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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的歷史作用范文

［關鍵詞］儒家 法家 儒法合流 歷史影響

［中圖分類號］B2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1）10－0011－02

治國平天下之大事，自古即為一些大家所研究、爭議的熱點。中國近兩千年的封建社會歷史長河中，儒家思想起著非常深遠的影響，被當作歷代的執政之基點，其核心地位和核心價值始終被人們所認可，并在長遠的范圍內平衡著中國的世態人心。但如果對中國法制史進行深入研究的話，不難發現，我國傳統法制思想是“外儒內法，濟之以道”的剛柔并濟的形式。統治者以儒家“三綱五常”“忠孝節義”為指導思想，以法家的“依法治國”“中央集權”為根本制度，以追求穩定的傳承和長久的統治。

一、儒家與法家

（一）儒家的起源

儒學源于殷禮。殷商文化事實上是一種貴族化的文化，一切文化皆為貴族所專有，并沒有平民的份，這就是學在官府。儒學相禮的學問在殷商時開始形成。西周初期，周公對過去的禮進行了相應的整合，可敬的是，于此同時，制定出一套以維護封建統治為中心的行為規則以及與之相呼應的典章制度、禮節儀式，并把他們運用到治理國家中，進而形成了以“親親，尊尊”為基本原則的禮治思想。為后世所稱道的孔子的儒學，便是在周禮的基礎上發展進步而來。

（二）法家的起源

春秋戰國，周王室衰微，諸侯勢力漸盛，建立在氏族血緣基礎上的貴族宗法制度開始瓦解，維護宗法社會等級秩序的禮樂也逐漸失去其統攝力量。在周禮的運用受到實踐的質疑時，法家以其“以法治國，不別親疏，一斷于法”的核心思想被統治者所接納。同時，法家的興起與軍功貴族興起有絕大的關系。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吳起、商鞅、申不害”，李悝著的《法經》為我國封建社會第一部完整法典，法家集大成者韓非提出把“法、術、勢”結合的政治理論。

（三）儒家與法家的特點之比較

1.“性本惡”與“性本善”思想。

法家思想忽略人性之善，蔑視文化和教育的力量，以人“性本惡”思想為指導，單純地依靠“以法為教”“以吏為師”，而不重視道德教育，不提倡仁慈友愛，毫無人情可言。法家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只是利害關系，是裸的利益關系。認為只有通過強制的法律才能停亂止戈，維護社會穩定和安寧。

儒家以“人之初，性本善”的理論為基礎，教化人民，也警惕君王，要外在為統治者，內主圣賢之道。他們認為人通過學習、教化，可有良知，進而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進而達到“慎獨”的境界。

2.“以法為本”和“為國以禮”。

在封建社會，君主和官吏是相互倚重的，官僚階層是君主統治的得力工具，然而，法家那種刑無等級的思想使得君臣之間本來唇齒互不可相離的關系分裂，使眾多功臣重臣落于法網，顯然，便激起了官僚們對君主和法家政客的強烈不滿，這說明，法家思想無法獨立協調統治階級內部矛盾。

“禮”在中國古代有著極為豐富的內涵，小到個人的一言一行，大到國家的治理無不包含在禮的范圍之內。“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明同異。”（《禮記•曲禮上》）“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也。”（《左傳•隱公十一年》）這兩句話基本上概括了禮的核心主旨與重要意義。

3.“以刑去刑”與“德主刑輔”。

法家使重刑思想置于極端境地，法家想通過嚴刑峻法來治理國家，導致民眾們不敢行動，稍有不慎，就很難有回旋余地。

儒家主張“德治”與“仁政”。漢代鼎鼎大名的大儒家賈誼也認為：“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親和。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驅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驅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衰。”

二、儒法合流

（一）儒法合流的社會政治條件

在政治中獲得地位是儒法合流的重要條件。在中國政教合一、倫理政治合一的傳統下，如果沒有皇權的允許，一種思想的存在都成問題，更何況是它的發展呢。儒法能夠合流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在秦漢年間二者有幸先后被皇權寵幸，在政治實踐中的地位為這二者在沖突中的融合提供了一種現實的可能和歷史性的平臺。

法家思想的政治命運是較為得意的，早期說服秦孝公變法，繼而秦始皇襲用，漢承秦制等。相對于法家，儒家早期則命途多舛。但是，儒家學說在和諧君臣、父子、夫婦等之際的政治、倫理關系方面是任何統治者都無法長時間忽視的。當時的社會有德與刑、禮與法同時存在。而當時的循吏得上順公法，下順人情，那些酷吏又得用暴力刑罰處理事務。這些事實為儒法的合流提供了現實的肥沃土壤。漢代的董仲舒所倡導的儒學，是一種新式儒學。“董仲舒的新儒學是在繼承先秦儒家思想，吸收先秦陰陽五行家、墨家、法家，以及漢初黃老思想的基礎上整合而成的。”

（二）儒法合流的理論基礎

1.二者有著共同的目的，即追求天下大治的理想境地。禮與法只是兩種不同的治國方案。雖說法家重視嚴刑重法，但也并不是人們所想象的那樣刻薄，以殺人為快。它只是把嚴刑峻法當作穩定社會的工具。儒家反對法治、任刑，主張道德教化，但決沒有擯棄刑法之意。法家曾經排斥過禮治及德治，儒家卻不曾排斥過法律，它只是不主張讓法治徹底代替禮制，它的真實思想只是以禮教為主、以刑為輔而已。

2.儒法二家都強調君臣名分之區別。雙方都維護君臣名分。

3.二者都把君主當作國家權力的來源和象征，其實都可歸于“人治”范圍內。正如有的學者所說，“以現代立場觀之，法家之主張人治，絕不亞于儒家。所不同者，法家是法、術、勢并重，以力取勝，儒家講求道德教化，以德化人而已。”如果這二者攜手，那么就達到了完美的境界。

（三）儒法合流的具體內容及結果

儒法合流的本質在于儒與法由對立矛盾轉向相互接納、相互滲透，在某種共同政治需要的前提下生成了某些新的觀念和事物，并由此影響和塑造了中國歷史的發展。

1.君尊臣卑觀念的合法化。

起初，君尊臣卑的觀念由法家提出，但長期以來沒有得到廣大士人尤其是儒家學者的認可。而此觀點卻漸成為統治者不可觸動的一根神經。而漢武帝時，將主張君臣“以義合”的儒家定位一尊的奇跡，這也表明，漢初的儒學發生了在政治方面的本質的變化，即，漢儒不再存留孟子的“君輕”論、荀子的“從道不從君”論，取而代之的是法家的“尊君卑臣”論。在這個過程中，漢代出現了一批“曲學以阿世”的儒士，如叔孫通、公孫弘等。繼而，源于法家、原本為儒家所反對的這種“君尊臣卑”的觀念便深入廣大士人之心。

2.禮刑合一、明刑弼教之治道德確立。

漢承秦制，漢初諸帝亦多重刑名而輕儒。武帝之后，大批儒生進入仕途，董仲舒受陰陽五行觀念的影響，將德行與陰陽四時相比擬，并通過此說明刑、德二家兼不可費。由漢代的博士、郎官、議郎等儒士討論而成的《白虎通德論》也說：“圣人治天下必有刑法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助也。故懸爵賞者，示有勸也；設刑罰者，民有所懼也。”所以，我們可以由此看出，在儒法合流的歷史作用下，“禮刑合一”“明刑弼教”的觀念漸漸被王權所采納，成為一種治國傳統。

3.法律中的儒家思想。

秦漢時已經有專門學習法律的人，而漢以后便鮮有專門研究法律的法學家。儒生因通經而入仕，入仕則不能不懂法律與不用法律，那么，其對法典的制定和應用自然難免要帶上深深的儒家印記。所以，“儒家而留意律學加以研究，在法律的發展上，儒家的思想上，以及儒法的聯系上，都是極可注意的事。”我們從漢代看起，儒生注釋法典，亦成一時風氣。

總之，發生在秦漢的儒法合流對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和政治模式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在我國幾千年的農業自然經濟和宗法封建制社會結構之下，它的存在和發展具有相當意義上的合理性和價值性。然而，近代以來，由于大量西方思潮的涌入和傳播以及社會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使傳統的儒家學說和法家學說，甚至二者結合所得的產物都逐漸難以滿足社會的需求，故其受到社會各界的批評和質疑都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它們在現代社會的何去何從將成為一個值得深思的抉擇。

注釋：

①馬作武著.中國法律思想史綱[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10-14頁.

②許凌云著.中國儒學通論[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3-9頁.

③李玉福.秦漢制度史論[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4:第16頁.

④俞榮根.中國法制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第2篇：儒家思想的歷史作用范文

1 提高教師自身素質，激發學生興趣

學生層面的因素老師沒有辦法左右，能改變的就是老師自身。其實，目前的新課程改革，其核心目的就是在提高老師自身素質，正如高中歷史課程標準中所談到的“歷史教師是最重要的人力課程資源”。教師的素質狀況決定了課堂的精彩程度，決定學生學習歷史是否主動積極，這就要求教師在知識的海洋中提高自己。腹有詩書氣自華，當你在課堂中旁征博引，妙語連珠的時候，學生是不可能走神的。勤思考，歷史就是一種思想的傳承。一個有思想的老師，一個能夠走進學生心靈的老師怎么不受學生歡迎呢？在講授孔子的思想“仁”和“禮”的時候，我給學生總結了兩個字“順”和“序”。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強人所難，就是要順著他人，所以中國歷史中常講“順民意者，得天下！”但是如果事事順著他人，這個社會豈不亂套，于是孔子提出“禮”的思想，名正言順，貴賤有序。強調一個“序”字。有了順序，才不混亂，社會才會和諧，才會有利于統治者的統治，所以儒家思想才會得到統治者的歡迎并成為后來的正統主流思想。“仁、禮”思想和今天的“順、序”聯系到一起，很好的幫助學生理解了孔子的思想，學生感覺很有道理。其實，能夠把“仁、禮”的思想歸結到“順、序”上來是我們長期讀書、思考的一個結果。

2 增強提問的層次性

提問的層次性是指在設計問題時應難易得當，有清晰地層次，課堂提問必須面向全體，盡量使每個層次的學生都有機會回答。就以“絲綢之路”為例，絲綢之路溝通了西域各國人民的友誼和聯系，成為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和科技進步的紐帶和橋梁，它對世界文明的進步和發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教科書對絲綢之路的介紹比較簡單，學生學了之后只了解張騫通西域的原因、經過、意義及絲綢之路的簡單路線，但總體上對絲綢之路的印象比較模糊，有很多問題縈繞在學生腦中，為此我設計了如下問題：①“絲綢之路”名字的由來？興起于什么是時候？至今還存在嗎？②“絲綢之路”最初的作用是什么？后來呢？現在呢？③“絲綢之路”要穿越哪些省市、自治區？沿途要經歷哪些關卡和重鎮？④試想象古時人們走絲綢之路的情形？所用交通工具有哪些？運送的主要貨物有哪些？⑤絲路是那樣的繁華與輝煌，后來為什么衰落？你能否把它與今天的西部大開發戰略聯系起來？⑥絲路是否只有一條？它們在歷朝各代的發展狀況及原因？這六個問題體現的是過程與方法層次，能促進學生探究式地學習，學會與同學共同合作探討，交流心得，學會解決歷史問題的基本方法。還體現了情感態度與價值觀層次，促使學生理解并熱愛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形成對祖國歷史與文化的認同感，樹立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

3 提高提問啟發性

歷史教育的關鍵并不主要在于讓學生了解多少歷史知識，更重要的是通過歷史的學習使學生養成正確的歷史思維習慣，培養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從而為學生人格、個性的健康發展和學習能力的探究提供堅實的基礎。要達到這一目標，必須提高提問的啟發性。

在復習人民反侵略的抗爭史時，我從進一步拓展思維的角度設計以下問題：①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人民經歷了哪幾次偉大的抗爭？結合史實分析成與敗的因素，從而論證“人民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偉大動力”這一科學論斷，尋求改革發展的動力。②中國農民在近現代史上幾次大的革命和改革運動中分別處于怎樣的歷史地位？又分別發揮了怎樣的歷史作用？并用科學的史學觀分析農民階級的特點，進一步總結形成其特點的原因。在當代的改革中，我黨應如何利用其優點、避免其弱點出臺相應的改革政策和措施？

第3篇：儒家思想的歷史作用范文

關鍵詞：中日；現代文學；比較；分析；思考

1、引言

中日現代文學之間一直有著特殊密切的關系，二者互相推進、互相影響，因此，無論對于中國現代文學來說，還是對于日本文學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中日現代文學都是在特定歷史時期下的產物，二者均經過了社會的變革、時代的進步，在本國文學的基礎上，吸收了國外的先進文化并加以創新，而正是在新舊文學的傳承過程中，中日現代文學進行了交融和碰撞。

2、現代文學的本質

現代文學主要是指在國家社會內部發生歷史性變化的條件下，廣泛接受外國文學影響而形成的新的文學，它不僅用現代語言表現現代的某些思想，而且在藝術形式與表現手法上對現代文學進行了革新，建立新的文學體裁，創造新的文學內容，從而與世界文流相一致，成為真正現代意義上的文學。文學主要以對社會的反映為基礎體現出一定的精神世界，而隨著目前社會的發展，其內容和形式等也在發生著改變，以中日現代文學為例，其經過了長期的發展已經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現代文學體系。

3、中國現代文學的特征及其發展

我國的現代文學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的“五四”與文學革命，當時中國正在遭受著帝國主義的入侵，民族危機日益加重，先進的知識分子受到西方先進文化的啟發，開始對我國的文學進行革新以達到喚醒中華民族的覺醒。因此，中國現代文學和人民群眾的結合比以往更深，是以現實主義革命為主體，同時包含有多種創作方法與文學流派的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過程中，文學大家魯迅的很多作品為我國現代文學開辟了廣泛的道路，隨后冰心、郁達夫、郭沫若、朱自清以及葉圣陶等眾多文學大家更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因此，可以說我國的現代文學深受西方文學的影響，是我國文藝運動實踐與文學思想的深度融合，民族特色鮮明、藝術個性明顯，再加上以魯迅為代表的文學大家做出的突出貢獻，更是奠定了新文學的現實主義基礎。

4、日本現代文學的特征及其發展

日本的文學深受其地理條件和社會條件的影響而具有獨特的特點，在近代之前，其主要以短小、結構單純的短歌為主，而之后向著連歌發展。纖細和含蓄是該時期日本文學的突出特點，同時其文藝觀也是以真、艷、寂、哀為主，直到后來的大變革時期，日本向中國大陸全面開放。在漢字，漢語乃至漢詩，漢文，遠洋一至日本，便形成日本文學的重要分支———韓文學，繼而創造了獨具日本民族特色的文學作品。繼而出現了江湖元祿和奈良平安文學，同時日本的發展為日本資產階級文學的產生和發展創造了條件。

5、中日現代文學的比較分析

5.1中日文學的差異

中日文學由于處于不同的社會和時代環境下，表現出一系列明顯的差異性，首先，中國的文學是現實主義文學，而日本文學主要是玩物有情的文學，屬于超現實主義的范疇。其次，中國的現代文學更加注重風骨，對言志比較看重，主旨比較鮮明，而反觀日本文學，更加崇尚言情，輕快優雅，比較喜歡朦朧微妙；第三，我國現代文學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而日本的現代文學則受佛道遁世思想的影響。最后，我國的很多文學都和政治息息相關，很多都是俯瞰社會，關注蕓蕓眾生，很少表露自己。相比之下，日本的現代文學卻是和政治的關聯性并不強，其關注的大多數角度都是宮廷婦女與隱逸者，余情與暗示經常在作品中展現。

5.2中日文學比較的意義

雖然中日文學分屬于兩個獨立的體系，雙方的差異性比較明顯，但是仍然可以找尋到一些共通之處，究其原因，和雙方的發展背景相似有著直接的關系，兩國都是以接受歐洲近代文學為契機而建立的日中兩國近代文學，只是從明治時期開始逐漸拉大了距離。而隨著近現代文學差異大于類同，中國與日本現代文學也出現過趨同的傾向現象，對其兩國的文學比較也具有一定的意義，能夠為我國的文學積聚一定的文化底蘊，有著積極的歷史作用。不過，總體來說，中日兩國的現代文學雖是差異性明顯但是又各具特色，能夠互相融合，互相進步。

6、結束語

當前，中日現代文學也開始呈現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如何才能有效對比二者之間的差異性和共通性，對其背后的文化本質進行了解，體會先賢們的歷史，這樣才能在未來創造出新時期的文學新紀元，其同時也是本文所要表達的主要目的。

參考文獻：

[1]高華鑫.“兒童的發現”與文學諸問題——試論中日現代文學中的“童心”觀念[J].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2013,02:118-128.

[2]劉偉.中國現代文學對日本的影響問題研究[J].山東社會科學,2014,03:86-92.

[3]吳嵐.“世界文學”視域下的中日現代文學比較研究[D].復旦大學,2010.

第4篇：儒家思想的歷史作用范文

內容提要: 訴訟法律思想是清末修律時期新法律思潮中的一股，當時的中國法學家開始對訴訟程序正義、獨立編纂訴訟法典、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分列編纂有了初步認識。他們的思想在當時雖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開拓性，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時代局限性。對清末訴訟法律思想的研究，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在司法改革的道路上既要大膽吸收外國先進的東西，又要對我們的傳統進行合理的改造。

清末修律是中國法制發展史上的重要事件，編纂刑民訴訟法典是清末修律的內容之一，是向西方學習以改革傳統的新嘗試，它成為以后編纂訴訟法律的基礎，對后世的影響較大。

一、清末訴訟法律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

清末訴訟法律思想是在社會變動、西方列強紛紛入侵、清統治岌岌可危的背景下產生的。自1840年開始，以英、美為首的西方列強入侵中國，并通過簽訂大量不平等條約，確立了領事裁判權，獲得了司法特權，造成中國司法主權的嚴重喪失。1843年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13款規定：“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國議定章程、法律，發給管事官照辦。華民如何科罪，應治以中國之法。”[1]P42-55這個規定表明，在中國的外國人犯罪可以不受中國法律管轄，這嚴重違背屬地管轄原則，是對中國法律的嚴重藐視。1844年的《中美五口貿易章程》第25款規定：“合眾國民人在中國各港口，自因財產涉訟，由本國領事等官訊明辦理；若合眾國民人在中國與別國貿易之人因事爭論者，應聽兩造查照各本國所立條約辦理，中國官員均不得過問。”[1]P42-55這個規定同樣表明，西方各國在中國的民事糾紛，也不受中國的法律管轄。而此時，在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政治上，已是封建社會的末期，傳統封建專制統治已瀕臨崩潰，運動、強烈地打擊了清政府，為了挽救滅亡的危機，清政府選擇變革作為上層建筑的法律；經濟上，出現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民事糾紛越來越多，傳統中國的以刑為主的法律體系已不再適應社會的發展；文化上，出現了多種價值觀念，傳統的道德觀念、儒家思想、等級觀念在人們的思想中不再根深蒂固，人們開始向往平等、自由、民主、人權。正是基于內因與外因的共同作用，愛國的法律思想家們開始呼吁改革中國司法。法律由以刑為主、諸法合體開始向民刑分立，實體與程序分列的發展已是大勢所趨。法律形式上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單列，編纂中國長期缺失的訴訟法律亦是大勢所趨。變法修律的吶喊觸動了清政府，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在和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嚴峻形勢面前，不得不被迫接受變法主張。1901年慈禧下詔變法，“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將一切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參酌各國法律，悉心考訂，妥為擬議，務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2]P4655當時改革司法首當其沖的就是改革訴訟與審判，借鑒西方的訴訟與審判制度，編纂中國長期缺失的訴訟法典。

二、清末訴訟法律思想的基本內容

(一)倡導司法獨立

中國在長期的專制政體下，行政權與司法權混淆，皇帝是最高司法官，地方官也是地方的司法官。所以，中國古代的訴訟、審判無論是處罰犯罪的刑事訴訟還是解決糾紛的民事訴訟，都只是皇帝的意志通過各級官僚的權力來實現，訴訟圍繞的是皇帝的意志而不是考慮民眾的權利主張。清末西方國家也正是借口中國司法不獨立而對中國施加治外法權。有識的法學家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們宣傳西方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學說，主張司法獨立。實踐中，1906年制定的《大理院審判編制法》、《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以及1910年制訂的《法院編制法》都包含有司法獨立的思想。如根據《法院編制法》賦予大理院以最高審判權，建立大理院、高等審判廳、地方審判廳和初級審判廳，還規定了法院的組織機構、審判員的資格、權限、待遇等。各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對司法獨立審判也做了規定。在清末之中國，在皇權仍然高高在上的情況下，顯然是無法充分做到司法獨立的，但當時的沈家本等人仍然盡了極大的努力，倡導司法獨立，邁出了由傳統上的司法與行政合一向司法獨立轉變的艱難的第一步。

(二)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分列的訴訟體制

中國自西周開始到清末，傳統上一直是訴訟制度混雜于刑事法律之中，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分列更是無從談起，這種局面一直到清末修律時期才被打破。1905年，御史劉彭年所上“禁止刑訊有無窒礙請再加詳慎”一折中，即涉及到外國民刑分設一事。劉彭年提到，在刑法及刑事訴訟法編纂完成后，應著手進行民法及民事訴訟法的編纂，表達了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分列編纂的思想。實踐中，修訂法律館很好地貫徹了這一思想：在《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中，首先區分了民事案件與刑事案件，凡是審理是非曲直的為民事案件，凡是審理是否有罪的為刑事案件。針對當時民事訴訟相關規定不完善的情況，該章程對民事訴訟管轄、費用、當事人、訴訟期限等做了進一步詳細的規定。到了1910年底，沈家本等將《大清刑事訴訟法草案》與《大清民事訴訟法草案》進呈清廷。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明確將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單列成文的法律，盡管沒有頒布，但影響還是較深遠的。

(三)改革審判方式，禁止刑訊

人權保障是訴訟中的一大理念，清末司法改革中吸收了西方人權保障觀念。眾所周知，我國的傳統訴訟審判中缺少人權保障觀念，有一民諺說得很形象“活人躲衙門，死人躲地獄”。這種刑訊應是兩千多年的封建傳統中最應該革除的弊端，在清末修律時，有保留地廢除了中國古代的刑訊。禁止刑訊，在當時的確是一大進步，是對傳統訴訟審判方式的一大沖擊，它革除了封建傳統審判中蔑視人權的弊病。清末對西方文明審判方式的借鑒，對中國傳統審判方式的抨擊與改革，充分地說明了當時人權保障之觀念已經傳入中國，公正、公平、公開等司法理念之風也吹到了中國，促進了人們訴訟權利意識的覺醒。

(四)建立陪審制度

“陪審制的真正生命意義在于，它將社會監督引入法庭審理之中，陪審員直接參加審判，在諸多維護司法公正的途徑中，甚或更為重要的卻是一種對審判活動的制約與監督”。[3]在西方，很早就設計了公民陪審制度。例如英國，早在13世紀其陪審制度在民主裁決方面就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很好地保護了當事人的個人權利，打擊了王室貴族特權，防止了司法官獨斷專行，成為英國司法民主的基石。陪審制是法治民主的表現，陪審團人員和法官一起對案件做出裁判，避免了法官專斷。對于這種全新的陪審制，中國在清末加以引進，并在刑民訴訟立法中得以體現。沈家本、伍廷芳主持擬訂的《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共260條，其中有關陪審制度的有27條。沈家本主要從司法公正的角度提出了他的設想：司法官一人畢竟知識有限，如果本人再昏庸貪蠹，則難免曲庇任情、舞文欺弊。為此應“延訪紳富商民”作為陪審員，集眾人之智慧察案件之真偽，保證司法審判的公正。[4]P293因此，《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從陪審員的任職資格、刑事訴訟、民事訴訟中出席審判的陪審員人數、陪審員怎樣履行職責、對案件怎樣做出評議等都做出了規定。當然，該草案沒有實施，陪審制度也從未真正發揮過作用。但它畢竟突破了專制，認識到了重視訴訟中的民主，認識到了如何保證司法審判的公正，認識到了審判中如何保障訴訟當事人的權利。

(五)引進律師辯護制度

在我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長期推行糾問式訴訟模式，刑訊逼供，司法專橫，當事人只有招供的義務，沒有辯護的權利。在專制統治下，雖然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律師，但卻出現了受人聘請訴狀的“訟師”，“訟師”一般具有文化，并通曉一些法律知識。然而在我國封建社會，“訟師”通常被界定為非法、非正當的職業，“訟師”常被認為是教唆訴訟的人，因而，“訟師”的活動也只能是地下的，僅限于在法庭之外為人訴狀，不能理直氣壯地坐在法庭上為當事人辯護。到了清末，沈家本、伍廷芳在上奏“刑事民事訴訟法擬請先行試辦”一折中，對律師在訴訟中的作用、律師培養的重要性等做了深刻的闡述。該奏折明確提出培養律師人才的重要性，也提出了給予律師一定的地位，而不是街頭畏首畏尾的“訟師”。實踐中，1906年，《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修訂完成，“律師”一節編入第四章“刑事民事通用規則”中，共9條，分別規定律師的資格、注冊登記、職責、違紀處分、外國律師在通商口岸公堂辦案等。這些思想及法典的規定標志著近代意義律師制度的萌芽，其制度和觀念為民國時期中國近代律師制度的正式確立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律師以其法律知識謀得了正當的職業，可以根據事實和法律自由辯護，享有了各項權利，在審判中充分發揮著維護訴訟當事人合法權益的重要社會作用，其社會地位也得以迅速上升。

三、清末訴訟法律思想的分析評價

雖然清末訴訟法律思想及相關司法改革的實踐，最終沒能收回治外法權，沒能擺脫西方列強的司法欺壓，也沒能引導清政府走上振興國家、繼續統治的道路，但是，以沈家本等為代表的法律思想家的訴訟法律思想的歷史作用卻是不容抹煞殺。他們的思想在主觀上是進步的，具有開拓性，只是客觀上沒有得到很好的傳播，存在著諸多遺憾及歷史局限性。

(一)清末訴訟法律思想的歷史進步性

1.具有思想啟蒙的作用。清末訴訟法律思想產生在社會變動時期，在思想多元化的情況下，其啟迪作用是應該肯定的。這些思想凝結了以沈家本為代表的一代先進的、有智慧的中國人的心血和汗水，他們以強烈的愛國熱情，通過艱辛的探索，給后人留下了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們思想中一方面忠君愛國，痛恨外國侵略，期望國家富強，滿懷愛國的熱情提出了向西方學習、進行司法改革的設想，苦苦思索著收回治外法權的良策；另一方面，吸收西方在司法審判中保障人權的司法理念，為人民的權利進行最初的吶喊。所以，他們的思想既啟發了先進的政治家和改革家進行司法改革、法治強國的愿望，也啟發了人民大眾用司法武器捍衛自己權利的愿望，他們所播下的司法改革的種子，在民國時期已經開始萌芽。

2.具有劃時代的創新意義。清末訴訟法律思想的理論與實踐，打破了我國封建傳統的諸法合體的法律形式，并開始認識到程序法與實體法具有同樣的作用，同時也認識到了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的區分，這在長期落后、封閉的舊中國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說，沈家本等強調程序法的重要，強調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有別，倡導在司法審判中禁止刑訊、文明審判，引進律師制度以保障人權，引進陪審制度以保障審判公正等思想前無古人，具有劃時代的創新意義。

3.促進了中國人訴訟意識的覺醒。一直以來，“無訟”、“息訟”是民眾的理想，也是統治者的愿望。國家統治者認為訴訟多、糾紛多，是社會不安定的表現，會危及統治秩序。所以，統治者一般是千方百計地通過調解來減少訴訟，或者是對告狀者惡意鎮壓，使民眾畏懼強權不敢輕易告狀。在西方天賦人權觀念的影響沖擊下，在清末一代思想家的努力下，中國人訴權意識進一步覺醒。

4.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得到了一定的保護。在我國傳統訴訟中，民眾不但不敢告訴，就是告訴以后，訴訟權利也不能得到保護。“漠視權利”成為了中國傳統訴訟文化的一個重要的價值取向。而到了清末，人們開始認識到訴訟當事人權益保護的重要性。《大清刑事訴訟律草案》、《大清民事訴訟律草案》等提出的各項制度，如司法獨立、民刑分審、人民陪審、律師辯護等等，都閃耀著人權思想的光輝，有利于當事人權利的保護，并在后來的民國時期得以生根、發芽。

(二)清末訴訟法律思想的歷史局限性

1.沒能掙脫封建專制體制的桎梧。清末訴訟法律思想受西方國家的影響，具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傾向。由于當時的中國處在封建社會，沈家本等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法律制度是否適合中國的封建土壤缺乏認真的思考，最終沒能沖破封建專制的羅網。清末司法改革家們多是封建官僚，是為清統治服務的，不會也不可能與封建專制做斗爭，他們的出發點是為了維護清王朝的統治，所移植的西方資產階級先進的司法制度、原則和觀念，一遇到與封建專制統治相沖突的地方自然是妥協、退讓。最典型的就是清末訴訟法律的制訂及實施，其訴訟法律思想在當時大多沒有落到實處，只是停留在文字階段，而其訴訟制度的實施也往往流于形式。

2.沒能沖破封建習俗的窒礙。傳統習俗是人們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東西，幾千年傳統觀念已深入到民眾的血脈之中，很難改變，這就使新的思想常常陷入傳統的桎梏中，難以得到認同。沈家本等在司法改革中遇到的最為直接的障礙就是傳統習俗。雖然改革家們不是盲目照搬西方國家的訴訟制度，但在學習的過程中自覺不自覺地忽視了中國的傳統，沒有進行理性的選擇，沒有認真考慮西方理想化的先進制度和原則是否適應當時的中國。只有適合中國土壤的外來法律文化，才有永不枯竭的生命力。

3.沒能很好地啟發和提高民眾的訴訟意識。沈家本等人只想著以法救國，沒有想到要開啟民智，在其推行所謂的司法改革過程中，廣大民眾所受到的依舊是封建法觀念的束縛和延襲已久的習慣的調整。等級特權原則、義務本位原則是古代中國的主要訴訟原則，這與西方國家倡導的自由平等、個人權利、身份平等等觀念格格不入。最終導致他們倡導的訴訟制度及原則只能停留在草案及文字階段，先進的思想只停留在幾個先進人物的頭腦中，而不能扎根于廣大民眾這個深厚的土壤當中。

總而言之，立權利觀念、倡導司法獨立、建立合理的程序，這些都是我們今天還在探討的問題。清末沈家本等的訴訟法思想及實踐，對今日中國法學家仍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要不斷學習外國先進的訴訟法律，對于先進的訴訟審判制度既要大膽吸吶，又要與本國的歷史傳統結合起來，與本國的實際結合起來，對國外訴訟法律進行科學的鑒別，必要的改進，理性的選擇，只有這樣，才能讓外來的東西更適合于中國國情，才能使中國的訴訟法律制度建設搞得更好。

注釋:

[1]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匯編[M].北京：三聯書店，1999 .

[2]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M].北京：中華書局，1958 .

第5篇：儒家思想的歷史作用范文

一般認為，法學是研究法律現象或法律問題的學問或理論知識體系．【1】所謂價值，一般是指客體滿足主體需要的積極意義或客體的有用性．【2】價值標準亦即價值判斷標準，是指用于評判、衡量客體是否能夠滿足主體需要以及在何種程度上滿足主體需要的判斷標準。學說對法學的分類多種多樣，其中一種重要和極有意義的分類是關于理論法學和應用法學的分類。

法學有沒有價值呢？在這個問題上基本不存在什么異議。應用法學的價值直接體現在人們社會生活和法制實踐中，而理論法學高屋建瓴的指導作用和潛移默化的基礎性作用也是不可否認的。

法學有沒有一個價值標準，即對法學理論研究活動及其結論或成果的評價有沒有一個統一的或者一般的標準呢？對于應用法學，人們在司法實踐活動中可以獲得一個較為直觀的價值判斷，爭議不大。而理論法學一般很抽象，它與具體的社會實踐有一定的距離，在一些本源性的問題上不同的學說各持己見，加以學者們的主觀性表達，很難有一個大家一致認可的有普遍說服力的標準。尤其是在一個主張價值多元化的時代，學說紛紜,流派蕪雜,甚至有人認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標準”,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斷、自己的觀點，只要“言之有理”，都是可以接受的。誠然，“存在”即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人總是社會的人，也是歷史的人；人的思想、觀點，人們的學說、理論，也只能是社會的、歷史的。它們屬于精神的范疇，但卻是奠基于物質世界之上的。物質世界的客觀性、規律性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完全是主觀的，因而一種具有普遍性的判斷標準是存在的。法學領域也不例外。本文所要探討的，就是應當用什么樣的標準來判斷一種法學理論或者法制理論的價值。

二.理論的尷尬

我國素來有追求學術和研究理論的傳統。近世以來，一直到當下，“理論”被置于崇高的地位，從上到下，各行各業，各色的人們都要以“偉大的理論”為行動的指南，“自覺接受理論的指導”。這樣的理論在時下大多數人們眼里實際上沒有什么價值，只不過是在需要表現或表態時引用一下。

這里我們所指的當然不是那些作為政治統治的符號、旗幟或者工具的“理論”。但是，真正意義上的作為學術的理論，即對客觀世界和社會歷史的經驗的、理性的認識的理論和學說仍然遭遇了尷尬的境地。工具主義、實用主義、功利主義或者某種意義上具有這些色彩的思潮已經在很大范圍內占據了主流，人們重“實際”而輕理論的傾向廣泛存在。法學理論同樣面臨人們不同程度的冷漠和輕視。而在學術界，這個問題并沒有得到足夠的注意。不少人或是自甘于像蜘蛛一樣吐著自己的絲編著自己的網，只把理論研究當做自己修為的途徑；或是自以為身負“指導實踐、服務現實”的使命，緊跟形勢，兢兢業業的為現實政治作著注解和宣傳；或是在創新熱情的驅動下新益求新，不斷引進和創造著時髦的概念和術語，新之又新，玄之又玄，不僅令外行望而卻步——甚至是“未望”就已經止步，而且使我們這些初入門者也云山霧水，不知所向。

我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理論，或者說，對法學理論應當堅持什么樣的價值評判標準，就值得我們去思考和探討了。

三.繞不過的一道坎

無論承認與否，當我們去評論一種理論學說的時候，總會有一道繞不過的坎。必須承認，理論與實踐，理論與現實的矛盾是不可回避的。在當前的主流話語中，“實踐是檢驗認識真理性的唯一標準”。誠然，實際當中有很多對所謂實踐標準的片面化、教條化和庸俗化的理解，但是，真正的實踐標準是有極高的含金量的，它不是絕對真理卻最具有真理性。現在，一種所謂的先驗的或超驗的價值標準基本上沒有什么說服力了，而另一種堅持完全的基于人的理性的觀點也是值得懷疑的。因為人以及人的成長、認識積累原本就是一個客觀的實在或過程，人的理性也不可能是空穴來風，而是以客觀現實為土壤的。主觀的價值標準因人而異，因事而異，但從歷史的社會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客觀的標準不僅存在，而且在形形的主觀標準中鮮明地、實在地存在著。唯物辯證法“實踐——認識——實踐”的規律決定，任何一種認識、理論和學說，只能放在實踐中、放在客觀現實的語境中去檢驗、評價。

我在這里所理解的實踐，在廣義上不僅包括人們的物質性活動，還應該涵蓋人們精神、思想領域的創造。在科技飛速發展、知識經濟日新月異的當代，人們物質性的活動和精神性活動日益交融，緊密結合，而后者的重要性日益凸現，因此這種理解是必要的。

我在這里所理解的現實，也不僅僅局限于孤立的當下，而是包括過去以來的傳統、積淀以及他們對當下的影響，包括未來在當下社會里的投影，即當下社會中已經出現的趨勢和走向。它是現在與實在的統一。【3】

在這兩個基礎上，我認為下面這種觀點是極端正確和精當的。即：“衡量一種法制理論的價值如何，主要的一個標準是看它對法制實踐是否發生作用、發生什么樣的作用；衡量一種法制實踐科學已否，主要一個標準是看它能否自覺接受理論指導、接受什么樣的理論指導。”【4】這種觀點認為，“我們不是實用主義者，不排除研究一些與法制之間無直接關系的問題的必要性，這種研究有助于擴大法制理論的研究領域、提高法制理論研究水平，因而也有助于使法制理論更好的指導法制實踐；但就法制理論研究的全局或總體來說，我們主張應盡量圍繞法制實踐問題進行。我們也不是教條主義者，不否認法制實踐的許多步驟可以超出既有的理論范圍，沒有這種超出范圍，就沒有法制的發展，因而也沒有法制理論的發展；單就法制實踐的整體來說，應在科學的法制理論指導下進行。”【5】

這段話從對應的兩方面闡述了法制實踐與理論的關系。眾所周知，法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社會學科。應用法學是要直接應用于現實生活、在實踐中具體操作的，而理論法學的價值和生命力也系于現實和實踐之上。無此，它不僅不能指導應用法學的良性發展，不能促進它們作用的發揮，而且它在廣義上的基礎性作用也無從發揮。人類社會千百年來發展的最終選擇證明，人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全面發展，必須仰賴于法治這一條件。而法學理論學說則是法治大廈的基礎性材料，或者說是法治生態環境的基礎性要素。它如果遠離了大廈的建設實踐，或者說脫離了生態環境的實際運行，就無從發揮其基礎性作用，它自身也無從進一步發展。

以上是說法學要對實踐發揮作用，它才可能是有價值的。但這還遠遠不夠，還要看它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在實踐和現實這個平面上，我們有必要找到幾個具體可行的標準。

四.平面上的三個坐標

實踐標準是一個宏觀、概括的標準，缺乏對其全面、具體、準確地把握，則在實踐中往往會猶如盲人摸象，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被幻覺誤導，看見水中的影子就以為發現了真理本身。

有學者認為，法理學研究的目的主要有三個方面，即啟蒙、科學和應用。“法理學研究最深層的目的，最深遠的影響就是思想啟蒙。突破傳統的困擾，掙脫偏見的束縛，是法理學創造性思維方式最集中的表現”；“科學是法理學內在的最高精神境界，也是法理學社會功能的力量源泉。啟蒙是面向社會大眾的實踐，而科學則是法理學家修煉自身的艱苦研究”；“應用既是對一種理論科學與否的檢驗，又是這種理論的延伸。就一個完整的研究過程而言，應用是這個過程的制度性結果，是思想啟蒙運動的制度保障”。【6】在實踐標準這個平面上，我認為還應有以下這三個方面的考量．

（一），啟蒙

首先，就人文性價值取向而言，判斷一種法學理論價值的第一個標準就是，看這種理論是否堅持了進步的價值取向并對社會和人們起到啟蒙、教化作用，從而成為法律現實的思想先導和大眾法律意識的培育者和引導者。

法學理論的啟蒙作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表現往往不盡一致。在社會變革劇烈的時期，它早先往往在各種桎梏、偏見的夾縫中傳播，逐漸醞釀著變革的氣氛，后來最終發出時代的呼聲，成為變革實踐的旗幟和號角。而在社會發展較為平穩的時期，理論的呼聲不是那么響亮，但它們承接大變革時期的余音，把各種進步的思潮和社會理念如春風化雨般在最廣泛的群體中進行著潛移默化的傳播。潤物細無聲，但卻給鮮活發展的法制實踐以最基礎最厚實的支持。比如我們當下法律話語中對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討論，對私法自治、罪刑法定、程序正義等理念的闡述，都在不同程度上改變著人們的觀念，啟迪這人們的思考，從而推動著法制實踐的進步。

此外，法學理論的啟蒙作用對不同的社會主體又呈現出差異性，因而其外在形式也有不同。對法律專業學生、法律和法學工作者，即時下人們倡導的法律共同體而言，它要培養他們對人類生存狀態和世俗生活的人文關懷，培養他們對人類社會法律生活的哲學態度，塑造他們的法學世界觀，開闊視野，提升境界，同時也訓練其法律思維方式和能力。總而言之它要能夠提供鮮活的思想并指導、促進人們進行積極的思考。這樣的理論學說一般要嚴謹、深刻得多，甚至是深奧艱澀，表現得很學術，很高遠。但同時也應看到，理論不僅僅是理論者的理論，也不僅僅是理論應用者的理論，它也需要為一般大眾所了解、認知，從而實現大眾的啟蒙，奠定法律信仰的基礎。因此有必要為社會大眾提供一些生動鮮活、通俗易懂的理論形式。法理學不能因為高深艱澀甚至是玄之又玄的面孔疏遠了一般民眾，而應該表現出必要的親和來。比如面向廣泛大眾的法學或法律論壇，普及化的法學隨筆等形式。法律是一門專業知識，法學的專門化和法律的職業化同大眾啟蒙意義上所需要的大眾化、通俗化是不矛盾的，后者實際上可以為前者提供更為深厚的基礎。

還要強調的一點是，法治有三個要素：有法，法為善法，善法得到普遍的遵守。法學理論堅持進步的價值取向是保證法為善法的前提。除了緊隨時代的進步潮流外，一些永恒的價值是法學理論必須恪守的。

從這個標準來看，古典自然法學派表現得最為突出。盡管有人批評他們以非歷史的簡單程式和任意的假設為特點，但是他們“通過無視歷史的并將注意力集中在努力發現一種理想的法律和正義制度的方面，完成了一項重要的使命，其意義大大超過了僅研究法制史的學者所作的工作。經過幾代思想家的集體努力，古典自然法哲學家顯然為建構現代西方文明的法律大廈奠定了基石。”【7】西方啟蒙運動時期以來的古典自然法學派的法學家們的著述，不僅在西方的大變革時期起到了開啟民智、解放思想的歷史作用，奠定了西方社會法治信仰的厚實土壤，而且以后一直在不同程度上起著作用。雖然到十九世紀以后古典自然法學派在西方走向了衰落，但它對廣大正處于專制黑幕籠罩下的人們來說，仍無疑是黑夜里的明星，二戰以后自然法學派的復興，也證明了它的價值。它在整個世界走向法治文明的道路上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這個學派的經典作家的著述，至今仍深深地感動著我們的心靈。

（二），科學

其次，就科學性價值取向而言，判斷一種法學理論價值的第二個標準就是看這種理論是否堅持了獨立的學術品格和科學的態度，是否揭示了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各種法律現象的內涵和本質，從而發現法的一般規律和基本精神，為現實提供方法啟示和實踐指導。

對人文學科尤其是法學的科學性和科學化，學說界存在著各種反思和質疑。誠然，法學不同于自然科學，應當承認法學和法學方法的多元性。法學研究不可能完全揭示法律現象的本質和法的一般規律，法學研究不能為規律所仆役，不能把因果律作為全能的定式到處套用。“法律的發展既是一個物質運動的過程，又是一個精神運動的過程。法律發展的規律性并不排斥人的精神活動的創造性。”【8】而要充分發揮人的主體性和創造性。但是，我們一般所說的“人文科學”意義上的“科學”概念不同于嚴格意義上的自然科學中的“科學”概念，而已經是引申意義上的科學了。實際上，人文學科正是從自然科學那里獲得了許多啟示，特別是借鑒了其科學方法，才得到了更大的發展的，法學也不外乎此。法學理論要去揭示法律現象的本質和規律，要建立體系化的理論模式和規范化的研究方法，不能不注意科學性的要求。

每一種學說和理論不可能是完全的真理，也不可能是完全的謬誤，它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真理性的成分。盡管學說要多元化，但一種有價值的理論和學說，即使不能完全達到，至少也要盡可能地接近客觀真理，才可能為法制實踐提供盡可能有益的方法啟示和指導。法學的科學性要求法學研究堅持獨立的學術品格，堅持科學、客觀的態度。學術是社會的良知，以法律為基礎的社會機制是現代社會良性運轉的基礎要素之一，因此法學——法律的學術就不能僅從研究者的偏好出發，不能只為某一種利益服務，更不能屈服于各種權威或權勢，尤其不能喪失立場，無原則地看風向，跟形勢，致力于做政治解說和政治宣傳，成為政治的附庸。這是科學性的最基本立足點。

（三），應用

再者，從功利性價值取向來說，判斷一種法學理論價值的第三個標準是，看這種理論學說是否產生于實踐的需要并能夠應用到現實法制實踐中或者對法制實踐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這個標準是一般人們最為看重的，也是往往學術界容易忽視的。從廣義上講，法學理論在啟蒙和方法啟示上的作用也可以算是應用，但顯然這里所指的主要是在具體法制實踐中的直接應用和操作。

說這種理論要產生于現實的需要，對應本文前述的對“現實”、“實踐”的理解，就是說這種理論要給當下社會的基本情況以足夠的關切，符合實現時代的根本要求，并且注意到現實的復雜性，它包括歷史以來至不久以前形成的傳統和積淀，包括未來的趨勢的可能走向。（比如目前中國法制的主要現實就是：它受幾千年來農業社會、儒家思想和封建專制遺傳的影響，特別的受上個世紀民主革命以來一系列輕視法或者把法當作工具的實踐的頑固的影響，法制基礎薄弱，法治環境惡劣。雖然這一二十年來在一個薄弱的基礎上屢有突破、不斷發展，初步建立起一個基本完備、能夠有效運轉的法制體系，但距離法治要求還很遠——基本上我們是法治不發達國家，可能正走向發展中國家。目前其基本明確的走向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現代法治社會，它在發展過程中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法治模式的影響。）另外，理論要從現實制度的構建、實際運行以及其效用發揮等實踐要求著眼，盡可能進行一些實證的、有針對性的研究，盡可能提供一些實際的、可操作的方案。當然，這里關注的還不能忽視各個領域、各個范圍內的富有創造力的精神、理念創造和構想，它們也是我想強調的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

法學理論的應用在法制實踐中的宏觀方面主要體現在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監督等的制度構建和改革中，即動態的法制體系當中。而這一體現在立法中最為明顯。立法是整個法制存在與發展的前提，立法活動是一項極富開創性和智慧性的活動，它本身就往往可能包含某些理論創造的成分。因而立法活動接受理論的指導尤為重要，對立法問題作專門研究也就極有價值。在微觀方面，法學理論應用價值主要體現在其與各部門法相關聯的部分，甚至主要是表現為各部門法學或應用法學中的法理部分。這就要求法理學的專門研究對部門法學給以必要的關注，尤其要跟蹤它們的發展新動向、新突破，這樣才能保持理論的活力，不至于變得陳腐、滯后或僵化。“在歷史上，大凡含有一定科學合理成分，在一定的國家和地區能盛行一時的法律學說和觀點，都是參與和總結并指導了一個時代或一個國家的法律實踐的學問。古代羅馬法律制度和法律學說之所以發達，除了具備商品經濟和古希臘哲學等條件外，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羅馬法學家富于務實的精神。”【9】

以上三個標準中，科學和應用之間的聯系要更為密切一些。就提供方法啟示和實踐指導以及在應用方面的價值而言，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和社會法學派表現得很突出。與古典自然法學派不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不從“非歷史的簡單程式和任意的假設”出發，不喜歡進行價值分析，而是把眼界轉向現實的法學現象，側重實在法，重視現實中實實在在的規則和命令，主張從邏輯角度分析法律的概念、原則、術語及法律規范體系，提倡把法學研究限定在分析的“既定事實”的范圍內。盡管這個學派也有不少缺點，比如過于強調形式邏輯和規范分析，忽視社會制度的演進過程，對習慣法也缺乏應有的注意，但是比起它以前的任何一種法律學說來，因為它是實證的，它是坦白的，它注重對實在制度進行科學規范的剖析，它更多地發現了法律制度的現實性，更好地為現實的法律提供了規范性的方法啟示和實踐工具，因而它更符合科學性要求。在西方社會基本走完革命和變革的大時代，資本主義取得統治地位，社會的主要矛盾變化了，新的理論需求使這個學派顯示了其對現實的巨大力量，逐漸取代了古典自然法學派的地位。

另外同樣注重實證的還有社會法學派，不過它所關注的不是國家制定的實在法規則，而是把法看成一種社會現象，將目光投向法的實際存在形態，主要研究影響法的制定和實施的社會方面的因素，力求從活的社會中去發現“真實的法”。社會法學派還反對以往過于重視個人權利、個人利益而忽視社會利益、公共利益的做法，強調法的社會利益和法的社會化，引起了一場法律社會化的運動，對當代法治的發展起到重要推動作用。社會法學派不僅有一套完整的分析方法體系，而且其分析方法從宏觀和微觀兩方面都具有明顯的可操作性，因而其對法制實踐的方法啟示功能和應用性也就很強一些。

五．結語新晨

本文中的“法學理論”、“法理學”、“法制理論”等用語，嚴格說它們的含義是有很大區別的。但在本文的語境中，它們主要是指法學中傾向于理論方面的內容，因此沒有作出嚴格區分。

本文認為對法學價值進行評判的一個根本標準是“實踐標準”，即看其是否對法制實踐起作用以及起什么樣的作用。具體而言又有三個方面的考量，即啟蒙、科學和應用。這三個方面不是截然分開的，在對某些法學理論進行評價時也不是都必不可少的，而應當是根據其側重有所選擇。

這里還要回應本文第二部分中提到的法學研究中的三種情況。固然，進行理論研究要有扎實的內功，要坐得住冷板凳，但這不是說應該獨守象牙塔，遠離實踐，把理論研究當做自娛自樂的藝術；固然，必要的服務意識不可少，但不是服務于狹隘、片面的“實踐”，更不是可以放棄學術獨立而淪為御用工具；固然，理論重在創新，它有必要適當超前于實踐，但新瓶裝舊藥不是創造，不切實際一味求新求異也不是值得提倡。關于學者“入世”“出世”的問題，我認為在保守獨立精神（哪怕只是內心的）的基礎上，入世的態度要比出世更為可取。中國歷史上不乏留給后人不少文學、藝術方面的精神遺產的隱士，然而同那些充滿現實關懷、積極投身歷史實踐的學者相比，他們要遜色得多。后者不僅也創造精神財富，而且他們的務實和實踐精神還直接推動了歷史前進的步伐。

中國當代的法學研究者、學習者，在這個變革的時代，關注現實，尤其是中國的現實，積極參與法制實踐，是最為迫切需要的。

參考書目：

1．《法理學》，張文顯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2．《法理學》，葛洪義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3．《法理學論從》第一卷

4．《探索與對話：法理學導論》，葛洪義，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版

5．《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博登海默著，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6．《法邊馀墨》，賀衛方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