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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擴展性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歐洲貨幣聯盟 歐債危機 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

歐洲債務危機的爆發引發了人們對歐洲貨幣聯盟的深入思考。從政策層面上看，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存在的一些事前隱患導致了歐債危機的爆發，而歐盟目前也只能采取一些事后措施來補救。歐洲貨幣聯盟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從制定到爆發危機到實施改革的發展歷程，可以為當下熱議的中國-東盟貨幣合作項目提供豐富的經驗教訓。本文就將從歐債危機的視角來探析歐洲貨幣聯盟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

一、歐債危機前歐洲貨幣聯盟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從1999年歐元誕生到歐洲債務危機爆發之前，歐洲貨幣聯盟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主要是由《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穩定與增長公約》來規定的。

（一）貨幣政策

歐洲貨幣機構對貨幣政策策略的定義是“中央銀行決定如何實現其最終目標，即價格穩定所遵循的一套程序”。[1]可以看出兩點：貨幣政策是由歐洲中央銀行制定和實施的；價格穩定作為最重要的貨幣政策目標，其地位是既定的。[2]

歐洲貨幣聯盟相比于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貨幣聯盟，一個重要的區別是建成了一個統一的、超國家中央銀行。《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以下簡稱“《馬約》”）和《歐洲中央銀行體系與歐洲中央銀行章程》（以下簡稱“《章程》”）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歐洲中央銀行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合法性。歐洲中央銀行獨立地發行區內統一的貨幣——歐元，并在全區內自由流通和使用。

盡管貨幣政策的目標有很多個，但《馬約》規定了歐洲中央銀行體系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是維護物價穩定，即“在不妨礙穩定價格目標的前提下，歐洲中央銀行體系應該支持在共同體的總體經濟政策，以期對實現第2條所制定的共同體目標做出貢獻”。[3]

針對貨幣政策中的信貸政策，歐盟公約還規定了“不救助條款”：1.禁止歐盟機構或其他成員國為任何一個成員的財政承諾承擔責任；2.禁止歐洲中央銀行體系直接為成員國政府的預算赤字提供融資。[4]

（二）財政政策

歐洲貨幣聯盟的財政政策主要由《馬約》和《穩定與增長公約》中的相關規定來約束。

《馬約》對成員國進入貨幣聯盟的最后階段時規定了四項“入盟條件”，體現了一種相對嚴格的數量要求，但其中仍然存在著較大的靈活性：第一，財政赤字不應超過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的3%，如有超過則應保證該比例持續地、令人滿意地向參考值靠攏，或者赤字比例的突破只是暫時的、偶然的；第二，累積債務不應超過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的60%，除非超過的債務正以令人滿意的速度減少，向參考值靠攏[5]。可以看到，諸如“令人滿意地”、“暫時的、偶然的”等措辭都極為含糊。

正是由于《馬約》的規定在理解和解釋上比較模糊，靈活性強，約束力不夠，才有了《穩定與增長公約》的出臺。《穩定與增長公約》主要是對不履行《馬約》的成員國規定了具體的處罰措施：凡公共赤字超過規定標準的國家，如不按期糾正，需加納無息儲備金，一定期限后，仍不能達標的，儲備金將被作為罰款予以沒收。《穩定與增長公約》同時還規定了一些免于處罰的特殊情況，然而德國總理在當時的《金融時報》上宣稱不會讓“布魯塞爾”來支配其財政政策，公然違背《穩定與增長公約》，隨后，法國、意大利、希臘這幾個歐洲經濟大國也加入其行列，使得《公約》執行起來相當困難。

二、歐洲貨幣聯盟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存在的隱患

歐洲貨幣聯盟成立時，各國便有不同的立場和觀點，其所推行的各項政策也是在多方爭執中妥協的產物，故而不可能盡善盡美，存在的隱患和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即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不對稱性，這種不對稱性將是誘發危機的根源：

（一）政策的不對稱性導致政府過度赤字化傾向

歐洲貨幣聯盟實行的是統一的貨幣政策，由歐洲中央銀行集中管理；但是財政政策卻不統一，各成員國保持財政自。“在設計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中的財政機制時所面臨的主要挑戰在于：自主性、約束性與協調性三者之間尋求一種適當的組合。”“財政自主性和靈活性的要求源于成員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兩項政策工具的喪失，歐洲經貨聯盟事實上對成員國運用財政政策來針對國別沖擊而實現短期穩定和中期調整提出了新的要求”[6]。這樣看來，當個別成員國遭受不利沖擊時，由于貨幣政策不能自主決定，該國就只能運用財政政策，通過擴大財政赤字來緩解不利沖擊的影響。《馬約》雖然規定了3%和60%具體的“入盟條件”，但處罰措施較輕且多流于形式，雖然歐盟內部有大部分國家達不到這兩個硬性指標，但也仍未見有任何處罰。大國違反《穩定與增長公約》讓人們覺得“小”國家必須嚴格遵守規定，而“大”國家則可以有例外，故而其規定難以實行[7]。在如此寬松的財政約束政策之下，道德風險隨之增加，各國很可能選擇過度赤字來轉嫁稅務負擔。到2009年希臘債務危機爆發時，其財政赤字占GDP的比值高達12.7%，公共累積債務占GDP的比重為113%，遠超過3%和60%的上限。與此同時，愛爾蘭、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赤字比重均超過8%，而意大利的累積債務比重更是高達115%。

（二）過度赤字的財政政策產生的“外部不經濟”

成員國財政政策的過度寬松還會在聯盟內部產生不利的“溢出效應”，即外部不經濟。一旦個別成員國負債過高，歐洲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執行其貨幣政策時就會面臨壓力，從而很難堅定地貫徹其既定的貨幣政策。如果歐洲中央銀行體系無視個別成員國的財政狀況而堅定地執行其既定的貨幣政策，個別成員國的“資不抵債”就會成為一種“共同關心的事務”，因為個別成員國財政與金融狀況的惡化會引發聯盟內部的金融危機。

霍爾伍德與麥克唐納[8]也指出，一旦區域內某國由于經濟蕭條而采取擴展性財政政策，比如政府以債務形式融資，不僅會帶動該國國內的總需求，也會帶動整個區域內的需求量，引發區域內的通貨膨脹。而這種財政赤字還會使市場利率上升，緊隨其后的“溢出效應”就是區域內的匯率上升和出口下降。

三、針對歐債危機暴露的政策弊端，歐盟積極推進順應形勢的改革

2009年，希臘宣布國債高達3000億歐元之后，歐洲債務危機便以希臘為導火索逐漸拉開了序幕。整個歐元區深陷泥潭，歐元前景堪憂。由于歐元區之前明文規定了“不救助條款”，導致了危機救助方案的延緩出臺，引發了危機傳染效應。為了有效化解危機，歐盟各國推出了一系列危機救助的新機制，主要通過EFSF、ESM、IMF這三個機構組成了一個危機救助體系，保障歐洲金融穩定。

（一）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

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是歐元區17個成員國于2010年5月9日創立的由歐元區成員國共同擁有的一家公司。其主要職責是以歐元區成員國的信用作為抵押發行債券融資并向申請援助并得到批準的歐元區成員國提供緊急貸款。2010年5月歐盟出臺了危機救助應急方案，共有7500億歐元的貸款，其中，EFSF承擔了其核心部分，即4400億歐元的貸款。但EFSF存在到期日，即2013年6月30日為到期日。[9]

（二）歐洲穩定機制（ESM）

為了解決EFSF存在到期日的問題，歐盟決定于2012年3月14日創立一個永久性的危機救助機制，即歐洲穩定機制（ESM）。ESM將在2013年取代EFSF成為歐元區常設救援基金，來維護歐元區的金融穩定。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樣，當其成員國市場融資的正常途徑受阻，或面臨受阻的風險時，ESM將為其成員國提供金融穩定的支持。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都表示，ESM將和IMF類似享受優先債權人地位，但若兩者同時介入，IMF將享有高于ESM的債權人地位。

（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在1944年7月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西方主要國家的代表聯合簽訂了《國際貨幣基金協定》。1945年12月27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運而生。它與世界銀行（WBG）并列為世界兩大金融機構之一，主要負責監督匯率波動情況和各國的貿易情況、必要時提供技術和資金協助，確保全球金融制度正常運作。這次歐債危機爆發后，許多救助方案都是IMF與歐盟聯合出臺的，IMF在這次危機救助中起到了一個中流砥柱的作用。

（四）應對危機的金融安全網的初步形成

歐債危機爆發后，歐盟和IMF聯合出臺了兩大救助方案：一是向希臘政府提供1100億歐元的貸款，800億歐元由歐元區其他國家分攤；300億歐元由IMF提供。二是籌集一個規模高達7500億歐元的安全資金：2500億歐元由IMF提供；4400億歐元由EFSF提供；600億歐元由ESM提供。此后又推出了一系列危機救助方案。但始終是EFSF、ESM、IMF發揮主要作用，這三個機構共同構成了一個金融安全網，暫且不目前其作用發揮的成效如何，至少歐元區的危機管理框架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也是一種進步。畢竟都是一些事后補救措施，效果也需要經歷時間的檢驗，但有一點可以確信：歐洲貨幣聯盟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致力于危機管理體系的完善。

四、對中國-東盟推進區域貨幣合作的啟示

歐洲貨幣聯盟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從制定到暴露問題到解決問題，經歷的這一系列過程很值得我們去思考。尤其是在目前我國呼吁深化中國-東盟區域貨幣合作的背景之下。歐洲貨幣聯盟的經驗和教訓可以給我們建立貨幣合作區域提供一定的指導和參考。

（一）財政政策需要與貨幣政策相一致

這次歐債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歐洲貨幣聯盟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不協調，即一體化管理的貨幣政策和分散化管理的財政政策相沖突。中國-東盟的區域貨幣合作就必須避免這一點，盡量做到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協調一致。要想保持這種一致性的最大障礙是各國必須放棄各自的政治，但這在中國-東盟地區顯然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建立一個集中的猶如財政聯邦制的控制中心倒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早在1977年的歐洲委員會上，Mac Dougan Report就提及“一個可行的財政聯邦制的建立需要各國GNP的5%作為公共預算”[10]。中國-東盟可以借鑒上述觀點，各自出繳GDP的5%作為公共預算，形成一個類似于中央財政體系的制度安排。平時，各國可以保持較高的財政自，只有當區域內某個國家發生危機時，才動用這個中央財政體系，利用其公共預算部分，制定統一的財政政策來配合統一的貨幣政策，用于對抗區域內的非對稱性經濟沖擊。但是這種安排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一致性，并不能實現這兩種政策工具的完全協調。

（二）需要建立一個保障金融穩定的危機救助體系

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不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情況下，危機還是有可能發生，所以必須建立起區域危機救助與資金融通機制，能夠在成員國發生危機時提供足夠的流動性支持。對此，可以在成員國之間成立一個“中國-東盟債券市場”，一個健全的區域性債券市場可以為政府與私人投資者提供一種高效便捷的直接融資渠道，既能避免區內閑置資金外流，又能在危機時提供足夠的流動性支持，不至于產生資金鏈斷裂的情況。只有融資渠道的健全才能從根本上遏制金融危機。

中國及東盟各國的外匯儲備資源是比較充足的；另外，表一顯示各國居民儲蓄率也相對較高，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的居民儲蓄率甚至位居世界前列：

各國的國家外匯儲備和居民儲蓄若能有序地流入債券市場，那么“中國-東盟債券市場”將會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正是因為金融市場不夠健全，才有了較高的外匯儲備和儲蓄率，這些資金的投資需求更需要一個安全的債券市場來進行投資和融資。也就是說，建立一個“中國-東盟債券市場”不僅具備現實的資源，而且還順應了各方的利益需求。

中國—東盟區域貨幣合作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制定方面可以借鑒歐洲貨幣聯盟的相關經驗與教訓，努力保持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一致、努力建立一個保障金融穩定的危機救助體系，相信其今后一定會有更大的作為和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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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擴展性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 全民創業社會網絡乘數效應原因作用機理

一、引言

自2008年以來，就業難成為我國的社會問題之一，越來越多的人走上創業之道，全民創業成為大眾的選擇之一，一時全民創業成為社會熱點。全民創業是應對危機戰略之策，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是踐行科學發展觀的內在訴求。全民創業在于“創”字，“創”即意味著“新”，其關鍵在于如何創造新的市場、新的資源、新的顧客群、新的領域。在“創新”過程中，全民創業社會網絡出現乘數效應。“乘數效應”指的是一個變量以乘數加速度方式引起最終量的增加，它是一種宏觀的經濟效應，具有相應的社會意義。全民創業社會網絡的乘數效應一能激發全民創業激情，使創業、創新、創造成為社會實踐的主流；二能拓寬就業渠道，解決待就業人員就業問題；三能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目前關于乘數效應和全民創業的研究及成果較少，但研究全民創業的社會網絡的乘數效應意義重大，本文將從乘數效應產生的原因、作用機理來闡述問題，充實該領域研究。

二、全民創業社會網絡的乘數效應的原因

全民創業成為中國的熱潮，創業者主要是以下幾類人群：農民工及下崗人員；高校畢業生；科研單位研究人員。創業者根據數量多少可分為創業個體和創業群體。根據創業者接觸群體性質的不同，其所在的社會網絡可分為：主體網絡。全民創業的主體有正在創業的行動派、還未創業但有創業想法的思想派，因為有著相同的創業目標，創業個體或創業群體自然形成“小圈子”，該“圈子”就是他們構成的社會網絡，稱為主體網絡。主體網絡規模的大小對于創業是否成功有一定的影響；客體網絡。客體網絡與主體網絡相對，這里的客體是創業個體或群體在創業過程中接觸到的非創業者，包括當地政府、銀行信貸機構、新聞媒體、經銷商、顧客群體、合作企業、競爭對手和本公司員工。客體網絡在創業過程中發揮的作用與創業者的成功率成正相關性；第三網絡。假設創業主體所形成的大的社會網絡是全集，那么第三網絡就是主體網絡和客體網絡的余集，主要是指與創業主體的接觸頻率高但在其創業實踐中作用不大的群體，如家人、朋友、同事和鄰居。第三網絡的特征是群體類型多樣，對創業主體的作用多變。創業者將創業付諸實踐，其社會網絡出現乘數效應，具體原因如下。

1、創業主體的催生性。催生性可用“名人效應”解釋，此處的“名人”不全指已創業成功的社會公共人物，亦有一部分來自第三網絡，即親朋、同事、鄰居。“名人效應”的作用機制在于“名人”在各方面給予尚未和正在創業的主體相關刺激，包括豐富的創業經驗及指導意見和成功創業的結果。豐富的創業經驗及指導意見有助于堅定創業主體的創業想法，并在某種程度上降低創業風險。成功創業的結果有助于吸引創業主體，促成創業主體將其付諸實踐。二者相結合，出現創業者。人的社會性決定了人會互受影響，“名人”影響創業者，創業者影響創業者，不斷催生出新的創業者。這個過程類似細胞分裂，一個細胞通過核分裂和胞質分裂產生兩個細胞，新產生的兩個細胞繼續分裂，依此類推不斷增多。乘數效應通過創業主體的催生性，擴大全民創業社會網絡的范圍、規模。創業主體的催生性從數量上解釋了全民創業社會網絡的乘數效應。它使得創業主體的數量從一變為二，二變為四，最終引起創業主體在數量上的大變化，過程如圖1所示。

2、社會網絡的擴展性。擴展性可用“光環效應”解釋，此“光環效應”非彼“光環效應”，它是指創業主體所處社會網絡像光環一樣一圈一圈擴展，它表示創業主體與所在社會網絡的關系緊密程度由內到外遞減。創業個體或創業群體以自身為中心點，形成關系最為緊密的第一圈，與其相關的社會網絡主體可分為：管理層面：主要是由創業主體組成的董事會和股東大會，他們對企業有重要的決策權；公司層面：從公司與公司之間關系來分析公司的社會網絡，包括互相競爭的公司、長期友好合作的公司以及鮮有來往的公司；社會層面：該層面創業主體的社會網絡主要是當地政府及銀行信貸機構，他們可為創業者提供政策支持、信息以及資金支持；產銷層面：包括上游經銷商和下游的顧客群體。全民創業社會網絡的第二圈、第三圈甚至更多圈的社會網絡則是由第一圈的社會網絡引出，比如第一圈的固定顧客群體將其所處社會網絡中的家人朋友等變為創業主體的新的顧客，這部分群體則處于創業主體社會網絡的第二圈，依此類推，社會網絡的圈層不斷擴大，離創業主體的距離越來越遠，意味著他們與創業主體的關系緊密程度不斷遞減。當然存在特殊情況，原本處于后面圈層的社會網絡主體可以上升到前面圈層。相比創業主體的催生性，社會網絡的擴展性從結構上對全民創業社會網絡的乘數效應做出解釋（如圖2所示）。它使得社會網絡具有層級性，層級之間的關系則使社會網絡擴大或縮小。

3、創業客體的關聯性。關聯性可用“蝴蝶效應”來解釋，最初意義上的“蝴蝶效應”指的是在一個動力系統中，初始條件下微小的變化能帶動整個系統的長期的巨大的連鎖反應，本文則是強調在整個宏觀創業系統中，創業客體之間發生的變化會引起全民創業的連鎖反應。此處創業系統即為創業主體與創業客體形成的社會網絡，該網絡的形成與創業客體的關聯程度有關。關聯程度高，社會網絡緊密長久；關聯程度低，社會網絡稀疏短暫。由該關聯程度帶來的連鎖反應劇烈程度亦不一樣，關聯性強，則連鎖反應劇烈；反之，則連鎖反應平緩。創業主體在創業過程中會涉及到下列創業客體：當地政府、銀行信貸機構、新聞媒體、顧客群體、合作企業和競爭對手。如上述創業客體關系密切，他們的態度和行為互相影響，并最終對創業主體發生作用。假設某地政府為促進就業，頒布新的稅收政策和財政政策，銀行信貸機構則根據相關政策調整利率，當地新聞媒體就此事進行報道，明確表明政府鼓勵創業和利率調整，這些便于創業主體根據自身發展狀況進行借貸或是享受政策福利，如此可減少創業阻力，保證創業成功率。這就是由創業客體的關聯性引起的連鎖反應，由此產生一個相互作用的社會網絡。上述創業客體通過相互關系的緊密程度和作用于創業主體的力度大小，使得所形成的社會網絡在規模和結構發生變化（見圖3）。

三、全民創業的社會網絡乘數效應作用機理

乘數效應是經濟學的概念，指一個變量的變化以乘數加速度方式引起最終量的增加。它亦作用于管理學，在全民創業的社會網絡中通過其特有方式改變創業網絡個體或網絡群體，最終作用于全民創業的社會網絡。其作用機理具體如下。

1、全民創業的社會網絡結構內化。全民創業產生社會效應，通過一個或一類網絡帶動其他網絡個體或網絡群體，被帶動的網絡個體或網絡群體融入全民創業的社會網絡中，并依據關系緊密程度自然分布到特定網絡結構中。該網絡結構類似分子結構，根據社會網絡的分類，其結構有以下三種形狀：直線型。這種形狀適用于主體社會網絡，所有創業主體呈直線分布，新吸引的創業主體網絡在此基礎上向兩邊延伸，不改變原有的結構形狀；多面體。這種形狀適用于客體社會網絡，所有客體各自獨立又相互聯系，圍繞創業主體呈多面體，由全民創業帶動的新的網絡客體以原來的網絡為軸，不斷擴大，其基本的八面體形狀并未改變；角形。這種形狀適用于第三網絡，該網絡中各對象的親疏遠近關系決定了各對象以某一角度相鄰并以創業主體為中心呈角度分布。乘數效應使得第三網絡的對象增多，新增的對象以創業主體為中心并依據關系親密程度并入原有網絡。乘數效應不改變角形形狀，各對象的角度隨著對象的增多或減少而變小或變大（見圖4）。乘數效應引起創業主體和創業客體數量上的變化，但不改變全民創業的社會網絡的基本結構，這是乘數效應引起的全民創業的社會網絡結構內化。它的特點是不改變原有社會網絡的結構形狀，改變的只是網絡的規模大小。

2、全民創業的社會網絡關系融合。從本質上看，社會網絡就是一個關系網絡。在乘數效應作用下，全民創業的社會網絡結構內化，即數量增多、規模擴大，被吸引的網絡個體或群體根據關系緊密程度分布到該社會網絡中，通過強關系、弱關系進行融合。從“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則可看出社會網絡的關系融合。就同一個社會網絡而言，強關系與弱關系以網絡中個體或群體的同質性或異質性強弱發生作用。若新吸引的個體或群體與社會網絡中其他個體、群體的工作內容、接觸人群具有趨同性，則兩個獨立的個體或群體通過強關系融合，表現為個體與個體、群體與群體之間關系較為密切、目的較為一致、感情較為深厚；反之，則通過弱關系融合，其表現與強關系相反。強關系使得新的社會網絡出現，該網絡相對規模小；弱關系則可能使原有社會網絡面臨解體的危機。對于多個社會網絡，雖然網絡性質不同、創業領域不同，強關系、弱關系依舊對社會網絡產生作用，主要是通過社會網絡的內在文化。兩個社會網絡內在文化一致，其以共同文化為基礎會發展成新的規模更大社會網絡。這是社會網絡利用強關系和弱關系對外作用達到關系融合的目的，如圖5所示。

3、全民創業的社會網絡功能強化。功能強化是社會網絡發生強關系的直接結果。社會網絡在強關系作用下兼容性越好，功能強化力度越大；反之，則越小。而最根本原因是乘數效應引起全民創業社會網絡的功能強化。乘數效應貫穿于全民創業社會網絡的全過程。首先，乘數效應增加社會網絡的數量，擴大社會網絡的規模，內化社會網絡結構；其次，在強關系弱關系作用下，使得社會網絡不斷進行關系融合，由于全民創業的社會網絡具有社會性，具備一定的社會功能，具有相似功能的社會網絡可被融合；最后，強關系作用下的新的社會網絡則具備了兩個或以上社會網絡的功能，從而使得社會網絡功能強化。功能強化使得社會網絡更好的發揮其社會功能，創造社會價值。此外，全民創業社會網絡功能強化可以反作用于社會網絡。功能強化為強關系的發生和增強創造條件，使得尚未發生強關系的社會網絡關系變的密切，使得原本發生強關系的社會網絡關系更為密切。由于強關系的作用，社會網絡的分類更為清晰，如此可顯化社會網絡結構，有助于內化社會網絡結構，如圖6所示。

化

四、結論

全民創業是社會集體行為，其總體成效如何關系到國家政策變化、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及時了解和掌握創業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現象，對于提高全民創業的成功率十分有幫助。針對全民創業社會網絡的乘數效應這一現象，研究、分析和掌握乘數效應產生的原因及其對全民創業社會網絡的作用機理，能幫助創業個體或創業群體更好的利用社會網絡資源，達到成功創業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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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擴展性財政政策范文

自2005年7月我國實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穩中有升，升值幅度逐漸加快。2005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56%，2006年升值3.35%，截至2007年10月8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為7.5102，今年以來升值幅度為3.96%。除了相對美元，今年以來人民幣對世界主要貨幣也表現出明顯升值趨勢。根據國際清算銀行最新數據，2007年，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率升值6.19%，大大超過了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升值幅度。這說明，某些人所說的人民幣只是對美元升值，而對其他貨幣如歐元等貨幣，則因其對美元升值幅度更大而被抵消的說法并非事實。

按照傳統的宏觀經濟理論模型，貨幣升值具有緊縮效應，短期內，可能提高國內商品對外國商品的相對價格，導致本國出口下降和進口商品對國內生產商品的替代，從而降低總需求，總需求的下降將降低國內價格水平。另外，本國貨幣升值使進口貨物相對價格下降，進口替代效應也將降低國內物價水平。但近年來，采用微觀分析方法對匯率變動在企業現金流、經營績效等方面影響的實證分析表明，匯率變動的影響其實并不顯著。

目前，我國也并未因人民幣升值而緩解通貨膨脹、國際收支盈余、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等壓力，反而出現了通脹和國際收支盈余及外匯儲備增長加速的趨勢。今年以來，各類物價指數、房屋價格、股票價格等迅速上漲，通貨膨脹的陰影再次開始威脅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和穩定性，房地產等資產價格的膨脹對消費者的利益和經濟的整體競爭力造成了實質性的損害，外匯儲備管理的績效也因美元貶值加快，次級房屋貸款危機造成的全球金融市場震蕩而面臨威脅。

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增長從今年1月的2.2%持續上升至8月的6.5%，達到200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見圖1）。目前，雖然消費價格指數高漲主要歸因于食品類商品價格上漲，核心消費價格指數仍相對平穩，但基本上可以確認，已出現了溫和的通貨膨脹。伴隨消費物價上漲的是資產價格的急劇上升，包括房地產價格、股票價格的膨脹。上證指數和深圳成指2006年上漲超過130%，截至10月上旬，上證指數今年以來上漲已超過120%，達到5959點，深圳成指的漲幅更是超過190%，攀至19600點。由于種種原因，房地產價格在諸多宏觀調控措施逐步實施的情況下依然保持高速上升態勢。

按照某些相信傳統宏觀經濟理論的看法，國內物價水平上升將降低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減少貿易順差，并形成本國貨幣貶值壓力。然而，目前在人民幣持續升值的背景下，我國貿易順差仍然持續擴大，這與我國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生產資料價格同比增幅持續下降有關。生產資料價格總指數從2004年10月的10.9%下降到今年7月的2.2%，原材料等購進價格指數以及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表現出同樣的走勢。由于我國出口商品以制造業商品為主，生產成本上升緩慢使得出口貿易和貿易順差在人民幣緩慢升值過程中仍保持較長時間的增長，在外匯儲備管理體制不發生重大變革的條件下，仍將對人民幣升值形成極大的壓力。

其實，人民幣升值與通貨膨脹、資產價格的上漲并存是我國經濟內部失衡與外部失衡并存的重要表現。匯率體現的是貨幣的對外比價關系，而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上漲體現的是貨幣的國內購買力，或者說對國內商品和服務以及金融資產的比價關系，因此，人民幣升值與通貨膨脹并存的“異常”現象可以界定為人民幣對外升值和對內貶值并存。

那么，人民幣對外升值與對內貶值之間存在何種關系呢？

一方面，人民幣對外升值和對內貶值產生于共同的經濟體制因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力推行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這種發展戰略配置以國民儲蓄大于投資的宏觀經濟背景，加之中美兩國在貿易結構以及要素稟賦方面的差異，由此造成中美兩國之間持續多年的巨額貿易順差，并迅速積累起大量外匯儲備，逐漸形成人民幣升值壓力。在以往的外匯管理體制下，貨幣當局為吸收巨額外匯儲備，不得不大量發行央行票據，并造成市場流動性相當充裕。流動性膨脹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我國消費物價漲幅逐漸上升以及資產價格膨脹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人民幣對外升值，尤其是市場上長期存在的升值預期是引起資產價格急劇上升的重要因素。再者，人民幣升值壓力與通貨膨脹并存以及資產價格急劇上升的混合局面使我國貨幣當局實施貨幣政策面臨重大困境。為了防止一國貨幣過度或過快升值對經濟增長和就業造成嚴重負面影響，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如果貨幣當局一方面需要抵御對外升值的壓力，一方面又要防止對內貶值的趨勢，則魚和熊掌不可兼得，難免顧此失彼。當然，我國目前仍然實行資本項目管制，這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貨幣當局實現貨幣政策目標時受到的限制。此時，更為重要的應當是貨幣政策目標的抉擇。

從國際經驗看，面對內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本幣對外升值和對內貶值并存的局面，需要謹慎對待的并非只是升值本身，更值得關注的應當是在升值過程中制定適當的經濟政策目標和采取相應的宏觀經濟政策。貨幣當局妥善處理內部失衡與外部失衡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將影響到一國長期的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

以日本在上世紀80、90年代的經驗為例。一般認為，上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經歷的長期衰退足以作為反對人民幣升值的理由。然而，日本經濟經歷長期衰退的真正原因并不是1985年廣場協議后的日元升值本身，而是日本貨幣當局在日元升值過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適得其反的貨幣政策。日元對美元從1985年2月持續快速升值，至1988年，為了防止日元進一步升值以及緩解日元升值對經濟和就業帶來的緊縮效應，日本貨幣當局在此期間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央行貼現率從1985年初的5%下降至1988年的2.5%。隨之而來的是資產價格泡沫迅速膨脹，股票價值指數從1985年初至1989年末上漲超過200%，日本全部土地價格指數與大城市土地價值指數分別上漲170%和240%。為抑制資產價格泡沫，日本貨幣當局隨后又急劇緊縮銀根，央行貼現率從2.5%一路上升至1990年6%，資產價格泡沫由此破滅，并導致日本從1992年至2002年期間經歷了“失去的十年”。日本貨幣當局在日元升值過程中采取的貨幣政策基本成為匯率政策的附庸，為了緩解日元升值壓力而導致資產價格泡沫，最終不得不付出國內經濟長期衰退、產業競爭力下降、資產價格泡沫破滅、物價卻居高不下的沉重代價。

當初，德國與日本一樣在廣場協議中承諾本幣對美元升值，但是，由于德國早在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散后就逐步實現了馬克的自由浮動，因此，盡管在廣場協議后也面臨本幣迅速升值、國內流動性增加以及本幣資產價格上揚的局面，由于匯率是浮動的，從而較好地掌握了貨幣政策的主動性，在短期內通過內部從緊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通過上調基準利率來有效地控制本幣對內大幅貶值風險，實現了以抑制通貨膨脹為單一目標的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目標。

由此可見，在貨幣面臨升值壓力時，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至關重要，而絕非如某些人所言，并不重要。如果貨幣政策疲于應對升值壓力，很可能加大國內通貨膨脹尤其是資產價格膨脹的風險，加大經濟波動，造成金融市場動蕩。當然，雖然我國目前如日本和德國當年那樣，面臨著由于持續多年的貿易順差引致的貨幣升值壓力，但是，日本和德國貨幣當局都是在資本項目開放、資本自由流動的條件下實施貨幣政策的，因而不得不在貨幣政策獨立性與浮動匯率之間做出抉擇，而我國目前仍實行資本項目管制，這是我國在人民幣實際升值及升值預期長期存在的條件下制定貨幣政策的優勢所在。在資本自由流動下，要維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貨幣當局不得不允許本國貨幣匯率自由浮動，否則，就將喪失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從日本和德國的經驗看，日本貨幣當局為了緩解日元升值而采取擴展性貨幣政策，以犧牲國內物價穩定和帶來資產價格泡沫為代價；德國貨幣當局則堅持以國內物價和產出穩定為目標，允許馬克匯率較大幅度地波動。兩國在貨幣政策獨立性和匯率自由浮動之間，做出不同選擇并產生截然不同的經濟后果。在資本項目管制下，為了抑制通貨膨脹所采取的緊縮性貨幣政策，一方面不會導致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入，因此，相對而言不會對升值造成更大壓力；另一方面，較嚴格的資本管制還可以防止國際資本從資產價格膨脹中大規模獲利潛逃，從而減少資產價格泡沫破滅的誘因。換句話說，資本項目管制在一定程度上為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創造了條件。由于人民幣緩慢升值相對于短期內急劇升值而言，更符合我國實際情況，因此，我國貨幣當局仍然需要密切關注人民幣升值態勢，在這種情況下，資本項目管制為我國貨幣當局維持貨幣政策獨立性提供了條件。

第4篇：擴展性財政政策范文

而本文重在探求新經濟中貨幣政策是否還象過去幾十年中經濟學家解釋的那么有效，進而探詢如何運用貨幣政策能起到應有的效果，而不是與預期相反的結果。并從美國的經驗中探尋中國貨幣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們必須明確究竟什么是所謂的"新經濟",新經濟一詞是從美國泊來的，沒有非常明確的定義，但又實實在在地在美國出現，而且迅速席卷世界。歸納起來，我覺得可以概括為如下幾點：

以數字化信息技術和因特網為標志的技術變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識創新的商業模式——建立在個人信譽基礎上的風險投資制度已經成熟，被投資者所認可；

互聯網的普及速度超過了以往過去的任何發明，它以其開發性、可擴展性和互動性，迅速成為了客戶需求的新平臺，成為了一個新標準；

服務業替代制造業主宰產業發展；

全球化的各種規則開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動的摩擦；

資本市場是這一創新時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結構調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業社會中集中控制資源進行結構調整的方式已經過時；

在新經濟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遞增的軌道。這些新經濟的趨勢性特征涉及到技術、商業模式、客戶標準、產業、規則和金融工具，它們綜合貢獻給了經濟增長，構成經濟增長的新要素，這些新要素正在改變著經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從而構成了所謂的“新經濟”。

而從傳統經濟學來看,經濟的發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經濟周期是主體隨即錯誤的結果，所以政府在貨幣政策上不宜干預過多。而新凱恩斯主義則認為，經濟周期是外部沖擊對經濟產生的影響，所以貨幣政策對于克服危機，使經濟步入良性循環是大有裨益的。后凱恩斯主義認為周期的發展是政治壓力的結果，所以在貨幣政策上趨向于比新凱恩斯主義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為具體的運行，我覺得美國的貨幣政策是的趨向不是明顯的偏向于一種派別的，而是一種綜合各種觀點雜糅的體系。在強有力的實現對經濟的預期良性運行的控制的同時，盡量采取比較含蓄的，市場化方式。這種理念在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現的淋漓盡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對經濟部分失去發展表示憂慮。并認為美國經濟發展步伐放緩是能源價格大幅上升，使企業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場競爭激烈，無法使企業的損失在市場中得到彌補。而應該警惕可能出現的由金融資產縮水導致的家庭和企業的支出疲軟。廣大投資者一直以來擔心美國經濟趨向硬著陸，格氏此番撫藉言語正中他們的下懷。美國經濟減緩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術股泡沫顯然已破滅。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對近期任何經濟數據都不應該大驚小怪，異乎尋常的經濟增長速度減緩正是必要的。幾年來，需求一直超過供應。美聯儲為了緩解勞動力市場的緊張形勢，防止通脹上升，1999年中期來已將利率提至6．5％，累計加息幅度達1．75％。格林斯潘似乎認為隨著股價下降，金融市場趨緊抑制了消費者支出，經濟正走上軟著陸的軌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話語剛出，萎靡的納指馬上大漲274點，創下近三十年的單日最大漲幅。

而且我們也曾經看到，格林斯潘在過去的美國所謂的新經濟的高速列車行進中不時的用針尖刺破將要被吹漲的氣球——通貨膨脹的虛假繁榮。而我覺得他的行為正好暗合了薩繆爾森的用宏觀經濟學中的乘數原理與加速度原理對經濟周期的假設——薩氏以為在邊際消費趨向和加速度不變的情況下經濟總是上下波動。那么，一旦邊際消費發生改變，經濟的良性軌跡就極可能被改變。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漸的方式警告人們，什么時候有通脹的危險。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擔心"軟著陸"變成"硬著陸"。我個人認為僅憑這一點格林斯潘便稱得上是金融監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見得？君不見八十年代的日本雖然經濟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識到虛假繁榮背后的通貨膨脹的威脅將在未來嚴重的侵害日本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費苦心的擠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無法拉升經濟的起飛。而我們中國在經歷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長中"通脹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經濟的過熱中，施行了緊縮銀根的政策，其后雖然成功的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但是現今的通貨緊縮中，貨幣政策實行卻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釋也各不相同，但我覺得與那時的過緊是有聯系的。

而在今年，繁榮了十年的美國新經濟也遇到了極大的危機。我們觀察美國經濟的視角一般有三個：一是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費趨勢；三是明年的投資趨勢。而美聯儲在12月19日宣布維持現有利率不變。而很多經濟學都認為利率下調是在所難免的，為什么聯儲沒有行動呢？央行不愿意改變多年來謹慎的多看少動原則，他們要觀察多年的高投入，生產率增長及股市走強是否發生了逆向轉變并形成惡性循環。不過美聯儲也承認新經濟的威脅已經由通脹變為疲軟。而消費趨勢離不開收入的預期，我們知道在宏觀經濟學中有帶動消費的財富效應。從九十年代以來，美國每年因股票和房產升值而使家庭財富平均每年上升2.26萬億美圓。而儲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長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國國民的股票收入幾乎為零或負增長，而今年初對于股市的高預期造成家庭貸款消費的上升，預期的不理性將使明年的消費減少。還有就是投資，自96年以來，信息技術與通信行業吸納了大量的資金也使勞動生產率上升。新經濟的低通脹高增長也要主要歸功于資金支持——特別是在風險投資制度下的融資途徑下的電信與高科技行業的快速發展。而從目前來看，這些行業投資已經近于飽和。

所以，新經濟畢竟沒有超越過去的工業革命，電氣時代中所固有的經濟周期的制約。高利率，利潤下降，消費需求的收縮都是周期性的，少一點震蕩，快一點復蘇就是貨幣政策大有可為的地方了。經濟減速的跡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陰影，這一事實僅僅提高了人們對通脹的預期。也已有人擔心格林斯潘講話可能導致以下一種循環：由于投資者認為明年初會減息，導致股價上揚。但必須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費者支出的下降。問題在于，如果股市反彈過高，消費支出仍將強勁，如此，就不會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這樣今天的貨幣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盡管美聯儲可能調控美國經濟，使之軟著陸，投資者同時也明白美聯儲任務的難度之大。歷史經驗顯示，事實上央行是鮮難做到的。這一方面是由于處于增長減緩中的經濟比繁榮強勁的經濟更不堪經受外部沖擊。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經濟增長減速會使各種經濟、金融失衡狀況暴露無疑。隨著增長減速，原先那種以為利潤會永遠增長、股價會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費將顯然是極不明智的。同時，悲觀情緒也可能過度。今后的風險在于，美國的實際高投入、大幅提高生產率、企業利潤增長、股市走強等一系列良性循環會變為惡性循環。出現這種情況，美聯儲就需要采取減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對新經濟的新，聯邦儲備委員會也沒有什么可以認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連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國銀行家協會成立125周年的紀念大會發表的演講中認為，技術進步的飛速發展已經導致美國現有的許多銀行監管條例顯得十分陳舊和過時。

同時，他呼吁發達國家應該緊密合作，修訂各國現存的銀行監管條例以適應在新經濟中規模不斷擴大、速度不斷加快的各項金融交易活動。但是，格林斯潘也沒有提出如何修訂銀行法規的建議。他只是強調，目前的銀行監管部門在實行監管行動時更多地依靠銀行在金融市場上的自律性，運用條規開展監管活動效果大不如前。

盡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從銀行業發展的歷史角度看，加強對銀行的監督管理應該始終作為監管防范金融風險的第一道防線，這是銀行發展歷史過程中，我們獲得的一條千真萬確的關鍵的經驗和教訓。”格林斯潘對去年出臺的銀行業監管改革法案大加贊美，并指出這是“通向未來變化道路上的一面開路旗幟而已”。他還認為，全球所有的銀行監管部門都會發現現有規定條例的改革勢在必行。根據格林斯潘的估計，將來監管部門會將注意力從考慮銀行的債務比例轉向發現銀行是否有違規經營行為。格林斯潘認為，目前世界正處于一個動態變化的系統之中，要求監管部門能夠不斷調整以適應新變化。同時，隨著新經濟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統變化的日新月異，要求監管部門必須在第一時間作出相當準確的反應和行動，否則經濟形勢將向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演變。正是這種情況，要求銀行監管條例適應新時代的變化，進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國新經濟的"剪不斷，理還亂"后，再想想咋們亞洲和中國，其實發展水平還低了許多，如何借鑒美國的經驗，吸取教訓，將使我們少走許多彎路。

當年，就在美國新經濟快速成長的時期，亞洲卻出現了經濟危機，這意味著東亞的以產量為目標的“集中干預型”資源配置方式的失靈，傳統產能大規模過剩。中國則在工業化還未完成的時候，又趕上了知識經濟時代：一方面政府還有很多集中配置資源的要求，如西部大開發。在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資金與人力，從貨幣政策來看，既有貸款的優惠，也有大量的特別國債；另一方面又要面對知識時代提出的創新問題。在這種局勢下，中國的調整必須與國際調整的趨勢相一致。中國的各種產業從汽車到住房，實際上連基礎設施都有產能過剩問題，而現在中國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礎設施外，已經沒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資源突破產業瓶頸的老辦法在現時條件下已無處著力，是改變配置資源方式的時候了——應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資本市場，充分發揮資本市場的高層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間創新的動力上，比如減免知識型創新企業所得稅等類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還要在有利于新經濟成長的軟環境建設方面加強，以求有更多的知識創新企業在本地區成長，帶動經濟從舊到新的轉變。

資本市場已經成為推動技術變革和產業重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國一方面要實現工業化，承接生產力的轉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術創新時代，積極改變國內集中配置資源的方式，發揮資本市場的作用，中國1999和2000年初資本市場中股市的兩次快速攀升都與大規模的資源重新配置有關，資本市場對互聯網做出了最積極的反映，這也體現了中國資本市場開始在調整著中國的產業結構。當然，這也與借鑒美國新經濟中的明顯的財富效應的政府行為有關系。但是，由于沒有二板市場，中國資本市場的創新空間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進行并購調整結構的手段也就不足，如無法在資本市場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業退出產能等，從而使得結構調整緩慢。

新經濟的概念是與網絡化和全球化聯系在一起的，這意味著新經濟將帶來更先進的交易設備和交易手段，讓更多的國家和地區參與世界經濟的競爭。金融產業在這個大趨勢下必須要面對新的挑戰。一方面，為了在新的形勢下提高產業的競爭力，必須給金融產業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經濟大大增加了金融產業的風險，進行風險管理又要求我們中國政府加強對金融產業的監管。事實上，在這兩個目標之間是存在著一定矛盾的。我覺得這對于我國來說尚有一定的優勢——集計劃與市場于一體的貨幣政策或許會比較有效。

第5篇：擴展性財政政策范文

而本文重在探求新經濟中貨幣政策是否還象過去幾十年中經濟學家解釋的那么有效，進而探詢如何運用貨幣政策能起到應有的效果，而不是與預期相反的結果。并從美國的經驗中探尋中國貨幣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們必須明確究竟什么是所謂的"新經濟",新經濟一詞是從美國泊來的，沒有非常明確的定義，但又實實在在地在美國出現，而且迅速席卷世界。歸納起來，我覺得可以概括為如下幾點：

以數字化信息技術和因特網為標志的技術變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識創新的商業模式——建立在個人信譽基礎上的風險投資制度已經成熟，被投資者所認可；

互聯網的普及速度超過了以往過去的任何發明，它以其開發性、可擴展性和互動性，迅速成為了客戶需求的新平臺，成為了一個新標準；

服務業替代制造業主宰產業發展；

全球化的各種規則開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動的摩擦；

資本市場是這一創新時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結構調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業社會中集中控制資源進行結構調整的方式已經過時；

在新經濟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遞增的軌道。這些新經濟的趨勢性特征涉及到技術、商業模式、客戶標準、產業、規則和金融工具，它們綜合貢獻給了經濟增長，構成經濟增長的新要素，這些新要素正在改變著經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從而構成了所謂的“新經濟”。

而從傳統經濟學來看,經濟的發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經濟周期是主體隨即錯誤的結果，所以政府在貨幣政策上不宜干預過多。而新凱恩斯主義則認為，經濟周期是外部沖擊對經濟產生的影響，所以貨幣政策對于克服危機，使經濟步入良性循環是大有裨益的。后凱恩斯主義認為周期的發展是政治壓力的結果，所以在貨幣政策上趨向于比新凱恩斯主義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為具體的運行，我覺得美國的貨幣政策是的趨向不是明顯的偏向于一種派別的，而是一種綜合各種觀點雜糅的體系。在強有力的實現對經濟的預期良性運行的控制的同時，盡量采取比較含蓄的，市場化方式。這種理念在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現的淋漓盡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對經濟部分失去發展表示憂慮。并認為美國經濟發展步伐放緩是能源價格大幅上升，使企業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場競爭激烈，無法使企業的損失在市場中得到彌補。而應該警惕可能出現的由金融資產縮水導致的家庭和企業的支出疲軟。廣大投資者一直以來擔心美國經濟趨向硬著陸，格氏此番撫藉言語正中他們的下懷。美國經濟減緩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術股泡沫顯然已破滅。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對近期任何經濟數據都不應該大驚小怪，異乎尋常的經濟增長速度減緩正是必要的。幾年來，需求一直超過供應。美聯儲為了緩解勞動力市場的緊張形勢，防止通脹上升，1999年中期來已將利率提至6．5％，累計加息幅度達1．75％。格林斯潘似乎認為隨著股價下降，金融市場趨緊抑制了消費者支出，經濟正走上軟著陸的軌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話語剛出，萎靡的納指馬上大漲274點，創下近三十年的單日最大漲幅。

而且我們也曾經看到，格林斯潘在過去的美國所謂的新經濟的高速列車行進中不時的用針尖刺破將要被吹漲的氣球——通貨膨脹的虛假繁榮。而我覺得他的行為正好暗合了薩繆爾森的用宏觀經濟學中的乘數原理與加速度原理對經濟周期的假設——薩氏以為在邊際消費趨向和加速度不變的情況下經濟總是上下波動。那么，一旦邊際消費發生改變，經濟的良性軌跡就極可能被改變。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漸的方式警告人們，什么時候有通脹的危險。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擔心"軟著陸"變成"硬著陸"。我個人認為僅憑這一點格林斯潘便稱得上是金融監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見得？君不見八十年代的日本雖然經濟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識到虛假繁榮背后的通貨膨脹的威脅將在未來嚴重的侵害日本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費苦心的擠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無法拉升經濟的起飛。而我們中國在經歷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長中"通脹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經濟的過熱中，施行了緊縮銀根的政策，其后雖然成功的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但是現今的通貨緊縮中，貨幣政策實行卻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釋也各不相同，但我覺得與那時的過緊是有聯系的。

而在今年，繁榮了十年的美國新經濟也遇到了極大的危機。我們觀察美國經濟的視角一般有三個：一是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費趨勢；三是明年的投資趨勢。而美聯儲在12月19日宣布維持現有利率不變。而很多經濟學都認為利率下調是在所難免的，為什么聯儲沒有行動呢？央行不愿意改變多年來謹慎的多看少動原則，他們要觀察多年的高投入，生產率增長及股市走強是否發生了逆向轉變并形成惡性循環。不過美聯儲也承認新經濟的威脅已經由通脹變為疲軟。而消費趨勢離不開收入的預期，我們知道在宏觀經濟學中有帶動消費的財富效應。從九十年代以來，美國每年因股票和房產升值而使家庭財富平均每年上升2.26萬億美圓。而儲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長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國國民的股票收入幾乎為零或負增長，而今年初對于股市的高預期造成家庭貸款消費的上升，預期的不理性將使明年的消費減少。還有就是投資，自96年以來，信息技術與通信行業吸納了大量的資金也使勞動生產率上升。新經濟的低通脹高增長也要主要歸功于資金支持——特別是在風險投資制度下的融資途徑下的電信與高科技行業的快速發展。而從目前來看，這些行業投資已經近于飽和。

所以，新經濟畢竟沒有超越過去的工業革命，電氣時代中所固有的經濟周期的制約。高利率，利潤下降，消費需求的收縮都是周期性的，少一點震蕩，快一點復蘇就是貨幣政策大有可為的地方了。經濟減速的跡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陰影，這一事實僅僅提高了人們對通脹的預期。也已有人擔心格林斯潘講話可能導致以下一種循環：由于投資者認為明年初會減息，導致股價上揚。但必須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費者支出的下降。問題在于，如果股市反彈過高，消費支出仍將強勁，如此，就不會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這樣今天的貨幣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盡管美聯儲可能調控美國經濟，使之軟著陸，投資者同時也明白美聯儲任務的難度之大。歷史經驗顯示，事實上央行是鮮難做到的。這一方面是由于處于增長減緩中的經濟比繁榮強勁的經濟更不堪經受外部沖擊。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經濟增長減速會使各種經濟、金融失衡狀況暴露無疑。隨著增長減速，原先那種以為利潤會永遠增長、股價會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費將顯然是極不明智的。同時，悲觀情緒也可能過度。今后的風險在于，美國的實際高投入、大幅提高生產率、企業利潤增長、股市走強等一系列良性循環會變為惡性循環。出現這種情況，美聯儲就需要采取減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對新經濟的新，聯邦儲備委員會也沒有什么可以認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連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國銀行家協會成立125周年的紀念大會發表的演講中認為，技術進步的飛速發展已經導致美國現有的許多銀行監管條例顯得十分陳舊和過時。

同時，他呼吁發達國家應該緊密合作，修訂各國現存的銀行監管條例以適應在新經濟中規模不斷擴大、速度不斷加快的各項金融交易活動。但是，格林斯潘也沒有提出如何修訂銀行法規的建議。他只是強調，目前的銀行監管部門在實行監管行動時更多地依靠銀行在金融市場上的自律性，運用條規開展監管活動效果大不如前。

盡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從銀行業發展的歷史角度看，加強對銀行的監督管理應該始終作為監管防范金融風險的第一道防線，這是銀行發展歷史過程中，我們獲得的一條千真萬確的關鍵的經驗和教訓。”格林斯潘對去年出臺的銀行業監管改革法案大加贊美，并指出這是“通向未來變化道路上的一面開路旗幟而已”。他還認為，全球所有的銀行監管部門都會發現現有規定條例的改革勢在必行。根據格林斯潘的估計，將來監管部門會將注意力從考慮銀行的債務比例轉向發現銀行是否有違規經營行為。格林斯潘認為，目前世界正處于一個動態變化的系統之中，要求監管部門能夠不斷調整以適應新變化。同時，隨著新經濟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統變化的日新月異，要求監管部門必須在第一時間作出相當準確的反應和行動，否則經濟形勢將向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演變。正是這種情況，要求銀行監管條例適應新時代的變化，進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國新經濟的"剪不斷，理還亂"后，再想想咋們亞洲和中國，其實發展水平還低了許多，如何借鑒美國的經驗，吸取教訓，將使我們少走許多彎路。

當年，就在美國新經濟快速成長的時期，亞洲卻出現了經濟危機，這意味著東亞的以產量為目標的“集中干預型”資源配置方式的失靈，傳統產能大規模過剩。中國則在工業化還未完成的時候，又趕上了知識經濟時代：一方面政府還有很多集中配置資源的要求，如西部大開發。在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資金與人力，從貨幣政策來看，既有貸款的優惠，也有大量的特別國債；另一方面又要面對知識時代提出的創新問題。在這種局勢下，中國的調整必須與國際調整的趨勢相一致。中國的各種產業從汽車到住房，實際上連基礎設施都有產能過剩問題，而現在中國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礎設施外，已經沒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資源突破產業瓶頸的老辦法在現時條件下已無處著力，是改變配置資源方式的時候了——應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資本市場，充分發揮資本市場的高層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間創新的動力上，比如減免知識型創新企業所得稅等類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還要在有利于新經濟成長的軟環境建設方面加強，以求有更多的知識創新企業在本地區成長，帶動經濟從舊到新的轉變。

資本市場已經成為推動技術變革和產業重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國一方面要實現工業化，承接生產力的轉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術創新時代，積極改變國內集中配置資源的方式，發揮資本市場的作用，中國1999和2000年初資本市場中股市的兩次快速攀升都與大規模的資源重新配置有關，資本市場對互聯網做出了最積極的反映，這也體現了中國資本市場開始在調整著中國的產業結構。當然，這也與借鑒美國新經濟中的明顯的財富效應的政府行為有關系。但是，由于沒有二板市場，中國資本市場的創新空間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進行并購調整結構的手段也就不足，如無法在資本市場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業退出產能等，從而使得結構調整緩慢。

新經濟的概念是與網絡化和全球化聯系在一起的，這意味著新經濟將帶來更先進的交易設備和交易手段，讓更多的國家和地區參與世界經濟的競爭。金融產業在這個大趨勢下必須要面對新的挑戰。一方面，為了在新的形勢下提高產業的競爭力，必須給金融產業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經濟大大增加了金融產業的風險，進行風險管理又要求我們中國政府加強對金融產業的監管。事實上，在這兩個目標之間是存在著一定矛盾的。我覺得這對于我國來說尚有一定的優勢——集計劃與市場于一體的貨幣政策或許會比較有效。

第6篇：擴展性財政政策范文

制度安排是一種資源,因而制度安排是一個經濟變量。雖然美國會計學會在1966年便提出“會計是一個經濟信息系統”的觀點，但美國學術界與政府對會計安排的倚重很早就開始了。美_的會計理論研究在20世紀20、30年代便出現了相對繁榮的局面，典型的是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松散、混亂的會計實務被認為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甚至被認定為罪魁禍首，而美國政府對會計的干預與管制也不亞于其他經濟層面,1907年針對信貸危機成立了聯邦貿易委員會，1%9~1933年針對經濟危機成立了證券交易委員會。盡管把會計作為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的“替罪羊”有些言過其實，但不能否認會計與30年代經濟危機的相關關系,fl]51而最近的事件則是針對近期美國次貸引起的金融危機，SEC于2008年底了‘ReportandRecommendationsPursuanttoSection133oftheEmei^encyEconomicStabilizationActof2008：StudyonMark-To-MarketAccounting’，對公允價值會計的反思也暗示了會計與經濟波動的關聯性。種種證據表明，會計安排一直被美國視為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變量。

會計不僅對經濟交易進行反映和解釋產同時也作用于經濟交易過程，成為交易結果的參數,包括會計職業在內的會計安排成為美國的市場資源之一，會計資源在產品市場和資本市場進行充分交換，實現會計的市場價值。美國是最早實行財務會計、稅務會計、管理會計“三分”會計安排的國家，但應該注意到稅務會計領域存在的兩個典型化客觀事實:一是作為最堅定的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分離的倡導者與實踐者,美國的稅務會計缺少一個類似財務會計的概念框架，會計三大分支的管理會計

也具有相似的命運,管理會計不但沒有建立起概念框架，還經歷了約翰遜與卡普蘭所宣稱的“沒落”時代;二是盡管美國稅務會計觀念與實務的發端以及理論研究均早于中國，稅務會計理論卻并不系統,雖然以經濟學家斯科爾斯為代表創建了系統的稅務籌劃理論，但企業稅務會計理論是零碎的，而我國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萌生的稅務會計研究，至今卻構建了相對完整的稅務會計理論體系，包括相對系統的企業稅務會計理論及稅務籌劃理論。本文試圖比較中美稅務會計理論的客觀差異，從歷史與邏輯角度搜尋差異背后的內在線索，建立理論解釋視角的假說。

二、美國稅務會計理論的功與過

(一）實務研究對概念的超越

美國的會計理論研究至今沒有一個嚴格理論意義上的稅務會計概念。依據普雷維茨等學者對美國會計史的研究觀點，美國南北戰爭期間為滿足戰爭對資金的需求，林肯的財政大臣薩蒙P蔡斯的財政政策是直接對收入征稅，此舉創下了一個先例,那就是要獲取個人收入記錄，同時也標志著稅務會計的產生我國研究者曾指出“如果將納稅人向國家繳稅與其會計記錄相融合視為稅務會計產生的標志，則在公元前18世紀的巴比倫王國就已經有稅務會計了”這同美國會計的史證研究觀點在稅務會計產生標志問題上取得了相互一致的印證，表明稅務會計緣起于稅收對會計的依賴——稅收與會計強相關而引發的一系列復雜實務及理論問題。

美國會計學者的研究體現了對稅務會計的實務性解釋,威廉姆斯等學者認為,財務會計、管理會計、稅務會計是被用于描述經濟廣泛使用的三類會計信息，納稅申報表的填制是會計中的一個特殊領域，引入稅務會計信息觀念的目的是與財務會計及管理會計信息相對比,稅務會計信息對一個公司的成功經營是重要的，并關系到財務和管理會計信息,稅務會計來自于不同系統。威廉姆斯等學者的貢獻在于不但澄清了財務、管理和稅務信息的關系，還明確指出稅務籌劃是稅務會計的一個組成部分,認為稅務會計最具有挑戰性的領域不是編制納稅報表，而是進行稅務籌劃。美國的聯邦收人法典體現了對稅務會計實務的要求，并構成了稅務會計準則的一部分，根據一項以美國著名會計學府伊利諾伊大學博士論文選題的調查研究稅務會計是美國會計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在會計學理論(不包括財務管理、審計學）的12個領域中，稅務會計選題比例達到12%，僅次于會計基本理論，但選題與研究注重的是實務性強且較為具體的問題。

(二）準則論證對學科的替代

美國的稅務會計實際上僅是所得稅會計,t3]23作為所得稅會計學科理論的替代,FASB于1992年2月在全部6位委員一致投贊成票的情況下SFAS109《所得稅的會計處理》，雖然SFAS109是一個財務會計準則,卻以一個經濟學意義上的正式規則宣告了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的分離’盡管此前稅務研究作為一個分支在會計研究領域一直占有一席之地。SFAS109的《附錄A:結論依據》實質上是部分地論證了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分離的必要性及其價值，FASB認為SFAS109采用資產負債表法生成了最有用和最可理解的信息,然而針對一項認為復雜的所得稅處理方法不符合成本一效益原則的批評，FASB認為SFAS109成本與效益比是合理的。W384m5FASB對于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分離兩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會計信息質量與成本效益的論證是籠統的，而這兩個問題的充分論證對于財稅分離的有效性無疑是關鍵的，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分離如何內在而又結構性地影響并優化了會計信息?在經濟學意義上，的確存在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分離產生的交易費用問題，該如何界定、描述、計量分析，這是稅務會計目前尚未論證的一大難題。SFAS109對于稅務會計的另一個貢獻是提出納稅籌劃戰略(Tax—PlanningStrategy)，盡管現代稅務籌劃遠遠超越其所限定的范圍，但SFAS109無疑是第一個正式提出稅務籌劃概念并指出稅務籌劃與會計的緊密關系，當今的事實也驗證了SFAS109的開創性意義和示范效應,稅務籌劃離不開稅務會計，是稅務會計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經濟學理性的路徑依賴

美國的經濟學學術思想對自由市場主義的堅決維護是聞名于世的，經濟學伴隨著現代會計理論的演進，經濟學思想與經濟學家對美國會計理論的推動由來已久，從20世紀20年代起，一批經濟學學者便加入到會計研究中來（如坎寧、貝爾、愛德華茲等），通過借鑒或引人經濟學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收益概念)來建立會計理論框架，而愛德華茲、貝爾的經濟收益思想成為FASB提出“全面收益”概念并制定“報告全面收益”準則的濫觴，20世紀60年代受財務經濟學及其學者（如鮑爾、布朗等）的影響，會計盈余與資本市場關系的“經驗會計”研究開始盛行,70年代以經濟學契約理論、理論及管制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實證會計”及理論開始出現，20世紀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經濟學者莫迪利安尼與米勒的資本結構理論對現代會計學引申的相關學科——財務學的重大意義也是不言而喻的，被視為“財務理論家入侵會計領域”。

財務經濟學家斯科爾斯、公共經濟學者斯蒂格利茨同樣再次“入侵”稅務籌劃領域，斯科爾斯以經濟學的計量方法、套利理論、有效契約理論為基礎,創建了美國稅務會計理論中最為系統的稅務籌劃理論斯科爾斯的稅務籌劃理論主要以資本市場為中心，涵蓋資本品與金融品投資、公司組織形式、融資方式、企業并購、分離等資本運作,圍繞隱性稅收、顯性稅收、稅收成本、非稅成本線索與理念，構建有效稅務籌劃理論。W3_4斯蒂格利茨在公共經濟學理論中論述了避稅與稅收庇護兩個稅務籌劃概念與技術問題，盡管斯蒂格利茨認為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避稅在宏觀上使得經濟扭曲,不符合經濟學效率，但同時認為避稅(taxavoidance)是由于稅法漏洞（loophole)引致的,避稅是遵守稅法而不是違法的市場行為，這和我國學者將避稅界定為稅務籌劃邊界的研究觀點有著一致性。

三、中國稅務會計理論的是與非

(一）先入為主與后發優勢

美國稅務會計獨立于財務會計對中國會計理論研究有示范效應。1994年我國的工商稅制改革為會計理論提供了一個誘致性的制度安排,稅務會計理論發端于這個時期，?但就理論本身而言，初始階段的研究無疑受美國示范效應影響，存在先入為主的思路，是一種強制性的理論變遷——理論引進,但其后的本土化與理論深化卻體現了后發優勢。迄今為止，中國稅務會計理論包括相對完整、系統的兩大領域:企業稅務會計理論與稅務籌劃理論,研究者的理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以歷史演化軌跡和未來趨勢為依據，論證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分離的歷史必然性，以稅收與會計的關系為基礎闡述稅務會計獨立的必要性，提出在我國建立適度分離稅務會計模式的觀點;二是從學科角度討論稅務會計的概念并以高度的理論水準進行嚴格界定;三是建立相對完善、真正意義上的稅務會計理論結構——概念結構;四是構建了與國際模式不同的、以費用觀為基礎的增值稅會計理論框架;五是構建了以產品市場為主體、以會計為核心、分稅種的稅務籌劃理論，并提出基于企業價值最大化的稅務籌劃原則;六是提出稅務會計經營屬性觀點,從學科角度論述了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管理會計、財務管理的關系。

(二）“分權觀”與“集權觀”的爭議

在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分離問題上，我國一直伴隨著兩種會計觀點的博弈:基于會計權益的“分權觀”與基于財稅權益的“集權觀”。前述稅務會計研究觀點為基于會計權益的“分權觀”，可以概括為主張獨立稅務會計制度安排，尊重市場交易機制下市場交易主體(企業)對會計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有效選擇權利，而基于財稅權益的“集權觀”或者強調稅收法律對會計的控制與統領，或者倡導以稅收法律為主導的稅收法律與會計的協調，不主張獨立稅務會計安排。從世界范圍的典型會計模式——法德與英美模式來看，“分權”與“集權”反映了不同的會計產權配置觀念，⑴]36-48會計是作為私人(企業）經濟職能為私人服務，還是作為社會經濟職能為社會（國家）服務？還是既作為私人經濟職能又作為社會經濟職能？或者這兩個經濟職能哪個更為優先、更為基礎？

(三）問題一個擴展性思考

稅務會計制度安排的爭議，就其深層原因來看，核心問題在于財務會計與稅務會計分離的有效性。財務會計與稅務會計分離從屬于經濟學的制度范疇，從而具有經濟學的效率意義如果說技術創新的報酬直接表現為熊彼特的利潤的話，對于制度創新的報酬的表現形式則遠為復雜”，[⑴77制度效率的成本、損失、收益等變量往往不可直接量化，通常無法精確驗證，盡管如此，仍然存在一個從理論角度對兩者分離的邏輯檢驗,概括來說有以下幾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一是從宏觀視角來看,我國現存稅務會計理論事實性與實體性構建研究多于制度根源性研究,缺乏經濟學的制度研究，我國現時的稅務會計安排是暫時性事實還是最終有效選擇，這涉及如何從經濟學視角來解釋、預測稅務會計安排的制度變遷趨勢及財務會計與稅務會計分離的交易費用問題;二是從微觀視角即從會計視角來看，缺少對稅務會計的會計價值進一步地研究。

四、功過是非個理論假說

(一)美國稅務會計理論的成因推斷

1. 會計理論需求與供給

實證會計學者瓦茨、齊默爾曼認為,會計理論的研究可以用“需求與供給”進行“市場化”解釋。雖然2000年2月FASB最后一個概念公告，但作為會計理論研究成果的核心——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的前6個概念公告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完成。此后FASB的核心依然是利用財務會計概念框架作為指導、評價標準來制定、完善一系列財務會計準則。因此，從會計理論需求角度來看,代表權威性的FASB的理論研究需求接近飽和,會計理論剩余空間很小，會計概念結構研究的邊際利益遞減。但同時也隱含這樣一個邏輯——既然財務會計概念框架基本完善,FASB對稅務會計的理論構建需求應該增加，而事實恰恰與此相反,如何解釋？應該有這樣幾個原因可以推斷。一是從財務概念框架構建過程來看,在美國經歷了漫長的時間，其爭議和成本更是數不勝數，也讓FASB認識到構建一個會計概念框架成本太高,況且美國已經構建會計理論中的核心——財務會計概念結構,這在某種程度上產生了經濟學意義上的外部性——對稅務會計與管理會計理論的空間擠占效應;二是稅務會計的管制與參與不如財務會計那么單純,不僅僅涉及會計行業，還涉及聯邦財政、稅務、國會、立法機構等眾多具有行政權威的非會計利益集團與非會計因素，不但影響會計職業的權威性、壟斷性,而且制定稅務會計概念結構帶來的租金或經濟利潤也會被其他集團占有。三是稅務會計的復雜性極高，制定一個稅務會計概念框架難度太大,這個推斷也得到了美國會計研究領域的印證，威廉姆斯等研究者認為比起財務會計、管理會計稅務會計又相當復雜”。[4;3從以上分析來看，財務會計概念框架成熟后，以經濟人假設推理,FASB在實用主義觀念作用下，由于成本、技術等原因對其他會計分支的理論建構以消極態度對待也是合乎邏輯的。

2. 稅務會計研究選題約束——單一稅制與發達的資本市場

美國實行的是單一所得稅制，因此美國稅務會計面臨的是理論選題的單一與狹窄。如前所述,如果從所得稅會計角度來看,FASB幾經周折于1992年的SFAS109已經有所論證，單一的稅制再加上實用主義觀念限制了美國稅務會計的視野與規模，單一所得稅制同樣限制了美國稅務籌劃理論對產品市場的研究。然而，美國發達的資本市場為稅務籌劃提供了一個主要的研究選題,斯科爾斯等創建的是以資本市場為對象、高度系統的稅務籌劃理論，與我國以相對成熟的產品市場與處于新興、轉軌階段的資本市場為選題約束的稅務籌劃理論形成對照。更應該引起注意的一個細節是:美國所得稅結構中個人所得稅的主體性質對稅務會計研究注意力產生的分解效應，這同我國所得稅結構中企業所得稅主體的稅法制度又形成對比。

3.稅務會計的實務化傾向與實用主義理念

與管理會計“曾經沒落”不同的是，美國稅務會計一直處于上升趨勢,始終興旺不減，這歸功于稅務會計實用性推動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上契合了美國文化固有的實用主義價值觀并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反過來實用主義又促使美國稅務會計的實務化。

二戰后，所得稅成為聯邦政府首要的收人來源,聯邦稅制的日益龐大與復雜化引起對稅務會計空前的重視。依據美國會計史研究結論,稅收成為美國會計新的增長點，交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人數迅猛增長，第一次促使社會對稅務會計師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美國對外戰爭還產生了一種超額利潤稅，以投資資本的回報率為基礎，對財務會計和稅務會計師造成極大挑戰,公司管理層不得不關心如何進行稅務籌劃，這又一次刺激了社會對于稅務會計服務的需要。i2]36^37°從史證角度來看這兩次增長，顯而易見，對稅務會計實務與稅務籌劃這類實用性的會計供給是一種“需求一回應”的演化路徑，而美國“對所得稅會計只求操作上的可行、不求理論上的完整”W39同樣是出自實用主義的理念。

實用主義還體現在美圍會計職業界對稅務增長的參與以及對增長利益的獨占欲望上。稅法成為各利益集團間博弈的寫照，根據美國會計史證,20世紀60年代末期，美國取消簡易納稅申報表，促使稅務這一全新的職業悄然興起，“但對注冊會計師們卻如同夢魘一般”，從事稅務工作的會計師面臨兩大難題:一是擔心無限膨脹的稅務行業會給會計師職業帶來沖擊，所以，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還專門制定出稅務從業人員的道德標準,并努力促使美國國家稅務局頒布規則，規定非注冊會計師只能以“登記”名義執業;二是同律師行業在稅務問題上進行博弈，因為〗956年律師行業指責注冊會計師稅務服務是對法律業務的侵占。由此可見，稅務會計牽涉眾多利益集團,實際應用與理論創建都表明會計職業及代表會計職業利益的FASB在稅務會計的租金或經濟利潤的分享問題上一直存在實用主義的隱憂。

會計上的實用主義在會計概念結構制定上也體現得比較充分，FASB制定并概念結構，“其主要目標是為外界批評會計準則及其制定提供一種‘看上去很科學’的辯解借口，同時幫助會計職業界繼續享有會計準則制定權”，U]59從財務會計來看,是先有財務會計概念結構，然后在其指導、評價下制定財務會計準則,因此,財務會計受單一準則約束，而稅務會計受雙重準則約束——稅收法律與財務會計準則，而且稅務會計概念結構與稅務會計準則存在部分倒置程序——先有稅收法律后有稅務會計概念結構，稅務會計概念結構最優先反映稅收法律的約束，在其約束下又反映財務會計目標訴求,并指導相關財務會計準則的制定與評價,盡管會計準則機構可以理所當然地行使制定稅務會計概念結構的權利，但如前所述，稅務會計概念結構的制定涉及多元化的相關利益集團，這意味美國之所以沒有產生稅務會計概念結構,也與FASB對權威性與租金或經濟利潤的憂慮有關。

(二）中國稅務會計理論的成因推斷

1.會計理論需求與供給

20世紀90年代是中國會計理論反思與引進期，會計理論面對史無前例的研究需求，會計理論研究的邊際利益處于迅猛遞增階段，這是滋生中國稅務會計理論體系化的條件之一。在我國會計準則研究論證初期討論的諸多問題中，“對會計準則影響較大的是財務稅收制度，會計、財務、稅務之間的關系問題,是所有問題中需要優先解決的”。1994年工商稅制改革為稅務會計研究提供了一個引致的制度安排基礎，可以說我國稅務會計理論研究與以概念結構為核心的財務會計理論研究幾乎同時進入一個此前近乎零供給的會計理論研究市場,這無疑大大降低了財務會計理論對稅務會計理論的外部性擠占效應。在經濟學意義上，市場規模決定分工程度，市場越大分工越精細，分工提高了研究效率并由此產生規模效應，顯然，當時的中國會計理論需求是一個巨大的市場，會計理論研究的分工產生了一定的規模效應，短短10余年的巨大變遷與成就也驗證了這種市場分工帶來的好處。

瓦茨、齊默爾曼認為只要能夠以較低的成本提供會計研究，那么會計研究的供給就會對需求作出反應,葛家澍、劉峰也認為如果將理論視為一種“商品”，那它的提供者會因提供這種特殊的商品而獲益。萌生于20世紀90年代的稅務會計理論研究正處在經濟利潤不為零的非均衡時期，在這樣一個巨大的市場里將會獲得新興市場超額利潤的好處。理論提供者的收益可以視為會計理論的作用之一，盡管是比較間接的作用，當利潤與創新之間的聯系成為社會共享的信息時，利潤將不再是創新的可能結果,它變成了創新的激勵，巨大的經濟利潤是我國稅務會計理論研究持續增長并完成體系化建構的不可忽視的驅動力。

2. 稅務會計研究選題約束——雙重稅制

稅務會計研究選題的寬度帶動了稅務會計理論的深度與厚度，這是中國稅務會計理論體系化的滋生條件之二,也是一個基礎條件。1994年稅制改革后，我國實行增值稅與所得稅雙主體稅制結構.，增值稅使稅收法律與會計發生更大面積的沖突，并使得稅法與會計沖突凸現實質性與細節性，如果說所得稅是通過收益間接作用于生產過程，那么增值稅則是直接介人生產當中，其對財務會計確認、計量以及目標的實現產生了強烈噪音。而實施增值稅的國家和地區，其增值稅會計處理方法基本上都是稅法導向的財稅合一模式，存在諸多弊端，n5H9FASB也因美國不實施增值稅而沒有制定增值稅會計準則，因此，我國學者在沒有國際參照與示范前提下的增值稅會計理論的構建，便具有理論探索與準則指導的雙重價值。研究者主張以會計目標為起點構建增值稅理論框架，以增值稅費用觀構建財稅適度分離的增值稅會計模式，設計財稅適度分離的增值稅處理方法,并指出在增值稅會計準則建設上不可能寄希望于FASB與IASB,中國有必要、有條件制定區別于他國的增值稅會計準則。fl5]52_53

3. 反實用主義邏輯的理論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