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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科學研究理論范文

論文摘要:隨著我國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的發展和學科地位的提升，對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期望與要求越來越高。深人解讀了我國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的研究狀況，指出學科門類的交叉性，學科研究的引領性，研究質量的波動性構成我國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總體特征。闡釋影響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發展研究的主要因素包括:人才隊伍、實踐研究、智慧層次、利益追求、學術環境。在此基礎上提出以下應對方略:1.重視實踐，從創新過程中探索學科的獨立性;2.開闊視角，從學科發展中拓展理論的創新性;3.嚴格規范，從學風建設中追求成果的質量性;4.建設梯隊，從培養機制中提升人才的層次性。研究認為，必須用科學的發展觀指導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才能體現理論體系的科學性、體系性與實踐性。

    當前，體育社會科學理論與實踐研究呈現研究視角廣泛，研究方法新穎，研究成果劇增的興盛的局面，但又呈現出研究對象、研究領域、研究成果的“混沌”狀態。體育社會科學理論與實踐研究如何走出這一“矛盾”階段，對進一步深人理解繁榮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目標與內涵，構建體育社會科學理論與實踐體系，充分發揮體育社會科學的功能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本文在分析我國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現狀的基礎上，簡要闡釋影響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發展研究的主要因素，并提出我國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發展對策。

1對我國現行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狀況的解讀

1. 1學科門類的交叉性

    體育社會科學理論體系中各門學科通過加強多學科的滲透與融合，促進本學科發展，已成為社會科學學科發展的一種趨勢。諸如:哲學與歷史學與文化學與政治學*體育史學與奧林匹克學、教育學與教學論與課程論、學校體育學與競技教育學、社會學與文化學與經濟學與管理學、體育社會學、社會學與管理學與行政學體育管理學等等。運用多學科融合的優勢互補，重視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從而加強學科間的整合。然而，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在多學科融合的過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多門學科與相鄰學科內容“重疊”的現狀，缺乏學科體系性與獨立性的問題，如《學校體育學》與《體育教學論》與《體育課程與教學論》與《體育教育學》等學科課程，都包涵著體育過程、體育教學目標、體育教學設計等內容。甚至在性質不同、名稱不詳的體育社會學科中存在內容體系雷同的問題。如:《體育經濟學》與《體育產業學》、《體育市場營銷學》等學科的內容都有相當比例的“重疊”。再如:《社會體育學》、《體育社會學》學科名稱既相似又有區別，但就所涉及的內容同樣存在“重疊”現象。這一現狀反映在一定范圍和特定條件下，多學科“融合”作用容易導致各門學科設置缺乏學科自身發展的結構牲與主體性，“有些研究有牽強附會，生搬硬套之嫌”。如果長期保持這種學科之間的“混沌”與“模糊”狀態，便會影響到體育社會科學理論體系的構建、發展與成熟。

1.2學科研究的引領性

    作者查閱并粗略統計了2005—2008年被中國學術期刊全文數據庫收錄的以“體育社會科學”、“奧運”、“社會體育”、“體育管理”、“體育心理”、“體育哲學”、“學校體育”、“體育倫理”、“體育美學”、“體育社會學”、“體育人文”為題名的部分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文獻。在這些研究成果中屬于宏觀理論研究的課題較少，尤其是缺乏高瞻遠矚的、整體性的、戰略性的、規劃性的、具有全局指導意義的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成果。體育學者們“似乎已經習慣了宏觀研究是政府決策部門的事，學校只能進行微觀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容易形成比較重視體育社會科學某一理論與實踐的微觀研究，最多只能上升到中觀研究的空間，客觀上反映出忽視體育社會科學宏觀研究的傾向，以導致在一定程度上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引領”作用不夠明顯與突出，有待形成目標明確、方法科學、內容實際的理論體系，以指導體育社會科學的研究與發展。

1.3研究質量的波動性

    體育社會科學理論與實踐的研究成果數量劇增，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當前“在很多情況下，無論對個人還是群體的研究成果的估價，用的都是數量語言叫。就高校而言，申報體育類碩士點與博士點、重點學科、各級研究基地等都應有核心期刊代表作、學術專著與各級科研項目數量上的要求。就個人而言，國內各高校對體育教師個人學術成果也有數量上的要求。上述要求雖然反映了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數量語言，“但這并未根本改變語言的數量特征”，更不能全面反映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質量。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數量在不斷增加，但客觀上也存在著研究成果質量不高的問題。在現有的研究成果中屬于一般描述性、簡單整合的研究“文體”占有相當比例。能夠運用哲學、系統科學、邏輯學、文化學等的理論與方法，從深層次與不同視角分析與研究體育社會科學發展基本規律的研究成果十分匾乏。追求高質量的研究成果是體育社會科學發展水平的根本體現。如果單純追求數量的增長，而忽視質量的提升，其結果只能是數量越多，質量越低，產生偽劣作品多的可能性就越大。

2影響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主要因素分析

2.1人才隊伍

    “研究質量是人才質量的標志和反映。體育社會科學研究質量的提高，關鍵是要有高水平的研究人才’。我國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人才隊伍單從數量上看，應該說是比較龐大的，如大中小學體育教師中絕大多數是從事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但也應看到“精英”隊伍建設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表現為各級政府對體育社會科學人才培養不夠重視，培養制度不完善;體育社會科學學科“領軍”人物不多，許多具有“知名”頭銜的“高級”人才的高質量的研究成果不多，在國內影響力不大;碩士點、博士點培養機制的問題間接導致優秀體育研究人才不能脫穎而出;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存在近親繁殖現象等等。反映出當前我國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人才隊伍整體水平函待提升的現實。這種現象長期發展下去，將影響到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人才質量的提升，將影響到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水平。

2. 2實踐研究

    關于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實踐的問題，是關系到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是否具有科學性與研究價值的問題，目前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較大的誤區。“所謂研究體育實踐就是運動技術教學實踐活動，就是在運動場上進行的各種身體練習活動。所謂研究體育實踐，就是了解情況，收集一些事實資料而已。所謂體育實踐研究，就是按照個人的主觀意圖讓別人填寫調查表”等等。上述對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實踐的認知具有很大的局限。不可否認，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實踐，涵蓋上述實踐活動，但就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對象、內容、組織、方法與手段而言，已經遠遠超過上述研究體育的實踐活動?！霸谡軐W社會科學研究中堅持真理的實踐標準，要著力處理好理論與實踐的關系，要根據實踐的需要加強哲學社會科學學科建設，同時，更好地發揮理論對于實踐的指導作用”。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干擾，體育社會科學實踐研究還未受到重視，“距離”主體的人甚遠，只是在體育書本或相鄰學科的教科書中尋找體育實踐的“答案”，造成很多體育社會科學研究課題的深度與質量不高，普遍存在低水平重復的現象。

2. 3智慧層次

    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水平必須依靠學者個體的哲學智慧的功底與科學思維能力，兩者的有機結合，可以促使研究過程的“優化”，更加精確地反映研究結果與結論的可靠性、準確性。在體育社會科學研究過程中，許多學者比較注重體育經驗知識的運用，比較注重綜合知識與交叉學科知識的運用，比較注重體育知識的“接受”與“整合”，因而在科學知識體系的框架下，出現了許多體育社會科學中的“體育十某某學”二“體育某某學”、“某某學十體育”二“某某體育學”，不斷地重復進行己經確定了的知識體系重新組合。在某種程度上凸現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缺乏“反思”，缺乏由體育“客觀事物”抽象出來的理論或“思想”。以至出現許多“形而上學”的體育社會科學理論觀點，如“體育人文社會科學二體育社會科學+人文科學”、“體育社會學=社區體育”、“競技體育與學校體育是對立的關系”等等，反映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中缺少哲學智慧的引導，習慣用知識范疇下的“線性”思維方式去理解我國體育社會科學發展中的許多復雜問題，容易受到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干擾。

2. 4利益追求

    所謂“利益追求”，反映到體育學術界，也就是為獲取物質資料而進行的各種生存活動。這種生存活動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如職稱評聘、人事分配、成果評獎、晉升導師、學科建設、學位評審、項目申報、工作調動、年終評優等，無不與科研成果的“數量”、“質量”有關。絕大多數的體育科研院所與高等院校對體育專家、學者和體育教師都有科研業績要求，普遍實行數目量化管理。規定不同職稱的論文篇數，發表“層次”，并將篇數“賦值”，發表篇數越多，論著字數越多，得分越高，獎金越多;“層次”越高，得分越高，獎金越多。“層次”不同，“賦值”不同，得分不同，獲得的“利益”不同。學術界盛行的個人“利益”與本位“利益”的作用，助長了盲目追求數量與速度，輕視質量與效益的急功近利的、浮躁的學風，甚至導致學術腐敗的產生。體育界學術腐敗現象的滋生，與社會的整個學風和道德規范有著密切的聯系，與個體在社會環境所處的地位也有著密切的聯系。當前，社會對體育學術成果價值評價導向的功利性超越了實用性、教育性與社會性，而這種實質性的轉變所產生的“效應”，在某種程度上對追求功利的少數的社會地位相對較高的學術個體與群體容易產生負面影響，甚至造成為了個人利益、小群體利益、本位利益，不惜敗壞體育學風與學術道德的事件時有發生，嚴重污染了體育學術環境。

2. 5學術環境

    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期望營造一種寬松、健康和諧的學術氛圍，需要營造有利于學者主體作用發揮的環境。優化體育學術環境對廣大的體育工作者努力從事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具有十會積極的意義。然而，缺乏健康學風的問題仍然是比較突出的問題，體育學術“壟斷”現象比較普遍，例如各級體育課題申報中“行政”干擾所產生負作用的輻射，使得體育學術“行政化”的傾向占領上風。這種“行政化”的體育學術氛圍所造成的結果，必然是體育學術規范體制功能的逐漸削弱，不利于優良“文風”與“學風”的塑造，長期下去，便容易產生體育學術腐敗的土壤。再如體育學術評價中的非理性化傾向，“由于公正、認真的學術評價被人為地引入到復雜的人際關系領域，偏離了正常的學術評價的軌道”。再如學術霸權現象，“就幾個人搞學術統治，他們的研究左右著整個學術領域，使其他人沒有發展空間”。這種學術“壟斷”現象所產生的“負面效應”極大，嚴重挫傷了廣大體育工作者從事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主動性與積極性。

3促進我國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發展研究的具體方略

3.1重視實踐，從創新過程中探索學科的獨立性

3.1.1拓展體育社會科學實踐領域

    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是一種特殊的實踐活動，它與其它的實踐活動之間具有一定的聯系，“最終保證理論與社會互動的意義是實踐”，通過設計、調查、模擬、體驗、運動、測量、實驗等實踐活動形式，獲得各種體育研究素材，并對各種體育社會現象進行分析、綜合、歸納、判斷、推理等研究。一方面要加強現有體育社會學科的實踐活動，促進各學科深人發展，避免學科之間和個體學科內容的過多交叉與重復，逐步完善學科理論與實踐的獨立體系;另一方面進一步拓展體育社會科學的實踐領域，如:國際體育、奧運經濟、區域體育經濟、體育文學、老齡社會體育、農村體育發展等。通過體育學科系統理論之間的互動，獲得新的研究視角，促進體育學科理論的“生成”與創新，保持體育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具有獨立性的特質。

3.1.2倡導體育社會科學實證研究

    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前提并不是事實的本身，而是事實所蘊含的無法得到解釋的問題?，F實中對各種體育社會現象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思想方法、不同實踐標準進行解釋，很容易產生于體育事實本身相背離的或者相互矛盾的結論，這種研究由于主觀意識性較強，人為的因素較多，其研究結果大都缺乏說服力。因此，需要把自然科學研究中常用多種實證研究方法，運用于體育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有關領域，通過腳踏實際的努力，獲得具有說服力的證據。這對描述體育事實的真實性與精確性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體育社會科學中各門學科在加強實證研究的過程中，要主動獲得符合完善自身理論體系的信息與技術，探索與促進某一學科理論體系的建立與發展。

3.1.3加強體育社會科學實驗室建設

    加強體育社會科學實驗室建設，運用電子計算機、網絡設計與交互、微縮與傳真設備、錄像與電視，建立具有文獻復制、數據分析、體育技術、體育語言等功能的實驗室。通過理性認識與實踐探索把文字、聲像、信息、數據處理成圖形化、數據化，并進行定性與定量分析，得出符合實際的、精確的和比較全面的結論。體育社會科學實驗室建設是一項基礎性、經濟性和科學性很強的綜合性工作，必須通過加強實驗室的管理，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提高實驗室的師資隊伍質量，充分利用實驗室現有資源，提高利用率，促進實踐研究的深化，把體育社會科學實踐研究提升到新的水平。

3. 2開闊視角，從學科發展中拓展理論的創新性

3. 2. 1重視體育社會科學學科理論批判

    體育社會科學學科發展研究應該重視對各門學科自身理論與知識體系的批判，因為體育社會科學學科理論并不是永恒不變的絕對真理，其理論的產生與發展過程以及價值取向并非都是具有中立性的，容易受到人為的、主觀的、利益的與權力的制約，容易受到社會體制、社會組織、社會文化、社會教育、社會意識形態的主流思想影響及其控制作用的約束。開展對體育社會科學學科理論的“他批判”與“自批判”，一方面有利于分辯體育社會科學學科理論與知識體系的真偽，闡明其本位功能;另一方面有利于對批判的理論進行檢驗與反思，促進體育社會科學學科理論的創新。

3. 2. 2定位體育社會科學實踐理論導向

    體育社會科學的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應以實踐理論為導向，要用發展的、全局的、戰略的眼光，分析體育領域中的各種問題。體育社會科學的實踐理論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的理論內容，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社會科學指導作用的滲透，體育社會科學的實踐理論處于不斷變化與發展之中，形成語言層面的實踐理論與指導現實過程的實踐理論相結合的動態系統。確立以體育社會科學實踐為視角的認識觀，闡明體育社會科學實踐活動是人的存在方式，并在此基礎之上為個人與社會提供具有指導意義的理論與實踐方法。只有在充分發揮宏觀研究的導向作用與微觀研究的具體作用的基礎之上，才能為體育社會科學理論與知識體系的創新奠定堅實的實踐理論基礎。

3.2.3挖掘體育社會科學系統理論智慧

    開發與利用體育社會科學系統理論智慧，進行體育社會科學知識資本擴張與智慧教育，為更有效地進行體育社會科學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奠定理論基礎。體育社會科學的發展具有自身的理論體系，其科學性、指導性需要經過嚴密的、科學的邏輯推理和證明過程，才能形成有價值的、系統的、超越的、能動的理論體系。通過建立學科整合、體系構建、理論創新，促進體育社會科學系統理論的智慧進化與智慧更新。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應以正確的發展觀、價值觀、實踐觀為指導，站在宏觀研究的角度，從微觀人手研究體育社會科學系統理論的功能，正確認識體育社會科學的本質、規律與發展趨勢。

3. 3嚴格規范，從學風建設中追求成果的質量

3. 3. 1堅持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規范

體育社會科學研究應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斷推動學術進步。勇于學術創新，努力創造先進文化，積極弘揚科學精神、精神與民族精神。從學風建設上可以通過體育社會科學知識傳遞和積累的制度約束，展現個體與群體行為示范，鼓勵體育學術創新。

3. 3. 2形成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個性特色

    所謂個性特色就是和別人不相同的、具有自身獨特性的、高質量的研究成果。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從主體出發有個體研究、小群體研究、團隊研究等多種形式，然而無論何種形式的研究，都應該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和特點。必須依靠自身的體育社會科學某一領域研究的相對優勢，敢于探索別人未涉足研究的領域，生產具有個性特色的體育學術精品，凸現體育精品的學術地位，推動體育社會科學的發展研究向高層次方向轉變。

3. 3. 3打造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學術精品

    體育社會科學研究必須樹立學術精品意識，通過體育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創新，打造一批精品，占領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前沿，形成學科優勢?！皩W術創新，可以打造學術精品;打造學術精品，又可以推動學術創新”。創新是學術精品的“靈魂”，要學會運用各種思維方式，潛心鉆研，推陳出新，敢于超越，提出體育社會科學發展的新理論與新方法。只要把學術創新貫穿于研究的全過程之中，就可以出現《體育人文社會學概論》、《奧林匹克學》、《體育基本理論教程》等體育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術精品。

3. 4建設梯隊，從培養機制中提升人才的層次性

3.4. 1制定體育社會科學人才戰略規劃

    體育社會科學“要牢固樹立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的觀念，充分發揮人才資源開發，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基礎性、戰略性、決定性作用?！币睒s發展體育社會科學，就必須提升體育社會科學研究隊伍的整體水平。各級體育研究機構、高等院校、各級體育行政部門、社會體育機構要把體育社會科學人才培養作為一項系統工程，應該制定相應的人才戰略規劃，包括培養目標、培養數量、培養層次、培養梯隊、培養機制、培養評價等。

3. 4. 2優化體育社會科學人才培養機制

    從體育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需要出發，重視培養中青年優秀研究人才。通過體育社會學碩士點與博士點建設、體育社會學研究基地建設、體育社會學重點學科建設，形成合理的體育社會科學人才學術梯隊，通過培養體育重點學科帶頭人、體育學術帶頭人、后備體育學術帶頭人、體育學術骨于、青年體育學術優秀人員，形成合理的體育社會科學人才梯隊結構。注重體育社會科學人才培養機制的創新，優化人才資源配置;建立公平競爭機制;建立健全人才的管理制度;建立體育社會科學科研成果的評價體系;加強體育社會科學人才的檔案建設。

3.4.3營造體育社會科學人才培養環境

第2篇：社會科學研究理論范文

關鍵詞：SSCI期刊 文獻計量指標 分布模型

中圖分類號： G250.25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6938（2013）06-0073-04

1 引言

學術期刊作為學術成果發表和學術信息的重要載體，在科學學理論研究、編輯出版以及科技管理實踐中，期刊及其載文的學術質量和影響力日益受到學術系統中諸多主體的重視。期刊的文獻計量指標表現高低既是期刊自身高度關注的問題之一，也是投稿者選擇投稿對象期刊的主要依據。在一個專業（學科）期刊集合中文獻計量指標的總體表現狀況，一定程度折射出對應學科的發展水平及其態勢。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戰略的深入實施以及人文社會科學“走出去”戰略的推進，國內眾多高校和科研機構紛紛把發表SSCI和A&HCI期刊論文作為重要的激勵手段和科研績效評價指標之一，這一舉措無疑對提高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國際顯示度和影響力具有深遠意義。但是，科研管理部門往往忽視了這一點，即SSCI期刊的學科、語種、出版國別等分布極為不平衡，而且不同學科指標的表現也存在較大差異[1-2]。為此，深入學科內部，探究不同學科文獻指標分布的狀況，對于全面了解不同學科和學科期刊群的整體結構和發展特征，指導學者有效投稿、提高科研管理的效率、效能和科學性均具有一定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2 研究方法與數據樣本

科學計量學指標的排序-頻度分布模型通常用來探討不同計量單元指標頻度隨其位次變化的規律。我國學者梁立明教授及其學生在她主持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系列成果中，分別用這一模型對科技指標模型分布及其政策意義進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3-6]。排序-頻度分布模型通常呈現負冪分布y=αx-（α>0，>0）或負指數分布y=αe-x（α>0，>0）。前者在雙對數坐標中曲線可化為直線，后者在半對數坐標中可化為直線（見圖1）。通過判斷表征直線斜率大小的值，即可了解某一計量指標分布的相對差異。值越大，指標的相對差異越大，反之則越小。

SSCI是湯姆遜路透公司旗下的Web of Science的一個子數據庫，與SCI、A&HCI并稱為國際三大索引，是國際最為權威的社會科學數據庫之一。主要收錄英美等國高質量的54類社會科學期刊文獻，少量收錄非英語文獻。SSCI每年收錄的每一學科期刊的總量都做動態調整，并利用其副產品JCR（期刊引證報告）定期年度期刊的主要文獻指標值，供圖書情報部門、期刊編輯、科研管理部門以及社會科學研究人員參考。我們選擇JCR中的管理學、經濟學、圖情學為目標學科，選擇2007～2011年共五個年度的指標數據為研究樣本，來探討排序—頻度分布模型問題，以期尋找并發現指標分布的差異。

在JCR社會科學版公布的期刊文獻計量指標中，人們最為關注的指標是影響因子指標。某一期刊影響因子的大小反映了期刊載文被數據庫來源期刊平均引用的程度。經典的影響因子是以兩年為引用窗口的，通常又稱為加菲爾德影響因子。這一指標在期刊評價和科研管理實踐中應用的最為廣泛。但是，這一指標在使用過程中，人們逐漸發現，不同學科被引用的峰值時間及其引用周期（引用趨勢先升后降的過程）存在較大差異。對人文社會科學來說，基礎性學科如歷史學、哲學等學科達到引用峰值的時間較長，遠超過2年，而對于應用性、交叉性學科如管理學、心理學等達到引用峰值的時間則較短，一般在2年左右。因此，2年并不適合對所有學科領域期刊評價的時間窗口。為此，JCR近年引入了一些新的期刊評價指標，如5年影響因子，來適當拉長評價的時間窗口。本文主要討論2年影響因子和5年影響因子的排序—頻度分布問題。所使用的統計軟件均為SPSS17.0。由于本文對于缺省數據不予考慮，所以JCR收錄期刊數與報道的文獻指標數不完全一致，分別對三個學科領域五個年度的影響因子排序—影響因子頻度點列做回歸擬合，得出擬合回歸方程，并提取值。

3 結果分析

從點列曲線擬合優度看，點列的負指數分布均明顯優于負冪分布。因此將這些學科的回歸方程兩端取自然對數后，曲線化為斜向下的直線，x的系數絕對值亦轉化為直線斜率絕對值。表1給出了三個學科的2年和5年的影響因子排序-頻度擬合回歸方程、擬合優度、樣本個數及其值。

單個學科縱向比較看，對于經濟學期刊，測度期刊短期和長期影響力的2年和5年影響因子分布有差異。5年影響因子的期刊影響力相對差異要大于2年的期刊影響力差異。隨著年份的變化，2年和5年影響因子相對差異都在下降（除2008和2009年未變），越晚的年份相對差異則越小。對于管理學期刊，在五個年度內，2年和5年的值都呈遞減態勢。對于2007、2008、2011年，5年相對差異大于2年的相對差異，而對于2009、2010年，5年與2年的相對差異相同。對圖書館情報學科，2年和5年的影響因子相對差異呈逐年遞減態勢，5年影響因子相對差異均比同年的2年影響因子相對差異大。上述結果表明，隨著引用時間窗口的拉長，期刊影響的區分度增大，即5年影響因子的差異程度大于2年的差異程度。部分有著持續生命力的文獻被引次數將突破2年峰值限制而持續高頻被引?？梢?，我們通常使用的2年影響因子并不是區分期刊影響力的最佳指標。

從三個學科橫向來比較，對于2年和5年影響因子，相對差異從大到小排列依次為圖情學、管理學和經濟學。這說明，相比較而言，經濟學作為一個古老的相對成熟的學科，有相對規范的學科研究范式，期刊整體發展較為均衡；圖情學是一個既涉及偏定性研究的圖書館學科，又涉及與定量研究、計算機技術、管理信息系統等硬科學的情報（信息）學科，收錄的期刊范圍相對廣泛，這些屬于不同子領域的期刊被關注的程度和學科發展水平存在一定差異。前者影響因子普遍低于后者。此外，通過深度分析期刊的出版信息，發現語種差異也導致期刊影響力的較大不同。英美等國出版的刊物在SSCI中的顯示度遠超過非英美國家母語出版的刊物，即使這些國家以英文出版期刊，其影響力也難以匹敵英文為母語文字的期刊。如2011年《MIS QUARTERLY》的2年影響因子為4.447，而排名最后的巴西出版的葡萄牙文刊物《Informacao & Sociedade-Estudos》為0.015，日本出版的多語種刊物《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也僅為0.040。本年度影響因子極差達4.434。5年影響因子的極差達到7.463（MIS QUARTERLY與排名第64位的德文刊物ZEITSCHRIFT FUR BIBLIOTHEKSWESEN UND BIBLIOGRAPHIE之差）。管理學和經濟學的情況也與圖情學類似，不舉例贅述。

4 幾點啟發

4.1 有助于拓展科學學理論研究的空間

自上世紀80年代，以夏禹龍先生的《社會科學學》出版為標志，社會科學學作為大科學學的一個主要分支學科在我國得以播種。但是，相對于狹義的科學學而言，無論從學會建制、研究力量、人才培養、期刊建設等方面，社會科學學的成長性均不能與其分庭抗禮。即使在國外，建制完善的社會科學學也只是初露端倪。科學計量學之父普賴斯認為，科學學就是科學計量學。即用科學的手段來研究科學的整體。如果借鑒這一思想，社會科學學則可視為社會科學計量學。盡管國外科學計量學界研究對象仍以自然科學為主，但是已有包括普賴斯獎獲得者格蘭采爾、莫德、雷迭斯多夫在內的多位學者對人文社會科學文獻的分布、統計與評價指標、被引模式、已有數據庫的適用性等問題進行了研究?？茖W計量學重鎮之一的荷蘭CWTS的一批學者也在堅持社會科學的計量學方面的特色研究。歐盟委員會、英國經社理事會、加拿大社會科學與人文研究理事會等機構也組織開展了基于社會科學計量學的研究并研究報告[7]。

國內社會科學學的研究可借鑒國外思路，從科學計量學入手，利用國內外數據庫尤其是國內已有數據庫，如中國知網、萬方數據庫、維普數據庫、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全國報刊索引、中文社會科學引文數據庫等，開展社會科學的知識體系結構、文獻指標分布特征、社會科學的發展規律等問題研究，豐富和夯實我國社會科學學研究領域的研究基礎。

4.2 有利于提升社會科學科研管理的合理性

通過計量學方法來了解社會科學文獻分布的特征，不僅深化了對社會科學若干學科特征的認識，而且為各級社會科學科研管理部門制訂政策與實行管理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依據。已有的社會科學管理部門在項目管理、人才遴選、成果評價等方面的工作更多依賴定性方法和經驗總結，較少使用社會科學學，尤其是社會科學計量學的研究成果，也不太關注這方面研究的現實意義，這對提升社會科學管理的科學化水平相當不利。以上文研究結果為例，假如用期刊影響因子來評價國際社會科學論文的質量，用2年影響因子評價，論文的區分度就較小；而如果用5年影響因子為衡量指標，則論文區分度大。每個學科都有合理的引文峰值年齡，尤其是人文學科的引用時間要長于社會科學，因此整齊劃一的確定評價成果的時間節點無疑有失科學性。這一問題在當前國內的社科評獎中尤為突出。另外，國內社科管理部門均把重獎SSCI論文作為一項激勵的措施也值得商榷。且不說社會科學成果蘊涵了意識形態的差別，SSCI數據庫主要以收錄英美國家期刊為主，以心理學、經濟學期刊為主，即使我們在SSCI期刊發表文章了，也不能說這些論文完全代表了我國社會科學研究的最高水平。那些最優秀的社會科學理論研究成果也未必一定發表在SSCI期刊上。當然，如果從提高研究成果的國際顯示度的角度來看，這一激勵措施還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還有，社會科學成果更多以著作形式表達，期刊論文只占較少比例，這與自然科學顯著不同。所以從社科獎勵政策設計上就應該較合理地分配好著作、論文、研究報告等成果形式的比例。

4.3 有益于推進社科學術期刊編輯工作的有效性

SSCI期刊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是與期刊主辦方、編輯團隊、同行評議、出版等各方嚴謹工作密不可分的。盡管不能說我國社會科學學術期刊進入SSCI期刊陣列是未來期刊努力的一個方向，但是這些期刊在編輯出版方面的經驗仍值得我們學習。SSCI期刊審稿方式堅持國際范圍的同行評議對于我國社會科學整體質量的提升尤為重要，盡管我國社科期刊界當下最緊迫的改進工作不是國際化審稿，但即使完全實現國內同行專家審稿有時也難以推進。我國社科期刊編輯工作不僅要打造高影響力的名刊，還應在整體提高學科期刊群的辦刊質量上有所作為。影響因子不是衡量刊物水平的唯一指標，但都是國際期刊界公認的有效指標。因此，期刊編輯應學習和研究國內外社會科學計量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定期關注刊物影響因子的變化，做好同類刊物影響因子的比較和分析，找出差距和存在問題的原因，并尋求改進和提升策略。尤其在選題方面，既要注重選擇刊登那些研究學科熱點問題的論文，以提升期刊短期的影響力，也應錘煉作者學術堅守的能力，對那些對學科基礎理論研究有重要貢獻的論文，也應有所偏愛，因為越是這類論文對期刊長期影響力的貢獻越大。建立學科期刊群的定期協作交流機制，在選題策劃、審稿專家選擇、載文量、出版時滯等方面做好分工和協調，逐步縮小學科期刊之間的差距，以整體提升學科的學術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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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社會科學研究理論范文

[關鍵詞]城市化 都市化 文化研究 都市文化研究

〔中圖分類號〕I01、G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7326（2007）10-0120-06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進程正對當今世界產生至為重要、深刻與全面的影響。從學理上講，社會學一直將城市化定義為一種城市居民增長的人口現象。另一方面，盡管城市化包括城鎮化、城市化與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種形式，但依托于規模巨大的人口與空間、富可敵國的經濟生產總量、發達的交通與信息服務系統而出現的國際化大都市或世界級都市群，無疑代表著當代城市化進程的最高環節，對人類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當代城市化進程稱之為“都市化進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國際化大都市或世界級都市群日漸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樞紐與中心一樣，依托于其上而出現的不同于農村、城鎮、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對當代人類社會的精神生產與文化消費同樣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首先，大都市不僅是經濟、金融、商業、信息技術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產、傳播與消費等方面同樣具有霸權地位，并主導著當今世界文化市場的消長與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產生的新的生活方式與觀念，從其一出現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話語，并迅速地淹沒了不同國家、地區固有的也許已延續了上千年的地方經驗與價值傳統。正如斯賓格勒說“世界歷史，即是城市的歷史”[1] （P353） 一樣，對以大都市為中心的當代精神生產與文化消費而言，完全可以將之引申為“當代世界文化，即是國際化大都市的文化”。作為人類城市文化發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類文明與文化發展的最高環節，在它內部已攝含了前此各低級階段如鄉村、城鎮、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與精華，因此當代國際化大都市為我們在更高的歷史階段、更全面的整體視角及更深刻的本質層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現實對象。在當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歷史上的城市文化或當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對象放在作為中心及最高環節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義與直接的現實意義上把握住人類文化發展的本質與規律。這是在當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國城市化水平低，農業文明傳統沉重，以及它們作為物質基礎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在理論、觀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約與局限，使中國當下的都市文化研究顯得相對貧乏，遠不能滿足中國城市化進程快速發展的需要。目前國內與都市文化相關的研究主要有兩大話語譜系。一是以經濟學、社會學為核心的社會科學研究。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論影響而開辟出的新方向。盡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為一個重要對象進入到社會科學的學術視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對都市文化結構及其人文精神層面很少觸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們一般也停留在文化產業等實用與商業層面，對其深層的文化價值重視不夠。二是以大眾文化、審美文化、文化批評為主流的人文學科研究。與前者相反，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視、廣告、網絡、流行文化與時尚等都市的審美外觀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會現實的社會學與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它們往往割裂都市審美文化外觀與產生它的經濟社會基礎的內在聯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釋都市現實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論與思想任務。

因為國際化大都市不過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現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時間還要更短，因而出現上述問題也是非常自然的?？梢韵嘈?，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為一門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學科，其道路也必是相當漫長與曲折的。在當下，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首先樹立起對都市化進程的理性態度。在某種意義上，當代的國際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現，給人類社會帶來的變化是全方位的。從主體角度講，都市的出現使人類在整體上被“都市化”了。盡管一個當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對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與否定，但無論現實中的衣食住行，還是更高層次的文化消費與精神享受，他們都不可能與大都市絕緣。因而，那些激烈反對都市文明的學術與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產物。如加拿大學者簡?雅各布斯說：“企圖從那些節奏緩慢的鄉村中，或者是那些單純的、自然狀態尚未消失的地方尋找解救城市的良藥或許會讓人油然升起一種浪漫情懷，但那只是浪費時間。”[2] （P502） 從對象角度看，都市環境本身構成了人類社會發展與個體存在的最新空間形態。在都市里固然存在著許多令人苦惱的問題，如社會學家講的過度城市化、城市危機等，但另一方面，這并不能構成反對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與借口，因為它們不僅是當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會環境，也給個體的全面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隨著經濟生產與信息傳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場的初步形成，國際化大都市文化對人類及其個體的影響更是變得無處不在，要想脫離這個現實背景去謀求更高層次的生存與發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現實意義的。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全面發展的個人”是人類社會生產的終極目標，其內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種能力得到自由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局部生產職能的痛苦的承擔者”。[3] （P500） 這當然也是當代人在都市化進程中的最高發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馬克思特別指出的：“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4] （P21） 也就是說，人的全面發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級的原始和諧狀態或不發達的社會關系基礎上達成的。把這兩方面的要求結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當代人“全面發展”的理論基礎。具體而言，一方面，由于影響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種能力得到自由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經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轉移到國際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當代國際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著人類文明的更高階段與歷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減少人自身在城市化進程的異化，如何在國際化大都市的社會背景中實現人的全面和諧發展，就成為當代中國都市文化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最深刻的價值理念。在這個意義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為當代人提供一種理性的方法、觀念、理論與解釋框架，以便整理他們在都市化進程中混亂的內在生命體驗與雜亂的外在都市社會經驗，幫助他們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體與迅速發展的都市現實世界之間建立起真實的關系與聯系，實現他們生命的本質力量并在真實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發展。這是中國當代都市文化研究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二、文學：從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當下與都市文化相關的研究各有不盡人意之處。對于以經濟學、社會學為核心的社會科學研究來說，其問題主要是失之于“實”，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層面或文化的精神價值內涵，這是作為實證科學的社會科學研究的必然表現。而以大眾文化、審美文化、文化批評為主流的人文學科研究，其問題則在于失之于“虛”，它們掩蓋了都市文化繁華表象背后的本質或深層結構，充其量只能生產出各種時尚化了的知識與趣味。由此可以得出兩點認識：（一） 盡管兩種話語都可以揭示出當代都市文化的某些側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兩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門具有相對嚴密的學科形態及較為純粹的學理價值的都市文化理論；（二） 這也帶來積極的啟示，即，要想完成解釋都市現實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論與思想任務，必須在努力吸收以經濟學、社會學為核心的社會科學和以大眾文化、審美文化、文化批評為主流的人文學科等學術資源的同時，又能夠通過理論創新在這兩大話語譜系之間建構出一種對話、交流的知識生產機制，只有這樣才能在知識結構與學科框架上為當代都市文化學科的誕生準備好充足的條件、奠定下堅實的基礎。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座橋梁，以打通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在分類框架與學術傳統上固有的各種障礙。

從中國當代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實際狀況特別是就中國當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體語境看，我們認為，只有文藝學、美學最適合做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橋梁，這可以從原理框架與經驗研究兩方面加以闡釋與論證。

從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國文藝學從一開始就不是只關涉原理與知識生產的純學術，它的一個具有理論基礎性質的命題即“文學是人學”。這個命題盡管初看起來沒什么問題，但如果從邏輯上嚴格考究，則直接混淆了“文學”與“人學”在本體存在、知識譜系與學科形態上的重要差異，以是之故，在文藝學近百年的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中，與“文學”關系最密切的形式、審美、文學語言、文本結構等純粹學術問題是相當邊緣化的，相反卻是作為“人學”在文學藝術領域中直接表現的階級性、社會性、意識形態、生產與消費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話語。對此中是非盡管難以一概而論，但這種學科形態與學術傳統，給中國文藝學賦予了相當濃厚的社會科學屬性與功能，則是無須做更多論述的。由此帶來的一個直接影響是，在文藝學與經濟學、社會學之間并沒有過于森嚴的學科壁壘。在當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學”之“文”已發展為“都市文學”或“都市文化”，而“人學”之“人”也搖身一變為與農夫、小家碧玉等傳統生命主體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從中推出“都市文化學是研究都市人的學問”，也是不存在學理障礙的。其次，從美學學科的原型結構看，在康德哲學體系中，審美（判斷力）一直是知識（純粹理性）與倫理（實踐理性）之間的橋梁?？档略凇杜袛嗔ε小返男蜓灾?，也把這個“判斷力原理”稱為“謎樣的東西”。對此正如勞承萬的闡釋：“構成謎的是矛盾的雙方。一方面，判斷力是一個‘先驗原理’，它能夠‘運用于對世界本體的認識’，‘同時開示著對實踐理性有利的展望’，這似是邏輯理性之類的東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對主體產生‘愉快及不快情緒’，盡管不是直接的關系。康德補充說，‘從這些概念（即認識中的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個對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緒的直接結論來’。……這就構成了審美判斷的特殊性質?！盵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說純粹理性是一切社會科學最必要的主體條件，實踐理性是一切人文學科最深刻的價值基礎，就不難推出，以判斷力為學術對象與起點的美學研究――它一方面與認識論的概念、邏輯等有聯系，另一方面又與倫理學的欲求、價值等相牽連――正是關注主體價值建構的人文學科與注重經驗事實闡釋的社會科學之間最具合法性的中介與橋梁。從學理上講，以文藝學、美學為中介，正可以使文藝學固有的“社會―人生”意向與美學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當代都市化進程中開拓出新的知識境界與前沿學科形態。進一步說，以文藝學、美學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學理架構中實現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學科交叉建設，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價值與后者的科學精神的基礎上實現兩者的互動，既有助于社會科學擺脫其僵硬的實證本性而變得靈動，也可為人文學科飄邈的審美天性提供真實可靠的地基。在這個新的學術空間中，實現科學性、人文性、審美性的良性循環與互動，催生出一門以當代國際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為研究對象的具有重要理論與現實意義的人文社會科學來，其現實意義也是自不待言的。

從經驗研究的角度看，中國文藝學、美學與都市文化研究的學科親緣性，不僅不偶然，相反還是以相當深厚與為數眾多的經驗研究為根基的。從學科背景上講，中國都市文化研究與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隸屬于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等學科。在中國，盡管在學科分類上都市文化研究最應納入的是社會學之下的文化社會學或其他學科下的藝術設計、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國學術研究與學科建設的特殊性，從一開始它就與中國文學、特別是其文學批評、文藝學、美學等結下不解之緣。一些西方的社會學家、城市規劃學者，之所以對中國文學學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這里。

都市文化研究與中國文學的學科淵源，可追溯到當代中國文學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種意義上講，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運動，是中國文學從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國文學研究的“文化學轉向”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文學創作，對尋根文學的闡釋與評論直接導致了文學批評向文化批評的話語轉型。由于文化批評更關注文學文本背后與外部的東西，如政治、經濟、文化傳統、人種與民族、深層心理結構、性本能等，因而極大地拓展了文學批評的理論思維空間。而對當時以時代背景、思想內容、藝術形式為三項指標的文學批評模式的反感，同時又不滿于簡單運用西方文藝觀念與審美尺度解釋中國文學現象，也是造成文藝批評方式發生變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論的觀念與話語引導下，文藝學、美學研究者不再滿足于做基本理論與純粹學術研究，而是將有關理論成果直接運用于迅速發展變化著的現實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視網絡、非文學的大眾文化、非藝術的審美文化、非學理的文化消費與文化娛樂、非書齋的日常生活與超級市場，以及與經濟學等密切相關的文化產業、旅游文化等，就或隱或顯、或多或少地成為文藝學、美學的研究對象。在當代中國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藝學、美學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學術重鎮，既掀起了巨大的學術波瀾，也產生了重要的社會影響。舉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寧、徐賁等人的后現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勝、肖鷹等人的大眾文化研究，陶東風、姚文放、王紀仁等人的當代文化研究，吳中杰、陳炎、周憲、李西建等人的審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鴻、戴錦華等人的影視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產業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邊緣學術方向的建設，如童慶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詩學研究，胡經之的文化美學研究，劉士林的中國詩性文化及江南美學與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審美人類學研究等。從文藝學、美學學科發展出來的文化研究，在擴展文藝學、美學研究的對象與空間的同時，也使自身的傳統研究方式與評判尺度發生了重要變化。對此中是非盡管至今仍有爭論，但在某種意義上，由于它直接呼應了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是中國當代歷史進程在中國學術研究范式與思潮上的具體反映，因而在生命力與影響力兩方面都是不容忽視的。（三） 它還具體體現為古典文學研究中的文化人類學研究方向。作為中國文學研究的大本營，古典文學研究向以老成持重、傳承有序乃至相對保守為特色。但受“文化學轉向”影響，特別是由于引進了西方文化人類學、現代民俗學等新思維與新方法，在這個原本平靜的領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瀾，以葉舒憲、肖兵等人為代表的中國當代文學人類學派，在“中國文化的人類學破譯”的總名目下，對許多中國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闡釋與評估。盡管其中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在打破古典文學相對封閉的學術框架、豐富人們的學術觀念與研究的技術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其實，受“文化學轉向”學術思潮的影響，文學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級學科，如當代文學界對都市文學題材的研究，現代文學界對海派、京派文學的研究，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界對上海與巴黎或其他國際化大都市文學（文化）的比較研究等，盡管道術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歸于都市。對都市文化研究而言這些也都應予以充分關注與思考。

三、當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點與學術淵源

新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也進入到全面發展的新時期。首先，中國現代化的核心更明確地定位在城市化與城市發展上。與此同時，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開始進入快速發展時期，不僅像北京、上海、廣州等近現代大都市日新月異，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筍般迅速生長出來。隨著城市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城鎮化與城市化開始淡出，各種區域性中心城市、國際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設世界級大都市群，開始成為中國現代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目標，這為都市研究的深入與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會基礎。其次，都市生活方式與都市文化模式逐漸成為中國當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質條件與精神環境的巨變，使人們在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現了許多重要的變化。都市化進程帶來的新經驗、新思想及新問題，也在尋找一種可以與之相適應的文化理論與解釋框架。與中國當下迅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相比，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與創新顯然滯后了許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學科上的空白，才為在文化研究中獲得一定研究經驗與方法工具的中國文學介入這個新的學科領域提供了契機，其在邏輯上僅是把研究對象從“文化”進一步確定為“都市文化”而已。

從文學學科背景出發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發生的學術轉型，現在從任何角度做評價都為時過早，因而，這里僅就其發生過程中的特點與學術淵源略作說明。

當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地緣性。當代都市文化（文學）研究，最突出的特點是集中發生在改革開放的前沿，如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這些城市本身及所處地區的城市化水平高，且與國際大都市的交流與聯系十分密切，生活在這些地區的文學研究者，出于對當代以大都市為中心的城市化進程的親身體驗與學術敏感，率先開拓了以國際化大都市為學術背景的中國文學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學與文化研究成為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新空間與有機構成部分。

二是延續著文學的文化研究之學脈，在文學批評、文藝學、美學及古典文學研究中，不約而同地出現了都市文化研究話語。早在文學的文化研究中，中國文學的研究對象就發生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其主題即由傳統的鄉村讓位于當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眾文化、審美文化、影視文化、文化產業等，本就是當代都市空間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們未能自覺地意識到這一點而已。隨著當代中國的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別是上海等182座國內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繼提出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發展目標以后，作為文化研究更高形態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進入到中國文學的學術框架中。在文學批評方向上，如蔣述卓、李鳳亮等從1996年開始，先后承擔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質與現代審美意識培養”（廣東省“九五”社科規劃項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質與現代人格培養”（國家教委專項任務項目）等科研項目，出版和發表了《城市的想象與呈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文學：涌向都市的潮聲》（《粵海風》1998年第1、2期）等著作與論文，認為城市文學應該成為都市人詩意棲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過建立城市詩學，從積極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學、都市藝術的生產對都市人審美意識、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藝學、美學方向上，如高小康、劉士林等從1995年開始，將文化研究進一步定位在“文藝與當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國家社會科學“九五”規劃項目）上，高小康發表與出版了《論文藝活動的都市化》（《文學評論》1999年第6期）、《游戲與崇高──文藝的城市化與價值訴求的演變》（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場與文學的發展》（《文藝理論與批評》2003年第3期）等著作與文章，開辟了從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闡釋文學與文化的新思路。劉士林出版與發表了《闡釋與批判――當代文化消費中的異化與危機》（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文學批評的終結》（《文論報》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娛樂文化研究》（《東方》2000年第2期，《新華文摘》2000年第8期轉載）、《當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關于城市音樂文化的闡釋語境問題》（《音樂藝術》2003年第2期）、《當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審美生態問題》（《光明日報》2005年10月11日）等專著與論文，從城市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比較、文學批評被文化批評取代、文化消費與城市精神再生產、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國語境、都市文化與審美生態等角度，推動了文化研究在對象上的具體化與在學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學研究中，孫遜、潘建國等從中國古代小說與城市文化、近代小說與晚清上海書局等獨特角度入手，發表了《中國古代小說中的“雙城”意象及其文化蘊涵》（《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中國古代小說中的“東京故事”》（《文學評論》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區的書局與晚清小說》（《文學遺產》2004年第2期）等論文，在城市生活背景與文化語境中闡釋中國古典小說，為中國古典小說與文學的研究開拓了一個全新的學術空間。

三是以文學為學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顯的前沿學科與交叉學科性質。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學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為它所面對的各種都市文化經驗與問題幾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許多新問題都是傳統人文社會科學沒有遇到的；有些問題盡管在表面上看與過去的一些歷史現象相似，但由于時代背景和社會基礎結構的巨大變革，這些問題在性質、程度和范圍等方面早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異，這也是在學科建設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學’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將都市文化研究界定為“一門世界性的前沿學科”，是對中國都市文化研究在學科歸屬上的首次界定，對于其學科建設與發展具有重要的導向意義。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學研究為學術背景，廣泛借鑒與吸收相關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是中國當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發表于《學術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歷史源流及現代闡釋論綱》，一方面，它不同于對江南文化傳統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闡釋歷史經驗中的現代性價值，目的是“從城市化進程這個在當代具有全球意義的時代背景出發，通過發掘與探索中國都市文化傳統及其精神遺產的現代性價值，從而為21世紀的中國新文化建設提供一種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資源”。另一方面，不同于當下一般的大眾文化、審美文化那種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體的研究對象上選擇了江南都市文化――這個“以中國民族為生產主體、在本土歷史文化背景中創造出來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還原與建構出一種真正屬于中國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態與深層結構原理”。[7] 這不僅表現出都市文化研究鮮明的學科交叉性質，同時也在努力探索中國都市文化走向學科獨立的經驗基礎與理論方法。

總之，與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隸屬于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等不同，中國都市文化研究的學術淵源正在當代中國文學學科的理論建設與學術發展之中。在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以改革開放為主題的現代化運動中，中國文學研究的“文化學轉向”及其成果構成了中國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發生形態；而晚近十年開始的以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為社會發展目標的中國城市化進程，則為中國文學研究從文化研究轉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質條件與學理契機。從文學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學術轉型，其現實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那樣：“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盵8] （P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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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社會科學研究理論范文

一直以來，學術界習慣將社會科學研究分為“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抑或“理論研究與對策研究”。一般認為，基礎研究基本上是研究一些理論性的問題，在習慣上也主要是做文本研究。根據多年的科研工作實踐，特別是基于在政治學研究所的工作經歷，我逐步意識到：國情調研，全面系統深入地了解國情，是政治學研究的基礎課，是政治學者的基本功。基礎研究并非僅僅了解學科的基礎知識，理論研究也絕非僅僅研究理論文本。當今迅速發展變化的時代、當今中國前所未有的創新與實踐，要求當下社會科學、政治學的基礎研究首先從基礎做起，而這個基礎首要的就是：了解實踐，認識國情。

國情調研是政治學的“解剖學”

醫學院培養學生要教許多課程，學生從醫學院畢業后會從事許多不同的專業工作，如外科、內科、兒科等等，但所有的醫學生都要學一門基礎課——解剖學。國情調研，就好比政治學以及政治學者的“解剖學”。之所以如此強調國情調研的基礎性、重要性，應與以下三個因素有關。

一曰時代要求。不同時代做學問有不同的做法。我國古來就有兩大做學問的傳統，一是司馬遷所言“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二是商鞅所提倡的“以吏為師”。司馬遷所在的漢武帝時代是中國古代政治體制、政治文化成型的年代。承平年代需要的是“統一思想”，自然是要拾遺補缺，完善體系，所做學問是總結性、整理性的，研究“知識”自然多些，文本研究自然多些。后來更有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那時起應算是實行“以儒為師”了。商鞅所處時代則是大變革的時代、變法的時代。變革年代，實踐走在前面。官吏是政治實踐的參與者、制度法規的創造者、社會的管理者，這種時代的新的政治知識往往在他們手上，自然要強調向他們學習。

今天，我們也處于大發展、大變革的時代，以往各種理論都不足以直接描述、解釋豐富多彩、迅速變化的社會實踐，各種理論本身也需要接受實踐的檢驗、需要發展。因此，在這個時代做學問，主要方法是要貼近現實，總結實踐經驗，然后再提煉理論。我們要多向廣大干部和群眾學習請教。向干部學習，并非“官本位”思想作怪，而是意在強調貼近實踐、貼近生活。

二曰學科特點。政治學是門“海納百川”的學問。世界上原本沒有“政治”，政治是各種社會問題、社會矛盾在原有社會領域得不到解決而集中轉化來的。各種社會問題與矛盾尋求一種強制性的解決，這便形成了政治活動。列寧把這種現象歸納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伊斯頓則將其抽象為政治系統，是社會系統中負責“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的子系統。既然政治問題來自各個社會領域，研究政治、尋求政治問題的解決方案，自然就要尋根溯源，研究政治問題、政治現象產生的背景、根源。因此，國情調研是政治學研究的基礎課，這是政治學的學科特點使然。政治學者應當是視野寬廣、知識淵博的人，好的政治學者應具備多學科的知識背景。

三曰辨別能力。20世紀初以來，人類經歷了一個社會科學知識大增長的年代。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后，西方社會科學奔涌而入，琳瑯滿目的西方學術常常搞得人頭暈目眩。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與學術，乃至所有的社會科學理論與學術，對于我們來說都是必要的。但真理是相對的，所有理論都有其產生的背景與條件，都有其適用范圍，也都有其局限性。這就產生了一個對于學習者、研究者來說十分重要和棘手的問題——如何辨認一種理論與學術，了解其背景條件、適用范圍和局限性。這種辨認能力從書本上是學不來的，以邏輯鑒別邏輯、以理論識別理論，只會陷于純粹的思辨，沒有現實意義。

理論的辨別能力來源于研究者的經驗系統。研究者在長期實踐中獲得的對現實世界、政治體系的感知與經驗，據此形成自己判斷的依據。一如我們在上海訪問長江證券研究所時談到的一個例子：一家上市公司年報中利潤奇高，證券分析師馬上指為錯誤。雖然分析師并不知道年報為什么錯，但他根據自己常年研究獲得的經驗與常識作出了正確的判斷。而一些學者，特別是年輕學者，往往能將種種理論講得爛熟，但未必真解其意，在不知不覺間變成了理論的“俘虜”。真正的學者不能總是透過別人的眼睛看世界，而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這就需要腳踏實地下工夫，扎扎實實地跑路，做調查研究，獲取經驗、知識與才干。

學問是看出來，不是從別人那里“聽”來，也不是憑自己聰明的腦袋想出來的。學問跟著見識長，見識跟著路程長。研究中國，必要先了解中國；熱愛中國，更應了解中國。岳飛的老師周桐常常攜弟子徜徉于中原的名山大川，后來才有了岳飛氣吞山河的壯舉，才有了那印在炎黃子孫心中的“還我河山”。希望我們的年輕學者下個決心，踏踏實實地跑它十年路。在我看來，舍此并無其他捷徑。

國情調研要看“三法”

在調研時，常有人問：國情調研有何方法？甚至有人直言：你們所到之處，接待方早已有所安排，帶著你們走走看看，然后宴請，最后走人。你們能調研到什么呢？！作為專業人士，調研是我們的職業技能，我們必須有本領了解到需要了解的真實可靠的情況?？偨Y起來，調研實際上主要是了解“三法”，即調研對象的“做法、說法和想法”，將“三法”進行對照，并在廣泛調研積累基礎上進行橫向的比較分析，便可得出比較有價值的結果了。

“做法”是指調研對象（地方、單位或個人）的客觀狀況，如資源環境等基礎條件狀況、經濟社會發展指標、實行的政策措施等等，也應包括存在的問題或遭遇的困難。了解“做法”主要是盡量了解一些客觀情況。

“說法”是指調研對象對于自身情況的描述，對于成績、問題、缺點的敘述，以及對于工作指導思想方針的論述，對所實行政策措施的解釋等等。了解“說法”主要是了解調研對象的主觀感受與闡述。

“想法”是指調研對象的意圖與愿望?？陀^現實與主觀意志之間永遠會存在差距，人們的想法也主要產生于這種差距。一般來說，想法是對規律的認識，是對未來的規劃?！白龇ā?、“說法”是現實中的“想法”，“想法”也許是未來的“做法”和“說法”。

在現實世界里，人們的做法、說法和想法總是不一致的。做法與說法的不一致往往是：做的不說，說的不做；或少說多做，或多說少做；甚至是只做不說或只說不做。想法與做法、說法之間的差距則更大。調查研究首先要注意分析了解“做法、說法和想法”之間存在的差別。了解實際情況、得出正確判斷，往往就產生于對“做法、說法和想法”之間差距的正確分析。比如說，一地實際做法與官方說法之間存在什么樣的差距，是言過其實還是留有余地？為何如此？這是判斷當地領導部門真實想法的重要途徑。對“做法、說法和想法”三法之間差距的判別要以調研經驗為基礎，根據對相關經驗的橫向比較得出相對可靠的判斷。這就需要積累，不具備經驗，缺乏必要參照，則難于作出有價值的分析和判斷。因此，國情調研要長期進行，經驗越豐富，積累越雄厚，就越能作出正確的比較，得出正確的認識。

第5篇：社會科學研究理論范文

關鍵詞：檔案學；生態學；檔案生態研究；述評；展望

20世紀90年代末，檔案界開始關切檔案生態研究，嘗試從生態學角度分析檔案系列問題，初步提出了相關命題，開了檔案生態研究的先河，為后期檔案生態研究奠定了學術基礎。今天，生態學普遍應用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成果凸顯。在圖書、情報、檔案領域，利用生態學理論分析專業問題也不再陌生，相關概念如圖書館生態、信息生態、情報生態及檔案生態、檔案信息生態系統、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等被不斷提及并被學術界持續關注，同時，國家各層次相關社科基金也紛紛為此研究立項，支持學術界持續、深入地開展相關研究。為此，本文將在文獻綜述基礎上，梳理并分析檔案生態研究現狀和發展趨勢。

1檔案生態研究發軔

單純從生態學融入人文社會科學的角度觀之，環境問題是人文社會科學引入生態學理論的重要基點。正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環境問題、地區環境問題等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生態學思想也恰好進入了人們的視野。由此，環保問題、生態安全問題、轉基因問題、物種問題等，成為生物學家和社會學家共同關注的問題。在此基礎上，相關的交叉學科不斷涌現，相關的交叉研究層出不窮，相關的交叉成果琳瑯滿目。檔案界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在信息生態的關注中開始關注并研究檔案生態問題，提出了檔案信息生態、檔案文化生態、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等研究命題，為檔案生態研究開了先河。

1.1生態研究及其應用。生態學（Ecology），是德國生物學家恩斯特•海克爾于1866年定義的一個概念：它是研究生物體與其周圍環境（包括非生物環境和生物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英語ecology是由希臘語詞匯“Οικοθ”（居住在同一家庭中的人）和“Λογοθ”（學科）組成，意思是“研究居住在同一自然環境中的動物的學科”，目前，已經發展為“研究生物與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的科學”。[1] 20世紀40年代以來，生態學發展迅速，應用廣泛，研究對象與領域不斷拓展，相關分支學科不斷涌現。[2]生態學發展至今，其內涵和外延都有了變化，尤其是隨著全球人口猛增，環境問題和資源問題不斷凸顯，促使當今生態學研究日益從以生物為研究主體發展到以人類為研究主體，從自然生態系統的研究發展到人類生態系統的研究，因此，生態學的定義應當反映這種變化，把研究人與環境的相互關系包括在內。為此，在集成眾多生態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鄒冬生、高志強認為，當今生態學可以定義為：生態學是從系統的高度，研究生物與其環境之間相互作用關系的科學，其中的生物包括人類、動物、植物和微生物，而環境則包括自然環境、人工環境以及社會經濟環境；[3]曹湊貴認為，生態學可定義為“研究生物生存條件、生物及其群體與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及其規律的科學，其目的是指導人與生物圈（即自然、資源及環境）的協調發展”。[4]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的推進，生態問題成為全球問題之一，生態學也從誕生時的生物學范疇衍生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領域，尤其是在政治學與經濟學領域，生態學的應用可謂百花齊放，各類成果不勝枚舉。筆者認為，生態學由自然科學進入人文社會科學，最大的功效是為人文社科提供了思維導圖，使人們嘗試運用生態學理論從觀察自然界轉移到觀察社會生活，如企業生態、政治生態、社會生態以及文化生態等。其中，生態位理論尤為明顯，生態位概念揭示的是生態個體、種群和物種生存與競爭的普遍規律，該理論20 世紀80 年代開始被引入社會科學研究的領域，成為研究人類社會巨系統中的一個分析工具。[5]

1.2檔案生態研究。檔案生態問題，不言而喻，正是借用生態學理論和思想，參考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積極地將生態思想引入檔案學研究領域的專業學術研究，根本目的，是在拓展檔案學研究視野基礎上，為檔案事業的發展出謀劃策或者是提供思維導圖。而如何去實現，如何去選擇生態學的理論，怎樣使得生態理論和思想與檔案研究之間取得關聯等，這便是檔案研究者、檔案從業者需要面對和思考的直接問題。隨著生態學知識在圖書情報檔案界的應用，除圖書館生態、信息生態、情報生態研究外，檔案生態研究也業已初步展開，并取得一定成果。據筆者通過中國知網以“檔案+生態”為關鍵詞，以“題名”為限定條件進行檢索統計，截至2011年8月，顯示相關文章98篇，與檔案生態研究直接相關文章近20篇，其中，有關檔案信息生態系統研究最能體現檔案生態研究之思想，不僅積極引用借鑒生態學知識思考檔案問題，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檔案信息生態系統理念，為學術界認識和研究檔案問題奠定了基礎。據統計，在目前有關檔案生態研究的文獻中，明確提出“檔案信息生態系統”的有3篇，分別為薛春剛《檔案信息生態系統的平衡與檔案事業的可持續發展》、種金成《檔案信息生態失衡問題研究》 [6]及葛翠玲的《檔案信息生態失調原因探析》[7] ，其中，薛春剛一文[8]對檔案信息生態系統進行了初步界定：它是指以實現檔案信息的產生、積聚、傳遞、開發、利用等為目的，具有特定的結構和秩序的由各種要素組成的相互關系的總和，其組成要素有人、信息、設備及指導其運行的檔案學術理論等。并指出，理想的檔案信息生態系統應該是平衡的、穩定的系統，是“人造系統”、“開放系統”以及“動態系統”，突出強調人、信息傳遞、環境變換在檔案信息生態系統中的表現。

目前，生態學理論和知識在學術研究領域得到廣泛應用，成為跨學科研究的典范之一。借鑒生態學知識開展專業研究，不僅適用于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傳統人文社會學科，也同樣適用于新興社會學科。盡管檔案生態研究業已開展了初步研究，但不可否認的是，檔案生態研究仍然處于起步狀態，但研究的問題深度不夠，成果不多，有關專著更是鮮見。為此，筆者以為，擺在檔案生態研究面前的首要問題，是進一步推動檔案生態研究的開展，使得檔案生態研究在廣度與深度上同時得到提高，即有更多的人參與檔案生態研究，更多的成果體現檔案生態研究，更多的問題驅動檔案生態研究。

2檔案生態研究現狀

通過“檔案生態研究發軔”的論述，我們對檔案生態研究的主題有了基本把握，也對檔案生態研究的前因后果有了初步認識，為今后檔案生態研究提供了參照。接下來，筆者將以傳統文獻綜述的方式詳細分析檔案生態研究現狀，為檔案生態研究的未來提供系統的文獻梳理和問題導向。

2.1文獻回顧。檔案作為社會存在一分子，檔案工作作為社會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檔案與生態有自然的內在關聯，實際上，我們從傳統檔案管理實踐來看，作為檔案管理重要內容之一的“檔案保護”問題，其實，涉及諸多自然科學知識，尤其是生物學知識和傳統生態理念，這在《檔案保護技術學》這門課程上得到鮮明體現。同時，告訴我們，利用生態學知識開展檔案保護工作，也是檔案事業建設與發展重要手段之一。前文中，筆者通過中國知網檢索統計，截至2011年8月，顯示相關文章98篇，其中，與檔案生態研究直接相關文章近20篇。而在國家社科基金立項層面上，金波教授《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研究》課題、卞昭玲教授《信息生態學理論與我國居民電子健康檔案管理研究》課題，分別在2008、2010年度獲得立項研究。通過分析檢索出的文章，我們發現，檔案生態研究起步于20世紀90年代末期，其中，《利用農業科技檔案為生態農業建設服務》[9]一文，是檔案界最早從生態角度開展檔案研究的專業論文，作者從檔案的角度，分析了農業科技檔案為生態農業建設服務的系列問題，盡管，不是我們所說的檔案生態研究，但對我們后期開展檔案生態研究具有啟發意義；而《檔案信息生態系統的平衡與檔案事業的可持續發展》[10]一文，應是檔案生態研究的開山之作，該文旗幟鮮明地從生態學角度探討檔案信息生態問題，并首次從生態系統的高度，認識檔案事業可持續發展問題，誠如其文所說，意在“著重探討影響檔案信息生態系統平衡的諸因素，及保持和恢復檔案信息生態系統平衡的途徑”。

新世紀以來，在上世紀末研究基礎上，生態思想進一步被檔案學界借鑒和引用。有人撰文提出建立“生態檔案館”，[11]當然，這純粹是從建筑生態的角度認知檔案館建設低碳、環保問題，是傳統檔案保護技術研究的傳承；有人提出，要關注“檔案生態位”， [12]分析了檔案作為社會信息群中的一個子系統，在社會信息系統中獨樹一幟的原因，指出，“檔案，作為社會信息群中的一個子系統，……以它的真實性、開發性、系統性、滯后性等特點，區別于其他信息，而在社會信息系統中獨樹一幟，并由此，形成它獨特的‘生態位’――司法工作的憑證，戰略決策的依據，科學研究的參考，宣傳教育的憑據等”，雖然文章較短，但“標題黨”效應明顯，明確地將處于生態學核心理論之一的“生態位”理論引入檔案學研究，并提出“檔案生態位”問題，至今不乏參考意義。事實上，這已經涉及檔案與其他事務之間的生態生存問題，可以說，已經很“生態”了；有人提出“生態式思想與檔案館管理制度”，[13]此文已經將生態思想貫徹深入到檔案管理制度層面，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還有提到“我國檔案業務工作環節的生態學考察”，[14]此文引入生態式管理理念，可以彌補傳統“科學管理”的不足。生態式管理追求管理的整體功效，向一切等級制挑戰，它使人生發新的潛能，使檔案工作可持續發展，這已經從檔案業務環節內部開始了檔案生態考察，為我們全面認識檔案管理工作開啟了新的分析視角；同時，將文化生態有關理念引入檔案學研究，也成為新的研究增長點?！稄奈幕鷳B學視角看檔案文化市場的構建》[15]、《文化生態與中國傳統檔案文化》[16]、《文化生態對中國傳統檔案文化的影響》[17]以及《試析檔案文化的社會生態系統屬性》[18]等文，這些研究，已經集中體現了檔案文化生態研究的初步成果?！稊底謾n案館生態系統的建構》[19]一文，通過生態學的理念，全面引入到數字檔案館的研究中，把數字檔案館作為一個有機的生態系統，系統分析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各生態因子及其相互關系，建構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結構模型，為數字檔案館建設與研究提供參考。而本文也正是作者主持國家社科基金“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研究”（編號08BTQ040）的項目成果之一。而作者近年來以課題為支柱，已經指導多篇有關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研究的碩士學位論文，有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環境、結構、保障機制、運行機制以及評估等系列研究。南昌大學張東華則在《數字檔案館信息生態平衡及其策略研究》[20]一文中，論述了保持數字檔案館信息生態平衡的意義，分析了數字檔案館信息生態失衡的表現及原因，并提出了保持數字檔案館信息生態平衡的應對策略。

2.2研究述評?？v觀上述文獻回顧和分析，我們看出，目前，檔案生態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相關研究成果還不是很多，尤其是專著除了傳統檔案保護技術學教材外更是鮮見。從國家社科基金的立項來看，反映了檔案生態研究在檔案學學術領域受到重視，且相關課題也被提到國家層面，需要開展深度研究以解決實際問題。從已有的成果分析來看，我們認為，主要研究突出表現在初步的借鑒層面，缺乏深度的專業研究且研究層面比較分散，呈現零星研究狀態，缺乏系統深度研究層次。可喜的是，近年來，國家社科基金已持續關注檔案生態研究，相信隨著這類以課題為中心的檔案生態研究，將會呈現出不一樣的成果。

筆者以為，借鑒生態學理論研究檔案問題、探索檔案發展等，這其實是涉及學科嫁接這一基本問題，不算創新。若想提升至創新層次，迫切需要直面“如何選擇、如何關聯”問題，進而回答“如何實現”，即通過學科嫁接或者理論嫁接抑或思想嫁接，最終是“為我所用”，使生態理論為檔案事業作“嫁衣裳”。雖然，檔案生態問題客觀存在，但實際上，檔案生態卻仍是個新生問題，相比相關學科而言，我們的交叉研究剛剛起步，我們的專業關注還很薄弱，我們的專業視野還很狹窄。為什么說客觀存在？我們知道，生態問題與環境之間息息相關，檔案與環境之間關系也很密切，相關的研究也很多，但缺乏理論深度和社會高度，生態學的問世及應用為檔案與環境研究提供了理論視角和思想路線。作為新生問題，只緣從生態學視野關注、研究檔案問題的太少，已經提出的檔案生態問題聲音太弱，迫切需要檔案人開始高度關注，積極研究，充分應用相關研究成果，形成檔案生態理論和思想，促進檔案工作發展。

3檔案生態研究展望

檔案生態研究，盡管在20世紀90年代末業已開啟，在新世紀初得以全面展開，并在國家社科基金立項課題層面進入深入研究序列，可見，生態學與檔案學之間的關聯研究，業已獲得了國家層面的認可。但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相關深度研究仍然缺乏，其研究空間仍然廣闊，需要學人在前期研究基礎上繼續深入研究，不斷拓展檔案生態研究的廣度和深度。筆者以為，在未來檔案生態研究層面，可以從以下諸角度開展研究。

3.1檔案事業生態環境研究。目前，檔案事業發展迅速，特別是在信息網絡技術驅動下，檔案事業發展呈現諸多新特點，如新領域的開拓（數字檔案館的建設與發展所帶來的系列專業問題）、新環境的呈現（檔案事業發展環境需要直面信息網絡技術驅動下的網絡社會現實環境）、新問題的困境（檔案事業在“傳統與現代化”的轉型歷程中出現的各類問題，如檔案信息化、檔案信息資源組織、電子文件的采集與長期保存、數字檔案館等結構與功能等）等，所有這些新領域，均可歸結為檔案事業發展的生態環境問題，需要學術界有針對性地開展專題研究，一方面，從生態學的視角分析檔案事業建設與發展的新問題，另一方面，通過跨學科的介入拓展傳統檔案學研究的范圍。

3.2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研究。實際上，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理念的提出，是基于生態系統的角度觀察與分析數字檔案館系列問題，而提出的跨學科性研究課題。該課題，在金波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推動下，目前，已經取得初步成果。就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研究課題本身而言，我們認為，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理念的提出，是建立在生態系統理論對數字檔案館建設與發展的戰略影響的前提下提出的全新概念，這也是近年來，生態學理論與生態系統理念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具體應用的進一步發展。面對未來，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的培育與發展問題至關重要，這不僅涉及數字檔案館的進一步可持續發展問題，且關切到中國檔案事業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領域的全面推進與發展。我們可以從生態系統理念的角度，提出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理念，并從戰略上規劃數字檔案館發展，為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的培育與發展指點迷津。可以預見，隨著數字檔案館建設投入的加大和相關研究的深入，該課題將會面對更多新情況，需要學人持續跟進，從生態學、系統學角度進一步研究和分析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相關的各類問題。

3.3檔案文化生態研究。目前，文化生態研究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要研究內容，據百度百科解釋，文化生態核心思想有三：[21]①廣義指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所顯露的美好的姿態或生動的意態；②狹義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③泛指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狀況和環境。檔案作為人類文明的承載，它自身蘊含著豐富的文化特性，通過文化生態的引入分析檔案文化生態問題。目前，檔案界在檔案生態研究成果中已有初步涉獵，有涉及檔案文化市場研究的，如《從文化生態學視角看檔案文化市場的構建》；有從中國傳統檔案文化角度分析的，如《文化生態與中國傳統檔案文化》與《文化生態對中國傳統檔案文化的影響》以及《試析檔案文化的社會生態系統屬性》。這些研究，已經集中體現了檔案文化生態研究的部分成果，但還有待于進一步展開系統深入研究，從文化生態學視角，深度探討文化屬性層面的檔案及檔案文化與“大文化”、“文明”等關聯命題。從檔案自身文化屬性以及文化生態研究趨勢來看，系統從生態學、文化學等角度，分析檔案文化生態課題具有廣闊的空間，它不僅有利于拓展檔案學自身研究的領域，而且，可以提升檔案學研究的深度，也是傳統檔案文化研究的升華。

3.4檔案生態管理研究。生態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也有學者稱之為“eco-management”），20世紀70年代起源于美國，20世紀90年代，成為研究和實踐的熱門。由于自身的復雜性，生態管理無論是作為理論還是實踐至今仍處于發展中。生態管理的理論基礎非常廣泛，它跨越了生態學、生物學、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環境科學、資源科學和系統論等學科領域。[22]生態管理思想是生態管理理念的集中體現，認為“生態系統是自然-社會-經濟復合而成的系統，對于它的管理與調控，必須在遵循生態學原理的同時，受到社會、經濟規律的調節和制約”，需要通過生態管理思維達到“維持依賴于自然資源的社會經濟修通之間的一種平衡”。 [23]鑒于生態管理在社會領域的廣泛應用，作為從生態學、系統學等多學科角度綜合提出的檔案生態研究命題，生態學自然對其影響深遠，不僅是此概念提出的直接動因，為其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動力源泉。傳統檔案學學科體系中，檔案管理學處于核心地位，這與檔案管理活動的實踐性以及檔案學起源于檔案管理實踐密不可分。在生態思維大力引入管理實踐的今天，作為管理性特征突出的檔案管理實踐來說，引入生態管理思想具有邏輯的合理性。我們認為，在未來檔案生態研究中，引入生態管理思想滲透入檔案管理實踐具有必要性，借鑒生態管理理論研究檔案管理活動具有實踐的可行性。

檔案生態研究盡管已經起步并有諸多成果問世，但學無止境，檔案實踐也在不斷地變化發展著，需要學界同仁持續跟進，進一步探索檔案生態研究的前沿課題，不斷拓展檔案生態研究領域，為檔案事業建設與發展提供理論指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研究”（08BTQ040）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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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百度百科.生態管理[2011-7-14] .baike.省略/view/3601184.htm.

第6篇：社會科學研究理論范文

（1常州工學院教育與人文學院 江蘇 常州 2130022

2南京中醫藥大學信息技術學院 江蘇 南京 210046）

摘 要：在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分布、學位授予、研究機構和重點學科統計基礎上，結合研究文獻和統計報告，考察了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博、碩士研究生招生簡章、培養計劃及本科專業課程，提出分層、分型、聯合的“二分一聯”三維人才培養方案，是國家文化創新的重要使命和數字人文時代的必然選擇。

關鍵詞 ：古典文獻；古籍數字化；研究生；中醫醫史文獻；數字人文

中圖分類號：G643.7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12．033

0 引言

“古籍”是對古書的雅稱。古籍作為寶貴文化遺產，蘊藏著無窮的知識、智慧與財富。古典文獻是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而新世紀以來，信息化和網絡化浪潮，數字技術與人文研究的結合成了學者討論的熱門話題。

1 數字時代中國古典文獻學發展問題

數字時代其實就是電子信息時代的代名詞，因為電子信息的所有機器語言都是用數字代表的，所以人們將稱為數字時代。

古典文獻學是有關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與整理的學科，因此與古代文化各個分支的研究都有密切的關系。我國古代并無“文獻學”之名，卻有文獻學之實。這個“實”，就是把目錄學、版本學和校讎學（?？睂W）三者融為一體的學問。“文獻學”的概念最早是1920年由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提出，但是以“中國文獻學”作為一門學問立名，則創始于鄭鶴聲、鄭鶴春1930年出版的《中國文獻學概要》；至于以“古典文獻”作為學科，則始于1959年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本科專業。中國古典文獻學是在目錄學、版本學、?？睂W等傳統學科的基礎上吸收了現代文獻學理論和方法而形成的學科，為漢語言文字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歷史文獻以及其他涉古學科提供有關典籍的基本理論知識和文獻處理方法。而所謂“古籍數字化”，就是從利用和保護古籍的目的出發，采用計算機技術，將常見的語言文字或圖形符號轉化為能被計算機識別的數字符號，從而制成古籍文獻書目數據庫和古籍全文數據庫，用以揭示古籍文獻信息資源的一項系統工作。

第十一次全國國民調查結果顯示，34％的網民更傾向于數字化方式的閱讀。走出書齋，使學術研究有益民生，貢獻社會，是人文研究的本義。

古籍數字化作為新世紀中國古典文獻學科的新增長極，現階段最核心的問題不是國家大規模投資，而是復合型高端人才培養。盡管已有學者關注到古典文獻及古籍數字化學科建設，可還未與人才培養微觀結合，尚缺乏一手數據的實證分析。

2 中國古典文獻學本科專業課程設置

2．1 大學學科、專業、課程概念

學科有兩個含義。第一種是學術的分類，指一定科學領域或一門科學的分支，有西方學者將學科分為純硬科學（如物理學）、純軟科學（如人類學）、應用硬科學（如臨床醫學）、應用軟科學（如教育學）四個領域；中華人民共和國GB－T13735－92則分成自然科學、農業科學、醫藥科學、工程與技術科學、人文與社會科學五個門類；第二種指高校教學、科研等的功能單位，是對高校人才培養、教師教學、科研業務隸屬范圍的相對界定，美國教育部CIP－2000分為17大類：交叉學科、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理學、工學、醫療衛生、工商管理、教育學、農學、法學、建筑學、藝術學、公共管理、傳播與新聞學、圖書館學、神學、職業技術；我國現為13門類：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軍事學、管理學、藝術學。“學科”的含義側重后者，但與第一個含義也有關聯。

專業與課程設置的方式及其水平從根本上決定了高校的學科聲譽和人才培養的質量。

2．2 古典文獻本科專業課程設置

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1998）文學門中國語言文學類包括漢語言文學、漢語言、對外漢語、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古典文獻5個專業和中國語言文化、應用語言學2個目錄外專業；2012年9月，教育部再次頒布新專業目錄，中國語言文學類包括漢語言文學、漢語言、漢語國際教育（整合原對外漢語、中國語言文化、中國學三個專業）、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古典文獻5個基本專業和應用語言學、秘書學2個特色專業。2005年以來，中文本科專業點快速增加（主要是對外漢語和漢語國際教育），2014年度已達1 089個（見表1）。

從表1可以看出，自1983年在北京大學、杭州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和上海師范大學設置了古典文獻本科專業之后，直到2005年，增加河北大學和陜西師范大學2個點，才有6個古典文獻本科專業?！笆晃濉逼陂g，與漢語言文學和對外漢語專業發展數量相比，“古典文獻”在2007年增加中央民族大學、天津中醫藥大學、金陵科技學院3個后，近5年再無變化。

3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生的學科專業

國家重點學科是國家根據發展戰略與重大需求，擇優確定并重點建設的培養創新人才、開展科學研究的重要基地。到2007年為止，我國共組織了三次評選工作：共評選出6個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所覆蓋的二級學科均為國家重點學科）、8個二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217個國家重點（培育）學科，其中中國古典文獻學二級國家重點學科6個（見表2）。

博士研究生培養是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的制高點。20多年來，我國先后分5批批準54家單位具有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權（見表3）。

2006年，中國古典文獻學二級學科碩士學位授予單位15個。目前有151個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碩士學位（其中2010年增列84個）。以鄭州大學的博士點和上海師范大學碩士點為例，印證目前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生培養方案的缺失。

鄭州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原與中國古代文學為同一學科，1993年獲得碩士學位授予權，2005年成功獲得了博士學位授予權（第10批），2007年招生。其培養目標提到的博士研究生須要熟練掌握計算機的應用、并掌握一門外語、能比較熟練地進行網絡文獻檢索、熟練閱讀本專業外文資料并用外文撰寫論文摘要等，實為博士生共同要求。專業基礎課：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理論與方法、古典文獻學專著研究、文化學概論；專業課：國典章制度研究、出土文獻與文學思想研究、“文選學”研究、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選修課：中國文學經典研究、文字音韻訓詁之學、版本目錄學、中原文學文獻研究、考古學、思想史，主要與中國古代文學、漢語言文字學、中國古代哲學、中國古代史學、考古學相關，對古籍數字化課程還缺失關注。

上海師范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研究生培養目標是：具有較堅實的古代漢語基礎、古代文獻理論基礎和較強的古文閱讀能力，能夠運用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目錄學、?？睂W等研究手段，進行古籍整理和古籍研究的人才。專業方向為古白話文獻研究、域外漢學研究、文學文獻研究、宗教文獻研究、辭書文獻研究等，雖強調專業外語，但無計算機類專業課程，仍較為傳統。

4 中國古典文獻學人才培養三維方案

中國古典文獻學數字化人才的迫切需求，促使中國古典文獻學科要多元化發展。

4．1 分層培養的維度

4．1．1 辦好現有古典文獻本科專業

北京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和上海師范大學作為高校首批四個古典文獻本科專業，積淀很深、專業度高，應發揮優勢。河北大學和陜西師范大學兩個古典文獻本科專業，雖然設置較晚，但依托該校在全國處于領先水平的中國古代文學、中國古代史，頗具實力。中央民族大學、天津中醫藥大學、金陵科技學院三個古典文獻本科專業點，特色鮮明?？傮w而言，本科階段還是按傳統中國古典文獻學的理論與方法辦學為好。

4．1．2 培養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生

2011年，共有72所高校的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點招生（只有9個本科點），本碩結構倒置，雖可廣取英才，但大量生源專業基礎不牢。因此，招收計算機科學與技術、軟件工程、編輯出版、信息管理等相關專業的本科生，鼓勵跨學科報考，改革考試科目，并增加技術型導師。

博士研究生是高層次人才培養的制高點，但博士、碩士的區分度還不夠明顯。而就中國古典文獻數字化人才而言，還沒有一家培養單位的中國古典文獻學科招此研究方向（中醫醫史文獻除外），學科新增長點不多，創新不足。對照國家“十二五”文化事業發展規劃，當前的情況是政策鼓勵、教育需要、產業要求。

4．2 分型培養的維度

研究生有學術型和專業學位等不同培養類別，一般以學術型為主。學術型研究生主要培養從事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的學術型人才，兼顧其他行業需要；專業學位研究生主要培養適應社會特定職業或崗位的高層次專門人才，應根據不同的培養目標設計與之匹配的培養方案。2012年，教育部要求專業學位研究生比例不低于30％。中國古典文獻學除跨學科招生、建設雙師型隊伍、設置古籍數字傳播或電子文獻學方向之外，一個重要的改革就是制定古籍整理與數字化傳播專業學位研究生招生方案，面向行業招收從業編輯人員，以提高古籍數字出版人員的學術素養。

可以借鑒相關專業中醫醫史文獻的培養模式。首都醫科大學等24所高校設有碩士點；北京、黑龍江、遼寧、湖北、上海中醫藥大學中醫醫史文獻博士點招生。南京中醫藥大學和山東中醫藥大學國家重點學科更為創新，設信息化方向。

4．3 聯合培養的維度

無論是高等學校與科研機構聯合培養研究生試點工作專項招生計劃，還是聯合培養單位招生計劃，尚未見中國古典文獻數字化學科方向博士生，也未見與古籍數字化出版企業的聯合培養。也就是說，目前可供利用的《文淵閣四庫全書》、《四部叢刊》、“國學寶典”、“漢籍全文檢索系統”、“中國基本古籍庫”等大型電子古籍數據庫開發企業，還未進入中國古典文獻學高端人才培養范圍，“研究生計劃主管部門和招生單位要對研究生特別是博士生招生計劃的學科專業結構進行認真分析，切實優化學校間、學科專業間招生結構”。

面向出版企業產學研結合，聯合培養研究生，“走出書齋”，鍛煉研究生的實踐能力，更新知識結構，引領社會需求。大數據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能夠較方便地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與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緊密結合起來，有效運用自然科學、技術科學最新成果及研究手段，從而有效推動人文社會科學內部各學科實現真正的交叉、滲透和結合，使跨學科研究不僅成為了解歷史客觀實際的必要，而且成為真正的可能。因此，培養方案應考慮以下內容：有研究生培養經驗的學術帶頭人與結構合理的教學團隊；有堅實的科研基礎并取得重要研究與實踐成果；能開出古籍數字化方向的核心課程與前沿課程；擁有培養古典文獻數字方向研究生所需要的文科時間創新中心和產學研基地。

5 結語

隨著電子技術的發展，電子圖書、大型數據庫、圖書編撰、出版和閱讀出現了嶄新的局面。中國古典文獻學三維人才培養范式的守正出新，必將帶動“古籍電子文獻學”的興起，為古典文獻學增益全新的研究領域。未來，與數字出版互相補充，共同發展，共同構成現代閱讀形態的兩大體系。因此，學術轉型不可矯枉過正，傳統中國古典文獻學的理論與方法，仍然是古籍數字傳播的根基，仍然是中國古典文獻學的學科標識。

參考文獻

1 黃永年．古籍整理概論［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2 潘樹廣．論古典文獻學與現代文獻學的交融［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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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達恩頓著．熊祥譯．閱讀的未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5 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第十一次全國國民調查結果公布［N］．光明日報，2014－04－22

6 托尼．比徹，保羅．特羅勒爾著．唐躍勤，蒲茂華，陳洪捷譯．學術部落及其領地：知識探索與學科文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7 龐青山．大學學科論［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6

第7篇：社會科學研究理論范文

關鍵詞：形成性評價；中學英語；應用

一、 課題研究的背景

   傳統的英語評價伴隨著新課改的深入愈來愈凸顯其局限性，面臨更多的挑戰?！痘A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明確提出；改革現行的評價制度和評價方法，逐步建立起符合素質教育要求的、能夠促進學生不斷發展的，促進教學不斷提高的、促進課程不斷完善的課程評價體系。所以，進行英語教學評價的研究和實驗深遠的意義。

   形成性評價是促進課堂教學有效進行的重要手段。形成性評價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幫助建立良好的師生關系，為教師的課堂教學提供信息反饋。

   我校英語教師自身素質較高，工作責任心強，加上學校領導大力支持學校教科研工作，2008年4月英語教研組在縣教研室的悉心指導下，申報了我省教育科學規劃課題。

一、 理論依據

   1.多元智能理論

   多元智能理論是美國哈佛大學的發展心理學加德納于1983年在《心智的結構》一書中提出的。該理論所主張的教育評價，是通過多種渠道、手段，多種形式，多種不同的實際生活和學習情景下進行的，確實考查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2.行動研究理論

   行動研究是美國社會工作者約翰·柯立爾（J.Collier），著名社會心理學家勒溫（K.Lewin）等人在對傳統社會科學研究的反思中提出的。行動研究廣泛而被接受的觀點是學者卡爾與凱米所界定的定義：”行動研究是在社會情景中（包括教育情景），自我反省探究的一種形式，參與者包括教師、學生、校長等人，其目的在于促發社會的或教育實踐的合理性及正義性，幫助研究者對實踐工作的了解、情景（或組織內）之實踐工作能夠付諸實施而有成效?！?/p>

   3.維果茨基的”最近發展區”理論

   維果茨基認為，教學區至少要確定個體的兩種發展水平。第一種水平是現有發展水平，第二種水平指學生在其發展的現階段還不能獨立解決問題，卻能借助成年人和同伴的指導與合作或其他具有相關知識達到解決問題的水平，其主旨在于學生的學習是在教師有效指導下逐步發展的過程。

   4.后現代主義理論

    后現代主義是20世紀60年代左右產生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泛文化思潮。它給我們課堂教學評價提供的新視野是：每個學習者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教學不能以絕對唯一的尺度去度量學生的學習水平和發展程度，要給學生的不同見解留有一定的空間。教學不能把學習者視為單純的知識接受者，而更應看作是知識的探索者和發現者。

二、 課題研究原則

   1.堅持科學性原則。課題研究的生命線是它的科學性，堅持樹立用一定的現代化外語教學理論和科學教育理念來指導，使用正確的方法，堅持嚴謹求實的科學態度，做好英語教學評價工作。

   2.堅持發展性原則。以發展的眼光看待學生，為學生提供展示自己才華的機會，發現和發揮學生多方面的潛能。

   3.堅持激勵性原則。關注學生的情感，尊重每個學生，營造寬松、民主、和諧的教學氛圍，去喚起學生的學習激情。

   4.堅持合作性原則。與他人合作學習是新理念下學生的一種重要學習方式，為此要大力提倡教師與學生的合作以及同學間的合作。

   5.堅持開放性原則。讓學生在英語教學評價中敞開心扉，放飛心靈，能正確評價自我，同時也能客觀地評價他人，在課程評價的發展中真正成為評價的主人。

   6.堅持多維性原則。從知識、技能、情感態度、學習策略、文化意識等5個層面多角度進行評價，把學生作為完整人來看待，客觀地，科學地對待學生并做出正確評價。

   7.堅持多元性原則。在英語教學評價研究過程中，不僅研究內容要多元化，而且評價對象也要多元化。始終堅持教師、學生和家長之間的多維主體、多元評價。

   8.堅持多樣性原則。在形成性評價體系內部構建多元的評價方式，以增強評價實效方式；在評價標準上，既有課程目標的唯一標準，又有學生發展水平的個體標準。

   三、課題研究的方法

   1.采用教師觀察法。觀察是評價學生學習行為的基本方式。通過觀察，教師可以了解學生學會了什么，哪些學習策略對學生有幫助，學生喜歡哪些活動和材料等。觀察記錄可以采用日常記錄和評價表的方式。

   2.采用訪談/座談。在與學生的交談中，教師可以發現學生對自己學習情況的感覺和看法。

   3.采用問卷法了解學生學前、課后學習情況以及對教學評價的看法和對教師教學的建議。

   4.采用教學案例分析法對課堂教學進行研討與反思，促進教學實踐的提高。

   5.采用檔案袋評價法。學生檔案以學生為中心，從多方面反映一段時間內學生在教師、家長以及學校共同教育下的成長的過程，也是學生制定學習目標和自我評價的重要參考。

   6.采用項目和演示法。教師可以鼓勵學生完成一些學習項目，在完成項目的過程中，教師應鼓勵學生進行創造性思維。項目完成后，教師可以讓學生做相關的課堂演示。

   四、課題研究的實施過程

   1.實施課題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1)學校領導對教科研工作非常重視，在政策及資金上給予英語組大力支持，希望通過英語評價課改帶動其他學科科研水平的提高。

   (2)我校參加了”教育部基礎教育英語教學評價試驗項目”的試驗且在改變教師傳統教學理念，提高學生的英語學習效率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

   2.實施課題研究的步驟

   第一階段：（2008.4-2008.8）申報課題

   前期準備，制定實施方案，目標是做好課題的定位，前測工作和基準調查工作，提高課題組成員對英語評價改革的認識。

（1） 成立課題組。

（2） 學習和了解英語教學評價改革理論依據，操作方法和實際意義，確立實驗對象及課題組成員。

（3） 確立使用形成性評價開展課題的研究。

第8篇：社會科學研究理論范文

論文關鍵詞：職業教育學；學科建設；關系

我國職業教育學科建設起步較晚，而且受到教育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強勢學科以及國外職業教育研究的影響和控制，職業教育學科研究多是基于職業教育研究者主體的訴求而展開的，但即使是在職業教育學術共同體內部，職業教育學研究領域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因此職業教育學科發展緩慢，地位不高。本文繼承前人研究，試圖澄清影響職業教育學科建設的八對主要關系，以超越研究困境，推動職業教育學科研究發展。

一、職業教育知識與職業教育學科

學科，在狹義上是指學問、知識的分科。狹義上講的學科與知識有著天然的聯系?！缎屡＝蛴h詞典》中對“Discipline”的解釋是“A branch of knowledge， typically one studied in higher education”（知識的分支，尤其指高等教育中學習的知識分支）。《現代漢語詞典》（修訂版）對“學科”的解釋均與知識相關：“1.按照學問的性質而劃分的門類；2.學校教學的科目；3.軍事訓練或體育訓練中的各種知識性的科目（區別于‘術科’）。”

學科與知識也有著根本的區別?！皩W科是主體為了教育或發展的需要，通過自身認知結構與客觀結構的互動而形成的一種具有一定知識范疇的邏輯體系。它具有創造知識、系統管理和全面育人的功能和價值”?！皬陌l生學的角度看，任何一門學科領域形成的初始原因并不是建立學科體系的需要”，學科的產生是為了滿足知識生產和教育的需要。一門學科是在該學科知識足夠豐富的基礎上，為了管理和發展的需要對其進行系統化的結果。

狹義的職業教育學科指涉職業教育的知識領域，它是在職業教育知識不斷豐富的基礎上，為了使人們有序和整體地把握職業教育知識，對其進行系統化、符號化和社會化的結果。職業教育知識是職業教育學的基礎和前提，職業教育學是學科化的職業教育知識，職業教育學的出現是為了更好地管理職業教育知識，不斷促進職業教育知識的生產。根據職業教育知識的成熟狀態，其需要經歷無形的職業教育思想、有形的個人理論和有形的職業教育學科理論三種狀態。職業教育學從無到有是一個“自在”到“自為”的過程，一旦職業教育學可以以一門學科的身份進入人類知識總庫的殿堂，職業教育知識的生產便逐步進入到規范化、學科化和自覺化時期。而后，隨著學科意識的不斷增強，還會出現對職業教育學科發展的元研究，這種元研究是有關職業教育學科或知識的知識，其不斷系統化和邏輯化，最終發展成為元職業教育學，即反思的職業教育學，而元職業教育學的形成，可以認為是職業教育學科成熟的重要標志之一。

二、理論職業教育學科與實踐職業教育學科

在中國文獻中，“學科”一詞最早出現在北宋歐陽修等人所修《新唐書》中的《儒學傳序》，其本意為儒學的科目分類。現代話語中，“學科”一詞主要采用英文“discipline”（學科規訓）的涵義：一是指學科知識內部的“規范體系”；二是指學科為構筑內部知識體系，界定研究邊界而進行的外部“制度建設”，或稱為“學科建制”。有觀點認為，學科發展史即是學科理智史和學科制度史的雙重動態史。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職業教育研究領域內，有研究者提出了“理論職業教育學科”與“實踐職業教育學科”的分野：前者指職業教育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研究范式、理論體系及研究學派的集合；后者則主要包括職業教育學術平臺、人才培養及科研項目等內容。

判斷一個知識領域是否成為一門學科的基本依據是，只有當觀念層面和社會建制層面均獨立成體系的時候，我們才能說某一知識領域是一門獨立學科。如果僅有社會建制和社會運作層面上的范式建構，對其恰當的稱謂是“制度化”了的研究領域。因此，我們可以說，理論職業教育學科是“質”，而實踐職業教育學科是“形”；實踐職業教育學科為理論職業教育學科提供制度支撐和物質基礎，理論職業教育學科為實踐職業教育學科提供精神家園和價值追求。二者相伴相形，相輔相成，循環發展。在理論研究及日常話語體系中，凡論及職業教育學科建設，我們不僅是在談論職業教育學術組織建設、研究生培養、學術刊物的發展以及學術著作的規劃與出版，而且更應當包括職業教育研究對象的確立、研究方法與研究范式的運用以及理論體系的構建等職業教育學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與回答，這兩方面均為職業教育學科建設的題中之義。

三、職業教育現象與職業教育問題

研究對象是一門學科劃定的“勢力范圍”。學科自身的發展是隨著人們對其研究對象的逐步把握而不斷走向成熟的。從相關研究成果看，目前對職業教育學研究對象的捕捉，歸納起來主要有“現象說”、“問題說”以及“規律說”等三種。職業教育規律是職業教育學的研究目標，已經被排除在職業教育學研究對象之外。“現象說”與“問題說”爭執的根源在于對職業教育學研究目標的把握：我們是要解決職業教育的現實問題，還是要透過職業教育現象，發現規律，增加職業教育知識？事實上，我們既需要解決問題，為政策制定提供依據，為職業教育教學問題提供答案，又需要研究現象，“格物致知”，發現新知識，還需要研究理論與體系，對學科體系進行建構。忽視了問題研究，職業教育理論與體系就會成為無源之水；偏廢了現象研究與體系的構建，職業教育現實問題將很難得到根本的解決。

職業教育現象紛繁蕪雜，職業教育在發展過程中問題重重，職業教育現象和職業教育問題可以作為公共管理、社會學、經濟學以及心理學等學科的研究對象。從職業教育研究現象看，多數研究者的確把職業教育現象和職業教育問題作為職業教育學的研究對象對待，那么如何區分他們的研究與社會學等其他學科對職業教育現象及問題研究的不同便成了一個問題。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指出，社會科學研究中，存在著許多“偷運進社會科學大門的社會問題”，這些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社會問題”只是隨著社會上或者學者們對時事態勢的把握而起伏不定、左右搖擺。而相關的社會科學的知識生產者，因其思想停留在“不思階段”，而淪落為社會潮流的工具和“玩偶”[9]。職業教育知識性質的應用性要求職業教育研究必須緊緊依靠職業教育實踐，但這并不是說職業教育研究要淪為實踐的“奴隸”和“玩偶”，它必須對職業教育表象問題進行科學建構，必須有適度的超前性，才能對實踐發揮有效的指導作用?？梢哉f，職業教育學的研究對象是從職業教育學科的視角對職業教育現象和問題的建構，它不是對現象和問題的直接研究，而是“抱著建立模型的宗旨去處理具體的經驗個案”之后建構的結果。

四、職業教育研究范式與職業教育研究方法

獨特的研究方法曾經被認為是一門學科得以成立的必要條件，但隨著跨學科、多學科研究的興起，單一研究方法的成效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懷疑，一些研究方法在不同學科領域的通用性質也得到了證實，人們隨即改變對學科觀念的認識。對尚未成熟的職業教育學而言，相關研究主要關注于對統一研究范式的追求。英國教授托尼·比徹等認為，“清晰明確的范式表明學科達成了一致意見；范式之間如果是相互對立、尚未定形或尚未產生，就要歸咎于學科內部在觀察世界的一般方法和處理研究問題的具體方法上有很大程度的分歧。科學進步根源于在一個對理論、研究方法以及學科新成員的培訓等問題觀點緊密一致的環境”。范式一方面反映了維持科學共同體的形而上學的約束，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實踐的約束，相應的范式所帶來的規訓制度維持著學科的完整與穩定。但是，由于“范式”一詞有著極大抽象性和復雜性，職業教育理論工作者從一開始就對其含義存在著分歧，目前存在著“起點范式說”、“方式范式說”以及“取向范式說”等不同種類的職業教育學研究范式。

事實上，作為一門軟科學，職業教育需要研究的問題的性質決定了研究方法的選擇，需要研究問題的性質不同，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不同。此外，研究者的知識結構、主觀認識等都可能對研究方法的選擇造成影響。這樣就有可能形成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傳統。所以，職業教育可能存在著不止一種的替代或者潛在研究范式，或者會出現多種范式共存的狀況。職業教育研究范式的更迭或者范式的共存主要取決于社會發展的需要以及職業教育研究共同體內部的結構特征。當社會結構變遷或出現社會轉型，職業教育的功能和任務發生改變時，職業教育研究的范式也會隨之發生改變。當職業教育知識生產者共同體存在多個獨立而成熟的學派時，范式共存是必然的；否則，學術上的霸權，必然導致“范式”的霸權。當然，這只是一種理想的情況。就目前我國職業教育學科而言，不是范式更迭和共存的問題，而是如何培育起成熟范式的問題，當然這并不排斥多元研究范式共存的可能性。我國著名學者梁漱溟在比較中西學術之不同時，指出了“真學問家”的共同之處：“凡真學問家，必皆有其根本觀念，有其到處運用之方法，或到處運用之眼光”，他認為，“不同學派即不同方法”，梁漱溟所謂“方法”，實為“研究范式”的同義語，職業教育學獨特研究范式的出現有待職業教育研究者全體同仁共同努力，有待中國的職業教育學派的形成。

五、職業教育工作體系與職業教育學理論體系

“科學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從那些混亂和不斷變化的現象中探索出一個有秩序和有意義的協調一致的結構，并以這種方式解釋和超越直接經驗?！睂W科的科學體系與學科的科學理論是緊密相聯的，沒有科學的學科體系，很難有科學的學科理論。德國著名哲學家黑格爾在有關哲學體系的論述中講到，“哲學若沒有體系，就不能成為科學。沒有體系的哲學理論，只能表示個人主觀的特殊心情，它的內容必定是偶然性的。哲學的內容，只有作為全體中的有機環節，才能得到正確的證明，否則便只能是無根據的假說或個人主觀的確信而已。”職業教育學同樣如此，經過體系化，按照一定的邏輯建構起來的職業教育學體系才能對職業教育實踐產生深遠影響和指導意義。

就目前情況看，在學科發展的初始階段，由于人們對職業教育的認識尚不夠深入，理論抽象層次還不夠高，許多學科概念還沒有從日常用語上升為科學概念，職業教育學科中的許多理論還處在經驗事實的簡單概括階段。目前形成的職業教育學體系具有較多的經驗描述色彩，它僅是經驗水平上的職業教育學，較具“現實”模仿性，這一“現實”即是職業教育的工作體系：從多數職業教育學著作看，相關章節試圖建立起一個與職業院校工作體系一一對應的職業教育學體系，這反映出職業教育學理論研究初始狀態的特點。

事實上，職業教育工作體系僅是系統化的職業教育現象，它可以成為任何社會學科的研究對象，職業教育學科體系要超越經驗水平的體系，須要運用職業教育學自己的方法與視角，通過“科學與基礎相交”、“經驗與思辨結合”、“歸納與演繹并容”以及“歷史與邏輯統一”，方能建立起范疇水平的職業教育學體系。需要指出的是，職業教育學科體系的建立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它是建立在對職業教育工作體系深刻認識基礎之上的，它有賴于職業教育實踐研究的不斷深入，試圖通過教科書化方式，在一部著作或者一個人的著作中完成，是不現實的。

六、職業教育知識生產者與職業教育知識消費者

職業教育知識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系，反映的是職業教育理論與實踐的關系。隨著職業院校校本研究的開展，以及“教師即研究者”觀念的深入，職業院校的管理者和一線教師逐步加入到了職業教育知識生產實踐中，這一現實模糊了職業教育知識生產者與知識消費者之間的界限，但就身份而言，職業院校的管理人員及教師僅是非專業意義上的職業教育知識生產者，他們是學科的“邊緣人”，他們生產著部分的職業教育的實踐理論知識，同時也作為職業教育知識生產的主要消費者而存在。

作為“實踐理論知識生產者”的職業院校的管理者及教師，他們的經驗上升為職業教育實踐理論知識，需要得到職業教育學術共同體的認可，而當職業教育理論研究落后于職業教育實踐，或者與職業教育發展錯位而不能為職業教育發展提供有效的解釋和解答時，他們就會抱怨專業理論知識脫離實際，不具實用性。所以這些“非專業者”對“專業者”心理是矛盾的：愛，是因為希望能得到對方的承認；恨，是源于“恨鐵不成鋼”之痛。

從純粹生產與消費關系看，兩者之間的緊張關系還表現在新產生的職業教育理論與職業教育實踐者已掌握理論和已內化的經驗、傳統的沖突。職業教育實踐者作為職業教育理論的重要消費者，在經過努力掌握了某一職業教育理論之后，或者受傳統教育教學思想、方法的影響，這些已有的知識、經驗和傳統已經“固化”，甚至是“圣化”，相當一部分實踐者很難再接受新的理論，因為這一改變意味著習慣的改變和投入的增加?！奥窂揭蕾嚒碑吘故亲罱洕男袨榉绞健Ｂ殬I教育課程改革中一線專業課教師表現出的惰性和遲鈍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七、比較職業教育知識生產者與本土職業教育知識生產者

所謂比較職業教育知識生產者，是指主要以比較職業教育為研究方向，從事翻譯、引介西方發達國家職業教育知識，介紹、推廣西方發達國家職業發展經驗的職業教育知識生產者。而本土職業教育知識生產者則是相對于比較職業教育知識生產者而言的，是指扎根中國本土文化土壤，立足中國本國職業教育實踐，以解決中國職業教育實踐和理論問題為目的的職業教育知識生產者。

西方發達國家的職業教育知識對我國職業教育知識生產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學科恢復重建期，職業教育知識生產者大量吸收前蘇聯、德國、美國等國家的職業教育思想，為我國職業教育學的恢復與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但如其他社會學科一樣，中國職業教育學研究存在著所謂“前反思性接受”的弊病，即對西方職業教育理論以及研究方法作為當然之物不假思索地引進和接收。這種“前反思性接受”使職業教育知識生產者既是職業教育知識的生產者，也是職業教育知識的被建構者，這成為職業教育依附品格的重要根源。從這個角度上講，西方知識的闖入無疑剝奪了我國職業教育“本土知識”（Indigenous Knowledge）或“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的權力，勢必對我國職業教育學科發展的獨立性造成威脅。進入新世紀，隨著中國職業教育學科的覺醒，職業教育研究在合理吸收國外職業教育知識成果的同時，如何生產具有時代特色、適應中國現實的本土職業教育理論已成為當務之急。

八、職業教育知識生產與職業教育學研究生培養

第9篇：社會科學研究理論范文

體育社會學理論體系研究

一門學科的建立、發展與成熟離不開對其理論體系的探討與爭辯，體育社會學自70年代在我國發端以來，一直有部分專家專注于該學科理論體系的探討，并取得了豐厚的研究成果。專家學者們就體育社會學理論基礎問題長期、深入的探討對該學科在我國的發展與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鋪墊與推動作用。關于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早期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爾后部分社會學領域和體育學領域學者認為它是社會學下的一門應用社會學。近年來，有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介于體育科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即它既具有社會學分支學科的屬性，又是體育科學的一門基礎學科，也有學者提出了體育社會學只有一個學科屬性，即社會學的分支學科的觀點。孰是孰非，還需學界的進一步討論與爭辯。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學界形成了較為一致的觀點，即體育社會現象是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并就什么是體育社會現象、構成體育社會現象的前提條件、什么樣的體育社會現象才有研究價值等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討論。

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認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學實踐活動中某些被公認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論、觀點、應用等在內的范例，范式可以用來揭示科學發展和科學革命的結構，為某一科學研究傳統的出現提供模型。［1］有人認為“范式”這一學術詞語已逐漸替代社會科學中的“方法論”。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范式，學界大致持這一觀點，即實證與思辨研究是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軍認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經歷了初始階段注重解釋主義(思辨)研究范式，發展階段具有實證主義研究范式色彩，現階段實證主義研究方法與解釋主義研究方法相互滲透和融合幾個階段。［2］吳貽剛等認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范式較單一，主要以結構功能主義為主，雖然也有一些使用了沖突理論的范式，還有一些運用了后現代主義范式，但總招來結構功能主義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理論與框架主要援引自社會學與其他相關學科，包括結構功能理論、角色規范理論、符號互動論、女性主義論、社會越軌理論、社會轉型理論、非政府組織理論、公共服務理論、社會排斥理論等。比如運用結構功能主義分析不同時代體育應完成的歷史任務和承擔的歷史責任，運用符號互動論分析體育群體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人與組織之間的互動以及組織與組織間的互動，運用角色規范理論解釋體育游戲與運動競技對參與者的社會影響，運用社會越軌理論解釋競技體育異化問題，運用社會排斥理論探討體育中弱勢群體體育、體育權利與公平問題等等。其中，運用結構功能主義來解釋體育現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論應用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個學科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近年來，問卷調查法在體育社會學研究中應用越來越普遍，有學者就體育社會學中與問卷調查方法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陳海燕對6種體育期刊1999－2003年間以調查研究為主要研究方法的論文進行分析后認為，多數研究者忽視了對研究方法的介紹，在抽樣調查中，抽樣方式介紹不明的占20．6%，在調查資料的處理、分析和表達方面，多數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觀解釋和說明上。［4］楊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體育社會學研究中問卷調查方法的使用，在問卷統計處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類統計分析，注重對現狀的描述;但從整體發展來看，呈現出由常規統計、單變量統計分析向多元統計分析發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釋研究發展的趨勢。［5］斯迪虎認為體育社會學因果關系的本質存在于決定論與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數理統計是關于體育社會現象之間量的相關分析，任何具體的量都有質的規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質的規定性以及數量關系背后的社會背景情況，就可能做出膚淺、錯誤的解釋。因此，體育社會學的數理統計中，即使兩個變量之間具有較高的相關系數，并且具有統計意義，也不能因此作出兩個變量間存在因果關系的結論，而應遵循數理統計與邏輯實證相結合的原則。［6］楊威的研究也贊成上述觀點，建議應注重信度與效度問題、抽樣方法問題(隨機不等于隨意)、統計分析問題(過于相信兩個變量間的統計結果分析，忽略體育社會現象間的復雜性)、結果的理論解釋問題(厚于資料收集與現狀描述，薄于理論分析與解釋)，并介紹了目前體育統計教材中鮮有論及的定類、定序變量回歸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實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從而提高研究成果質量。［7］除傳統的文獻調研法、問卷調查法、專家訪談法等外，一些學者逐步開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計算機技術相結合、典型調查、個案研究、田野調查等方法來研究體育運動中的社會問題，使體育社會學中實證主義研究范式的運用向前邁出一步。

總體而言，關于體育社會學理論體系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發展，但仍停留在借鑒與援引母學科與其他相關學科理論與方法階段。盡管近年來有學者介紹了西方國家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理論、視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從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流變”、“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范式的形成與發展”、“西方體育社會學新流派述評”等，但具體應用還不多見，并且在應用過程中還需對援引的理論與方法進行本土化的考量。

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的主要內容

隨時間與政策變化而有所側重。20世紀80年代，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育運動的社會功能、體育改革、體育娛樂理論、體育與大眾傳播媒介等主題上。90年代，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育群體及其互動、體育與生活方式、體育人口、假球與黑哨等社會問題、社區體育、競技體育異化、體育產業、中國體育事業發展問題、全民健身理論和實踐、體育體制改革等主題上。近10年來，體育社會學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民與農村體育、體育公共服務問題、北京奧運會、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等主題上。

農民與農村體育隨著黨和政府對“三農問題”的日益關注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號召的提出，農民與農村問題逐漸進入學者們視野，農民與農村體育問題也一躍成為體育領域的研究熱點，與此相關的課題立項、成果發表數量劇升。以體育學人最為看重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課題立項為例，2001年至2004年該基金沒有與“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相關立項，但從2005年開始，與“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相關的立項呈現出波浪式上升趨勢。這一研究熱點在整個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來越高，特別是最近兩年，學者們對農村體育和農民體育傾注了更多熱情，社科立項也向“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的相關研究作了較大傾斜(如圖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錄于中國知網核心期刊以“農民、農村體育”為命題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學者運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就以下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對不同地域農民體質與體育鍛煉現狀的調查分析與對策探討;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或和諧社會建設為語境的農民、農村體育發展問題的探討;農民、農村體育需求問題的探討;不同地域農村體育項目與文化的傳承、發展、出路、困境等，農村體育公共服務問題，農村體育發展對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的影響等內容?？傮w來說，這些問題的探討豐富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主題，對農村體育的發展也頗有指導意義，但從理論上來看，采用問卷調查對現狀進行量的描述與分析偏多，通過實地調查與訪談結合量的分析闡釋現象背后的質的研究較少;研究對象不全面，研究方法較單一;宏觀研究偏多微觀研究較少;從實踐上來看，對指導農村體育發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體育公共服務問題隨著我國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型，公共服務問題受到政府、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體育公共服務問題也隨之受到體育界的關注而成為近年來繼“農村體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熱點。2001年至2011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一般項目，與“體育公共服務”相關的立項頗多，2001年0項、2002年1項、2003年5項、2004年2項、2005年0項、2007至2008年各一項、2009年2項、2010年6項、2011年7項。2001－2011年中國知網核心期刊與“體育公共服務”相關的論文共計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間總數的94.6%。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體育公共服務的內涵、現狀、困境、影響因素，體育公共政策供給主體、供給方式、供給模式、供給制度與制度創新，體育公共服務體系、運行與評價等內容進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體育社會學的理論，或采用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或從社會學的視角分析目前我國建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存在的問題。應該肯定這些研究成果為促進我國體育公共服務理論研究與實踐發展做了重要的鋪墊。但目前我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的研究在理論上尚未完全納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理論框架，在實踐上尚未使得這一“體系”規范、有序的運行。［8］甚至可以說體育公共服務體系還未建立起來。因此，還需要體育社會學者們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作進一步的研究。

北京奧運會研究2001年北京獲得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權，引起國人的振奮，舉國上下為之歡慶，體育界更是如此。此后關于北京奧運會的報道不絕于耳，同時，學界對北京奧運會的相關研究也越來越多，從內容上看，涉及奧運理念，奧運會場館、設備，運動隊的備戰，奧運會對城市與社會的影響等問題，從時間上看，奧運會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術、條件等的準備性研究，奧運會后主要注重對奧運會各方面的分析總結和對我國體育事業發展方向的思考等問題。其中不乏從社會學的視角去研究與這一主題相關的問題，如“影響我國女性2008年奧運會成績的社會學因素分析”、“2008年奧運會與北京的流動人口問題”等等，這些研究對我國成功舉辦奧運會具有較大的借鑒意義。2008年北京奧運會結束后，這一研究熱點逐漸淡出多數學者們的視線。

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與退役運動員保障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一直備受學界關注，從90年代初討論的高校辦高水平運動隊到“體教結合”，再到以學校、家庭、社會多元化培養的討論不曾停止過。由于退役運動員不再安排就業，沒有退役后的保障，越來越多的人不愿意選擇從事體育運動訓練，特別是北京奧運會后，公眾的金牌意識逐漸淡化，競技體育后備人才的培養面臨更大困境，體育界不得不再思考這一問題。主要集中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現狀調查、問題總結、對策分析、模式探討上，也有關于美國、日本等國家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的介紹與比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或者視角來分析問題，如“美國學校培養競技體育人才的社會學歸因”、“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中不同層次利益整合的機制”等。通過對相關文章的梳理不難發現，對該問題的研究大多數學者都傾向于宏觀層面或中觀層面，對微觀層面的研究極少，比如通過個案研究，深層次追蹤不同年齡段的運動員對從事運動訓練的看法，隨著社會變遷與政策變化，家長對子女從事運動訓練的態度變化，從微觀層面探尋因果關系。

有關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進展介紹與比較研究除了上述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問題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來有關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進展成果介紹與比較研究頗多，這可能與早期的學者們呼吁應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加強體育社會學譯著與成果介紹相關。在著作方面，國內有關學者翻譯了部分國外著作，如盧元鎮主持了《美國體育社會學》的譯介、清華大學組織翻譯了美國學者JayJ•Coakley的《體育社會學:議題與爭議》、金季春主持翻譯了《體育科學指南》等等;［9］在論文方面，有的探討了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論、視角等理論問題，［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來國際或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熱點問題與發展趨勢，［17］［18］［19］有的對中西體育社會學研究內容與熱點進行了比較研究，［20］［21］還有的專門探討了中國體育社會學發展進程中的對外聯系。［22］這些成果使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者們了解了國外同行們的研究現狀、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與參考，同時也有專家指出在借鑒與參考的過程中應考慮本土化的問題。

近十年來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特點

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通過對近10年來相關研究成果的閱覽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往往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不管是課題、畢業論文還是期刊論文，都熱衷于選擇大而難的課題，也傾向于選擇思辨性的課題而非實證性課題，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國處于社會急劇變革時期，體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觀視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國現行體育學各級課題規劃和評審導向中，微觀研究課題得不到重視，難于立項。此外，體育學各級課題資助金額小，難以完成以長期田野調查、訪談、觀察等方法為手段的資料收集與分析論證的微觀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濃厚的政策導向色彩從對近10年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幾個主題的逐年成果數量來看，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國家提出“三農”問題、提倡新農村建設、倡導和諧社會建設，則以此為背景的和與此相關的論文相繼涌現，并成倍增長，爾后逐漸冷卻。關于“北京奧運會”論題的情況如此，關于“陽光體育運動”論題的情況亦如此。北京奧運會后主席提出“向體育強國邁進”的戰略方針，則以“體育強國”為題名的論文不久便見于各刊物，中國知網以“體育強國”為篇名檢索2001－2011年論文共計145篇，其中2009－2011年120篇，占10年來總篇數的82．8%。以上充分表明，我們的體育社會學研究緊跟政策，亦步亦趨，這雖體現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問題意識。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任務應以社會學視角分析體育中的社會問題，揭示現象背后的規律，進而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與方法，以供政府部門決策參考;而不是在政府部門做出某一決策后，再一窩蜂地去解讀某一策略的內涵，討論對與錯、可行性等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