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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近期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新形勢；通貨膨脹；充分就業；貨幣政策；研究

中圖分類號：F82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8-000-01

一、背景

自從2008年爆發美國次貸危機以來，各國政府紛紛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加大信貸投放力度，甚至由政府直接注資實體經濟，以期通過這些宏觀經濟政策拉動經濟，提升總需求，從而確保經濟增長與就業崗位的增加。然而，這些旨在刺激經濟發展的宏觀經濟政策本身亦包含著某些潛在的負面影響，在增加就業崗位、拉動經濟發展的同時，寬松的貨幣政策亦將導致較高的通貨膨脹和加速物價水平上升。

就業與通脹控制，歷來是宏觀經濟中的一道兩難題目，特別是當前經濟危機仍未過去，歐洲債務危機此起彼伏，市場前景仍然充滿了不確定性，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稍有不慎，就將引起嚴重的問題。因此必須加以重視，筆者以為，宏觀經濟政策必須要遵從以下幾條原則：從國民經濟的長遠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高度進行把握、深入研究通脹和失業的內在聯系，從而確保將兩項指標控制在可接受區間、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拉動社會總需求、最后就基于菲利普斯曲線所揭示的兩者的關系進行相關決策時，要對其結果條件對應關系進行準確把握。

二、當前通脹與就業問題存在的原因

隨著經濟危機的不斷深入，各國政府紛紛出臺新的宏觀經濟政策，力求扭轉或減輕經濟危機給本國經濟帶來的沖擊與負面影響，保就業、保增長。然而，隨著最初的刺激經濟增長政策的效果過去，各國卻不約而同的陷入了政府赤字高筑、經濟增長放緩、物價上漲加速的困局之中，更有甚者，出現通脹與失業率“雙高”的現象，陷于被動局面。那么，為何會出現這些問題？雖然經濟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但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

1.政策制定偏重就業，忽略對通脹的治理

危機發生后，各國面對經濟衰退，生產下滑的局面，不約而同的采取了刺激經濟、保障就業的政策，對于通脹的控制有所忽略，而這種經濟運行的結果就是時至今日，63.4% 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普遍出現了經濟增長率不超過 2% 的經濟緩慢增長與 6% 的高通脹水平、9% 的高失業率水平相伴的“雙高”局面。這一方面說明由于失業率上升，就業壓力大，各國在制定經濟政策時偏重于解決就業問題，放松對通脹的管理控制，但另一方面，也說明某些國家對于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問題全面內涵及其相互作用機制的了解不足，使得相關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實施效果與主觀目的之間發生了背離，出現了較高通脹水平下仍然保持了較高失業率的水平這一矛盾和困境。

2.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完善、抑制了總需求

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提升社會總需求的前提條件，在本次經濟危機中不難觀察到，但凡具備較為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國家，社會的需求總量仍然能夠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而一些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社會公眾對于未來的收入預期不明朗，與之相對應的，則是公眾的支出計劃變化幅度較大。這是因為保障體系健全，公眾未來預期向好，刺激其有效消費需求，進而帶動社會再生產相關環節，反之則結果也相反。

3.偏重短期目標，忽視長期發展

針對突出其來的經濟危機，一些國家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優先考慮的不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長期發展，而是追求一些短期的、見效快的模式，這一現象在某些西方國家的近期經濟政策制定過程中顯現無疑：為了獲取足夠的票數，取得競選與連任的勝利，一些西方政治集團更加傾向于采用見效快、時間短的經濟政策，從而忽略了長期的經濟政策的穩定性與連貫性，造成數年之后，政策的負面影響浮出水面的惡果。

三、協調通脹與就業問題的對策建議

1.從長期和發展戰略的高度去制定宏觀經濟政策

經濟發展有其自身規律，而經濟政策的制定通常是用于引導經濟的發展方向，調整產業的結構組成，因此宏觀經濟政策具有長期性的特點。而當前部分國家為了應對突出其來的經濟危機，急切的采用一些短期博弈行為來保障就業，從而導致在就業問題和通脹問題上遇到了兩難的困境。一個健康健全的經濟體運行特征應該是具有一個合理通脹水平和物價水平以及將失業率控制在一定范圍內，而要做到對這個兩難選擇的準確把握，就必須將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的問題從經濟結構調整戰略轉型及其長期發展的規劃上來看待和加以審視，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在處理通貨膨脹時不傷及到就業問題，而在解決就業問題時候通貨膨脹水平依然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

2.科學決策，將通脹和失業率控制在可控范圍內

多年的經濟研究表明，通脹與一定程度的失業率，是經濟發展所必不可少的劑，也是經濟增長的必然產物，因此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要充分認識到這兩個數據的真實含意：引發通貨膨脹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是現代經濟的一個普遍現象，而失業率則是一項指標，用于衡量就業程度。二者的存在是一種正常的現象，徹底的消滅或者長時間的壓制都是不現實的，宏觀政策的制定目標應當是將這兩項數據控制在可控的、社會可承受的范圍之內。

3.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公眾對于未來經濟的預期也將影響公眾的支出計劃，因此，良好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不僅能夠有效的釋放公眾的購買力，促進經濟增長，而且即使經濟增長陷入停滯不前的境進，或者處于通脹與高失業率并存的“兩高”局面，由于社會保障體系的作用，公眾依然敢于消費，從而推高了社會的總需求，進而拉動經濟發展，促進新的就業崗位的誕生。因此，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雖然從數據層面難以表明其對經濟的支撐作用，但由于它是通過對于社會公眾的心理預期影響而最終實現其作用的，因此，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時候，不能忽視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工作。

參考文獻：

第2篇：近期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2009年底開始陸續出臺的房地產調控政策，直接目的是為了抑制房價的快速上漲，但是，由于房地產業在整個宏觀經濟中占據重要的地位，如果單純從產業政策的角度看待這一調控，恐怕未必能夠完全把握未來政策走勢的完整脈絡。次貸危機已經提示全世界，房地產行業的政策應當作為宏觀經濟政策中除了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之外的又一個重要指標和杠桿，而這在中國過往的宏觀政策中其實早已有所體現，因此，將房地產調控政策的出臺看作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一部分，會更容易把握未來的政策走向。

表面上看，近來房地產調控政策出臺的時機，選在房價飛漲、投機氣氛開始濃厚之際，其背景是民間對高房價的抵觸情緒上升、高房價對未購房者“居者有其屋”理想的沖擊有可能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素。但深究起來，這次調控不論時機還是力度選擇，其實都脫離不了宏觀經濟形勢變化的大背景。

本輪房價的飛漲始于2009年中。當時，房地產市場執行的是偏寬松的政策，這是由于經濟復蘇的基礎尚未穩固，房地產行業還背負著帶動中國經濟走出蕭條的重任，適度的過熱正是政策所要催化的結果之一。到了2009年底，中國經濟的復蘇已經相當可靠，甚至由于流動性旺盛，已初現局部過熱的苗頭。從這個角度看，對房市的調控，其實可以理解為中國宏觀刺激政策退出中的一步棋，而絕非對房地產市場的急剎車。從政策節奏上看，中國已經開始提高準備金率，也證明刺激政策處于逐步退出之中。

事實上，此次房地產調控的力度并不是很大，絕非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底的調控那樣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下猛藥。其原因在于，當時的大背景是宏觀經濟明顯過熱，地產作為重要的龍頭產業，自然首當其沖受到抑制，加之高房價引起的諸多社會矛盾，政策的力度也就非常大。尤其是對開發商融資的嚴格控制，結合近乎窒息的需求方，最終使得房價大幅走低。然而，在當前的局勢下，這一情形重現的概率幾乎不存在，政策不可能讓房地產業陷入蕭條，從而拖累整體的經濟增長。因此總體來看，目前對房地產市場不宜過度悲觀，畢竟政策還處于早期的微調階段，而且長遠看，越早微調，越有利于房地產市場的持續健康發展。此次調控最有可能的結果，是飛漲的房價得以抑制，伴以交易量適度下降。

房地產政策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行業，主要與其行業特點有關。首先，房地產業一般杠桿率較高，占用的資金總量龐大，所以，房價波動對于流動性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房價上升可以創造出巨大的流動性，下跌則可能給一個高杠桿的金融體系帶來危機。次債危機之所以震倒全球金融體系，就在于地產杠桿加上各種金融衍生品杠桿所產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其次，房地產及其上下游產業產值占GDP的比例接近20%，調控這一產業，對總需求的影響就足以對整個經濟增長產生強大的輻射作用。再次，房地產具有金融屬性，房地產投資的變化會對資金的流動產生巨大影響。最后，中國經濟正處在調整結構的關鍵時刻，出口作為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未來很難再起到支柱作用，在調結構初現成果以前，如果盲目過度調控地產行業，很可能會間接給經濟調整造成困難。因此，如果單從微觀的行業角度看，很難猜測還會出臺哪些調控政策、政策要執行到什么程度，但是，一旦將房地產政策與宏觀經濟政策相結合來看，就可以判斷，這次調控不會對房地產業造成巨大的打擊。

第3篇：近期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一、我國經濟增長中外部需求因素的沖擊

近期從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外部沖擊因素看，主要是外需的不確定因素。其中最大的不確定因素，來自于金融危機后幾大經濟體去杠桿化的行動，去杠桿化將會使得經濟增長低于過去的平均水平。全球金融危機后美元量化寬松的政策，推動了石油等國際能源價格上漲，進而對美國和世界經濟產生負面影響。此外，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還未完全清理干凈，美國和歐洲等國經濟的潛在風險還在加大。此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進行過估計，金融危機所導致的貸款損失在500億～1000億美元之間，一些經濟學家業通過測算得出結論，如果全部損失由美國來承擔的話，將會拖累其經濟下滑1％左右。如果經濟損失由美國、歐洲和日本來分擔的話，則會使世界經濟增長降低0.4％。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外需的支撐，如果美歐日這些中國注意的貿易合作伙伴陷入衰退，則中國經濟的進程將受到極大的阻力。雖然在金融危機爆發后，美、歐和日本等國迅速采取了救市措施，一定程度上穩定了市場預期，保持了國際金融市場的基本穩定。但是應該注意到，金融危機的影響正在從金融部門向實體部門擴散深化之中。如美國出現房地產價格持續下跌和失業率增加的現象，由此產生的財富效應正在影響美國消費的增長，美國經濟出現明顯好轉的勢頭并不顯著。反觀歐元區和日本，相同的問題同樣存在，尤其是日本的核輻射和地震等問題將拖累日本經濟進入一個較長的緩和期。此外，在美元貶值預期的驅動下，以石油和大宗商品為代表的國際能源和重要原材料價格接連飛漲，近期國際原油價格已屢次突破每桶100美元大關，美國經濟可能在高油價的影響下在趨于減速，并進而波及歐洲和日本，世界經濟面臨下行的危險。另外，全球經濟發展失衡的問題依然存在，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等問題也威脅世界經濟的發展。總的來說，在世界經濟增長不容樂觀，我國經濟增長所受到的外部沖擊將大大增加。

在全球金融市場動蕩和經濟發展中不確定性因素上升的大環境下，這必然對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

由于中國金融開放的程度有限，如資本賬戶仍然受到管制等，全球金融危機對國內金融市場的影響并不大，金融機構直接的風險暴露較低，投資人并未出現美國那樣嚴重的金融恐慌現象。但普遍存在的對未來中經濟放緩和企業盈利降低的預期，影響了中國內地股票市場投資者的心理和情緒，這從我國2010年初即顯現的股市震蕩格局可窺一斑。2010年我國經濟仍然保持了10％的增長，但當年A股市場的漲幅卻位居全球倒數第三位，兩者嚴重不匹配。大規模經濟刺激的政策效應已經逐步消退，而作為一個出口依賴型經濟體，我國出口依存度約為36％，其中40％以上的出口面向歐洲和美國，這導致世界經濟的放緩勢必將使我國進出口受到這些國家經濟減速的影響。如2011年2月份我國進出口出現了罕見的逆差現象，表明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對我國的影響正在逐步顯現出來。同時，出口很大程度上還將受到可能的匯率加速升值、國內人力等生產成本增加以及其他經濟結構調整政策的影響，盡管這些影響可能會被不斷加速提升的生產率所抵消。例如企業盈利主要取決于經濟狀況的制造業部門，美歐日等國經濟增速的減緩，加之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前景，可能會降低社會對制造業等出口部門的投資的意愿，再傳遞到整個宏觀經濟層面。

總的來說，中國未來可能面臨相對嚴峻的外部經濟環境。可以預料，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一波三折，受到美國經濟不確定性、歐元區經濟明顯減速、日本經濟低迷等因素的疊加，將使中國出口受到的負面影響在未來快速放大。近期的宏觀經濟數據顯示，由于成本上升壓力和人民幣升值加速，出口增速已經開始出現下降。而盡管受到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因素的影響，進口額卻仍然表現為增速，并超過出口。出口的大幅減速以及進口的增速，使我國從2011年1月份的貿易順差顯著下滑，直接進展到2月末的貿易逆差，未來經濟陷入低迷的可能性進一步增加。這無疑敲響了警鐘。總的來說，如果中國經濟發展不解決增長模式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國內的內需在中期不承擔經濟增長穩定器的作用，則外部需求的減少將使得經濟發展通過依賴于出口拉動的模式難以持續，中國經濟增長下滑的勢頭將難以抑制。

二、正確應對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風險

2010年以來，國內通貨膨脹和通漲預期呈加劇趨勢，CPI指數節節上升，全年上升的速度超過了此前政府設定的3％目標。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1年1月份CPI同比上漲4.9％，2月份CPI同比上漲4.9％，3月份同比漲5.4％，物價全面上漲的勢頭已經顯現出來。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的環比上升，以及由于央行未能充分提高利率所導致的負利率局面的持續，帶來了通脹預期的強化這資產價格的泡沫，通常而言，通脹持續時間越長，居民的通脹預期就會越強，通脹的治理難度也會越大。應該注意到，通貨膨脹預期的增強是當前經濟運行中的一個重要特點，我國出現較高的通脹率已有一年時間，目前居民的通脹預期不但比較高，而且比較穩固，宏觀經濟已經出現了螺旋式通脹的某些跡象。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如不采取主動措施，指望短期內通脹白行回落不切實際。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經濟在沒有大規模的產出缺口和失業率高企的情況下，過長時間維持負利率和寬松的貨幣信貸政策，將帶來宏觀經濟系統性風險的繁衍，導致資源錯配和資產泡沫。這不僅對政府穩定物價和抑制房地產價格的目標不利，將來對整個經濟和金融系統的危害更是難以估量，必須積極應對。

造成此輪通漲的原因各方都有不同看法，如貨幣型、輸入型、結構型等。很多經濟學家認為是匯率改革不到位和貨幣發行過量所致，在通漲的表現形式上，政府部門則強調是短期和結構性通漲，為了找到解決的方案，有必要厘清這一問題。對于結構性通脹的說法，有觀點認為，鑒于自2010年以來CPI的上漲主要由于食品價格加速上漲所致，可以認為本輪通脹是結構性通脹。但事實上通脹本身指的是價格持續而全面的上漲，部分價格的上漲并不能稱為通脹，如若只有食品價格的上漲，那么還不能稱為是通脹已經發生。因為食品價格的上漲，將使居民增大對其消費的同時減少其他物品的消費，從而對別的商品價格產生下行壓力。結構性通脹指的是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的不同而導致物價持續攀升的壓力，而不是指部分產品的價格上漲，因而這種解釋從學理上講不通。而輸入型通脹認為，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傳導到國內，造成了通脹。但實際上，國際原材料、能源和資源產品價格上漲內生于中國國內需求，因為中國對于精煉銅、

原鋁、石油鐵礦石的消費量在全球總量中占據一個較大的比重。由于我國對資源和其它初級產品的需求占國際市場總需求的比重較高，中國對資源和初級產品的需求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世界總需求，對國際價格的影響非常明顯。這實際上意味著，我國的需求對國際產品價格產生上行壓力，而不是被動接受國際產品價格。一個直觀的表達是，我國產品價格的變化規律與香港那樣的小型經濟體完全不同，不能套用輸入型通脹的說法。本文認為，成本推動是造成我國通貨膨脹壓力的最重要原因，現行通漲是基于成本推動型的通漲。引起成本推動的原因是多重的，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各類要素成本將會上升，這是很多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會經歷的一個過程。

從整個宏觀面來講，我國正在進入一個生產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階段，成本推動的壓力趨于加大。我國經濟發展到目前這個階段，特別是人均GDP超3000美元以后，多種生產要素價格走勢都出現了拐點，價格的提升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比如土地價格、能源、資源包括水資源價格都在大幅上升，但最典型的還是勞動力成本的上升。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人均GDP提高后將意味著勞動力成本會有相應的上升，特別是現行《勞動合同法》實施后，中國人力成本的上升將成為一個難以扭轉的趨勢。其他要素成本也存在同樣的趨勢。其次，我國部分生產要素價格體系離市場化的目標還有相當大的差距，由于政府管制造成的價格扭曲的狀況還普遍存在。比如近年來國際原油價格一直在上漲，目前已經突破每桶100美元大關，但由于價格管制，國內成品油價格遠低于國際成品油價格，導致煉油環節出現虧損，政府只好通過財政補貼的方式保持煉油企業的積極性。為了控制物價漲幅，我國對糧食、成品油、電力、天然氣、公共交通等產品和服務的價格實施嚴格管制，實際上，由于廣泛存在的價格管制，目前的通脹數據并沒有完全反映市場中實際的物價上漲要求。可以想象，一旦價格放開，這一局面將發生重大轉變，這必將最終引起企業的成本加大，并進一步傳導到物價上來。此外，隨著中國、印度以及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和經濟發展速度的加快，對全球初級產品的需求量不斷上升，導致初級產品進入一個成本上升的周期，糧食、原油、鐵礦石等價格已經進入周期性的上升階段。目前在我國對外開放度已經較高，初級產品對外依賴性加大的背景下，全球初級產品價格的上升必然導致國內初級產品價格的上升。總的來說，我國未來將在較長時期內面臨著要素成本持續上升的壓力，這是推動我國目前通貨膨脹最重要的也是最難對付的因素。

當然，也應注意到，國內貨幣環境的過度寬松，目前過多的貨幣存最和央行超發的大量貨幣是通貨膨脹的重要推手，要控制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泡沫，必須消除背后的貨幣基礎。2011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各地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高漲，土地財政的觀念還未淡化，通脹預期的強化可能引來資本流入的增加，我國面臨的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泡沫問題將日趨嚴重，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措施解決這一問題，以便防止在未來中國經濟的硬著陸。

三、下一步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

當前中國宏觀經濟面臨內外兩大挑戰：一是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高企導致的壓力，二是中國經濟進行結構轉型的壓力。兩大挑戰的重要影響是毋庸置疑的，但都蘊含著積極的結構性變遷。目前在以防通漲成為宏觀經濟主要政策目標的形勢下，從貨幣政策來看，中央銀行數度上調法定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但目前看來，宏觀經濟政策面臨一些問題。首先，從緊貨幣政策在控制通貨膨脹上效果有限。面對當前貨幣存量過多，以農產品價格上漲和要素價格上升為主要觸發點導致的通貨膨脹，貨幣政策實施的空間和有效性。雖然從金融風險管理的角度看，根據目前的經濟形勢，從緊貨幣政策仍然是必須采取的措施，事實上央行也數度上調了存款準備金政策，并借助于中央銀行票據等數最型貨幣政策工具回收市場流動性，但價格型政策手段的相對缺失，仍然使貨幣政策的效果暫時沒有體現出來。其次，現行宏觀經濟政策中對于財政政策的運用并不到位。實際上財政政策可在控制通貨膨脹中進行反向操作，寬松的財政政策可以降低通貨膨脹導致的社會成本。一方面，通過減稅措施可以通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對公眾生活水平的沖擊。另一方面，財政支出具有增加供給和調整結構兩大功效，可以為今后的經濟競爭力奠定基礎，符合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的目標。尤其是面對匯率升值可能導致的產業競爭力下降問題，通過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實施結構調整已是不得不為的政策抉擇。

從目前世界經濟形勢著眼，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當前實際情況人手，未來的宏觀經濟政策必須考慮一些新的問題，并在政策手段上注入一些新的元素。如面對通貨膨脹問題，有效遏制通脹所應采取的措施，政策選項有人民幣升值、加息、提高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操作、行政性價格管制等。但在當前我國經濟工作已經以防范通脹預期進一步強化為主要目標的局面下，消除物價上漲的貨幣基礎，控制住貨幣供應量增長應是當務之急。這需要多種政策工具的綜合運用，而其中的權衡取舍則是對貨幣政策制定者智慧的考驗。鑒于短期內物價上漲壓力仍然較大，貨幣當局應合理發揮從緊貨幣政策的作用，立即采取價格型工具在內的政策措施，穩定未來的通貨膨脹預期，防止前期通脹的傳遞和擴散效應加劇未來的價格快速上漲。考慮到我國當前通貨膨脹的前期貨幣超發基礎，必須盡早回收過多的流動性，并在適當的時候進行價格的管制。如果能管住貨幣，價格將有升有降，但如果在調整價格的同時不管住貨幣，則可能引發全面通漲。目前，由于世界金融形勢動蕩，美元量化寬松政策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導致中國人民銀行利用利率杠桿調節國內總需求的空間受到壓制，央行貨幣政策工具的選擇上側重于數量型工具。實際上自2010年以來央行多次使用準備金、央票等數量工具，而利率這一價格工具使用較少，正是對中美利率倒掛局面倒逼國內貨幣政策操作受限的合理反應和權衡結果。

第4篇：近期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經過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的宏觀調控，中國宏觀經濟朝著預定的方向進行了調整，從2007年全面過熱的狀態回落到合意的區間，與中國宏觀經濟常規性經濟增長狀態靠攏。但是必須看到進入2008年以來，世界經濟和國內經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量，正在和即將對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第一，目前所出現的合意的宏觀經濟形勢并不穩定，宏觀經濟存在進一步深度下滑的風險，保持目前合意的經濟增長速度和一定的結構調整速度應當成為當前宏觀經濟政策的核心目標。

在以美國“次貸危機”為標志的世界經濟周期性調整和國內貿易政策的雙重作用下，中國的外需在短期存在調整過度的嫌疑，在中期存在持續下滑的壓力。中國出口增長速度從2007年10月開始出現明顯下滑，雖然2008年3月有所恢復，但6月又回落到17%，1～7月出口名義增長22.6%，如果剔出價格指數和美元貶值因素，實際增長速度不到12%，為本周期的最低點。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出口的回落并不會就此結束，中國宏觀經濟將在中期面臨外部環境惡化的挑戰：①由“新技術擴散效應衰退”、“全球化紅利遞減”、“全球流動性過剩”以及“全球不平衡逆轉”等內在因素決定的世界經濟周期性調整決定了中國出口需求將在中期持續下滑；②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勞動力成本上升、原材料價格上漲以及中國貿易政策調整的滯后效應將持續提升中國出口供給的成本，壓縮中國出口的利潤空間；③中國新競爭力構建的滯后性決定了中國在中期可能出現“國際競爭力真空”的危機，使出口在進口持續大幅度增長的同時出現持續回落。

在外需回落、利潤下滑、房地產市場反向調整以及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固定投資在短期大幅度下滑已成定局，在中期存在加速下滑的可能。1～6月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達到26.4%，處于近8年來的平均水平，但是，如果考慮到10%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1～6月的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增長速度不到17%，是近8年的歷史最低水平。最為重要的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下滑還將持續，其核心原因在于：①利潤率的下滑決定了固定投資的進一步下滑。剔出新會計準則、投資性收益、短期災害以及假利潤等多種因素，2008年工業利潤增率較2007年出現接近20個百分點的下滑，同時，企業虧損額增長了50個百分點。這種利潤的下滑和虧損的上升會隨著“新技術擴散效應衰退”和“全球化紅利遞減”等中期因素的作用而持續。②在“出口投資聯動機制”的作用下，出口增速的當期大幅度回落和未來的下滑將導致投資的進一步回落。③固定投資價格、原材料價格以及動力價格的進一步提升，將提高固定資產投資的成本，從而制約了實際投資的增長。④“煤、電、油、運”等瓶頸產業的重新出現將給固定資產增長設置供給約束。⑤信貸收縮在結構上的同步性將對優質企業和劣質企業的投資產生同樣的約束。⑥房地產投資的反向調整可能是影響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核心因素和中國宏觀經濟下滑的焦點。⑦雪災和震災通過“需求創造效應”相當程度上抵消了中國固定投資下滑的趨勢，但這種效應所具有的短期性和加速衰減性等特點決定了2009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可能面臨加速下滑的危險。

持續的結構性CPI高漲、實際收入水平增長的乏力以及消費變動內在的規律，決定了我國難以在短期再次出現消費結構升級與總量加速，在中期存在回落的風險。1～5月中國消費名義增長速度達到21.1%，實際增速達到13%，較2007年出現加速的趨勢。但是這種趨勢是難以持續的，雖然國家出臺了很多消費啟動的政策。這是因為：①通貨膨脹及其預期對消費者行為的沖擊決定了2008年上半年消費上升只是一個短期現象，進一步的通貨膨脹沖擊將使消費者行為發生逆轉。例如，石油價格的上漲將打擊汽車消費的增長，房地產的疲軟和居住類價格的上漲將壓低居住類消費支出。② 2008年居民實際收入增長幅度的下滑以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進一步惡化都不足以支撐中國消費的加速和升級。③在1998-2002年中國消費加速和消費升級剛完成的前提下，中國消費難以期待在短期內發生下一個消費革命；④經濟下行區間將進一步引領消費回落。經濟史還沒有出現過經濟下滑時期實際消費出現加速的先例。

從上述3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國民經濟系統中已經生成了向下的沖力，即便不采取更多的緊縮的調控政策，這些沖力本身就會使今年的經濟增長回落2個百分點左右，如果依然延續“雙防”的宏觀經濟政策，中國實體經濟必然在外需和投資實際增長速度下滑的引領下出現過度調整的危險，很有可能使明年的經濟增長低于9%。必須看到，由于中國所處經濟增長的歷史方位，GDP年增長率低于9%，就會使整個社會整合處于緊張狀態，城鎮化速度就會有所降低，就業問題就會更加突出。經驗數字表明，如果GDP年增長率低于8%,我國就會進入類似發達國家不景氣的狀態。假如我們不能見事早，預防有力，不排除在今后兩年中國宏觀經濟出現較大的起落。因此，保持我國國民經濟當前的增長勢頭應成為當前宏觀調控的中心任務。

第二，正確處理好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控制通貨膨脹的關系，將物價上漲保持在合理的、社會可承受的區間。中國價格上漲的結構性、補償性、成本推動性以及國際性等特點決定了中國價格上漲不僅具有必然性，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央提出的控制物價過快上漲，是正確的。但有些人簡單地把消除價格上漲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核心目標，這是片面的。這樣不僅無法完成宏觀調控的任務，而且會損壞中國經濟增長的基礎，妨礙改革的深化。將價格上漲幅度保持在目前可承受的范圍應當成為目前宏觀經濟政策的另一個可行的落腳點。

本次物價上漲在本質上是初級產品與制成品相對價格的調整，這不僅是要素價格改革的必然產物，也是中國解決結構性問題的核心前提。因此，結構性價格上漲既具有必然性，又具有必要性，我國將在相當一段時期要面對這種結構性價格上升。因此，將完全消除價格上漲做為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短期目標，一方面不具有可行性，另一方面還會妨礙中國結構調整以及要素價格改革的戰略進程。

中國結構性價格上漲所具有的國際輸入型特征超越傳統的“供給推動”和“需求拉動”分析框架，我們需要從世界經濟循環和周期變化的角度來審視中國結構性物價上漲的本質。中國價格上漲的結構性特征不僅決定于中國的全球化、工業化以及結構調整等因素，也決定于全球分工體系的調整、世界不平衡、美元貶值以及金融全球等因素。簡單通過國內宏觀經濟政策來控制價格的上漲不僅難以起到良好的治理效果，反而會使中國過多承受國際通貨膨脹的治理成本，導致中國實體經濟出現過度的波動和下滑。中國價格治理必須要有國際視野，在加大國際協調、進行必要的國家商品價格形成機制干預的基礎上，展開國內結構性價格上漲的治理。

目前價格上漲的范圍和幅度依然處于中國宏觀經濟和居民可承受的區間，國家可以通過各種價格補貼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在控制價格漲幅、維持宏觀經濟增長的穩定之間、深化改革與結構調整之間尋找到平衡點。

當前形勢下宏觀調控的政策工具選擇 如何才能保持目前的國民經濟增長勢頭、保持價格上漲幅度在合理的可承受的區間呢？

第一，準確把握宏觀調控的重點、節奏和力度，以防止中國宏觀經濟出現深度下滑。

從前面分析可以看到，中國宏觀經濟出現進一步下滑的核心原因在于外貿與投資實際增長速度有進一步下滑的趨勢。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全面的大調整，實施寬松的財政政策與寬松的貨幣政策。簡單地放松這些政策不僅難以“有的放矢”的治理中國宏觀經濟問題，反而會加劇目前宏觀經濟所面臨的各種風險。例如，放松貨幣政策可能有利于部分企業改善流動性問題，但是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些企業利潤空間大幅度下滑以及外需總量收縮的問題，反而會推進中國流動性的進一步過剩和通貨膨脹治理的環境進一步惡化。又例如，政府通過投融資政策的調整對房地產以及資本市場進行干預，使這些市場大幅度反彈，可能使這些行業出現短暫的繁榮，進而拉動相關投資的增長，但這些政策在熱錢已經大規模進入中國的前提下，反而可能引發投機資本在抄底獲利后快速解套，資本反而出現大幅度外逃，對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再例如，政府可以通過大幅度提升工資改變初次分配的結構，進而為消費提升提供收入支持，但這種政策調整在通貨膨脹預期存在的環境中往往成為啟動“物價――工資螺旋上漲”通脹形成機制的導火索，并最終導致實際工資增長速度下降，消費疲軟的局面。

因此，中國在面對目前宏觀經濟下滑的局面，不僅要面對“結構”與“總量”的沖突，還必須面對“短期”與“中期”的沖突，同時還必須重視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針對性以及中國宏觀經濟動態調整的平衡規律。正是出于這些方面的權衡，本文認為，宏觀經濟政策目前調整的主要對象應當是阻止外需和投資的過度下滑；遵循的原則應當是“政策小幅調整反向啟動各種聯動機制，治理中期加速回落”；短期目標應當是“實體經濟層面實現反向微調，金融資本層面保持高度穩定”；中期目標依然是“在堅持總量平穩的前提下，推進結構性調整”。因此，具體措施包括：

及時采取有力措施，保證外貿的增長速度。要防止發展模式轉型過程中急于求成的冒進心態，充分認識到模式轉變的戰略性目標與宏觀經濟穩定的戰術目標之間的權衡的重要性，把握外需引導的階段性意義，避免外需大幅度回落過程中經濟出現“硬著陸”的可能。在保證外需一定增長速度的前提下，適度調整出口和進口的結構。因此，需要重新審視自2007年以來的各種貿易調整政策的力度，適當回調部分產業出口退稅率或進口關稅，同時應當控制人民幣升值的幅度，防止加速升值對貿易帶來的“閾值效應”沖擊。外需增長速度下落的停止可以通過各種聯動機制阻止內需的下滑。

注意把握從緊貨幣政策的力度。中國貨幣增長以及信貸增長在總量上依然處于一個較為適度、可控的范圍，治理結構性價格上漲問題依然需要總量從緊的貨幣政策配合，貨幣政策需要調整的不是總量，而是信貸投放的結構。應當適度調整信貸投放的區域結構、行業結構以及企業結構，保證優質企業正常的生產投資以及發達區域的資金運轉。可以考慮重新啟動中期債券等融資工具。目前結構性價格上漲依然具有合理性、必要性、國際性和多元性，同時也處于國民經濟可承受的區間。因此，不要希望緊縮性的貨幣政策能夠對這種價格上漲帶來直接性的效果，也不要一國單獨承擔全球結構性價格調整帶來的成本，貨幣政策的緊縮只能定位在預期引導的作用上，不宜進一步采取深度緊縮政策。

在國際游資大舉進入中國市場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工具應繼續堅持以數量型格局調整為主的策略，價格型工具的啟用應當根據國際利率的變動以及世界匯率結構性調整的狀況進行相機決策。貨幣政策應當為一個穩定的資本市場和金融市場而創造條件，避免因為貨幣政策的調整而導致資本和金融市場價格的波動。與此同時，政府也不宜出臺引起股市和房市波動的政策，在防止房市大幅度下跌的前提下，應當以穩定房地產價格和資本價格為首要目標，以避免助長投機資本的投機行為，使之“低點進入，高點出逃”，引發資本市場的大動蕩，進而導致宏觀經濟進一步的大動蕩。

堅持匯率改革方向前提下，適度放緩人民幣升值的速率。匯率政策必須權衡“戰略性目標”與“戰術性目標”、“總量性目標”與“結構性目標”、“金融目標”與“實體目標”之間的利弊。中國外需的下滑是由于外部需求、貿易政策調整、原材料價格上漲以及工資成本上漲等多重因素調整的結果，因此，不能因為中國外需的下滑而停止中國匯改的步伐，不能因為游資的問題而采取激進放開的方案。人民幣升值應當在堅持以往“漸進、自主、可控”的原則的基礎上，適度下調升值的幅度。短期大幅度調整人民幣匯率不僅不能改變人民幣升值預期，在大量游資存在國內市場的情況下反而正中投機資本的下懷。

財政政策應當采取中性定位，積極操作的定位，適度改變年初政策取向，適度擴大支出的規模。主要體現在：①全力抓好災后重建工作，積極支持災后重建的固定資產投資和各種救濟工作，對特殊行業進行相關的財政補貼，防止災害對宏觀經濟的短期沖擊；②積極進行經濟下行區間財政支出的中期規劃，加強對人力資本的公益性投資，加強對戰略性產業的產業支持，通過這些財政投入，在短期可以彌補由于外需下滑帶來的總量收縮，在中期可以為下一輪經濟增長培育新的支撐點。財政不能因為上行區間超收而過度進行總量擴張；③應當加強各種生產和消費價格補貼，以緩和結構性價格上漲帶來的民生問題，但民生財政應當注意福利支出帶來的剛性問題，防止由于上行區間過度支出引發的下行區間出現的各種社會問題。

第二、為維持價格上漲幅度在合理的可承受的區間，調整部分價格治理的措施。

正確認識食品價格沖擊在中國歷次通脹時期的作用，高度重視食品價格在“緊平衡”條件下的“超調”特性，在加強國際糧食價格協調的基礎上，采取糧食出口的短期管制，強化糧食生產的投入，進一步加強糧食自給戰略的地位。

中國資源和原材料的價格上漲具有十分深厚的內在結構變動基礎，不能簡單采取價格管制模式進行治理，而宜采取價格釋放和價格疏導相結合的方法。價格管制雖然在短期內可以防止國際通貨膨脹的傳遞，但在中期，國內外價格的高額差異必然通過提高本國通貨膨脹的預期而傳遞通貨膨脹。因此，能源價格體制改革不僅是中國結構轉型在中期的必然選擇，也是穩定通貨膨脹預期的中期選擇。有步驟地部分放開能源價格不僅不會對中國結構性價格上漲帶來全局性的影響，反而會有效解除瓶頸產業的約束，消除瓶頸產業存在所帶來的價格形成機制扭曲的問題。

本幣升值雖然與本國的通貨膨脹之間存在著替代關系，但是，由于匯率傳遞效率的低下，采取人民幣加速升值難以起到控制中國通貨膨脹的作用，反而會引起外需的加速下滑以及國際游資的進一步進入。因此，近期不宜進行人民幣加速升值。中國名義匯率的調整取決于國際利率和匯率結構調整，通貨膨脹因素不宜成為匯率政策的目標函數。

第5篇：近期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盡管上半年宏觀經濟運行情況明顯超出各方預期，使得市場對中國經濟硬著陸的憂慮大為緩解，但“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中兩駕――消費和出口都出現不同程度的下滑，這也使下半年的經濟形勢變得更加復雜。

同時，下半年通脹風險并未減退。統計數據顯示，上半年全國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5.4%。此前公布的數據顯示，6月份CPI同比上漲6.4%，漲幅創下三年來新高。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郭田勇記者表示，上半年GDP 9.6%、CPI 5.4%，仍處雙高運行狀態，一方面大大減輕了市場上對中國經濟“硬著陸”、“滯脹”等問題的擔憂，另一方面也說明未來宏觀經濟政策的出發點仍將放在控制通脹和調整經濟結構上。

由此可見，下半年中國經濟仍將在矛盾中前行――既要保增長，又要抑制通脹，中央緊縮與地方擴張，大上項目與結構調整，以及外部經濟環境改善等多種因素，都會綜合作用于下半年的中國經濟。

多數受訪專家認為，下半年政策調控大方向不變，但政府可能對貨幣政策進行結構性微調。而央視財經頻道報道認為，整體而言，2011 年下半年，貨幣政策仍將繼續收縮。

內需外需雙降

6月份的外貿數據不論是進口、出口還是順差，均顯示了中國經濟正在放緩。

海關統計數據顯示，中國6月份出口同比增速從5月份的19.4%放緩至17.9%，隱含的季調后月環比折年增幅從5月份的11.8%降至-18.5%；進口同比增速從5月份的28.4%降至19.3%，季調后月環比折年增幅從5月份的10.9%降至-52.6%。

2011年，面對紛至沓來的訂單，東莞至新外貿有限公司經理劉濤卻怎么也高興不起來。原材料及勞動力成本增加、融資難度加大、匯率風險加劇以及電力供應趨緊等因素的沖擊，讓原本搶手的訂單，變成了如今的“燙手山芋”。

“一噸蠶絲的價格去年還是20萬元，今年5月已漲到40萬元，生產成本的增加令利潤微薄的傳統產業面臨巨大壓力。”廣東省絲綢紡織集團董事長蔡高聲說。

中國商務部貿易研究院研究員李健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當前外部環境更加復雜，中國外貿面臨的困難和壓力正在不斷增大。“下半年外貿企業將面臨更多的困難。”李健說。

如果說出口增速放緩意味著全球開始對中國制造的產品“缺乏熱情”，那么進口的放緩則反映了內需增長乏力。

近兩個月來，鐵礦石、原油、天膠等進口數量明顯下降。數據顯示，6月份PMI連續三個月回落至50.9、而購進價格指數連續四個月回落至56.7。

保增長與抑通脹

2011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始終離不開增長與通脹。保增長勢必放寬經濟政策從而助推物價上漲，而抑制物價則又容易傷害經濟發展。

在談到中國經濟下半年將遇到的挑戰時，國家統計局坦言，中國經濟下半年的重點是處理管理通脹預期以及調整經濟結構之間的關系。

很多業內人士分析認為，9.6%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一定程度上為下半年抗通脹留出了一定的政策空間。而總理在月初調研時則表示，穩定物價仍是調控的首要任務。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宏觀經濟學會會長劉瑞對記者表示，現在說中國經濟“硬著陸”還是“軟著陸”都為時過早，因為中國經濟還沒到要“著陸”的時候。

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周望軍認為，中國產生通脹的原因，主要是輸入型通脹造成的。此外，城市化速度過快，使得信貸需求急劇上升，從2006年開始，信貸發行量開始急劇上升，從以往每年的3萬億元左右，到十幾萬億元的規模，經濟熱度太高，這種情況下，中國出現物價上漲是必然的，目前國家發改委正在采取積極措施，努力控制物價過快上漲。從全年看，CPI有望控制在5%左右。

結構性微調

面對下半年復雜矛盾的經濟形勢，國務院和央行近期的表態，預示宏觀經濟政策取向保持不變的同時，將在穩健之中進行結構性微調。

今年以來，我國的貨幣政策一直是“適度從緊”。存款準備金率已經上調至21.5%的歷史高點，利率也已經上調三次。這些政策都是央行在回籠貨幣，消化流動性過剩，但效果卻不盡如人意。

因此，記者在采訪過程中，業內專家在提到下半年政策走向時，出現最多的詞匯便是“適當”、“微調”。

經濟學家劉紀鵬對記者表示，僅靠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兩個手段不能解決流動性過剩的問題。另外，在存款準備金率多次上調之后，中小企業已經遇到融資難的問題，民間借貸利率不斷攀升，這都將影響中國的經濟。所以，根據這些情況判斷，下半年貨幣政策一定會有所放松。

平安證券首席宏觀經濟分析師孫方紅亦向記者強調，下半年政府驅動的投資還會較強，保障房和水利建設投資都不會太差，“預計下半年宏觀經濟政策還會維持偏緊，不太會松，只會局部調整，整體而言是一個趨穩的過程。”

但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對本刊表示，上半年的宏觀數據與其預期的經濟溫和回調態勢相符，但也預示著物價出現趨勢性回落，需要更長的時間。他堅持認為，11月份CPI出現趨勢性回落、年內仍將有1―2次加息。

馴服“通脹之虎”

通脹是中國當前所面臨的最緊迫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之一。經過去年一年時間，通脹率以高于兩倍速度的增長至6.4%。經進一步分析，食品幾乎占了價格上漲的四分之三。這對城市貧困戶和農村不從事耕作的住戶造成很大影響，因為食品在他們的消費中占很大比重，而且他們收入的上漲跟不上價格的上漲。同時，一些非食品價格，尤其是房價和衣服價格在過去的六個月中也在上漲。另外，在城鎮地區做的最新預期調查顯示，近一半人口預期價格在未來幾個月中還會進一步上漲。

關于通脹的三種可能解釋，哪一種適合中國的情形呢？中國存在經濟過熱嗎？中國存在流動性過剩嗎？中國前兩次通脹周期（2003-4和2007-8）也類似由食品供給沖擊引發的。這些沖擊又強烈而迅速地擴散至其他商品，但是后來堅決的政策行動限制了危害的擴大。

第6篇：近期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宏觀調控;市場泡沫;失業率

引言

2008年不約而至的國際金融危機不但造成中國出口減少、外需降低還造成中國失業率上升、中國增長明顯變緩。2年過去了,但金融危機的后續影響仍然存在甚至持續,我們姑且把現階段成為“后危機時代”,探討我國近期采用什么宏觀經濟政策同樣很有必要。

一、金融危機概述

(一)什么是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又稱金融風暴(The Financial Crisis),是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如: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

(二)金融危機的分類

金融危機可以分為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次貸危機等類型。近年來的金融危機越來越呈現出某種混合形式的。其特征是人們基于經濟未來將更加悲觀的預期,整個區域內貨幣值出現幅度較大的貶值,經濟總量與經濟規模出現較大的損失,經濟增長受到打擊。往往伴隨著企業大量倒閉,失業率提高,社會普遍的經濟蕭條,甚至有些時候伴隨著社會動蕩或國家政治層面的動蕩。

(三)2008年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

此次金融危機是由美國房產市場泡沫促成的。從某些方面來說,這一金融危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發的其它危機有相似之處。

每當信貸擴張遇到麻煩時,金融當局都采取了干預措施,(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并尋找其它途徑,刺激經濟增長。這就造就了一個非對稱激勵體系,也被稱之為道德風險,它推動了信貸越來越強勁的擴張。這一體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們開始相信前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所說的“市場的魔術”――而我國則稱之為“市場原教旨主義”(market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義者認為,市場會趨于平衡,而允許市場參與者追尋自身利益,將最有利于共同的利益。這顯然是一種誤解,因為使金融市場免于崩盤的并非市場本身,而是當局的干預。不過,市場原教旨主義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成為占據主宰地位的思維方式,當時金融市場剛開始全球化,美國則開始出現經常賬戶赤字。

全球化使美國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區的儲蓄,并消費高出自身產出的物品。2006年,美國經常賬戶赤字達到了其國內生產總值的6.7%。通過推出越來越復雜的產品和更為慷慨的條件,金融市場鼓勵消費者借貸。每當全球金融系統面臨危險之際,金融當局就出手干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80年以來,監管不斷放寬,甚至到了名存實亡的地步。

次貸危機導致發達國家金融機構必須重新估計風險、分配資產,未來兩年,發達國家資金將紛紛逆轉回涌,加強當地金融機構的穩定度。由此將導致新興市場國家的證券市場價格大幅縮水、本幣貶值、投資規模下降、經濟增長放緩甚至衰退。這次次貸危機是此次金融危機發生的導火索。

二、國際金融危機給中國帶來的影響

(一)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

從金融危機開始爆發的2008年開始,我國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4.3%,低于2007年大多數月份的水平,2007年全年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25.8%。

從公布的經濟增長的數據來看,2008年GDP增長為9%。首先,2008的9%,與2007的13%相比,相差4個百分點,跌幅之大很少見。一個大國的經濟,在上下年度之間,增長速度一下掉4個百分點,這個跌幅震蕩程度是很強烈的,這對一個國家的影響應該說是很深刻的。其次,如果和近5年比,2003―2007中國平均經濟增長的速度是10.6%,下降了1.6個百分點。2008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明顯地低于近5年的平均增長速度,最后,和改革開放30年比,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30年的平均經濟增長速度是9.8%,2008年是9%,低了0.8個百分比。可見,2008年中國GDP9%的增長速度,和上一年比跌幅之大很少見,顯著低于近5年的平均速度,甚至低于30年來的平均速度,這是值得我們的關注和思考的。

(二)經濟增長變緩導致失業率上升

經濟增長進入下行周期,或者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慢,它帶來的問題可以說是全面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失業的問題。中國的失業問題,具有長期的戰略性質。這是因為,一方面中國的勞動力的供給有三個世界第一:一是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勞動力的存量,我們有七億多的勞動力;二是我們有世界上最大的勞動力的年度增量,每年新增勞動力大概是一千二百多萬人;三是我們有世界上最大的勞動力蓄水池,有大量待轉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而另一方面,伴隨著工業化、市場化的深入,我們絕對的和相對的勞動力的需求都在減少。中國的工業化,一般加工工業和制造業革命基本完成,正在朝著工業化的后期轉型,投資的資本密度越來越大,對勞動力的需求是相對的和絕對的減少。這就是技術進步,就是資本排斥勞動。可見,中國的就業問題,無論是從勞動力的供給來看,還是從勞動力的需求來看,這個矛盾都是非常尖銳的,長期存在的。為解決這個矛盾,也要求中國經濟在目前這個情況下,在長時期里要保持比較高的速度。沒有比較高的速度來支撐的話,就業問題的解決就缺少必要的經濟基礎和平臺。所以,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一旦明顯下滑,所帶來的最突出的社會矛盾首先就是失業問題。

(三)國際金融危機導致外需降低

2009年前三季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5.2%,比上年同期回落3.3個百分點,其中,9月份增長11.4%。這一數據反映出了企業經營狀況的惡化加劇,增速回到個位數是大概率事件。

中國企業面臨四大壓力:匯率升值、原材料成本上升、勞動力成本上升、外需驟降。如果歐美經濟陷入深度衰退,對于一個出口已經占到GDP40%的國家,是致命的。

現在看來,三季度出口依然平穩,主要是上半年訂單延續,而1～9月美國金融危機還沒有從市場明顯擴散至實體經濟層面,美國經濟還維持2%的增長。但是9月份后期,雷曼事件后,感覺明顯不一樣了,市場與實體經濟的防火墻被沖垮,未來幾個季度美國經濟將進入顯著衰退,溢出效應波及全球,中國出口很不樂觀。

(四)全球經濟放緩對中國制造業影響巨大

中國制造業都是大進大出的結構,資源和市場都捏在美歐的手里。一方面中國制造業得承受原材料價格上升這種輸入型通脹的壓力;而另一方面,中國制造業又無法將成本壓力外移,因為全球制成品的定價權不在中國,盡管中國被冠以“世界工廠”或者“世界車間”。但現代制造業價值鏈的兩端都不在中國掌控,研發、原材料采購、品牌設計、銷售渠道管理、售后服務、零售壟斷巨頭等等高附加值領域都在美歐手里。中國制造業只是拿訂單干活,并不直接面對最終消費者。這樣的結構非常脆弱,資源和市場雙向一擠,必然使企業大量倒閉。

(五)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刻不容緩

我國的經濟結構確實存在著不合理之處,也早已采取措施對經濟結構進行調整,比如說限制“兩高一資”企業的投資和出口,適度降低勞動密集型企業商品出口退稅率等。然而,經濟結構調整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涉及到新技術、新市場的開發,更涉及到就業市場的穩定。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打亂了我們既定的經濟結構調整的步驟,一些原本興旺上升的行業形勢大變,企業不斷破產,失業人數尤其是農民工暴增,迫使我們不得不逆轉政策導向,保就業、保增長,推遲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

三、金融危機后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

兩年前不期而至的世界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向各國宏觀調控當局提出了嚴峻的挑戰,貨幣和財政政策的運用成為重要的應對措施。中國在2008年11月明確宣布宏觀政策轉型為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即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之后,已經取得明顯成效,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也應隨之調整,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方面做出的調整

中國的財政政策這些年一直在擴張。財政政策包括財政支出和財政收入兩方面。一方面,我們在不惜舉債,不惜以財政赤字的方式來增加財政支出,增加財政支出就是擴張需求;另一方面,我們這幾年在減稅,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上調、企業所得稅兩法并一、增殖稅從生產型轉為消費型、取消農業稅和多項土特產稅、采取新的出口退稅方法等,這都是減稅,留給居民和企業的可支配比例增大,這是刺激需求,是擴張性的財政收入政策。而貨幣政策在緊縮。貨幣政策包括信貸和利率。2003年9月,中央銀行提高了商業銀行的法定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這就直接凍結幾千個億的商業銀行信貸;從那以后,一直調上來,到2008年7月,法定準備金率已經達到17.5%,這在世界范圍內是很高的,也是中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最高的。提高準備金率是減少信貸,縮緊銀根,是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再看利率政策,我們從2003年第四季度開始,特別是2004年以后,明顯加快了提高利率的速度,到2008年6月,一年期的基準貸款利率已經達到7.47%,如果還浮動一下,可浮動到10%以上,這是很高的利率了,基本上不鼓勵人們貸款。所以貨幣政策,不論是信貸,還是利率,都在收緊銀根。這就形成了中國宏觀經濟調控歷史上非常少見的一個局面,就是財政在擴張,貨幣在緊縮。這在正常情況下有好處,我們叫“松緊搭配”。一個國家的經濟在正常運行的時候,貨幣和財政最好避免雙松或者雙緊,以免經濟不穩定,上下起伏。但問題是,現在的中國經濟是不是正常?如果用這個組合,其作用相互抵消,政策效果是相互否定的,不利于擺脫困難,不利于解決危機。所以,我們的宏觀政策作出了重大的調整,采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就是“雙擴張”,這是很大的變化。

(二)從近期的刺激需求逐漸轉向兼顧中長期活躍和改善供給

道理很簡單,經濟危機來勢兇猛的時候、失業率非常嚴重的時候,把不惜一切代價要失業率降下的時候,要采取堅決有效的措施在短期內擴大需求,包括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上一些項目,增加一些就業崗位,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這個時間不能太長,在更長的時間里要考慮對需求的刺激和刺激起來的供給的結構以及企業的效率。不能盲目地刺激需求,如果為了實現短期的活躍,刺激起來的項目都是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項目。那么將來所要克服的問題、所要付出的代價會更沉重。近日報紙上講,政府要公布4萬億的去向。4萬億干什么了?刺激了哪些項目?如果過于盲目,刺激了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項目,還真不如凱恩斯所說,拿這4萬億請人去海德公園挖坑、填坑。我們現在新的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為保經濟增長、擴大內需、調整結構,就是要把近期需求和中長期供給銜接起來。

(三)將“保增長”改為“穩增長”

當前,中國經濟增長仍低于長期潛在經濟增長率,物價上漲壓力不大,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仍應是宏觀調控的重要目標,但將“保增長”改為“穩增長”,主要是考慮到國際國內不穩定因素仍然很多,需要繼續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避免經濟大起大落。要全面落實和不斷充實完善一攬子計劃和政策措施,并準備多種預案以防國內外環境的突然變化,靈活審慎把握政策力度和節奏。

“穩增長”的關鍵是控制住各地政府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的新開工節奏。目前,政府投資項目在建規模已經很大,不少地方政府鋪開的投資攤子超出了地方財力可承受能力,要規范地方政府及其平臺公司的舉債和擔保承諾行為,集中資金首先確保已開工項目的按期完工。科學合理地安排投資計劃,推進中央投資項目建設,確保項目質量和安全。在世界新一輪產業投資新增長點并不明朗的背景下,對產能過剩行業的投資要從嚴控制,堅決抑制重復建設等盲目投資。對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宅要保證土地和資金供應,通過增加房地產投資來改善房地產市場供求關系,為穩定房價創造長遠有利條件。

(四)推進調結構、惠民生領域的改革

要素價格杠桿是促進結構調整的最重要因素。積極推進水、電力、成品油等重要能源資源價格改革,進一步完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使價格不僅反映要素的市場供求狀況,而且要反映其稀缺性以及環境保護成本,并推進要素市場主體培育和監管體系建設。

進一步推進金融體制改革。允許民間資金以適當的方式進入金融市場提供金融服務,大力發展專為中小企業服務的“草根”金融企業,加大小額貸款公司的推廣力度,適當加大民間金融機構的杠桿比例。

積極推進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通過資金要素價格杠桿促進投資效率的提高。推進壟斷行業市場準入改革。在鐵路、通信、航空、石油化工等壟斷行業和公用事業與社會發展領域引入競爭,盡快清理不合理的限制性行業準入制度,鼓勵民營企業進入這些領域。國有資本應從房地產等競爭領域逐步退出來,國有企業主要從事保障性住房建設。

(五)積極推進結構調整與節能減排

繼續抓好重點產業調整振興規劃和實施細則的貫徹落實,改變目前“輕調整、重振興”的片面做法,重點產業加大淘汰落后產能的力度,修訂《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毫不放松地抓好節能減排工作。

利用市場競爭機制,提高產業投資和市場準入條件,強化環境監管,嚴格項目審批管理,限制土地供應和貸款,通過采用經濟、行政等手段,加快淘汰達不到準入標準、市場競爭力差的落后產能。

研究出臺鼓勵淘汰落后產能、促進兼并重組的政策措施。“兩高一資”產業要發展高精尖深加工項目,發展循環經濟,搞好再生利用,推進“兩高一資”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推動企業加快技術改造,抓緊研究并盡快出臺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總體思路和政策措施,設立創業投資基金支持新興產業發展

參考文獻

[1]賈康,劉薇.金融危機后的中國財政政策[J].中國發展觀察,2010(04):18-21.

[2]楊軍.經濟刺激政策退出遭遇“軟抵抗”[J].南風窗,2010(05):59-61.

[3]丁一凡.中國經濟:資產泡沫下的理性解讀[J].中國經貿,2010(01):54-55.

第7篇：近期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 利率 CPI 通貨膨脹 宏觀經濟政策

近期,對于央行將要加息的傳聞愈演愈烈,2月份CPI指數2.7%,已高于目前一年期2.25%的貸款利率,預計3月份CPI數據不容樂觀,可能會達到2.6%-3%,部分媒體及經濟學家預言,央行加息迫在眉睫。然而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博敖亞洲論壇上指出“央行的首要責任是保持幣值的穩定,也就是說防止通貨膨脹的發生,防止信貸的過渡擴張”,同時在記者采訪詢問到央行加息的傳聞時用了一個反問句“誰說央行要加息的?”的話來回答記者提問,這是否表明央行近期不會對利率政策進行調整呢?

一般來說,在宏觀經濟調控中,國家會采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種手段調節經濟運行,例如現階段國家通過拉動內需,保持經濟穩定增長,這就屬于通過宏觀財政政策手段調節。而利率政策則是貨幣政策中最為重要的調控手段。在典型市場經濟國家,利率機制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一條最為重要的路線。作為貨幣政策有效的理論支持者,凱恩斯學派認為正是通過利率這個中間變量的橋梁作用,貨幣政策實現了其對產出的影響。具體說來,貨幣供給增加以后,實際利率下降。對于企業來說,由于資金成本的下降,就會導致投資上升;而對于消費者來說,這可能引起他們在房產和耐用消費品上的投資支出增加。相應的,投資支出的擴張引起產出上升。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作為貨幣政策傳導中間環節的是實際利率,而不是名義利率,這使得利率傳導機制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中央銀行可以通過擴張性貨幣政策降低名義利率,但是一旦名義利率為零,就無法再降低名義利率。可是,進一步擴張貨幣卻可以使通貨膨脹預期增加,從而導致實際利率下降。這樣,即使名義利率為零,擴張性貨幣政策仍然可以起到增加產出的目的。

應該來說,近十年以來,央行采用貨幣政策手段來調整經濟發展的行為是比較頻繁及顯著的。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央行為了克服商業銀行“惜貸”行為,采取了有力措施放松銀根。1998年3月、7月、12月及1999年6月,央行在較短的一年多時間內四次降息,而且在1998與1999年兩年內兩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1998年由13%下調至8 %, 1999年由8%下調至6%。但執行結果如何呢?與實體經濟發展直接相關的貸款二年內平均同比增長11.996, M2平均同比增長14.896,消費物價指數平均下降1.1 %。放松銀根的政策意圖不甚理想。進入2000年,盡管M2的同比增長率為12.3%,比1999年的14.7%下降2.4個百分點,下降幅度不大,但信貸的同比增長率卻在1999年8.33%的低水平增長基礎上,進一步下降到6.01%的水平。當2001年信貸出現逐步爬升時,央行于2002年年初又宣布第八次降息。盡管如此,從2000-2002年8月約三年內,平均貸款同比增長率仍為11. 2%,比1998-1999年兩年間的平均貸款同比增長率仍低了0.7個百分點。此期間,消費物價指數為0.6%,通貨緊縮的現象并未完全消失。可見,中國人民銀行1996-2002年7年間,連續八次降息。除了個別年份外,其目的很清楚,就是通過降息適度放松貨幣、信貸的供應。但從執行結果看,除第8次降息外,其他一些年份的貨幣、信貸不僅沒有增長反而出現了下降,另一些年份的表現則很不規則。

2002年8月開始,貨幣、信貸增速加快,到2003年年中盡管遭受“非典”襲擊,貨幣信貸增長速度仍進一步加快。為此,央行頻繁進行公開市場操作,意圖予以收縮信貸,但貨幣、信貸的增長勢頭仍不減。迫不得已,央行在2003年8月間宣布將存款準備金率提高一個百分點。配上窗口指導及其他有力的行政性措施,2003年第四季度貨幣、信貸增長勢頭得到控制。但從全年看,2003年仍為亞洲金融危機后貨幣、信貸的同比增長率最高的年份,而且也出現了多年未見的貸款增長速度高于貨幣增長的現象。2004年初在CPI逐月增加的情況下,4月份央行針對房地產投資進行了信貸適度緊縮,并于10月底小幅度提高存貸款利率各0.27個百分點,05年3月17日再次上調了個人貸款利率,然而收效并未明顯。為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中國人民銀行執行了從緊的貨幣政策。從當時經濟運行情況和通貨膨脹形勢看,2007年我國經濟增長率達到13%;全球普遍面臨較強的通貨膨脹壓力,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居高不下并屢創新高,我國2008年第一季度CPI漲幅為8%,工業品出廠價格漲幅持續攀升,8月份達到10.1%的高點。同時考慮美國次貸危機等不確定因素,中國人民銀行加強對通貨膨脹內外部成因的分辨和預測,在2007年六次提高存貸款基準利率。

2008年上半年利率政策保持平穩,進入9月份以后,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不利影響日益加大,經濟增長快速下滑的風險明顯增大。11月26日,人民銀行宣布從27日起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各1.08個百分點,其他期限檔次存貸款基準利率作相應調整。同時,下調中央銀行再貸款、再貼現等利率。此次存貸款基準利率的下調幅度是近11年來最大的一次。12月23日,人民銀行又下調一年期人民幣存貸款利率各0.27個百分點,其他期限檔次存貸款基準利率作相應調整,同時下調中央銀行再貸款、再貼現等利率。至此,9月份后人民銀行已連續5次降息,一年期人民幣存款利率降至2.25%,距2002年時的最低水平僅高0.27個百分點;一年期人民幣貸款利率下降到5.31%,達到2002年時的最低水平。

部分經濟學家認為,現階段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通脹時代,貨幣政策應該盡快地收縮,中國過度的經濟刺激政策需要盡早退出,否則在可見的將來,通脹風險更大,通脹率將達到兩位數。然而部分學者表示,3%的CPI指數是溫和的良性的通貨膨脹,短期內不會造成大范圍經濟過熱,物價飆升。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示“如果復蘇信號明顯,一些非常規的刺激政策可以逐漸退出,但是,必須確定目前的復蘇不是W型”。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認為“從長期看,任何刺激政策的退出都是必然的,但是在經濟回暖的基礎尚不牢固時貿然退出,不但可能造成前功盡棄,甚至會對實體經濟造成傷害。因此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不宜操之過急”。

因此,筆者認為,現階段不宜馬上收縮貨幣政策實行加息,面對美國及歐盟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零利率的貨幣政策,如果國家提高利率將會影響今年經濟穩定增長8%的宏觀經濟目標,同時對進出口企業的影響較大,造成其他國家地區的熱錢流入套利等風險產生。央行調控貨幣的手段很多,今年一月份央行宣布存款準備金的調整,就是開始逐步啟動“退出”政策。而與準備金率不同,利率的調整是更加劇烈的經濟調控手段,準備金率僅是調整商業銀行的可貸款數量,部分的限制了投放市場的貨幣量,而提高利率則是具有更加強烈的收縮功能,如果貿然使用,可能會對已經復蘇的經濟造成傷害。央行可以再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或采取溫和的財政政策調控手段,使宏觀經濟政策能夠更好的與中國經濟發展形勢相匹配,這才是現階段最為重要的經濟政策調整目標。

參考文獻:

[1]高鴻業.西方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2]張新澤.貨幣政策與宏觀經濟新論.中國金融出版社,2004.

[3]王耀楷,王學鴻.中國貨幣政策研究.金融經濟, 2008,(6).

第8篇：近期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這里需要強調以下兩點：一是經濟增長出現周期性放慢是合理的，不能反應過度。只要短期內GDP增長不降至9%以下（潛在增長率以下），宏觀經濟政策便不必做明顯的調整，合理的增長調整是解決前期投資過熱、經濟失衡的重要機制。二是國際油價和商品價格之所以被大幅炒高，一個重要理由是我國經濟仍然沒有出現明顯的調整。在世界經濟出現顯著放慢或風險釋放的時候，中國經濟也應相應地放慢，不必過度承擔國際經濟調整的風險。現對下半年我國宏觀經濟走勢及問題分析如下：

經濟增長將繼續放慢，但仍能達到10%左右

從上半年經濟運行看，內需增長仍然比較強勁，尚未出現“拐點”變化。今年經濟減速的主要原因是出口增長的放慢，特別是今年以來順差減少，與前幾年順差大幅增長形成強烈反差，并成為導致經濟增長減速的關鍵因素。下半年，出口增長調整的幅度會加大，主要是由于美國次債危機對我國的滯后影響，估計今年出口增長放慢將導致GDP增長回落1.6個百分點左右。

下半年經濟增長將繼續放慢，還可以從有關先行指標變化中得到預示：6月份我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為52%，比上月回落1.3個百分點，是年內第二次出現回落。其中新出口訂單指數下降更為明顯，僅為50.2%，接近不景氣區間，這可能導致下半年出口增長將明顯放慢。同時，產成品庫存指數也在繼續上升。

通貨膨脹壓力將逐步減輕

下半年物價上漲的幅度將明顯收窄。估計CPI增幅將降到5%左右。主要原因是：

首先，受去年基數偏高的影響。去年同期CPI增長6.4%，比去年上半年基數高3.2個百分點。即假設同比增速穩定，下半年CPI同比增幅將降至5%左右。

其次，盡管有最近成品油價格和電價“雙提”的新漲價因素，但食品價格在糧食供給充足對我國出口增長產生較大的下壓力，因此，會導致國內供求關系發生一定的變化，市場上供給過剩的產品將增加，一些產品將開始面臨較明顯的供給過剩壓力。這既會導致PPI增幅逐步回落，也會給CPI增長形成反壓。

不能人為地阻礙房地產的內在調整趨勢

房地產市場需求正在發生內在性的“反轉”變化，房地產十年的持續繁榮正在結束，將迎來一個較明顯的增長調整期：

首先，今年以來，住房需求出現了持續性的萎縮。一是商品房總需求在明顯下降。今年以來，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額出現了10年來第一次持續負增長。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住房的投機（或投資）需求在逐步枯竭，而自住性的需求也處于明顯的觀望狀態。二是分地區看，龍頭地區大調整已經開始。8個省市商品房銷售額下降，其中5個在東部發達地區。

其次，各地房價增幅明顯放慢或下降，且消費者對房價回落的預期越來越強烈。廣州、深圳房價從高位明顯回落，北京的二手房交易清淡，交易價格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房價的回落及房地產增長的調整,將導致投資增長和經濟增長出現趨勢性放慢，前期過度增長的風險將會釋放，但這是必要的過程，不能人為地阻礙房地產的內在調整趨勢。

股市暴跌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不可忽視

今年以來，股市不時出現暴跌，上證綜指從去年10月份的最高點回落了近60%，廣大股民及機構投資者遭受了巨大的資產損失。對其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需要高度重視。暴跌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是：大大削弱股市的融資和再融資功能，從而對企業投資形成過強的緊縮效應；廣大股民遭受了重大損失后，將會通過財富的負效應對消費增長形成緊縮效應；使廣大投資者對資本市場的發展缺乏信心，阻礙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這三方面的影響，會加大經濟增長調整的不確定性。

不能視經濟增長的適度調整為壞事，穩定政策是關鍵

當前中國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在抑制通貨膨脹和保持經濟較快增長之間尋找平衡點。

第9篇：近期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日本 中國 可持續發展 啟示

一、戰后日本的主要宏觀經濟政策

1、漸進式的貿易自由化

日本政府在貿易自由化過程中，并不是迅速全面開放國內市場，而是根據本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狀況，分階段、有秩序、有計劃地逐步開放，成熟一批開放一批，輕易不向外國開放未成熟的產業。依據本國產業的競爭力狀況，1960年6月，日本政府制定了《貿易、外匯自由化大綱》，以漸進方式按不同商品、分階段推行貿易自由化。其步驟如下：

首先，開放有助于降低國內有關產業生產成本的原材料商品，即早期自由化商品，包括生鐵、普通鋼等；

其次，開放日本已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商品，即近期自由化商品，包括特種鋼、部分機床、鐵合金等；

再者，開放通過產業扶植促進技術開發和產業合理化的產品，即需要過一段時間實行自由化的產品，包括開發中的機械、化工設備、重型電機、汽車等；

最后，開放對國內相關產業有嚴重影響、自由化困難的產品，主要是農產品。

2、逐步推行資本自由化

日本政府在資本自由化的過程中也是實行一種日本式的漸進式自由化，即采取盡量推遲特定產業自由化期限這種拖延戰術式的產業政策。

第一，1967年7月，日本政府實行第一次資本自由化，規定外資比率為100%的自由化行業為17個，外資比率為50％以下的自由化行業為33個。大部分被指定為自由化的行業在日本企業有強大的競爭力，足以抑制外資企業進入的行業，或者是對外資企業沒有吸引力的行業。

第二，到1973年第五次資本自由化時，原則上實現了100%的自由化，但實際上仍有所保留。

第三，日本政府這種謹慎的自由化政策給企業和社會留出了調整、適應以及準備的時間和余地，不至于在自由化的強大沖擊下陷入崩潰。可以說，這是一種成功的保護性政策。

3、全方位改革關稅體系

日本政府為發揮關稅對國內戰略產業的保護作用，于1961年和1962年對原有關稅體制進行了全面改革。

日本政府利用制定新的關稅稅率表，調控自由化的步伐來保護國內產業。修改關稅稅率，建立針對不同產業及不同生產加工程度征收不同關稅的“傾斜關稅結構”。引入特殊關稅制度，根據這一制度，日本可以在國內產業受到進口產品嚴重損害或面臨這種危險時，征收緊急關稅或采取關稅配額，對超過配額的進口征收高額二次關稅。日本還建立了混合關稅制度、再出口減稅制度、季節關稅等，加強了關稅制度的應變能力和限制作用，以此來保護國內產業。

日本政府除重視關稅的產業保護機能外，也加強非關稅壁壘的保護效能。日本的非關稅壁壘不僅種類繁多，而且無明文規定，隱蔽性很強。如通過對外國進口商品規定苛刻的衛生、質量、環境標準等，限制外國商品進入本國市場；就船舶機械類中的內燃機進口而言，其設計、材料、制造工藝等都必須接受運輸省的檢查，并依據《船舶安全法》附帶陸地試運行的義務。此外，日本政府還采取歧視性政府采購政策，嚴格控制外國商品進入。

4、培植具有國際競爭能力的產業體系

（1）大力培植民族產業。在國際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過程中，一國要想在世界上立足并保持不敗；唯一途徑就是適時有效地培育民族產業。1955年日本入關后，將重化工業作為重要民族產業加以培育，事實證明這的確是成功之舉。培育民族產業并非普遍的均衡育成，而是從國民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戰略高度，按不同發展時期的實際需要，有選擇地培育拳頭產業，然后再全面拉動其他產業部門的發展，優先確立鋼鐵、汽車和電子計算機三大行業作為戰略產業予以重點培育。

（2）加大對其優勢產業汽車工業的扶植。日本政府對產業的保護與培育在其對汽車工業的扶植上表現得最為典型。日本政府直到1965年10月絕大部分商品都實行了自由貿易的時候，才取消對成品轎車的進口限制，但對汽車引擎的進口限額并沒有取消，轎車引擎的進口稅也沒有降低。日本政府在1965年前對汽車工業實行保護性封閉體制，如實行保護性關稅和有利于國產汽車的物品稅，實行外匯配額制度限制外國車進口，限制直接投資等，并對零部件生產廠家進行扶植。

（3）運用財政、金融政策扶植優勢產業。日本政府在財政金融等方面也采取大量優惠措施，并通過完善公路設施對汽車工業實行間接扶持。日本汽車工業正是在保護和培育政策的有力扶植下，從零開始發展成為當今國際汽車市場上競爭力最強的國家之一。

我們十分清楚，20世紀90年代以后日本由于忽視進入世界技術領先國家行列后的體制和結構調整，喪失了利用新技術創新成果推動經濟增長的機遇，使經濟陷入了長期衰退和停滯不前。中國要借鑒日本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時時想到我們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要不時地用自己的經濟轉型與日本的經濟轉型相比較，日本漸進式的宏觀經濟對策對中國借鑒意義重大。

二、日本經驗對我國的主要啟示

中國特色的可持續發展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應充分體現“政府的權威性計劃協調”及“集體的協調性”。“政府的權威性計劃協調”應主要體現在對產業結構的調整上，而“集體的協調性”則是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必要前提，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有效保證，這是對戰后日本經驗的總結。

中國要向日本學習，政府要積極干預并充分發揮其宏觀調控職能，以此實現用“政府的權威性計劃協調”減弱國際經濟不利因素對國內宏觀經濟的沖擊，進而達到宏觀經濟高效、穩定、快速的發展。具體政策建議如下。

1、政府一定要在貿易、資本自由化進程中充分發揮宏觀調控職能

在外部環境方面，政府要對在未來將成為支柱產業的國內產業，通過關稅和非關稅等措施給予積極保護，以此弱化來自外部的沖擊。在內部環境方面，政府要通過強化法制，誘導企業提高國際競爭力，在健全和完善各類體系的基礎上，確保企業間的充分競爭。

2、政府要充分發揮權威協調作用

政府要通過各級職能部門發揮其組織、協調作用，制定和執行經濟發展計劃，指導國民經濟有步驟地發展；根據不同階段經濟發展目標的不同和對國內外環境、主客觀因素的分析，在經濟戰略和對外貿易體制的選擇上要有一定的靈活性，充分發揮權威協調作用。

3、政府在經濟轉型期要把握好開放與保護的度

中國目前正處于經濟體制轉型階段――在完成由傳統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市場經濟并不否認政府的宏觀調控，相反，政府的有效指導和干預是市場經濟正常運轉的有力保障。日本的經驗表明，即使中國對外貿易體制向更開放的狀況轉變，在一些具體體制形式的選擇、開放順序的設計和宏觀經濟政策的配套方面，仍有較大的選擇余地，可以因時因地進行調整。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可以而且應該積極發揮宏觀調控職能，處理好開放與保護的關系。具體地說：

第一，確定產業保護的重點，運用合理的產業保護措施，對本國產業進行保護與扶植；

第二，中國應對產業的比較優勢與劣勢進行客觀的分析，制定出合理可行的貿易自由化時間表，按各種產業的發展階段給予不同的保護政策和措施；

第三，對目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可以適當加大開放力度，放手讓它們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在競爭中得以提高和發展；

第四，對目前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幼稚產業)，可設一定的保護期，逐漸加大開放力度，采取積極措施將其轉化為優勢產業。首先，要科學界定幼稚產業的內涵和范圍，明確幼稚產業的發展應是與產業結構的優化相一致、并在國民經濟發展中起支柱作用的產業；其次，應科學界定對幼稚產業保護的實現和力度，制定階段性保護目標；此外，在保護幼稚產業的同時要盡量避免負面效應；

第五，中國可以根據國家產業政策以及各行業的具體條件和發展水平，確定需要保護的幼稚產業，即選擇那些具有巨大需求潛力和一定基礎的行業進行重點保護，對這些行業從研究與開發、投入、稅收、信貸等方面加大政府扶植的力度。

4、要通過創新來加速產業結構升級

中國要大力培育民族產業，通過三種創新――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引進再創新，來加速產業結構的升級，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建立創新型國家。中國是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家，按傳統自由貿易理論，中國應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才能獲得比較利益。但這種產業結構類型已不能適應新的經濟形勢，從長遠考慮，舊的產業結構類型會阻礙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會逐漸消失，從而失去廣大的國際市場，喪失更多的經濟利益。所以，中國的當務之急是通過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積極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通過三種創新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以提升出口的貿易結構，增強精密制造業和重化工業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在國際分工中獲取競爭優勢。

5、向日本學習，力求對國內企業保護手段多樣化

中國應在實施貿易自由化或走向更開放的貿易體制的過程中，綜合運用各種關稅、非關稅壁壘以及其他各種手段來實現對國內產業的保護和扶植。采用立法來保護本國產業，加強法律手段對國內產業的保護功能。

6、建立創新型國家才是強國之路

一定要吸取20世紀90年代以后日本由于忽視進入世界技術領先國家行列后的體制和結構調整，喪失了利用新技術創新成果推動經濟增長的機遇，使經濟陷入了長期衰退和停滯不前的教訓。從長期來看，擴大開放和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建立創新型國家，才是中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和成為現代化強國的必由之路。

【參考文獻】

[1] 王夢魁主編：中國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