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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商務部對外直接投資范文

商務部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超2300億美元，境外企業資產總額達1.2萬億美元，遍布174個國家和地區。

9月9日，在廈門舉行的2010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與風險管理論壇上，商務部及外經貿專家一致認為，境外并購將成為中國資本全球化的重要形式。同時，他們也提醒說，中國民企“走出去”必須關注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的不同與變化，防范風險。

大步“走出去”

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已到高速發展時期――連續8年，中國對外直投保持著增長勢頭，年均增速高達48.6％!

2009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下降了37％，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卻逆勢增長6‰，投資凈額565.3億美元，在全球打乍名升至第六位，居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首位。商務部副部長王超在論壇上指出，由于中國經濟在此次金融危機的良好表現，使許多國家更加重視吸引來自中國的投資。這使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空間得以拓展，全球化經營的機會進一步增加。

9月7日，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2010～2012年世界投資前景調查報告》也指出，2010～2012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勢頭令人矚目，超過德國、英國、法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最具潛力的對外投資國。

“去年全國人均GDP已達3679美元，到2020年，這個數字將達5000～6000美元。而一般說來，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GDP達到2500～4000美元時，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增速將超過吸引外資，超過4000美元后，對外投資將高速發展。”對外經貿大學教授盧進勇在論壇上指出。

這意味著，10年后，中國將徹底成為對外投資的現實大國。對此，中國商務部投資促進事務局局長劉作章表示，中國正經歷從以“引進來”為主向“引進來”和“走出去”并行的轉變，“走出去”是中國企業國際化的必然選擇。

海外并購豎民企品牌

在直接對外投資中，比起征地建廠的“綠地投資”，跨國并購速度更快，投資周期更短，因此也更受對外投資企業的青睞。特別是對于民營企業來說，收購國際品牌實現對外投資的同時，也對企業國際影響力的提升大有裨益。

去年中國的海外并購在對外投資中占比僅為31％，與發達國家70％的占比還有一定差距。而今年以來，中國企業在采礦業、汽車制造業、IT產業、服務業和清潔技術產業等領域，陸續都有引人注目的境外并購案例。

在海外并購案例中，民營企業的身影頻繁閃現。特別是吉利迎娶沃爾沃。實現技術水平和品牌效應的大幅提升。被視為中國企業參與國際投資的成功范本。

“不過，中國民企海外并購風險大，尤其是品牌收購，企業家別把兒媳都當閨女養。”盧進勇教授提醒說。他認為，并購企業風險大，品牌并購風險更大，別人的好品牌不會輕易拿出來賣。目前中國企業并購品牌仍存四大誤區：以為收購品牌定會快于自己培養；把買來的品牌當做主導品牌；以為賣家會把好的品牌與技術都賣給自己；以為買來的品牌，自己可以隨意擺布。

同時，民企對海外投資的經驗較為欠缺，且資金實力不如國企雄厚，因此風險更大，需更謹慎。此外，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還面臨諸多不確定因素。中國出口信保公司副總經理劉永信說，比如文化差異、他國投資保護等因素。

“一個誘人的項目，也可能意味著相當大的風險。風險評估、可行性評估都不可少，還要尋求政府部門支持。”盧進勇教授為有意投資海外的中國民企支招，　“商務部有對外投資國別指南、中國出口信用保險有國家風險報告，民企可借此初步了解投資意向國，然后聘請會計師事務所、律師所開展后續事項。”

看指南評風險學經驗

“9?8”期間舉行的中國對外投資促進國別報告會暨投資環境說明會上，由中國商務部投資促進事務局組織編寫的英國、德國、芬蘭、土耳其、芬蘭、新西蘭等6本對外投資國別報告正式，為有意“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提供了權威的投資指南。

對于眼下逐漸興起的海外投資熱潮，商務部副部長王超提醒說，中國企業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一些因素正在加大對外投資的難度：世界金融危機導致的世界經濟增長模式調整過程極為復雜，經濟完全走出低谷還需相當時間。同時，中國經濟也存在一些突出問題。

同時，借鑒先行者的經驗也非常重要。例如，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常常遭遇目標投資國以安全問題進行阻撓，而避免此類困擾的關鍵在于“本土化”――出海，就意味著入鄉隨俗。

第2篇：商務部對外直接投資范文

公報指出，截至2005年底,中國近4000家境內投資主體共在全球163個國家(地區)設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以下簡稱境外企業）6426家。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以下簡稱流量）122.6億美元，同比增長123%；截至2005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以下簡稱存量）572億美元，較上年增加124億美元；2005年，通過境外企業實現的進出口額577億美元；境外企業就業人數達到47.4萬人。據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的《2005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04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出）流量為7302.6億美元，存量為97322億美元，以此為基期進行測算，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分別相當于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出）流量、存量的1.68%和0.59%。

對外直接投資概況

公報分幾個部分綜合闡述了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概況：

一、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

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首次突破百億，達到122.6億美元，同比增長123%；其中股本投資38億美元，占31%,利潤再投資32億美元，占26%，其他投資52.6億美元，占43%。2002至2005年四年間,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年均增長速度為65.6%，2005年流量較上年增加1.2倍，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開始步入較快發展期。

在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較快發展的動因時，公報指出，首先是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奠定了良好的物質基礎。據國家統計局初步核算，200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8.23萬億元,同比增長9.9%， 這是中國經濟連續三年保持10%左右的增長率。在世界銀行公布的2005年全球主要國家的GDP排名中，中國以2.229萬億美元的GDP總量，超過意大利和法國，并略微超過英國，成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同年底中國的外匯儲備以8188.72億美元，位居世界首位。在人均GDP方面，包括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蘇、廣東、山東、遼寧、福建九個省市超過了2000美元，達到2004年世界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其中上海、北京人均GDP超過了5000美元，這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了物質可能。

其次，政府部門積極推動對外投資便利化，建立、健全對外投資的促進、服務體系，為中國企業境外投資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

2004年，為了推進對外投資便利化的進程，商務部根據《行政許可法》和《國務院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在2003年行政審批改革試點的基礎上，下發了《關于境外投資開辦企業核準事項的規定》，并與國務院港澳辦聯合下發了《關于內地企業赴香港、澳門投資開辦企業核準事項的規定》。上述規定在全國范圍內委托下放境外投資核準權限，簡化手續，進一步體現了在市場化原則下國家投資體制改革的精神和政府職能轉變的要求，對推動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為引導企業對外投資，商務部、外交部了《對外投資國別產業導向目錄（一）》、《對外投資國別產業導向目錄（二）》、并制定《在拉美地區開展紡織加工貿易類投資國別導向目錄》、《在亞洲地區開展紡織服裝加工貿易類投資國別指導目錄》，為企業境外投資創造了良好的服務環境。

截至2005年底，中國共與87個國家正式簽訂了避免雙重征稅協定，《內地與香港對所得避免雙重征稅的安排》以及《內地與澳門對所得避免雙重征稅的安排》均已生效；截至2005年12月31日，中國共與116個國家簽訂了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為中國企業通過法律的方式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提供了法律保障。

第三，國家財政對“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加大，中國企業主動對外投資的積極性不斷提高。

2005年財政部、商務部聯合下發了“關于印發《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專項資金管理辦法》的通知”，決定對境外投資采取直接補助和貼息方式予以支持，引導和鼓勵企業到境外投資辦廠、設立研發中心、開展農林牧漁業合作等。

第四，國內銀行、保險業主動參與企業大規模對外投資活動的意識不斷增強。

隨著中國企業綜合能力的提高，近年來中國企業跨國并購業務逐年增加，單筆項目的收購金額也越來越大。2005年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收購哈薩克斯坦PK石油公司，收購金額達41.84億美元，是目前中國企業海外實際收購業務的最大金額，此項目得到了國內多家銀行的積極支持。

公報認為，中國企業的總體實力增強也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得以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在美國《財富》雜志公布的按銷售收入排名的2005年世界500強企業名單中，中國內地企業有15家入選，其中中石化、國家電網公司、中石油三家企業進入前50強，中石化公司以年銷售收入750.76億美元位居第31位，是中國企業上榜以來的最高名次。2005年，入選《財富》世界500強的10家非金融類企業的當年投資流量76.3億美元，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總額的62.2%；存量達201.3億美元，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總額的35.2%。據商務部統計，2005年中國非金融類境外企業的銷售收入較上年增長42.4%，利潤總額較上年增長46.6%。

從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地區分布情況看，拉丁美洲地區為64.7億美元，占52.6%，主要流向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巴哈馬，亞洲地區43.7億美元，占35.6%，其中，香港地區34.2億美元，以下依次為韓國、馬來西亞、也門、蒙古、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越南、老撾等國家，歐洲地區5.1億美元,占4.2%,主要流向俄羅斯、德國、哈薩克斯坦、英國、吉爾吉斯坦等國家；非洲4億美元，占3.3%,主要流向蘇丹、尼日利亞、南非、幾內亞、埃及等國家；北美洲3.2億美元，占2.6%，主要流向美國、百慕大群島、加拿大；大洋洲2億美元，占1.7%，主要流向澳大利亞。

2005年通過收購、兼并方式實現的直接投資65億美元,主要包括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收購哈薩克斯坦PK石油公司的投資，中國網通集團通過其BVI公司收購香港電訊盈科有限公司股份的投資，上汽集團收購韓國雙龍汽車公司股份的投資等。

二、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

從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地區分布情況看，亞洲地區406.3億美元，占71%，主要分布在香港、韓國、澳門、新加坡、越南、泰國等國家（地區）；拉丁美洲地區存量114.8億美元，占20%，主要分布在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歐洲地區15.98億美元，占2.8%，主要分布俄羅斯聯邦、哈薩克斯坦、德國、西班牙、英國等；非洲地區15.9億美元，占2.8%，主要分布在蘇丹、阿爾及利亞、贊比亞、南非等;北美洲地區12.6億美元，占2.2%,主要分布在美國、百慕大群島、加拿大；大洋洲6.5億美元，占1.1%，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亞、新西蘭。

從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行業分布情況看，商務服務業（主要為投資控股）165.5億美元，占28.9%；批發和零售業114.2億美元，占20%；采礦業86.5億美元，占15.1%；交通運輸和倉儲業70.8億美元，占12.4%；制造業57.7億美元，占10%；房地產業15億美元,占2.6%，電信和其他信息傳輸業13.2億美元，占2.3%；建筑業12億美元,占2.1%；其他37.1億美元，占6.6%。

三、中國對避稅地的直接投資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把香港、英屬維爾京、開曼群島、百慕大群島、巴拿馬、新加坡、盧森堡、瑞士等近20個國家(地區)定義為避稅地，其主要特征有：稅率相對較低、銀行或商業保密程度高、金融業占主導地位、通訊設施現代化、不實行貨幣管制、無須向監管或統計部門提交財務報表等。隨著跨國公司日趨成熟，通過避稅地投資的做法在國際上被普遍采用，投資者以適當的組織結構使其投資的地理分布多元化，通過特別目的實體（SPE）的建立使融資可以從企業的內部和外部同時進行。這些組織結構通常被稱為管道公司、控股公司、財務公司和地區總部等，它們在將國際經營的稅收總成本降到最低的同時，還可以避免匯率風險，將貨幣管制降到最低水平，避免不必要的國際資本轉移。因此許多國家（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初始地或外來直接投資的來源地大多集中在這些避稅地。

公報指出，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向避稅地的金額為99.2億美元，占流量總額的81%，主要分布在開曼群島、香港地區、英屬維爾京群島、百慕大群島。

2005年,中國對避稅地直接投資的存量金額482億美元，占存量總額的84.3%，主要分布在香港地區、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百慕大群島、新加坡。

四、中國對主要經濟體的投資情況

（一）中國內地對香港地區的投資

2005年中國內地對香港地區的投資流量34.2億美元，占流量總額的27.8%，同比增長30%；主要流向批發零售業、商務服務業、交通運輸及倉儲業、房地產業、制造業等。

2005年中國內地對香港地區的投資存量365億美元，占存量總額的63.8%。從行業構成情況看，批發和零售業占25.4%，商務服務業占24.1%；交通運輸及倉儲業占16.9%；采礦業占15.9%；房地產業占3.8%；制造業占3.6%；信息傳輸及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占3.4%;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占3.4%；水利及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占2.4%；其他行業占1.1%。

（二）中國對歐盟的投資

商務部統計結果顯示，2005年,中國對歐盟25個成員國中的23個國家有投資發生，存量金額7.3億美元，其中2005年流量1.85億美元。

從2005流量情況看，流向制造業的投資1.03億美元，占55.7%，主要分布在德國、意大利、英國、法國；批發和零售業0.62億美元，占33.3%，主要分布在德國、英國；商務服務業占2.6%，主要流向德國、荷蘭；餐飲業占1.5%，主要分布在荷蘭、英國；其他行業占6.9%。

從2005存量情況看，批發和零售業2億美元，占27.4%，主要分布在英國、德國、瑞典、法國、意大利；制造業2億美元，占27.4%，主要分布在德國、法國、意大利、英國、瑞典、荷蘭；農林牧漁業1.25億美元，占17.1%，主要分布在西班牙；采礦業占12.7%，主要分布在丹麥；交通運輸及倉儲業占5.8%，主要分布在德國；商務服務業占3.1%，主要分布在德國、法國、荷蘭；居民和其他服務業占1.8%；餐飲業占1.3%；其他行業占3.4%。

（三）中國對美國的投資

對中國在美國設立的700多家直接投資企業統計數據的匯總顯示，2005年中國對美國投資流量為2.32億美元，存量為8.22億美元。

從中國對美國的投資流量的行業分布情況看，批發和零售業占62.4%，制造業占24%，采礦業占8.8%，交通運輸及倉儲業占4.7%，其他行業占0.1%。

從中國對美國的投資存量的行業分布情況看，批發零售業3.2億美元，占39%；制造業2.44億美元，占29.7%，主要分布在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紡織業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通信設備及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等；交通運輸及倉儲業占10.5%；信息傳輸及計算機和軟件業占6%；商務服務業占5.7%；采礦業占3.3%；建筑業占1.8%；房地產業占1.7%；其他行業占2.3%。

（四）中國對澳大利亞的投資

根據中國在澳大利亞設立的近200家境外企業統計數據的匯總顯示，2005年，中國對澳直接投資流量1.93億美元，占對大洋洲地區投資流量的95.2%；存量5.87億美元,占中國在大洋洲地區投資存量的90.3%。

2005年中國對澳大利亞投資主要流向采礦業，占對澳投資總額的85.7%；其次為批發和零售業，占8%。從投資存量的行業分布情況看，采礦業占41.5%；批發和零售業占36.4%；制造業占16%；交通運輸及倉儲業占3.1%；其他行業占3%。

（五）中國對俄羅斯聯邦的投資

對中國在俄羅斯設立的近400家境外企業統計數據的匯總顯示,2005年中國對俄的投資流量2億美元,占對歐洲地區投資的40.2%；存量4.66億美元，占中國對歐洲地區投資存量的29.1%。

從2005年中國對俄羅斯投資的流量行業分布情況看，農林牧漁業占27.6%；采礦業占25.8%；制造業占16.6%；房地產業占12%；批發和零售業占6.3%；商務服務業占5.1%；建筑業占3.4%；交通運輸業占2.5%；其他行業占0.7%。

從2005年中國對俄羅斯投資存量的行業分布情況看，農林牧漁業占24.4%；制造業占22.2%；商務服務業占17.1%；采礦業占13.1%，批發和零售業占10.5%；房地產業占7.2%，建筑業2.6%，其他行業占2.9%。

（六）中國對東南亞國家聯盟的投資

2005年，中國對東南亞國家聯盟（以下簡稱東盟）十國的投資存量為12.56億美元,其中2005年當年流量1.58億美元。中國對東盟投資流量的44%流向批發和零售業，主要分布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其次為采礦業，占23.3%;以后依次為制造業（19.5%）、建筑業（7%）等。

從2005年中國對東盟投資存量的行業分布情況看，制造業4.37億美元，占35%,主要分布在泰國、馬來西亞、越南、柬埔寨等國家；批發和零售業2.98億美元，占23.8%，主要分布在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等國家；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供應業0.97億美元，占7.8%，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亞、柬埔寨；商務服務業0.81億美元，主要分布在新加坡；建筑業0.77億美元，占6.2%，主要分布在泰國、新加坡、菲律賓；采礦業0.7億美元，占5.6%，主要分布在老撾、印度尼西亞；交通運輸及倉儲業0.61億美元,占4.9%，主要分布在新加坡;專業技術服務業0.46億美元，占3.7%，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亞、泰國、新加坡；農林牧漁業0.33億美元，占2.6%，主要分布在越南、柬埔寨、緬甸；房地產業0.31億美元，主要分布在越南；餐飲業0.14億美元,占1.1%;其他行業占1%。

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存量的特點

公報從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和存量兩個方面分別闡述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

在分析概括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特點時，公報指出，第一，2005年對外直接投資額首次超過100億美元。

第二，通過收購、兼并實現的直接投資占到當年流量的一半。

第三，境內投資主體對境外企業的貸款形成的其他投資在直接投資中占43%。

第四，以投資控股為主的商務服務業投資占當年流量的四成。公報中顯示，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向商務服務業49.4億美元,占當年流量的40.3%；制造業22.8億美元,占18.6%,主要是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紡織業、木材加工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業等；批發和零售業22.6億美元，占18.4%，主要是從事進出口貿易類企業的投資；采礦業16.8億美元，占13.7%，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黑色金屬礦采選業的投資；交通運輸、倉儲業5.8億美元，占4.7%，主要是水上運輸業的投資；其他行業5.3億美元，占4.3%。

第五，在開曼群島、香港地區、英屬維爾京群島等傳統避稅地投資占當年流量的81%。

第六，對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資64.7億美元，占流量總額的52.6%，首次超過亞洲地區躍居第一。公報亦詳細列述了對全球各地區直接投資的情況：亞洲43.7億美元，占35.6%；其中，香港地區34.2億美元，以下依次為韓國、馬來西亞、也門、蒙古、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越南、老撾等國家。歐洲5.1億美元,占4.2%，主要流向俄羅斯、德國、哈薩克斯坦、英國、吉爾吉斯斯坦等國家。非洲4億美元,占3.3%，主要流向蘇丹、尼日利亞、南非、幾內亞、加篷、埃及等國家。北美洲3.2億美元，占2.6%，主要流向美國、百慕大群島、加拿大。大洋洲2億美元，占1.7%，主要流向澳大利亞。

第七，地方的對外投資流量較上年增長一倍多。2005年，地方對外投資額20.6億美元，較上年增長111.5%。其中，上海、浙江、廣東、黑龍江、山東五省市投資最為活躍，當年對外直接投資額均超過1億美元，分別較上年增長224%、119%、49%、195%、195%，以下依次為北京、江蘇、河南、河北等。

公報同時概括了2005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特點：

第一，存量規模繼續放大，投資分布的國家（地區）更為廣泛。2005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572億美元，較上年末增加124億美元，共分布在全球163個國家和地區，較上年末增加14個。

第二，從存量的構成情況看，股本投資197.3億美元，占34.5%；利潤再投資270.4億美元，占47.3%;其他投資104.3億美元，占18.2%，利潤再投資所占比重最大。

第三，從行業分布情況看，商務服務業和批發零售業占到投資存量的一半。公報顯示，2005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主要分布在以下行業：一是商務服務業（主要為投資控股）165.5億美元，占28.9%。二是批發和零售業即進出口貿易類的投資114.2億美元，占20%。三是采礦業86.5億美元,占15.1%，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黑色金屬、有色金屬礦采選業。四是交通運輸、倉儲業70.8億美元，占12.4%，主要是水上運輸業。五是制造業57.7億美元，占10.1%，主要分布在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紡織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醫藥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如鋼、鐵），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電器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等。六是房地產業15億美元，占2.6%。七是信息傳輸業、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13.2億美元,占2.3%，主要是電信和其他信息傳輸服務業的投資。八是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13.2億美元，占2.3%，主要為其他服務業的投資。九是建筑業12億美元，占2.1%。十是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9.1億美元，占1.6%。十一是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察業6億美元，占1%，主要是專業技術服務業的投資。十二是農、林、牧、漁業5.1億美元,占0.9%。十三是其他行業3.7美元,占0.7%。

第四，中國在亞洲、拉丁美洲地區的投資存量占到九成。公報顯示，亞洲地區406.3億美元,占71%,主要分布在香港、韓國、澳門、新加坡、越南、泰國等國家（地區）；拉丁美洲地區存量114.8億美元，占20%，主要分布在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歐洲地區15.98億美元，占2.8%，主要分布俄羅斯聯邦、哈薩克斯坦、德國、西班牙、英國等；非洲地區15.9億美元，占2.8%，主要分布在蘇丹、阿爾及利亞、贊比亞、南非等;北美洲地區12.6億美元，占2.2%,主要分布在美國、百慕大群島、加拿大；大洋洲6.5億美元，占1.1%，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亞、新西蘭。

第五，從存量規模上看,中央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占81.8%，地方的投資存量為93.8億美元，較上年增加28.8億美元，廣東省雄居榜首，以后依次為上海市、北京市、山東省、浙江省、江蘇省、黑龍江省、河北省、福建省、河南省。從所占比重看，2005年末地方投資存量占16.4%，較上年末提高兩個百分點。

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構成

公報分析指出，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主體多元化格局比較明顯,國有企業占整個境內投資主體的比重由上年的35%降至29%，而有限責任公司所占比重為32%，較上年增加4個百分點，有限責任公司所占比重超過國有企業躍居投資主體首位。

公報還顯示，中央企業僅占境內投資主體總數的7%，地方占93%，其中浙江、廣東、山東、福建、江蘇、上海、黑龍江的境內主體數量占全部的62.5%；浙江省的境內投資主體數量居首位，共949家，占境內主體總數的23.6%；七成的私營企業投資主體來自浙江、福建兩省。

從境內投資主體的行業分布看，制造業占到投資主體總數的五成半,主要分布在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紡織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工藝品及其他制造業，醫藥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金屬制品業等。

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地區和行業分布

公報指出，根據6426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統計資料匯總顯示：2005年底，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以下簡稱境外企業）共分布在全球163個國家和地區，占全球國家（地區）的71.2%,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572億美元,從境外企業的分布情況看,亞洲、歐洲地區投資覆蓋率分別達到93%和85%。

從境外企業的國別（地區）分布來看，香港、美國、俄羅斯、日本、越南、德國、澳大利亞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境外企業的45.6%；其中在香港的境外企業占16.5%,美國占10.3%，俄羅斯占5.8%，日本占3.8%，越南占3.5%，德國占3.1%，澳大利亞占2.6%。

從境外企業的行業分布情況看，制造業占境外企業總數的34.7%，批發和零售業占17.5%、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占17.5%,建筑業占7.6%。

從境外企業的設立方式情況看，子公司及分支機構占境外企業數量的96%，聯營公司僅占4%。

第3篇：商務部對外直接投資范文

一、個人境外直接投資管理現狀

（一）較法人境外投資而言，個人境外投資管理法規不健全，基本處于粗放狀態按照目前的外匯管理法規，從主要的審核要素及登記管理環節來看，境內居民個人境外投資在外匯管理環節較境內機構境外投資寬松許多。如下表所示：從實際情況來看，個人境外直接投資基本上屬于粗放管理狀態，其投資規模、經營狀況、盈利能力等無法進行統計。

（二）政策環節未理順，現居民境外投資項目的投資款流出及收益流入，大多以各種變相甚至非法的形式進行由于政策障礙，目前已有的國內居民境外投資項目的投資款流出及收益流入，往往通過個人分拆結售匯、黑市購匯及現鈔攜帶等變相甚至非法的形式進行。一是個人直接投資管理規定可操作性不強。2006年的《個人外匯管理辦法》規定，境內個人對外直接投資符合有關規定的，經外匯局核準可以購匯或以自有外匯匯出，并應當辦理境外投資外匯登記。按照正常的程序，個人從事境外投資應當經過發改委、商務部門批準后辦理外匯登記及備案，之后才能辦理資金匯兌手續。但是，目前境外投資外匯登記制度均是針對機構量身定做的，基本上不適用于個人境外投資。另外，商務部門因程序問題無法核準個人境外直接投資，外匯局也同樣無法辦理外匯登記，至于后續的資金匯出核準更是無從談起。二是特殊目的公司管理規定難以理順個人直接投資資金匯兌管理環節。《關于境內居民通過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資及返程投資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匯發[2005]75號），允許境內居民個人以特殊目的公司的形式設立境外融資平臺，但“涉及境內購付匯的，應按照《境內居民個人外匯管理辦法》的規定辦理有關手續”，即同樣要求提供境外投資主管部門的批準文件。這就意味著個人如果以購匯、支付外匯的形式向境外投資根本無法實現。另一方面，匯發[2005]75號文只對有特殊目的需求的個人境外投資項目有一定約束力，而對大量非特殊目的的個人境外投資項目不能產生任何影響。

二、個人境外直接投資的監管難點

（一）個人境外投資的資金來源不規范基于多種原因，絕大多數個人境外投資資金來源五花八門，有自有外匯、民間借貸、現鈔攜帶，更有甚者通過地下錢莊兌換，其來源與渠道不盡規范。

（二）部門監管責任不明確據了解，由于一直以來沒有明確的個人境外投資核準操作規范，發改委或商務部門往往以此拒絕個人投資者提出的境外投資申請，外匯管理部門往往因上游部門不予審批個人境外投資造成后續外匯登記環節存在困難，存在明顯的政策盲點，阻礙了個人境外投資的規范發展。

（三）管理監測體系不健全如外匯登記、資金流出入等操作細節不明確，FDI系統尚未開發個人境外投資模塊等，個人境外投資尚未納入境外投資聯合年檢范疇，事后監管和監測體系不健全。

三、政策建議

個人境外投資充分利用了國內外匯資源，有效實現民間資本的保值和增值，滿足居民多元化的投資需求，進而可以拉動國內經濟增長。因此，為貫徹“走出去”發展戰略，同時為了規范管理，建議：

（一）理清思路，消除政策障礙，促進個人直接境外投資的發展發改委、商務部、外匯局等相關部門應加強聯合，參照境內機構境外投資的管理模式，協調研究制定個人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建立各部門職責分明，運轉有序的聯合審批監管機制。發改委和商務部門作為境外投資的主管部門，應審批或登記個人的境外投資。外匯管理部門負責外匯登記、匯兌、境外資金變動登記、資金調回監測等。從而理順各部門工作流程，讓個人境外投資有法可依，滿足個人的境外投資需求，促進個人境外投資的發展。

第4篇：商務部對外直接投資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跨國經營 戰略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

截至2004年底，5163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以下簡稱境外企業）累計對外直接投資凈額448億美元。境外企業共分布在全球149個國家和地區，占全球國家（地區）的71%。其中歐洲地區投資覆蓋率最高，91%以上的國家中有中國直接投資企業；從境外企業的國別分布來看，中國香港、美國、俄羅斯、日本、德國、澳大利亞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境外企業的43%；其中香港為17%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內部約束

目前階段，大多數中國公司的海外業務仍然停留在辦事處、經理部經營的階段，無法形成規模效益和取得持續發展的動力。中國企業馳騁國際市場的“攔路虎”體現在缺乏自己的競爭優勢、企業體制障礙、管理系統和方法缺陷、本土化運作水平低等，而克服這些障礙是企業進行國際化建設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宏觀方面

(1)政策促進體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國家對國際經營缺乏統一的、權威性的宏觀協調管理機構，目前，海外直接投資由國家計委、財政部、商務部、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國銀行及中央各部門、各地方政府負責管理，實行多頭管理的制度，即以現在的商務部為主，商務部內沒有專門的機構管理此項工作，而是分散在幾個下屬司局。各專業部門從各自管轄權限和部門目的出發，制定各自的管理辦法，缺乏一個權威機構來負責統一協調，這就往往導致管理上的混亂，管理效率的降低。

(2)制度保障體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中國海外企業散布在世界各地，海外投資大多是根據各種渠道的非系統化信息進行的，致使海外企業在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的分布等方面，充滿著無序性和隨機性。目前在海外的企業，一部分是經批準成立的，一部分是未經批準成立。例如，在美國紐約地區某使館登記的海外企業有130家，中方領事館估計實際有300家，而美國政府有關人士估計，各類帶中資背景的公司約有1000家。

(3)監管調控體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海外國有資產流失嚴重。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海外投資風險相比，中國海外投資中國有資產所占比重大，加之財務制度、經營管理的不規范，造成了海外企業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據估算，中國目前約有一半左右的海外企業是零利潤或虧損，尤其是以國有資產為資本在海外搞的實業投資，成功的少，賠錢的多，或勉強保本。

(4)市場服務體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由于國內企業對外直接接觸較少，加之中國的公共信息服務體系尚不健全，許多企業想對外投資，但是苦于信息不靈，不知道應向哪里發展。而一個企業要對外投資所需了解的信息包羅萬象，既包括宏觀的國外經濟發展趨勢、產業總體規劃、金融外匯市場狀況、有關法律法規政策等，也包括微觀的產品供需狀況、價格市場周期、合作伙伴的資信、行業市場準入等。對于廣大的中小企業來說，確實存在諸多困難，由于信息不全面而導致項目不理想的情況時有發生。

2.微觀方面

(1)中國跨國企業投資規模小，品牌知名度低

中國企業在國外投資的規模接近90%的在300萬美元以下，比較摩托羅拉等國際著名企業，投資數量十分有限，而且跨國經營投資的行業范圍較窄，主要集中在家電、機械、輕工和紡織服裝等行業。中國企業生產產品的品牌知名度較低，在國外市場上大多處于中低檔水平，除海爾等少數幾個知名品牌外，大多數中國產品與國外產品相比缺乏品牌競爭力。由于跨國經營經驗不足、文化差異等因素的存在，多數中國跨國經營企業效益不甚理想。

(2)缺乏國際化的管理人才

在企業跨國經營過程中對企業挑戰最大的是人才競爭。國際市場環境變幻莫測，跨國經營要求企業家必須具有全球化的眼光，善于以全球的視角定位企業的未來和發展方向，精通國際競爭規則，具有豐富跨國經營管理經驗。但就目前而言，中國跨國企業中符合上述要求的管理人才數量十分有限，而且在競爭激烈的國際人才市場上，相當部分的本土管理人員從中國企業流失。

(3)缺乏核心技術，研發能力低

中國企業跨國投資技術含量較低，大多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的下游行業，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能力相應也較弱。2005年中國企業500強研發投入大約占1%，而世界500強研發投入則占3%左右 。 此外，中國企業技術研發人員的數量和質量也明顯低于國外跨國企業。中國企業大多生產技術含量較低的下游產品，缺乏核心技術，絕大多數的中國跨國企業在國外僅進行貼牌生產，企業不能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產品也大多進入中低檔品市場，在國際市場上缺乏技術競爭優勢。

(4)缺乏有效的文化融合

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由于歷史、地理、自然環境等因素的不同，形成了復雜多變的社會文化。在跨國企業內部來自不同國家的企業員工，他們具有不同的膚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行為習慣，在日常的組織運營過程中不同文化的碰撞更在所難免，在特定的情況下甚至會激化。

三、促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國家支持戰略

為更好地配置有限的資源,中國政府有必要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制定戰略規劃和提供必要的促進、支持和服務。建議如下：

1.建立與完善政策促進體系

制定實施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的規劃，包括總體規劃、國別地區規劃和產業規劃。規劃是指導性和導向性的，不應具有行政約束力。規劃的制定應突出重點。應選取政局穩定、投資合作環境好、與我經濟互補性強且雙方有一定的經貿合作基礎的國家和地區，作為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市場。

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積極推進技術進步。韓國的經驗表明，在發展中國家經濟、技術的趕超中，政府扮演著重要角色，值得中國政府效仿。

2.建立與完善制度保障體系

加快對外直接投資方面的立法進程，建立和完善相關法律體系。制訂《對外投資法》、《國際經濟合作法》，抓緊出臺《對外投資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及配套的管理辦法與實施細則，以法保障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的實施，以法規范政府、企業和中介組織在實現跨國經營過程中的管理、服務和經營行為。

3.建立與完善監管調控體系

完善境外投資績效評價與聯合年檢制度，及時掌握境外企業的發展與變化情況，加強對境外投資效果的檢測。探討對境外投資實行分類管理的辦法，制定與完善對外投資國別產業導向目錄；加強對企業以收購兼并、股權置換等方式進行跨國投資的政策指導與規范。

第5篇：商務部對外直接投資范文

專家：外媒把很多只是宣布了意向的交易納入，我們統計的是完成的交易

摩根大通6月14日《日益增加的中國境外并購》報告顯示，2016年前4個月，中國企業的對外收購交易總額達到960億美元，已超過了2015年的交易量，是2015年同期的5倍多。

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總規模真如國外研究機構公布的那么大嗎？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大幅增長的原因是什么？大規模的海外并購中潛藏著什么風險？

國外機構和外媒：

一季度中國境外并購總規模近千億美元，創單季最高紀錄

其實，在摩根大通報告之前，已經有一季度中國海外并購總規模將近千億美元的消息率先傳出。

據湯森路透數據，2016年第一季度，全球交易活動規模6820億美元，其中1010億美元（即15%）涉及中國買方。中國第一季度境外交易總額逼近2015年全年1090億美元的交易紀錄。

相對國內媒體的平靜，外媒紛紛報道一季度中國海外并購總規模將近千億美元，甚至超過了去年全年。

英媒稱，中國創下在單季度海外并購中占比的最高紀錄，中國內地企業對海外企業的收購交易在所有交易活動中的占比達到近六分之一。

美媒稱，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正不請自來地出現在并購談判桌上。

據外媒報道，今年上半年，中國投資者以大約每周收購一家公司的速度收購德國企業。近期，中國最大家用電器生產商之一的美的集團向德國機器人專業公司庫卡集團（Kuka AG）提出50億美元收購要約。

歐洲只是中國企業開展大舉收購活動的目標地區之一，日本、美國也未能置身事外。3月30日，美的集團以大約4.73億美元的價格，收購東芝家電業務80.1%的股權。而在更早之前的1月15日，中國另一家電巨頭海爾宣布將整合通用電氣的家電業務，通用電氣將從海爾獲得54億美元的現金對價。

商務部澄清并購數據反差大

對于外媒的報道，中國商務部進行了澄清：今年一季度，中國企業實施的海外并購項目共計142個，實際交易金額165.6億美元。

一個是近千億美元，一個是100多億美元，近6倍的差距。根據我國商務部的統計數據，實際完成的海外并購不足外媒報道的20%。為何商務部公布的數據與國外公開的數據產生如此巨大的差異？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分析：“外媒把很多只是宣布了意向的交易納入統計，我們政府部門統計的是完成的交易，很多意向最終是不能成功的;還有一個原因，我們統計的是股權投資，企業海外直接投資中的融資部分、特別是境外融資部分不納入統計，海外媒體則是全部納入統計。”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快速增長，無疑是經濟發展水平和綜合國力取得長足發展的結果，也是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相對地位上升的表現，更有助于提升我國對外經貿的效益和層次。記者注意到，除了規模之外，中企海外并購的行業也出現了新的變化。

摩根大通亞太區并購部聯席主管顧宏地說，“過去石油、礦產、大宗，現在涉及各個行業和領域，工業、高科技、金融、化工、房地產、消費品等都有10億美元以上的案例出現。這也是最近12個月比較明顯的現象之一。”

民企海外并購青睞

互聯網和軟件行業

中國公司向海外目標發起主動收購案例的激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對外并購交易的整體增長。盡管外媒報道并購的數據口徑過大，但從已經完成的中國海外并購交易看，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長也高達119%。

對此，梅新育表示，從國內看，中國國內經濟增長減速，企業有著強烈內在需求走出去開拓新市場;從國外看，次貸危機后美歐市場對中國投資的壁壘大幅度削減，這是最主要的環境改變。同時，初級產品熊市帶來的危機壓力也使得許多新興市場降低了對中國投資的準入壁壘，開始改善對中國投資的商業環境。

當然，中國企業海外并購之所以大幅增長的另一個原因，離不開中國經濟地位提升所帶來的新的海外投資機遇。目前，中國國內消費市場規模已經躍居世界第二，而且已經消除了外匯瓶頸，這就使得內銷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即以國內市場作為其產品、服務目標銷售市場的海外投資項目）快速增長，“復星集團收購法國地中海俱樂部，海外農業開發投資，多數屬于這種類型，而這在以前是不可能存在的。”梅新育說。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民營企業已占據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半壁江山。根據商務部研究院中國海外投資咨詢中心主任李志鵬6月18日提供的數據，2015年，中國企業對外收購的最大12個項目中，民營企業收購占6宗。

這個結果并非一成不變。近兩年受全球大宗商品市場影響，民營企業海外投資和收購的步伐在減速，尤其是今年第一季度，國企的海外并購反超民企。

中國社科院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張明對一季度前十大中國海外并購已完成項目進行了考察，發現這十大交易占一季度總完成金額的95.8%，而且是國有企業占主體。在前十大交易中，國有企業海外并購7起，并購金額占比76.2%。其中，地方國企占48.6%，央企占27.6%。

其中，2月3日中國化工集團宣布擬斥資428億美元收購瑞士種子和農藥巨頭先正達，是迄今為止中國企業歷史上最大一筆海外收購。僅中國化工集團的這一筆海外并購就是一季度全部已完成并購金額165.6億美元的將近3倍，大幅拉動了中國對外并購的整體金額。

民企和國企交相呼應掀起海外并購新，在梅新育看來，兩者還是有區別的，他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項目總體而言是民企多，國企沒有在海外直接投資中占主體，國企占主體的是大型海外并購交易。“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很多民企是中小企業，不太可能取得融資開展并購投資，更多的是從事新建企業的綠地投資。國企都是大企業，有能力開展并購投資。”

在21世紀初期，我國涌現出了一批具備國際競爭力的國企。大型國企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制造業、戰略資源開發、基礎設施等領域占比高，而當前階段正適合這些產業跨國整合。而大型民營企業集中于房地產開發等行業，固然在此前的牛市中利潤率特高，但不太適合開展大規模跨國并購。此外，這幾年反腐敗，一些大型民營企業因為其灰色歷史而陷入風波，這也減少了目前有能力開展大規模海外并購投資的民企數量。

商務部的數據印證了上述說法：到今年1―4月，中國境外非金融類的直接投資高達71.8%。民營企業不管是在項目數，還是對外投資金額上，均超過國有企業，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主要力量。

不僅如此，近年來，民營企業在新興產業投資的注意力在加強。李志鵬指出，2015年互聯網和軟件行業的境外收購高達50起，幾乎都是民營企業在海外的收購。

專家：不必擔心民企資本外逃，最大潛在風險是可能帶來國內產業的空心化

隨著民企海外并購和直接投資的迅猛增長，有人擔心，這會不會隱藏了相當數量的私人資本外逃？

“其中肯定有，但我們能經得起這種外流，目前還不必采取過分嚴厲的禁止性措施，主要是要改善國內商業環境，吸引他們留在國內。幾年后，有些在海外碰壁的會返回。”梅新育對此比較樂觀。

相對于對中企海外并購大幅增加所帶來的資本流出的擔心，梅新育認為，更應關切的最大潛在風險，是可能帶來國內產業的空心化而最終削弱我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后勁。

國外已經有先例。看看19世紀后期以來英國對外投資持續高位，國內投資卻長期低迷，陷入高儲蓄、低投資局面，成為食利國，這個近代工業革命的故鄉也由此錯過第二次、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機會，從工業化的潮頭落伍，從中就不難知道這種風險客觀存在，而且不容忽視。

即使在我國國內，在溫州資本遍天下的同時溫州經濟社會發展深陷瓶頸，曾經實體經濟活力充沛的溫州也在相當程度上變成食利地區，進一步向我們敲響了警鐘。

不僅如此，在梅新育看來，對外直接投資持續高增長還有可能損害我國平衡區域發展的努力。

第6篇：商務部對外直接投資范文

英國BBC廣播公司曾推出了一組紀錄片《中國人要來了》，大概的意思是，中國人到歐洲搶工作、搶資源和搞破壞來了。發生這一次令中國政府和涉外企業相當惱火的鬧劇的背景是2002年至2011年，從投資增速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平均增幅高達44.6%。中國走向海外的步伐已經越發清晰和頻繁。

越來越多的企業出海，伴隨而來的不僅僅是那些警惕“狼來了”的呼聲，還有從海外傳回的失敗案例：2012年遼寧西洋集團稱遭朝鮮單方面毀約被套2.4億元，浙商收購俄羅斯森林被提前收回百億資產蒸發，中海油收購尼克森幾次遇阻……

“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會面臨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像俄羅斯和朝鮮這兩件是比較典型的案例，受關注比較高。這在很大程度上跟政治風險是有很大關系，政治風險還包括國有化、征收這樣的風險，像俄羅斯就屬于資產被征收。”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周密告訴記者，“事實上總體來講這只是個案，不會占大多數，因為中國企業中‘走出去’有成千上萬家，但是發生風險的可能并不多。”

但企業更多的疑問擺在中國人面前，中國企業在海外的生存現狀如何？前景如何？遭遇哪些瓶頸？企業又該如何應對策略？

下一個目標，萬億

中國企業“走出去”存在廣闊空間，專家預計，下一個十年，中國對外投資容量有望突破萬億美元。

在經歷漫長的15年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期間，“走出去”成為一項重要的國策，而中國企業也成為走出國門探索海外市場的先導。2001年，中國正式成為世貿組織第143個成員，與此同時，“走出去”戰略正式寫入第十個五年計劃。于是，從2002年起，中國企業走向海外便成為十年來新聞界持續關注的焦點之一。而“走出去”的中國企業也在以自己的實踐，提高中國在全球經濟的份額與話語權。

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流量）實現了自商務部中國對外投資數據以來連續十年的增長，達到746.5億美元，再創年度投資流量的歷史新高，而2002年這個數額為27億美元。其中，非金融類投資達到685.8億美元，同比增長14%。2002年至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長速度為44.6%。

截至2011年底，中國境外投資容量已達4248億美元，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位居全球第13位，較上年末提升4位。我國境內投資者在178個國家和地區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1.8萬家，境外資產總額超過1.5萬億美元。2012年盡管世界經濟乏力，中國境外投資依然保持強勁的增長動力，1月至10月累計實現非金融類境外投資581億元，增長29.8%，預計全年境外投資總額將再創新高。

新趨勢，新熱點

走出去的企業性質正在發生改變，從早期以海外工程承包為主要途徑的大型國企和央企走出去，到現在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加入到海外投資的行列中來。

傳統中國在進行海外經營時主要采取“綠地投資”的方式進入，比例高達48%；戰略聯盟方式為39%，收購兼并為13%。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這一比例正在發生改變。根據商務部的統計，2011年以并購方式實現的直接投資272億美元，占流量總額的36.4%。周密認為，對于資金實力越來越雄厚的中國企業，并購是比較快速有效的方式，因為它可以很快的開拓國際市場，前期投入的時間成本大大減少。2012年前三季度公布的中國對外并購交易約133宗，較2011年同期145宗交易下降8.2%，平均每6個月增加40宗交易，但對外投資總額從去年前三季度的449億美元上升了16.2%，達522億元，最近6個月交易總額增加了293億美元，平均每宗交易規模上升至3.92億美元，2011年平均交易額為3.49億美元。

走出去的企業性質正在發生改變，從早期以海外工程承包為主要途徑的大型國企和央企走出去，到現在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加入到海外投資的行列中來，最新數據顯示，中國民營企業的投資流量占對外投資總額的44.4%，海外并購與直接投資中大額交易的成功案例里越來越多中國的民營企業。

周密告訴記者：“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的經營模式、管理體制和所有制結構都不同，導致它們的理念不一樣。民營企業的組織結構相對簡單，出于對投資收益的考慮，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比較靈活，對風險也比較敏感，所以民營企業進入市場的速度會比較快，但是它的問題是資金實力不雄厚、經驗不夠，可能會遇到更多矛盾和問題，需要它采取更加靈活的方式去應對，這些方式可能國有企業并不會采取。”

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多為采礦業、制造業、電力生產等勞動密集型或自然資源密集型行業。根據德勤會計師事務所的《2012年大中華海外并購焦點報告》，2012年前三季度，能源與資源行業相關并購交易占交易總量的29%，占同期交易額的68%。消費與運輸行業并購交易在交易量與交易額方面位居第二，分別占據20%和13%的市場份額。跟蹤近四年，2009年至2012年第三季度，能源和資源行業對外交易所占比率同2005年至2008年相比上升了3.6%。周密認為中國處于快速發展時期，能源的對外依存度在逐年上升，這迫使企業“走出去”尋找更多的資源。

不過，在能源相關行業占比提升的同時，中國高新技術企業，主要包括通訊和IT等行業企業的海外投資對高新技術、先進制造業的布局也在加快。華為、中興、騰訊等一批深圳高科技企業已經搶得先機。

新需求，新風險

在國家與全球大力強調產業轉型升級之時，“走出去”的中國企業不僅同樣需要主動參與到產業的轉型升級中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東莞的加工制造企業一直未能恢復元氣。一名東莞企業觀察員告訴記者，企業生存依然處在一種“雞肋”的狀態，但“走出去”到海外投資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真正能夠順利出海的加工制造企業實在很少。據統計，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失敗率高達70%。

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周為民認為，“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市場體制不完善，民營企業在融資、稅費、市場準入方面，的確面臨很多問題。這是市場化改革中長期以來沒有解決好的問題。另一方面，我們面臨著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任務，這就意味著大量的民營企業面臨轉型的問題。這是在新的發展階段遇到的新問題。”

對于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高失敗率，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張維迎表示，從國際市場的角度來講，無論是品牌、技術還是產品等方面，中國企業都尚未形成真正核心的競爭力。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在人力資源、管理等方面缺乏充分的準備。

此外，海外投資在高位地區的過分集中也是導致失敗率過高的重要原因。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副司長王勝文指出，我國對外投資合作業務相對集中在高危市場。我國對外投資存量前20位的國家和地區中，對高危或高風險國家的投資額占到1/5。對外承包工程累計合同額超過10億美元的89個國家和地區中，18個位于全球建筑業市場風險最高的20個國家之列。

周密告訴記者：“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會面臨到各種各樣的問題，但一般來說風險跟收益是成正比的，很多企業愿意冒這個風險，那樣也就會有更高的收益，競爭對手比較少一些，但是出現風險之后就會造成很大的經濟損失。在遭受風險的案例中，很多是由于缺少一個基本的保障，比如在政府層面、協議層面及法律保障層面的保障。這并不單純是決策的問題，它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得根據具體案例來討論。比如俄羅斯的案例中，當地政府進行了查封，這些是可以通過很多的渠道去避免，企業可能沒有這樣的意識。這是雙方溝通的問題以及法律法規不健全的問題等其他的一些因素。”

周密總結，企業投資易受外部環境變化的影響的風險因素主要有十五種：戰爭風險、國有化風險、政黨更迭風險、缺乏政府間協議保障、法律政策差異風險、法律政策變動風險、差異風險、風俗習慣沖突風險、文化理念不同風險、利率風險、匯率風險通脹風險、國際運輸風險、自然災害風險、市場競爭風險。

“美國危機陰云不散、歐洲深陷債務危機、全球經濟面臨重構的外部環境下，中國企業對外投資中所受外部風險顯著提升，需做好風險預警，正確識別并有針對地應對。”周密告訴記者，“在中國企業成批走向海外時，政府一直是引導、扶持和服務的角色。企業可能對機遇、風險不太清楚，政府可以提供這樣的信息，這也就是為什么會有‘對外投資國別（地區）指南辦公室’，商務部每年中國對外投資指南，提供165個國家的相關投資與合作的全面介紹，包括經濟、市場、法律、政策方面的情況。此外，企業遇到一些糾紛，政府可以通過政治的方式進行討論，雙邊高層進行交流或者簽署一些協議，雙邊保護協定、避免雙重征稅的協定，商務部有對境外投資管理辦法方面的規定，商務部會提供這樣一些公共性的服務，可以通過這些方式來保障企業海外的利益。”

在傳統中國海外業務繁榮的非洲也開始提出經濟轉型，希望更多的高科技企業和金融機構進入非洲市場。僅僅依靠簡單的遷移模式并不足以構成外海投資成功的因素。在國家與全球大力強調產業轉型升級之時，“走出去”的中國企業不僅同樣需要主動參與到產業的轉型升級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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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制造企業“走出去”總的來看經歷了從坐在家里做外貿或OEM（貼牌生產）到通過并購或自己建廠的方式設立海外公司的過程。在南非、希臘和泰國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代表華為和中興通訊的調研也顯示，這兩家企業經過十幾年的海外發展，已經進入國際主流市場，外籍員工占比、海外銷售占比等構成的跨國指數較高，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跨國公司。

集中安家，中國境外經貿合作區打造“工業唐人街”——

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去”，建立中國企業聚集的境外園區成為近年來新的對外投資合作方式。在泰國泰中羅勇工業園看到，江蘇震雄銅業、深圳中集集團、重慶力帆摩托等一大批中國企業在這里安家落戶，取得了良好的發展。

服務“走出去”，中資金融機構作用更大——

2000年，中國銀行成為首家在南非開設分行的中資銀行。目前，其客戶結構一半是當地企業，一半是國內“走出去”企業。

花旗銀行和匯豐銀行接近30%的營業收入、渣打銀行90%以上的營業收入來自新興市場。繼歐美發達國家銀行率先走向世界后，中國金融業也將重復它們的發展歷程，通過加快國際化分享新興市場的成長紅利。

第7篇：商務部對外直接投資范文

我國對外經濟合作發展迅速

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09年底，我國1.2萬家境內投資者在境外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1.3萬家，分布在全球177個國家和地區，境外企業資產總額超過1萬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2457.5億美元，居全球第15位和發展中經濟體第3位(前兩位依次為中國香港、俄羅斯)。

200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達到565億美元，名列全球第五位，發展中國家首位。截至2009年底，列外承包工程累計簽訂合同額5603億美元，完成營業額3407億美元，營業額年均增長30％以上。2010年1～11月，我國又累計實現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475.6億美元，繼續保持良好發展態勢。對外勞務合作穩中有升，累計簽訂合同額674億美元，完成營業額648億美元，累計派出各類勞務人員502萬人。

對外投資合作是我國新時期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經濟社會效益顯著，對拉動出口、穩定就業、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同時，中國企業積極參與東道國經濟建設，關注當地民生發展，帶去了資金、技術，增加了就業、稅收，增強了東道國自主發展能力，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歡迎。通過對外投資合作，中國與東道國實現了互利共贏、共同發展，提高了務實合作的層次和水平，成為促進雙邊關系的重要推力。

“十一五”期間，我國對外投資合作呈現以下特點：領域廣泛、方式多樣、水平提高、增長迅速。對外投資從綠地投資向跨國并購等多種形式擴展，2009年并購投資占當年對外投資總額的34％；對外承包工程從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外派勞務市場秩序好轉，高級技術勞務派遣比例上升；企業國際競爭力大幅提高。作為“走出去”最成熟的方式和最重要的載體，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在拉動國民經濟發展，促進雙邊經濟、政治關系等方面一直發揮著顯著的作用。

需要強調的是，盡管這些年我國對外投資合作發展較快，但仍處于起步階段。2009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僅占全球存量的1.3％，投資規模遠不能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歐美海外企業多占據行業高端，中國企業大多仍處于中、低端行業。國際化經驗不足、管理人才缺乏、海外市場占有比例較低，中國企業距離真正意義上的跨國公司還有較大差距。

“走出去”服務體系建設逐漸完善

隨著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的快速發展，各類企業特別是廣大中小企業，迫切需要各種各樣的服務。經過幾年發展建設，“走出去”的服務保障體系已逐漸完善，保障了企業在境外投資的權益和安全。

商簽雙邊投資協議與130個國家簽訂了雙邊投資保護協定，與東盟、智利等7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自貿協定，與香港、澳門簽署了《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與臺灣簽署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成立了30個投資工作組，簽署了11個基礎設施領域合作協定或備忘錄、14個勞務合作協定或備忘錄。商務部投資促進事務局與36個國家和地區的71家投資促進機構建立了合作機制，簽署了67個投資促進備忘錄。

加強對外投資合作引導建成運行對外投資合作信息服務系統；了162個國家地區《對外投資合作國別(地區)指南》，還定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國別貿易投資環境報告》、《中國對外投資促進國別報告》和《對外投資合作、對外承包工程國別產業導向目錄》。

加強境外安全和權益保障工作2010年8月商務部會同外交部等七個部門印發了《境外中資企業機構和人員安全管理規定》，了大量的安全預警信息，妥善處理各類境外安全事件，指導和督促企業完善境外安保制度，制定突發事件工作預案，加強防范和應對。

做好人才培訓工作2007～2009年，商務部會同國資委、全國工商聯，共組織了10期跨國經營管理人才培訓，培訓1000余人。

近年來商務部還舉辦了一系列“走出去”綜合業務培訓班，通過提供培訓教材、推薦師資。支持各級地方政府和其商務部門以及大企業開展人才培訓。

“走出去”促進中國與投資目的國關系

中國對外投資發展速度很快，大大促進了和各國的關系。不論是在人才培養、能源合作方面，還是基建建設、金融支持方面，中國企業“走出去”都對投資目的國的經濟、文化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通過開展屬地化經營，培養大批當地人才，促進東道國產業升級和自主發展能力中國投資不僅帶去了資金、技術，還增加了當地就業和稅收。據統計，2009年境外中資企業實現境外納稅106億美元，雇用當地員工43.8萬人。例如：中鋼集團公司在南非開展的鉻礦項目帶動當地礦山開采及產品深加工，年出口額約7600X美元；項目使用的電爐由當地公司承建，造價近2.4億蘭特，帶動了當地工程設備制造等產業的發展；中鋼集團在當地采購原材料及相關服務，有效拉動了當地相關行業的發展。

通過資源能源合作，幫助東道國提高資源附加值，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發展動力例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與馬來西亞、加拿大等國企業合作開發蘇丹的石油資源，建成了年產2700X噸的油田生產能力，3000多公里的輸油管道，以及年加工能力500萬噸的煉油廠，幫助蘇丹建立了上下游一體化的現代石油工業體系，蘇丹經濟發展獲得巨大動力。

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合作，幫助東道國建設交通網線、通訊設施、城市給排水以及學校醫院，改善當地生產生活條件據不完全統計，自2000年以來，中國企業在非洲的房建竣工面積累計約7000萬平米，修建道路約6萬公里，電站裝機容量約350萬千瓦。―大批高質量項目樹立了中國企業的良好形象。例如：2003年阿爾及利亞發生里氏6.7級強震地震，中建總公司承建的5萬余套“阿總統民心工程”住宅無一倒塌，被當地譽為“中國建筑一震不垮的豐碑”。

通過提供金融信貸支持，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東道國資金缺口，為當地提供了重要的發展機遇例如，中非合作論壇成立以來，中國政府不斷加大對非融資支持，相繼宣布了112億美元的信貸支持。在這些資金支持下，非洲國家建設了像赤道幾內亞馬拉博住宅、剛果(金)宗果水電站二期、埃塞俄比亞高速公路、加蓬布巴哈水電站等一大批項目，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后續動力。

通過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為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中國對外投資企業依法經營，注重環境保護和安全質量，維護勞工合法權益，積極參與社會公益事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受到當地政府和人民的普遍歡迎。

例如：2002年，國際航運市場不景氣，歷史悠久的美國波士頓港瀕臨關閉。應馬薩諸塞州長邀請，中國遠洋運輸集團總公司決定調整航線掛靠該港，為9000名美國碼頭工人解決了就業。

第8篇：商務部對外直接投資范文

對外直接投資　今年上半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17個國家和地區的2169家境外企業進行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239億美元同比增長34％。截至2011年6月底我國累計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2827億美元。

對外承包工程　今年上半年，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業務完成營業額425.1億美元同比增長13.8％，其中6月份當月完成營業額102.1億美元，同比增長20.4％；新簽合同額661.9億美元，同比增長20.5％，其中6月份當月新簽合同額120.2億美元，同比增長26％。

對外貿易方面

據海關統計，1-6月，全國進出1317036.7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5.8％。其中出口8743億美元，增長24％；進口829317億美元，增長27.6％；順差449.3億美元，下降18.2％。

進出口規模再上臺階，出口增速出現回落上半年，我國外貿進出口超117萬億美元。但受國際市場需求減弱影響，進入二季度以來，出口增長持續回落，6月份增長17.9％(剔除價格因素實際僅增長5.8％)，增幅比3月份回落17.9個百分點。

擴進口取得積極進展，貿易差額繼續收窄歐盟、日本、東盟、韓國、臺灣、美國和澳大利亞是主要進口來源地，國內緊缺物資進口繼續增加，鐵礦石、原油和成品油進口量分別增長81％、7％和13.4％。上半年進口平均價格上漲14.7％，數量增長11.2％。由于進口增速快于出口增速3.6個百分點，貿易差額繼續收窄，平衡狀況進一步改善。

我國企業出口競爭力不斷提升’結構有所改善1～6月，我國出口增長24％，其中價格上漲10.2％，數量增長12.5％，反映在調結構等政策促進下，我國外貿增長呈現價格和數量協調拉動，企業通過培育自主品牌、增加附加值等方式提高價格、消化成本的能力增強。

利用外資方面

據商務部統計，6月當月，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919家，同比增長6.57％，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28.63億美元同比增長2.83％。1-6月，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13462家，同比增長8.77％，實際使用外資金額608.91億美元，同比增長18.4％。

從產業結構看，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增速超過農林牧漁業和制造業1～6月，外商投資制造業新設立企業5850家，同比增長14.44％，實際使用外資金額284.74億美元，同比增長15.63％。全國服務業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6509家，同比增長5.55％；實際使用外資金額280.54億美元。外商投資農、林、牧、漁業新設立企業373家，同比下降3.37％，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0.35億美元，同比增長15.13％。

從投資來源地看，亞洲對華投資上升，美國對華投資降幅較大1～6月，亞洲十國／地區(香港、澳門、臺灣省、日本、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韓國)對華投資新設立企業10850家，同比增長9.83％；實際投入外資金額525.3億美元。歐盟27國對華投資新設立企業840家，同比增長10.38％；實際投入外資金額34，64億美元。美國對華投資新設立企業727家，同比下降5.09％；實際投入外資金額16.79億美元。

第9篇：商務部對外直接投資范文

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其實是一個實證問題。隨著我國“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國內學者也開始了對我國OFDI外貿效應的研究。其主要成果大體如下.張鳳玲、偉（2004）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的現狀基礎上，運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方法分析對外直接投資在服務貿易性投資和非貿易性投資2大行業范圍內所產生的貿易效應，得出結論:某一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無論是發展規模還是所占比例與其出口水平都是呈正相關關系的，也就是說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貿易相互促進、相互影響。項本武（2006、2007）運用引力模型的實證分析表明:中國OFDI促進了中國對東道國的出口，但對從東道國的進口卻具有替代效應；中國OFDI的貿易效應存在著空間上的差異，表明中國與東道國之間的貿易密切度影響中國OFDI的貿易效應的空間變化。劉新英（2007，2007）指出，隨著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中國OFDI與貿易，尤其是與出口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密切，已表現出相互促進和相互補充的交叉發展特征。劉新英重點從我國目前以對外產業內垂直型投資為主的投資特點所帶來的出口引致效應分析了我國對外投資與出口的關系，指出隨著我國經濟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從未來發展趨勢來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我國出口的聯系將會得到進一步加強，并且作為經濟全球化的兩種重要表現而具有越來越強的不可分割性。楊晉麗、譚建新（2008）采用全國1990-2005年數據，運用協整和誤差修正模型，分國別與地區對中國OFDI的母國出口效應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中國OFDI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較為明顯的相關性,對出口貿易具有促進作用，但對于不同國別和地區影響程度不同；中國OFDI對出口貿易的影響程度在長期和短期具有差異，短期內的影響程度較小，長期內影響較大。趙明（2010）通過對不同投資地區的貿易效應檢驗得知:中國OFDI可促進出口貿易量增加，帶動國內相關產品的出口，貿易促進效應占主要地位。

楊震寧、賈懷勤（2010）利用中國對外投資綜合增長率和出口總額增量的時間序列數據，考察我國“走出去”戰略實施對我國貿易擴張的積極作用。研究中對數據分別進行了單位根檢驗，并討論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和Granger因果關系，發現:在長期，中國OFDI對出口存在創造效應，并且對外直接投資是出口貿易增長的Granger原因。陳立敏、楊振、侯再平（2010）采用2003年以來中國對26個主要國家的進出口和直接投資數據進行面板模型分析，研究的實證結果表明：①就現階段來說，中國OFDI對中國的進口和出口產生的都是正的促進效應，盡管進口帶動作用微弱而出口帶動作用顯著，但對總結果和對凈出口產生的也是促進效果；而且OFDI存量的貿易創造效應大于OFDI流量的貿易創造效應。直觀地看，中國在海外某國的OFDI存量每增加1%，將帶動中國對該國的出口額增加0.3852%，這說明隨著近幾年“走出去”規模的不斷擴大，中國企業的OFDI對出口貿易已產生了明顯的促進作用。②邊際產業戰略在現階段的中國正在被有效實施，也就是說，目前中國企業雖然在跨國壟斷優勢上有所欠缺，但在既有的戰略資產尋求和資源能源尋求型OFDI之外，完全可以大力推行已證明成功的比較劣勢轉移型海外投資。在一些生產能力過剩的成熟產業領域中，我國企業擁有的勞動密集型技術，可能比發達國家企業更加適合那些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發展中國家。通過OFDI將這些產業轉移到海外，不僅能夠最大限度地實現已掌握的生產技術價值，而且可以打破長期以來我國企業單純依靠出口作為主要的國際市場進入方式的被動局面，并對既有的出口貿易產生強勁的帶動作用。李曉峰（2011）基于29個省、市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研究了中國OFDI與出口貿易關系。發現：①出口貿易對OFDI有顯著的正效應，而且影響作用較大；②出口對OFDI的影響存在地區差異，其中東部地區出口對中國FDI的影響作用最大，中部、西部大小較為接近；③中國OFDI存量和流量都是出口促進的，OFDI存量以及存量滯后一期的影響作用更大；④OFDI存量對出口的影響效應存在地區差異，其中東部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⑤出口貿易對OFDI的影響效應要大于后者對前者的影響作用。呂計躍（2012）主要分析2003-2011年中國25個省市的面板數據，首次運用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和變截距模型相結合的方法對中國OFDI與對外出口貿易的關系進行研究，結果發現：中國OFDI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中國OFDI對出口貿易存在明顯的促進作用，中國各地區OFDI對對外貿易的影響不同。柴慶春、胡添雨（2012）基于對東盟和歐盟投資的差異性，考察了中國OFDI的貿易效應，指出我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將對進出口貿易產生促進作用，但目前促進作用尚不顯著，原因在于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過小，隨著對外投資規模的擴大，投資的貿易效應將會提高；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存在區域差異，對發展中地區的投資產生的貿易促進作用較大。張春萍（2012）指出，近年來中國OFDI迅猛發展，對進出口貿易的規模和結構產生了重要影響。整體來說，中國OFDI促進了進出口貿易的增長，但在不同動因驅使下，不同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所導致的貿易效應也不盡相同。

張紀鳳、黃萍（2013）結合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現實情況，通過構建一個影響出口的引力模型，并利用我國2004-2010年35個國家的面板數據進行混合回歸模型分析。結果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存在明顯的促進作用，且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這種促進效應都存在。因此，對于目前我國而言，無論是對發達國家的逆向上行投資，還是對發展中國家的順向下行投資，都是具有貿易創造效應的海外投資。強永昌、符磊（2013）將外向直接投資與逆向技術溢出納入企業的異質性研究框架進行分析，考慮逆向技術溢出對生產效率的促進、企業的動態均衡、跨期利潤最大化等問題，并從比較靜態和動態2個角度進行了分析。動態分析結果表明，國際化經營會給企業帶來效率與成本變化的綜合效應，而謀取該效應的最大化也就成了企業動態化經營決策標準。基于這一動態決策原則，他們發現，與發達國家不同的是，發展中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決策明顯地受到這一動態效率的影響；即使最初的生產效率較低，也會根據跨期最大化利潤原則，因可能獲得足夠的效率和利潤激勵而選擇國際化經營，從而解釋了“為什么低效率的企業會選擇‘走出去’”的問題。綜合起來的結論是：我國OFDI具有貿易促進效應或順貿易特征；我國OFDI具有按比較劣勢順序或邊際產業轉移的明顯特征。然而有意思的是，江蘇民營經濟OFDI的特征卻與此不一致。

2貿易促進不足問題的發現：江蘇民營經濟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分析

2.1江蘇民營經濟對外直接投資是江蘇對外投資的主體民營經濟是中國經濟全球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據商務部統計，早在2011年，非國有企業在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中所占比重已達44%。尤其是在江蘇、浙江等民營企業聚集地區，這一占比已過超過50%。如2012年1-9月，江蘇共核準民營企業對外投資項目293個，中方協議投資額達26.6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6.9%和46.1%，分別占全省同期總量的67.3%和65.2%。據商務部最新統計，2013年民營企業在當年中國OFDI中占比首次超過一半；在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總額中，中國民營資本占比更是高達76%，項目總數占比接近90%。可見，有著獨特競爭優勢的民營企業已經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要力量，這與理論界關于中國“走出去”戰略的主體應是民營企業的共識高度一致。而民營企業也通過境外投資參與國際競爭，增強了自身核心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為促進我國經濟發展、調整產業結構發揮了積極作用。江蘇的情況與全國一樣，近年來，江蘇對外直接投資雖以大型工業集團和外貿集團為核心，主體逐漸多元化，但以眾多中小生產企業、專業外貿公司為主體的格局未變，以民營經濟為主未變。下一步是需要厘清民營經濟在江蘇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地位（見表1）。因此，民營經濟的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江蘇全面深化開放、加快轉型升級，堅定不移實施經濟國際化戰略，深入推進“三個國際化”，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2.2江蘇民營經濟“走出去”對外投資與自身貿易地位不相稱江蘇出口貿易總額自2003年以來一直穩居全國第2位，但從國內各地區的比較來看，江蘇企業的對外投資仍滯后于沿海主要省市。如2011年末，在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中江蘇累計存量為57.02億美元，位居廣東、山東、浙江、上海、北京之后，僅位居全國第6。近年來雖有所提速，但增速仍位居全國第3。下一步是需要厘清2013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按省市區排序表（見表2）及2011年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按省市區排序表（見表3）。從表2、表3的對比中看出，前6名中，除江蘇外，其他省市位次有所變換，但江蘇一直穩居老3。

2.3江蘇民營經濟對外直接投資初級階段特征明顯，存在投資發展周期階段悖論英國經濟學家鄧寧于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了“凈國際直接投資地位”的概念，認為一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對外直接投資額減去外商直接投資額）與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有著密切的正相關關系，并據此提出了投資發展周期理論。該理論根據人均GDP把國家劃分為4組，相應的把對外直接投資劃分為4個階段。處于第4階段的國家（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明顯加強，對外直接投資凈額表現為正值，并呈逐步擴大的趨勢。按照這一理論，若把江蘇作為一個單獨的經濟體，早在2007年人均GDP按當年匯率折合已達4430美元，應該已經進入第四階段。然而實際情況是：2008年，江蘇人均GDP為5700美元，而對外直接投資凈額約為-501億美元，2012年進一步擴大為-521億美元，僅對應鄧寧投資發展周期理論的第二階段。據商務部最新統計數據，2013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6個國家和地區的5090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901.7億美元，中國企業OFDI近10年來的復合增長率高達41.3%，預計在2015年前后將首次超過引進外資規模。即是說，就全國的情況來看，在人均GDP達到5414美元的2013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地位仍未達到第四階段。

2.4江蘇民營經濟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和行業分布與現有理論關系復雜，存在邊際產業轉移悖論

2.4.1區位分布與相關理論一致英國經濟學家拉奧（Lall，1983）的技術地方化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具有小規模制造產品的優勢，創新活動所產生的技術在小規模生產條件下具有更高的經濟效益。特別是國內市場較大，消費者購買能力有很大差別時，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產品仍有一定的競爭能力。目前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正在朝大型、特大型的方向發展，而許多發展中國家由于投資環境差，市場范圍小，限制了國際上大型跨國公司的進入。而江蘇的民營企業總體上尚處于小規模階段，大多產權明確，規模相對較小，善于在海外市場中尋找縫隙生存，恰恰可避免與大型跨國公司的同一層次競爭。江蘇民營企業可以利用東道國廉價的勞動力和豐富的資源輸出本國的設備，建立小規模勞動密集型的公司，使生產成本相對低廉。同時不必像大型跨國公司那樣付出昂貴的廣告費和龐大的管理費用，以減少支出、降低成本，再加上江蘇民營企業派出人員的費用和出口設備、零部件相對便宜，使企業的產品能以低價進入國際市場，獲得豐厚的利潤。所以，這種小規模制造產品是江蘇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競爭優勢。美國經濟學家威爾斯（Wells，1983）的小規模技術優勢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擁有為小市場提供服務的規模生產技術的優勢。盡管江蘇民營企業不能向發達國家跨國公司那樣，利用壟斷技術，獲取高額利潤，但是卻能在需求多元化、多層次化的市場結構中，擁有大公司無法替代的技術優勢。即使是那些技術不夠先進，經營和生產規模不夠大的民營企業，參與國際競爭仍有很強的經濟動力。江蘇民營企業生產的很多產品既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又是高技術密集型產品。這種復合型新產品，工業發達國家勞動力太貴，不愿意做；發展中國家技術水平低，又做不了，這是江蘇民營企業的特殊優勢。特別在許多民用技術方面，經過多年積累，江蘇民營企業已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優勢。截至2013年，江蘇對外直接投資分布在約140多個國家或地區。20世紀90年代，江蘇對外直接投資區位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經過多年的發展，目前投資區域多元化日趨加強，但集中的特征仍很明顯。根據計算，2000年江蘇對亞洲地區的協議投資額僅占當年總投資額的31.13%，加上拉丁美洲及非洲，三者共占江蘇對外直接投資協議額的61.76%，雖然2010年下降到59.01%，但2008年以來江蘇對亞非拉的投資約占江蘇對外直接投資的3/4，而對發達國家的投資占比不到1/4。這與上述兩種理論相一致。但根據《江蘇統計年鑒》計算，2011年以后，隨著江蘇綜合實力的提升，正逐漸以發達國家作為對外直接投資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