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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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
[關鍵詞]進口貿易經濟增長機制
在研究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時，進口始終被認為是經濟增長的減因子，然而從長期來看，進口通過突破供給約束、創造有效需求、升級產業結構等手段對促進經濟增長。
一、進口促進經濟增長的機理
1.突破供給約束
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需要多種生產要素，但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擁有經濟增長所需的全部生產要素，某種要素的稀缺就會造成經濟增長的瓶頸。通過進口國內短缺的原材料、關鍵設備等要素來緩解國內資源約束的壓力，彌補了國內供應的缺口，促進了國內經濟增長。
2.創造有效需求
一國潛在的消費需求，并不總是能夠由國內的生產所能滿足，如果沒有進口商品，有些潛在的消費需求就不能最終形成消費支出，不利于經濟增長。國外商品的進口，尤其是新產品的進口，會培育國內消費者對該種商品的需求，當需求達到一定的水平時，會刺激進口國國內該種商品的國產化趨勢，同時也帶動國內其他相關產品的需求，進而推進經濟增長。
3.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進口貿易可以使資源配置到更有效率的產業中，提升國家的產業結構，進而促進經濟增長。發達國家勞動生產率相對低的產品通過進口獲得，使本國的資源得到優化配置，從而促進經濟增長。發展中國家進口技術和設備生產進口替代品，隨著對引進技術的逐步消化、吸收和創新以及規模經濟的形成，產品質量得到提高，生產成本逐漸降低，再加上本國的資源和勞動力的優勢，最終在國際市場上建立了競爭優勢，產品由以前的進口變為出口，一國產業從無到有，再到強大。進口貿易推動了經濟增長，也加快了產業結構的演進。
4.促進技術進步
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主導性因素,對于發達國家來說，通過進口獲得技術,可以節省時間,減少浪費和開發不成功的風險。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通過技術貿易,即進口先進的產品、技術和設備,來獲得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還可以加速國內產業的發展,幫助當地企業發展,進而促進經濟的發展。
二、我國進口發展現狀
我國加入WTO以來對關稅進行大幅度削減，目前的關稅總水平已經從入世前的15.3%降到目前的10%左右，隨著關稅的降低及部分非關稅壁壘措施的取消進口貿易也得以突飛猛進的增長，2006年和2007年進口額分別達到7916.1億美元和9558.2億美元增長率均高達20%和20.8%，位居世界第三大貿易國以及外匯儲備第一大國。從商品結構來看，初級產品和制成品的進口比例仍與入世前相當，保持在20%和80%左右，但進口結構卻發生了變化。一是國內短缺的投資類、資源類商品進口大幅度增加。2007年我國初級產品進口2429.8億美元，比上年增加29.83%，其中原料、燃料進口增長迅速，鐵礦砂增長達61.6%，原油增長達20.1%。二是先進技術和關鍵設備進口增加。以決定一國現代化程度的裝備制造業——機電產品為例，到2007年進口總額高達4125.1億美元，與2006年相比增加了554億美元，增長了15.5%。
對能源和一些高新技術產品、資本設備的進口一方面反映了我國工業化進程的加速，但從另外一方面也增加了我國經濟面臨的潛在國際風險。
三、對我國進口的若干建議
1.重視進口對經濟的作用
要認識到進口對GDP的拉動作用,保持進口與出口的均衡發展。中國現在急需調整貿易發展戰略,即不要一味地追求貿易順差,而要在注重出口貿易增長的同時,也要重視進口貿易規模增長,要以促進經濟健康發展為目標,形成雙向對流的貿易增長格局,充分發揮進口貿易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2.優化進口貿易結構
中國應從宏觀上調控進口產品的商品結構,從而帶動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積極做好稀缺資源和先進技術的進口。對于國內稀缺、生產成本高的資源型原料可用進口原料予以替代,并進行國內的戰略儲備。對國內支柱產業和技術落后產業則可采用進口促進策略,著重引進關鍵設備和創新技術,在分享國外技術進步和創新成果的基礎上,加快我國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以保證國內經濟、對外貿易長期健康發展，提升進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
3.采取一定的扶持政策
在優化進口貿易結構、將進口政策與產業政策緊密結合的基礎上,政府可以對有利于產業優化的進口行業給予一定的扶持政策,促進其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并加以吸收和創新。要提高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進口地位,通過建設多元化、規范化的進口企業,并對其監管和規范,促進中國進口貿易的健康、有序發展。
參考文獻:
[1]姜鴻:對外貿易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和對策分析[M].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12)
第2篇：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
關鍵詞均衡經濟增長科學發展觀要素稟賦
三年以來,人民幣匯率一直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我國政府在三年多的時間里一直頂住國際上的巨大壓力,堅持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今年7月下旬,人民幣匯率從原來的1美元兌8.27人民幣升值為1美元兌8.11人民幣,同時人民幣不再單純釘住美元,而是改為釘住一攬子貨幣,并且可以在上下1.5%的范圍內圍繞1:8.11進行浮動。
然而,人民幣小幅升值盡管在短期內緩解了升值的壓力,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它在不遠的將來仍然會浮現出來,這是由經濟增長差異的內在規律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也就意味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人民幣匯率會一直是困擾我國經濟的一個重大問題,那么人民幣匯率調整是否是必要的,它與科學發展觀是否有內在的聯系?要回答這些問題,就要理解匯率調整的影響,后者與政策調控的目標息息相關。
一、我國政策調控的目標
我國是個大國,人民幣升值與否應該以是否有利于我國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實現科學發展觀、是否有利于實現工業化、是否有利于宏觀經濟穩定為指針,既不能因國際壓力而使人民幣升值,也不應因國際上的政治壓力和金融投機壓力而維持現狀。匯率制度改革和匯率水平調整會導致我國經濟結構的變化,并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變化,后者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它們是由我國經濟的基本因素決定的,因此匯率改革和調整的進程必須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相適應。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一再強調,匯率調整“要按照內部改革的邏輯和內部需要解決的問題的壓力,來設計我們所要進行的改革,不管是稅收、利率還是匯率”,正是這個意思。
經濟增長、價格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是政策調控的四大目標。由于存在著內在的沖突,它們不可能同時實現。經濟增長的階段不同、國情不同、形式不同都會影響政府對這些目標的偏好。當價格穩定更重要,當局就會偏好能夠控制通貨膨脹的政策工具,如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英美政府;當充分就業更重要,當局就會偏好能夠促進就業的政策工具,如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當外部均衡相對于內部均衡更重要,這大體上只存在于那些規模比較小的經濟體中,此時外部均衡實現與否是內部均衡實現與否的先決條件,這種情況下政府就會更偏好那些有利于外部均衡的政策工具;如果經濟增長的要求壓倒其他目標,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工具和選擇就成為政府的首選,如二戰后日本和韓國成功實施的產業政策。
由于政策目標之間的關系異常復雜,需要根據具體國情和經濟增長的具體階段對政策目標的選擇進行具體分析。那么,我國的政策目標是什么呢?
我國的首要任務是實現經濟的現代化,而現代化某種意義上就是工業化,實際上如果沒有工業化,那么經濟增長就缺乏堅實的基礎。首先,工業化具有規模效應,而只有當經濟增長具備相當規模的時候,占人口絕大部分的人群才會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其次,工業化是其它產業產生的基礎和發展的動力。盡管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第二產業也即工業和建筑業在國民經濟中占的比例越來越小,但它們無一例外是以發達的工業為基礎的。沒有發達的工業,人們的收入水平就會偏低,自然不會出現對服務業的需求;第三,工業化對其它產業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因為工業會為其它產業的發展提供更先進的設備,也會解放更多的工業人口和農業人口,他們會投身于第三產業,也會形成新的產業,這些都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
經濟增長不是絕對的,而是有條件的、受限制的。經濟增長的第一個限制條件是通貨膨脹,如果經濟增長的速度過快,它必然會催生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會破壞長期經濟增長的基礎。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這種關系在我國也是存在的,超過資源承受能力的經濟增長往往引起通貨膨脹,而要控制通貨膨脹就要部分地犧牲經濟增長的速度,1988年和1992年的通貨膨脹都造成了相當程度的經濟動蕩,不得不采取嚴厲的措施制止通脹的惡化以維護經濟在合理水平上的增長。因此,經濟增長的上限就是不催生通貨膨脹的增長。
經濟增長的第二個限制條件是就業率。盡管各國政府都追求充分就業,但充分就業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定義和比率,在不同的國家也有不同的要求。我國勞動力規模龐大,如何使更多的公民盡可能地享有工作的權利是政府不得不時時刻刻掛在心上的事情。顯然,沒有經濟增長,也就沒有就業。為了使就業率維持在某個水平上,就需要經濟增長達到一定的水平。這也就同時決定了經濟增長的下限,即使就業維持在某個水平之上的增長。
通貨膨脹和就業是政策必須兼顧的兩個目標,盡管有時候政策會偏向于其中的一個,但同時卻不能不同時考慮另外一個,即如果為了控制通貨膨脹造成的失業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會引發社會問題;反之亦然,即如果為了促進就業而造成了惡性的通貨膨脹,就會形成不穩定的預期,影響經濟的長期增長。
由通貨膨脹率決定的經濟增長的上限和由失業率決定的經濟增長的下限會構成一個閉區間,可以將處于這個區間內的經濟增長定義為均衡經濟增長。當經濟處于均衡增長狀態,既不會導致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也不會導致經濟衰退和大規模失業,這就是均衡的含義所在,它是平穩的經濟增長,是在比較長的時期內能夠持續的經濟增長。均衡經濟增長意味著經濟增長的模式與要素稟賦是一致的,因為只有與要素稟賦相一致,經濟增長才會是最集約、付出成本最小的。經濟增長也才既不會催生通貨膨脹,也不會導致高失業率,它既能保證經濟增長的速度,也能保證經濟增長的質量,從而是可持續的。從這個角度講,均衡經濟增長就是與科學發展觀相一致的經濟增長。
當然,經濟增長會改變要素稟賦,經濟增長的方式應該隨著要素稟賦的變遷而改變。均衡經濟增長不但是與要素稟賦相適應的經濟增長,而且應該是隨著要素稟賦變遷而變化的經濟增長,這也就是科學發展觀要求的經濟增長。
將經濟增長與價格以及就業聯系起來并非是我們的首創,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弗里德曼(1968)和費爾普斯(1967)就分別獨立地提出了自然失業率的概念,這實際上是限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后來,莫迪利亞尼(1975)又提出了“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NAIRU)的概念,它是指不催生通貨膨脹或者不使通貨膨脹趨于惡化的失業率,它同樣是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我們提出的均衡經濟增長與自然失業率和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既有相同之處也有區別。相同之處在于都結合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來規定經濟增長,即經濟增長都是有條件的受到限制的經濟增長。區別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不但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還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下限,這是根據我國國情對經典的自然失業率和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理論的發展;二是價格和就業不再完全是一體的,而是分別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和下限,這樣就避免了菲利普斯曲線斜率變化的影響,可以使政策工具的選擇更靈活。
二、匯率調整有利于科學發展觀的實現
在開放經濟下,要素的供需不僅僅由國內要素的價格所決定,還會受到匯率的影響。匯率是決定國內外要素相對價格的最重要因素,不同匯率水平下,國內外要素的相對價格是大不一樣的。由于均衡經濟增長是一個區間,與經濟基本面(我們稱它為要素稟賦)相對應的最合適的匯率水平必定也是一個區間,并且是有限的區間,這個區間對應
的匯率可以定義為均衡匯率。如果現實世界中的匯率處于區間內,那它就是與經濟基本面相一致的,是不偏離的;如果它處于區間之外,那么匯率就與經濟基本面不相一致,是偏離的;距離區間越遠,偏離程度越大,國內外要素價格的差異也就越大。國內外要素價格的偏離,就會出現對要素進行套匯的空間,對國內外要素的需求就會出現差異。
要素稟賦是不斷變化的,象我國這種處于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要素稟賦變化得尤其劇烈而快速。
經濟增長初期,由于資本等要素相對稀缺,勞動力和資源是相對豐裕的,為吸引資本、技術、知識等經濟增長必需的要素的一個可行的選擇是低估本幣,以外幣計價的本國勞動和資源的價格相對便宜,這就會吸引其它要素進入本國,也會促進本國資源的利用,這種經濟增長是由最初的要素稟賦決定的。
經濟增長的過程同時也是改變要素稟賦的過程。經濟增長會降低資本、技術和組織管理等要素的稀缺性,同時提高資源的稀缺性。這種相對變化必然會改變不同要素包括資本、勞動力、科學技術和資源等的相對比價,也只有要素的相對比價隨著要素稟賦的變遷而變化,它才能使資源實現最優配置。
然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匯率是相對穩定的,其調整必然會滯后于要素稟賦的變遷,這就會使國內外要素的價格出現偏離,這種偏離就產生了對要素套匯的空間。當本國要素價格偏低,本國資源是套匯的對象,會導致對本國資源的過度利用,并導致經濟的過熱;當本國要素價格偏高,外國資源是套匯的對象,本國經濟又會陷入蕭條。這就意味著,匯率的不適當定值是宏觀經濟波動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國自2002年以來的經濟過熱是國內要素價格偏低的結果,其傳導機制有兩種:(1)將低估資源用于出口的機制。當資源價格低估,將資源用于生產貿易品出口到國際市場上就會因要素價格的低估而享有價格優勢,這必然會促進貿易品部門的發展,也會促進出口的增加,結果會出現持續的貿易順差。(2)FDI對資源進行套匯的機制。由于資源價格是低估的,FDI就會積極流入本國以對資源進行套匯,尤其會大量進入貿易品部門,因為這可以對資源價格低估進行雙重的套匯。這兩種機制的共同結果是對國內資源的過度使用,這顯然是不可持續的,從而與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背道而馳。
匯率調整可以矯正要素價格和要素稟賦之間的關系,使要素價格能夠反映要素稟賦的現狀,使要素稟賦能夠得到最有效最集約地利用。具體說來,如果匯率不根據要素稟賦的變遷而調整,那么以前不怎么稀缺現在卻很稀缺的資源如原材料,由于其國內價格與國際價格的差異,就會受到過度使用,未來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進口目前正在過度使用的資源,這必然會危及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相反,以前由于資本相對缺乏而不能滿足的需求,如專利和科學技術在匯率不進行調整的情況下,它們的人民幣價格必然會較高,這就需要花費較多的資源才能換得回來,這對于科學技術的利用從而經濟結構升級是不利的。顯然,匯率調整是使要素價格與要素稟賦相適應從而使各種要素都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重要條件,從而也是實現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要方面。
或許有人認為,匯率低估會使我國的貿易順差增大,這就相當于持有更多的對國外資源的要求權,可以在國際市場上購買原材料,以此保證我國經濟增長所需資源的供給。然而,現實情況并非如此,因為市場經濟體系下,經濟主體必然是以利潤為導向的,人民幣匯率低估的必然結果是我國資源的價格低于國際市場上同類資源的價格,這就會產生套匯的空間,是不同于對貨幣性資產套匯的對實物性資產的套匯,這種套匯方式更多地集中于貿易品部門,因為成本是用人民幣計價,而銷售價格卻可以用外幣如美元計價,這里面除了由市場決定的平均利潤外,還有不同貨幣計價產生的套匯利潤,這必然會導致對本國資源的濫用,而不可能依靠利用國際市場上的資源維持經濟增長。
由此可以推論,并不是任何類型的貿易順差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有利于提高經濟可持續增長能力從而能夠促進科學發展觀實現的貿易順差才是有利的;并非任何類型的匯率低估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能夠提高經濟可持續增長能力從而能夠促進科學發展觀實現的匯率低估才是有利的;在匯率低估不利于經濟可持續增長時,就要選擇匯率升值,通過匯率調整促進科學發展觀的實現。
三、人民幣升值的影響與政策建議
我國的貿易依存度一直是比較高的,一直穩定在40%左右,這就意味著人民幣匯率升值主要通過對進出口部門的沖擊影響我國經濟,而這種沖擊又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門。因為我國對進口品的需求彈性比較小,而外國對我國出口品的需求彈性卻比較大,匯率小幅度升值對進口的影響要小于對出口的影響。
筆者事前曾經就人民幣匯率變動對進出口部門尤其是出口部門的沖擊作了小范圍調研。比較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幣升值盡管會加大出口成本,但幅度在10%以內不會造成根本性影響。由此可見,盡管匯率升值對出口的影響要大于對進口的影響,但2%的升值是我國出口部門能夠承受的。然而,他們又都表示,盡管小幅升值不可怕,但匯率浮動卻是他們難以承受的,因為我國缺少成熟的外匯市場,也缺少相應的避險工具,匯率波動讓他們很難鎖定成本,而如果不能鎖定成本,收益就是很不確定的。
顯然,匯率制度由原先釘住美元改為釘住一攬子貨幣并允許在較大的范圍內進行浮動對出口商的影響要遠大于2%升值的影響。以前,中央銀行承擔了全部的匯率風險,企業可以集中精力做好產品和市場開發。現在,中央銀行將一部分匯率風險分散給了企業,這盡管對于長遠的人民幣外匯市場的建立有積極意義,但企業在目前的情況下卻很難通過遠期交易鎖定生產成本,因此會時刻面臨著匯率變動的沖擊。這種沖擊并不會因為匯率波動幅度較小而可以忽略不計,因為企業經營的績效是按照“年”這個單位來計算的,但匯率波動卻時刻都在發生
著,企業經營的績效是按“年”這個單位來計算的,但匯率波動卻時刻都在發生著,企業經營的成本也就時刻在變,如果企業總是在高點買入而在低賣出,那累積起來的損失也是非常可觀的。因此,企業就不可能完全不顧匯率波動而只關心經營、開發和銷售這些實際事務,還要關心貨幣事務。
我國現代化的關鍵是生產能力的形成,這又必須依靠企業的壯大。匯率升值盡管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但匯率波動顯然不利于企業經營。由于未來20年是我國經濟現代化的關鍵時期,如何采取有力措施沖銷匯率波動的影響,從而為企業成長創造一個平穩的貨幣環境,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是我國面臨的重大課題。
首先,為了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實現更集約的經濟增長,促進科學發展觀的實現,要靈活利用匯率工具。具體而言,就是在時機成熟時主動小幅升值,同時輔之以利率小幅調整的貨幣政策,使人民幣匯率在經濟的穩定增長過程中穩定地升值。匯率升值不是壞事,它是對有效率經濟增長的褒獎,匯率貶值才是對低效增長和不增長的懲罰。
其次,要致力于建設一個有一定深度和廣度的外匯市場。所謂深度,就是市場規模應該足夠大,不是一般規模的資金就能控制、操縱得了的,這樣才有利于匯率穩定;所謂廣度,就是市場覆蓋面要足夠廣,交易主體是多元化的,只有這樣,預期才不至于是同一方向的,只有當預期是多元的且能在某種程度上互相抵消時,預期才可能是穩定的,它對經濟的沖擊也才會最小(李天棟等,2004,2005)。有一定廣度和深度的外匯市場是企業能夠避險的必要條件。
再次,要致力于金融工具的建設,只有當金融工具是多樣化的,既能覆蓋即期交易,也能覆蓋遠期交易時,企業才能通過外匯市場進行避險(李天棟等,2004)。其中,遠期金融工具尤其重要,因為它是鎖定成本、規避匯率風險的主要工具。目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和其它股份制銀行如招商銀行都可以進行遠期交易,但是,目前的問題是品種單一、市場規模小,當然,企業缺乏相關意識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盡管匯率制度改革對企業有許多負面影響,但卻能夠促使企業更多地關注匯率風險,也有利于外匯市場、交易主體和金融工具的培育。當然,企業也會有一個逐步適應的過程,政府一方面要實行積極而穩定的匯率政策,避免匯率劇烈波動的消極影響,另一方面要著力創造能夠平滑匯率波動的外匯市場和金融工具。只有這樣,企業才能夠適應匯率升值和波動的影響,也才能保障現代化的實現。
第3篇：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
弗里德曼說，誰要是搞清楚了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秘密，誰就可以得諾貝爾獎。這無疑是一支讓中國經濟學家們激動不已的強心針。我不禁要反問：“中國真的有不同于其他國家經濟增長的秘密嗎？”其實，約瑟夫?熊彼特早在他1934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中已明確指出了經濟增長的源泉在于創新，包括引進新產品、采用新的生產方法、開辟新市場、控制原材料的新供應來源、實現工業的新的組織五個創新因素。這五個因素其實可以合并為一個因素，那就是具有豐厚利潤或者說回報的商機出現以及低等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也能得到提高。
在討論經濟增長的源泉之前，首先界定經濟增長的含義是必要的。經濟增長的本質就是生產率的提高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更多閑置資源的充分利用。這是一種建立在效率基礎上的凈增長。經濟增長必須是消費者獲得同樣的效用耗費更少的資源，或者耗費同樣的資源消費者獲得更高效用。
那么，我們又應該怎樣理解我國二十多年來的經濟增長呢？我們對照熊彼特所說的五要素逐一來分析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秘密”。
第一，引進新產品。在世界進入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電器時代已經來臨。進入九十年代，汽車、電腦及住房又成為人們消費的熱點，而且這新三大件的市場在中國遠遠沒有飽和。新產品的出現意味著供小于求，意味著高額的壟斷利潤率，同時也意味著新市場的出現，這兩個方面的原因決定了高投資回報，從而意味著加速增加的投資。你說經濟能不增長嗎？
第二，采用新的生產方法（或者說采用新技術）。這一點是勿庸置疑的。中國作為后發國家，發達國家有大量的先進技術可以引用。先進的技術意味著生產效率的提高，意味著更高的投資回報率，仍然意味著加速增長的投資。而且重要的是中國面臨的是大量具有高度產業關聯性的新技術
第三，開辟新的市場。就中國而言，本身就是一個令人垂涎的大市場，只不過是在改革開放前被平均分配制度壓抑了而已。試想，大家的收入水平都差不多，誰能消費那些更高檔的產品，單一的、低層次的產業結構就成為必然，而低層次的產業往往意味著低生產率。一旦“容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收入水平有了差距，市場需求的多樣化必然出現，產業結構的復雜化和高度化就成為必然。產業結構的復雜化和高度化意味著高生產效率，而生產效率的提高必然帶來經濟的增長。第二，按照市場范圍決定分工深度的觀點，在大市場下，分工的深化也帶來生產效率的提高和利潤的增加，從而從另一個角度來促進經濟的增長。第三，市場大也有利于新產品的推出，因為新產品的前期投資往往很大，這意味著風險大，沒有足夠大的利潤或預期利潤是沒有人愿意冒大風險來投資的新產品的開發和生產的。另外，交通運輸費用的減少也能為市場的擴大創造條件。
第四，控制原材料的新供應來源。這一點的實質是有更加廉價的生產要素可用。中國在改革開放前（現在仍然）有數億的過剩勞動力，加之其生活水平低，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由于勞動力的生產與再生產的成本低，其工資水平也就被決定在一個很低的水平。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過剩勞動力的機會成本為零，也決定了其工資的水平低下。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廉價生產要素成本常常被忽略，就是使用公共資源的成本――稅收。在我國改革開放前期，偷漏稅的事情太普遍了。這也為生產者事實上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利潤率，促進了投資。
第五，實現工業的新組織。這一個因素可以擴展為更有效率的生產組織的出現。這一因素在我國經濟增長中所體現的效果是非常顯著的、也是有目共睹的。我國的改革不管是農村的還是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改制，無一不是對企業組織形式的創新改進（獨立經營的每一戶農民也可以說是一個企業）。基本解決了我國農民的糧食問題（當然還有種子、農藥、栽培技術的功勞），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改制把管理者和生產工人的積極性、能動性調動起來了，原本虧損的企業也變成了盈利的企業了，生產效率提高了。
除了企業組織在產權上的革新（私有化）外，產業內的企業組織結構的改進――如適度集中帶來的規模經濟、范圍經濟、縱向一體化經營原本也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但在我國由于財政分割和政府考核機制的不科學造成地方經濟大量的低層次重復性建設，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這兩個因素在我國經濟的增長并沒有起到多大的積極作用（也許更多的是消極作用）。
二、政府行為是經濟增長源泉嗎？
(一) 宏觀經濟政策
作為抑制或者促進投資的貨幣政策而言，只是調節經濟增長的步伐或者節奏而已，并沒有帶來效率的提高和閑置資源的充分利用；而只是減少了資源的低效率使用量（在經濟過熱的情況下）或者增加了資源的低效率使用量（在經濟蕭條的情況下）。雖然宏觀經濟政策對一個經濟系統的增長質量是有作用的，但并不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也就是說它既不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也不是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
作為宏觀調控的財政政策要區別看待。用于基礎設施的積極財政，如果當時的經濟基礎設施不足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限制條件，那么可以促進經濟的增長，但這一點其實可以歸結到有更廉價的生產要素出現一類。反之，是資源的浪費。因為很多時候，經濟增長速度放慢的主要（或者說關鍵）因素并不是基礎設施的供給不足。而在經濟較熱的情況對基礎設施的需求也往往較大，而這時緊縮的財政政策雖然可以抑制經濟的增長，但同時也壓抑了原有的經濟增長潛力。
（二）收入分配政策
收入分配政策也要分別而論，如果是順應經濟的就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如果不是順應經濟的就不是經濟增長的源泉。確切地說收入分配政策只是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在經濟增長的前期通過增稅的方式來增加窮人的收入降低了利潤率，不利于投資的增長，從而不利于經濟的增長，該時期經濟增長的主要矛盾是資源利用不充分；而在經濟增長的后期，由該輪經濟增長帶來的收入差距導致的需求不足（相對過剩）已經轉變為阻礙經濟增長的主要矛盾了，通過增加窮人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就能起到擴大市場的作用。與生產要素的相對稀缺性相吻合的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能夠促進要素的利用效率，這只有在公有產權中才存在。對于收入再分配政策，其實可以歸結到廉價生產要素和開辟新的市場兩個經濟增長因素。對于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可以歸結到實現更有效率的生產組織。
（三）產業政策
產業政策對于經濟增長的速度無疑是有影響的，但不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在一個私有制的經濟系統中，資源會自動流向最有效率的地方。當然，如果是在一個錯誤的產業政策下，經濟增長肯定會受到抑制，但問題是如果沒有政府的產業政策結果會怎么樣呢？經濟增長的速度可能會放慢，但其增長可持續的時間會更長。已有經濟增長源泉的潛力沒有完全發揮之前其增長的步伐是不會停止的。在公有產權占主體的經濟體系中，產業政策又另當別論，其不過是一個經濟主體的投資計劃而已。其在競爭性產品領域的低效率是公認的事情，更不要說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了。
第4篇：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經濟增長;探討
一財政與財政政策要研究財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財政。但是,目前學術論文界對于財政的定義還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較多關注的包括再分配論、政府收支論和公共財政論。再分配論認為財政是社會再生產分配環節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財政處于社會再生產的分配環節,而且和同處于分配環節的信貸分配、工資分配、價格分配和企業財務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會產品分配,它是國家為了實現其職能需要,憑借政治權力及財產權力,參與一部分社會產品或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動,包括組織收支活動、調節控制活動和監督管理活動等(劉邦馳,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論認為財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來滿足公共需要,進行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動,并通過收支活動調節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平衡,以達到優化配置、公平分配、經濟穩定與發展的目標。
公共財政論認為財政是以國家為主體,通過政府的收支活動,集中一部分社會資源,用于履行政府職能和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經濟活動(蘇明,2001)。應該說,前兩種關于財政的定義各有所側重,前者突出了財政的社會分配和政府職能,后者強調了政府的活動。而公共財政論則簡單明了地指出現代財政的公共性,為建立公共財政奠定了理論基礎。明確了財政概念,就可以對財政政策加以研究。財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財政理論為依據,運用各種財政工具,為達到一定財政目標而采取的財政措施的總和。簡言之,財政政策是體系化了的財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實現財政職能。同時,它也是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形勢和任務制定的指導財政分配活動和處理各種財政分配關系的基本準則,是客觀存在的財政分配關系在國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也是國家實施財政宏觀調控的過程。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又是國家干預經濟、實現國家宏觀經濟目標的主要手段。財政政策是隨著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而不斷發展的。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由于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制約,國家不可能大規模組織社會經濟生活,奴隸主和地主階級的財政政策主要是為鞏固其統治地位的政治職能服務。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資產階級國家,一般都實行簡政輕稅、預算平衡的財政政策,以利于資本主義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財政政策不僅為實現國家政治職能服務,而且成為政府干預和調節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工具。
財政政策按其構成體系可以分為國家預算政策、財政支出政策、稅收政策、國債政策、投資政策、補貼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數據和技術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種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
二三種主要財政政策工具對經濟增長促進效應的分析(一)國家預算政策對經濟增長效應的分析國家預算政策包括財政赤字政策、財政盈余政策和預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種形式,筆者主要討論財政赤字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它對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財政赤字影響貨幣供給財政赤字對經濟的影響和赤字規模大小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取決于赤字的彌補方式,即向銀行透支或借款來彌補財政赤字。出現財政赤字意味著財政收進的貨幣滿足不了必需的開支,其中有一種彌補辦法就是向銀行借款。可見,財政向銀行借款會增加中央銀行的準備金,從而增加基礎貨幣,但財政借款是否會引起貨幣供給過度,則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財政有赤字,銀行發票子”這句話來形容財政赤字與貨幣供給的關系,而事實上,赤字與貨幣發行并不一定存在這樣的因果關系,財政赤字對貨幣供給的影響雖可能與赤字規模的大小有關,但更主要的還取決于赤字的彌補形式。
2、財政赤字擴大總需求的效應凱恩斯主義所奉行的財政政策是運用政府支出和稅收來調節經濟。在經濟蕭條期,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經濟中存在失業,政府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刺激總需求,以實現充分就業。增加政府支出、減少政府稅收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必然出現財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為財政政策中擴大需求的一項手段。財政有赤字,必然擴大總需求,但其擴大總需求的效應有兩種,如前分析,一是財政赤字可以作為新的需求疊加在原總需求水平之上,使總需求擴張;二是通過不同的彌補方式,財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門需求而構成總需求的一部分。它僅僅改變總需求結構,并不直接增加總需求規模。完全以國債收入彌補的“軟赤字”,只要不超出適度債務規模,其擴張效應一般可被控制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經濟周期的安排,在經濟蕭條階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動,一般不致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這對我國的經濟是有現實意義的;第三,財政赤字與發行國債。發行國債是世界各國彌補財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認為是一種最可靠的彌補途徑。但是,債務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來源,會隨著財政赤字的增長而增長。另一方面,債務是要還本付息的,債務的增加也會反過來加大財政赤字。
3、財政赤字的排擠效應財政赤字的排擠效應一般是指財政赤字對私人消費和投資所產生的排擠影響。當政府因支出龐大產生預算赤字時,一般需發行公債向公眾借款。發行公債是國家信用的一種形式。在貨幣市場上,如果私人儲蓄量不變,則政府債券與企業債券等有價證券將共同競爭市場上有限的資金。當公眾出于對國家債券的高度信任而爭購公債,政府在總儲蓄的占有上便處于優勢。政府發債占總儲蓄的比重越大,就會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籌不到資金被擠出貨幣市場,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會排擠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資,從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擴張性作用。但這種結果并不是絕對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擠效應會被政府擴大投資支出所產生的“乘數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擠效應”如果與政府有意進行的經濟結構合理化調整結合起來,則可以改善資源配置,對國民經濟產生有益的影響。
(二)財政支出政策對經濟增長效應的分析為解決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國主要采取擴大政府財政支出的財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結構和支出規模是經濟增長的核心變量。筆者也將主要從政府支出結構來看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采用以財政支出項目為自變量的柯其分別表示財政支出結構中某一項目支出增加1%時所引起的產出增加百分數,這樣我們就用產出彈性來描述財政支出的結構效應以及其對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的調節作用。我們以《中國統計年鑒》(2006)我國1989—2005年財政支出職能結構分類統計數據為樣本區間。相比較高,而在1996年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最為不利的,稅收負擔相應較輕,實際該年稅收負擔為10.3479%,與其他年份相比較低。經過去除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呈現出更加緊密的關系,并且高經濟增長年份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較低,低經濟增長年份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較高,有一定的負相關關系。現在我們轉入,采用排除非稅因素影響后修正的稅收負擔和稅制結構所得到的回歸效果比較好,調整的R2為0.317,F檢驗值為6.115,各回歸變量的T檢驗值均能通過95%的檢驗,從系數項來看,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與經濟增長率的彈性系數為-3.866,即表明稅收負擔上漲1%,經濟增長率下降3.866%,稅制結構與經濟增長率的彈性系數為0.6,即稅制結構變化1%,經濟增長率變化0.6%,影響系數較小。這樣的結果與理論上稅收負擔和稅制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基本相符,我國現行稅制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
從以上數據分析看,在我國現行稅制下,稅制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比較小的,修正后的稅收負擔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大,這一點與國外的實證研究結果基本相同。從數據看,1994年的稅制改革應該說是1983年稅制改革的延續,1983年是稅制結構和稅收負擔變化的一個轉折點,通過設立所得稅,稅收負擔從1982年的11.25%,猛漲到1983年的18.55%,在隨后近10年時間內,稅收負擔不斷降低,最低時為10.167%,通過1994年的稅制改革,稅收負擔才得以不斷的提升,到2004年達到18.839%。也就是說通過1994年的稅制改革提高了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緩解了稅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從稅制結構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業以利潤形式上繳國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直接類稅收,直接稅占間接稅收入比重僅在10%左右,通過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稅體系,直接稅收入占間接稅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隨后持續減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稅體系的建立,直接稅收入占間接稅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來的最低點23.953%,隨后幾年逐漸升高,2004年達到39.0463%。從求解出的結果看,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從1994年起越來越有利,非稅環境越來越有利,各項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效逐步體現,反過來說稅收對經濟的調節作用在不斷減弱,這種情況在1983年稅制改革前也出現過,所以面臨新的經濟環境,稅收作用不斷減弱的情況下,稅制必須進行改革。
三總結
本文在對財政與財政政策進行概念闡述的基礎上,研究分析了財政政策的三種工具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其中,在對財政支出政策、稅收政策進行研究時,分別運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產函數模型、稅收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分析模型來進行定量分析。從分析可以看到,三種工具對經濟增長的促進各有所側重,且影響程度和范圍存在較大的差異性和互補性。因此,必須合理運用好各種政策工具,加快財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進一步促進經濟的增長。
參考文獻:
[1]〔美〕坎貝爾等著,朱平芳,劉宏等譯.金融市場計量經濟學[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
[2]林毅夫.現代增長理論與政策選擇[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
第5篇：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
摘要對外貿易是衡量一個地區經濟發展情況的重要指標，但由于各地區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所以對各地區來說，對外貿易水平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存在著不同的數量關系。本文根據1985－2005年江蘇省的出口、進口和國民生產總值的數據，綜合運用平穩性檢驗、協整檢驗、VAR模型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等計量方法，對江蘇省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根據實證分析的結果，就如何發揮江蘇省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提出建議。
關鍵詞江蘇省；對外貿易；經濟增長關系
一、引言
研究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一直是經濟學界爭論的一個焦點，最早涉及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是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他提出了動態生產率理論和“剩余產品出日”模型，認為貿易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遜提出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命題，后經洛克斯等人的補充和發展，認為19世紀國際貿易的發展是許多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凱恩斯的對外貿易乘數理論認為，出口的增長最終會導致GDP的成倍增長；以E·哈根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出口貿易對技術進步的促進來尋找推動經濟增長的機制；克魯格曼和赫爾普曼論述了在規模報酬遞增的條件下，通過出口擴大產量，降低成本以推動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
從實證分析方面來看，國內外的經濟學者在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和作用方面也進行了很多研究，但由于研究的方法、采用數據各不相同，其結論也不盡相同。如Balassa(1978)利用11個工業化國家在1960－1973年期間的數據，運用秩相關檢驗分析了實際GDP平均增長與實際出口平均增長之間的關系，得出出口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的結論。JordanShah&FionaSun(1998)通過分析出口、工業產量、勞動力、進口和資本支出等變量的關系，得出我國的出口與實際工業產量之間有一種雙向的因果關系。陳家勤(1999)通過對進出口依存度、進口對GDP增長彈性的研究，得出進口增長對拉動GDP增長具有較大作用的結論。林毅夫(2001)通過聯立方程組，得出出口增長對拉動經濟增長具有較大作用。
縱觀上述研究，可認為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間存在密切關系。但由于我國幅員遼闊，且不同地區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水平也存在很大差異，使得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在不同的地區可能存在著不同的數量關系。因此，本文以江蘇省為例，對改革開放以來江蘇省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實證分析，進而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二、實證分析
本文選取江蘇省對外貿易中的進口額(IM)和出口額(Ex)作為主要分析指標，用反映宏觀經濟指標的GDP代表經濟增長。樣本區間選擇1985－2005年度的數據，數據來源于歷年《江蘇省統計年鑒》。由于GDP是以人民幣元計，而進、出口額是以美元計，故首先根據《江蘇省統計年鑒》提供的人民幣與美元的年平均匯價，將進、出口額的計算單位統一換算為人民幣元。另外，為了消除價格因素的影響，本文再利用消費價格指數對三個指標進行平減，然后對平減后的數據取對數以消除異方差。
1、變量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
根據計量經濟學理論，在利用OLS等傳統方法對計量經濟模型進行估計時，如果時間序列為非平穩序列，則容易產生偽回歸，從而使模型不能真實地反映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的關系。因此，為了防止偽回歸現象的發生。首先應進行時間序列平穩性的單位根檢驗。本文運用ADF檢驗法，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如下表：
由表1可以看出，時間序列Ln(EX)、h(IM)和Ln(cDP)是非平穩的，但是三者都是一階平穩的。所以，以上序列均是一階單整的，可以進行下一步的協整檢驗。
2、Ln(EX)、Ln(IM)、Ln(GDP)的協整檢驗
為了確定LOG(GDP)、LOG(IM)、LOG(Ex)三個變量是否具有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本文根據Johanson的最大似然法來檢驗Ln(EX)、Im(IM)和Ln(GDP)之問的協整關系，Jo－hanson檢驗的最優滯后階數的選擇是根據是非約束的VAR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p來確定，根據AIC原則和sc原則，并結合LR檢驗，得到最優滯后階數為I。檢驗結果如下表2(檢驗均在5％的顯著水平下)：
從表2中可以看出，國內生產總值和進口量、國內生產總值和出口量都分別存在唯一的協整關系，具有長期的均衡關系。并且，他們之間具有共同的隨機變動趨勢。國內生產總值、進口量和出口量三者之間也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具有同向的變動關系，且此三變量之間的關系符合凱恩斯的宏觀經濟需求拉動理論。
3、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協整關系檢驗說明了三者之間確實存在一種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但這種關系是否存在因果聯系還需要進一步的驗證。本文采用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檢驗法，對各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進行檢驗。其中，滯后期的確定根據無約束的VAR模型的殘差分析得到，其滯后期數為1。檢驗結果見下表：
檢驗結果表明：在5％顯著水平上，進口是經濟增長的原因，但是經濟增長不是進口的原因；出口是經濟增長的原因，但是經濟增長不是出口的原因；同時，進口與出口之間均不存在Grange因果關系。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經濟增長與出口、進口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因此，也表明了研究江蘇省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際可行性。
三、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從上述的實證分析結果，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1、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顯著的協整關系，盡管各自的增長是非平穩的，但具有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2、通過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我們可以看出：
①進、出口都是經濟增長的單向Granger原因，但是經濟增長不是進、出口的Gratiger原因，即進口與出口共同促進了經濟增長。這說明對外貿易在短期內對經濟增長也有拉動作用，但經濟增長還沒有實現對進口、出口的增長效應，不能為進一步進口、出口增長作貢獻。
②進口與出口之間均不存在Grnage因果關系，即進口的增長不影響出口的增長，出口的增長也不影響進口的增長。
③可以說明江蘇省是一個出口導向型區域，大量出口促進了經濟增長。
上述結論可以看出，出口和進口對江蘇省的經濟都發揮了正向的促進作用，對外貿易與江蘇省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從長期來看，江蘇出口比進口對GDP增長的貢獻更大，可以說明江蘇的經濟增長屬于出口導向型經濟，是主要依賴大量的出口推動經濟快速增長。
(二)建議
基于經濟增長理論并結合實證分析的結果，為發揮外貿對江蘇省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筆者擬提出以下建議：
1、調整進口策略
實證分析緒果表明，進口對經濟增長也有一定推動作用，調整進口策略是加快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應繼續鼓勵先進技術、先進設備、創新成果及緊缺的資源和原料的進口，限制低科技含量的要素和產品的進口，以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及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提高全要素勞動生產率，提升出口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這不僅可以提高進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還可以間接地加快出口增長，從而使進口通過影響出口進而促進經濟增長。
2、改善出口產品結構
由于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并有下滑的趨勢，江蘇省又是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全省的經濟增長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從其進出口的產品結構來看，貨物貿易出口層次低，目前出口商品的大部分是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和消耗資源較多的加工產品。本文的實證研究表明，出口對江蘇省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也非常明顯。因此，必須切實改善江蘇的出口產品結構，發揮出口的作用，主要措施如下：
第一、深入實施“科技興貿”戰略，加強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建設，提高產品的技術和資本含量，支持具有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
第二、加快制定實施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發展規劃，以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新材料等高科技領域為突破口，推動更多的高新技術產品走向國際市場。
第三、深化外貿體制改革，加速培育多元化的出口主體。應鼓勵有實力的民營企業和私人資本參與外經貿企業的重組，加快國有外貿企業改制步伐。實施“貿易主體多元化”戰略，給更多的科技型、深加工型企業申報外貿進出口經營權，這樣就可以通過擴大出口企業的規模來推動出口的增長，進而加快經濟增長。
3、積極采取措施，提高企業自身創新能力
只有提升自身的競爭力，才能在對外貿易中取得競爭優勢，企業只有通過持續快速的技術創新，才能取得長遠的發展。具體可從以下幾個方面推進科技創新：第一，加大研發投入，為產品創新及技術創新提供資金支持。第二，積極引進技術人才，為科技創新提供技術裝備。第三，加強員工培訓，提高管理者素質，為企業創新提供內在動力，如為員工提供再學習機會及環境，學習國外先進經驗，建立學習型組織等。第四，企業積極與科研機構及高校建立合作關系，即通過產學研相結合的方式來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
4、充分利用外資，提高引進外資的質量
調整外資投向的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特別是在高新技術產業、基礎設施及教育產業上大量引進外資。另外，在引資的區位選擇上，應根據江蘇省各地區的實際需要選擇外商投資，可以通過轉讓經營權、出讓股權、兼并重組等方式吸引國外資金，而不能僅僅以外商投資數量為標準。提高引進外資的質量，通過資本積累、技術轉移和擴散及“干中學”等效應促進江蘇省的經濟增長。
5、加強對中小企業的引導
江蘇省出口企業中大多數都是中小型企業，他們的發展因其規模小、資金缺、創新能力低及管理水平差等劣勢而得不到高效快速的發展，很難形成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往往在對外貿易中遇到種種阻礙，比如：國外的技術壁壘及政策壁壘等。政府應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如提供資金支持及政策優惠等。鼓勵中小企業向集群化發展，以提高中小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優化外貿經營主體的結構。
第6篇：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
關鍵詞：對外貿易 經濟增長 回歸方程
1.引言
加入WTO，促進了我國市場經濟的發育與完善，加快了產業結構調整升級，使我國在深層次上參與了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更好地享受了世界貿易的比較利益，對我國近年經濟增長功不可沒。南通，作為全國首批對外開放沿海城市，積極實施開放經濟戰略，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很好地促進了地區經濟的發展，尤其2002年-2010 年是南通經濟高速增長階段，期間南通對外貿易發展迅猛，年均增長率超過35%。
一般理論研究認為，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具有很強的促進作用，是推動地區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不可或缺的因素，經濟學家常把“對外貿易”、“投資”和“消費”稱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國內對于經濟增長和對外貿易關系的研究較多，有理論研究，也有實證研究，但結論卻不一致，甚至大相徑庭。其中，有研究認為對外貿易對我國地區經濟增長作用不明顯，對非出口部門促進作用尤其不強[1]；也有研究提出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促進作用較強，對經濟增長意義重大[2]；還有研究認為兩者關系不能簡單而論，比如，張少霞在其《進出口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總需求和總供給模型分析》一文中提出在總需求約束條件下，凈出口與經濟增長呈現正相關關系，但在總供給約束下，凈出口與經濟增長呈負相關關系等等[3]。
綜合以上研究， 我們可以推斷：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和經濟社會所處的經濟環境、政策環境等因素息息相關，在不同時期，對外貿易對不同地區的經濟增長起到的影響是有差異的。即：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 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存在差異，即便在同一階段， 由于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存在， 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也不盡相同。
上述研究側重于一國范圍，對地區相關分析涉及比較少，特別對我國首批沿海開放城市的相關研究就更少。因此，本文擬選擇南通市作為研究對象，應用時間序列模型分析對外貿易對南通經濟增長的影響，討論對外貿易對南通經濟增長的作用，以及對外貿易通過哪些途徑促進了南通地區經濟的增長，希望研究結果能對我國其它沿海開放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2.實證模型和樣本數據
本文搜集了南通市2001年到2011年期間的時間序列，包括國內生產總值GDP、投資、消費和凈出口。考慮到2001年正式加入WTO前后，我國對外貿易的內外部環境，如外貿政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發生較大變化，比如，加入WTO后，我們獲得了WTO成員國的進口關稅優惠，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國商品出口的貿易壁壘，推動了國內各地區外向型經濟的高速發展，因此，我們選取2001年以后的數據進行分析。
為了檢驗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我們隊對方程（3）的殘差序列e進行單位根檢驗，選擇無截距項、無趨勢項的ADF檢驗模型，估計結果如表5。
檢驗結果顯示，殘差序列在5% 、10% 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表明殘差序列不存在單位根，是平穩序列，從而驗證了四個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公式（3）給出了它們之間的協整關系。回歸結果表明，南通對外貿易凈出口的增長率每變動 1%，能引起南通GDP增長率變動0.016859%；而投資和消費每變動1%，會引起南通GDP增長率分別變動 0.185895%和 0.626768%。這說明投資、對外貿易與消費對南通經濟都具有促進作用，但投資和消費的促進作用大于對外貿易。
4.政策建議
近幾年來，對外貿易對南通經濟增長所起的促進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歷史數據表明，對外貿易因素整體而言對南通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很有限，因為南通還沒有擺脫供給約束，高新技術產品、高附加值產品生產出口能力較弱，還以傳統產品出口為主。出口在優化資源配置、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帶來規模經濟效應、獲得國際分工比較利益等方面效果不明顯，經濟增長還是以我們內部消費需求和投資為主，遠談不上真正意義上的出口導向型經濟。
建議南通今后在推進開放型經濟戰略中發揮資源優勢，大力發展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優勢的海洋產品產業，提高海產品的深加工能力，統籌產業鏈，提高其競爭力；充分利用南通教育和科研優勢，發展高新技術和高附加值產業，提升出口產品科技含量，引導出口企業向質量、效益型轉變；在國際勞務和工程承包市場上，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積極摸索對外勞務出口新模式，實現“走得出去，站得穩”格局，充分發揮南通建筑之鄉和勞務出口大市的競爭優勢，并帶動產品出口，緩解勞動力壓力；在紡織服裝、機電、化工等傳統出口行業培育新的出口增長點，提高出口規模，通過規模效應降低出口產品成本。
參考文獻：
[1]楊全發、舒元.中國出口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J].世界經濟與政治，1998（8）：14-19
[2]劉曉鵬.協整分析與誤差修正模型―我國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J].南開經濟研究，2001（10）：52-56
[3]張少霞.進出口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總需求和總供給模型分析[J].國際經貿探索，2002（6）：15-18
[4]劉小鵬.協整分析與誤差修正模型-我國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J].南開經濟研究，2001，（9）：52-56
[5]李文.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貢獻的定量分析[J].審計與經濟研究，1997，（5）：49-51
[6]彭福偉.怎樣看待目前對外貿易對國民經濟經濟增長的作用[J].國際貿易，1999，（1）： 15-19.
[7]沈程翔.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1977-1998[J].世界經濟，1999，（12）： 26-30.
[8]Kwan.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xpanding Export Sector：China 1952-1985，International Economic. 1990：105-116
[9]Johansen S.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o integration vectors [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1988，（12）：231-254.
[10]江蘇統計局.《江蘇統計年鑒》[M].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2010.
第7篇：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
公共財政論認為財政是以國家為主體,通過政府的收支活動,集中一部分社會資源,用于履行政府職能和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經濟活動(蘇明,2001)。應該說,前兩種關于財政的定義各有所側重,前者突出了財政的社會分配和政府職能,后者強調了政府的活動。而公共財政論則簡單明了地指出現代財政的公共性,為建立公共財政奠定了理論基礎。明確了財政概念,就可以對財政政策加以研究。財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財政理論為依據,運用各種財政工具,為達到一定財政目標而采取的財政措施的總和。簡言之,財政政策是體系化了的財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實現財政職能。同時,它也是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形勢和任務制定的發表財政分配活動和處理各種財政分配關系的基本準則,是客觀存在的財政分配關系在國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也是國家實施財政宏觀調控的過程。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又是國家干預經濟、實現國家宏觀經濟目標的主要手段。財政政策是隨著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而不斷發展的。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由于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制約,國家不可能大規模組織社會經濟生活,奴隸主和地主階級的財政政策主要是為鞏固其統治地位的政治職能服務。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資產階級國家,一般都實行簡政輕稅、預算平衡的財政政策,以利于資本主義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財政政策不僅為實現國家政治職能服務,而且成為政府干預和調節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工具。
財政政策按其構成體系可以分為國家預算政策、財政支出政策、稅收政策、國債政策、投資政策、補貼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數據和技術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種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
二 三種主要財政政策工具對經濟增長促進效應的分析(一)國家預算政策對經濟增長效應的分析國家預算政策包括財政赤字政策、財政盈余政策和預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種形式,筆者主要討論財政赤字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它對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財政赤字影響貨幣供給財政赤字對經濟的影響和赤字規模大小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取決于赤字的彌補方式,即向銀行透支或借款來彌補財政赤字。出現財政赤字意味著財政收進的貨幣滿足不了必需的開支,其中有一種彌補辦法就是向銀行借款。可見,財政向銀行借款會增加中央銀行的準備金,從而增加基礎貨幣,但財政借款是否會引起貨幣供給過度,則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財政有赤字,銀行發票子”這句話來形容財政赤字與貨幣供給的關系,而事實上,赤字與貨幣發行并不一定存在這樣的因果關系,財政赤字對貨幣供給的影響雖可能與赤字規模的大小有關,但更主要的還取決于赤字的彌補形式。
2、財政赤字擴大總需求的效應凱恩斯主義所奉行的財政政策是運用政府支出和稅收來調節經濟。在經濟蕭條期,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經濟中存在失業,政府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刺激總需求,以實現充分就業。增加政府支出、減少政府稅收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必然出現財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為財政政策中擴大需求的一項手段。財政有赤字,必然擴大總需求,但其擴大總需求的效應有兩種,如前分析,一是財政赤字可以作為新的需求疊加在原總需求水平之上,使總需求擴張;二是通過不同的彌補方式,財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門需求而構成總需求的一部分。它僅僅改變總需求結構,并不直接增加總需求規模。完全以國債收入彌補的“軟赤字”,只要不超出適度債務規模,其擴張效應一般可被控制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經濟周期的安排,在經濟蕭條階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動,一般不致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這對我國的經濟是有現實意義的;第三,普債務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來源,會隨著財政赤字的增長而增長。另一方面,債務是要還本付息的,債務的增加也會反過來加大財政赤字。
3、財政赤字的排擠效應財政赤字的排擠效應一般是指財政赤字對私人消費和投資所產生的排擠影響。當政府因支出龐大產生預算赤字時,一般需發行公債向公眾借款。發行公債是國家信用的一種形式。在貨幣市場上,如果私人儲蓄量不變,則政府債券與企業債券等有價證券將共同競爭市場上有限的資金。當公眾出于對國家債券的高度信任而爭購公債,政府在總儲蓄的占有上便處于優勢。政府發債占總儲蓄的比重越大,就會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籌不到資金被擠出貨幣市場,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會排擠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資,從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擴張性作用。但這種結果并不是絕對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擠效應會被政府擴大投資支出所產生的“乘數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擠效應”如果與政府有意進行的經濟結構合理化調整結合起來,則可以改善資源配置,對國民經濟產生有益的影響。
(二)財政支出政策對經濟增長效應的分析為解決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國主要采取擴大政府財政支出的財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結構和支出規模是經濟增長的核心變量。筆者也將主要從政府支出結構來看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采用以財政支出項目為自變量的柯其分別表示財政支出結構中某一項目支出增加1%時所引起的產出增加百分數,這樣我們就用產出彈性來描述財政支出的結構效應以及其對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的調節作用。我們以《中國統計年鑒》(2006)我國1989—2005年財政支出職能結構分類統計數據為樣本區間。相比較高,而在1996年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最為不利的,稅收負擔相應較輕,實際該年稅收負擔為10.3479%,與其他年份相比較低。經過去除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呈現出更加緊密的關系,并且高經濟增長年份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較低,低經濟增長年份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較高,有一定的負相關關系。現在我們轉入,采用排除非稅因素影響后修正的稅收負擔和稅制結構所得到的回歸效果比較好,調整的R2為0.317,F檢驗值為6.115,各回歸變量的T檢驗值均能通過95%的檢驗,從系數項來看,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與經濟增長率的彈性系數為-3.866,即表明稅收負擔上漲1%,經濟增長率下降3.866%,稅制結構與經濟增長率的彈性系數為0.6,即稅制結構變化1%,經濟增長率變化0.6%,影響系數較小。這樣的結果與理論上稅收負擔和稅制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基本相符,我國現行稅制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
從以上數據分析看,在我國現行稅制下,稅制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比較小的,修正后的稅收負擔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大,這一點與國外的實證研究結果基本相同。從數據看,1994年的稅制改革應該說是1983年稅制改革的延續,1983年是稅制結構和稅收負擔變化的一個轉折點,通過設立所得稅,稅收負擔從1982年的11.25%,猛漲到1983年的18.55%,在隨后近10年時間內,稅收負擔不斷降低,最低時為10.167%,通過1994年的稅制改革,稅收負擔才得以不斷的提升,到2004年達到18.839%。也就是說通過1994年的稅制改革提高了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緩解了稅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從稅制結構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業以利潤形式上繳國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直接類稅收,直接稅占間接稅收入比重僅在10%左右,通過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稅體系,直接稅收入占間接稅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隨后持續減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稅體系的建立,直接稅收入占間接稅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來的最低點23.953%,隨后幾年逐漸升高,2004年達到39.0463%。從求解出的結果看,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從1994年起越來越有利,非稅環境越來越有利,各項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效逐步體現,反過來說稅收對經濟的調節作用在不斷減弱,這種情況在1983年稅制改革前也出現過,所以面臨新的經濟環境,稅收作用不斷減弱的情況下,稅制必須進行改革。
第8篇：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
對外貿易在經濟增長中具有重要作用。長期以來，很多人一直強調出口對一國經濟的重大影響，而關于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文獻往往只關注和分析貿易開放度、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很少注意進口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直到最近幾年，人們開始意識到進口也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相關的經驗研究文獻也因此陸續出現。日本經濟學家小島清認為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以貿易利益的形式來把握的，根據古典學派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理論，貿易利益主要是指進口利益，出口是獲得進口的手段。羅默（Romer,1993）利用76個發展中國家1960年的截面數據分析了機器和設備進口對生產的影響。科等人（Coeetal.,1997）考察了通過機器設備進口而流向欠發達國家的技術溢出效應。劉遵義（Lawrence,1999）在對20世紀80年代美國100多個制造業中國際競爭對其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進行了研究，發現進口競爭刺激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一些文獻還探討了普通進口和技術擴散之間的可能聯系（CoeandHelpman,1995；Keller,2001）。康諾利（Connolly,2003）用75個國家1965~1990年的專利數據代表這些國家的模仿與創新，量化了高科技產品進口對進口國（發展中國家）模仿與創新的溢出效應。針對我國進口與經濟增長的互動作用，我國有不少經濟學者就這一問題進行了定性或定量分析。普遍認為進口對經濟增長有推動作用（劉曉鵬，2001；張亞斌，2002；熊啟泉、楊十二，2005；廖進中、鄧海濱，2006；張亮，2006）。熊啟泉和楊十二（2005）的“重新審視進口再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一文雖然應用了計量分析中比較前沿的研究方法，將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結合，研究了進口貿易對GDP增長的動態影響及對經濟增長的傳導機制。楊全發等（1998）運用巴拉薩和費德等人建立的模型，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數據進行線性回歸分析，得出出口的增長并不像想象的那樣對經濟增長起到促進作用。陳家勤從進口依存度和進口GDP增長彈性分析，得出我國進口的增長在GDP的增長中發揮了較大的作用。王建峰等依據已有的有關研究結果、數據、現實和歷史經驗提出對我國現行出口政策重新進行定位和調整，重新審視出口導向政策等等。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再次對進口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討論。
首先從理論上分析當前適當增加進口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在此基礎上利用Eview5進行協整分析來檢驗進口對GDP增長的作用。我國長期以來一直實行出口導向性的戰略政策，不遺余力的推行以出口創匯為主要目標的對外貿易政策，這在很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然而，隨著科技的發展和全球化程度的不斷加強，我國的對外貿易發展進入了一個新時期，國際貿易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中國現行的對外貿易政策提出嚴峻的挑戰。隨著世界經濟發展緩慢，許多國家尤其是美國與中國的貿易摩擦不斷增加，我國已成為世界上反傾銷和貿易保護措施的最大受害者，出口貿易環境嚴重惡化。據統計，2003年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高達60%，在如此高的貿易依存度下，增強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手段，而一味追求產品出口創匯則對我國經濟發展構成威脅。過去，我國外貿政策主要放在規模與速度的增長上，追求貿易順差與外匯儲備，使企業片面強調多出口，多創匯，少進口，節約使用外匯，從而導致出口商品供給的急劇增加，價格迅速下降，貿易條件惡化，出現“貧困化”增加。在這種情況下，仍然保持以往的出口策略將會阻礙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影響我國的國際形象，破壞良好的國際環境，從而影響我國經濟發展。要解決中國當前面臨的這些問題，就要轉變對出口的態度，適當的增加進口。依據很多國家發展經驗，出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但各國宏觀政策的實施依據國情進行，因此我們應立足國情來正確看待進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
1進口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研究
進口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經濟學時代。亞當•斯密認為，出口帶來的收益及換回本國需求的產品沒有機會成本的付出，因此必然促進本國的經濟增長(交易生利)。大衛•李嘉圖指出,通過對外貿易從國外獲得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材料，就能穩定物價,阻止利潤下降的趨勢，保證資本積累，促進經濟增長。約翰•穆勒認為,通過貿易可以得到本國不能生產的原材料和機器設備等經濟持續發展所必須的物質材料，同時推動國內生產過程的創新和改良，提高勞動生產率；通過產品進口造成新的需求，刺激和引導新產業的成長。
受古典經濟學家上述觀點和理論的啟發，后來的經濟學家進一步探討了進口貿易對經濟的帶動問題。D•H•羅伯特遜和R•納克斯認為資本品的進口使該國取得國際分工的利益，大大節約了生產要素的投入量,它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馬克斯•科登提出的貿易對經濟增長率影響效應理論，認為如果大量進口投資品，會使國內投資品相對價格較低，投資成本下降,而投資率的提高無疑會帶來經濟增長率的上升。
20世紀80年代初,新貿易理論開始將進口貿易作為主要因素來解釋技術進步，認為進口貿易是促進技術進步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時將經濟增長引入這一分析框架,把技術作為內生變量，研究技術變動、進口貿易、經濟增長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他們認為，技術通過中間產品的投入產生擴散。如果一國的R&D活動產生新的中間產品與現有的中間產品不同，或比現有的中間產品更好當這些中間產品出口時，進口國的生產力就會通過其貿易伙伴的研發效應和技術擴散得到提高。
2數據、模型與實證分析
分析所使用的樣本選取1985~2006年的有關數據，數據來源于2007的《中國統計年鑒》。根據研究問題的需要，按進口（M）、國內生產總值（GDP）等指標，作為樣本進行分析。
由于大多數時間序列數據都是非平穩的，不滿足傳統的多元回歸或其他方法對數據平穩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即便變量之間沒有關系，也會由于非平穩的序列帶有趨勢而顯現一定的關系，這也是所謂的“偽回歸”的問題。針對這一問題，采用協整分析方法可以有效加以避免。另一方面，以多元回歸方法為代表的實證方法是事前假定，即先假定變量存在因果關系，然后進行驗證；而協整分析則是事后假定，即先判斷單整階數，只有變量間單整階數相同，或不同階數的變量經過組合后，理論上可能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才可以假定方程式。筆者根據研究問題的需要，選取我國1985~2006年的數據作為樣本進行計量分析，在進行數據分析時，GDP按當年匯率折算成美元。為了更容易得到平穩序列，分別對各個變量取自然對數，這可消除各個變量之間的異方差性，使趨勢線性化，不改變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為考察進口貿易對經濟增長的關系，本文采用GDP、M的自然對數形式，分別記為LnGDP、LnM。
2.1樣本數據描述性分析
從我國進口貿易與經濟增長的對數圖（圖1）來看，在1985~2006年，我國進口貿易成上升趨勢，LnGDP也呈上升趨勢。序列表現不平穩，即序列使非平穩時間序列。LnGDP、LnM一階差分后，由圖2表明，新得到的數據序列沒有明顯的上升、下降趨勢，調整后的時間序列趨于平穩。
2.2樣本數據平穩性檢驗
在進行計量分析時，首先要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即單位根檢驗。本文采用ADF（AugmentDickey-Fuller）檢驗。
由于ADF=-1.739381，大于1%臨界值，所以LnGDP是非平穩的，ADF=1.737057同樣大于1%臨界值，所以LnM也是非平穩的。進一步檢驗變量一階差分序列以確定變量的單整階數，在一階差分中LnGDP、LnM的ADF值均小于5%臨界值，因此它們的一階差分是平穩的，即LnGDP、LnM為一階單整變量，可以進行協整關系檢驗。D-W值在2附近，表明時間序列是非自相關的。
2.3Granger因果檢驗
進口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用經濟計量方法檢驗可得。將LnGDP、LnM數據調入Eview5.0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檢驗結果見表2。
從表2可以看出，進口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原因，即進口和經濟增長之間具有Granger因果關系。所以筆者在做協整分析時可以根據經濟學有關理論，將進口作為經濟增長的一個原因來分析。
2.4協整分析
前面的單位根檢驗表明，我國GDP和進口貿易總額數據都是一階單整的，他們之間應該存在一個平穩的線性組合，即LnGDP、LnM之間有長期穩定關系。根據最小二乘法，可以定量確定LnGDP、LnM兩者之間的方程。
LnGDP、LnM之間協整回歸方程：
其中括號內給出的數字是t值。根據t值、R2值，可知回歸方程解釋能力較好，殘差項有較強的一階自相關性，進口每增長1%，GDP就隨之增長1.123%。
進行協整檢驗，就是檢驗回歸方程殘差序列的平穩性，若殘差序列是平穩的，則變量之間的關系是協整的；反之，則不是協整的。其檢驗方法就是采取單位根（ADF）檢驗。假定方程的殘差表示為e。
在做單位根檢驗時，一般在5%拒絕零假設，即序列平穩。從殘差序列的單位根檢驗結果看，e在5%、10%的置信范圍，其ADF值均小于置信值，接受零假設，說明e通過了單位根檢驗，表明e時間序列平穩。進而說明LnGDP與LnM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國內生產總值與進口之間存在穩定的均衡關系。
3結論
通過對我國進口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實證分析，以及根據GDP、M因果關系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建立協整分析，可以看出進口與國內生產總值之間存在較強的相關關系，盡管各自的增長是非平穩的，但LnGDP與LnM之間存在長期穩定均衡關系，進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進國民經濟的增長。通過實證分析得出，進口與GDP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從長期來看，進口增加1%，會引起經濟增長1.123%。當前出口導向的政策不僅為我國對外貿易帶來的很多問題，而且大量的出口初級產品導致我國資源外流，降低了社會福利和人民生活水平。而適當增加原材料、設備、尤其是高科技產品的進口，這不僅有利于解決當前我國對外貿易存在的問題，而且有助于提高我國技術水平及資源使用率，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改變經濟增長方式，還可以緩和我國收入分配惡化的趨勢，從而提高社會福利和人民生活水平。另外，當前的外匯儲備為我國增加進口提供了充足的資金。因此，要對我國的進出口有一個重新的認識，不能一味的強調出口、強調順差、“重出口輕進口”，要認識到進口對GDP的拉動作用，保持進口與出口的均衡發展，從而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健康增長。
參考文獻
第9篇：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
1 引言
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業發展是維護政治穩定、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的前提和基礎，實踐證明，調整優化農村產業結構，轉變農村經濟增長方式是增加農民收入的關鍵(王繼昌，2000)。面對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挑戰，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收入結構調整成為了扶貧攻堅、提高農民收入、提升農村競爭力的重要途徑。
伴隨著改革進程進一步向縱深推進，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而在此過程中，農村產業結構發生階段性變動的同時，農村經濟也發生了顯著變化(劉喬，2011)。經濟的發展會引起產業結構的變化，產業結構的變化引起就業結構和收入分配的變化(李良，2009)，“三農”問題一直是困擾和制約著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綜合國力提升的瓶頸，而“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收入問題，提高農民收入的根本出路在于農業經濟結構的調整(朱偉民，2004)。針對這一問題，我國許多學者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劉秀蘭和胡文君、付勇(2010)以1991～2007年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和我國產業結構構成數據以及我國按三次產業劃分的勞動力結構構成數據為樣本，建立多元回歸方程，采用SPSS16進行回歸分析，用逐步回歸法求得的多元回歸方程式驗證了我國產業結構變動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具有顯著的相關性，產業結構越優化，農村勞動力轉移速度越快，農村居民收入越高，反之，農村居民收入就越低。西部民族地區相對來說，產業結構還不夠優化，農村居民收入還處于全國最低地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很大，影響著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有效轉變。楊燁軍和宋馬林(2008)在闡述農村產業結構基本理論的基礎上，從農村產業第一、二、三產業的結構角度研究農村產業結構調整與農民收入增長的關系。吳愿(2014)運用DEA模型分析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對農民收入的影響，結果表明，產業結構轉型對農民收入具有積極作用，并建議通過加快發展農村特色產業、積極推進農業結構轉型、擴大二、三產業在農村的發展等方法，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以便于更大程度地提高農民收入。更多學者對各省、市進行了研究，何長輝和喬繼紅(2010)以湖北省荊州市為研究對象，對農業生產結構調整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相關性作計量經濟模型分析，以驗證農業生產結構調整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的影響。聶雷和何如海(2012)運用向量自回歸模型(VAR)，分析了安徽省農業產業結構變動對農民純收入的影響，并提出了如何通過合理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提高農民收入的對策建議。金晶(2012)為揭示我國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關系，以湖南省為例，運用動態經濟計量分析方法，對湖南省1985～2008年的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和農村經濟增長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向 Granger因果關系，即農村產業結構調整與農村經濟增長之間互相促進。
林芝，藏語意為“太陽寶座”，是西藏自治區下轄的一個地級市，位于西藏自治區東南部，雅魯藏布江下游，平均海拔3100m，總面積11.7萬km2，截至2014年，林芝市的總人口20.3萬人，其中藏族12.2萬人，門巴族7800人，珞巴族2800人，僜人1500人，其它少數民族人口約650人，是一個以藏族為主體，漢族、門巴族、珞巴族等11個民族和僜人和睦相處的多民族聚居區，素有“西藏江南”、“雪域明珠”、“東方瑞士”等美譽。近年來，林芝生態旅游產業、農牧特色產業、水電能源產業、藏醫藥產業、文化產業加快發展，生態旅游產業迅猛發展，農牧業特色產業健康發展，水電能源產業加快發展，藏醫藥產業規模持續擴大。到2014年，林芝市生產總值市生產總值已達92.86億元，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收入達6.67億元，農牧民人均純收入達9582元，為西藏自治區地級市(區)農民收入最高城市，比第二名拉薩市多324元，比昌都市多2966元。雖然林芝市農民收入快速增長，且一直位列西藏自治區前列，但是仍存在較多問題和困境，縣域經濟和產業收入嚴重制約著林芝市農民人均收入的提升，以及影響林芝市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
綜上所述，國內學者的研究更多傾向于產業結構、農業產業結構與農民收入、農村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而對更具針對性的農村收入結構與農村經濟增長之間關系鮮有研究，同時林芝市在西藏自治區極具代表性，因此本文針對性的對西藏自治區林芝市農村收入結構與農村經濟增長進行深入的探討，為后發展欠發達地區發展農村經濟和提高農民收入水平提供理論支撐，為相關部門制定政策提供理論依據。
2 計量模型構建與數據說明
2.1 計量模型
農村收入結構涉及第一產業(種植業收入、林業收入、牧業收入、漁業收入)、第二產業(工業收入、建筑業收入)和第三產業收入(交通運輸業收入、商業、飲食業收入、服務業收入和其它收入)，與農村經濟增長密切相關。本文利用三次產業收入表示農村收入結構，以農村經濟總收入表示農村經濟。為了考察農村收入結構與經濟增長的動態關系，本文構建計量方程將四個要素納入框架中進行分析，其方程如下：
(1)
式中，表示農村經濟，、、分別表示第一產業收入、第二產業收入和第三產業收入，、、為農民收入結構的回歸系數，為殘差向量。
2.2 數據說明
選取林芝市1995～2014年農村經濟總收入、第一產業收入、第二產業收入和第三產業收入作為研究樣本，并且對數據取自然對數。
3 實證分析
3.1 單位根檢驗
為避免回歸產生謬回歸，回歸前需要對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這里我們采用ADF方法來進行單位根檢驗，具體結果見表1。
由表1可以看出，四個變量在一階差分情況下是平穩序列，且通過5%顯著水平，即該組變量為I(1)序列，滿足協整檢驗條件。
3.2 協整檢驗
運用EViews6.0計量軟件，根據(1)式計算結果見表1。從結果可以看出，農民收入結構與農村經濟增長高度擬合，其回歸方程為：
(2)
從式(2)中可以看出，農村收入結構對農村經濟增長起著正向促進效應，其中第一產業(農業)對農村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最大，其次是第三產業(服務業)。第一產業收入、第二產業收入和第三產業收入每提高1%，將促進農村經濟分別增長0.5104個百分點、0.0832個百分點、0.3632個百分點。
從表3可以看出，殘差序列在5%的顯著水平下平穩，因此，LnIre、LnAgr、LnInd、LnSer存在協整關系，即農村經濟增長與農村收入結構之間存在長期穩定均衡關系。
3.3 Granger因果檢驗
為進一步檢驗農村收入結構與農村經濟增長的關系，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進一步檢驗農村收入結構與農村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其檢驗結果見表4。
從表4的因果檢驗結果得知，在10%的顯著水平下，農村經濟增長與第一產業收入是相互因果關系，即第一產業(農業)的增長，收入增加，會促進農村經濟增長，反之農村經濟增長也會促進第一產業收入的增加;第二產業(工業)收入不是農村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而農村經濟增長是第二產業收入的Granger原因，這可能是因為農村工業發展緩慢、弱小，根本無法對農村經濟起到促進作用，而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將在一定程度上帶動工業的快速發展;第三產業(服務業)收入是農村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而農村經濟增長不是第三產業收入的Granger原因，這可能是因為服務業的發展，特別是農村生態旅游業、農家樂等，對農村經濟增長起著較好的促進作用，而農村經濟增長尚未形成良好的反饋機制，未能促進服務業的進一步發展。
4 結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實證分析可知，農村收入結構與農村經濟增長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農村收入結構對農村經濟增長起著正向效應，其中第一產業(農業)對農村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最大，其次是第三產業(服務業)，并且農村經濟增長與第一產業收入是相互因果關系，第三產業(服務業)收入是農村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即農村收入結構的變動將會引起農村經濟增長的變動，調整農村收入結構，將能夠有效的促進農村經濟增長，結合林芝市實際情況，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是調整及優化農村收入結構，提高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比重，加快建立現代化農業生產體系，圍繞農林牧漁業調整種養結構，提高單產效益，引導農牧民，種植單產效益高的農作物，養殖市場效益好的水產和牲畜，增加農牧民收入。積極推進生態旅游和現代農業觀光旅游、農家樂等，擴大農民多樣化的生產收入。
二是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增加農牧民轉移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農村勞動力轉移是加快農村產業結構格局，促進城鄉統籌發展的有效措施，也是農牧民收入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要加大農村勞動力技能培訓力度，提高農牧民素質水平;依托農業龍頭企業，拓展農村勞動力就業渠道，以及依托農業生態觀光旅游、餐飲等行業的發展來提高農牧民的收入水平。
三是加大惠農支農、促進旅游業發展的優惠政策。切實貫徹落實中央、自治區、市的惠農、強旅政策，為農業產業化發展、旅游業快速發展提供寬松的政策環境。加大政策、資金和技術上的支持，逐年加大財政投入，改善農村水利、電力、交通等基礎設施，進一步完善土地流轉制度，扶持發展特色產業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