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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對外直接投資制度范文

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機制分析

在進行實證分析之前，我們有必要解釋東道國對外開放度是如何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實現途徑的。

1.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實現途徑

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包括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和負向的競爭效應。首先，跨國公司在東道國實施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引起當地技術進步，帶來積極的技術外溢效應。張誠等人（2001）認為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主要通過以下途徑實現：第一，跨國公司采用先進技術對當地企業產生示范作用，或者通過增加競爭壓力，迫使國內競爭對手謀求提高技術水平，并引起當地企業的模仿；第二，通過跨國公司的員工流向本地企業而實現技術溢出；第三，跨國公司子公司會以供應商、顧客、合作伙伴等身份與當地企業建立起業務聯系網絡，從而通過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帶來技術溢出。其次，跨國公司也會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引致負的溢出效應。在進入初期，跨國公司通常會帶來激烈競爭，改變當地市場的供求狀況。在這種情況下，雖然當地企業受益于積極的溢出效應而降低平均成本曲線，但因為跨國公司擴大市場份額或將需求從當地企業轉到其他企業，從而使當地企業維持低成本所需要的生產規模無法實現，結果是企業實際生產點只能沿其平均成本曲線向上移動，其實際生產的單位成本仍很高，甚至高于跨國公司進入以前的成本(Markusen&Venables,1999)。此外，如果東道國的勞動力市場低估人才的真實價值，跨國公司的進入就會從當地企業吸引大量人才，造成負向的溢出效應。

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模型來描述外商直接投資積極的技術外溢效應和負的競爭效應（Aitken&Harrison,1999）。假定在一個完全競爭的本地市場中存在若干面臨固定生產成本的企業。由于邊際成本較低，跨國公司通常會選擇更大的生產規模，而為本地市場生產時跨國公司就將會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迫使其削減產量。如圖1所示，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使得本地企業的平均成本曲線由AC0下移至AC1，但額外的競爭迫使當地企業的產量從Q0削減至Q1。由于現在當地企業只能在一個更小的產量上平攤固定成本，所以平均成本沿AC1上移至C點，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效應是提高了當地企業的平均成本(由最初的OA′提高至OC′)。可見，如果競爭效應B′C′足夠大，則即使存在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A′B′，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A′C′也會為負。

2.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

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可以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產生重要影響。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使得當地企業可以從全球范圍內進行融資和招募人才，當地企業就更有機會利用新技術，經由示范模仿、人員流動和產業關聯等途徑獲取積極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同時，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使得當地企業面臨更為廣闊的全球市場，所以當地企業可以在不斷擴大生產規模中獲取規模經濟，降低生產成本，縮小內外資企業的能力差距，使得當地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取更為有利的位置。相反，如果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很低，當地企業就難以達到最優的生產規模，內外資企業的能力差距就會加大，限制了東道國企業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正溢出效應。

東道國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可以用圖1來說明。如上所述，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和負的競爭效應分別取決于A′B′和B′C′的大小，而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則由A′C′表示。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會影響到企業的平均成本。如果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很高，當地企業不僅更容易獲取所需生產要素，還可以面臨更廣闊的市場，從而比封閉國家的企業更容易形成最優生產規模，在圖1中AC1必然是該期內較低的一條平均成本曲線，當地企業充分獲取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同時，由于內外資企業的競爭能力更為接近，跨國公司就難以大幅度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所以當地企業產量削減不會太多，Q0和Q1比較接近，故而競爭效應B′C′較小。這樣的話，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就會為正，在圖形上體現為C′落入A′B′線段上。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越高，當地企業獲取所需生產要素就越便利，企業的生產規模越趨于最優規模，正的外商直接投資凈溢出效應就會越大，C′就會越接近于B′點①。相反，在相對封閉的國家，當地企業就很難獲取所需生產要素，技術溢出效應不會使AC0下移到最低的平均成本曲線，而競爭效應則會使產量削減的幅度足夠大，結果使得C′就會落在A′點之上，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為負。所以，外商直接投資凈溢出效應的大小取決于東道國對外開放的程度。

二、東道國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

溢出效應影響的實證分析

趙奇偉、張誠（2007）建立了一個包含金融制度在內的內生增長模型，在模型中，金融深化程度通過影響國內研發部門的知識積累對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的途徑產生影響。我們可以把他們的理論模型進一步擴展，可以理解為包含對外開放程度等因素在內的制度變量對溢出效應的影響。所以，在他們理論模型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構建計量模型如下：

γYit=β0+β1FDIit+β2Hit+β3θit+β4openit+β5openit×FDIit+uit，i=1、2、......31；t=1、2、......8（設1997年為時刻1）。

其中，被解釋變量γYit為我國1997～2004年31個省市中第i地區第t年的工業總產值增長率。工業總產值用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1991=100）調整為實際值，單位為億元，數據取自1997～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類似地，Hit為i地區第t年的人力資本存量，由各地區受教育年限的加權平均值來刻畫。具體計算時，我們把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專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別記為6年、9年、12年和16年，則各地人力資本存量的計算公式為：小學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專及以上學歷比重×16①。所使用數據來自1998～2005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

θit為內外資企業的技術差距，計算方法為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與內資企業勞動生產率之比減去1。其中，勞動生產率表示為工業增加值與就業人員的比值。在這里，外商投資工業企業工業增加值單位為億元，外企就業人數單位為萬人，兩類數據均來自《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內資企業工業增加值缺乏直接數據，由各地區工業增加值扣除掉外商投資工業企業工業增加值得到。其中，各地區工業增加值單位為億元，數據取自國家統計局網站②。

openit是對外開放度。一國的對外開放度可以用外資依存度③來表示。外資比重越大，當地企業與其接觸的機會就越多，示范-模仿效應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開放度還可以用一國的貿易依存度來表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發展報告課題組，1995），發展對外貿易一方面可以加速世界先進科學技術的知識和人力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傳遞，使知識和專業化人力資本能夠在貿易伙伴國內迅速積累；另一方面，由于知識傳播與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各國之間開展貿易還可以節約一部分研究與開發費用，避免重復勞動。這些都為東道國獲取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創造了更多條件；此外，也有人綜合考慮前面兩個因素，用外資依存度和貿易依存度之和來表示對外開放度（蘭宜生，2002）。本文中選取的指標是貿易依存度，即進出口貿易總額與GDP之比來表示open，這主要是為了避免回歸分析中的多重共線性。其中，進出口總額根據各年度匯率中間價調整為人民幣計價,以和GDP單位相統一。進出口貿易總額、匯率中間價和各地區GDP數據均來自1998～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

在把openit和FDIit作為控制變量后，我們就可以用openit×FDIit來衡量受東道國開放程度制約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為了更準確地衡量外資的技術溢出效應，我們分別用兩個指標來刻畫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在中國經濟中的存在水平。一是用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GDP和的比值FGDP，另一個是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之比AFDI。所用數據均來自1998～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我們約定，使用FGDP時的計量模型為模型1，使用AFDI時為模型2。

根據表1的回歸結果，開放度所決定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1997～2004年期間為負，即開放度相對于外資規模來講相對較低。這個結論可能和很多人的判斷不一致，因為他們覺得中國的對外開放度已經很高了。這需要從兩方面來解釋：第一，為了避免多重共線性，我們采用外貿依存度而不是外資依存度和外貿依存度之和來表示開放度，這顯然會低估開放度的值；第二，蘭宜生（2003）指出，盡管我國目前的名義貿易依存度已達到較高水平，但綜合考慮經濟規模、貿易形式差異、匯率和通貨膨脹率等因素的影響，我國的實際貿易依存度并不高，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及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只略高于印度和巴西；第三，國內許多產業雖然貿易依存度很高，但沒有形成較強的前后向聯系，不能起到結構進步的“出口導向”作用。為了觀測我國對外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動態影響，我們分1997～2000，2001～2004年再做計量分析。如表2所示，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1997～2000，2001～2004年兩個階段都為負，但是在第二個階段負效應更為明顯。這說明，開放度在第一個階段相對于外資規模已經較低，到了2001年，隨著外資累計規模的進一步增大，開放度相對更低了。

三、結論

根據上述理論模型及實證檢驗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是決定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的重要因素。由于開放度高的國家可以為當地企業提供融資、獲取人才、以及接觸外資企業上的便利，所以開放程度高的國家或地區可以獲取正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而開放程度低的國家或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不明顯甚至為負。

第二，我們所提及的開放程度是個相對的概念，當開放程度相對于外資規模較高時，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就為正；而當開放程度等制度因素的發展比外資規模相對滯后時，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就為負。于是，這就出現了一國或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不同時間段上的變化。就我國的情況來看，開放程度相對于現有的外資規模一直是滯后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在近兩年已經全部為負。

因此，一方面我們應該有選擇地進一步開放某些產業，特別是增加生產行業的開放度。另一方面，對某些外資比重過高的行業要對引資規模加以限制，保持適度的內外資比例，給內資企業以成長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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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對外直接投資制度范文

關鍵詞 中國企業 對外直接投資 競爭優勢 戰略選擇

1 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回顧及其簡要評析

1.1 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回顧

在國際上，影響廣泛的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主要有：海默、金德爾伯格和約翰遜的壟斷優勢理論，維農的國際產品周期理論，巴克萊、卡森與拉格曼的內部化理論，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和小島清的比較優勢理論。

1.1.1 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

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學者海默以美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現象為對象，采用了不完全競爭的基本假定和產業組織理論，首先提出了壟斷優勢理論。

該理論認為，美國企業擁有的技術與規模等壟斷性優勢，是美國企業在國外進行直接投資的決定性因素。壟斷優勢的產生在于美國企業控制了技術的使用以及實行水平一體化與垂直一體化經營。美國跨國公司擁有三類壟斷優勢：一是來自產品市場不完全的優勢，如產品判別、商標、銷售技術與價格控制等；二是來自生產要素市場不完全的優勢，包括專利與融資、管理技能等；三是企業擁有的內部規模經濟與外部規模經濟。

該理論解釋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與決定性因素，以及產生這些條件的原因所在。

1.1.2 維農的國際產品周期理論

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哈佛大學教授R·維農以美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現象為研究對象，采用了產品生命周期和區位理論，提出了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產品周期理論。

該理論認為，美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與產品周期有關，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在產品周期運動中，由于生產條件和競爭條件變動而作出的決策：在產品創新階段，美國企業主要通過出口來滿足國外市場的需求；在成熟階段，美國企業考慮并進行對西歐等發達國家直接投資；在標準化階段，美國企業開始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該理論首次在跨國公司理論研究中增加了動態分析和時間因素，解釋了美國企業戰后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時機和區位選擇。

1.1.3 巴克萊、卡森的內部化理論

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英國里丁大學學者巴克萊、卡森與加拿大學者拉格曼為主要代表人物的西方學者，以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不含日本）為研究對象，沿用了美國學者科斯的新廠商理論和市場不完全的基本假定，建立了跨國公司的一般理論———內部化理論。

該理論從國際分工不通過世界市場，而是通過跨國公司內部來進行這點出發，研究了世界市場的不完全性以及跨國公司的性質，并由此解釋了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與決定因素，其中市場不完全性及企業的性質是內部化理論的核心。該理論有助于說明各種類型跨國公司形成的基礎。其后有些學者將技術優勢及內部化概念進一步引申，以解釋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發展。該理論還解釋了跨國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資與許可證安排這三種方式之間選擇的依據。

內部化理論是西方學者跨國公司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依據。以前的理論主要研究發達國家（主要是美國）企業海外投資的動機與決定因素，而內部化理論則研究各國（主要是發達國家）企業之間的產品交換形式與企業國際分工與生產的組織形式，認為跨國公司正是國際分工的組織形式。

1.1.4 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20世紀70年代中期，英國里丁大學教授J.H.鄧寧提出了他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該理論認為，跨國公司的國際生產由企業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這三組變量決定。這三組變量的不同組合決定跨國公司在出口貿易、直接投資與許可證安排之間的選擇。同時這三組變量的結合決定了各國跨國公司國際生產的類型、行業及地理分布。

該理論從各國經濟活動的結構、經濟環境與政府政策的特點說明了企業優勢、內部化優勢與區位優勢的起源與特點，并把它們與各國跨國公司的國際生產的特征與類型聯系起來。還將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與各國經濟發展的階段與結構聯系起來，研究了各國國際生產或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態性質。

1.1.5 小島清的比較優勢理論

比較優勢理論是日本學者小島清教授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來的。

比較優勢理論的基本是：對外直接投資應該以本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優勢的產業（邊際產業）依次進行。這些產業是指已處于比較劣勢的勞動力密集部門以及某些行業中裝配或生產特定部件的勞動力密集的生產過程或部門。凡是本國已趨于比較劣勢的生產活動都應通過直接投資依次向國外轉移。小島清認為，國際貿易是按既定的比較成本進行的，根據從比較劣勢行業開始投資的原則所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也可以擴大兩國的比較成本差距，創造出新的比較成本格局。據此小島清認為，日本的傳統工業部門很容易在海外找到立足點，傳統工業部門到國外生產要素和技術水平相適應的地區進行投資，其優勢遠比在國內新行業投資要大。

1.2 簡要評析

這些理論始終以歐美各國的跨國公司先行者們為研究對象，例如，壟斷優勢理論、國際產品周期理論的研究對象僅是美國企業；內部化理論與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研究對象是歐美國家企業。其主要內容是解釋海外直接投資行為，揭示其中的。其中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是被認為是現有跨國公司理論中最權威的一個，雖然存在諸多的局限性，但總的說來對于發達國家私人對外直接投資具有較大的闡釋力，同時對中國企業的境外投資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但是上述理論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的人類經濟技術狀況背景下提出的，這種狀況在20世紀的最后十幾年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因而難以很好地解釋跨國公司近10年來的發展，很難解釋價值鏈“爆炸"的諸多。

2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與問題

2.1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

中國商務部數字顯示，2003年，經商務部批準和備案設立的境外非類中資企業達510家，中方協議投資額20.87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45.7%和112.3%。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在一、二、三產業中都有分布，其中，服務貿易、工業生產加工、農業與農產品開發、資源開發等行業相對集中。

2.2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

首先，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體規模明顯偏小。中國境外投資金額僅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0.15%。據統計，吸引外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比例發達國家為1∶1.14，發展中國家為1∶0.13，而中國僅為1∶0.09。因此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

其次，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項目的技術含量也并不高。盡管近幾年中國海外投資質量和檔次有所提高，出現了一批技術含量較高的生產項目，還有一些高企業積極在美國和歐洲發達國家建立獨資或合資的研究機構和技術中心，但總體來說對外直接投資過分偏重初級產品產業的投資，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仍然偏小。由于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類似產品的競爭，這類項目拓展海外市場的前景不甚樂觀。

第三，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地區結構不盡合理，這也影響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市場的進一步拓展。目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46.8%在港澳地區；其次是北美，占13.7%。從整個海外投資布局來看，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投資仍明顯偏少。要想企業在海外投資影響力和競爭力擴大，這些問題必須盡快解決。

但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較快。10年間，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長76.8%，這將有利于提升中國企業的力。

3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戰略選擇

由于企業戰略環境在20世紀最后十幾年里發生了巨大變化，全球化、技術信息化、“溫飽后”，匯成自工商企業誕生150年以來最大的一次變革，而且企業跨國經營已成為其在全球化條件下成長的一般方式之一。若干原來沒有什么競爭優勢的公司卻通過跨國而取得了競爭優勢。作為未開始或正開始進行國際化經營時就面臨著國際市場中的許多跨國公司的中國企業，在國際分工階梯中總體上處于中游地位，這種特定位置決定了兩類不同性質的對外直接投資將同時存在。一類是利用既有優勢的對外直接投資，即以發揮局部相對優勢對更低階梯的國家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另一類是通過跨國經營獲取優勢的對外直接投資，即以汲取國外先進的產業技術和管理經驗，創造新的比較優勢為目的而向更高階梯國家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

3.1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

地理區位選擇要根據企業跨國經營戰略目標和中國企業本身優勢來決定。如果企業以開辟市場、增加產品銷售為目標，則應以發達國家為主要目標市場；如果企業以利用國外資源為目標，則應到資源豐富而投資辦企業環境又較好的國家和地區，例如林業開發應以北美為主，礦產資源開發應以澳大利亞為主，如果企業以獲取技術管理為目標，應選擇發達國家為主，如歐洲、北美和日本等；如果企業以提供服務為主要目標，則應選擇發達國家和石油出口國為主，因為這些國家國民收入水平高，對服務業需求也很高。

總的來說，發達國家的投資環境較好，投資于發達國家有利于汲取其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并使中國企業繞過非關稅壁壘，直接在東道國進行生產經營活動。但發達國家市場競爭激烈，優惠措施較少，存在較大的市場風險和、賦稅風險。發展中國家擁有豐富的資源和中國的傳統市場，對外資優惠措施多，對技術工藝水平的要求比發達國家低。對其投資有利于利用其資源優勢，同時帶動中國相關機械設備、技術和勞務的輸出。但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環境較差，且受、社會、經濟等因素影響較大。

3.2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

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國際經驗表明，不管是美、日等發達國家還是亞洲新興化國家與地區，其產業選擇大都經歷了從資源開發型———制造業———第三產業為主的發展過程。獲取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生產性資源是現階段海外投資必須考慮的投資重點，因為像生產活動中的鐵礦、石油和木材等資源在中國已變得日益短缺。但是，資源開發業畢竟屬于低附加值的行業。而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能更有效地實現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目標，中國當前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應從以資源開發業為主轉向以制造業為主，加大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

(1)由于中國還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起步階段，對中國現階段的優勢型對外直接投資而言，我們認為投資重點應放在生產能力過剩、擁有成熟的適用技術或小規模生產技術的制造業上。

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相對優勢主要體現在成熟的標準化技術和適應較小市場需求或適應當地投入要素的技術。由于本國(地區)市場容量較小，資金技術實力較發達國家不足，他們往往要從發達國家引進的技術進行改造，使之符合自身需要。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海外子公司充分利用這些已經發展成熟的小規模勞動密集型技術進行生產。由于這些技術更符合那些國內市場有限、勞動力眾多的發展中東道國的實際，因而在這些國家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

迄今為止，中國已建立了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工業制成品在中國出口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雖然中國的工業制造業發展水平同發達國家相比尚有較大差距，但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在紡織、冶煉、化工、醫藥等產業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較優勢。此外，中國還擁有大量成熟的適用技術，如家用電器、、輕型設備的制造技術、小規模生產技術以及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技術，這些技術和相應的產品已趨于標準化，并且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階梯度較小，易于為它們所接受。

(2)以高技術產業為主的優勢產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它將決定中國未來在國際投資領域的競爭力。

高、尖、精技術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最為稀缺的資源。因此，中國海外資源性投資的一個重點，應是尋求高技術資源。新技術革命以來，歐美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一直是全球和先進技術的先行者，特別是美國在機、生物工程、新材料、航空航天等領域占有世界領先地位。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日本及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都重視對美國的直接投資，其主要動機之一就是追求美國的高，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以求在高科技領域的激烈競爭中取得領先地位。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作為后發展起來的中國跨國公司應在這方面有所作為，通過對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技術密集型投資，以獲得世界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

對產業的選擇和對投資區位的選擇，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成敗的關鍵。實際上，區位的選擇與產業的選擇是相互關聯的。企業應根據本企業的實際情況和實力特點進行產業和區位選擇。政府也應鼓勵更多的企業走向世界，同時，應提供政策性指導，這有助于減少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盲目性，更好實現對外直接投資的既定目標。

1 龍永慶. 跨國經營管理百科全書[M]. 北京：遠方出版社，2002

2 王志樂. 走向世界的中國跨國公司[M]. 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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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對外直接投資制度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投資動機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2）10—004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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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外直接投資逐步取代國際貿易成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主要力量。處于經濟轉型期的中國，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和“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增長強勁。然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與發達國家相比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仍有較大差距。截止2011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存量）達4 247.8億美元，僅相當于美國對外投資存量的9.4%。除此之外，對外直接投資流出規模也遠遠小于吸引外資的規模。2011年中國利用外資量為1 240億美元，截至2011年末，利用外資存量約為7 120億美元[1]。對外直接投資流出與流入的巨大差額是導致當前中國國際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國際收支失衡帶來的巨額外匯儲備增強了中國的國際支付能力和抗風險能力，但其持有成本巨大，且外部失衡給國內經濟造成巨大沖擊，扭曲了國內經濟結構。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有助于充分利用外匯資源，提高對外資產回報，避免巨額外匯儲備對國內經濟的沖擊。推動企業“走出去”開展對外直接投資，不僅是中國當前實現國際收支平衡的現實選擇，而且是全球化與經濟危機背景下統籌國內外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因而也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一、文獻綜述

相對于對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研究，目前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相關研究相對較少。隨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國外學者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研究也日漸增多。Buckley 等[2]利用1984—2001年中國企業對49個國家的OFDI流量數據分析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影響因素發現，市場規模大、文化相似性強、政治風險高的國家或地區吸引了更多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而東道國具有的資源稟賦和專利注冊情況影響不顯著。Cheng和Ma[3]運用引力模型對2003—2006年中國企業對90個國家或地區的OFDI流量和存量數據進行分析發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受市場規模和地理距離的影響顯著，市場規模大、地理距離近的國家能吸引更多的OFDI流量。Cheung和Qian[4]利用1991—2005年中國企業對31個國家的OFDI流量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市場規模大、工資水平低、自然資源豐富的東道國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更具吸引力。Kolstad和Wiig[5]研究表明，東道國制度環境與自然資源稟賦共同對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產生影響，在制度環境較差的國家中，自然資源稟賦越好越具有吸引力，二者存在替代作用。Ramasamy等[6]運用泊松回歸模型對2006—2008年中國上市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國有控股企業傾向于對資源豐富、政治關系比較密切的國家進行投資，而私有企業則主要為市場尋求型投資。此外，部分學者還基于更大的發展中國家樣本對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

第4篇：對外直接投資制度范文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 人民幣匯率 對外直接投資

中圖分類號：F82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7-0061-02

一、人民幣匯率走勢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1.人民幣匯率走勢。自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走勢基本呈現出“大漲小跌“緩慢盤升的特點。2005年人民幣匯率保持小幅升值；2006―2007年人民幣升值速度加快，匯率波動幅度增大；2008年以來更是一路“破關”，4月10日邁入“六時代”；2009―2010年，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在6.8368～6.8201區間內小幅度的波動；直至2011年4月15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為1美元對人民幣6.5301元，創匯改以來最高，這一價格與匯改前的8.2765相比，累計升值達到了21.1%。此外，中國目前居高不下的外匯儲備水平與緊縮的貨幣政策手段，會使得人民幣在未來較長的一段時間內繼續保持升值的態勢。

2.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后，中國的對外開放水平迅速提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量呈加速增長。據統計，200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達到565.3億美元，從存量上看，截至2008年底，中國隨外直接投資企業超過了1萬家，對外直接投資額累積達1 179.1億美元。2002―2008年年均增長率達到143%。

盡管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加速增長，但仍存在著不少問題：（1）從投資規模來看（如表1所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和實際利用外資總額都在不斷增長，2002年和2003年連續兩年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吸收FDI第一大國；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體規模相對偏小，2007年之前每年對外投資與引進外資的比例一直小于0.3，這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93），與中國整體經濟實力以及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嚴重不相符。（2）從投資地區來看，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的投資地區分布不均衡，主要幾種在亞洲和拉丁美洲地區。這種過分集中的地區分布，不但不利于分散風險，而且會造成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自相競爭的“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結果。（3）從投資行業來看，中國的對外投資結構過于低級化，第一、第二產業在中國FDI中所占比例已經超過80%。這種低級化的投資結構會對中國參與國際分工產生不利的影響。（4）從投資方式來看，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比較單一，超過七成的對外投資企業屬于投資新建企業，且經營形式以合資和跨國并購為主。

二、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分析

1.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影響。傳統理論認為，本國貨幣升值有利于本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一方面，一個國家的貨幣升值意味著外國貨幣對本國貨幣貶值了，即以本幣衡量的外國資產價格、市場上的原材料價格以及名義工資降低了，本國對外直接投資所需要的投資成本減少；另一方面，匯率的小幅穩步提升必定會提高本國經濟和貨幣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為本國對外投資企業提供更好的對外投資條件。

為了研究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我們利用1999―2009年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和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凈額的年度數據，建立了一元線性回歸基本模型：LnFDI=β0+β1LnE+μ。其中，FDI為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凈額；E為直接標價法表示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并利用Eviews6.0軟件對上述兩個變量的平穩性和協整關系進行了檢驗，結果表明：兩個變量都是二階單整，且變量LNFDI和LNE有協整關系，其協整回歸方程如下：

LNFDI=118.9764-17.19524LNE

（4.9871）（-4.8101）

長期來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人民幣的匯率之間存在著負相關的關系，即人民幣每升值1個百分點，會帶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增加17.19524個百分點。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兩個P值分別是0.2972和0.0246，說明變量LNE是LNFDI的格蘭杰原因，但LNFDI不是LNE的格蘭杰原因，即人民幣匯率變化是引起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變化的格蘭杰原因。

表2

2.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影響。人民幣升值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投資主體帶來的最顯著的影響是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數量明顯增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主要力量是國有企業和有限責任公司，由于人民幣升值帶來了新機遇，許多創新型企業踏入這個新領域，例如股份有限公司、私營企業、股份合作企業、集體企業、聯營企業等，中國的投資主體趨于多元化和合理化。

3.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影響。在人民幣匯率波動和眾多其他因素的影響下，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投資方式和對外合作方式趨于多樣化和創新化。根據國家統計局網站統計，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模式主要有投資辦廠、興建生產基地、跨國并購、參股控股等投資方式。

4.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結構的影響。要實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就必須調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而人民幣升值恰好給中國出口型投資企業提供了這個契機。行業中的優勢企業由于人民幣的升值更占優勢。

三、人民幣升值背景下中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策略

1.投資主體策略。一方面要積極培養中小投資主體：中小型民營企業相對于國有企業具有更強的產權、營銷、成本等方面的競爭優勢：在產權方面，國有企業由于委托等因素往往會造成化公為私、私吞投資款項等現象的發生，而中小型民營企業由于投資者就是經營者并且企業內部管理層較少，化公為私等現象發生的幾率較低，另外投資者會首先考慮自身利益謹慎投資；在營銷方面，對于長期在國內處于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來說，中小型民營企業對于東道國的市場更為敏感，能更快的適應和挖掘東道國的市場；在成本方面，相比大型的國有企業，中小型民營企業無疑是無論在人力、技術還是生產方面的成本都占有很大的比較優勢。中小型民營企業為了盈利會從利益最大化角度配置人員，充分發揮和利用現有人才，達到效率最大化。另一方面要加強企業的管理水平：中國對外投資企業缺乏高技能、高創新能力、高素質的管理、科技、法律等方面的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企業的發展。另外，對外投資企業內部管理制度不完善，主要表現在投資分析制度、財務預算制度、財務分析制度等。對外投資企業應盡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有效的激勵機制，進一步完善企業治理結構，優化企業內部經營環境，進而提高企業經濟效率。

2.投資區位選擇策略。在人民幣升值背景下，企業的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更要靈活多變。首先，可以針對性的加大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因為發達國家具有技術以及管理上的優勢，且市場潛力較大，擁有較強的消費能力，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的收益率相比較高。并且發達國家擁有一些難以通過外部市場交易獲得的高端技術，中國可通過在發達國家設立研究機構學習這些高端技術。其次，可以選擇性的對一些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相比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進入障礙較少，資源性較強，并且其投資空間及投資潛力較大，發展潛力巨大。并且對于中國經濟近年來的迅速發展，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型投資可以極大緩解中國的資源緊缺狀況。

3.投資方式結構策略。在人民幣升值的背景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可以適當轉變經營方式，靈活應對升值壓力。人民幣升值最直接影響到的是價格，所以一些企業如果能夠采取措施控制其商品的價格，這會大大減少人民幣升值對企業的影響。一些純粹的出口企業，可以轉變經營方式，轉型為供應商，直接在國外創立自己的品牌、自己的營銷網絡以及自己的服務體系，更為直接的接觸其商品的購買者，也可對購買者進行調研，掌握其偏好的變化，進而建立消費者對產品的信任感，逐步使自己的產品同其他同類產品差別化，從而可以部分的控制其產品價格，減少匯率波動產生的影響，也可以賺取超額利潤。

4.政府宏觀扶持策略。政府的扶持會使一些融資困難、信息缺乏以及投資風險過大的中小型投資企業得到極大的發展，在人民幣升值趨勢下，政府的扶持無疑是加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強有力的催化劑；而且在這種背景下鼓勵中國企業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解決流動性過剩，平衡國內外經濟，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1）簡化省批程序。政府可以適當放寬審批政策，簡化審批程序，使各種類型的企業處于同一起跑線上競爭。（2）給予投資者鼓勵優惠政策，加快生產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對于某些利用國內生產設備和生產資源出口到國外進行投資建廠的，政府可以適當縮減出口稅收；對于某些投資潛力大發展前景好的投資企業給予適當的優惠貸款；對于一些在國外投資并開發出國內缺乏的技術產品或資源材料的企業，在中國進口時也可給予減少稅收以及外匯補償的優惠。（3）加大對中國對外投資的法律支持力度，完善相關的法律體系。（4）積極參加同各種地區性的經濟合作，通過簽訂互利互惠的雙邊或多邊協議，推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參與區域性的經濟合作組織的投資項目，改善信息不對稱的問題。

參考文獻：

第5篇：對外直接投資制度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路徑選擇；十二五時期

【中圖分類號】F125【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狀況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始于1979年改革開放后，鼓勵本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在之后的20年間，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一直處于起步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上升緩慢，并存在一定的波動。直到2001年我國加入WTO之后，對外直接投資開始呈現快速發展態勢，不論是投資規模還是投資區域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

（一）投資規模持續擴大

2000年以來，特別是加入WTO后，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所受阻礙逐步減少，規模迅速擴大，2001年還只有17.75億美元，到了2008年就激增至521.5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高達71.97%，雖然2009年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有所下降，降為480億美元，但2010年在世界大部分國家經濟回落的背景下逆勢上揚，增加至680億美元，2011年又進一步增至746.54億美元。

（二）投資主體向民營企業轉變

自我國“十五”計劃提出實施企業“走出去”戰略之后，我國民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迅速擴大，其投資成功率也遠遠高于國有企業。雖然到目前為止，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從投資額來看還是國有企業比重大，但是從對外直接投資的項目數量來看，民營企業占大多數。近年來，我國沿海及內地發達地區已有上千家民營企業在獲得進出口自營權后進入國際市場，未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將會是民營企業。

（三）投資區域相對集中

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初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區域主要分布于港澳地區和發展中國家，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不斷發展，投資區域逐漸向發達國家擴展。但主要還是集中在亞洲和拉丁美洲等收入較低的地區。截至2011年底，中國在亞洲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3034.35億美元，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總額的71.43%；對拉丁美洲地區的投資存量為551.72億美元，占投資存量總額的13%，而對歐美發等達國家和地區的投資明顯不足，截至2011年底中國對歐洲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僅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總額的5%。

（四）投資的產業結構不合理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初級產品上，集中于資源開采、加工制造、批發零售和商業服務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對于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明顯偏少。截至2011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向租賃和商務服務業255.97億美元，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34.29%；采礦業144.46億美元，占19.35%；金融業60.7億美元，占比為8.13%；批發零售業103.24億美元，占比13.83%；制造業70.71億美元，占比9.43%。而含金量較高的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僅為7.76億美元，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比重僅為1.04%；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投資僅為7.07億美元，占比只有0.95%。

二、“十二五”時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制約因素

雖然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步伐不斷加快，但并不理想，這既有國內外環境的制約，也有來自企業自身的因素。

（一）國際環境因素

首先，近年來， “中國”盛行，一些國家對我國企業的跨國并購和國際合作加以阻撓，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東道國的投資環境進一步復雜化，使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面臨更大的風險。

其次，國際環境錯綜復雜，國際局勢動蕩；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對國際市場影響巨大，未來國際市場的不確定性加大；恐怖活動加劇，突發事件頻繁。這些都對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形成了制約。

第三，歷史文化和不同，導致人們的消費理念和消費習慣不同，這就造成了投資國和目的國之間的文化沖突，如果不妥善處理，將會影響企業的投資效率和國際競爭力，進而影響企業的健康發展，并導致企業跨國并購的失敗。

（二）國內環境因素

首先，我國尚未出臺規范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相關法律，致使我國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沒有權威的法規依據。同時，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審批程序復雜，也增加了企業投資成本，影響了企業的積極性；由審批耗時過長，也容易使企業貽誤商機。國內的外匯管制和金融資本市場尚不完善，會造成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融資困難。

其次，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全面、及時地了解東道國的政策、市場情況、文化背景，對指導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作用重大。但是我國尚未建立為企業提供跨國投資與合作信息的專業平臺，而企業憑借自身又無法力全面、及時地獲取信息，這就增加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難度。

（三）企業自身因素

首先，中國對外投資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規模還較小，缺乏國際競爭力。在最新的美國《財富》雜志“世界500強企業”排行榜上，上榜的 11家中國企業全都是國有企業。

其次，現階段我國企業的投資決策能力和經營管理能力亟待提高。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一個好的經營管理團隊是成功獲取投資信息、開拓市場和盈利的保證。而我國大部分企業的內部組織結構不完善，缺乏善于國際經營管理的專業人才。

三、“十二五”時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路徑選擇

（一）完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體制

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審批程序過于繁瑣，金融市場機制存在缺陷，外匯管理制度過于嚴格，這些都對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產生制約。因此，政府需要制定和完善相應法律政策和投資體制，為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掃平障礙。

（二）構建對外直接投資信息平臺

由于資金、人才等方面的制約，僅憑企業自身無法快速、全面地獲得對外直接投資的相關信息，這就使我國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面臨著信息不對稱的風險。為此，我國應盡快構建專門提供對外直接投資相關信息的平臺，為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提供有效服務。

（三）優化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和區域結構

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資源開采、加工制造、批發零售和商業服務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對于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明顯不足。同時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目的國主要是亞洲、拉丁美洲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投資比較少。應在保證加快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步伐的前提下，加強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并大力發展對發達國家的學習性投資。

（四）企業要加大專業人才的培養和儲備力度

目前，我國在對外直接投資的人才儲備方面還比較薄弱，國內相關人才較少，我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中進行投資決策和經營管理的很多人員未經過專門學習或專業培訓，企業內部的組織結構單一，家族化傾向嚴重，不能合理地用人，導致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缺少科學的可行性調查論證。因此，應加大企業對專業人才的培養與儲備力度。

（五）積極爭取國際資金支持

資金是制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成敗的瓶頸。我國現階段的體制、制度和金融市場環境，導致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融資困難。為解決這一難題，除了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完善我國體制制度環境和金融市場環境，放寬外匯管制之外，積極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尋求資金支持也是一條捷徑。

（六）以采取多元有效方式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當今社會，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一般方式是跨國并購，我國的企業也大都采用此方式。此外，應根據不同的投資對象采用用不同的方式。如在向東盟國家進行投資時，可采取經濟合作的方式，通過輸出設備、勞務等，或通過在當地建立小規模勞動密集型公司等進行投資。

【參考文獻】

[1] 劉志雄.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分析及路徑選擇[J]. 中國物價， 2011（2）.

[2] 李保民. 中國對外投資的政策與支持[J]. 國際貿易論壇， 2008（01）.

第6篇：對外直接投資制度范文

【關鍵詞】中國汽車行業；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

近幾年，中國企業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速度比較慢，采用不斷摸索的方式，逐步增加投資的規模。我國汽車行業在對外直接投資方面，受到多方因素的影響，必須明確各項影響因素，才能鞏固我國的海外市場，推進汽車行業的國際化發展，以便獲取更多的投資效益。

一、中國汽車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

（一）行業規模

行業規模是指排名規模與品牌規模，其在中國汽車行業中，影響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果。例舉排名和品牌的實際影響，如：（1）我國汽車行業對外直接投資，已經屬于跨國公司的范疇，行業的排名狀態，直接影響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果，如果選擇投資行業，必須要明確該行業在區域中的排名位置，從排名規模的角度上，考察中國汽車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是否具有可行性的特征；（2）品牌排名在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影響，表明了汽車品牌在投資方面的影響性，明確汽車品牌的市場占有率、忠誠度等因素，可以在對外直接投資中，選擇可靠的品牌，進而獲取更大的經濟利益。

（二）財務績效

中國汽車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財政績效，是評價汽車行業海外經營的一項指標，直接的反饋出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果。我國汽車行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上，規模非常大，如果能夠獲取可觀的財務績效，才能說明對外直接投資的項目可行、可取。在財政績效上，必須合理的分析財務績效，以此來評估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果，可以選擇2010~2016年為數據統計的期間，專門統計對外投資的總額、固定資產凈值、工業總產值、營業總收入、利潤總額等參數，研究財政績效的影響，以便說明對外直接投資的有效性。

（三）營業額度

營業額度是影響中國汽車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核心因素，也是考察企業規模的指標。對外直接投資的中國企業，自2011年之前呈現出上漲的態勢，說明對外直接投資已經獲得了良好的營業額，同時也反應了我國汽車規模在逐漸的擴大。例舉2007~2010年，《財富》雜志中，世界500強，中國入選的汽車行業，其在營業中的數據額，做為對外直接投資影響中的分析對象，如下表1。

（四）盈利水平

盈利水平與營業額度相同，均是反饋中國汽車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效果的因素，而且盈利水平也是影響投資的重要指標。中國汽車行業，考慮到盈利水平對直接對外投資效果的影響，將其做為考察經濟效益的指標，同樣以財富雜志中的數據為例，列出下表2，明確對外直接投資在2007~2010年階段中，盈利水平造成的影響。實際，近年來，中國汽車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方面，盈利水平表現出上漲的區域，經濟效益逐步提高，促使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一定程度的競爭力。

二、中國汽車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未來發展

（一）投資規模擴大化

中國汽車行業對外直接投資在未來發展中，投資規模朝向擴大化的方向進行，我國應該抓住汽車行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機遇，擴大投資的規模，將資金注入到具有可盈利條件的海外國家，適當的更改對外投資的管理方式，充分運用中國的投資政策，支持汽車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增強中國汽車行業對外直接投Y的效益。

（二）投資方式多樣化

中國汽車行業，在對外直接投資方式上，推行多樣化的理念。目前，汽車行業中，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都非常活躍，應該注重兩類產業的建設，促使其具有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體現出投資方式多樣化的特點，借鑒投資、并購、海外研究所等投資路徑，提倡投資方式的多樣化發展。

（三）投資格局多元化

中國汽車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格局的多元化，能夠提高企業行業在海外市場中的競爭力，打開海外市場的大門。我國提倡對外投資格局的多元化，將產業投放在發達與發展中過大，保障中國汽車對外直接投資的格局，能夠滲透到全面領域內，最大化的提高對外直接投資的效益和水平。

三、結束語

中國汽車行業想要在對外直接投資方面站穩，應該明確自身在對外直接投資方面的影響因素，在此基礎上，推進中國汽車企業的未來發展，既可以保障中國汽車行業直接對外投資的穩定性與可靠性，又能最大程度的獲取經濟利潤，表明了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汽車行業中的重要性。

參考文獻：

［1］胡彥濤.全球金融危機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調整［D］.廈門大學，2009

［2］姜亞鵬.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研究：制度影響與主體結構分析［D］.西南財經大學，2011

第7篇：對外直接投資制度范文

【摘要】金融抑制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金融抑制下的信貸配給制是國有企業主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不應僅僅依賴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或者行政行為等暫時對策，而應該通過促進金融自身發展來推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平等、合理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 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信貸配給

【作者簡介】金國軒，洛陽師范學院商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產業經濟學。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由國有企業實施的。我國作為轉型與增長雙重考慮的最大發展中國家，正經歷一個更均勻融入世界的過程。2012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達878億美元，位列全球第三位。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結構與發達國家不同，呈現顯著差異：國有企業是資本輸出的主力軍，投資行為主要由在國內擁有壟斷優勢的國有企業進行。自2004 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制度》實施以來，在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中國有企業占比始終保持在60%以上，2006年更是達到81%，2012年仍占投資流量的近50%，凸顯投資主體的結構單一。是什么導致國有企業主導對外直接投資的結構特征呢？是資金來源不足限制了非國有企業投資？似乎不能這樣說。實際上，我國存在巨額居民儲蓄與企業儲蓄。最近數年， 相比美、法、日、韓及墨西哥等國，我國社會總儲蓄與GDP之比、企業儲蓄與GDP之比及政府儲蓄與GDP之比都保持最高水平。1990～2012年，我國社會儲蓄總額與GDP之比從36%上升到64%，其中企業儲蓄與GDP 之比從10.2%上升到26.3%，很難說是資金來源不足限制了對外直接投資。那么是什么導致了非國有企業對外投資偏少呢？

作者試圖從金融發展視角來解釋這一現象。伴隨著對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反思，金融因素及更為現實的市場缺陷被更多地納入經濟學理論和模型中進行討論。在傳統理論中，無論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理論還是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理論，多是從微觀視角進行討論，而關注宏觀因素的較少（仇娟東，2011），對金融發展與國際間資本流動關系的討論更少，更罕見關于金融發展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討論，本文擬從該角度進行探討。

二、相關理論回顧

與本研究關系最密切的文獻多集中在企業跨國經營融資難與保險機制缺失的應對方面。資金不足與風險擔保機制不健全是企業跨國經營中的兩大“瓶頸”。首先是融資難。目前，國內提供對外直接投資政策性融資支持的僅有中國進出口銀行與中國銀行，但其服務多集中在對外貿易方面，投放于對外直接投資的仍較少，而國內企業信用評級機制的不完善則進一步加大了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融資的難度。其次是保險機制缺失。我國海外投資遍布全球近200個國家和地區，企業的跨境經營受到商業風險與政治風險的雙重影響，2012年敘利亞內戰給中方帶來的巨大損失就是一例。我國海外投資保險起步較晚，直到2001年才出現了由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承保的海外投資險，但其業務范圍仍限于貿易。

當市場失靈時必須靠“看得見的手”來發揮作用。政府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力最早體現在Kojima 與Dunning 的文獻中。在Heckscher－Ohlin資源稟賦理論基礎上，Kojima （1977） 提出政府應推動已經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其后的Dunning （1981） 投資發展周期論則明確提出了制度、法律及市場機制對跨境資本流動的影響。

而近期的一些文獻亦強調了政府對跨國企業金融服務所呈現的顯著制度化特征。建立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乃至財稅政策等渠道成為主要對策。其中，財政政策不但能夠改變資本存量，而且能顯著改變投資邊際收益。跨國投資戰略轉變與稅制優化目標應放在對“引進來”與“走出去”的雙向激勵上，重視投資稅抵免對投資規模、區位與產業的引導。

目前的對策性研究都強調了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及優惠財稅政策的重要性，認為政策性金融的出發點是國家和社會利益的最大化，提供融資和保險等金融服務是“走出去”戰略有效實施的重要環節，也是世貿規則所允許的政府扶持行為。政策性金融具有資金“虹吸”效應，它先市場而行，將資金投放到符合國家發展戰略的重點產業，表明國家意圖，進而引導其他資金參與。

在這些已有的研究中有幾個問題值得商榷：一是政策性金融難以全面覆蓋企業跨國投資融資需求。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決定了政策性信貸“僧多粥少”，這種“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權宜之計很難從根本上扭轉跨境投資的融資難與保險機制缺失局面。二是政府主導的信貸配給可能帶來金融資源配置扭曲，國有企業與監管部門間天然的聯系可能慣性地帶來政策性信貸對國企的有偏配置。三是金融自身的發展可能意義更大。金融發展是解決企業融資難、分散風險和國企改革的需要，更是宏觀調控的需要。

三、我國金融發展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

金融發展規模及金融市場效率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長期中都有顯著相關性，但是找不出即時的因果關系，這顯然與傳統金融理論關于金融是經濟增長引擎的認識相悖。早在1781 年，Hamilton就提出“作為最令人愉快的經濟增長引擎，銀行通過方便大型項目融資在英國工業革命進程中起到關鍵作用”，Hicks （1969） 亦強調真正引起英國工業革命的是金融創新而不是通常所說的技術創新，“金融創新通過向大型項目融資提供了工業革命前就已存在的技術實現其價值的條件”。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長期與短期現象的背離呢？筆者認為是我國長期金融發展不足造成的。McKinnon （1973） 的金融深化理論值得我們深刻反思。我國作為典型的發展中國家，經歷了長期的金融抑制向金融深化的過渡過程，我國金融發展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相比尚有顯著差距。其差距表現之一就是正規金融市場對跨境企業融資需求反應的時滯，直接導致難以獲得支持的企業轉而求助于非正規金融，因而出現了前述我國金融發展與對外直接投資之間長期與即時關系的背離。

四、信貸配給造就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

在實踐中，伴隨金融抑制的是事實上存在的信貸配給，而這可能帶來了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優勢。長期的金融抑制帶來我國金融市場制度設計尚不夠完善，主要表現在金融市場準入限制、負利率與儲蓄增長并存以及貸款方向扭曲等方面，這直接導致銀行業競爭不足，行業集中度較高。這些特征帶來了儲蓄投資轉化率不高與信貸資源緊缺，這是造成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國有企業主導的誘因之一。

金融中介通過影響儲蓄率、儲蓄投資轉化率及資本產出比這三個途徑來影響對外直接投資，這一影響過程是遞進的。

（一） 金融抑制帶來的是金融資源不足

一方面，金融抑制帶來了儲蓄擠出。面對金融抑制帶來的長期低于通脹率的人為低利率，儲蓄者不但得不到儲蓄回報，反而可能上繳通脹稅。這直接導致邊際儲蓄率下降，政府不得不通過“保值儲蓄”等資源動員來彌補儲蓄擠出。另一方面，人為低利率導致銀行惜貸，偏好風險規避型資產，經營保守。而這兩方面的結合，進一步導致了跨境投資資金支持不足。

（二） 金融資源不足造成低效率的信貸配給制

面對人為低利率，金融資源供不應求，這直接削弱了金融資源配置過程的投資鑒別功能，只能由政府主導進行信貸配給。在信貸配給環境下，投資者實際上是用投資向監管方“購買”投資環境，這一扭曲的投資者甄別機制使得實力強的投資者得到較好的投資環境，實力弱的投資者面臨較差的投資環境，其投資需求也被壓抑，表現為不同企業跨境投資能力的差異。

（三） 信貸配給使國企成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力

信貸配給偏愛國有企業帶來了信貸資源配置扭曲。一方面，作為內生變量的經濟政策一旦被置頂，就會在政治、經濟的相互作用下沿著自己的軌跡演變。利益集團的存在會帶來顯著的道德風險，我國經濟中金融資源和商業機會的分配是按照從國有到集體再到民營的順序進行，這直接導致國有企業享受低利率而民營企業卻受到信用約束。另一方面，關系性金融以及銀行信貸風險鑒別能力弱化帶來了政府的兜底預期。在此預期下，國有企業沒有破產的壓力，往往拖延還貸甚至不歸還貸款，強行占有受配給地位，這加劇了民營部門的融資難，加劇了市場道德風險，降低了信貸配置效率。而國有企業資本回報率較低降低了金融市場效率，這凸顯了國有企業低成本資金優勢及政府對經濟的強力控制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在此機制下，國有企業自然主導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

五、促進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健康發展的建議

金融發展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產生了顯著影響，金融約束與實際上的信貸配給抑制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金融發展不足給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融資成本高、投資風險分散難及投資主體結構單一等問題，因此，必須以市場方式推進金融業自身的完善與發展。

鑒于對外直接投資水平受到儲蓄規模、儲蓄投資轉化率、經濟發展水平及對外開放度的顯著影響，建議從以下四方面加強建設。

（一） 完善對外直接投資統一領導機制

要完善對外直接投資統一領導機制，明確監管方與金融機構的職責劃分，減少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及財政補貼等短期行為對商業金融的替代。商務部、財政部及央行的工作重點應放在對外投資的審批、日常監管與信息服務方面，而金融市場的功能則應放在融資便利與海外投資風險分擔方面。

（二） 全方位構建對外直接投資金融與保險的市場化體系

這一體系不應僅僅包括政策性金融，更重要的是推進金融深化，進一步明確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的分工，構建多層次、寬領域、分階段的金融支持體系。監管方應針對不同類型、不同階段的海外投資實行差異化支持政策，構建商業性金融與政策性金融協調互補的新型金融結構。在融資服務方面，可以通過國家信用手段滿足企業“走出去”的初期資金需要，發揮政策性金融的“虹吸”效應，引導商業性資金參與。其后，隨著商業性金融不斷進入，政策性金融應擇機退出。在保險方面，應著重創新保險品種，擴大保險覆蓋面，增設政治險，使跨國企業不僅僅能“走得出”，還能“走得穩”。

（三） 優化金融市場結構，促進金融業競爭

優化金融服務不能單純依靠金融市場的規模擴張，更要提高金融服務的效率與質量，這就要求降低金融市場準入門檻，促進市場主體多元化，準許民營資本進入，提高金融服務質量與市場競爭程度。

（四） 著力解決信貸資源有偏配置，確保各類企業公平參與跨境投資

在確保國有企業在支柱產業中占主導地位的同時，應積極為民營企業提供公平的金融支持，保證有投資意愿的民營企業能夠“走出去”。

參考文獻

[1]仇娟東.金融抑制、金融約束、金融自由化與金融深化的互動關系探討[J].現代財經,2011,(6).

[2]B.Ohlin.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Alexander Hamilton,James Madison,John Jay.The Federalist Paper[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

[4]Kojima,K.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A Japanese Model of MultinationalBusiness Operations[M].London:Croom Helm,1978.

[5]Dunning,J.H.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Enterprise[M].London:Allen and Unwin,1981.

[6]Sir 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M].London:OxfordUniversity,1969.

第8篇：對外直接投資制度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實證分析

中圖分類號：F125.4；F832.6；F22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35-0190-02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在對外貿易蓬勃發展的同時，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OFDI）也發展迅速，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出口、就業、國民收入以及經濟結構調整等產生了重要影響，因而受到政府和學界的高度重視。本文試圖從母國角度，利用25省市面板數據通過最小二乘法實證分析各個因素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希望對我國企業更好地“走出去”以及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思路的開拓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Dunning（1980）利用折衷理論，研究證明了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量的大小與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Hennart&Park（1994）研究證明，為了回避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日本跨國公司在20世紀80年代對市場規模大的美國產品市場特別感興趣。Dunning（1996）的研究指出，匯率水平是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相對重要的因素。

以上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主要是針對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研究得到的，國內對OFDI決定因素進行實證分析的并不是很多。官建成、王曉靜（2007）研究得出吸引外資額和出口是中國OFDI的決定因素的結論，現階段技術能力尚不構成中國OFDI的決定因素。楊先民、趙果慶（2007）進行了分析，重點突出了技術創新能力對一國OFDI的影響。溫磊（2013）研究表明了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之間呈現微弱正相關關系，匯率水平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負相關。

一、變量的選擇與假設

本文在借鑒已有文獻的基礎上，試圖從中國國內的影響因素出發，利用已有的宏觀數據，來探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另外，必須考慮變量選擇的問題、變量的可計量型以及數據的可獲得性。主要通過考察我國的宏觀經濟水平、出口水平、匯率、貸款基準利率、吸引外資水平、科技水平以及市場環境等宏觀經濟因素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分別用人均GDP、出口額、匯率、利率、吸收的對外直接投資、專利授權量及金融危機前后的國際市場環境來表示，并提出如下的假設。

假設H1：經濟發展水平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以人均GDP來衡量經濟發展水平，則人均GDP越高，對外直接投資量就越大。

假設H2：利用專利授權數量代表企業的技術水平和壟斷優勢，如果一國企業的專利授權量增加，則表示該企業技術水平和所有權壟斷優勢提高，從而可以促進該國企業對外投資額的增加。

假設H3：東道國貨幣相對于人民幣的價值越低，我國對其直接投資量也越大。即匯率與對外直接投資額之間具有負相關關系。

假設H4：銀行貸款利率水平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成負相關關系。

假設H5：出口越多，越有可能造成進口國與出口國之間的貿易摩擦。出于規避進口國貿易壁壘的目的，出口額越大，企業越有可能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假設H6：2008年金融危機前后的國際環境，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后，國際投資環境變差，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額大幅度降低。

假設H7：中國的改革開放吸引了大量FDI，這些FDI形成的生產能力對國內企業產生了巨大壓力。出于策略型投資的考慮，這些地區的OFDI會隨著流入這些地區的實際FDI的增加而增加。即對外直接投資與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成正相關關系。

在計量模型中將考慮FDI滯后一期的影響。因為根據理論的假定，國內企業只有感受到實質威脅時才會實施OFDI，在這個過程中存在FDI形成實際生產能力和國內企業做出OFDI決策并付諸實施的時滯。

二、數據及模型設定

（一）數據來源

我們利用2003―2012年我國25個省市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對外直接投資變量用OFDI表示，數據來源于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專利授權變量用PAT表示，經濟發展水平變量用PGDP表示，出口變量用EX表示，匯率水平用ER，以上數據來源于各年度《中國統計年鑒》；外商直接投資的滯后1期變量用FDI1表示，該變量的數據來源于各年度《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統計年鑒》；銀行貸款利率用LR來表示，該變量來自各年度中國人民銀行網站。利率采用各年銀行1年貸款利率，匯率為美元對人民幣中間價。

（二）模型設定

為了驗證上文提出的關于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7個假設，本文建立了回歸模型。希望通過回歸分析，對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進行識別。進而剔除影響微弱的因素，以找到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真正決定因素，為進一步研究其決定機理、尋求政策建議奠定研究基礎。

回歸模型設定如下：

OFDIit=β0+β1PGDPit+β2EXit+β3ERit+β4IRit+β5FDI1it+β6PATit+β7d08+uit

其中，OFDI表示對外直接投資額；PGDP表示人均GDP；EX表示出口；ER表示匯率；IR表示銀行貸款利率；FDI1表示吸收的外資額滯后一期；PAT表示專利授權量；d08表示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發生后國際經濟環境變化的虛擬變量，2008年之前設為0，2008年之后設為1；μ為隨機誤差，β0、β1、β2、β3、β4、β5、β6、β7為各變量的對外直接投資彈性系數。

三、實證分析

在研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問題時，使用面板數據模型估計可以控制無法直接觀測到的變量（如獲取自然資源的動機）對OFDI的影響，解決遺漏重要變量的問題，并得到較為可靠的估計結果。本文利用STATA10.0統計軟件來分析上述模型，對每個模型都進行了OLS估計、固定效應估計和隨機效應估計。

經過對三種估計結果的比較發現，OLS估計和隨機效應結果一致，優于固定效應。故采取OLS估計模型的結果來解釋。

回歸結果顯示，人均GDP的增長正向顯著地影響了對外直接投資，說明國內生產總值對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人均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可以促進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平均增加約0.337個百分點。

模型顯示，專利授權量可以促進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且系數在1% 水平上通過了統計顯著性檢驗。專利授權量每增加1個百分點，可以促進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平均增加約0.774個百分點。專利授權量的增加體現了我國企業的技術進步，即企業的壟斷所有權優勢不斷增強，從而促進了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而出口的系數0.0024太小，說明出口的增長雖然促進了對外直接投資，但是作用并不是很明顯。說明中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之間有比較弱的互補關系。

匯率、貸款利率和對外投資負相關關系的原假設通過檢驗并且系數相當大，這說明東道國貨幣相對于人民幣的價值越高，即匯率的上升會導致我國對其直接投資額大量減少；貸款利率的上升，會嚴重影響我國的對外投資，使得投資額度大幅度下降。

實證結果顯示，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延續，使得國際投資環境變差，導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速度下降，投資幅度降低。

最后回歸結果顯示，流入我國的FDI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系數盡管在模型中為正，但統計檢驗并不顯著，吸引外資FDI的T值（0.16）偏低，這與（ 代中強，2008）的發現一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假外資”現象（ 內資以對外直接投資形式流出，后又以外商直接投資形式進入國內）造成的。

四、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從母國角度對中國對外直接投的決定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得出以下結論：匯率水平、利率水平、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技術水平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顯著性決定因素，而出口水平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并不明顯，FDI對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基本沒有影響。且匯率、利率、較差的國際環境與對外直接投資呈負相關關系，出口、人均GDP、FDI和技術水平與對外直接投資呈正相關關系。

促進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不僅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植，同時企業也應積極應對，制定科學的對外投資策略。針對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議。

1.政府要鼓勵和支持企業發展對外直接投資，進一步完善和落實走出去戰略，簡化企業對外投資的審批程序。

2.重點支持高技術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以提高國內企業的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

3.積極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尤其是高技術外商投資，利用外資的技術溢出效應，帶動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

4.進一步完善匯率制度改革和利率制度的改革，盡早建立以供求為基礎的市場化的利率機制和匯率機制。

參考文獻：

[1] Dunnin g.J.“Toward an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Some Empi rical Tes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0，（11）.

[2] Hennart，J&Y.Park，1994，“Location，governance，and strategic determinants of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ey 15：419-436.

[3] 官建成，王曉靜.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研究[J].科技與經濟，2007，（2）.

[4] 楊先民，趙果慶.基于技術創新能力的國際直接投資階段論及對中國的驗證[J].世界經濟研究，2007，（3）.

第9篇：對外直接投資制度范文

問題以及相關的對策建議進行一些分析和探討。

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優勢

1.大中型公司具有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經形成了一批有競爭力的大中型跨國公司，它們具有雄厚的資金和技術實力，引進國外先進的管理理念，在國際競爭中明顯具備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如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中石化、海爾集團和首都鋼鐵總公司等，在境外市場競爭中處于比較有利的地位。英國著名的跨國公司問題研究專家約翰?H?鄧寧教授，提出了著名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已成為研究跨國公司經濟活動的主流理論學派，被世界公認為是指導跨國公司實踐的權威理論。該理論認為，一個企業如果具有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時，就完全具備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有學者認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國企業與西方雄厚實力的大企業相比不具備所有權優勢，在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方面也相形見拙，所以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不適合于解釋中國企業的境外直接投資行為。但本人認為以上觀點值得分析和探討。首先，鄧寧所提出的境外投資企業的3種競爭優勢，并非絕對地超過其他競爭對手的綜合優勢，而是一種相對優勢。在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的今天，任何一個企業不可能在某個行業永遠占有絕對優勢地位，并且其相對優勢地位在激烈競爭中也會不斷發生變化。其次，中國企業經過幾十年的技術引進、吸收和創新以及自主開發，生產規模、技術、產品日益成熟，已具備了相當的競爭優勢，如果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投資，是具備相當的所有權和內部化優勢的，近年來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所取得的成績即為明證。鄧寧教授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對中國企業的境外投資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2.小型企業亦擁有比較優勢

發展中國家歡迎外國資本的流入，但其能提供的投資環境并不完善，市場范圍小，從客觀上限制了國際大型跨國公司的進入。我國小型企業尚處于小規模階段，可避免與大型跨國公司的激烈競爭，適合發展中國家投資環境的需要。另外，中國跨國公司派出人員的費用和出口零部件相對便宜，使中國境外加工的產品能以低價占領國外市場。美國經濟學家威爾斯的小規模技術理論指出，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的競爭優勢來自與其母國的市場特征緊密相關的低生產成本；英國經濟學家勞爾的技術地方化理論也證明了落后國家企業以比較優勢參與國際生產和經營活動仍可具有一定的競爭能力。中國企業實現跨國經營，開展境外直接投資，從理論上說是具有可行性的。應當指出的是，上述兩個理論從不同方面闡明了發展中國家企業在跨國經營中的競爭優勢，指出了發展中國家企業發展境外直接投資的可能性，對于指導發展中國家企業境外投資具有重要意義。兩理論有一共同點，即強調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具有競爭優勢不是絕對優勢，而是相對優勢。這個“相對”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相對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擁有更加適合當地市場條件的生產技術，因此，在同類型發展中國家市場中具有競爭優勢；另一方面，相對于欠發達國家的當地企業，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又具有先進的生產技術，因而具有競爭優勢。我國企業發展境外直接投資正是具備了這種相對優勢。

3.中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和產品

我國長期自主開發形成了某些傳統專有技術和高精尖技術，如中藥、氣功、園林、烹調、生物工程和航天技術等，較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可以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一顯身手。

4.中國的特殊產品和特有渠道

中國特殊產品，如中式菜肴和中醫等具有鮮明的特色，為特定消費者――華人所鐘愛。這些華人雖然居住他鄉，但有相同的文化語言背景，互相之間容易溝通。依靠這種特有的華人渠道，在僑民集中的地區直接進行投資設廠，生產特殊產品，是中國跨國公司發展境外直接投資的一種特有優勢。福建省是著名的僑鄉，絕大多數福建海外企業是通過華僑牽線搭橋建立起來的。

5.政策環境良好

中國與大多數國家簽有投資保護協定和避免雙重征稅協定，這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必要的保護和良好的政策環境。

6.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和外匯儲備的增加

目前，中國GDP總值位居世界第四，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在一些沿海發達城市甚至超過5000美元。截止2003年底，我國外匯儲備達4033億美元。這些為我國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強大保障，提高了外商與中國企業開展合資合作的信心和決心。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外匯儲備的增加已成為我國企業發展境外直接投資的一項重要競爭優勢。

當前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突出特點

1.境外投資企業規模小，產業集中，生產性企業以合資為主，國有企業盈利少。

目前我國境外投資企業中平均投資規模約153萬美元，產業大多集中在貿易領域（約占總投資的60%），生產性企業的70%以合資為主，虧損或持平企業約占2/3，盈利企業僅有1/3。

2.每年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大，但增長迅猛，投資目的地國逐漸從發達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

2003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金額為21億美元，增長110%，其中53%的投資流向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占33%，港澳地區占14%）。

3.經營主體和經營方式多元化。

我國的境外投資正在從單一的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向多種所有制經濟主體對外直接投資轉變，從在境外設立流通領域的貿易企業和貿易機構為主向設立境外加工貿易企業和專業市場等形式轉變。特別是民營企業已成為我境外直接投資的“黑馬”。由于產權清晰，機制靈活，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成功率很高，如青島金王集團和浙江萬象集團等。

4.在國外設立高新技術研發中心已成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新亮點。

在境外設立研發中心可以有助于利用國外的技術創新來改進和提高國內產品的技術含量，學習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和企業運行模式，促使我國產品在國際競爭中處于更為有利的地位，如山東的海爾集團和浙江省的華立集團分別在美國和日本設立了研發中心，通過境外產品開發來推動國內產品的技術升級和出口競爭力的提高。

5.并購國外企業以獲得技術或生產許可證已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新方式。

例如，三九制藥集團收購日本東亞制藥公司和上海電器集團收購日本秋山印刷廠都是成功的例子。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遇到的主要問題

據調查，盡管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但也出現了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歸納起來主要有：

1.企業體制因素導致境外投資失敗

在我國，由于歷史及現實的原因，多數大型企業仍是國有或國有控股。國有企業在治理結構上的缺陷，包括所有者和經營者在目標取向方面存在扭曲，責權不對稱，對企業經營者的激勵和約束不足，使得國有企業在國外市場競爭中缺乏效率和國際競爭力。

另外，我國企業在財務管理、技術標準以及產品質量標準等方面都與國際慣例有一定差距，也使自己在國外競爭中處于劣勢。

2.資金短缺

我國的國有企業由于長期低效率運行，基本不具備依靠自有資金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實力，而我國的金融體系還很不健全，資本市場尚不發達，國有銀行體系并未與國際接軌，銀行對企業的海外投資項目缺乏科學和全面的評估，存在“惜貸”現象。

3.人才匱乏

跨國經營需要技術、管理、法律、財務和營銷等方面高素質的人才。我國企業由于受傳統體制因素影響，人才的待遇和培訓比不上外企，造成人才的大量流失。由于缺乏高素質的人才，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會面臨很多風險。

4.信息缺乏

由于對有關國家的政治、經濟、法律、社會風俗、市場、行業和產品等信息缺乏深入了解，企業往往有對外投資的愿望，卻無法實施相應的計劃。有時即使實施了，也會因為信息缺乏而失敗。

5.管理環節過多

我國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管理環節過多和審批時間太長（有企業反映，有些項目審批時間需花2-3年）的問題，不利于企業抓住商機。

6.缺乏核心技術

從總體上看，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企業的技術優勢不足。對于許多引進技術缺乏吸收消化，創新不夠。即使是當前非常看好的家電行業，許多產品，特別是高端產品的核心技術仍然依靠進口。

7.監管體制不暢

目前存在著“重審批，輕監管”的現象。對國有企業境外機構來說，加強監管是提高經營效率，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重要手段。目前，境外企業監管制度亟待改革和完善。

對政府決策的相關建議

目前，我國既不屬“資金飽和型”投資國，也不是技術創新國；對外直接投資尚處發展初期，企業對國外環境不很熟悉，缺乏必要的境外投資的經驗積累，因此，為更好地配置有限的資源，幫助企業在境外投資中增強抗風險的能力，我國政府有必要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制定戰略規劃和提供必要的促進、支持和服務。具體建議如下：

首先，結合國內經濟發展情況和產業結構調整，制定對外投資戰略規劃，明確對外投資的重點區位和產業，對已確定的重點區位和產業，應進行深入研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戰略規劃，制定相應的優惠政策，分階段實施，以求對國民經濟發展產生穩定的拉動作用。在區位選擇上，應優先選擇有資源、有市場、有效益、有優惠政策和雙邊關系友好的重點國家和地區。在行業選擇上，應優先考慮資源導向性項目、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家電和輕紡等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以及被歐美等國家征收反傾銷稅而使我喪失市場的產品領域。

其次，應當盡快完善相關法律體系。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相關法律體系尚不完善，僅有一些內部規定或實施辦法，沒有完備的法律體系。《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經營法》應盡早出臺，明確投資主體的權利和義務。

第三，要大力培育核心技術，強化所有權優勢，提高對外投資的技術含量。企業應加大研發力度，國家應進一步推動實施高精尖技術產業化。

第四，堅持“幫大扶小”的原則。選擇有實力、管理好、擁有自主品牌的重點企業拓展境外投資業務，給予必要優惠政策，以充分體現國家的對外投資產業導向政策。同時也應鼓勵民營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取消歧視，使其在優惠貸款、信息交流、境外投資保險等方面與國有企業享有同等待遇。

第五，建立并完善促進體系。

一是政府促進：重大項目要納入雙邊經貿合作框架，利用雙邊經貿混委會，及時予以推動和促進。若東道國政府對經濟干預較深，我國政府也應做好企業后盾，特別是對資源開發型項目更應如此。

二是制度促進：建立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制度促進體系。一方面在財稅和金融等方面對企業進行支持，逐步放寬境外投資外匯管制。另一方面對企業返回的資源產品應給予進口配額、稅收和外匯等方面的支持。同時參照法國外貿保險公司的做法，設立境外投資保險機構，對境外投資進行政策性保險。

三是人力資源開發促進：進一步加大政府或中介機構對企業人力資源開發的力度。不僅要使企業了解國內外的相關信息，而且應大力推廣對外投資成功企業的經驗和模式。先有貿易或工程承包后開展投資是其中一種成功模式。

第六，建立支持體系。

一是體制支持：要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進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產權清晰的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國有企業境外資產的內部治理機構。同時，結合《行政許可法》的實施，簡化審批手續，提高審批效率。審批要做到規范、透明，妥善解決目前在審批過程中國務院部門間的協調問題，建立良好的工作機制。應對審批制度進行改革，逐步將審批制改為審批和備案制相結合，對以自有資金或商業銀行貸款進行境外投資的企業，原則上實行備案制。

二是資金支持：一方面要建立金融服務體系，努力解決制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資金瓶頸，充分發揮各商業銀行融資主渠道的作用。另一方面降低外貿發展基金和中小企業國際市場開拓資金的使用門檻。同時還應充分發揮援外資金在對外直接投資中的作用，建立“雙邊互利合作基金”，即從我對外無償援款中拿出部分資金設立合作基金，供雙方的“合資合作項目”有償使用。當雙方的合作項目遇到資金困難時，經過辦理一定的批準手續后，可從基金帳戶中得到優惠貸款(基金帳戶實行優惠利率，可以是低息甚至無息)。

三是理論和人才支持：一要加強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研究，為對外投資實踐提供理論依據。二要加強人才培訓，通過中外合作辦學、國內院校和企業聯合辦學、國內專業培訓以及出國培訓等方法，盡快培養建立一支穩定的對外投資人才隊伍。

第七，進一步完善服務體系。

一是信息服務：參照發達國家做法成立境外投資促進機構，如日本的貿易振興機構，進一步發揮信息網絡的優勢，為企業提供國外政治、經濟、法律、社會風俗、市場、產品和行業等方面的信息，減少企業在海外投資和生產經營時所遭遇的風險。

二是完善社會中介服務：充分發揮法律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的作用，加強與國外中介組織的合作，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提供法律、財務、認證等服務，積極穩妥地通過社會力量幫助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

三是各地商務部門和國外的使領館應強化服務，為企業國際化經營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