據環境變化作調整。這些年來匯率機制、利率制度改革以及資本項目可替換，實際上都在推進，在交錯、同步進行。

“錢緊”靠創新，向綠色發展轉型

7月19日下午，貴州省貴陽“綠色金融與實體經濟發展論壇”上，針對貨幣超發，而實體經濟尤其是小微企業“錢緊”的問題，出席論壇的金融高管、專家們支招：只能依靠金融創新。將自真正交給銀行，實現利率市場化，是中國銀行業的必然選擇。中國銀行行長李禮輝指出，取消貸款利率浮動下限，將貸款風險定價自交給銀行。

他強調，金融創新同樣要與生態文明結合，不斷創新產品、改進服務，引導和推動產業轉型和升級，加大對環境友好型企業的金融支持，嚴格限制對高能耗、高污染企業的信貸投入，加大對戰略性新興產業支持，支持低碳經濟發展。

論壇召開同日，央行宣布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的決定。

不同的聲音，利于“耳聰目明”

政策往往在聽取不同聲音和實踐中得以完善。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盧鋒認為，《意見》主要涉及原則問題，具體落實措施還沒有出來。如，第九條規定“嘗試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自擔風險的民營銀行”，如何操作？

他還認為，如果匯率改革沒有到位，央行就會因此儲備過多外匯，導致貨幣過多擴張，外部壓力和矛盾增多，甚至影響國民福利分配。匯率管不好，利率就沒法持久，兩者是相聯的。匯率改革是關鍵。

銀河證券首席總裁顧問左小蕾表示，取消利率管制是利率市場化的前提。目前存款利率上限并未放開，這意味著對于金融機構的定價能力依然未構成挑戰。

而此次改革對于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不再設立上限，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表示，這意味著明確許可突破4倍限制，有利于覆蓋小微、“三農”貸款風險。

有中小銀行人士擔憂，由于在利率定價市場上歷來是“大行定價、小行跟隨”，取消貸款利率下限后，大行可利用較強的定價能力獲取更多收益，中小銀行則會面臨壓力。

第7篇：綠色金融與實體經濟范文

答：如何將光伏和資本聯系在一起是業界一直在探索的問題。互聯網能夠把千家萬戶的老百姓聯系在一起，那么，互聯網能不能把光伏產業和老百姓結合在一起呢？

大家可以看到，互聯網金融，像余額寶一下子就可以在短時間內上升到4000多億元的高度。老百姓的儲蓄一共是將近幾十萬億，這當中的一點點對于整個光伏產業來說都是巨大的資金。光伏產業一年的體量約為1400億元，整個數字對于互聯網金融來說還是很小的，并不大。

互聯網金融面臨著一個導向的問題，如果說互聯網金融沒有落到實體經濟，我相信互聯網金融的路相對來說走的比較窄一點，所有的金融我想最終一個都是為了實體經濟而服務的。

互聯網金融會讓我們的融資成本越來越低，要不然就不需要有互聯網金融，我們也希望互聯網金融能夠真正的給我們國家的實體經濟帶來很多創新的手段。

把互聯網金融的資金引到實體經濟或者引到更加進一步的綠色實體經濟上，這是國家所希望看到的，我相信也是監管部門最希望看到的。

全球第一個兆瓦級分布式太陽能電站項目，將通過互聯網眾籌平臺，眾籌網以眾籌的模式向公眾募集資金，開發1MW的光伏電站。未來，因為不同的地方光照情況不同，我們會根據每一個電站不同的地理位置、光照情況、屋頂的具體情況制定電站的模型。

目前試點的電站用的是股權眾籌，享受的是股權對應的權利，在中國股權有專門的法律保護。下一個或者是第三批的電站可能還會有更加創新的模式。

在投資領域，大家最關心的無疑就是風險的問題。有關風險問題，北大法學院和清華大學都參與了試點項目的設計，專門做了法律意見。而包括國家開發銀行、國家電力公司在內的一系列大企業都參與了資金投入。這樣做的最主要目的是能夠讓數量眾多的中小投資者們將對風險的擔憂降到最低。

第8篇：綠色金融與實體經濟范文

一、企業“三側”共體的創新發展

企業經濟上“三側”的發展，要貫徹創新發展理念，通過“三側”的整體創新，供給側主體創新和企業聯體創新，實現企業經濟創新發展。

首先，企業創新發展先要“三側”整體發展。企業經濟由消費（需要）側，供給側和生產側的“三側”組成，是企業經濟的整體，缺一不可。企業“三側”是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相互發展和循環發展。消費需要供給和需要生產，生產為了保障供給和為了消費，供給已既引導消費又促進生產。企業“三側”之間是以消費為引導，供給為主體，生產為根基，企業經濟發展的基本點是以創新為動力，科技創新為第一。把創新貫穿到企業的經營，管理，科技，制度，文化和品種，質量，成本，環保，安全等一切工作之中，才能使企業不斷擴大品種，提高質量，降低成本，增長效益，以在市場競爭中取勝而不斷發展強大。

其次，企業創新發展要以供給側為主體發展。企業的物品供給側比消費需求側和生產制造更為重要，供給是第一需求，供給是第一位的，需求是第二位的，生活消費需求和生產消費需求都以賴于供給。供給制造需求，把潛在的需求變成現實需求，進行制度供給和有效供給，使企業有錢用于創新，讓人民手中的錢用于消費。企業供給側發展的重點在于維持需求和生產的和諧發展，要調整生產與消費的位置，把過去以生產為第一位，調為第三位，把第三位的消費調到第一位。因為把生產放在第一位，會造成產不適銷，產能過剩，產品積庫，資源浪費，經濟減速，甚至使企業倒閉。把消費放在第一位，按需生產，有效供給，把產品變為消費品，使需求與生產成為一體，才能使企業經濟和諧發展。

再次，企業創新發展要聯合發展。企業經濟發展要以企業聯營為共同體。當今，在經濟全球化發展時代，國內外企業競爭非常激烈，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單靠一家企業的能量很難取勝。創新要以供給為主導，把國內外的消費者（生活消費者與生產消費者）供給者和生產者組織起來，抱成一團，參與國內外競爭，在競爭中發展取勝。供給采用契約的方式，一方同眾多消費者分別簽訂供需合約，緊緊抓住消費者，取得擁有市場的發言權和占有率，立于不敗之地；另一方面，供給企業同各類生產企業，科技企業，金融企業和服務企業等實體企業，訂立合約，引導實體企業，采用新技術、新材料、新工藝和新設備，發展新品種，提出新供給，提升新消費，同時充分利用網絡新技術，電商新平臺，把生產與消費聯合在一起，實行產銷無縫對接，產銷直接供給，減少中間環節，降低商品成本和降低物價，形成松散型的企業經濟共同體，使企業抱成一團共創威力，既能發揮個體企業的積極性，又能協調相關企業的創造力，還能促進各類企業經濟整體大發展。

二、企業“三資”共投的開放發展

企業實施供給側為主導，貫徹開放發展理念，其核心主力是要有發展資本利用資本發展經濟。企業不論是對外開放發展經濟，還是對內開放發展經濟，都需要足夠的資本，才能實現資本增值和合作共贏。因此，企業經濟發展的對外開放發展和對外開放發展，其核心，問題是要籌集發展資本，除了向金融機構貸款取得發展資本外，更重要的是應充分運用社會資金。具體的說就是對內實行開放，允許居民消費資本的投入企業運營。消費資本，就是居民消費者用現金購得企業的現貨商品，期貨商品和服務品，在一定時限內，分得一份利潤。但又不取出這份利潤，而把其利潤投入到企業，作為運營的資本，或者居民消費者化錢購得商品和服務品的全數，減生產成本和商業運營成本后的余款，作為投入企業運營資本，這就是消費資本的投入。企業應允和吸納消費資本越多，企業占領市場的份額也會越大，企業經濟發展也就會越快，消費資本是企業發展的源泉。企業在吸取消費資本參加運營的同時，還應吸收職工的智力資本投入企業運營。職工智力資本的是有價值的，能為企業創造價值，這是企業特有的核心能力。職工的智力資本由人力資本，知識資本，智能資本，科技資本，結構資本和關系資本組成。企業的科技進步，很多是由智力資本的貢獻。企業現有的貨幣資本，包括固定資本，流動資本和無形資本，都已全部投入企業運營，再加上居民的消費資本和職工的智力資本，就組成了企業貨幣資本，居民消費資本，職工智力資本的三大資本，共同投入構成了企業新的資本體系，不僅使企業經濟運營提供了足夠的資金，而且為企業經濟發展創造了新的資金來源，這是企業投資融資的一種創新。

在企業三家資本的組合和新運作的過程中，供給側要大力發揮主導作用，其主要表現在要積極發揮新消費的新引力，加速培育新供給的新功力和大力推進新產品的新能力，以使新資本的新增值。在當前要抓住的工作。先是，宣傳發動與組織消費者，積極消費，提升消費，擴大消費，發揮消費資本對企業經濟增長的基礎作用，后是及時地把消費資金流轉到生產企業，并幫助生產企業，投資新技術，開發新品種，提升新質量，降低新成本，滿足新消費。企業資本運營的報本目的在于追求資本增值。企業資本要通過企業生產，商品流通和消費購物才能增值。企業商品只有被消費者買了以后才會產生利潤，所以，供給側就要狠抓消費者，創造消費者，決定消費者，提供消費需要物品，滿足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取得供需均衡，以體現供給的質量和效率。

當前，有些企業為了資本增值，采用了《消費理財》的模式，實行消費資本增值1+3。就是動員消費者花1萬元，購得企業商品，而企業給消費者價值3萬元的商品。并把這3萬元商品，分為三份，其中一份交消費者自用，另有二份由消費者委托企業代銷，在16個月之內返利給消費者1.6萬元（按月返利10%年息為120%）。這項《消費理財》的最大特點，是使消費資本增值數量過倍，循環增值不斷增利。企業這種做法，不是以消費運營為主，而是用消費者的錢進行資本運作為主。《消費理財》在實施運營中已發生了一些難以解決的難題，主要表現在商品難以三折進貨，難以核算運營成本，難得特高利潤和難保持久發展。最大的難題在于很難持久做到3保1。因為要保證一個消費者得利，需要有發展3個消費者投入資本才能做到。要持久地保持三倍增長消費者的速度，事實上都難做到，我認為《消費理財》不屬于實體經濟行為，應當是一種虛擬經濟。如要發展虛擬經濟，但要嚴防居民消費資本大量脫離實體經濟而流向虛擬經濟，造成實體經濟空心化，使實體經濟難以生存和發展。

三、企業“三股”共力的綠色發展

企業“三股”是指企業的居民消費股，企業經營股和職工智力股。企業“三股”各自占有份額是由三資各自投入資本決定的。投資數量多少，決定股份數額多少和決定占有企業股份的比例大小，“三股”組成企業的全部股份，統稱為企業股份。企業股份的股值由企業酌情約定，企業股值是同一的，不設股值高低。企業股份是實體經濟股，適用于實體企業經濟運營，不同于企業的上市股票，上市交易是一種股票的買賣，是一種虛擬經濟行為。在市場上交易持股者，稱為股民，而持有企業實體經濟股的人，稱為股東，而股東享有企業股份的權益而股民是不可的。企業實行“三股制”，是企業產權結構的重大改革，把企業產權由單一的產權結構，改為多種產權結構，這種產權結構變革，對企業經濟發展非常有利。

企業的“三股”力量共同用于推動與加速推動企業綠色發展。企業綠色發展是企業發展的方向，企業綠色發展的目標是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企業要投入很少的綠色資源，產出更多更好更省更安全的綠色產品。在綠色生產的過程中，采用綠色技術，實行零排放，無污染，生態好的綠色環境，綠色發展是企業發展的永遠必要的條件。企業在綠色發展中，起主導力量的是綠色供給。要求供給側按照消費綠色需求，組織與發展綠色生產，供用綠色原材料，綠色科學技術，綠色生產方式，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生態綠色產品，引導消費者進行綠色，健康，智能，安全的新消費，過著綠色生活，并不斷提升與擴大消費和實行循環消費，以綠色消費推動企業綠色經濟持續發展。

企業綠色發展方式，可采用《消費者有股》的發展模式。國務院提出“要積極發揮新消費的引導作用”。新消費新供給是推動企業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消費者有股》，就是居民消費者（包括職工）用現金購得企業現貨或期貨的生活品，服務品，并把暫不用的貨品投入企業運營，作為投資企業，產生企業利潤，分利累計為股，資本循環增值。消費者持有企業股份，成為企業股東，按股享有分紅，這是企業實體經濟發展的新模式。有些企業已試行《消費者有股》，深受居民和職工的歡迎，因為這會使居民和職工，既成為循環消費者，循環投資者，又是參與監督經營者和共享分利者。對企業來說，擁有消費者越多，占有市場的份額就會越大，獲得企業發展的資金也會越多，企業經濟發展能夠更快，對國家來說，也會獲得更多的稅利和社會福利。故應該有步驟地推廣企業《消費者有股》的新模式。

四、企業“三眾”共創的協調發展

企業的“三眾”共創就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民眾創收的三眾共創。這種三眾三創要求企業經濟協作發展，居民消費者花錢購得企業商品，不僅是買了企業商品，而是花了錢投資企業，參加企業經營，進行創利的活動，廣大居民的消費活動，實際上，是最眾多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活動，居民通過網上購物，在家里就參加大眾創業了，居民只要消費就參加創業了，居民參加企業經營活動，其本身就是一項重大創新，就是進行供給創新，物流創新，互聯網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和產業創新。民眾創收，有工資性創收，也有非工資性創收，其中主要是財產性的創收，民眾的創收，除了工資性之外，主要是依賴于財產性創新。三眾三創的協同發展，就是要人人參加，人人盡力，人人享有，充分調居民和職工的積極性，同心協力地發展企業經濟，而企業經濟增長的質量，數量和速度是取決于企業和個人的積極創造性，供給側改革的關鍵是調動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

企業經濟的協調發展，要求企業經濟協調平衡發展。對企業來說，主要就是協調需求，供給和生產之間的平衡發展，銷平衡，以銷定產是企業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則。要堅持這項原則，最主要的是通過協調才能平衡，這種協調不只是靠外部措舉，而是靠企業的內部力量，也就是靠企業的供給力，來調節消費與生產的平衡，主要是充分發揮供給側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供給是企業經濟增長的源泉，供給決定需求和生產，供給創造需求和生產，供給要求按需生產，但不干涉生產，以免出現生產過剩的危機，要按照市場機制，實現供給與需求，生產的均衡，只有通過供給側的結構改革，提交供給體制的質量和效率，才能使企業經濟持續地增長。

企業經濟協調發展使企業，出現了”協同經濟”，改變了”交換經濟”。長期以來消費與供給，產生的經濟關系，都是一個內容和一次交易，錢貨兩清交換關系，亦稱為交換經濟。就是消費者拿錢購物，一手交錢，一手取貨，錢貨同時兩清，消費者與生產者、供給者的交換關系就此結束，而且永遠結束了。而協同經濟就不一樣了，消費者花錢購物，作為一項投資，參與經營運作，產生了利潤，就得分享一部分利潤，這樣的消費者與供給生產者的關系，就變成了協同合作的經濟關系，就變成了兩個以上的內容和兩次以上的經濟關系了，稱作為協同經濟關系。尤其在互聯網條件下，消費者通過網購供給平臺，銷直接見面，由生產者直接發貨給消費者，減少了中間流轉環節，降低了物品成本，增加了收益，這使協同經濟進一步得到了發展。隨著企業經濟的不斷發展，這種協同經濟將會得到更大地持續發展。這種協同經濟形式與交換經濟形式，在今后一段時期，將會同時存在，同有發展，但是協同經濟擁有分享的優勢會比交換經濟更能持續有效發展。

五、企業”三者”共增的共享發展

所謂企業”三者”共增，就是企業內的消費者的資本增收，經營者的資產增值，勞動者的資金增利。其三者共增，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共創財富，共享成果”，先要“共創財富”，后才“共享成果”，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則，對企業經濟增長的收益，進行合理的分配，各得其所，各自使用，以不斷提高生沽水半。

企業三者要共享發展成果，先要共創發展財富。企業經濟的共創發展，要求三者人人參加，人人盡力，人人從智力，財力，物力，勞力和購買力等方面，共同參加企業創造財富活動，為企業經濟發展和創造經濟效益出力。企業三者不論發展國內經濟，創造國內經濟效益，或者是發展國際經濟，創造國際經濟效益，都是三者共同創造的財富，都由三者共享其成果。企業在面年的年終，都應作出企業年度經濟總結，進行財務年度結算，為共享分配做好準備。

第9篇：綠色金融與實體經濟范文

其實，豐聯廣場與第五廣場中間僅隔有一條二環路，對于企業辦公而言，兩棟寫字樓的現代化程度并無二致，其差別主要在于兩者所處不同的行政區域。

“公司對落戶在哪里非常慎重，并非東城相比朝陽開出了多么豐厚的條件，像補貼、退稅等對類似我們這樣的企業而言，其實產生不了太大影響，重要的是東城更具有適合我們相關業務發展的氛圍。”必維(BV)國際檢驗集團北京辦公室行政經理、認證部北方區大區經理蔣林華說，作為一家以船舶檢驗入級起家的老牌跨國企業，法國必維(BV)國際檢驗集團同時也是全球為數不多的聯合國CDM項目審定驗證機構，此次搬遷緣起集團與綠色建筑認證、CDM審定等相關的“綠色產業”板塊風生水起，原有的辦公面積已經不能承載公司在這一領域的高速發展。

其實在搬遷之初，必維(BV)集團就為新辦公室的選擇確定了兩個關鍵詞：距離、理念。“距離不難理解，就是離我們的客戶要近，在這一點上，由于我們的主要客戶都是集中在東二環周邊的國內大型能源企業，豐聯廣場或是第五廣場均能滿足，但我們更注重的是新辦公室所在地政府一定要有率先實踐低碳綠色發展的理念，因為這對于集團‘綠色產業’的發展尤為關鍵。”蔣林華解釋說。

營造“綠色環境”

大多數人因為2009年的哥本哈根全球氣候大會知道了什么是低碳經濟，當概念普及期基本完成，2010年3月5日的2010-2012年《綠色北京行動計劃》正式，便被各界解讀為北京邁向低碳綠色發展之路的標志性政策。 　事實上，在此之前，有些區縣早已等不及市級政策出臺而先行一步了，東城區便是其中之一。 　2009年9月，東城區便舉辦了建設低碳綠色城區的專家論壇，“當時也只是一個想法而已，之后又經過多次對相關企業的走訪調研，使全區形成了加快建成低碳綠色城區的共識。”東城區發改委主任許匯說。 　具有實質的進展是2009年年底，區發改委組織了區產業促進局、科委開始著手編制《綠色東城行動計劃》。之后在形成初稿的情況下，又相繼召開了專家研討會和政府部門座談會，廣泛征求專家及各部門對《綠色東城行動計劃》的修改意見。

幾乎與《綠色北京行動計劃》的正式實施同步，《綠色東城行動計劃》(討論稿)也經區政府常務會審議并原則通過，開始面向東城社區居民和駐區企業征求修改意見。

人駐東城僅3個月的必維(BV)集團同樣收到了《綠色東城行動計劃》的討論稿，雖然早有心理準備，但蔣林華還是感嘆東城區政府的效率之高，“在與東城區政府的頻繁接觸中，區領導曾多次談及要建設綠色東城，可沒想到行動計劃會來得如此之快。”在他看來，從“想不想做，能不能做”到制訂行動計劃的“怎么做”，東城區離低碳綠色城區已經邁進了一大步。 　4月28日，《綠色東城行動計劃》已經東城區委常委會審議并原則通過，將于五一期間正式向全社會公布，成為全市率先制定并的區縣綠色行動計劃。

當然，建成綠色東城的前提是必須建立在“一個成功的行動計劃”之上。 　據了解，東城區為行動計劃設定的三年目標是：實現經濟發展低碳化、城市建設綠色化、低碳生活全民化、綠色發展制度化。

“為實現上述目標，東城區確定要實施‘1546’工程，即，1是大力發展低碳經濟，5是實施區域合作低碳示范、綠色建筑推廣、綠色產品技術示范、垃圾分類和居民綠色出行等五大綠色示范工程，4是開展低碳宣傳進機關、進企業、進社區、進校園等四進低碳活動，6是建立完善組織領導、政策支持、經費保障、評價考核、協調合作、人才支撐等六項保障機制。”許匯告訴記者。

按照“1546”工程構想，東城區將在2010年重點推進區公安局辦公樓、東四街道辦事處、市民中心、二中改擴建工程、王家園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玉河國際企業總部基地等標志性綠色建筑，使它們成為東城區建設低碳城區對外宣傳和展示的窗口。 　為何從綠色建筑率先人手?許匯解釋說，作為北京中心城區之一的東城，服務業比重達到了96.9％，又沒有工業廠房，所有的產業幾乎都集中在樓宇之內，選擇綠色建筑示范建設，無疑是通向綠色東城的最佳路徑。但推廣綠色建筑，僅靠開發商的自覺顯然不行，只有在政府主導之下才能得到切實推動。

盡管眼下的天氣與人們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一時間似乎“全球變冷”代替了“全球變暖”，可誰也無法否認，長遠看全球變暖仍是人類公認的未來生存面臨的最大危險，最大限度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減少能量消耗已成為人類刻不容緩的職責。但卻很少有人知道，世界上所有建筑物貢獻的溫室氣體占到了總排放的15％，比各種交通工具所排放的總和還多出1.5％。因此要追求低碳綠色發展，改變舊有的建筑模式勢在必行。

蔣林華愈發認為集團選擇東城發展的決策之英明。在他看來，不僅必維(BV)集團正蓬勃發展的綠色建筑認證、CDM等相關業務將很快在東城找到用武之地。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的率先垂范實踐，東城將會吸引到更多類似必維(BV)集團的綠色產業服務企業向這里聚集，這將為必維(BV)集團參與中國的綠色崛起創造非常重要的成長環境。

而這亦是東城區最希望看到的結果，東城區產業促進局副局長兼金融辦主任陳勇告訴記者，“對于政府來說，重要的是營造一個投資發展環境，吸引符合區域定位的產業形成集聚，此次通過實施行動計劃，可以讓社會各界看到東城區在低碳綠色城區的建設方面已經不只停留于口頭，也通過切實的行動告訴外界，東城是一片適宜綠色產業發展的樂土。”

謀劃“綠色金融”

除了必維、博奇環保、摩根大通等這些服務于節能環保的綠色企業，分布在東二環一帶包括中石油、中海油、神華等在內的龐大“能源群落”，亦是東城區發展綠色產業可以依托的重要力量，這些能源巨頭如神華集團出資400億元成立國華投資專門投資風電、水電等在新能源領域動輒數億的大手筆動作，足以為東城區率先完成綠色崛起增加了可能。

“新能源、節能環保等綠色產業和東二環交通商務區實體金融業的漸次深耕，使得東城區很有希望成為

一個獨具特色的綠色金融集聚區。”在陳勇看來，東城具有雄厚的新能源投資主體，占據全市10％份額的實體金融也已初具規模，在《綠色東城行動計劃》及相關政策的推動下，綠色與金融將在這里實現有機結合。

陳勇談到，北京市將東二環交通商務區定位為新興產業金融功能區，服務于北京市的新興產業發展，但并沒有明確到底應服務什么新興產業，而如今包括新能源、節能環保服務等在內的綠色產業在東城區的蓬勃發展，正好給新興產業指明了方向。

事實上，能源巨頭與金融的結合已有成功實踐，中石油參與了國內首家綜合性排放權交易機構――天津排放權交易所的籌辦，而達成我國自愿碳減排第一單交易的北京環境交易所，中海油、中國國電的身影也閃現其中。

“我們的目標是形成新能源投資基金、節能環保服務、專業的銀行金融產品、擔保、中介評估機構等在內的集綠色產業投融資主體與評估論證等專業組織在東城區的閉環發展。”陳勇認為，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等東城區致力發展的低碳綠色產業都具有高投入的特點，沒有雄厚資金作后盾難以支撐起整個產業的發展壯大，而東城的實體金融產業恰恰具有這種先天條件。

為強化金融對低碳綠色產業的支撐作用，帶動金融服務的創新升級，記者在《綠色東城行動計劃》中也看到了這樣的表述：東城區將吸引綠色金融和碳金融研究開發機構、節能減排評估認證及登記機構、能源審計機構、商務和科技服務機構等中介組織入駐，建立支撐低碳綠色產業發展的多層次金融服務體系。通過政府出資、社會資本參與的方式，設立低碳產業引導基金，吸引投資新能源、節能環保和碳交易領域的民間產業基金，撬動社會資本在區域內投資低碳相關產業?鼓勵區域內銀行、保險、證券、擔保等機構開發綠色金融產品，提高對低碳綠色產業的金融支持力度，與專業機構合作探索碳減排交易機制，開展包括綠色股權、知識產權、技術、產品和碳排放權在內的綠色產易，促進金融與低碳綠色產業融合發展。

“我們希望，今后大家只要一提到東城，就能想到這里擁有國內最強的綠色產業投融資氛圍。”陳勇說。

據了解，由東城區政府出資、吸引社會資本參與的低碳產業引導基金正在積極籌備之中，而6月份，東城區又將聯合北京環境交易所共同舉辦“綠色金融國際論壇”，屆時東城區不僅將發起成立綠色金融聯盟，還將會有北京綠色金融協會和碳金融研究院等“綠色金融”機構宣布落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