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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和社會的知識范文

關鍵詞：政治穩定；社會和諧；經濟內生增長；行為主體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3）02-0015-05

一、引言

在過去的二、三百年當中，伴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西方世界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和社會成就。生產力高度發達，社會再生產程度空前擴大，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步伐不斷加快，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與此同時，隨著現代民族國家的獨立和解放，一些前殖民地國家以及其他后進的欠發達國家也先后開始了現代化建設的進程，圍繞現代化建設的核心則是經濟建設，世界經濟一體化程度不斷加深，遠遠走在政治、文化一體化的前面。但是，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世界各國也不斷遭遇各種挫折，一些新的問題和形勢困擾并將持續困擾各個國家，比如生態和環境危機、日益擴大的貧富分化格局、局部動亂和沖突的壓力、社會矛盾積聚和蔓延、人口老齡化趨勢、醫療和社會保障問題，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甚至面臨食物短缺、流行病蔓延和戰爭內亂的生存威脅。這都提示我們注意經濟發展的負面結果，重新認識經濟發展，將經濟建設放在更廣闊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中考察，以避免狹隘的經濟發展觀。

回溯人類經濟和社會發展歷程，圍繞著財富生產和分配，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以及歷史學等學科在各自的范式下構建了相應的理論體系，對于我們理解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了多種視角。然而在豐富和深化認識的同時，各個學科也常常將其他因素分離出去或者假定為外生變量，某種程度上使得我們的認識過于片面，不能客觀地認識經濟增長的實質，將經濟過程“脫嵌”于社會和政治過程也使人們忽略了三者之間的內在關聯和互動過程，在實踐中表現為對經濟增長的狹隘理解和追求，造成經濟發展的代價過高，甚至不可持續，結果導致社會和政治的反復動蕩。因此有必要在更高的高度上重新看待經濟增長，在真實的時間和空間下理解經濟內生增長的過程和實質，避免對經濟增長的簡單形式化分析。

基于此，本文在回顧已有的經濟增長理論以及在政治和社會過程中理解經濟問題的相關文獻的基礎上，從行為主體、發展過程和發展實質三個方面對經濟內生增長作出解釋，在此前提下，擴展了政治與社會、政治與經濟、社會與經濟的互動過程和內在關聯，以在真實的時間和空間下理解經濟增長以及政治和社會的變遷，并針對我國實際情況提出建議。

二、 對經濟增長的解讀

（一） 經濟增長理論的回顧

1.古典經濟學。為了便于理解和清晰的認識各個階段關于經濟增長的不同觀點，本文將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古典經濟學，包括馬歇爾之前的重農學派、重商主義學派以及更早的一些經濟學家或思想家；新古典經濟學，包括馬歇爾以來，經過凱恩斯、薩繆爾森等人為主發展的經濟學理論，也即我們通常所指的主流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指的是不同于主流經濟學，將制度因素引進到經濟增長的認識中來，從一個更接近實際生活的范式構建經濟增長理論。

以最為典型的、最具代表性的亞當·斯密為例，古典經濟學家強調勞動分工在財富創造和生產當中的核心作用，分工程度的加深促進了專業化和交換范圍的擴大，從而擴大并繁榮了市場，提高了民眾的勞動生產率和收入水平。在此基礎上，他還闡述了市場發揮作用的機制和條件，即著名的價格機制或“看不見的手”原理。馬克思據此指出，“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最明顯地表現在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上。”[1]其他古典經濟學家盡管沒有像斯密一樣明確提出分工在財富創造中的作用，但也各自從不同的角度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例如重商主義以擴大本國商品出口規模為目的的政策反映了市場規模對某種商品和某個國家貿易及財富積累的重要性。

2.新古典經濟學。自馬歇爾以來，或者是出于使經濟學科學化的目的，許多經濟學家夢想建立一門像物理學一樣嚴謹的學科，經濟學逐漸偏離了古典經濟學的方向，轉而將資源配置作為研究的核心內容，通過引進供給和需求曲線，運用邊際分析方法，使用一系列的數學工具和方法將經濟學問題形式化、規范化。

20世紀30年代，哈羅德和多馬幾乎在同一時間提出了各自的經濟增長模型，一般稱為“哈羅德—多馬模型”，其公式表達為：G=s/v，G為經濟增長率，s為儲蓄率，v為資本—產出比，當v為常量時，儲蓄率即資本的多少就決定了經濟體系的增長率；[2]隨后，索洛放棄了“哈羅德—多馬模型”中資本—產出比不變這一假設，改而強調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3]即我們通常所說的“索洛余值”；但是什么引致了技術進步在索洛模型中不得而知，技術是作為外生變量處理的，從而是不可處理的因素。在這種情況下，羅默和盧卡斯建立了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在他們的模型中，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人力資本積累，瓊斯在探討該模型不足的基礎上著重指出，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技術帶來的新發明和新創造，而技術進步是由理性的、追求利潤最大化行為內生出來的。[4]在建立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努力中，Hayami（1985）等人提出的誘致性技術變遷非常具有代表性。具體的，他們在對美國和日本農業發展和農業技術進步的比較分析中認為，要素稟賦和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化為技術變遷提供了誘導機制及變遷方向。此外，他們還從過程和時間變化的角度考察了技術變遷的多樣性和復雜性。[5]

主流經濟學中的經濟增長理論不斷完善，其解釋力度也逐漸提高，一些模型也因此聲稱為內生增長理論，但其邏輯的徹底性和可信性卻仍然值得懷疑。首先，該類模型對經濟增長的長期和短期表現沒有區分，沒有從時間進程的角度考慮經濟增長，因此對經濟增長核心要素從強調勞動、資本、技術到知識不斷產生變化和搖擺；其次，以代表性廠商和代表性消費者作簡化處理忽略了行為人的異質性和能動性，從而大大縮小甚至偏離了經濟增長的內涵。實際上，盡管在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下也發展出各種內生增長理論，將資本和技術內生于經濟發展過程，但在根本上，物質資本的積累、人力資本的投資及技術創新都是由行為人這一主體所主導，其動力機制在此類模型中并未被指出，致使模型的邏輯不夠徹底。換句話說，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在本質上只是增長本身或是增長的現象，并不能作為增長的原因（North，Thomas，1973）。

3.新制度經濟學。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存在的種種缺陷，許多富有遠見的經濟學家致力于解決該問題，他們將制度要素納入經濟增長理論，在外延上通過放寬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條件，引進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和交易費用，努力修正經濟增長理論。盡管新制度經濟學內部存在諸多分歧，但制度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得到極大強調，制度是重要的這一點基本已達成共識。圍繞著制度決定技術，制度在根本上決定經濟發展績效，經過一批學者如科斯（R.H.Coase）、諾斯（D.C.North）、威廉姆森（O.E.Williamson）等人的努力，發展出了不同方向的理論分支，如交易成本理論、產權理論、委托-理論、團隊理論、不完全契約理論等。

總體而言，新制度經濟學可視為對古典經濟學的重新回歸，并且在形式化和分析工具、方法上都進一步加深和拓展了古典經濟學的認識。在推動經濟學和其他學科對話交流上，新制度經濟學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為進一步加深對經濟增長的認識提供了橋梁。

（二）經濟如何嵌入政治與社會

經濟生活作為解決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在根本上決定和制約著人們其他社會和政治活動。事實上，紛繁復雜的政治與社會活動所圍繞的核心正是經濟利益的生產和分配，不同歷史階段，不同的制度文明和生態環境下，政治和社會活動呈現多樣化形態。無論如何，經濟活動都無法脫離社會和政治環境而獨立存在。但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尤其是市場經濟的發展在解決人類經濟問題時顯示了巨大的能量，經濟似乎已主導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及其方方面面，經濟學也以一種“帝國主義”姿態不斷向周圍學科擴張。人們逐漸沉浸在市場經濟這一體系之內，好像經濟問題，金錢和物質文明就是生活的全部，甚至主導一切，傲慢的經濟學對其他學科的研究主題和分析方法不屑一顧。但經濟學正為這種傲慢付出代價，經濟發展逐漸遭遇可持續性問題，經濟發展的動力和后勁嚴重不足，伴隨經濟增長出現的環境問題、社會問題、政治問題日益尖銳，經濟體制改革的有效性逐漸衰減。

正如前文所言，以新制度經濟學為代表的經濟學流派積極與社會學、政治學展開對話，試圖修正狹隘的經濟增長理論。布坎南（Buchanan，1962）在構建公共經濟學框架時考察了和規則對經濟體系的影響，著重從個體行為、決策及其互動中分析政治活動和經濟過程；[6]阿塞莫格魯（Acemoglu）分析了民主制度與經濟發展的真實影響機制，認為產權和政治權力等因素決定市場均衡，進而決定經濟的增長。[7]與此同時，一些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如涂爾干（Durkheim）、普特曼（Louis Putterman），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人都積極和經濟學開展對話，相鄰學科和交叉領域的互相融合極大推動了對經濟增長的認識。綜合他們的分析，一種觀點認為文化、等社會資本因素影響經濟發展，最有名的例如韋伯對新教倫理和加爾文教義改革對資本主義世界的興起發揮了重大作用；盎格魯—薩克遜文化傳統國家較天主教文化傳統國家也具有更高的績效，Knack和Keefer（1995）、Durlauf和Fafchamps（2005）同樣得出社會資本與經濟績效正相關的結論，一個鼓勵合作與協調的文化價值觀和信念體系會增進經濟績效，但單純強調文化決定經濟發展的觀點受到Acemoglu的挑戰，認為一旦將經濟制度因素考慮進來，文化的解釋力度便沒有那么顯著。[8]

總結歸納各個學科之間的對話，關于經濟增長和社會、政治因素的關系，大多時候人們的關注點在于社會與政治環境對經濟活動產生的結構性影響，盡管這一努力拓展了人們對于經濟增長的理解，但其具體過程和內在的機制卻并不十分清。有關經濟如何內生地、自發地增長，社會與政治體制的規律性變遷，推動變遷的主體和邏輯等問題的研究仍然有待深化。

三、經濟的內生增長

（一）經濟增長的主體

經濟的增長總是要由一定的主體來推動，經濟過程是一個不同類型角色參與和互動的過程，每個參與者為了獲得更大的利益，以及長期利益的索取和保障，結合自身稟賦和掌握的資源，在一定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下尋求對這種權力的控制。首先，所處角色的差異決定不同行為主體信息來源和信息豐裕程度的差異，每個主體都具有特定和無法消除的自身利益，由于行為主體異質性的存在，每個主體對于環境和信息的解讀和計算也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不同行為主體面臨不同的效用函數；其次，每個行為主體都不僅作為經濟人而存在，還是社會人、政治人，也即每個人都生活在真實的社會和政治過程中。這就決定了行為主體通常不只面臨一個效用函數，一個人不僅要在一件事情上作出選擇，更要同時面臨多件事情，每件事情都帶來一定的效用，而時間、精力、資源和能力卻是有限的，因此行為主體必須首先在事情間作出取舍，之后才是特定事情上的行為選擇。我們將此過程概括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對效用函數的選擇，第二個階段是對具體行為的選擇；第三，在時間進程中，不同時點上行為主體連續的面對多個效用函數，每個效用函數往往持續性存在，即事情是一個歷時過程，而非轉瞬即逝。那么不同的效用函數通常就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相互關聯。例如通過發揮互補作用達到獨立效用函數所不能達到的效用，此時，過去就會影響現在和未來，路徑依賴性因而得以存在；第四，每個效用得以實現不只取決于行為主體本身的行為，結果取決于行為的互動和相互作用，也就是說，利益的獲得是社會交往的結果，因此必須考慮個人行為對其他人行為的影響；最后，效用函數并非一成不變，隨著社會和政治環境的改變，行為主體的認知相應的發生變化，對環境和行為的認識也會得到修正，相應的，效用函數也得以重塑。

以上過程說明了行為主體在一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下的行為邏輯，該邏輯是一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也是一個被動的行為過程，行為主體的主觀能動性還沒有得到完全的釋放。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之外，行為主體還必須考慮對利益的占有、享受和處置權。如果將追求利益視作財富的生產，那么對利益的占有、享受和處置就可以看作對財富的分配。在后一過程中，行為主體在更高程度上發揮主觀能動作用，他們努力爭取改變既有的政治和社會規則和結構，改變自身的角色和定位，以獲得更高報酬或獎勵。

（二）經濟增長的過程

經濟增長作為行為主體互動的結果而發生或者不發生，經濟增長并不是任何行為主體的直接目的所在，只是作為行為主體追求和長期占有自身利益的訴求而發生。在這個過程中，一些行為主體的利益與國家的整體利益是一致的，但也可能存在與國家利益相悖的行為主體，這些主體就沒有動力促進甚至極力阻撓經濟的增長。這一方面是由于追求經濟增長需要付出成本，不同行為主體付出的代價是不一樣的，另一方面不同行為主體從經濟增長獲得的利益也是不一樣的，結果經濟增長通常并不是普惠式的，有獲利者也有受損者。此外，一部分人可能通過搭便車的方式不勞而獲，不費成本的享受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這表明經濟增長并不能先驗的發生，將經濟增長作為國家目標，動員所有行為人共同努力達成這一目標也并不總是為行為主體提供可信的預期和激勵。

在穩定的政治與社會規則和結構下，各個行為主體為了獲得和占有更大的利益而尋求一定的社會交往和互動，并非每個主體都發生互動，互動的程度也因利益大小而在主體間有所不同。如果大部分互動發生在經濟行為主體之間，每個行為人要想獲得更大的利益就必須盡可能多的滿足別人的需求，當一個國家大多數人都在從事服務于別人的活動，同時自己也被他人所服務時，大部分主體的效用函數得到實現，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便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情；如果大部分互動發生在經濟行為主體和政治行為主體之間，從而為尋租提供條件，經濟增長就變得不確定起來。當大多數行為都是非生產性活動時，經濟的長期前景必然暗淡；如果大部分互動發生在經濟行為主體和社會團體之間，經濟活動的范圍就無法得到擴張，社會化大生產就無法實現，這種情形對應著小農經濟的自然形態，大多數經濟活動包圍在一定的近緣文化和種族群體內部。

在不穩定的政治與社會規則和結構下，各個行為主體為了獲得更大的利益，其行為就不僅僅表現為競爭形式，而可能演變為斗爭形式，通過武力或其他不正當手段攫取利益，占取有力位置以獲得未來的利益。一旦這種情形發生，想要打破這種格局就變得極為困難，除非有力量相當的威脅團體存在，才會產生改變現有規則的動力和積極性。這種情況下經濟增長長期持續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

因此，經濟增長依賴于穩定的政治環境與和諧的社會環境，在這個條件下，行為主體才有可能和積極性從事一定的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等活動，通過與其他主體的競爭獲得更優的資源配置，占得有利的位置，爭取更大的權力，目的是獲得更大的利益。隨著經濟增長和財富的積累，人們的認識和能力也不斷的發生變化，對利益分配也會提出新的要求，尋求改變現有的政治與社會制度，這一行為具有斗爭傾向，但在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下，斗爭的形式會逐漸趨向制度化和規范化，斗爭的程度也會變得緩和。

（三）經濟內生增長的實質

回溯世界各國經濟歷程，經濟增長是伴隨著經濟活動脫離宗教、種族和政治服從而發生的，經濟活動的獨立和自由進行是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否則交往規模就不能迅速擴大，生產規模也就不能擴大，專業化和規模經濟的優勢就不能發揮，生產率的提高也就成為不可能，現代技術也就無法產生和推廣，現代生活方式和現代文明也不能產生和存在。

與之相反，經濟的內生增長是一個長期的、可持續的、自發的過程。長期性體現為經濟內生增長的生命力，這種增長不是短期性的，而是長時期的、遍歷性的滿足于廣大行為主體的利益訴求而存在的。可持續性在資源和環境方面體現為增長不是竭澤而漁式的，犧牲未來和下一代人福利的發展，在政治和社會方面體現為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體系的協調和共同發展。盡管經濟的內生增長以經濟過程脫離宗教、文化和政治而獨立為前提，但這種獨立不是對政治和社會的背離，也不是對政治和社會因素的拋棄，三者之間仍然相互作用和影響；自發性體現為經濟的自然增長，而不需要借助外力，尤其是政府的推動和干預來達成。

就內生的邏輯來看，這種增長表現為分工和專業化程度不斷加深的過程。具體的，一定的政治與社會規則和結構下，行為主體獲得更大利益的愿望推動他們努力滿足其他主體的需求和愿望，這種愿望的實現程度決定所獲得收入的高低。另外，正是滿足其他主體需求才產生了自我的需求，因為滿足別人的需求必須要生產或銷售產品、服務，這就產生了對原材料和其他資本的需求，與此類似，原材料提供商也因為供給才產生了新的需求，這樣的鏈條和網絡構成了整個經濟過程。該過程又是動態變化著的，隨著制度和自然環境的變化，以及人們認知程度和能力的提高，一些舊的需求逐漸萎縮甚至被淘汰，新的需求被不斷發現甚至創造出來，也就創造和發現了新的市場，最早發現并成功擴大市場規模的主體就將因此獲得更大的利益，但探索失敗也將使邁出第一步的主體為此付出代價。成功創新的主體將反過來推動整個鏈條和市場的革新，這種進步和競爭的力量自發地推動經濟的內生增長。但實際上，創新的成本往往極高，失敗的可能性極大，一個鼓勵和容忍失敗的政治和社會文化就有可能走在創新的前列。同樣，通過外力干預經濟內生增長，即使懷有善意的目的，一旦干擾或將經濟調整的路徑打破，經濟的內生增長就會因此中斷或者扭曲。有必要強調，經濟的內生增長是一個過程和結果，是一個先后經歷了由種族群體、宗教組織主導到政治主導，到企業家主導的過程和結果，而不是作為一個目的而實現的。

四、政治、社會和經濟的內在關聯

（一）政治與社會

政治和社會之間的全部關系不是本文關注的重點，本文著重考察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的比重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以康豪瑟的大眾社會理論為切入點，康豪瑟認為一個正常的社會結構應由三層組成：政治精英—中層組織—民眾。但是現代化進程打破了人與人之間傳統意義上以村落和親緣為基礎的聯系，也就打破了社會中層組織。中層組織的多樣性導致利益和認同感的多樣化，也就降低民眾被大量動員進同一個運動中去的可能。缺乏社會中層力量則會使大眾更容易受到小部分政治精英的控制，或者導致民粹主義。[9]因此，政治和社會的關系與結構為主體提供了特定的行為預期，社會力量過于弱小，占多數的經濟行為主體與少數的政治精英直接對話和討價還價就會因為剛性過大而過于脆弱，引發暴力、沖突的斗爭行為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反之，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的局面就更容易達到，經濟內生增長的機會便因此而增加。

（二）政治與經濟

政治與經濟的關系最重要的體現在政治精英群體和經濟行為主體的互動過程中，互動的規則由政治精英群體制定和實施，并由其他社會群體監督。雙方行為主體都有追求自身利益的訴求，但政治活動本身不創造任何財富，財富全部由經濟行為主體創造。此外，對權力的占有還是未來占有和享受利益的保證。如果雙方的互動是一次性的，政治精英必然選擇全部攫取經濟行為主體的利益；如果雙方的互動是重復的、多次的，政治精英通常不會選擇全部掠奪行為，而是通過征收一定的稅收為經濟行為主體提供可靠的保護，甚至通過實施有利于市場經濟發展的產權保護等政策，以期望在擴大財富生產過程中獲得更大的利益；另外，政治精英群體要同多個經濟行為主體交往和互動，因此就必須顧及自己的聲譽，以使得和另外經濟行為主體交往時的行為和策略可信；隨著國際化和全球化的深入，政治精英還面臨其他國家的競爭壓力，促使政治精英努力提高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綜合國家能力，從而在長期保證自身利益的占有。

政治活動影響經濟行為的同時，經濟行為主體也會尋求改變政治體制以獲得更好的獲利機會，不同的收益——成本差異決定主體尋求改變政治架構的程度和方向。例如經濟行為主體通過各種手段試圖推動和改變政策制度的變遷，當大部分行為主體都有能力影響政治體制及其他政策時，互動的結果可能恰恰是中立和不偏不倚的，從而有利于經濟發展。當只有少部分行為主體有能力做到這一點時，其他行為主體將會失去參與政治活動的積極性和信心，從而被動的、消極的參與經濟過程，整個經濟可能就陷入低水平的發展陷阱。

（三）社會與經濟

社會與經濟之間的關聯性體現在經濟行為主體和社會的互動過程當中。一般而言，經濟活動是人們獲取利益的主要手段，但人們也具有各種各樣的情感和訴求，需要訴諸于社會來達成。此外，社會文化、習俗、規范等非正式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人們的行為，甚至改變人們的效用函數。最重要的是由于社會結構改變的難度較大而較為穩定，使得行為主體的預期得以相對的穩定，人們的行為也因此具有更多的黏性和柔韌性，這樣才能在經濟迅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程度加深的同時不至于產生過大的落差，為經濟的內生增長提供了緩沖和的作用。

五、導向我國經濟內生增長的合理建議

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已進行多年，所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但不可否認的是其邊際效用已開始遞減，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和完善現代市場體制仍然必要。但是經濟發展的同時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可忽視，當前中國經濟模式不可持續性也已達成共識，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提示我們需要新的發展思路。綜合前文，經濟的內生增長與政治穩定、社會和諧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由于激進的政治體制改革會大大增加社會動蕩的可能性，鑒于此：

首先要繼續擴大和激發更廣大主體主動參與經濟發展的積極性，將經濟發展的主體由國家、省、市、縣、區擴展到企業家和個人，降低創業成本，鼓勵創新，使經濟發展的鏈條延長和更新，形成產業升級和轉型的內在動力。

其次在經濟體制改革邊際效用遞減的時刻，要重點推動社會體制改革，強化社會力量，促進各類社會團體的自發形成，以發揮行為主體間的協調和互補作用，通過社會自身解決社會問題和矛盾。積極創建良序的公民社會或市民社會，強大的社會力量能促使民眾運動制度化和規范化的形成，從而降低大規模、沖突性社會運動，為改革的漸進創造條件。

最后，要不失時機地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但是，大部分的政治體制改革都應在社會體制改革邊際效用遞減以及社會力量足夠強大的時候，自發的、內生的進行，通過這種繼起的、漸進的改革和變遷，保持經濟、社會與政治的協調和相互適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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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趙鼎新.社會與政治運動講

第2篇：經濟和社會的知識范文

建設一支專業能力強、師德高尚的高效高素質教育團隊，一直是各個高校以及社會運行的目標，高校作為擔負人才培養重任的基地，要充分踐行管理要求和管理框架，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出發，提升認知和社會認同，并且積極落實師德素質。

一、基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高校師德建設保持全面性

1.高校師德建設之思想政治理論課專職教師

高校思政理論專職教育是高校政治思想的傳遞者，在隊伍建設過程中，要保證其對于黨的路線、方針、理論等有充分的了解，為了有效保證思政教育教師的思想意識，要將其工作的主體地位進行細化[1]。高校要在實際管理過程中，從招聘的源頭做起，結合高校實際需求，選取政治原則以及立場堅定的高效思政課專職教師，只有積極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才能從多層次和多渠道進行責任培養。

2.高校師德建設之高校管理人員

高校管理人員是高校思想教育決策的直觀執行者，不僅具有示范帶頭作用，而且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體，在高校實際管理過程中，高校管理人員只有從本質上認同師德的重要性，并且充分踐行相關要求，才能在無形中實現教育結構和教育氛圍的優化。另外，高校管理人員的工作態度以及對師德踐行方式的認同感決定了師德建設的實效性，也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指導效力。

3.高校師德建?O之任課教師

在高校教育體系中，任課教師和學生之間的互動最多，也是學生感受師德師風的主要媒介性人物，其師德深度和具體狀況對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另外，專業任課教師的專業性會對學生產生影響，只有思想意識積極向上，且專業能力強的教師，才能在學生心目中樹立更加具有威信的教師形象，且對學生的影響也最深。但是，高校盡管已經將專業課教師職業道德要求進行了規定，卻沒有結合師德實踐進行日常化管理，這需要學校結合實際進一步提高教師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水平[2]。

4.高校師德建設之學生工作專職教師

在高校學生管理工作中，專職教師是學生思想方向和學習成長的引導者，其自身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可和理解至關重要。只有專職教師充分認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性，且建立高度認同的感受，并在教學過程中充分踐行社會主義價值觀，按照標準規劃自身行為和教學路徑，才能提高學教學素質教學水平。

二、基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高校師德建設保持創新性

1.基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高校師德建設要保持導向性

教師在實際教學過程中的導向作用非常重要，教師能借助啟發式教學和動員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并且建構更加有效的教學機制和教學理念，從學生的學習要求和思想教育出發，真正落實教育導向功能。另外，在師德教育開展過程中，首先要確定目標導向，通過規定師德建設目標，確保教師能向著預定的目標努力。其次，要建立政策性導向基準，教師能借助一系列政策，實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培養模型之間的互動，從而保證工作的常態化進行以及穩定開展。除此之外，要將自主導向作為重點，教師通過自我內化教育和自我提升，踐行服務要求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標準[3]。

2.基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高校師德建設要運用激勵機制

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背景下，要積極落實師德建設中的激勵策略和綜合管控要求。首先，要確立民主激勵策略，學校要積極建構完整的發展環境，鼓勵教師成為決策和管理的核心，建立監督平臺，充分發揮教師的主觀能動性，落實師德教育和師德規范。其次，要結合實際積極落實榜樣激勵要求，建立學校內的師德標桿，鼓勵并引導教師形成良性的建設目標[4]。最后，要充分結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構平等、尊重以及信任的問題處理模式，提高教師辦實事的能力。

3.基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高校師德建設要依靠制度

要想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系下，建構更加完整的師德教育結構和發展模型，就要結合實際情況，落實制度管理。教師的師德培養是一個養成以及固化的的過程，需要結合各種因素。其中，制度管控體系較為重要，要想保證建設進程長效性，就要結合實際需求和師德要求，提高保證機制的管理效果，落實保障機制的長期性和穩定性。在高校教師管理制度中，不僅傳遞著整個學校管理的基本價值導向，也是師德建設的基本載體和方向性保障。因此，要想師德教育更加貼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要形成制度化的建設機制，確保師德建設任務得到有效落實[5]。

4.基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高校師德建設要實現轉化

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背景下，要想提高師德建設實效性，就要針對教育結構的轉變一定程度的關注，結合實際需求和管理目標提高管理要求，從心理學角度分析高校師德教育，是教師思想結構逐步轉化后形成的。首先，是認知的轉化，對于德育，是在教育基礎上，從理性思想和意識層面的轉變，從而對事物產生一種新的看法和觀點。其次，是態度的轉化，教師在對德育進行深度分析并貫徹落實時，要秉持著相對穩定的態度，樹立正確的價值導向和基本觀念。最后，是行為的轉化，從思想意識到行為，需要一個過程，從解凍期、消融期再到冰凍期，經過長期的管控和維護，才能在高校師德教育過程中實現自身素質和能力的發展。

5.基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高校師德建設要結合信息化

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時代背景下，要結合網絡結構和新媒體平臺，提高師德教育的實際價值，真正從網絡中提煉新型德育培養機制，確保教師隊伍能在網絡平臺中實現師德教育的良性發展，結合信息化要求和信息化發展路徑，建構更加有效的網絡運行平臺。

第3篇：經濟和社會的知識范文

【摘 要 題】古代經濟史研究

【關 鍵 詞】經濟形態/社會性質/北魏模式

一、問題的提出

3-5世紀，由拓跋族南遷卷帶和推動了漠北其它民族的南遷，鮮卑拓跋部在南遷過程中以及入主中原前期，其社會性質不斷地發生著變化。尤其是在從北魏前期到孝文帝改革后奇跡般地發生了一次社會性質的跳躍和突變。這個跳躍和突變在整個中國歷史進程上是有意義的，它為少數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權并進行有效地統治提供了一個范例，極具典型性。換句話說，孝文帝的這次改革創造了一種由游牧社會轉變為農耕社會，由氏族酋長制轉變為封建社會制度的模式。本文主要想就這個模式形成的前期，也就是對形成這個模式的基礎，即北魏入主中原的前期社會進行一些理論和實踐上的探討，以求為這個模式的總體認識提供一個前提。

北魏前期的社會性質問題史學界曾進行過長期的和廣泛的討論。但是由于各種原因，迄今為止，仍難形成共識。我們將20世紀70-90年代這個問題的討論概括一下，大致有四類。一、北魏在拓跋guī＠①以前一直處于原始社會階段，至拓跋guī＠①開始建立國家；二、北魏從力微開始就有了國家，到猗盧時代已步入封建時代；三、力微到什翼犍時期處于奴隸社會，從拓跋硅到拓跋宏期間進入封建社會；四、拓跋部在孝文帝遷都以前還是處在一種先封建社會階段。

出現這種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對拓跋族社會發展程度的估價不同；其二對國家組織形態發展的標志理解不同；其三對國家形態發展理論的認識上有差異。作者認為，歷史上各民族社會性質的演變固然主要取決于自身的發展，但地理環境、文化傳統的變化以及與其它民族的交往之影響，都是制約該民族社會性質發生變化的不容忽視的因素。探討北魏社會性質的史學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但在一些具體問題的分析上，在對于這些因素對北魏社會組織的變化所起的特殊作用的認識和估價上仍很不夠。拓跋族在南遷中原以來，經歷了一個部落離散、聚合的長過程，拓跋部內部的這種離散、合并是由拓跋部與少數各族和漢民族外部戰爭環境決定的。在這種情況下，拓跋部內部社會組織形式變革與否，直接關系著這個民族的生死存亡。同時從人類社會的歷史看，五種社會形態不一定是循序存在于一個國家或民族，而是在各個國家和民族在不同時期、不同層次的發展和跳躍的大范圍內體現的。下面就北魏遷徙過程的經濟形態和社會組織形態作一些考察和分析。

二、北魏前期的經濟形態和社會結構

20世紀60年代，在呼倫貝爾盟境內發現新巴爾虎右旗扎費諾爾和陳巴爾虎旗兩處古墓，兩處古墓的分布及時代與《魏書·序記》所記的推寅南遷的“大澤”時代相符。在這里發現了大量的骨器、石器、陶器和鐵器、銅器。（注：《內蒙古巴爾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簡報》，《考古》1965年第6期。）由此可知，拓跋部當時仍處于新石器時代的中、后期。其后拓跋部在漫長的南遷過程中其經濟結構和經濟成份呈現出異常復雜的情形。東漢靈帝時，鮮卑首領檀石槐在匈奴部落聯盟集團解體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以鮮卑為主體的部落聯盟集團。《魏略·西戎傳》載：“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畜牧逐水草，抄盜涼州，部落稍多，有數萬，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歸一，有大胡、有丁零，或頗與羌雜處。由本亡奴婢故也。”后來匈奴都歸并到了檀石集團。匈奴鮮卑在南遷過程中，主要以掠奪為主，雖然力微初任大首領時，曾約束部下，告誡各部落大人：“我歷觀前世匈奴，蹋頓之徒，茍貪財利，抄掠邊民，雖有所得，而其死傷不足相補，更相仇讎，百姓涂炭，非長計也。”（注：《魏書·序記》。）但鮮卑對其它少數民族的掠奪是不可避免的。如猗＠②曾“西略諸國，積五歲，降附者三十余國。”（注：《資治通鑒》卷82晉紀四。）其附屬部落擄掠人口更是不乏記載，如“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既立之后，遣子朝獻，昭成以女妻衛辰，……后掠堅邊民五十余口為奴婢，以獻于堅。”（注：《魏書》卷95《鐵弗劉虎傳》。）

又據《魏書·蠕蠕傳》云：“蠕蠕，東胡之苗也，姓郁久閭氏。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發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后子孫因以為氏。木骨閭既壯，免奴為騎卒。穆帝時，后期當斬，亡匿廣漠溪谷間，收合逋逃得百余人，依紇突鄰部。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眾，自號柔然，而后屬于國。”黃烈先生對這條材料作過十分精細的分析：“一、始神元末、掠騎有得一奴，說明力微時的軍事行動，掠取奴隸是其目的之一。二、木骨閭既壯，免奴為騎卒，說明在力微統治下，奴隸，能充當騎卒，奴隸的身份是明確的。三、穆帝時，坐后期當斬，說明部落民處在拓跋統治者的嚴酷統治之下。”（注：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9頁。）到昭成帝什翼鍵時，征高車“獲萬口，馬牛羊百余萬頭”又征沒歌部，“獲牛馬羊數千百萬頭。”征衛辰“俘獲牲口及馬牛羊十萬頭。”其后，拓跋guī＠①破高車、柔然、大夏、北涼后又獲馬牛羊數百萬頭。（注：見《魏書》卷2《太祖紀》；《魏書》卷102《蠕蠕傳》。）

北魏前期，統治者大規模的俘掠包括被俘獲的牲畜，究竟作何用呢？從史籍記載看大致有兩種用途：一是主要用作奴隸性質的畜牧，二是賜奴。前者可構成拓跋族國家直接管制下的畜牧場，后者的賜奴也成為拓跋族上層的私營牧場上的主要勞動力。昭成太祖時的庾業，“其父及兄和辰，世典畜牧。”（注：《魏書》卷28《庾業傳》。）庾業家族世代為“典畜牧”之官。和辰因管理畜牧不力被殺。又如奚斤“世典馬牧”。北魏前期有兩大牧場，一是在漠南，是拓跋燾建立的。神jiā＠③二年，拓跋燾出征柔然和高車后“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注：《魏書》卷102《蠕蠕傳》；《魏書》卷103《高車傳》。在東自濡源，西至五原、陰山，東西3000里之地建起了漠南牧場。（注：參見杜士鐸主編：《北魏史》，山西高校出版社1992年版。）河西牧場也是拓跋燾建立的，《魏書·食貨志》云：“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地。”又據記載太武帝時還有野馬苑，（注：《魏書》卷4《世祖紀》。）也是國營牧場。關于拓跋部賞賜部屬奴婢的記載則更多。拓跋guī＠①“以功賜奴婢數十口，雜畜數千”于王建。（注：《魏書》卷30《王建傳》。）太武帝“賜羊千口”于于什門。（注：《魏書》卷87《于什門傳》。）以上畜牧場的經營是由拓跋部管轄下的奴隸性質的經營，而賞賜部下的數目亦很龐大，不可能全部屠宰，基本上是用于私營性的畜牧業。由此可見，奴隸性經濟占拓跋部很大比例。

另一方面，拓跋氏進入中原以后，與魏晉政權的聯系和交流比較密切，不能不受漢朝封建生產方式的影響。首先是拓跋族的大規模徙民，如《魏書·序紀》云：“晉懷帝進帝（猗盧）大單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徙馬邑，陰館、樓煩、繁峙、崞五縣之民于徑南，更立城邑，盡獻其地，東接代郡、西連西河、朔方，方數千百里，帝乃徙十萬家以充之。”這10萬家不可能是奴隸。其后在拓跋guī＠①、拓跋嗣、拓跋燾時，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移民，其中拓跋guī＠①時有15次。移民有山東吏民、高車部、山胡等。拓跋嗣時有22次，移民部屬有昌黎、遼東、河東、河南等吏民。拓跋燾時有27次，主要是來自東北、隴西的吏民和百工技巧。（注：見《中華文化通志·晉文化志》，拙著第三章《民族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127頁。）典型的材料是，拓跋guī＠①“既定中原，分徙吏民及徒何種人，百工技巧十萬余家以充京都，各給耕牛，計口授田。”（注：《魏書》卷113《食貨志》。）天興元年（398年）正月，太祖克鄴后“詔大軍所經州郡，guī＠①貲租一年，除山東民租賦之半。”（注：《魏書》卷2《太祖紀》。）同時，中原地區已經發展的豪強地主經濟，也仍然存在，并在某種程度上有所發展。

以上說明北魏前期社會經濟呈現出奴隸制性質的畜牧經濟和以“計口授田”為標志的封建性經濟并存的兩種經濟形態，并且奴隸制經濟成份占了相當大的比重。復雜的經濟形態導致了北魏前期復雜的階級結構。除了將在戰爭中掠奪的大量人口賞賜給大臣做奴婢以外，相當一部分充作隸戶、雜戶，這些隸戶、雜戶服務于不同的行業機構，有不同的稱呼，他們統由雜營戶帥管理。其地位一般世襲，不準遷徙改業，身份低于佃客。此外就是大量的具有封建依附關系的自由農民和牧民，包括屯田制下的屯田戶。北魏建國初，拓跋guī＠①下令“離散諸部、分土定居”。（注：《北史》卷80《賀訥傳》。）他們成了定居的自由農民，為政府納貢服役。對于魏晉以來的佃戶、部曲的管理承認其既成事實，實行宗主督護制。但相當一部分仍保持著由酋長統治下的部落組織，如拓跋燾時下令：“開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納其方貢以充倉廩，收其貨物以實庫藏”。（注：《魏書》卷110《食貨志》。）這里明確規定了對于不同的部落民族進行不同方式的管理。

由上可知，拓跋部在由大興安嶺向中原南遷的過程中，伴隨了由氏族社會向封建制的轉變，而在這個轉變中具有濃厚的民族成分的掠奪性的奴隸制經濟和分土定居的封建經濟同時并存，顯然是前者即掠奪性的奴隸制經濟占主導地位。

三、拓跋族前期國家組織形式的社會性質再認識

拓跋族的國家組織十分復雜，《魏書》卷113《官氏志》載：構成北魏國家組織的主要基礎有拓跋氏帝室10姓，內入75姓，東、西、南、北四方35姓三層關系圈。（注：參見杜士鐸主編：《北魏史》山西高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4-58頁。）這是拓跋氏國家組織的核心和主要基礎。在這三層以外，于南徙入晉后又吸收了大量漢族土族進入其統治圈。這樣就造成了統治機構的復雜化。

《官氏志》云：“魏氏世君玄朔，遠統（原書缺）臣，掌事立司，各有號秩。”又云：拓跋guī＠①“初，帝欲法古純質，每于制定官號，多不依周漢舊名，或取諸身，或取諸物，或以民事，皆擬遠古云鳥之義。”大致說來，北魏前期上層統治機構基本上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源于本族傳統的職司，此部分為氏族殘余制度部分。如《南齊書》卷57《魏虜傳》載：“國中呼內左右為：‘直真’，外左右為‘烏矮真’，曹局文書吏為‘比德真’，檐衣人為‘樸大真’，帶仗人為‘胡洛真’，通事人為‘乞萬真’。守門人為‘可薄真’……。”第二部分是帶有奴隸制性質的管理機構，如拓跋祿官在位期間，分國人為三部，左部居上谷、濡源一帶，中部居代郡、參合陂一帶，右部居定襄之盛樂一帶。又“其諸方雜人來附者，總謂之‘烏丸’，各以多少稱酋、庶長，分為南北部，復置二部大人以統攝，……分民而治，若古之二伯焉”。（注：《魏書》卷113《官氏志》。）天興元年(398)十二月，又置八部大夫“其八部大人于皇城四方四維面置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常侍待詔侍直左右，出入王命”。（注：《魏書》卷113《官氏志》。）這些是屬于奴隸制形態的管理機構。天賜元年(404)十二月，“詔始賜王、公、侯、子國臣吏，大郡王二百人，次郡王、上郡公百人，次郡公五十人，侯二十五人，子十二人，皆立典師，職比家丞，總統群隸”。（注：《魏書》卷113《官氏志》。）這里的典師，就是奴隸總管，主要是用來管理奴隸的，另外還有仿匈奴制度的大單于，顯然也是奴隸制殘余的管理機構。第三部分，封建性質的管理制。天興二年，“分尚書三十六曹及諸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大夫主之，大夫各有屬官，共有文簿，當曹敷奏，欲以省彈駁之煩。初令五經諸書各置博士，國子學生員三十人”。（注：《魏書》卷113《官氏志》。）這是仿秦漢故制。天賜元年以后又仿照魏晉的爵位制和九品中正制置官，設王、公、侯，子四等爵，并以次與九品中正制的品位相配合。

就國家組織的順序發展而言，拓跋氏在進入中原以來在不斷地脫蛻其氏族部落的殘余向封建國家制度過渡。從力微開始拓跋部被卷入了匈奴、西晉的兼并戰爭中。從這時開始他們的活動有了具體的年代記載，拓跋部部落結合體有了重大的變化和發展。首先是部落的部屬成員發生了變化，如《魏書·官氏志》載：帝室內入75姓、四方35姓，基本上組成了部落群，各個部落的結合已不只是血緣的結合。其次，對于這個部落的統屬已不再是部落內部的血緣統治，而變為拓跋氏對諸部落的統治關系。其余部落與拓跋部的關系也已不再是聯盟關系而變成從屬關系，拓跋部的首領已成為高居于各部首領之上支配各部大人的王權統治者了。

國家是“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機關，部分地用設置新機關來排擠掉他們，并且最后全部以真正的國家權力機關來取代他們而發展起來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25頁。）由上可知，自力微以來，拓跋氏正在改造舊組織，建立具有國家性質的統治機構。從力微、什翼犍開始，拓跋部開始有了旨在保護私有者的法律制度，如用金馬贖罪、犯大逆處以極刑。（注：《魏書》卷111《刑罰制》。）另外，拓跋氏在征服掠奪戰爭中，軍隊規模迅速強大起來，力微時已有控弦上馬20萬，到猗盧時，已有控弦騎士40余萬，郁律時，控弦上馬將近百萬。這樣強大的軍隊，絕大部分不是出自拓跋氏原有的部落，而是來自從屬的各部，沒有王權的力量是難以駕馭的。但是，拓跋族由于自身的經濟結構和部落組織構成以及進入中原后同漢族政權的戰爭交往的特殊經歷，使它在國家組織的形成過程中具有明顯的跳躍特點。它是一個由部落組織、奴隸制性質的管理、封建國家組織雜混在一起的復雜的機體。

北魏前期拓跋部的構成究竟屬于哪一種社會形態呢？從力微到拓跋燾，拓跋氏國家組織的形成和發展是伴隨其繼續南遷和對相鄰民族的征服以及同魏晉漢民族的交往和戰爭中進行的。唯其如此，拓跋氏在自身由氏族社會向奴隸社會的過渡過程中，已經在向封建制跨躍，因而它的社會性質不是單純的奴隸制，也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封建制，當然更不能說它仍處于原始民族部落階段。準確地說，它是由帶著濃重的家族殘余和不成熟的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階段。這種特殊的社會演變方式是由拓跋族特殊的社會經歷和它與漢民族及其它部族共存的社會環境所決定的，是由北魏政權是一個不同民族、不同層次的社會結合體這一實際構成所決定的。從拓跋族國家組織、社會形態發展的總趨勢看，已經萌動、成長的封建社會因素正在其社會生活中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先進的封建統治方式正在取代部落組織和奴隸制統治方式。但這僅是從發展的趨勢而論，這個趨勢取決于拓跋部能否立足中原，能否在同各民族的征服兼并戰爭中立于不敗，從而使其游牧經濟真正轉變為農耕，否則它的逆轉是極有可能的。

四、余論：關于北魏模式問題

20世紀60年代以來，國外學者對游牧民族發展階段演進，提出一些新的認識，分為游團、部落、酋邦、國家四個階段。可以說拓跋族在南遷過程中處在后三個階段的過渡中，而到孝文帝改革時，在完成最后一個過渡中，同時也完成了由奴隸制向封建社會形態的過渡并最后切入了漢族封建社會形態的機體中。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孝文帝開創了一個模式。經濟上的均田制，是這個模式的核心，均田制既是封建性質的土地制，而它的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在漢族已有的土地制度的基礎上對全部土地用國家的權力進行了一次再分配，從而使游牧民族貴族得到了同漢族土地所有者同樣的特權。其次改姓族，使氏族部落制最后解體、分化，使游牧部落社會階層最后嵌入到漢族已經成熟的封建社會階層中。使社會各階層封建等級化。另外是社會文化習俗和生活習俗向漢族民族趨同。孝文帝的這個改革是成功的，更重要的是它在中國古代社會改革中，富有典型性。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改革有三次，第一次是春秋戰國之際的改革，這次改革的結果使中國社會封建化。第二次改革就是孝文帝改革，它使中國北方游牧民族走上封建化和漢化的道路，對其后北方民族入主和立足中原具有特殊的影響。第三次改革是明代張居正改革，它促使中國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轉化。

我們說孝文帝的改革創造了一個模式，而由孝文帝改革后北魏政權在政體上也獨具特色，它既不同于秦漢以來的高度集權制，也不同于東晉南朝的門閥制，北魏政權是由氏族民主制同封建官僚制結合而成的特殊的封建官僚政體，這種新型的政體對隋唐封建社會的繁榮起了直接的促進作用，或者說連接漢、唐兩個封建社會發展高峰的主脈是北魏孝文帝的社會改革。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王加圭

第4篇：經濟和社會的知識范文

關鍵詞：農民專業合作社；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

中圖分類號：F235.9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13-0099-02

為了規范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會計工作，財政部于2007年12月了《農民專業合作社財務會計制度(試行)》，決定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該制度與《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財政部頒布并于2005年1月1日執行）共同構成了我國農村會計制度體系。本文就兩個會計制度的主要差異進行比較研究。

一、資產的比較研究

1.資產組成內容的比較。《農民專業合作社財務會計制度(試行)》將合作社的資產分為流動資產、農業資產、對外投資、固定資產和無形資產，而《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則將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資產分為流動資產、農業資產、長期投資和固定資產。與《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相比，《農民專業合作社財務會計制度(試行)》關于資產分類具有以下特點：（1）將農民專業合作的所有投資統一為對外投資，不區分為短期和長期投資；（2）增加了無形資產的相關內容。

2.存貨的比較。與《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相比，《農民專業合作社財務會計制度(試行)》關于存貨的核算有以下兩點不同：（1）存貨核算范圍擴大了，增加諸如受托代銷商品、受托代購商品、委托代銷商品和委托加工物資等內容的核算；（2）僅對存貨盤虧、毀損和報廢的會計處理做出規定，即將盤虧、毀損和報廢的存貨價值計入其他支出，而對存貨盤盈未規定其處理方法。

3.對外投資的比較。關于對外投資，《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分為短期投資、長期投資，并分別規定其會計核算方法。《農民專業合作社財務會計制度(試行)》未將對外投資進行短期和長期之分。

4.固定資產的比較。與《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相比，《農民專業合作社財務會計制度(試行)》關于固定資產的核算主要有兩項變化：（1）增加了接受捐贈舊固定資產的計價內容，即接受捐贈的舊固定資產，按照經過批準的評估價值或雙方確認的價值計價。（2）未對盤盈固定資產確認、計量和記錄做出規定。

5.無形資產的比較。《農民專業合作社財務會計制度(試行)》規定了農民專業合作社無形資產的內容，并對無形資產計價、攤銷方法、轉讓無形資產的處理等均做出明確的規定，而《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未有相應的規定。

二、所有者權益的比較研究

《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規定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所有者權益包括資本、公積公益金、未分配收益等。《農民專業合作社財務會計制度(試行)》規定合作社的所有者權益包括股金、專項基金、資本公積、盈余公積、未分配盈余等。與《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相比，《農民專業合作社財務會計制度(試行)》關于所有者權益有以下不同：（1）部分項目的稱謂不同，如收到投入資本，《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稱為“資本”，《農民專業合作社財務會計制度(試行)》則稱為“股金”；（2）《農民專業合作社財務會計制度(試行)》增加了“專項基金”、“資本公積”的核算；（3）部分核算內容更為細化，如接受捐贈資產，《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計入公積公益金，而《農民專業合作社財務會計制度(試行)》則單獨計入專項基金。

三、收入和收益（盈余）的比較研究

（一）收入的比較

收入內容的比較。根據《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的規定，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收入主要包括：經營收入、發包及上交收入、農業稅附加返還收入、補助收入、其他收入。《農民專業合作社財務會計制度(試行)》規定，農民專業合作社組織的收入主要包括經營收入、投資收益、其他收入。兩個制度關于各項收入確認、計量、記錄及報告方法差異不大。

（二）收益（盈余）的比較

1.稱謂不同。作為反映和考核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農民專業合作社經營成果的綜合性財務指標，《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稱為“收益”；而《農民專業合作社財務會計制度(試行)》則稱為“盈余”。

2.構成不同。雖然兩個制度均將收益（盈余）區分了經營活動和非經營活動產生的收益（盈余），但其構成確不同。按照《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規定，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收益按照下列公式計算確定：

收益總額=經營收益+農業稅附加返還收入+補助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支出

其中: 經營收益=經營收入+發包及上交收入+投資收益-經營支出-管理費用

而《農民專業合作社財務會計制度(試行)》規定，合作社的本年盈余按照下列公式計算：

本年盈余＝經營收益+其他收入-其他支出

其中：經營收益=經營收入+投資收益-經營支出-管理費用

3.收益分配核算內容不同。村集體經濟組織根據國家有關規定制定的分配方案，對其當年可供分配的收益按下列順序進行分配：（1）提取公積公益金；（2）提取應付福利費；（3）外來投資分利；（4）農戶分配；（5）其他分配等，其核算內容包括村集體經濟組織按規定提取公積公益金、提取應付福利費、外來投資分利和進行農戶分配等內容。

四、會計報表的比較研究

（一）會計報表組成的比較

根據《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的規定，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年度中間(即月份或季度)和年度終了應當提供的會計報表種類有所不同：

1.年度中間：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年度中間(即月份或季度)，應當提供兩張會計報表――科目余額表和收支明細表。其中。科目余額表是村集體經濟組織按月或按季度編制，用以反映月末或季度末會計科目余額的會計報表；收支明細表是反映村集體經濟組織各月或各季發生的各項收入和各項支出情況的會計報表。

2.年度終了：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年度終了，應當提供兩張會計報表――資產負債表和收益及收益分配表。其中：資產負債表反映村集體經濟組織年末全部資產、負債和所有者權益狀況。收益分配表反映村集體經濟組織年度內收益實現及其分配的實際情況。

《農民專業合作社財務會計制度(試行)》規定，合作社應編制資產負債表、盈余及盈余分配表、成員權益變動表、科目余額表和收支明細表、財務狀況說明書等。其中資產負債表、科目余額表和收支明細表性質與《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中的資產負債表、科目余額表和收支明細表性質、結構等內容基本相同。與《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不同的是，《農民專業合作社財務會計制度(試行)》增加了成員權益變動表和財務狀況說明書。

（二）會計報表結構和內容的比較

1.資產負債表的比較。由于兩個制度關于資產、所有者權益組成內容的差異，進而影響了資產負債表中資產部分的結構以及所有者權益項目的內容。《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將資產負債表資產部分分為流動資產、農業資產、長期投資、固定資產四部分、所有者權益分為資本、公積公益金、未分配收益三項內容；而《農民專業合作社財務社會計制度（試行）》則將資產負債表資產部分分為流動資產、長期資產和其他資產三部分，所有者權益分為股金、專項基金、資本公積、盈余公積、未分配盈余五個項目。

2.收益（盈余）及收益（盈余）分配表的比較。反映合作社一定期間內實現盈余及其分配實際情況的會計報表，在《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稱為“收益及收益分配表”。而《農民專業合作財務社會計制度（試行）》則稱為“盈余及盈余分配表”。不僅稱謂不同，其結構也不同：

“收益及收益分配表”采用的是報告式結構，其上端為收益的形成，分為經營收入、經營收益和本年收益三個層次，下端則為收益分配，包括本年收益、年初未分配收益、可分配收益和年末未分配收益部分。

而“盈余及盈余分配表”則采用賬戶式結構，左邊為“本年盈余”，右邊則為“盈余分配”。每一方分為若干具體項目，左邊項目是依據“本年盈余＝經營收入+投資收益-經營支出-管理費用+其他收入-其他支出”的依存關系排列，而右邊“盈余分配”則是根據“本年盈余+年初未分配盈余+其他轉入-提取盈余公積-盈余返還-剩余盈余分配=年末未分配盈余”的依存關系排列。

第5篇：經濟和社會的知識范文

關鍵詞：混合所有制；國有企業改革

中圖分類號：F123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5）013-0000-02

引言

混合所有制是一種新型的所有制改革的探索形式，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允許國內民間資本和外資參與國有企業改組改革，經濟改革的實踐證明，混合所有制能夠有效促進生產力發展。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提出“加快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國企民企融合成為新一輪國資國企改革重頭戲。

混合所有制經濟在我國出現和發展，主要源于國有企業改革，源于尋找國有制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形式和途徑。其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助于“走出去”，是國資國企改革的重要支撐。經過多年股份制改造，雖然很多國企早已變成混合所有制，國資占比已較低，但政府干預仍無處不在，公司治理上不達標。 行政化壟斷體制未真正打破，開了玻璃門，還有旋轉門，準入限制未真正放開。

今天，我們在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混合所有制是有發展的前途，但是更有發展的困難，究竟怎么發展，遵循怎樣的原則，均有繼續深入探討的余地，有好多問題需要進行研究與探索。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改革探索，我國目前的所有制已經由單一的公有制實現了多元化的所有制的結構，而且非公有制所占的比重在逐漸加大，當然這種多元化的所有制結構中公有制仍然是占了主體的地位的，而且是占著絕對性的主體的統治地位的，我們改革的目的是逐漸地轉向混合型的所有制結構。我們既要是公有制占統治的地位，又要是所有制向多元的方向發展，激發出活力，那么我們的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在國有獨資或控股的大型或特大型企業上進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

一、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是破解經濟改革難題的關鍵

混合所有制改革，特別是在國有企業里邊的混合所有制結構，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國目前正處于生產力發展的初級階段，不可能實行單一的清一色的公有制，這已經被實踐證明了的是行不通的！其直接的原因是由于我國目前正在堅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要求與目標，我們知道市場是要進行交換的，而交換是在不同的所有者之間進行的，若不同的商品同屬于一個所有者是沒必要進行交換與買賣的。因此，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如何讓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有機地合理地統一在一起，這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是一項歷史的難題。

我們國家采取的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所有制制度，在此前體條件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我國改革的一個基本特點，按照理論與實踐的規律看，公有制與計劃經濟具有天然的統一與合理性，而市場經濟是與私有制具有天生的與生俱來的統一性與合理性，不論是理論的闡釋還是操作方法的實踐均已經證明了這點。市場機制來配置資源實質上是指所有權的過度與轉換，而交換必須實現所有權的交換，如果你是在一個公有制范圍內的交換與轉換，那是沒有意義的，市場交換實際上是所有權之間的交換，只有不同的所有制存在，市場交換才會有實質上的意義，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是有無數個不同的所有者經濟，他們之間是可以自由地實現市場交換的。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能否滿足市場經濟的要求而實現自由的市場交換，這是經濟體制改革面臨的巨大難題。如果要使市場發揮充分的作用就得對公有制實行改革，而我們是不能改變公有制的基本屬性的，如果改變了，那樣就成了私有制了，就不具有我們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了，是行不通的。這樣一來，我們就只有通過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而使得既能讓市場機制發揮它的作用，又能夠保持公有制的基本性質，不會實行全面的私有化，那么這樣一來就可以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了。那么在混合所有制這種情況下就會把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統一在一塊。因此，從我國的實踐來看，發展混合所有制顯得十分重要與及時，因為所有制改革對于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而言是十分關鍵的事情，也是十分難做的事情。只有從混合所有制開始試點，一步一步看，如何應用一種所有制的方式，使其既具有靈活性，又不失公有制的性質與主體的地位，我們就首先應該想到的就是混合型的所有制。同時還有更為關鍵的一點就是我們要發揮市場經濟的調節作用，如前所說，市場經濟要發揮調節作用就必須對公有制實行改革。而這種改革由于不能改變公有制的性質，可行的路徑便是在企業的微觀制度上進行。這是必然的邏輯的要求。

縱觀我國30多年來的企業改革無非是為了激發企業的活力，讓市場來調節經濟的運行，因此我國在國有企業的改革上可謂是下足了功夫。從一開始的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到放權放利、承包制、分配體制改革。后來到了14大以后，由于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這事就觸及到了所有制改革的問題，于是就在所有制的改革上下功夫。這種改革也有中小型的企業逐漸發展到了大型的企業，尤其是中小型的企業逐漸地放開了，這樣一來就激發了市場的活力與潛力，這就更加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格局的形成，我們所實施的所謂的抓大就是特大型的企業永遠掌握在國家手中，這些企業掌握著國家國民經濟的命脈，體現的是社會主義的性質、亦即公有制的屬性，這是毫無疑問的，國家對這類型的企業的改革是不能在所有制上考慮的，而只能通過內部管理制度、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來調動其的積極性。然而這種改革其實不能很好地湊效，于是我們還必須通過混合所有制的這種改革去激活企業的活力與適應市場經濟的活力。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范圍與程度

根據多年的改革的總結看，目前改革的主要任務確定在國有企業上推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那么接下來的一個問題就是，到底改革的范圍有多大？改革的目的就是要發展生產力提高生產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說，那么哪些企業是追求盈利最大化的企業就要進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那些不是以企業盈利最大化的企業則不是不屬于改革的范圍。這樣講起來大家應該是好理解了，就是說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里并不是所有的企業都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的，不能總是說國家的國有企業都是效率低下的，這要看怎么樣地去衡量。任何一個國家都有國有企業的存在，因此國有企業的存在是有它的合理性的，國有企業的存在是代表了一個國家的長久的利益并不是階段的利益、眼前的利益。由于這些項目往往見效慢，所以一般的私人企業又不去干。因此上講國有企業效益衡量的標準應該在看經濟效益的同時更兼顧社會效益。因為有些領域的投資回報率是很低的，但作為一個國家或者是社會與民生又是必須要的，這時往往那些私營企業主或者是中小企業是根本不愿涉足的，而這些領域有又是國家長遠發展所必需的戰略領域，國有的企業必須承擔起這種國家責任與社會發展的責任。而在另外一些的大多數的一般性的競爭領域，則需要的就是有活力中小型的企業去從事活動。

那么，究竟如何選擇這些個改革的范圍呢？具體地可以這樣講，不管是央企還是地方性的國有企業，選擇的標準就是唯一的一個：看是否以經濟效益為唯一的衡量標準。如果某些企業就是以經濟效益為衡量的標準的話，那么就應該納入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范圍。當然，如果這些企業本身也效益很好，那也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必要了。當然，地方的企業相對于央企而言，是更看重經濟效益的，其推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的步子可以放的大一些、寬一些，這是與地方企業本身的性質有關系的。

在競爭與壟斷的領域應該如何做出選擇呢？原則上可以這樣講，只要是在競爭的領域均可以讓進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可以不管你是企業規模的大小，只要你是身處在競爭的領域，就可以選擇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范圍。有些看似壟斷的企業實則不一定是“天然”壟斷的行業，是制度歷史造成的，這時則更應該打破這種壟斷，混合所有制改造正是打破這種壟斷最佳的一種選擇。這里必須要分清楚，一些關乎國民經濟領域的重點行業，比如：石油、電力、鐵路、銀行、電信、資源開發、公用事業等領域，在這些領域從事的企業還要不要進行所有制的改革呢？這個問題筆者覺得是應該從這些方面來考慮。其根本的一條就是哪些是屬于自然壟斷的行業？哪些是屬于競爭性的行業？要不要進行所有制的改革？在這七大領域要進行認真地思考，切不可盲目行事，要根據不同的時期、不同的情況進行，要鼓勵社會資本進入，逐步地看實際運行情況再分步實施，有些領域可以讓民間資本進入以激發活力的地方就應該推進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而若不適宜民間資金進軍的領域則不宜推進混合所有制的改革。

三、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難點

對國有企業進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的目的主要是要和該企業要實現的目標聯系在一起，若該企業追求的是利潤額的最大化，則就應該進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以期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一般地講市場經濟體制對進入的企業在產權制度方面有三方面的要求。

首先的一個要求是企業的所有制在產權上具有純粹的經濟性質，而不能具有超經濟的性質。而往往我們的國有獨資企業或國有控股的企業都具有超經濟的性質，他們就難以適應市場，難以接受市場經濟規則的約束，就不可能進行公平的市場交換。要對國有企業進行產權的改革，使之適應市場經濟體制，接受市場規則的約束，就必須讓其在產權制度上不再存在超經濟的性質，而要改變這一性質就必須是不能獨資或者不能占有絕對控股的股份，否則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就走了形式，沒有真正起到改革的作用，因為改革是為了讓市場在起作用。在我國的國有企業里進行混合所有制的這種改革，使其真正實現政企分離，從而激發出活力，但還不能改變公有制的性質，這是個難題，因為我們國家還是，還存在處理企業與黨的關系，因為我國目前的政體是黨政合一的體制。

其次，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要求企業之間的產權界別是十分明確的，即是你是我都十分清楚明了，只有這樣交換才有可能，只有產權清晰了，才不會在交易的過程中產生這樣和那樣的摩擦，交換的成本也就很低了，而如何使國有企業的產權十分明晰，而又不改變公有制的性質，這也是十分難度大的事情。如果形式上是混合所有制，但其實質變成了私有制的了，那這就不叫制度創新了，這就是走了老路了，這是我們絕對不能的做的。

第三，在混合所有制的內部，不同產權和要素之間結合為同一企業的過程，本質上這也就是一個交換的過程，這個過程也十分關鍵。混合所有制企業的不同股東（所有者）之間的權利怎么樣得到保護？如果采取的是現代的股份制的企業，大小股東之間的權益如何來協調？既要使企業有明確的決策權的主體，又要使企業有保障小散股東權益的機制。總之，混合所有制條件下所有者的終極所有權、企業法人的產權、公司的經營權以及員工的權益等方面如何均衡，這是構建混合所有制企業的必須解決的大問題。

四、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突破口

在整個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過程中，在相應的法律制度上應該至少明確以下原則：第一，不同的要素之間是要自愿平等的，絕不能強求違背各個要素的主觀意愿；第二，不同的要素之間的權利一定要平等，絕不能你大我小；第三，不同的所有者均可自愿退出；第四，不同的所有者之間的信息要對等地分享；第五，不同的要素所有者利益分配要公正。

在我國目前的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中我們要找到一種正確的途徑，既要避免國有企業一股獨大，又要企業在改革的過程中公有的性質。這就要求必須明確發展性的目標和體制性的目標，目標的明確是決定其范圍的選擇、步驟的安排等一系列問題的前提。要妥善處理好一系列的操作性問題。比如，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應法律制度的關系如何處理等等問題，這是一個系統的工程，涉及一系列的制度變遷，包括契約關系的改變、債權債務關系的重組、勞動就業關系的再安排等，還有如何處理存量與增量的關系等。

第6篇：經濟和社會的知識范文

    現將《北京市地方企業1999年工資指導線執行情況及處理意見》發給你們，請遵照執行。

    工資指導線是政府調控工資增長的有效手段，是政府加強工資宏觀管理的重要措施，政府運用工資指導線，對國有企業及其他各類企業的工資分配進行指導與調控，使企業工資增長符合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進一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各級主管部門一定要重視此項工作，加強對企業工資分配的指導，要定期對企業工資增長情況進行動態監測，發現問題及時預警、糾正，確保企業職工平均工資適度增長，使工資指導線發揮其對企業工資增長的宏觀調控作用。

                  北京市地方企業1999年工資指導線執行情況及處理意見

    我市從1997年建立了企業工資指導線制度，每年向全市企業工資指導線。工資指導線后，我們定期對年度和上半年職工平均工資增長超過預警線的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預警通知，提醒企業合理調整工資增長速度，保證全年實發平均工資不超過預警線。

    通過對企業工資指導線的實施，進一步完善了工資宏觀指導體系，結合對企業人工成本狀況的監控等其它措施，使企業職工平均工資增長適度，初步實現了政府通過工資指導線制度正確引導企業工資合理增長的目的，為逐步實現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建立與現代企業相適應的收入分配制度積極創造條件。

    一、1999年企業工資指導線制度實施情況

    （一）根據統計資料：1999年全市職工平均工資為13778元，同比增長12．2％，略高于當年指導線的基準線（1999年工資指導線基準線為9％），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工資增長11．5％；地方企業職工平均工資為11907元，同比增長8．3％，低于基準線水平（9％），實際工資增長7．7％，略高于我市“九五”計劃中企業職工實際平均工資每年增長3～5％的水平；地方企業中，地方國有企業職工平均工資為10967元，同比增長6．1％，地方國有企業職工實際平均工資擺脫了上年負增長的狀況（－1．5％），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為5．5％，基本符合我市“九五”計劃的要求。反映出政府進一步實施擴大內需、刺激消費的政策和國民經濟穩步增長，國有工業企業改革、改制的工作以及實行行業扭虧的措施取得進展，使大部分企業具備了一定增資條件。

    （二）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在1999年第3季度對上半年實發平均工資增長已經超過上線（預警線）14％的393戶地方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了預警通知，引起了大部分主管部門的重視，加強了對所屬企業工資增長的動態監測。大部分被預警企業也能夠認真對待，結合本企業實現利稅、勞動生產率、工資利稅率、資本收益率、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率和人工成本狀況等主要經濟指標情況，及時調整工資分配方案，控制工資發放水平，保持年度工資增長在工資指導線上線規定的幅度。

    （三）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京勞社資發〔1999〕11號文件中明確規定：對上年停產、半停產并且工資水平較低或近幾年經濟效益持續增長，工資水平增速較低的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今年經濟效益增幅較大，擬適當提高工資水平而造成工資增幅較大時，要經過報批。多數單位對實施工資指導線工作非常重視，根據企業實際情況，1999年第四季度及時提出了申請，我們認真審核上報企業的綜合情況，對17個單位的79戶企業給予了批復。但是，也有個別單位的少數企業，未提出申請，從全年情況看，全市仍有54戶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職工平均工資增長率超過上線（預警線），其中你單位有企業××戶，（名單附后）。

    （四）根據1998年企業工資總額與效益年報數據，結合1999年企業人工成本報表，發現部分企業報表數據存在嚴重的錯漏報問題。

    二、處理意見

    （一）對于未經審批，實發平均工資增長率突破上線（預警線）的54戶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根據京勞社資發〔1999〕11號文件精神，進行通報。對其中工資水平偏高、增速較快、人工成本投入產出效果較差的企業，將列為企業工資內外收入大檢點抽查單位，抽查工作另行部署。

第7篇：經濟和社會的知識范文

現將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于印發〈職業指導人員國家職業標準（試行）〉的通知》等5個文件轉發給你們，請遵照執行。

附件1：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司關于印發《職業指導人員國家職業標準（試行）》的通知（1999年6月14日  勞社培就司發〔1999〕38號）

通知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勞動（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局），國務院有關部門勞動和社會保障工作機構：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的有關規定，我部按照國家職業標準新模式，組織制定了《職業指導人員國家職業標準（試行）》，業經審定，現予印發，自印發之日起試行。

附件2：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司關于印發貴金屬首飾鉆石寶玉石檢驗員《國家職業技能鑒定規范》的通知（1999年6月24日  勞社培就司發〔1999〕42號）

通知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勞動（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局），國務院有關部門勞動和社會保障工作機構：

根據原勞動部《關于制定〈國家職業技能鑒定規范〉的通知》（勞部發〔1994〕185號）精神，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和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組織有關專家，依據貴金屬首飾、鉆石、寶玉石檢驗員職業技能標準，制定了貴金屬首飾、鉆石、寶玉石檢驗員《國家職業技能鑒定規范》，業經審定，現印發施行。

附件3：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司關于頒發《舊機動車鑒定估價師國家職業標準》和《汽車配件銷售員國家職業標準》的通知（1999年4月30日  勞社培就司發〔1999〕24號）

通知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勞動（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局），國務院有關部門勞動和社會保障工作機構：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的有關規定，我部委托有關部門按照國家職業標準新模式，制定了《舊機動車鑒定估價師國家職業標準》和《汽車配件銷售員國家職業標準》，業經審定，現頒發試行。

附件4：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司關于頒發鐵路行業貨運員等69個工種《國家職業技能鑒定規范》的通知（1999年4月30日  勞社培就司發〔1999〕25號）

通知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勞動（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局），國務院有關部門勞動和社會保障工作機構：

根據原勞動部《關于制定〈國家職業技能鑒定規范〉的通知》（勞部發〔1994〕185號）精神，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和鐵道部組織有關專家，依據鐵路行業職業技能標準，制定了貨運員等69個工種《國家職業技能鑒定規范》，業經審定，現頒發施行。

附件：鐵路行業《國家職業技能鑒定規范》目錄

1.貨運員          2.貨運值班員          3.貨運調度員

4.貨運計劃員      5.貨運核算員          6.貨運安全員

7.貨運檢查員      8.車站值班員          9.助理值班員

10.扳道員         11.信號員             12.車號長

13.指導車長       14.運轉車長           15.車站調度員

16.調車區長（站調助理）                 17.駝峰調車長

18.鐵路客運員     19.鐵路售票員         20.售票值班員

21.客運值班員     22.客運計劃員         23.鐵路行李員

24.行李計劃       25.行李值班員         26.列車員

27.列車值班員     28.餐車長             29.交接員

30.蓬布工         31.裝卸值班員         32.裝卸工

33.鐵路貨運起重工                       34.叉車司機

35.裝載機司機                           36.裝（卸）車機司機

37.機車調度員                           38.機車檢查保養員

39.洗爐工         40.機車整備工         41.給油指導

42.蒸汽機車鍋爐工                       43.車電員

44.發電車乘務員   45.軸溫檢測員         46.輪軸裝修工

47.筑路工         48.橋梁裝吊工         49.鋪架機司機

50.電力線路工     51.鐵路報務員         52.鐵路話務員

53.通信工         54.信號工             55.電源工

56.通信組調工     57.信號組調工         58.電控組調工

59.救援起復工     60.救援機械司機

61.救援機械副司機                       62.道岔鉗工

63.舟橋起重工     64.舟橋組裝工         65.輪渡組裝工

66.棧橋組裝工     67.機動舟駕駛員       68.浸注處理工

69.木材防腐整備工

附件5：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司關于頒發石油天然氣行業采油工等44個工種《國家職業技能鑒定規范》的通知（1999年5月11日  勞社培就司發〔1999〕27號）

通知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勞動（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局），國務院有關部門勞動和社會保障工作機構：

根據原勞動部《關于制定〈國家職業技能鑒定規范〉的通知》（勞部發〔1994〕185號）精神，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和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組織有關專家，依據石油天然氣行業職業技能標準，制定了采油工等44個工種《國家職業技能鑒定規范》，業經審定，現頒發施行。

附件：石油天然氣行業《國家職業技能鑒定規范》目錄

1  采油工                          2  采油化驗工

3  輕烴裝置操作工                  4  原油分析工

5  采油地質工                      6  采油測試工

7  集輸工                          8  注水泵工

9  地層測試工                      10  特車泵工

11  油氣管線安裝工                12  作業機司機

13  井下作業工具工                14  作業井架安裝工

15  石油金屬結構制作工            16  井下作業工

17  氣測工                        18  輸油工

19  管道保護工                    20  防腐絕緣工

21  綜合計量工                    22  采氣工

23  采氣測試工                    24  輸氣工

25  輸氣管線維護工                26  石油地震勘探工

27  石油物勘測量工                28  可控震源工

29  石油鉆井工                    30  鉆井架安裝工

31  鉆井地質工                    32  測井工

33  鉆井泥漿工                    34  鉆井柴油機工

35  射孔取芯工                    36  固井工

37  井下鉆井工具裝修工            38  地面鉆井工具裝修工

39  管子修理工                    40  石油鉆機修理工

第8篇：經濟和社會的知識范文

各區縣、局總公司社會保險經辦機構：

為了貫徹市政府《北京市企業城鎮勞動者養老保險規定》（市政府1996年第1號令），加強養老保險基金及個人帳戶管理，實行全額核算的財務會計制度，現把《北京市企業城鎮勞動者基本養老保險個人帳戶管理試行辦法》、《北京市企業城鎮勞動者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全額記帳、差額繳撥”財務與會計管理工作規定》以及與之配套的《北京市企業城鎮勞動者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及個人帳戶工作表冊》、《北京市企業城鎮勞動者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及個人帳戶工作流程圖》匯編成《北京市企業勞動者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及個人帳戶管理工作手冊》發給你們，請認真貫徹執行。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及意見，請及時報告市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中心。

附件：《北京市企業城鎮勞動者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及個人帳戶管理工作手冊》（略）

第9篇：經濟和社會的知識范文

[關鍵詞] 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社會復合治理;路徑分析;思路與對策

[中圖分類號] F320 [文獻標識碼] B

一、問題的提出

在舊生代農民工落葉歸根、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的背景下，在代際更替中成為農民工群體主體的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新型城鎮化的主導力量。相比父輩，生長在城市、遠離農村和農業、具有較高文化素質和處于迥異時代背景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價值取向、社會心態、個人訴求、行為邏輯、參照目標、身份認同、生活方式等諸多方面體現出顯著不同的特征，因此對農村和土地的眷戀有所消減，而對進入城市社會有著較強的期盼和憧憬。

然而根源于戶籍制度的城鄉二元體制使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在經濟上、甚至在身份上融入城市，但是卻面臨著就業歧視、社會網絡狹窄、人力資本匱乏、心理認同度低等問題。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過程中存在經濟上融入，社會和心理上嵌入的非實質性融入現象，傳統的由戶籍制度導致的二元結構正在城市內部演變成為新的二元結構，即新生代農民工處于半城市化狀態，處于城市與農村的雙重邊緣，是一群沒有認同或認同內卷化了的、懸空的一代，這使得新生代農民工成為真正市民、與城市融入的夢想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諸多尷尬與無奈。

隨著新型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人的城鎮化已經取代物的城鎮化成為新型城鎮化戰略的核心，在城鎮化過程中需要注入人文關懷、需要融入人性理念，讓新型城鎮的每一個角落都能彰顯人性的光輝。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不解決，不僅會使新型城鎮化進程和新型城鎮化的質量受到影響，而且也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然而，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是一個復雜的課題，不僅要跨越城鄉二元制的藩籬即取得城市戶籍，還要能夠形成城市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擁有一定的融入城市所必需的心理資本，獲得本地市民的情感接納和社會資本，并且擁有在城市安居興業所必需的人力資本。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十三五規劃綱要中也提出“加快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實施居住證制度、健全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機制，加快新型城鎮化步伐”。無論是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還是十三五規劃綱要，都從政策、制度或機制上給予外來人口更多的、更公平的享受市民待遇的機會。因此，在這一趨勢下如何使新生代農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彰顯新型城鎮化過程中人文關懷和人性理念，是非常有意義的研究課題。

鑒于新型城鎮化所提倡的人性關懷以及新生代農民工的獨特性，基于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和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的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制度和機制保障，研究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的成因并尋找解決半城市化問題的合理路徑，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持續改進我國城鎮化質量、推進我國新型城鎮化進程意義重大。因此，本研究在對文獻進行梳理的基礎上，利用SPSS22.0統計分析軟件，以對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成因進行的問卷調查得到的抽樣數據為基礎，選取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意愿影響因素為自變量，以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意愿為因變量，通過單因素卡方檢驗及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驗證新生代農民工的半城市化狀態與心理資本、社會資本、人力資本的相關關系，在此基礎上建立基于三種資本協同的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模型，并以城市融入模型為基礎，提出了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的社會復合治理解決思路與對策。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基于中國特有的城鄉二元模式以及戶籍制度對于新生代農民工城鎮化的影響，在城鎮化、半城市化、城市融入以及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中外分化格局。

第一，西方學者在早期人口遷移理論的基礎上，以流動人口和移民為研究對象，關注城鎮化以及流動人口和移民的城市融入狀況。

西方早期的人口遷移理論，利用歸納方法對人口遷移狀況進行解釋，力圖發現人口遷移內在的規律和特征。其中建立在一定假設基礎上的推拉理論、預期收入理論、勞動力轉移理論等都從工業化、城市化視角研究農業轉移人口問題，成為現代人口遷移研究的基礎。在此基礎上，西方學者深入探討了城鎮化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及其后果，提出了由城鎮化所導致的“城鄉發展失衡”、“過度城市化”等今天依然困擾世界城市發展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后，西方的人口遷移與城鎮化問題研究逐漸從宏觀視角轉向對于轉移人口個體及家庭遷移動因或遷移行為等微觀層面的研究。

西方學者的半城市化研究始于20世紀50年代的對于半城市化現象的論述，后來演變成為從特征、過程的角度定義半城市化，并對半城市化問題發展機制、發展現狀以及產生的后果進行深入探討。由于不存在城鄉二元體制，西方學者對于流動人口半城市化的解決機制研究主要聚焦于心理層面，如社會熔爐理論、社會同化理論提出的流動人口通過接受當地主流文化、建立社會網絡并實現心理認同的同化過程。

西方學者的研究雖然在與中國迥然不同的國情和制度背景之下展開，但為中國錯綜復雜的城鎮化問題提供了深入研究的良好平臺，為中國農村人口市民化問題的解決提供了良好的借鑒。

第二，國內學者以普通意義上的農民工群體流動為研究起點，進而考慮新生代農民工獨特性以及其在農業轉移人口中的主體作用，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城鎮化及半城市化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20世紀80年代開始，來自社會學、人口學、經濟學、管理學、政治學、地理學等學科的諸多學者，基于各自學科視角對農民工群體的流動問題展開研究。研究內容從早期關注的流向、規模、人口學特征等人口流動的靜態特征，逐步演變為流動過程、工作和生活狀態、行為方式、社會融合等社會經濟動態特征，以及人口流動對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經濟社會影響等。

以王春光（2001）首次提出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認同與城市融入問題為標志，學界開啟對農民工代際特征以及新生代農民工的熱烈討論。在王春光城市融入與半城市化研究的基礎上，學界在三個方面就新生代農民工的半城市化及城市融入問題進行廣泛探討。第一，對農民工半城市化狀態進行驗證和分析。通過考察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社會認同、群體特征、權益保障、心理狀態、就業狀況、城市融入等方面，指出雖然在消費方式、生活方式方面，新生代農民工已經基本市民化，但非正規就業和發展能力的弱化、居住邊緣化和生活“孤島化”以及社會認同的“內卷化”都使其處于城鄉兩棲的半城市化狀態，影響中國的城鎮化進程。第二，對于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現象的形成原因進行分析，居于主流的觀點是我國城鄉二元體制的戶籍制度導致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的“制度決定論”。還有學者提出，新生代農民工自身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匱乏也是導致其半城市化的原因。第三，農民工的半城市化狀態已經呈現出結構化、長期甚至是永久化的特征，因此學界展開了對農民工半城市化的演進趨勢及成本測算的相關研究。

經過修正的西方人口遷移和城鎮化的相關理論等被廣泛運用于我國城鎮化研究。然而，由于我國與西方城鎮化在宏觀場景、推動力量、歷史歷程、政策安排與現實后果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因而在借鑒和運用西方相關理論時，應該結合我國實踐并結合時代特征。與此同時，伴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推進，中國的城鎮化研究水平也日益提高。在研究技術上，早期以規范研究為主，發展到目前占主流的各類實證研究，學者們大量使用的實證方法如Logit模型、OLS回歸分析、Profit模型等分析方法，取得了許多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

怎樣實現新生代農民工從半城市化到完全市民化？影響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關鍵因素是什么？又如何避免半城市化所導致的城市貧民窟現象？以上問題的解決對我國新型城鎮化的推進意義重大。然而，縱觀國內外對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的相關研究，居于主流地位的“制度決定論”已經無法很好解決當前新型城鎮化提出的“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的戶籍制度改革趨勢下新生代農民工仍舊處于半城市化狀態以及無法融入城市等問題，因此，亟需從新生代農民工軟實力――心理資本、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的視角打破以往研究中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各種因素各自為政的桎梏，通過三種資本的協同作用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半城市化問題提出解決思路。

三、基于心理資本、社會資本、人力資本協同的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實證研究

通過對國外勞動力遷移、城市化進程和半城市化現象進行簡單的梳理和分析，以及對我國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和城市融入問題進行回顧，本研究歸納出了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的表現特征、成因及演變趨勢，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影響因素及面臨的問題。經過文獻梳理和歸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影響因素為：人口學因素、心理資本因素、社會資本因素、人力資本因素、制度因素。

以1980年后出生、16周歲以上農村戶籍外來務工人員的市民化傾向及其影響因素為研究對象，進行了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的大型問卷調查。本次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1132份，問卷Cronbach'salpha系數=0.8647，表明問卷具有較高的信度。實證分兩部分。首先，在問卷調查獲得統計數據的基礎上，本文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利用SPSS22.0統計軟件，采用單因素卡方檢驗對第二部分提出的理論框架，即各個影響因素與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傾向的關系進行單因素驗證。實證結果表明，所有因素的顯著性值都小于5%，可以認為這些因素單獨與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意愿相關。其次，運用SPSS22.0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進行了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傾向影響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對于單因素卡方檢驗結果顯示顯著相關的因素，可以運用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研究在其它因素影響下每一因素對于市民化意愿的影響以及各因素的相對影響程度。由于因變量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傾向（有市民化傾向=1，沒有市民化傾向=0）為虛擬變量，且為只有兩種結果的定性變量，故可以采用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傾向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在模型設計中，可以假設P為有市民化傾向的概率，而1-P為沒有市民化傾向的概率，對P進行logit轉換，記為logitP，以logitP為因變量建立的線性回歸方程為：

Log itP = a+b1x1+b2x2+…+bnxn （1）

由（1）可以導出：P= （2）

（2）式為logistic回歸模型。在式中，a為常數項或稱為回歸截距，bi為第i個影響因素的logistic回歸系數，xm為作為第i個影響因素的自變量。

本研究在選入變量α=0.05的水平上，運用SPSS22.0統計軟件對被調查的1132個樣本的截面數據進行logistic回歸處理。在對數據進行處理的過程中，采用自變量組分步強制納入法，分別就人口學因素、心理資本因素、社會資本因素、人力資本因素、制度因素五組自變量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傾向的影響作用進行分析。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心理資本因素、社會資本因素和人力資本因素均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意愿影響顯著;雖然制度因素的影響更加顯著，但國家一系列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問題的政策措施出臺后，制度因素的影響將產生變化;人口學因素對市民化意愿的影響不確定。

四、基于心理資本、社會資本、人力資本協同的社會復合治理的解決思路與對策

張紅芳，吳威（2009）認為，心理資本、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具有協同關系，三者的協同是開發個人潛能、形成組織競爭優勢的關鍵。林竹（2011）認為，通過心理資本、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協同可以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問題。張洪霞（2013）也認為，通過三者的協同可以解決農民工的社會融入問題。本研究認為在國家制定出臺了一系列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制度和機制保障的情況下，通過心理資本、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三者的協同可以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解決其半城市化問題。

所謂社會復合治理主要指社會治理結構從政府作為單一主體排斥其他主體參與，向多種社會主體協同以促進治理績效優化和提升社會整體治理能力轉變過程中的一種新型治理形態。作為一種新型治理模式，復合治理的治理主體強調多元參與主體的“復合型”協同參與，更加注重社會組織參與主體在治理機制中的平等地位;治理過程強調政府與社會組織間的“雙向互動”，即通過政府部門的主動作為和其他各主體的全面參與，實現“雙方”的優勢互補，建立良好的互動伙伴關系;治理結構強調多元參與主體間的橫向互動，與傳統科層組織形成網格狀治理結構，各個參與主體成為連接多渠道治理路徑的結點，其網絡觸角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對社會需求反應更為及時靈敏。因而，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的解決作為社會治理的重要內容，應該引入復合治理的理念，引導第三方組織和企業與政府進行“復合型”協同型參與，構建政府、企業和公民社會三維結構下的多元主體復合治理模式，有利于打破單一主體的政府治理模式，提高問題的解決效率。所謂社會復合主體是指在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創新行動過程中，多個不同社會主體共同參與、主動關聯所構成的多層架構、網狀聯結、功能融合、優勢互補的新型主體網絡。據此加以引申和延展，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解決的復合主體則是指以政府為主導，形成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三位一體”的復合主體，旨在打破不同主體間的“部門分體制”，塑造一種互相嵌入、功能互補的互通互聯協同治理模式。其核心思想體現在：一是注重“政府―企業―社會”三維合作的組織模式，也注重不同主體的主動性和專業性，促進各主體的優勢復合發揮。二是復合治理主體構建了主體間相互融通，共同分享，優勢互補的互動平臺，打破了治理全過程不同環節、領域的部門割裂、主體分立。三是實現主體間互聯互通的內部化，對于有效整合多主體間的社會資源，加強融通協同，提高治理效率具有實然性。因此，如何在實踐中構建政府與企業主體、政府與第三方組織及企業主體與第三方組織之間“雙向互動”的良關系，形成優勢互補和犄角支撐的耦合型治理格局，是深化和創新半城市化問題解決路徑的一種新探索。在這一社會復合治理結構的支撐下，運用政策、法律、社會、經濟等多種手段，通過全方位培訓增加新生代農民工人力資本，從而增強對城市居民身份的自我認同以增加其心理資本，增加其職業交流并在此基礎上增加以業緣為基礎的社會資本;通過各主體努力增加其與城市居民的溝通、交流渠道以增加其社會資本，從而使其擁有心理歸屬感，并擁有更多信息渠道從而增加其人力資本;通過網絡組織進行的包括心理援助和心理咨詢在內的心理培訓，加強對其挫折心理的疏導，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資本，促進其主動融入城市以提高社會資本，激發其自身強烈的成就動機以提高人力資本。

[參 考 文 獻]

[1]張兆曙.城市議題與社會復合主體的聯合治理――對杭州3種城市治理實踐的組織分析[J].管理世界，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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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繼新，陳真真.公共物品供給復合主體“復合型”協同機制研究――基于“價值鏈”理論視角[J].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3）

[4]汪錦軍.構建公共服務的協同機制：一個界定性框架[J].中國行政管理，2012（1）

[5]張洪霞.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合的內生機制創新研究――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心理資本的協同作用[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3（7）

[6]陳藻.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研究――基于成都市的調查分析[D].西南財經大學，2013（4）

[7]林竹.農民工就業：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與心理資本的協同[J].農村經濟，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