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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學的哲學化范文

關鍵詞：研究生；中學化學教育；新課程

近年來，研究生選擇進中學做教師的現象越來越普遍，許多重點中學招聘教師的硬性條件之一就是要求研究生學歷。在許多人不理解的目光里認為研究生是搞研究的，進中學教書是大材小用，浪費國家資源，我不這樣認為，雖然研究生的起點高，但研究的方向和內容與中學教學存在一定的差異。事實證明，首先，中學教學對非教育碩士來講也幾乎是一片空白，高中知識在放下若干年后重新撿起，已并不熟悉。其次，研究生期間的研究方向和內容是專業的，就是針對某個狹窄的領域，而中學教學內容是基礎知識，較寬泛。再次，研究生期間更多面對的是一個個實驗，研究者是主體，而中學教學面對的是一個個學生，學生是主體。

因而，我認為研究生進中學并不是大材小用，研究生也并不一定就比本科生成功，但是，既然選擇教師這一職業，換個角度，也可以將中學教育作為一個大的研究課題，帶著研究的目光，經過實踐的積累，逐漸從研究生轉變為中學教育的研究者，何嘗不是一項偉大的事業？那么，如何實現這一轉變呢？這是一個專業化發展的過程，首先應樹立學習意識，其次要勇于實踐，第三要不斷反思，最后要勤于總結。只有經歷這樣一個艱辛的過程，才能化繭成蝶，成為中學教育的研究者，最終成為一名“專家教師”。

一、學什么，學習之前應該給自己一個定位，自己學習后要達到一個怎樣的目標

我國新一輪基礎教育改革對教師提出了新的挑戰，作為化學教師，要立足于化學專業，樹立全新的教育理念，拓寬學術視野，優化知識結構，改變教學策略，注重之前之后教育的銜接并實行終身學習，終身受教育，努力提高化學教師的專業化水平。什么是全新的教育理念？新課程指出尊重和促進學生的個性發展，以全面提高學生的科學素養為宗旨，從“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和價值觀”三個方面加強對學生在學習技能和方法、科學研究和創新能力、實踐能力、社會責任感、人生觀和世界觀的形成等方面的培養。

二、如何在教學實踐中滲透新課程的理念

新課程倡導學生主動參與、樂于研究、勤于動手，激發學生學習化學的興趣，培養獲取信息和加工信息并最終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與人交流合作的能力。新課程理論的提出為化學教師的專業化發展提供了極好的契機，當然也對教師的專業化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

在教學方式上，改變以往只注重理論講授而不重視實驗探究，只注重知識記憶而忽略知識應用，只注重教師教而忽視學生學，只注重知識掌握而忽視道德情感。在教學內容上，不僅重視學生基礎知識的學習和基本技能的訓練，也特別強調學生對學習過程的理解，學習方法的掌握，各種綜合能力的培養以及情感、態度、價值觀的培養。在教學策略上，不實施單一的做題講題、再做題再講題的題海戰術，而是在課堂上創設生動的教學情境，結合人們最關心的健康、環境、資源、水源及食物等焦點問題展開教學，使學生自我構建知識體系，并能夠解決未來生活中與化學有關的問題以及生產中碰到的化學問題。教師應十分重視化學實驗教學，因為它最能激發學生學習化學的興趣，同時，學生在實驗探究過程中，能培養科學思維，提高動手能力，加強學生間的交流與合作。教師應努力通過學習實踐實現讓學生自主學習、愉快學習的教學策略。

三、如何進行教學反思

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通過學習，經歷實踐，我們還需進行教學反思，把新課程理念作為反思的著眼點，把相關經驗和理論作為反思的重要參照，把反思貫穿課堂教學的全過程，進行多渠道的反思，通過相互交流進行反思，通過教學遺憾進行反思，通過教學觀摩進行反思，再把反思的結果運用于實踐。

教師不僅要努力做實踐的思考者，更要做理論的總結者，不僅要多讀、多思、多實踐，還要多總結、多練筆，堅持寫心靈感悟、案例賞析、教育隨筆等。

除此以外，化學教師可以通過實驗提升教學研究水平，學習化學教學的其他輔助工具，如，計算機、投影儀等先進的多媒體教學設施；學習化學教育學、心理學等相關方面的教育理論和教學技能；學習化學前沿知識、化學邊緣知識。只有學習精彩，生命才會精彩；只有學習成功，生命才會成功。教師的發展是一個終身學習的過程，是教師的各種能力、情感等，不斷成熟、不斷提升、不斷創造的過程。我們應努力使自己成為化學專業基礎扎實、知識視野寬廣、教學技能過硬的專家教師，綻放自己的教學風采。

參考文獻：

第2篇：儒學的哲學化范文

【關鍵詞】乳腺癌術后；靜脈化療；血管保護；護理措施

化學治療，即用化學合成藥物治療藥物的方法。化學藥物治療（簡稱化療）是目前治療腫瘤及某些自身免疫疾病的主要手段之一。我科化療患者全部是乳腺癌術后患者，在靜脈化療時只能選擇健側血管，因此保護患者血管，對于促進患者達到最佳治療效果至關重要。

化療患者血管損傷常規表現為沿血管方向紅腫，疼痛，以及血管變硬，這些都直接影響患者的進一步治療。為了減輕對化療患者血管的損傷，我科護士采取各種措施，保護患者的血管，減輕患者的心理負擔和痛苦。

化療患者血管損傷的常見原因：①藥物因素：與藥物的PH值，藥物的滲透壓和濃度有關；②血管因素：長期靜脈注射，采集血樣，致使血管脆性增加；③操作因素：各種穿刺的損傷是導致藥物漏出的主要原因，如針尖刺破血管或針尖未能完全進入血管；④病人因素：保護不當。

針對化療患者血管損傷的原因，我們采取有針對性的護理措施：

①合理選擇安全性套管針：專人負責，負責化療輸注的護士應掌握各類化療藥物的特性，有高度的責任心。穿刺技術熟練，提高靜脈穿刺一次成功率，盡量避免反復穿刺，在化療藥注入之前要對使用的血管有正確判斷（血管部位、回血情況、靜脈是否通暢）。確保安全時方可注入化療藥物；②選擇血管：穿刺時要有計劃地使用血管，從首次化療時就重視。靜脈選擇盡量遵守由遠而近原則，勿在同一部位反復穿刺，避開關節神經和韌帶處的血管，注意保護大靜脈血管，一般不宜采用下肢靜脈推注；③輸注化療藥物時，應選擇管腔比較大、彈性良好，皮下組織豐厚的血管，以上肢為最佳選擇，避免在同一條血管上連日輸用化療藥物，應每日更換血管；④對已出現靜脈炎反應的血管避免使用；⑤如注射部位出現疼痛和燒灼感等，立即停止輸液，及時更換直射部位，局部可用利多卡因+地塞米松封閉，并用25%硫酸鎂冷敷及涂濕潤燒傷膏等，嚴忌局部熱敷；⑥輸液側血管及周圍皮膚一周內避免接觸熱水及其他熱物。化療藥物輸完后，可用冰袋冷敷化療血管。

化療前管床護士應做好患者的健康教育：①告知患者化療藥物的作用及副作用。②教會患者化療中的配合方法：輸注化療藥物時，輸液肢體避免過度活動，防止針頭刺破血管致使化療藥物外滲而引起局部組織壞死，輸液局部感覺疼痛、腫脹等不適時及早反映，及時處理。③指導患者掌握局部冷敷的作用和方法。④液體輸完拔針時，教會患者有效的壓迫方法，并延長壓迫時間3-5分鐘，防止因凝血功能下降而形成瘀斑。

結論：化療藥對血管有一定損傷，但血管的機械性損傷是可以避免的。在腫瘤患者的化療過程中，醫護人員應有高度的責任感和熟練的業務技能，掌握化療藥物的特點，在護理時要做好病人的心理護理，取得其合作；有熟練的穿刺技術，選擇血管合適，穿刺成功后針頭位置固定得當，保護好化療患者的靜脈；能正確掌握給藥方法，在應用化療藥物過程中細心觀察，及早發現問題并及時處理，防止藥物外滲，即能保護好血管；并指導患者自行保護血管的方法。通過以上措施保證患者化療順利進行，促進健康的恢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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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紅霞，謝紅.化療病人靜脈穿刺與血管保護的體會[J].實用醫技雜志，1998年05期.

第3篇：儒學的哲學化范文

【摘要】

目的研究當歸補血湯對乳腺癌術后化療患者免疫功能的影響，探討當歸補血湯在乳腺癌術后化療的臨床應用價值。方法將51例乳腺癌術后患者隨機分為對照組（單純化療，30例）和治療組（化療加當歸補血湯，21例）進行化療，并分別在化療前和化療后檢測免疫功能，比較加用當歸補血湯組與不用當歸補血湯組的差異。結果與對照組相比，治療組的CD8明顯下降（P﹤0.01），CD4/CD8比值明顯上升（P﹤0.01），血清IgG和IgM含量明顯升高（P﹤0.05）；兩組血清IgA含量無明顯變化（P＞0.05）。結論當歸補血湯與化療聯合應用可改善因化療被抑制的機體免疫功能，增強患者對化療的耐受性。

【關鍵詞】 當歸補血湯 乳腺癌 化療 免疫功能

乳腺癌是一種嚴重威脅女性生命及生活質量的常見惡性腫瘤，術后輔助化療在乳腺癌的綜合治療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顯著提高患者的生存率。然而由于大多數化療藥物對機體免疫系統存在一定的影響，化療在殺滅腫瘤細胞的同時也抑制了機體的免疫功能［1］，甚至有些化療藥物本身就是免疫抑制劑，因此，如何提高化療患者的免疫功能，已成為目前臨床十分關注的問題，也是中醫藥研究的熱點之一。當歸補血湯方出自李東垣《內外傷辨惑論·暑傷胃氣論》，為氣血雙補之經典名方。研究表明，此方具有免疫增強的效果［2，3］。但當歸補血湯對乳腺癌術后化療患者免疫功能的影響報道較少，本研究觀察了乳腺癌術后化療患者應用當歸補血湯后免疫功能的變化。現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乳腺癌術后患者共51例，年齡29～68歲，均為女性，無嚴重臟器功能不全和化療禁忌，經病理組織學證實，浸潤性導管癌29例，單純癌16例，髓樣癌4例，浸潤性小葉癌2例。將上述病例隨機分為對照組和治療組，對照組單行化療，共30例；治療組化療加用當歸補血湯，共21例。兩組患者術后恢復情況良好，化療前行血常規、肝、腎功能等檢查正常。兩組在年齡、病理類型和手術類型等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具有可比性。

2 治療方法

所有患者均于術后2周開始化療，化療期間未使用其他任何對免疫功能有影響的藥物。對照組采用單純化療。化療方案：環磷酰胺（CTX）+表阿霉素+5氟尿嘧啶。以上化療方案均以28 d為1個周期，連用6個周期。治療組采用化療合用當歸補血湯（黃芪60 g，當歸12 g），當歸補血湯按上述劑量煎熬約200 ml，早晚各100 ml分兩次口服，化療第1天開始服用當歸補血湯至化療結束，1 劑/d，共6個周期，化療方案同對照組。

觀察項目：分別測定患者化療前和化療后的細胞免疫功能和體液免疫功能。細胞免疫功能指標包括外周血CD3，CD4，CD8和CD4/CD8百分比。體液免疫功能指標包括血清免疫球蛋白IgG ，IgA和IgM。

統計學處理：各組數據以±s表示，采用SPSS11.5 for Windows統計軟件進行分析，采用t檢驗，P﹤0.05 有統計學意義。

3 結果

治療后兩組患者的血清IgA含量無明顯變化，治療組IgG和IgM含量治療后較治療前明顯提高（P﹤0.05），且明顯高于對照組（P﹤0.05）。對照組與治療組在治療前 T淋巴細胞亞群數量沒有顯著性差異；治療組治療后外周血CD3，CD4無明顯變化，而CD8明顯下降，CD4/CD8比值明顯升高(P﹤0.05)，與對照組比較，差異均有顯著性（P﹤0.01）。見表1～2。

表1 治療前后患者血清免疫球蛋白的變化情況（略）

與本組治療前比較，* P﹤0.05；與對照組治療后比較， P﹤0.05

表2 治療前后T淋巴細胞亞群的變化情況（略）

與本組治療前比較，*P﹤0.05；與對照組治療后比較， P﹤0.01

4 討論

當歸補血湯是金元四大家之一李東垣所創造的益氣補血方劑，該方僅由黃芪和當歸兩味藥以5∶1比例組成的，組方精當。重用黃芪大補脾肺之氣，以滋生血之源，與當歸合用，養血和營，則陽生陰長，氣血兩旺。兩藥相伍，共同發揮補氣生血的作用，主治勞倦內傷，氣弱血虛之證，而中醫所說的氣血陰陽虛與現代醫學所講的免疫功能低下密切相關。現代藥理學研究證實［4］，黃芪所含的黃芪多糖及黃芪中蛋白大分子、氨基酸、生物堿、苷類等均有增強抗體生成，增加抗體生成的主要器官脾臟重量的作用，從而具有免疫促進作用，而當歸及其成分當歸多糖、阿魏酸具有提高機體非特異性免疫、細胞免疫、體液免疫及誘生細胞因子的作用。

病因學研究發現，腫瘤的發生、發展與機體免疫水平的下降密切相關，腫瘤細胞能抑制正常免疫細胞而使機體免疫功能發生異常。而在機體的抗腫瘤免疫監視功能中，細胞免疫起主導作用［5］，成熟T淋巴細胞對腫瘤株靶細胞具有直接殺傷作用，T細胞功能障礙會直接影響機體的細胞免疫應答和免疫調節。化療引起的T細胞減少和功能降低對腫瘤的治療無疑是不利的。本研究結果顯示，當歸補血湯組治療后CD8明顯下降，CD4/CD8比值上升，而對照組正相反，兩組資料相比，有顯著性差異（P﹤0.01）。表明患者在化療中，機體處于免疫抑制狀態，而用當歸補血湯輔助化療可促進機體細胞免疫功能的增強。B淋巴細胞產生的抗體不僅在體液免疫中起著重要作用，而且對細胞免疫也有一定的促進和調節作用，并能促進效應細胞進行識別和殺傷［6］。本研究發現，當歸補血湯組患者治療后血清IgG和IgM含量升高，與對照組相比有統計學意義（P﹤0.05），但對IgA無顯著影響，說明當歸補血湯通過促進機體IgG，IgM的分泌增強了機體的體液免疫功能。IgA化療前后無明顯變化，可能是由于產生免疫球蛋白的前體細胞（B細胞）存在不同敏感性的亞群。

綜上所述，當歸補血湯與化療聯合應用可改善化療抑制的機體免疫功能，增強患者對化療的耐受性，有利于提高腫瘤綜合治療的效果，對乳腺癌術后化療患者有一定的臨床應用價值。

【參考文獻】

［1］ Sakamoto J，Teramukai S，Nakazato H，et al.Efficacy of adjuvant immunochemotherapy with OK432 for patients with curatively resected gastric cancer:a meta-analysis of centrally randomized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s［J］.J Immunother，2002，25(5)：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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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沈映君.中藥藥理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0：923.

第4篇：儒學的哲學化范文

[關鍵詞] 血乳酸；6 h乳酸清除率；重癥肺部感染；預后

[中圖分類號] R563.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7）05（b）-0115-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serum lactic acid and its changes in prognosis assessment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pulmonary infection. Methods Clinical data of 10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pulmonary infection treated in Yantai Zhifu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5 to March 2016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riteria，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groups： ①according to the levels of blood lactate admitted in ICU，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hyperlactacidemia group （64 cases） and lactic acidosis group （36 cases）. ②According to the value of 6 h blood lactate clearance rate，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high lactate clearance rate group （60 cases） and low lactate clearance rate group （40 cases）. According to the prognosi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survival group （79 cases） and death group （21 cases）. The blood lactate levels of patients were detected， the prognosis was compared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lactic acidosis group， patients in hyperlactacidemia group had lower APACHEⅡ score， and higher 6 h lactate clearance rate，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PACHEⅡ score and levels of blood lactate admitted in ICU between high lactate clearance rate group and low lactate clearance rate group （P > 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PACHEⅡ score and levels of blood lactate admitted in ICU between survival group and death group （P > 0.05）， but the 6 h blood lactate clearance rate of surviv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The mortality of hyperlactacidemia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lactic acidosis group， which of high lactate clearance rate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low lactate clearance rate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Conclusion The level of blood lactic acid and 6 h lactic acid clearance rate can effectively reflect the severity of patients， while 6 h lactate clearance rate can also reflect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patients， the value in assessment is greater.

[Key words] Lactic acid； 6 h lactate clearance rate； Severe pulmonary infection； Prognosis

重癥肺炎為現階段臨床較為常見的呼吸道疾病，具有發病急、病情變化快、并發癥多、治療難度大等特點[1-3]。傳統上，臨床常使用血乳酸水平值作為評估患者治療效果和預后情況的主要依據，但臨床應用效果十分有限[4-5]，往往不能及時有效地反映患者病情變化，導致最佳治療時機延誤。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相較于血乳酸水平值，血乳酸水平變化（即血乳酸清除率）更能有效評價組織低灌注，反映重癥肺炎患者治療效果和治療質量[6-7]。基于此，本研究以2015年2月～2016年3月于煙臺芝罘醫院（以下簡稱“我院”）接受治療的100例重癥肺部感染患者為對象，分析比較了血乳酸及其水平變化在評估重癥肺部感染患者預后中的價值，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于我院接受治療的100例重癥肺部感染患者的臨床資料，將其分為高乳酸血癥組（64例）和乳酸性酸中毒組（34例）。高乳酸血癥組中男、女例數分別為41、23例；年齡46～81歲，平均（56.4±7.8）歲；患者原發病分布為重癥肺部感染、多發性創傷、不完全性腸梗阻、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發作、重癥急性胰腺炎、急性有機磷中毒、急性肺栓塞、蜂蟄傷、氯氮平中毒例數分別為10、13、15、9、5、5、4、2、1例。乳酸性酸中毒組中男女例數分別為21、13例；年齡46～81歲，平均（56.4±7.8）歲；患者原發病分布為重癥肺部感染、多發性創傷、不完全性c梗阻、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發作、重癥急性胰腺炎、急性有機磷中毒、急性肺栓塞、蜂蟄傷例數分別為5、7、6、5、4、4、2、1例。本次研究中所有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且經我院倫理委員會審核通過。

1.2 方法與觀察指標

血乳酸檢測方法：靜脈采血5 mL，應用乳酸氧化酶法以日立7600-120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測定靜脈血乳酸水平，試劑購自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監測患者初始治療時以及治療6 h后的血乳酸水平，同時計算患者6 h血乳酸清除率。6 h乳酸清除率=（初始血乳酸水平-治療6 h后血乳酸水平）/初始血乳酸水平×100%。

測量患者急性生理與慢性健康評分（APACHE-Ⅱ），量表內容包括急性生理評分、年齡評分以及慢性健康評分3部分，共12項指標[8]，總分為71分。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0.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數據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高乳酸血癥組和乳酸性酸中毒組患者APACHEⅡ評分及6 h乳酸清除率比較

高乳酸血癥組APACHEⅡ評分低于乳酸性酸中毒組，6 h乳酸清除率高于乳酸性酸中毒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 < 0.05）。見表1。

2.2 高乳酸清除率組和低乳酸清除率組患者APACHEⅡ評分及入ICU時血乳酸水平比較

高乳酸清除率組和低乳酸清除率組APACHEⅡ評分及入ICU時血乳酸水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2。

2.3 存活組與死亡組患者APACHEⅡ評分、6 h乳酸清除率及入ICU時血乳酸水平比較

存活組患者APACHEⅡ評分以及入ICU時血乳酸水平均略低于死亡組患者，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存活組6 h乳酸清除率高于死亡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3。

2.4 不同分類標準下患者死亡情況比較

與乳酸性酸中毒組患者比較，高乳酸血癥組患者死亡率更低（P < 0.05）；與低乳酸清除率組患者比較，高乳酸清除率組患者死亡率更低（P < 0.05）。見表4。

3 討論

重癥肺炎是指以由致病力較強的細菌、耐藥菌或多種細菌混合感染所致的肺部感染為主要癥狀，同時伴有多種器官功能損害為特征的復雜臨床綜合征。對于重癥肺部感染患者，常規全身用藥往往不能對感染進行較好控制，尤其對于痰液多而黏稠的患者而言，常規全身用藥聯合機械通氣的治療方式難以幫助患者改善呼吸道癥狀，因此而直接死亡的患者不在少數。及時有效的早期診斷和治療是確保重癥肺炎治療有效率的關鍵，若治療不及時，患者極易出現水電解質失衡、酸堿平衡紊亂現象，進而引發多器官功能障礙，嚴重者甚至可直接導致膿毒性休克。

有數據顯示，重癥肺炎是現階段ICU中最常見的死亡原因之一[9-10]。對于重癥肺炎患者，由于合并低氧和周圍循環低灌注，乳酸合成往往異常增多，加上機體組織清除乳酸能力下降，患者大多可出現乳酸中毒現象[11]。乳酸是人體內無氧酵解的產物，糖代謝的替代是乳酸產生的主要途徑。作為糖酵解的代謝產物，乳酸主要產生于人體的腦、紅細胞、骨骼以及肌肉等組織，并通過肝臟代謝后經腎臟排出體內。乳酸水平對于機體健康狀態的維持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乳酸水平過高或過低均可導致人體出現各種疾病。近年來，相關研究證實，重癥肺部感染患者常伴有乳酸代謝紊亂，大部分患者同時合并高乳酸血癥。為此，有研究認為，可將血乳酸水平升高作為疾病嚴重程度以及預后評估的指標之一[12-13]。血乳酸水平監測簡便、快速，臨床推廣難度較低，當血乳酸水平異常升高時，則機體組織可能存在早期細胞缺氧癥狀，血乳酸水平越高，則患者病情越嚴重，疾病預后越差。盡管靜態血乳酸水平能夠反映患者某一時點內的病情狀況，但受到患者腎臟、肝臟以及既往藥物應用史等基礎狀態的影響，導致患者血乳酸水平變化的應激強度往往不盡不同。因此，靜態的血乳酸水平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患者疾病的變化和預后。此外，患者乳酸水平還易受多種其他因素的影響，即重癥肺部感染并非導致機體血乳酸水平異常增加的唯一原因，嚴重肝腎功能不全、堿血癥等均亦可導致機體糖酵解增加，使患者出現高乳酸血癥。

為進一步提高血乳酸水平診斷疾病和評估預后的準確性，有學者提議采用持續動態觀察患者血乳酸水平變化或乳酸清除率的方式來替代單純血乳酸指標，以便更好、更準確、更及時地反映機體實際危重程度。相關研究也證實，血乳酸水平異常但在24 h內恢復正常水平的重癥肺部感染患者存活率幾乎達到100%，而某一時點血乳酸水平正常但在6 h內持續升高或降低的重癥肺部感染患者存活率卻不足70%[12]。近年來，隨著臨床對于血乳酸水平對疾病影響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學者相繼提出使用乳酸清除率以及動態血乳酸水平評估重癥肺部感染患者預后的建議，并把乳酸清除率作為臨床診斷疾病和評估患者預后重要指標。

此外，低氧和休克等原因可導致乳酸酸中毒。動脈血乳酸的正常水平低于2.0 mmol/L，無氧代謝增長可通過其水平的上升反映出來。乳酸由糖酵解途徑產生，是葡萄糖經過無氧代謝的產物。組織缺氧及灌注減少導致糖有氧代謝途徑三羧酸循環不能正常進行，激活糖酵解途徑產生丙酮酸，從而進一步產生乳酸，組織將過量乳酸在血液中釋放，增加血乳酸水平。休克是導致危重癥患者血乳酸水平上升的主要原因，乳酸是判斷細胞是否缺氧的指標之一，部分情況下可判斷預后。

本研究數據顯示，在APACHEⅡ評分比較方面，高乳酸血癥組患者顯著低于乳酸性酸中毒組患者（P < 0.05）；在入ICU時血乳酸水平的比較方面，高乳酸清除率組和低乳酸清除率組患者以及存活組和死亡組患者的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在6 h乳酸清除率的比較方面，高乳酸血癥組顯著高于乳酸性酸中毒組患者，存活組患者顯著高于死亡組患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在死亡情況的比較方面，高乳酸血癥組患者、高乳酸清除率組死亡率分別顯著低于乳酸性酸中毒組和低乳酸清除率組患者（P < 0.05）。本次研究結果表明以下觀點：①重癥肺部感染患者，APACHEⅡ評分與血乳酸水平之間為正相關關系，即隨著APACHEⅡ評分的升高，患者血乳酸水平隨著增加。②APACHEⅡ評分與6 h血乳酸清除率無相關性；入ICU時的血乳酸濃度水平與6 h血乳酸清除率無相關性。因患者個體差異性顯著，部分患者經過治療可有效轉歸，部分患者經治療后血乳酸清除情況仍然較差。③6 h血乳酸清除率是判斷患者治療預后情況的重要指標，具有良好的特異性和敏感度，與相關研究中的“6 h乳酸清除率

此外，筆者認為，為進一步提高患者治療有效率，除了將血乳酸水平變化作為臨床診斷疾病以及評估患者預后的重要指標以外，還可同時對患者行培養+藥敏試驗，依據培養+藥敏試驗結果并結合患者具體身體情況合理選擇和使用抗生素，再輔助應用纖維支氣管鏡（纖支鏡）對患者進行治療，并行吸痰術以全面清除患者氣道內的濃稠痰栓或痰痂，確保患者呼吸道順暢，避免因呼吸不暢而窒息死亡的情況發生。

綜上所述，血乳酸及其水平變化是評估重癥肺部感染患者預后的重要指標，具有突出的特異性和敏感度，反映患者病情的同時可反映臨床治療效果，預后評估意義較大。臨床可加強對重癥肺部感染患者動脈血乳酸濃度的動態監測，以進一步提高患者治療質量和治療效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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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儒學的哲學化范文

【關鍵詞】冠狀動脈介入治療；氯吡格雷；血小板聚集

中圖分類號：R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816x

目前，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技術迅速發展，已成為冠心病血管重建治療的重要手段。一旦接受PCI治療，術后需給予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聯合抗血小板治療。但在臨床上，雖然應用了標準的雙聯抗血小板治療，仍有支架內血栓形成等心臟缺血事件發生。有研究表明血小板聚集和活化是PCI術后血管閉塞的主要原因之一[1]，因此在PCI術后，較早識別血栓形成的高危人群并給予強化抗血小板治療，可減少這些高危人群心臟不良事件發生[2]。本研究以圍手術期高血小板聚集功能的PCI術后患者為研究對象，探討術后強化氯吡格雷的治療的療效和安全性。

1資料和方法

1.1 一般資料：選擇2008年4月至2010年1月在我院住院，進行擇期成功PCI的冠心病患者375例，排除標準：(1)肝腎損害［谷丙轉氨酶（ALT）76mg/ml,肌酐（Cr）103mmol/L］；(2)心功能不全；(3)各種血液病、出血性疾病或有出血傾向者；(4)有嚴重胃部疾病者 (3)血小板100×109/L,中性粒細胞1.8×109/L；(4)術前7d內接受抵克力得、氯吡格雷、血小板糖蛋白（GP）Ⅱb/Ⅲa抑制劑治療，或術后使用Ⅱb/Ⅲa抑制劑治療；(5) 3個月內有腦出血病史；(6)依從性差，隨訪可能性小的患者。所有患者均每日服用阿司匹林腸溶片（商品名：拜阿司匹林，拜耳醫藥保健有限公司生產）100mg，行PCI術前給予300mg氯吡格雷片（商品名：波立維片，杭州賽諾菲安萬特民生制藥有限公司生產）頓服。所有患者均采用經股動脈或經橈動脈路徑行PCI術。監測服氯吡格雷前、術后24小時二磷酸腺苷（ADP）誘導的最大血小板聚集率，計算血小板聚集抑制，即術后24小時的血小板聚集-基線（服藥前）的絕對值。以血小板聚集抑制30％作為圍手術期高血小板聚集率的高危患者共88例入選本研究。兩組患者一般臨床資料比較：兩組患者的性別、年齡、合并高血壓、糖尿病、高脂血癥、吸煙、既往腦卒中的比例，合并用藥比例相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1.2 方法

1.2.1分組方法：用隨機數字表把ADP誘導的血小板聚集抑制率30％的高危患者分為兩組，在阿司匹林腸溶片每天100mg口服基礎上，常規治療組（44例）術后氯吡格雷片每天75mg維持治療至術后1年；強化治療組（44例）術后氯吡格雷片加量為75mg每天2次強化抗血小板，在14天后根據檢測的血小板聚集率調整氯吡格雷劑量（如血小板聚集率≤30％，則改氯吡格雷為75mg每天1次口服，如聚集率30％則繼續氯吡格雷75mg 每天2次口服），28天后均改為氯吡格雷片75mg治療至術后1年。

1.2.2檢測項目：在服藥前，術后24小時，14天，28天檢測ADP誘導的最大

血小板聚集率。ADP誘導的血小板聚集率采用光學比濁法在PACKS-4型血小板聚集儀 (Helena

laboratories USA) 上測定。

1.2.3隨訪：出院后每月至少1次門診或電話隨訪，隨訪時間為1年。記錄主要心臟不良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ac events，MACE），終點包括心血管死亡、非致死性急性心肌梗死（不包括支架內血栓）、急性、亞急性支架內血栓事件、晚期支架內血栓事件和靶血管重建（再次PCI及冠狀動脈旁路移植）。次要終點包括嚴重出血事件、嚴重血小板減少(

1.3 統計學處理：使用SPSS13.0版統計軟件包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用率或百分比表示，采用卡方檢驗（Chi-square Test）或確切概率法（Fisher's Exact Test ）檢驗。計量資料的數據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兩組計量資料采用獨立樣本均數t檢驗。無事件存活率采用Kaplan-Meier分析，并行Log Rrank 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 果

2.1 兩組冠狀動脈介入治療結果比較：2組患者冠狀動脈病變及支架置入情況中，常規治療組前降支組包含2枚對角支支架，強化治療組包含3枚對角支支架。病變數目、支架位置、藥物洗脫支架所占比例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均＞0.05）見表2。

2.2 兩組患者血小板聚集率比較：強化治療組氯吡格雷每天150mg平均服用時間為27.68天，有1人在2周后因血小板聚集率小于30％而改為常規劑量。術后24小時強化治療組血小板聚集率與常規治療組相比較無統計學差異（P＞0.05）；而術后28天檢測血小板聚集率，強化治療組血小板聚集率較常規治療組降低明顯，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3。術后28天血小板計數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2.3全部患者(除死亡患者外)均隨訪12個月。強化治療組與常規治療組主要心臟不良事件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3例（6.82％）VS 10例(22.72％), P0.05]，；心血管死亡[1例(2.27％ VS 2例（4.55％）, P＞0.05]；非致死性心肌梗死(不包括支架內血栓）[1例（2.27％）VS 1例(2.27％)，P＞0.05]；急性支架內血栓形成兩組均未發生；亞急性支架內血栓形成兩組分別為[0例(0％) VS 5例(11.36％)，P0.0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晚期支架內血栓形成[0例(0％) VS 1例(2.27％), P＞0.05]；靶血管重建[2例(4.55％) VS8例(18.18％)，P0.05]，差異亦有統計學意義；Kaplan-Meier分析顯示平均隨訪12個月時，兩組無事件生存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Log Rank比較，(2＝4.477,P=0.034，）。次要終點:嚴重出血發生率，強化治療組與常規治療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1例(2.27％) VS 0例（0％），P＞0.05]，為消化道出血；兩組均無嚴重血小板減少發生。

3討論

氯吡格雷作為一種噻吩吡啶類抗血小板聚集藥，能在肝臟內通過細胞色素P450酶系(CYP3A4)轉化為活性代謝產物，其活性代謝產物可選擇性并不可逆地與血小板表面二磷酸腺苷(ADP)受體P2Y12結合，從而阻斷ADP介導的血小板聚集[3]。目前國內外研究結果顯示，服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的抗血小板作用存在著個體差異，有20％～30％的患者對阿司匹林或氯吡格雷反應不佳，血小板聚集功能未被明顯抑制，而仍然活躍，使得這部分患者支架置人術后主要心血管事件發生率較高。針對氯吡格雷的抗血小板作用的不同反應，近年來有人提出“氯吡格雷抵抗”的概念，反映的是氯吡格雷體內外抑制血小板的失敗，也稱為氯吡格雷無反應性或低反應性。氯吡格雷抵抗原因可以分為細胞、遺傳及臨床因素，抵抗的機制可能與ADP受體P2Y12基因的多態性以及不同個體受體的數量不同、血小板激活水平及氯吡格雷生物利用度在個體之間的差異等有關。Geisler等[4]比較了379例入院行PCI的患者中對氯吡格雷低反應和正常反應的人群，3個月結果顯示低反應組中心血管性死亡和總事件發生率均明顯高于正常反應組。如果能抑制低反應組患者術后血小板活性，必能減少血栓及缺血事件的發生。

目前，應對氯吡格雷抵抗的可能方法為增加其負荷和維持劑量，或聯合應用其他抗血小板藥物。在急性冠脈綜合征患者中，氯吡格雷抵抗的比例可高達25％一40％，且與臨床缺血事件發生率增高有關[5] ，因此在臨床上一旦觀察到有氯吡格雷抵抗，就應該改變治療方案，使治療更加個體化。評價氯吡格雷低反應性的指標以血小板聚集率使用最廣泛，因此本研究通過監測ADP誘導的血小板聚集率，把支架置人術后血小板聚集功能仍很活躍患者作為研究對象，采用隨機對照方法，對強化治療組進行每天150mg氯吡格雷強化維持治療4周的方法進行臨床研究，以觀察強化治療是否可達到減少支架置人術后患者主要心臟不良事件的目的。

本研究結果表明，在強化治療前，強化組與常規治療組的血小板聚集率比較無統計學差異，然而術后4周，強化治療組血小板聚集率明顯較常規治療組下降，這反映了通過增加氯吡格雷的維持治療劑量，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血小板聚集率，改善“氯吡格雷抵抗”的現象。并且通過1年的隨訪，強化治療組與常規治療組相比，主要心臟不良事件發生率顯著降低，兩組無事件生存率亦有顯著性差異，這與Rajendran[6]及Tavassoli[7] 等研究結果是一致的。雖然兩組心血管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急性和晚期支架內血栓相比均無明顯統計學差異，但是亞急性支架內血栓和靶血管重建發生率卻有著顯著差異，而研究表明支架內血栓其發病時間主要在支架置入術后1周之內，這與支架置入術中損傷血管內膜，使內皮功能受損，激活凝血系統等因素相關[8]，這意味著本研究中4周左右的150mg強化氯吡格雷抗血小板治療，主要通過降低術后血小板聚集率，從而減少亞急性支架內血栓形成、減少靶血管的重建而達到減少主要心臟不良事件的發生。此外本研究結果表明，強化治療組患者與常規組比較，僅有一人發生了上消化道出血，嚴重出血風險及血小板減少比較無顯著差異，初步證實了其安全性。但是本研究150mg氯吡格雷強化治療時間不長，平均僅為27.68天，尚不能說明延長150mg的服藥時間，兩者之間的出血風險是否仍然無顯著差異。本研究中有一名患者在強化治療2周后因血小板聚集率小于30%而改為常規治療，提示氯吡格雷低反應性除占主導的遺傳因素外，臨床一些影響因素也不容忽視。

但本研究樣本量不大，同時高維持量氯吡格雷治療的時間不長，還需要在臨床進一步增加樣本量，在遵循循征醫學的前提下，延長高維持量氯吡格雷服用的時間，以更深入的探討高維持量氯吡格雷的強化抗血小板治療在PCI術后患者中的臨床獲益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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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儒學的哲學化范文

方法：此次臨床研究主要以我院在2012年1月份到2012年9月份收治的100例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患者為研究對象，依據患者年齡進行分組，年齡大于或者等于60歲的患者為老年組，小于60歲的患者為非老年組，對兩組患者均行心血管支架置入術，對兩組患者的手術成功率、手術并發癥情況以及隨訪結果進行觀察和比較。

結果：臨床研究結果顯示，老年組患者的手術成功率與非老年組的手術成功率以及并發癥情況不存在顯著差異性，差異不存在統計學意義，P>0.05；隨訪調查結果顯示，老年組的血運重建率明顯高于非老年組，差異存在統計學意義，P

結論：經臨床研究結果表明，對老年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患者進行心血管支架置入具有顯著的治療效果，安全性較高，并發癥發生率較小，具有較高的臨床應用價值，值得推廣和普及。

關鍵詞：老年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心血管支架置入安全性有效性

【中圖分類號】R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801（2013）09-0030-01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人們的飲食結構以及生活方式也有所改變，這也導致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的發病率不斷上升。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即冠心病，其發病機制主要是因為脂質代謝異常，血液中的脂質附著并浸入動脈內膜形成斑塊，隨著斑塊的逐漸增多及斑塊表面破潰、出血導致患者出現動脈腔狹窄或閉塞，血液流動受到阻滯，導致心臟血液供應缺乏，引起心絞痛或心肌梗死[1]。相關研究顯示，冠心病的風險性以及發病率會隨著年齡的加大而上升，因此老年患者的臨床治療更需要加大重視力度。隨著介入治療技術的不斷發展，心血管支架置入治療開始廣泛得到應用[2]。在此次臨床研究中，我院對收治的100例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患者進行分組研究，所有患者均進行心血管置入治療。詳細臨床報道如下所示：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在此次臨床研究中，主要以我院在2012年01月份到2012年9月份收治的100例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患者為研究對象。所有患者經過臨床診斷，均符合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的診斷標準。依據患者年齡進行分組，年齡大于或者等于60歲的患者為老年組，小于60歲的患者為非老年組。老年組患者一共50例，男性患者有33例，女性患者有17例，年齡范圍為60歲到77歲，平均年齡為67歲。非老年組患者一共50例，男性患者有34例，女性患者有16例，年齡范圍為27歲到59歲，平均年齡為48歲。兩組患者在性別等一般資料的比較上，差異不存在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治療方法。所有患者在臨床上均采用心血管支架置入進行治療。患者采用局部麻醉，經橈動脈穿刺，將心血管支架固定于球囊導管上，并將球囊導管送至患者血管病變處，利用壓力泵對球囊注入液體，使其擴張，將支架以及狹窄血管撐開，之后將球囊導管撤離。在手術過程中，需要采用X線造影對整個過程進行監視以及引導。

1.3觀察指標。對兩組患者的手術成功率、并發癥發生情況以及6個月到12個月的隨訪結果進行觀察和比較。

1.4統計學方法。此次臨床研究主要采用SPSS12.0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和處理，計數資料采用卡方檢驗，以P

2結果

由上述表格可以看出，兩組患者在手術成功率、冠狀動脈并發癥情況以及周圍血管壁并發癥情況的比較上，差異不存在統計學意義，P>0.05。

2.2兩組患者隨訪結果比較。兩組患者通過6個月到12個月的隨訪，隨訪率為100%。其中老年患者的血運重建例數為10例，血運重建率為20%；非老年患者的血運重建例數為5例，血運重建率為10%。兩組患者在血運重建率的比較上，差異存在統計學意義，P

3討論

在臨床上，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是一種常見的心血管疾病，多發于老年群體中，風險性較高，患者如果得不到及時的診斷和治療，很容易導致患者死亡。加上老年群體自身身體機能開始衰退，免疫力差，存在多種合并癥，因此臨床風險性更大，死亡率也較高[3]。老年冠心病患由于年齡大以及合并癥多等因素，在臨床上治療相對復雜，具有較高的死亡率以及并發癥發生率。隨著導管工藝技術的不斷發展以及醫療技術的提高，介入治療技術開始受到了認可和關注，支架技術開始得到應用[4]，有效提高了老年患者的手術成功率，拓寬了手術適應癥。

相關研究顯示，支架置入治療技術的引進，能夠有效降低并發癥的發生率。在96年，我國首次進行冠心病介入治療，結果顯示嚴重并發癥為8.5%，包括死亡率0.6%，其數據與90年代初美國北新英格蘭統計結果相近。在此次臨床研究中，我院對收治的100例老年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患者為研究對象，所有患者均采用心血管直接置入支架進行治療，結果顯示，老年組和非老年組在手術成功率以及并發癥發生率的比較上，不存在顯著差異性，P>0.05。由此可見，老年冠心病患者采用心血管支架置入治療同樣具有顯著的治療效果，安全性較高，并發癥發生率較小[5]。所有患者術后均進行6個月到12個月的隨訪，隨訪結果顯示，兩組患者在血運重建率上存在顯著差異性，老年組的血運重建率明顯高于非老年組，經分析，可能與患者年齡較大、服藥不規范及經濟條件比較差等因素有關。

綜上所述，對老年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患者采用心血管支架置入治療，效果顯著，患者手術成功率較高，并發癥情況少，可靠性高，具有較高的臨床應用價值，值得推廣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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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儒學的哲學化范文

    孔子在世時就有人稱他為“圣者”，他去世后，主要是從西漢開始逐漸神化，最初是統治者修孔廟，以時祭祀，逐漸使平民百姓信奉之。逐漸使儒學具有了雙重內涵：既是關注人文、提倡道德精神，強調人生價值、和諧人際關系的生命哲學，又是具有內在超越、 終極關懷，把道德神圣化的道德宗教。西方學者多數把儒學視為儒教或東方宗教。中國晚近學者，長期對此爭論不休。近年來隨著東西方信仰與宗教的多元化、世俗化趨勢，又將這個討論重視起來。許多學者似乎都認同儒學包含宗教性問題，爭論的焦點在于儒學是否已經完成宗教化。本人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有一個變化過程。本來我認為儒學有宗教性，在歷史上起過宗教作用，但還不是宗教。現在看來，這個認識很不夠，不符合歷史的發展。現在我認為：儒學演變為道德宗教，已經成為歷史事實。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承認：儒學既是生命哲學、政治倫理哲學，又是人文宗教、道德宗教，或曰世俗宗教。這不僅要從儒學結構本身、儒學的演變進行分析，而且要承認一種新的宗教觀，用新的宗教觀去詮釋、定位儒學，用世界范圍宗教觀念的新變化，用宗教與信仰的世俗化、多元化觀念去透視儒學，可能會對儒學的研究造成一場觀念上的革命。

    一、 近代以來學者關于儒學是否宗教化的討論

    概括起來，近代以來關于儒學是否宗教的化的討論不外三種有代表性的觀點。

    第一， 認為儒學是宗教。具體的說，儒學本來是關注人、關注人的現世生命價值的哲學和倫理學。但是在歷史上逐漸被改造、被演化為道德宗教，由于長期神化孔子，把孔子塑造成為具有神靈的教主。

    第二， 認為儒學是哲學不是宗教。具體地說，孔子是人，不是神，不是上帝，儒學只講現世，不講來世，沒有宗教教義、教規、經典、儀式，所以只能是道德哲學，不能是宗教。

    第三， 認為儒學結構有內在的矛盾，雖然是人生哲學、道德哲學，不是傳統的宗教，但在歷史上起了宗教的作用。

    二、 把孔子與道德提升為信仰、崇拜對象

    1、“儒”字根據徐仲舒的考證，出于甲骨文……最初的寫法，象征一位教士（儒者）在沐浴。甲骨文中有“子需”者，即是子儒，他是殷商時代武丁時期的一位主持祭祖、賓祭的教士。過去有所謂“儒事祖先，交通人鬼”的說法，如此看來，“儒”本就是半人半神的人。孔子在春秋末期所創儒學，也繼承了殷商之“儒”的職業特點，擅長祭祖、祀天，除了有人文的理念外，也殘留有神秘主義。這是儒學始終保持自己宗教性的一個歷史淵源。

    2、儒家的天道觀、天命觀繼承了殷商的天道觀、天命觀。……孔子是在殷周文化基礎之上創建儒學的，他既批判了殷周的天神觀、天道觀，也接受了殷周“天命觀”的神秘主義的思想影響，……當然這里的“命”或“天命”概念，已經過了孔子的批判，賦予了人文與道德的內涵。但是……這里的“天”或“命”有濃厚的宗教感情存在其中，有神秘主義超自然、超社會的世界本體與道德本體的價值追求。這是儒學具有宗教性，儒學能轉化為宗教的內在的思想前提與理論依據。

    3、后人神化孔子，把禮儀、道德絕對化，把孔子和倫理道德升華信仰、崇拜對象。……由于禮儀文化、倫理、道德是由孔子提倡、建構、發展起來的，因而孔子和禮儀文化、倫理、道德便成為中華文化的象征，逐漸成為被中國人所崇、信仰的對象，這便使作為宗教的儒教有了自己崇拜和信仰的對象。這是儒學轉化為宗教的基本條件之一。

    4、西漢把儒學演變成為經學，把儒家典籍文獻升華為儒家經典。……儒學演變為經學，儒家典籍文獻變為經典，正是沿著這條思想邏輯之路，把儒學演變為宗教的。……儒家的經典既有哲學的豐富理念與學理，又有道德宗教的深沉感情與教條。從儒教經典的內容，可以看出儒學結構內在的二重性、矛盾性。所以說，儒學既是哲學又是道德宗教。

    三、 儒學演變成宗教已經成為歷史事實

    據山東曲阜市文管會編撰的《曲阜觀覽-帝王祭廟考》中的統計，自漢武帝起至于清末，帝王（親自或委派專使）赴曲阜孔廟祭孔達196次之多。另外，由于歷代封建統治階級不斷加深對孔子的神化的普通中國老百姓對孔圣人的信仰與崇拜的感情的不斷提升，自漢代以后歷代歷朝特別是唐宋和明清各朝，爭相大修孔廟，規模越來越大。自明代山東孔廟重修以后，全國修建孔廟的模式遂成定制。據《圣門志》卷一上的記載和統計，及至明清時代全國已經修建了孔廟1560座。大體在縣城以上的城鎮普遍修建了孔廟。

    在封建社會，封建統治階級神化孔子，推行教化，當然是為了維護與鞏固封建社會的舊秩序。隨著神化孔子，也普遍地宣傳與升華了倫理道德，神化了倫理道德，使下層普通百姓也都認同并積極參加神化、祭祀孔子的活動。許多下層普通百姓都把孔子盲目作為信仰對象、崇拜對象，他們確實用虔誠的宗教感情侍奉半神半人的這位圣賢。

    根據以上歷史事實和儒學所具有的內在宗教性，我認為錢穆與梁漱溟先生對中國儒學與宗教關系問題的分析與論斷是深刻的、有重要學術價值的。……梁漱溟在1921年就說：“孔子差不多有一副他的宗教。我們不要把宗教看成古怪的東西，他只是一種情志生活。人類生活的三方面，精神一面總算很重，而精神生活中情志又重于知識；情志所表現的兩種生活就是宗教和藝術。……我見他（儒學）與其他大宗教對于人生同樣有偉大的作用。我們可以把他分作兩條：一是孝悌的提倡，一是禮樂的實施，兩者加起來他的宗教。”（《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錢穆1940年就論斷：“若把中國儒家看作一種變相的宗教，……那是一種現實人生的宗教，是著重現實社會和現實政治上面的一種‘平民主義與文化主義的新宗教’”他又說：“西方宗教是‘出世’的，而中國宗教則為‘入世’的；西方宗教是‘不聞政治的’，而中國重量則是‘以政治為生命的’”。（《中國文化史導論》第六章）他還進一步說：“本來儒家思想可以代替宗教功用的，他是一種現實人生的新宗教，他已具有宗教教義中最普遍、最重要的‘慈悲性’與‘平等性’，他亦具有宗教家救世、救人的志愿與能力。”（同上第七章）從梁漱溟與錢穆的分析文字看，我認為他二位在實際上已經承認了孔子有自己的宗教，當然這是不同于西方宗教的“現實人生的新宗教”。這一點我們看得很清楚、很明確。

    四、 認同儒學是道德宗教的國際背景、學術價值與現代意義

    關于儒學與宗教關系問題的討論，在中國思想界和學術界持續了將近一個世紀，何以近年來又重新提起、重新成為熱點問題了呢？這必須從國際與國內的歷史背景出發進行探討。第一，從國內背景來看，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放寬了思想控制，恢復了學術爭鳴的自由氣氛，儒學研究也取得了相當多的成績，敢于堅持自己學術見解的學者日益增多，這就為重新討論儒學與宗教的關系問題提供了自由討論的空間。同時，近幾年社會上有一部分人產生了“信仰危機”、“理想失落”，因而吸引一部分人去審視宗教、反思儒學，尋求精神寄托，安頓自己的生命。在這種思想背景下，重新討論儒學與宗教的關系是很自然的。第二，從國際背景來看，近幾十年西方出現了宗教多元化、世俗化、邊緣化的趨勢。……在世界宗教及宗教觀念發生變化的背景下，我們應當用時代精神去重新審視中國的宗教與宗教觀念。20世紀中國思想界、學術界常常把宗教定義為“麻醉人民的鴉片”，“封建迷信”云云，顯然是片面的。還把宗教局限于“信仰上帝”、“迷信神靈”、“追求天國”、“期盼極樂世界”等等，也是不夠的。還有人把宗教完全說成是“出世”的，也需要補充。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現代宗教發展的總趨勢，主要是多元化、世俗化、邊緣化，宗教觀念也應隨著宗教形勢的客觀發展而不斷調整、不斷修改、不斷補充，中國宗教應當改革。

    世界宗教觀念的新變化、新形態，是我們認同儒學演變為宗教的基本理論坐標，是解釋儒學本身所包含的宗教性、歷代君民神化孔子等歷史事實的根本理念。從儒教的文化內涵來看，它是人文宗教、道德宗教。……中國的儒教就是以孔子的權威代替了上帝的權威的道德宗教。

    認同儒學是道德宗教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

    第一、 認同儒學是道德宗教，是對中國文化固有的宗教性的理性肯定和科學概括，是對中國傳統文化豐富內涵的進一步揭示和深入挖掘。承認儒學是道德宗教，并不否認儒學是政治倫理哲學。儒學本有二重性，從一定的視角看它是宗教，從一定的視角看它是哲學，既是哲學又是宗教有何不可以呢？

第8篇：儒學的哲學化范文

關鍵詞；五四時期；新儒學派；文化兼容I傳統文化

文章編號：1978-7-80712-402-3(2011)05-101-02

1914-1919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暴露出資本主義文明的種種弊病，這時，國人開始驚醒，開始反省，“全盤西化”的文化主張與改革思想受到越來越多的懷疑和否定。現代新儒學派是在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和重建中國文化的使命感刺激下應運而生的，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等，他們“力圖恢復儒家傳統的本位和主導地位，重建宋明理學的‘倫理精神象征’，并以此為基礎來吸納、融合、會通西學，建構起一種‘繼往開來’、‘中體西用’式的思想體系，以謀求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的現實出路。”

一、吸收外來文化融人民族文化

五四時期，西方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造成了極大的沖擊，中國知識分子對此做出了不同的反應，綜合起來有三種觀點：一是西化論者，二是本位論者，三是調和論者。歷史證明，這三種文化價值觀都是不切合實際的，是行不通的。而現代新儒學派則另辟蹊徑，以文化批判和文化認同的觀點，將西方文化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熊十力說：“確信中國文化不可亡。但吾國人努力于文化之發揚，亦必吸收西洋現代文化，以增加新的原素，而有所改造，不可令成一種惰性。”此觀點在當時是易被普通民眾所接受的，也是比較合理的。

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印度文化有著本質的區別，各有其體用。在中國這個有著深厚傳統文化積淀的國家，要“全盤西化”是完全行不通的，余英時說；“中國文化重建的問題，事實上可以歸結為中國傳統的基本價值與中心觀念在現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調整與轉化的問題。”于是，現代新儒家提出“老根發新芽”的理念將中國傳統之精華――真儒學作為現代性的延續。而不致出現中國民族文化體系的斷裂，在此基石上又吸收外來文化之所長，補儒學之不足，以求真正做到“返本開新”。這是現代新儒家在對中西文化作出全面反省的基礎上確立的共同信念。

“民族復興本質上應該是民族文化的復興。”現代新儒學家把民族危機歸結為文化危機，而擺脫危機的出路在于“從我們民族自身的歷史文化傳統中發掘出仍然具有生命活力的‘源頭活水’，以作為吸收外來文化和實現民族文化之重建的基礎和動源。”他們認為，民族文化是一個社會的精神遺產，是一個民族共同心理結構的所在，真正的復興之道必須要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基礎之上。新儒學派頗為理智的承認西方文化的優長之處，“西洋政治思想、社會科學、皆非與吾人腦袋扦格不相入者，當采西人之長，以收明辨篤行之效。”對于西方先進的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等務必學習融會貫通于民族文化之中來。其有著文化兼容并收的思想。

二、借鑒柏格森生命哲學觀，詮釋儒學人生價值

柏格森生命哲學以生命沖動為基石，以時間為本質，以直覺為方法，把對世界整體和人的存在的認識推向非理性的直覺，蔑視科學理性和物質生活，弘揚生命主體的能創性。這種崇尚變化、生命超越物質的觀點與中國儒家反科學、重體悟的傳統觀念相契合，故而被現代新儒家所接受。在生命哲學的引導下，梁漱溟、張君勱、熊十力、賀麟等新儒學家們重新詮釋了儒家仁學、道德觀及人生理想，“從而生命化了儒學、直覺化了道德，為生活于日益發達的科技文明中的現代人確立安身立命之所，使傳統儒學獲得新生。”大膽借鑒西方哲學為我所用，努力把傳統儒學從死亡的邊緣拽回來，以梁漱溟、熊十力生命本體觀最具代表性。

梁漱溟以陸王心學為依托，從中國哲學“一天人”、“合天德”的傳統思維模式出發，糅合柏格森生命哲學，創立了“新孔學”。重新解讀了儒家“萬物生化”的變易思想。梁漱溟把它與柏格森哲哲學之“生命”等同起來，使之成為宇宙的本體，一切生物都是由生命本體派生出來的，他說：“他(指孔家)以為宇宙總是向前生發的，萬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與宇宙契合。”他認為宇宙不是一個靜態物，而是一個大生命，梁漱溟將“生命“衍化為一種人生觀，提倡人們“積極作為，奮勉向前”，以體現生命的真正意義。將柏格森生命綿延、創造不息的思想與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結合起來，這種自強不息的人生觀可以激勵人們為挽救民族危亡而奮斗。

熊十力援柏格森生命哲學入新唯識論體系，使儒學哲學生命化。新唯識論講體用不二，這里的“體”指“心體”、“性體”，即生命存在的本體，是宇宙萬物的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頭活水，在一定意義上也是道德的主體。他說：“本體即是生命，夫生命云者，恒創恒新之謂生，自本自根之謂命。二義互通，生即是命，命亦即是生故，故生命非一空泛的名詞。吾得自家生命即是宇宙本體，故不得內吾身而外宇宙。”認為宇宙與個體的關系就如“月映萬川”一般。其“人心本體”又與柏格森生命哲學相配合，中西兼容，具有創造性。在他看來，仁心、道德自我、真己等非自然的精神等同于“生命”，照此推理，道德生命也是宇宙本體，是人生價值的根據，是萬41：之始，故而“達到宇宙本體的途徑，舍個體之生命體驗和道德踐履莫由。”

三、新儒學派文化兼容思想的現代意義及其局限性

第9篇：儒學的哲學化范文

一、黃宗羲學術史研究的范式

黃宗羲( 1610 －1695) ，字太沖，號南雷，學者稱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學術思想史專著，對二百余個明代學者的學術面貌按照年代順序與學派分屬進行了評述與介紹，其材料之廣富，內容之翔實，“可謂一代文章之淵藪”( 《四庫全書在目提要》) 。梁啟超曾指出: “大抵清代經學之祖推炎武，其史學之祖當推宗羲，所著《明儒學案》，中國之有‘學術史’自此始也”。① 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黃宗羲是“中國學術史”的創始人。除《明儒學案》外，黃宗羲還始撰《宋元學案》，未成而卒，由其子黃百家和全祖望兩次補續而成。

從研究范式看，黃宗羲的《明儒學案》首創了“學案體”的學術史研究范式，②即按照學派特征，分析、概括一定時期學術發展歷史的寫作形式。在中國傳統學術史研究的發展進程中，雖然《禮記》中的《學記》、《儒行》、《檀弓》，《史記》中的《儒林傳》、《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漢書》的《儒林傳》，《宋史》的《道學傳》，朱熹的《伊洛淵源錄》，周汝登的《圣學宗傳》、孫奇逢的《理學宗傳》等等，已經具有了中國學術史研究范式的雛形，但是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在收集資料的全面性、分類的系統性、編撰的獨特性等各個方面，均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即使比較晚出的唐鑒的《清學案小識》、尹會一的《北學編》，也不能與之相提并論。

具體而言，黃宗羲首創的學案體學術史研究范式的特征，主要體現于以下方面:

第一，資料豐富、全面。在中國學術史上，《明儒學案》以資料豐富、網羅詳備而著稱，其作為“一代文章之淵藪”的贊譽在很大程度上也體現于此。《明儒學案》成書于康熙十五年( 1676) ，共分為六十二卷，記載了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學術發展演變的概況。全書按照時代順序，將二百多名學者分作十九個學案組織起來，每個學案之前，均有一小序，簡述這個學派的源流和宗旨; 隨后是學者的小傳，對各人的生平、學術源流、著作情況等作簡明扼要的述評;小傳之后，是學者本人的著作節錄或語錄，偶有作者的按語。全書上起明初方孝孺、曹端，下迄明亡劉宗周、孫奇逢，有明一學中人，大體網羅其中，實為一部明學史。由于陽明學為明代儒學中堅，故《明儒學案》述陽明學及其傳衍最詳。從卷十《姚江學案》起，至卷三十六《泰州學案》止，篇幅達二十六卷，入案學者計九十八人之多，亦足可謂是王學通史。

第二，分類系統、清晰。黃宗羲在廣泛收集資料的基礎上，著重梳理各家學術的觀點，“為之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歷然”( 《明儒學案•自序》) ，這是《明儒學案》的重要創新。與同時代的周汝登《圣學宗傳》、孫奇逢《理學宗傳》相比較，黃宗羲《明儒學案》與這兩部學術著作的優劣十分明顯。周汝登的《圣學宗傳》的基調是弘揚禪學，見聞狹陋，“擾金銀銅鐵為一器，是海門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 孫奇逢《理學宗傳》的內容“雜收，不復甄別，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領”( 《明儒學案•凡例》) 。而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則“言行并載，支派各分，擇精語詳，鉤玄提要，一代學術源流，了如指掌。”( 《莫晉序》)

《明儒學案》在廣泛收集資料的基礎上，對各個學者加以研究，然后分門別類地闡述各家學術觀點。黃宗羲在《自序》中表明自己研究學術史的觀念:“羲為《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深淺各得，醇疵互見，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者，而后成家，未嘗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正是在深刻理解上下功夫，所以最終在系統性、條理性、明晰性方面，較之前的學術史著作更勝一籌，因而成為中國第一部最完整的學案體范式的學術史著作。

第三，體例獨特、新穎。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在體例上以“有所授受者分為各案，其特起者，后之學者，不甚著者，總列諸儒之案。”( 《明儒學案•凡例》) 這樣就形成一個個以學術創始人、繼承者為一體的完整、系統的學案。各學案又都冠以敘論，作簡括的介紹說明，隨后分列本案各學者，并依次敘述他們的傳略。在各個學者的敘傳中，除了介紹生平，還扼要介紹其主要學術觀點，并加以評析。隨后再接以案主言論的節錄和選輯，提供了解各家學術見解的具體資料。他選取的資料均取自原書，又經過精選，用黃宗羲自己的話說，就是“皆從全集纂要鉤玄，未嘗襲前人之舊本也。”( 《明儒學案•凡例》)

黃宗羲《明儒學案》的體例結構，既汲取宋明以來《伊洛淵源錄》、《諸儒學案》、《圣學宗傳》、《理學宗傳》諸書所長，又自創新制，匠心獨運，使中國傳統學術史中“學案體”的研究范式臻于完善和定型。乾隆初，全祖望承黃宗羲、百家父子未竟之志，續成《宋元學案》一百卷; 道光間，唐鑒著《國朝學案小識》; 民國初徐世昌等編撰《清儒學案》二百零八卷，全氏學案以下的諸多“學案體”著作，卷帙雖多寡不一，但就體例格局而言，皆沒有逾越《明儒學案》的范圍。所以，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倘若沒有黃宗羲《明儒學案》的這一里程碑式的創制，在中國傳統學術史研究中，也就無從誕生“學案體”這一范式。

二、黃宗羲學術史研究的方法與學術使命

在哲學史的研究方法上，有兩種哲學史或學術史的寫作。一種是史學家的或偏重于歷史的哲學史，如梯利的《西方哲學史》; 另外一種則是哲學家的或偏重于哲學的哲學史，如黑格爾的《哲學史講演錄》、羅素的《西方哲學史》等。以上兩種哲學史研究由于作者的出發點不同，又會產生不同的研究方式、研究方法。史學家的哲學史強調史料的真實、客觀，而哲學家的哲學史則往往注重獨立的見解和個性化的表達。但以上兩種哲學史的寫作，在黃宗羲身上得到可貴的統一，既是哲學家又是史學家的黃宗羲的學術史研究，具有在豐富、翔實的資料占有的基礎上貫穿自己獨立見解和深刻評價的特點。這些特點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

首先，是客觀、公允的分析、評價。黃宗羲在編撰《明儒學案》時明確提出學術評價中何為“真”的原則，這就是: “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 《明儒學案•凡例》) “自用得著者”也即“自得”，自得就是功力深到、獨有見解，而不是人云亦云的產物。這就是說，學術評價當以“自用得著者”或“自得”為真，所謂“功力所至，竭其心力之萬殊者”，哪怕“一偏之見”、“相反之論”，也要加以重視;相反，若“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則無需認真對待。

縱觀《明儒學案》，黃宗羲基本貫徹了這一主張，因而也客觀、公允地反映了各家的學術觀點。正如莫晉在重刻《明儒學案》序中所論，黃宗羲做到了“是非互見，得失兩存。”比如，在評價明初理學家吳與弼時，黃宗羲基本是以客觀、公允的態度闡述其學說宗旨，沒有因其遵循朱學路徑加以非議: “康齋倡道小陂，一稟宋人成說。言心，則以知覺而與理為二，言工夫，則靜時存養，動時省察。故必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而后為學問之全功。其相傳一派，雖一齋、莊渠稍為轉手，終不敢離此矩鑊也。……椎輪為大輅之始，增冰為積水所成，微康齋，焉得有后時之盛哉! ”( 《明儒學案•崇仁學案一》) 黃宗羲首先指出吳與弼對朱學的忠實繼承和遵循，在整體上突出了其關心踐履功夫及篤實的修心養性方面的學術特征，同時，客觀地指出了其對于明學的貢獻。這是黃宗羲的可貴之處。黃宗羲的客觀、公允，還表現為“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學術態度。比如，黃宗羲在分析白沙學與陽明學的關系時，指出: “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陽明而后大。”又曰: “作圣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 《明儒學案•白沙學案上》) 從問題的一致性看，明代的心學思潮是由陳白沙開啟，由王陽明大成的，似乎非常清楚。但是，有一個問題黃宗羲想不清楚，即: “兩先生之學，最為相近，不知陽明后來從不說起，其何故也。”( 《明儒學案•白沙學案上》) 對于王陽明不提起陳白沙，學者們雖然有一定的解釋，但總體上大家并不重視這一表面上看很偶然的現象，似乎認為這一問題并不值得深究，而黃宗羲顯然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但由于自己沒有想清楚，所以在《明儒學案》中黃宗羲只是提出了問題而沒有冒然回答。這既顯示出他的敏銳性與洞察力，但同時又顯示出他的謹慎和小心，總體上這是一種客觀、公允的學術態度。體現在《明儒學案》中的客觀、公允，還表現在對于學派劃分上面。比如，從師承和學派關系上講，陳白沙師從吳與弼，那么，陳白沙應歸于《崇仁學案》，但黃宗羲在《明儒學案》的《崇仁學案》中，并沒有包括陳白沙，而是另起《白沙學案》，說明吳與弼與陳白沙其實學源不同。黃宗羲如此評價曰: “白沙出其門，然自敘所得，不關聘君，當為別派。”( 《明儒學案•崇仁學案一》) 依此亦可見其客觀、公允的態度。其次，直指本質，關注理論實質。在關注“真”的同時，黃宗羲還貫穿自己的獨立見解，其《明儒學案》屬于哲學家的哲學史，因而具有自發的創造意識，而不是依傍某種“正確”、“權威”見解的歷史，這一點至今具有借鑒意義。

黃宗羲撰寫《明儒學案》，并不僅僅是為了闡述他人的學術觀點，而更為關注的是對哲學的基本問題進行的探討，如傳統哲學中關于理、氣、心的理論等。在《明儒學案》中，黃宗羲十分欣賞“盡橫渠之蘊”的明代哲學家羅欽順、王廷相等人的氣論，認為: “先生( 羅欽順) 之論理、氣，最為精確，……千條萬緒，紛紜膠葛，而率不克亂，莫知其所以然，是即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于氣而立，附于氣以行也。”( 《明儒學案•諸儒學案中一》) 又曰: “先生( 王廷相) 主張橫渠之論理氣，以為氣外無性，此定論也。”( 《諸儒學案中四》) 在這里，黃宗羲雖然主要是評價羅欽順、王廷相的氣論，但以評價為先導，借以詮釋自己的觀點，其實質是直指程朱理學“分理氣為二”的傾向，而提出“理氣為一”的觀點: “理即是氣之理，……理氣是一。”( 《明儒學案•諸儒學案中》) 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到黃宗羲直指本質，關注理論實質的特點。

當然，黃宗羲所著《明儒學案》是以心學，尤其是以陽明心學為主線來代表明學的。《明儒學案》所收學者及他們的學術觀點和學術淵源，無論內容和分量，都以王陽明為中心，這顯示出黃宗羲的自己的學術立場。比如，對于王陽明與湛若水的“格物”之辯，黃宗羲主要是站在陽明學的立場上，對此做了總結: “先生( 甘泉) 與陽明分生教事。陽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隨處體認天理。學者遂以王、湛之學，各立門戶。其間為之調人者，謂‘天理即良知也，體認即致也，何異? 何同?’然先生論格物，條陽明之說四不可，陽明亦言隨處體認天理為求之于外。是終不可強之使合也。……然天地萬物之理，實不外于腔子里，故見心之廣大。若以天地萬物之理即吾心之理，求之天地萬物以為廣大，則先生仍是舊說所拘也。”( 《明儒學案•甘泉學案一》) 黃宗羲首先從王陽明、湛若水二人學說的分歧上，強調了“隨處體認天理”與“致良知”的不同，因而二者“終不可強之使合”。但是，在理論根基上，黃宗羲主要是以陽明學“天地萬物之理，實不外于腔子里”的觀點，批評湛若水“仍是舊說所拘”。從學術立場而言，黃宗羲維護陽明學、批評湛若水，主要原因還是與其關注“心學”的理論實質相關，即從“心之廣大”而言，并沒有門派的偏見。這一點，體現在黃宗羲描述當時王門的學生與湛門的學生相互出入方面:“當時學于湛者，或卒業于王，學于王者，或卒業于湛，亦猶朱、陸之門下，遞相出入也。”( 《明儒學案•甘泉學案一》) 其并沒有顯示出談論門派高下的傾向。

應當指出，黃宗羲的學術史研究，除了具有哲學史與哲學研究相統一的研究方法之外，同時還表現出強烈的學術使命感。

一般而言，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學術使命有兩方面: 一方面把以往的哲學成果作為建構自己哲學理論的出發點，即“接著講”; 另一方面則真實地呈現以往哲學演變的歷史過程，即“如實講”。作為哲學家和學術史家的黃宗羲無疑同時具備以上兩個方面。從“接著講”方面看，黃宗羲在強烈的學術使命感的感召下，苦心孤詣地探求學術發展史，其實是從時代的學術發展脈搏中，尋找人類社會進一步完善的一般規律; 而從“如實講”看，作為學術史家的黃宗羲，其學術史研究的目的是: 搜集和保存史料，以求歷史文化的真實，期待啟蒙未來。

比如，黃宗羲編撰《明儒學案》，在資料的收集方面不遺余力。但他的根本目的并非出于“學案體”特征的網羅詳備，而是為了所肩負的學術使命。他曾指出《明儒學案》的缺憾: “是書搜羅頗廣，然一人之力聞見有限，尚容陸續訪求。即羲所見而復失去者，如朱布衣《語錄》、韓苑洛、南瑞泉、穆玄菴、范栗齋諸公集，皆不曾采入。海內有斯文之責者，其不吝教我，此非末學一人之事也。”( 《明儒學案•發凡》) 可見，在黃宗羲看來，學術史的編撰并非自己“一人之事”，而是事關天下，所以他號召“海內有斯文之責者”，要一起搜羅學術資料，共襄盛舉，這無疑表現出他強烈的學術使命感。這種學術使命感滲透在他的所有學術研究中，無論是探索理論實質、研究歷史事實、還是梳理學術史發展，無不體現出既是哲學家又是史學家的黃宗羲這一特點。

從總體上看，以上三個方面( “學案體”的研究范式、哲學史與哲學研究相統一的研究方法、“接著講”與“如實講”的學術使命感) 在黃宗羲身上并不是沒有關聯的，而是形成一個整體，共同體現出黃宗羲學術史研究的特征。

三、黃宗羲學術史研究的意義

明清之際，黃宗羲編撰《明儒學案》的學術史成果對于中國哲學史研究具有歷史先導性的意義。其意義集中體現為:

1. 突破霸權化的學術模式，形成對學術史本質的重新厘定。從歷史發展看，從南宋后期至明代，程朱理學占據了學術界乃至整個思想界的主位，成為霸權化學術的代表，學者們對程朱理學的崇拜幾乎到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地步。《明史•儒林傳序》指出: “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余裔，師承有自，矩鑊秩然。曹端、胡居仁篤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這就是說，明初學術的基本路向表現為，僅僅是對程朱理學的講述和解釋，幾乎達到朱子學后再無學問、朱子學后再無真理的地步。三部《大全》即《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的纂修和頒布，①朱子學被定于一尊，取得了其他學派無法抗衡的至高地位。

但是，唯權威是從顯然是學術的異化。其根本之處是喪失了學術的本質，追求現成說法，這是黃宗羲在《明儒學案》的撰寫中主要針對的陋習: “有明學術，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所謂‘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 《明儒學案•姚江學案》) 黃宗羲認為，學術根源于心之本體，本體并非限于一種模式或途徑，所謂: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所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使美厥靈根，化為焦芽絕巷。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體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 《明儒學案•自序》) 黃宗羲在序文中批評了定程朱理學于一尊的政策，指出，學術“出于一途”，只能使盈天地之心的“美厥靈根”，化為焦芽; 使“變化不測”的心之本體，變成絕巷。

正是在學術不能出于一途、定于一尊的指導思想下，黃宗羲《明儒學案》改變了傳統意義上的學術觀念，形成“學不出于一途”、“論不主于一家”的學術史編撰，從而成為中國學術史的先導性著作，正如賈潤在《明儒學案》序中所言: “蓋明儒之學多門，有河東之派，有新會之派，有余姚之派，雖同師孔、孟，同談性命，而途轍不同，其末流益歧以異，自有是書( 《明儒學案》) ，而支分派別，條理粲然。其于諸儒也，……論不主于一家，要使人人盡見其生平而后已。”學術總是哲學家的學術，從一定的哲學觀出發，哲學家們總是展開為個性化的研究( 所謂“途轍不同”) ，那么，作為學術史研究就應該真實地匯集各家的成果，而不是學術“出于一途”。黃宗羲在《明儒學案•河東學案》記載，有人問呂柟: “今之講學，多有不同者，如何?”呂柟答曰: “不同乃所以講學，既同矣，又安用講。”從《明儒學案》不難看到，明儒一家有一家之“宗旨”，不同講學者用各自所立的“宗旨”為標識，這些紛然各異的宗旨，實際上就是對于突破霸權化的學術模式、重建思想世界的不同取向。黃宗羲的這種對一家有一家之“宗旨”的認識，無疑形成了對學術史本質的重新厘定。

2. 把握時代的脈搏，真實地呈現學術演變的歷史過程。從整體上看，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無疑主要是以王學為中心，除直接反映王學的《姚江學案》外，還有《浙中王門學案》、《江右王門學案》、《南中王門學案》、《王門學案楚中》、《北方王門學案》、《粵閩王門學案》，以及屬于王學稍有變化的《止修學案》、《泰州學案》等，占學案總數的一半以上。莫晉所說的“是非互見，得失兩存”，也是圍繞著“宗姚江與辟姚江者”而言，所以，莫晉又說: “要其微意，實以大宗屬姚江。”從《明儒學案》的布局，固然可以反映出黃宗羲本人的學術傾向，但也在客觀上把握了時代的脈搏，真實地呈現出明代學術演變的歷史過程。

從歷史發展看，明代近三百余年的學術，在王學興起之前，基本是“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也就是說，是一個朱學獨尊的格局。明弘治、正德間，王學崛起，學人翕然相從，而晚明的思想潮流，最為突出的是王陽明的心學大為流行: “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 《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一》) 代表官方觀點的《明史•儒林傳序》中說，王守仁“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

然而入清之后，對陽明學“空談誤國”、“陽儒陰釋”的批評鋪天蓋地，如清初的儒學家王弘撰說:“大抵陽明之學，真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 《格物》，《山志》卷五) 呂留良則是近于謾罵: “王守仁，……朱子之罪人，孔子之賊也。”( 《答吳晴巖書》，《呂晚村文集》卷一) 王夫之則云: “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圣之邪說，其究也為刑戮之民、為閹賊之黨，皆爭附焉，而以充其無善無惡、圓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 《序論》，《張子正蒙注》)

在這種時代背景下，黃宗羲所選擇進行的明代學術史研究，其內在之義便是深入考察明代學術的發展，真實地呈現明代學術演變的歷史過程。當然，在這一過程中，王學淵源流變無疑是一個重點，不能不作為一個突出的內容加以對待。比如，對王學如何定位? 其內在精神如何傳播、演變? 回答以上問題實際上就是對明代學術演變過程的真實呈現。

對于王學的歷史功績，黃宗羲毫不諱言地予以肯定。他認為: “自姚江指點出‘良知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作圣之路。故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矣。”( 《明儒學案•姚江學案》) 應該說，黃宗羲的這一斷言并非完全出于其維護學派、光大師門影響的需要，而是在深入考察時代的發展、以及當時學術演變源流的基礎上所作出的客觀的結論。

那么，對于陽明后學的失誤，黃宗羲亦不袒護，所謂“宗姚江與辟姚江者，是非互見，得失兩存”，即圍繞著對王學宗旨的繼承和喪失，黃宗羲總體上否定失去了王學宗旨的學者和學派，如“越中”; 而肯定繼承王學宗旨的學者和學派，如“江右”: “姚江之學，惟江右為得其傳，東郭、念菴、兩峰、雙江其選也。再傳而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陽明未盡之旨。是時越中流弊錯出，挾師說以杜學者之口，而江右獨能破之，陽明之道賴以不墜。蓋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應之理宜也。”《明儒學案•江右王門學案一》

可見，判斷是否符合王學宗旨即成為關鍵。黃宗羲所作的主要工作，就是辨析和分訣各家學說的宗旨。當然，以王學為宗旨分析各家學說，并非是要以“王學”去主導、規定各家，如此反而會形成一種新的“出于一途”的霸權學術模式，而這正是黃宗羲所要突破、擯棄的學術方法。因為王學本身的學術宗旨，是要求“人人反觀而自得”、“人人有個作圣之路”，所以，以王學為宗旨分析各家學說，反而是要求從各個學者自身出發，從其自得、“得力處”總結出其學說的宗旨，以此得到整體的學術面貌，所謂:“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茍非定以一兩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即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讀其書，亦猶張騫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 《明儒學案•發凡》) 可見，黃宗羲雖然圍繞“宗姚江與辟姚江者”，但其實是從各個學者自身出發，“分別宗旨，如燈取影”，充分地展示“其人一生之精神”( 《明儒學案•發凡》) 。

由此，黃宗羲之《明儒學案》才能夠真實地呈現學術演變的歷史過程，成為“一代文章之淵藪”，成為與時代變遷密不可分的學術史研究。其把握時展脈搏，客觀地呈現學術信史的研究特征，對于現代中國哲學史的研究、發展、建構，無疑也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第三，《明儒學案》體現出學術史的獨立性，是現代意義上中國哲學史的先聲。黃宗羲在《明儒學案》的編撰中，從根本上突破了傳統的學術觀，即不以君王將相為核心，不以政治題材為關鍵，而是真實、內在地考察明代學術的來龍去脈，這不僅是一個歷史觀的進步，而且還是中國傳統學術史上的一個突破。梁啟超對《明儒學案》的這一特征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說: “黃梨洲著《明儒學案》，史家未有之盛業也。中國數千年，惟有政治史，其他一無所聞。梨洲乃創為學史之格，使后人能師其意，中國文學史可作也，中國種族史可作也，中國財富史可作也，中國宗教史可作也，諸類此者，其數何限”。① 黃宗羲的學術史編撰，主要體現了學術史的獨立性，對中國哲學史的產生和學科的獨立性無疑具有積極影響。

從嚴格意義上看，中國傳統學術中并無哲學或哲學史學科，但正是由于黃宗羲《明儒學案》的歷史先導作用，不僅使中國哲學史，像中國政治史、中國種族史、中國財富史、中國宗教史一樣“可作”，成為獨立學科，而且在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上，也為中國哲學史能夠保持自身的民族性，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