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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勞動力市場現狀范文

從近十年來看，隨著社會對實際工作技能要求的不斷增強，以“向社會輸送應用型人才”的高職院校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青睞，從2003年至2013年，高職院校招生規模正以平均每年27.3%的速率穩步增長。但是，由于高校的不斷擴招使得每年便有數百萬畢業生涌入社會，過剩的人才供給與有限的就業機會使得目前勞動市場的上崗競爭日益激烈。高職院校畢業生的就業前景也不甚樂觀。為此，我國各地區高職院校為了提高畢業生就業率紛紛在人才培養模式上做出了新的思考與嘗試，以此來應對多變的市場人才需求變化，在成功與市場對接的基礎上尋求就業率的提升。

二、勞動市場人才需求傾向的變化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對人才的評判標準以及需求重點都在發生著變化。從目前形勢來看，專業和學歷已經不再是用人單位招聘員工時的考慮重點，相反，實際的技術操作能力以及人員素質越來越受到了企業的重視。因此，高職院校為了提高其畢業生就業率，就必須緊扣市場，不斷調整人才培養工作的重點和方法。

（一）專業要求逐步減弱。在我國計劃經濟階段，社會在人才選擇方面往往遵循“專業對口”這一原則，因此畢業生專業所對口徑的人才需求量直接決定了畢業生的就業難易程度。然而，隨著教育體制的不斷變革，我國院校尤其是高職院校在專業的課程設置上不斷的調整，使其專業內容的基礎性和可遷移性不斷增強，不同專業之間的融通性越來越大，因而學生在進行工作定位時的可選性也就隨之增大，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就擴展了畢業生的就業面。也正是在這種教育體制的影響下，社會用人單位在人員招聘時對專業的要求也越來越弱，往往只要具備相應的上崗技能以及較強的綜合素質就會被用人單位納入考慮范圍之內，“專業對口”這一用人原則正在逐漸減弱。

（二）企業招聘重點轉移。如上所述，目前用人單位對專業是否對口的要求已經越來越弱，但隨之曾倩改的則是對招聘人員綜合素質以及創新能力的高要求。企業的發展是一個團隊實踐的過程，因此現代企業在進行人員招聘時往往要求員工具較高的社會實踐經驗、擅長人際溝通以及具備良好的職業操守等等，這些內在的各種品質與能力的達標是員工能夠快速適應工作環境并為企業發展提供幫助的前提。而員工合理有效的工作創新能夠幫助企業在內部建立起一個具有創新精神的工作環境，這是企業緊跟時代步伐、完成自我提高的重要保證。

（三）外語能力的普遍需求。隨著我國在國際市場上地位的穩固，我國企業也越來越多的將發展目標投向了國外市場，來華投資的國外企業數量也正在逐年增加。開放的市場環境不但為我國企業帶來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同時也增進了技術交流，促進了我國國內生產管理技術的更新換代。因此，為了適應市場發展的大環境，良好的外語基礎幾乎已經成為了如今企業在招聘員工時所提出的最基本要求。這不僅是企業對外交流的需求，更是是企業引入先進外來技術的必要人員準備。

三、加強高職院校人才培養與勞動力市場對接的建議

高職院校人才培養工作與勞動力市場的有效對接是提高其畢業生就業率的最直接手段。筆者針對上述勞動力市場需求的變化，對高職院校人才培養工作的改革提出了以下幾點意見。

（一）明確人才培養目標及發展戰略。建立明確的目標與戰略是高職院校能夠保持正確路線快速發展的前提，雖然院校教育與市場發展之間存在的差異是必然的，但是高職院校完全可以利用如校友會、校內招聘活動等對市場的走向進行把握，在充分了解市場走向的前提下透徹的對市場今后的走向和需求進行分析，繼而以市場需求為準則調整校內各個專業的人才培養規模、結構，推出合理的、與當下企業生產管理相掛鉤的校內實訓課程等。只有始終與市場的發展保持一致，才能確保高職院校制定出符合市場發展的人才培養目標以及發展戰略，實現學校與市場的對接。

（二）注重人才綜合素質培養。如上所述，學生的綜合素質水平已經成為企業在人員招聘時的重要參考依據，因此高職院校為順應市場需求必須在確保學生掌握良好的專業技能同時加強其素質教育，并幫助學生養成良好的職業素養。具體而言，學校應適當增加學生的實踐課程，以市場真是企業的生產管理案例為參考組織學生進行沙盤對抗，繼而在體驗實際工作環境的同時增強自身綜合素質，培養團隊協作精神、增強溝通能力等，使學生成長為被市場所認可的同時兼具專業素質與綜合素質的全面性應用人才。

（三）根據市場需要在全專業中增加必修課。各行各業在進行人才選擇時會提出各自不同的要求，但其中的一些對相關知識的硬性要求卻是統一的，也是學生在進行擇業時所必須具備。隨著我國市場開放程度的不斷增強，大多數企業會對招收人員的外語掌握水平提出一定的要求。高職院校為適應社會的發展，應不斷加強校內學生的英語教學力度，通過引進多媒體教學和提高教師素質等多種手法努力為學生創造良好的英語學習環境，提高學生英語水平。同時，根據高職院校的特性，學校還應根據學生專業的不同在英語教學中適當加入其本專業的知識，以提高其英語應用能力和針對性，做到與市場需求的完美對接。

第2篇：勞動力市場現狀范文

關鍵詞：就業概率；勞動參與率；勞動力供給曲線

中圖分類號：F016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0.63 文章編號：1672-3309（2013）10-138-02

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上存在的一些令人困惑“異象”無法在現有的勞動力供給理論中得到說明：一方面，束縛經濟增長的制度性因素逐漸消除，國民經濟步入快速發展的良好軌道，隨之而來的是勞動力需求的絕對數量穩步上升；另一方面，根據統計資料和許多學者的研究，我國城鎮勞動參與率卻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究其原因，是傳統的就業理論“遺漏”了對價格不確定條件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基于此，本文著重從勞動力供給曲線出發，對勞動力市場做一個全面的探討。

一、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狀況

我國勞動力市場有發展至今，有其自身的特點：

1.市場工資具有粘性特征，且工資水平不斷上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水平不斷上升，人均GDP由1978年的381元快速增長到40230元，年均增長約8%。伴隨著經濟增長，人民的勞動收入也相對提高，人均工資水平相應的由過去的651元提高到49716元，實際年工資增長率約為6.74%，且在經濟繁榮時期，工資水平上升容易下降難。

2.城鎮勞動參與率逐年下降，但勞動供給絕對數量依然過剩。勞動參與率是用來衡量社會勞動力供給的狀況的重要指標。根據我國學者的研究，在勞動參與率方面，蔡、王美艷（2004）認為1995-2000年期間中國勞動參與率下降了2%，而城鎮勞動參與率下降了9%-10%。

由此可見，在我國勞動力市場上，存在著工資增長條件下勞動參與率降低的現狀，這一現象在傳統的供給模型中難以得到解釋。

二、對新古典勞動力供給曲線的修正

新古典的勞動力供給曲線對于現實的勞動力市場缺乏解釋能力的主要原因是：模型沒有考慮市場實際就業概率對于勞動力供給曲線的影響，一條固定的勞動力供給曲線不能很好的擬合現實的勞動力供給狀況，為此，必須對已有的失業模型中的勞動力供給曲線進行修正。在考慮就業概率P≠1時對于勞動力供給的影響。將消費理論中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偏好的概念引入勞動力市場，用理性預期理論來分析勞動者的供給行為，在價格實現不確定條件下建立勞動力市場模型。

此時，勞動者的就業決策模型變為：

當0

其中，Y表示預期收益，W為市場工資水平，P表示就業概率，Y*為失業時，勞動者能夠獲得的補償性收入，如失業救濟金等，C是勞動者獲得工作之前所必須承擔的各種成本，等式右邊，W*P表示的勞動者進入勞動力市場且獲得工作時的收益，（1-P）Y*表示成為失業者時，國家對于失業者進行補貼，此時勞動者能獲得的暫時性的收入。那么，等式左邊的Y表示只有進入勞動力市場進行職業搜尋活動時，勞動者的預期收益水平。而此時，當且僅當Y≥0時，理性的勞動者才會進入勞動力市場，當Y

此時的勞動力供給曲線受到的工資水平W和就業概率P的影響，勞動力供給曲線向右上方傾斜，工資水平的變動使得勞動力供給數量變動：

設勞動力市場初期t0的工資水平為W0，勞動力需求曲線為LD0，勞動力供給曲線為LS0，此時，企業提供的空缺崗位數量為N0，而愿意接受現行工資水平的提供勞動力的供給數量N1，由此可知，市場的勞動參與率E0=0N1/0N*，就業概率P0=0N0/0N1，（就業概率定義為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獲得工作崗位的可能性，其計算公式是勞動力的需求數量占勞動力市場上勞動供給數量的比例，勞動適齡人口中非經濟參與人群不在計算范圍內。）勞動力市場上的失業率U0=1-P0。初期，勞動適齡人口參與勞動力市場的預期收益水平：

Y0=[P0×W0+（1-P0）Y*]-C0①

但是，隨著經濟增長水平的提高，在t1時期，勞動力市場工資水平W0提高到W1，伴隨著工資水平的上升，勞動力供給者（包括潛在的勞動力供給）預期勞動力參與人數將由N1增加至N*，企業對于勞動力需求量短期內相對不變，社會上存在的空余崗位數量為N0。由于供給人數的增加，勞動者預期勞動力市場上的就業概率下降為P1=ON0/0N*，而失業率，相應的上升為U1=1-P1，與此同時，勞動者的預期收益變為：

Y1=[P1×W1+（1-P1）Y*]-C1②

那么，作為理性的勞動力供給者（包括潛在的），此時面臨著是否繼續參與勞動力市場的行為決策：（1）當Y1-Y0>0時，意味著盡管勞動力供給者意識到勞動力市場上的就業競爭更加激烈，但是由于其他因素，如工資上漲的幅度更大，使得勞動者對于參與勞動力市場的預期收入反而增加了，此時，會使得市場勞動參與率上升，勞動力供給人數持續增加，直到勞動力市場上的就業概率和工資變化使得兩時期的勞動者預期收益不變為止；（2）當Y1-Y0=0時，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會維持現狀，勞動力供給曲線不會變動；（3）當 Y1-Y0

由此可見，勞動力供給數量在考慮了就業概率之后，會由于預期收益的變化而發生改變。

三、結論

第一，勞動力供給者的就業決策受到預期收入水平的影響，而預期收入不僅僅受到工資水平的影響，同時，勞動者還會考慮就業概率的高低、就業之前付出的成本以及失業時能獲得的保障水平的高低，因此，影響勞動者進行就業決策的因素是復雜、相互交織的。

第二，就業概率對于勞動參與呈正相關關系。但其作用并不是同期的，而是會產生滯后效應。就業概率降低，使得勞動者對于勞動力市場產生悲觀情緒，從而退出勞動力市場。

總之，在引入了就業概率和預期收益后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實際情況，增強了模型的解釋能力。在修正后的模型中，原有的工資與勞動力供給關系――勞動力供給數量隨著工資的上升而上升――當且僅當勞動者的預期收益逐漸增加時，才會產生。同時，也包含經濟繁榮發展時期，勞動力參與率下降的原因的解釋，擴展了模型的解釋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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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勞動力市場現狀范文

【關鍵詞】：勞動力；參與率；分配

中圖分類號：C91文獻標識碼：B

勞動參與率是經濟活動人口（包括就業者和失業者）占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衡量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的狀況。根據經濟學理論和各國的經驗，勞動參與率反映了潛在勞動者個人對于工作收入與閑暇的選擇偏好，它一方面受到個人保留工資、家庭收入規模，以及性別、年齡等個人人口學特征的影響，另一方面受到社會保障的覆蓋率和水平、勞動力市場狀況等社會宏觀經濟環境的影響。個人和社會的多方面因素共同影響著個人的勞動力供給選擇，并最終影響了社會整體的勞動參與率。

一、影響勞動力參與率的因素

1. 年齡、性別因素

從性別上看，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遠低于男性，這一方面是由于女性在社會分工中更多地承擔了家庭中子女的撫育責任和更多的家務勞動，另一方面則是由于社會上勞動力雇傭方對女性勞動力的歧視普遍大于男性。隨著六七十年代的第三產業的發展，許多適合由女性從事的職業逐步出現，才使得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偏低的局面有所改善。

在勞動力參與率的性別差異中，兩者之間相差的程度還呈現出隨著年齡的不同而不同的特征。這主要是由于不同年齡的人群往往有著不同的勞動偏好和不同的社會責任，從而使不同年齡段的勞動力參與率各不相同。

2. 教育發展因素

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全球化競爭的加劇，使得知識和技能在企業發展和競爭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市場競爭的激勵，企業對人才所具備的能力要求的提升，使得當今社會就業形勢異常嚴峻。競爭的激烈使得更多的勞動者選擇接受高等教育來提升自身的人力資本含量，這就推遲了勞動者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從而降低總體的勞動力參與率。近年來，我國勞動年齡人口中受教育者的比例有所升高，勞動者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平均年齡增大，我國勞動力參與率也呈現出下降的趨勢。

3. 收入增長因素

收入因素對勞動力參與率的影響有兩方面，一方面，勞動者單位就業收入的增加會加大閑暇的機會成本，從而誘使一些原來沒有加入就業隊伍的人開始選擇工作，促使勞動參與率的提高。特別是對于一些家庭收入水平不高的人來說，收入因素將會是決定增加勞動力供給的主要因素。這種影響就是收入增長對勞動供給的收入效應。另一方面，收入的增加又可能會使得一些家庭收入水平較高的勞動者退出勞動力隊伍，從而降低勞動參與率，體現出收入增長對勞動供給的替代效應。收入的增加對個人勞動力參與抉擇的影響是相反的，這兩種效應對個人影響的強弱將最終影響個人參與勞動的決策，從而影響總體的勞動力參與率。

4. 產業結構因素

在宏觀經濟中，產業結構也是影響勞動力參與率的因素之一。由于第三產業對于勞動力的需求最大，因此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結構中比例也決定了勞動力參與率的大小。在60-70年代西方各國的高速增長時期，各國第三產業增長較快，從而產生了大量的勞動力需求，帶動了這些發達國家總體勞動力參與率的上升。

勞動力參與率這個衡量指標，體現出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的程度，反映出人們參與勞動的狀況。它受到許多社會因素的影響，也因此折射出社會生活中的許多方面。可以說，勞動力參與率是社會經濟活動的指示器。偏高或偏低的勞動力參與率，都表明社會經濟活動中存在相應的問題。

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無論是男性人口還是女性人口的勞動力參與率均高于其他國家，尤其是女性人口勞動力參與率水平不僅高于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發展中國家，甚至高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發達國家。近些年來，政府采取了相應的措施降低勞動力參與率，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勞動力參與率逐年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相關數據，第四次人口普查到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十年間，城市勞動參與率下降了近9個百分點。然而，目前我國勞動力參與率仍然處于較高的水平。不僅如此，由于教育機制的不合理，應試教育體制的實行使得許多勞動者的知識和能力結構不合理，勞動力總體素質相對較低，勞動力素質無法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造成了失業率偏高與勞動力參與率偏高并存的局面，加重了社會的就業壓力，形成了社會潛在的不穩定因素。

二、我國勞動力參與率偏高的成因

我國勞動力參與率偏高的現狀，是由我國的工資和福利政策、教育和社會保障的發展程度等多方面原因共同決定的。

1. 工資收入偏低，擴大了家庭對社會的勞動力輸出

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現了高速起飛和快速增長，但由于我國經濟發展起點較低，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工資水平仍處于較低水平。這就使得家庭中需要有更多的家庭成員參與社會勞動來維持家庭生計，從而擴大了家庭向社會的勞動力輸出。

2. 投資市場不完善，勞動收入仍是個人收入的主要來源

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時間較短，目前投資市場尚不成熟。中國股市弱有效性，使得居民在進行個人投資理財時仍然較為保守謹慎。在這樣的投資環境和背景下，我國居民的收入仍然以工資為主，勞動收入仍然是人們謀生的重要手段。這就加大了人們對勞動市場的依賴性，提高了勞動力參與率。

3. 就業關聯型社會福利政策增加勞動者就業意愿

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是就業、工資、福利三位一體的政策，勞動者只有就業，才能享受公費醫療、保險、住房公積金等福利措施。在農村，雖然實行大病醫療保險項目，但是農民自己分擔的份額仍然較大，并且小額醫療費用無法報銷。這種福利措施與就業狀況相關聯的制度，無疑加大了勞動者參加工作的意愿，促進了勞動參與率的提高。

4. 教育觀念較為落后，教育普及程度還較低

我國雖然實行了九年制義務教育，但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青少年的受教育水平仍然較低。在農村，失學問題更為嚴重，且女生的失學率高于男生。這就直接導致了勞動者在進入勞動力市場前的受教育水平偏低的現狀，不僅如此，在勞動者進入勞動力市場前，大多沒有接受必要的職業培訓，這就使得參與勞動的勞動者素質仍有待加強和提高。教育水平的落后，使得許多青少年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

5. 工資與工齡掛鉤，勞動者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

目前我國在計算工資水平時，由于普遍與工齡掛鉤，因而人們往往選擇提早就業以增加工齡，提高個人工資水平。在這樣的工資政策中，許多勞動者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增加了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的供給，加大了就業壓力。更為嚴重的是，許多未成年人也加入到浩浩蕩蕩的勞動大軍之中，使得就業情況更為嚴峻。雖然我國《勞動法》規定，任何用人單位不得使用未滿16周歲的童工。但實際上，仍然有許多企業不顧規定擅自雇用未成年人。這不僅造成勞動力素質低下，而且侵占了成年人的就業崗位。

6. 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仍不完善

隨著醫療水平的提高，我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逐漸顯現，我國已經逐漸進入老齡化社會。然而，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還不夠完善，部分老年人需要靠超齡參加勞動來維持生活。這就使得許多老人不得不走出家門，二次就業。退休人員的二次就業雖然可以為家庭帶來可觀的經濟收入，但卻擠占了成年人的就業崗位，使得就業形勢更為嚴峻。

三、適度降低勞動力參與率的措施

通過對我國勞動力參與率的成因進行分析可以看出，社會各方面制度的不合理因素的存在，導致我國勞動力參與率仍然總體偏高。適度降低勞動力參與率，緩解勞動力市場的就業壓力，對于減少社會不穩定因素，改善目前我國失業率高的現狀，都是十分重要而且必要的。在發揮市場作用的同時，還應該充分發揮政府職能部門的作用，采取相應措施來適當降低勞動力參與率。

1. 完善投資市場相關法律法規，保護勞動者合法非勞動收入

目前，我國投資市場的相關法律法規仍不夠完善，投資收入尚不能成為居民的主要收入。通過完善投資市場的相關法律法規，治理投資市場的不規范行為，發揮政府的監督管理和宏觀調控的作用，從而增強居民對投資市場的信心，減少對勞動收入的依賴，降低勞動力的參與率。

2. 調整工資政策，工資與績效、能力掛鉤

與工齡掛鉤的工資政策使得勞動者往往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通過對工資政策實行調整，將勞動者薪酬與勞動者業績、能力相掛鉤，鼓勵勞動者提高績效，并自覺提高受教育水平，提高自身技能。這種與業績、能力相掛鉤的新的工資體制，能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并且，對勞動者能力的肯定和鼓勵也能延長勞動者受教育的時間，從而推遲進入勞動力市場，緩解勞動力市場就業壓力。

3. 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提高教育普及程度

有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有50%的初中畢業生無法升學，就直接進入了勞動力市場，長此以往，將積聚大量初中以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低素質勞動力，對我國人力資源的整體素質的提升產生不良影響。目前，我國勞動力參與率偏高，而勞動者素質偏低，勞動者素質不能達到崗位的要求。這就造成了一方面，一部分對勞動者技能要求不高的崗位的勞動力供給過剩，而另一方面，一些崗位卻空缺，招不到合適的人才。通過國家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提高教育普及程度，改善農村青少年失學的狀況，并且提高職業教育的水平，為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勞動者進行必要的上崗培訓，提高勞動者的總體素質。通過這些措施可以推遲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據測算，如果延長教育年限，使勞動者的就業年齡由16周歲推遲到18周歲。今后幾年我國每年就可以少安排上百萬新增勞動力就業。不僅如此，這同時還可以提高勞動者的受教育水平，使他們做出更為理性的勞動力參與決策，通過勞動者自身進行理性選擇來調節勞動力市場的盈缺情況。

4. 完善勞動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對就業年齡實行限制

青少年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或是退休人員的二次就業都會導致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參與者人數較多，加大就業壓力。我國現階段的就業年齡為16～60歲。如果我們延遲青少年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齡，同時提早老年人的退休年齡，那么就能大大降低勞動力參與率。通過相關法律法規對就業年齡實行嚴格的控制，并通過相關配套措施保證法律的嚴格執行，嚴格控制勞動力的就業年齡，對于勞動力市場的適齡就業人群的合法利益就能有力保障。

5. 調整完善福利政策，進一步完善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

完善福利制度，擴大保障范圍，減弱福利制度與就業狀況的關聯性，從而使得福利政策對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吸引力減小。同時，由于養老保險制度的不完善是退休人員再次走出家門，二次就業的原因之一。因此，完善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使得退休人員“老有所養”，也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一環。

四、結語

第4篇：勞動力市場現狀范文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信息不對稱；就業

中圖分類號：F24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8）08－0087-04

勞動力市場是指勞動力要素買賣雙方從事交易活動的場所和空間，其具有通過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來實現勞動力在各種社會用途之間的分配并且協調就業政策的基本功能。中國勞動力市場是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勞動力的流動而逐步建立和發育起來的。

在中國，對勞動力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由于勞動力市場交易雙方的特殊性，雇傭者和求職者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從而導致逆向選擇及道德風險的發生，并導致資源錯誤配置（鄭倫衛，2003）；（2）存在于勞動力市場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影響著實際就業水平，在消除信息不對稱方面，信譽機制發揮著重要作用（郭艷茹，徐鈞，2004）；（3）信息障礙是影響中國勞動力匹配供需能力的主要因素，信息不充分不僅會導致失業時間延長，而且會增加勞動力供需雙方的風險，對勞動力跨地區流動也會產生消極影響，從而使勞動力資源的最優配置無法實現（高謀洲，2003）；此外，近幾年對高校畢業生就業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的研究較多，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高校畢業生就業市場中存在的信息不對稱是當前畢業生就業困難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它所引起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會加大交易成本，降低市場效率，制約就業市場的發展，從而對畢業生的就業產生不利影響。

一、中國勞動市場的現狀

勞動力市場是要素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程度直接影響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但是，在全部生產要素市場中，中國勞動力市場仍處于不完善和不健全狀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甚至阻礙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目前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現狀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勞動力供給總量持續增加

目前，中國勞動力資源①總量不斷增加，主要源于兩方面的因素:

1. 人口增長高峰慣性的作用。1996-2006年間，中國人口數由1996年的122 389萬人上升到2006年的131 448萬人，增加了9 059萬人，年均增加人數約823.55萬人。經濟活動人口②也由1996年的69 765萬人增加到2006年的78 244萬人（見表1）。如此巨大的勞動力資源供給，給中國就業造成了巨大的壓力。

2. 勞動力參與率較高。勞動力參與率是經濟活動人口（包括就業者和失業者）占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是用來衡量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狀況、反映勞動力供給狀況的一個重要指標。勞動力參與水平的提高，加劇了中國勞動力供需矛盾。1996年末，中國勞動力參與率為57％，之后逐步上升到2006年末的59.52％（見表1）。

（二）勞動力需求量增加，但增加幅度逐漸下降

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帶動就業增長的能力有所減弱，就業彈性在降低。所謂就業彈性，就是經濟增長每變化1個百分點所對應的就業數量變化的百分比數。在同樣的經濟增長速度下，就業彈性越大，所能夠帶來的就業崗位就越多，吸收勞動力的能力就越強，反之則越少、越弱。中國20世紀80年代的GDP就業彈性系數為0.303，90年代為0.104，21世紀前5年就業彈性系數為0.105，顯然，中國就業彈性在逐步下降③。1996-2006年，中國的就業彈性由1996年的0.14下降到2006年的0.07，每年凈增加的就業機會由885萬個減少到575萬個（見表2）。可見，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帶動的就業增長的能力在減弱。

目前中國勞動力供求缺口拉大，總量供大于求，而且許多專家的研究表明，在未來數年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將持續出現供大于求的狀況，這使得中國的就業壓力更加嚴峻。

二、中國勞動力市場中存在的問題

信息不對稱（InformationAsymmetry）是由英國詹姆斯?莫里斯（James?A?Mirrlees）和美國威廉?維克瑞（William?Vickrey）在信息經濟學中所提出的重要理論，用以說明相關信息在交易雙方的不對稱分布對于市場交易行為和市場運行效率所產生的一系列重要影響。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一些西方經濟學家如斯彭斯（Spence）等就把這一理論引入了對勞動力市場的研究領域。由于信息在雙方的分布是不對稱的，這種不對稱嚴重阻礙了勞動力就業市場基本經濟功能的發揮，主要表現在：

（一）信息不對稱造成勞動力市場運行效率低下

信息不對稱具體表現為在勞動力市場中，雇主、雇員和政府三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1． 雇主和雇員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雇主和雇員是一組最基本的關系，在勞動力市場上，雇主和雇員之間的信息不對稱表現為：（1）雇員和雇主提供的信息不真實。例如有些雇員為了更好地包裝自己，制作了精美的推薦材料，將個人優秀的一面凸現出來，而將薄弱或不足的方面進行“包裝”；而某些雇主，為吸引優秀雇員，也將單位的情況進行“包裝”，制作了漂亮的宣傳海報，許以豐厚的待遇，很多雇員難以掌握其完整的信息，簽約后才發現上當受騙。（2）雇員和雇主之間信息不暢通。一些用人單位的招聘信息如崗位、人數等，由于公布渠道問題，使得很多雇員不能及時了解。

2． 雇主與政府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雇主與政府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體現在用人單位的發展狀況、對人才需求的量、質的情況，政府未能充分掌握；政府依據規劃制定的當地經濟發展的計劃、作出的相關策略，用人單位也是不能充分了解，彼此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

（二）信息不對稱使社會運行成本加大

1． 勞動力市場上的人才高消費現象。人才高消費是指由于用人單位在人才招聘和使用上，不切實際地盲目招攬和囤積高層次人才，從而造成人才閑置和浪費的不良現象。產生人才高消費現象的原因有很多，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雇主與應聘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是造成人才高消費的一個主要原因。在就業市場中，雇主對應聘者的真實信息掌握的不多，和應聘者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在大多數就業市場中，當雇主要招聘一名雇員時，他并不了解這個人的生產能力，即使在雇用后也不能立即了解他的能力，雇主對求職者缺乏了解，缺乏完全的信息，為了使雇員能快速勝任工作，就要對其進行專業培訓，這就意味著，雇用一個人是一項投資決定，又由于雇主并不能完全了解求職者的生產能力，因而雇主的決定就成了一種風險投資。為減少風險，同時又能簡捷、經濟，雇主對應聘者學歷的要求就提高了，于是也就出現了需要中專生做的事就要求大專生來做，大專生能做的事就要本科生甚至研究生來做，從而導致人才高消費現象的發生。再加上當前人才市場供求失衡，雇主掌握著較大的選擇自，致使這一現象愈演愈烈。

2． 勞動力為獲得有利信號，對高等教育的需求膨脹。信號傳遞理論把教育作為一種顯示個人能力的信號，能為雇主發揮判斷雇員能力的信號作用，從而使得雇員的資源得到合理、優化的配置。于是越來越多的雇主把受教育程度當作錄取員工的先決條件。一般情況下，雇主根據雇員的教育程度支付工資，這應該是一種均衡，也沒有效率的損失。但問題是，畢業文憑基本上只能作為一種有“缺陷”的衡量工作能力的尺度和信號，與其他所有市場信號一樣，以文憑作為衡量尺度也會帶來“統計歧視”的負作用，實際上，“重文憑”是在信息不充分條件下雇主所作的一種不得已的次佳選擇。

由于高等教育文憑在勞動力市場上的信號作用，個人為獲取將來在勞動力市場中的有利信號，對高等教育的需求逐漸膨脹。同時，個人對高等教育的無限需求也使得職業技術教育出現門可羅雀的現象。這種高等教育結構的失衡，不但使得稀缺的高等教育資源嚴重浪費，而且造成教育系統資源配置失衡，使得整個教育系統效率低下。

三、優化中國勞動力市場就業信息傳播機制的具體措施

（一）政府方面

在不對稱的勞動力信息市場，由于其自身的不完善和盲目性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失靈――存在著信息不對稱，這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借助政府進行宏觀調控。因此，政府應發揮自身的優勢，為勞動力市場上的各方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務和指導，建立有效的信息傳遞機制，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從而保證信息能被如實、充分的傳遞。具體包括以下3個方面。

1. 政府要建立一整套制度以鑒別和評估各種資質認證，如勞動力需求方的身份認證、信用水平認證，勞動者的健康狀況認證、從業資格和水平認證等。權威的評估和鑒定是政府傳遞教育信息的重要方式，可以解決勞動力市場中許多信息不對稱的問題。

2. 政府應成立一個專門的信息部門，由其負責把包括各個學校、各個企業、各種勞動力市場的準確信息建成數據庫，并隨時更新，做到準確、快速地為勞動力市場中信息需求者傳遞所需信息，降低信息搜尋成本，減少信息誤導的情況。

3. 破除勞動力市場人為分割的制度壁壘，建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當前勞動力市場是一種體制性人為分割的市場，因戶籍、人事、檔案、住房、保障等制度的不合理阻礙了勞動力自由流動，這也使得大量的人才囤積于大、中型發達城市而不愿到一些落后的城市或縣鎮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發達地區人才高消費、欠發達地區人才短缺的現象。所以，應改革傳統的人事制度，使用人單位和求職者成為勞動力市場主體，并加快戶籍、檔案、住房、保障制度改革，建立一體化的勞動力自由流動體系。

（二）勞動力市場方面

為了更好地為企業和求職者服務，保證信息傳遞的順暢、準確和真實，勞動力市場要充分發揮其中介、協調管理及信息溝通的職能。

1. 勞動力市場必須具有對各類文憑、證書評估鑒定的機構。這種方便企業鑒定的做法大大降低了企業的鑒定成本，并對造假、偽造者起到震懾作用，為信息的準確傳遞創造了條件。

2. 做好協調和管理職能。勞動力市場作為中介機構，掌握的信息相對較為充分，在充分考慮雙方要求和現實條件的情況下，它可以作為雙方利益的代言人，一方面向應聘者介紹用人單位的情況，另一方面向企業推薦應聘者，讓用人單位和應聘者雙方的相關信息能得以充分的溝通，促成雙方的合作，達到“雙贏”。

3. 改善勞動力市場信息披露機制，減少信息的不對稱。首先，要求就業市場參與主體充分公開自己的相關信息，提供真實的市場信號，減少私人信息或隱蔽信息，并對提供誤導信息的行為進行處罰。其次，改善信息傳遞機制，提供真實的市場信號。如利用媒體面向社會公布畢業生及用人單位供求的詳細情況。

（三）企業方面

企業要有適合本企業的信息識別方法。很多企業僅通過閱覽畢業生簡歷的簡單方法來判斷其能力的高低，或一味追求高學歷，這樣會助長虛假信息的泛濫。企業可以根據本企業的現實情況，采用看簡歷、面試、筆試、試用等一系列識別勞動力信息的方法，與應聘者進行更多的了解與溝通。例如現在大多數企業都采取了實習或是試用的方法，先給雇員3~6個月的試用期，在這段時間里，通過觀察、試用來測試其能力，最后才決定是否雇用。

（四）求職者方面

求職者一是應該擺正心態，認清形勢，根據現實調整自己的就業期望值，確立適當目標；二是要盡量充分收集就業信息，掌握求職技巧；三是應充分公開自己的相關信息，以減少私人信息或隱藏信息，向雇主傳遞有效的信號。此外，國家有關部門應加快立法步伐，建立一套使提供真實信息者受益、武虛作假者付出代價的制約機制；加大執法力度，提高企業及求職者的違約成本，使中國的就業體系及其發展真正建立在法制化的軌道上。

注釋：

①勞動力資源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有勞動能力人口的總稱，是反映勞動力供給狀況的重要指標，其是指16歲及以上的全部勞動人口。

②經濟活動人口指在16歲以上、有勞動能力、參加或要求參加社會經濟活動的人口，包括就業人員和失業人員。

③數據來源：cyx.smehen.省略/ArtPaper/Show.aspx?Id=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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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鄭倫衛.勞動力市場的非對稱信息問題研究――湖北荊門市專業技術人才市場的實證分析［J］.圖書情報知識，2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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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fection of Employment Information Mechanism of China's Labor Market

Li Xia1, Li Ji2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41, China;

2. Bengbu Institute, Bengbu 233041, China）

第5篇：勞動力市場現狀范文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業；教育投資；技能培養

【中圖分類號】F24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5024（2013）05-0155-03

【作者簡介】成必成，樂山師范學院學生處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思想政治教育。（四川樂山614000）

近年來，在我國農村勞動力大量向城市轉移的同時，隨著經濟體制轉軌和經濟結構調整，以及世界性經濟、金融危機的影響，加上房地產調控政策的影響，我國失業問題日趨嚴峻。與此同時，在長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甚至是一些傳統的勞動力輸出大省，都或重或輕地出現了“民工荒”、“技工荒”問題，企業招工難，尤其是中高級技術型人才、有經驗的管理型人才奇缺。勞動力市場這種日趨嚴峻的“結構性失業”問題，不僅嚴重制約了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也對社會穩定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如何有效解決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已成為我國當前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

一、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業的現狀及其影響

（一）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業的現狀

從總體上來講，我國失業問題是相當嚴重的，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國有企事業單位下崗分流人員與在經濟結構調整、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急速淘汰的技術人員疊加，使我國的失業突出表現為結構性失業。近年來，在勞動力市場上，在一些人艱辛地尋找工作的同時，我國長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以及沿海發達地區，甚至一些內陸省份，都相繼出現不同程度的“招工難”問題。這種“就業難”與“人才荒”并存的現象，主要表現在以下3個方面：（1）大學生就業難，結構性失業問題凸顯。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高校擴招政策的實施，大學生就業壓力不斷增加。在需求方面，盡管農村和中小城市有較大需求，但因就業條件艱苦而得不到大學生的青睞，而新增的、適合大學生的城市就業崗位又相對有限，致使大學生失業問題日趨嚴峻，薪酬水平也逐年下降。（2）經濟發達地區的“民工荒”問題表現突出。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涌向長三角、珠三角等經濟發達地區，以及沿海城市，為這些地區的工業化進程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也推動了這些地方的經濟發展。但近年來，隨著沿海發達地區產業結構的升級，勞動力市場需求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結構性“招工難”的問題逐漸凸顯：在許多沒有技術特長的農民工四處奔波尋找就業機會的同時，“技術型”農民工成為用人企業爭奪的“搶手貨”。（3）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困難。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國有企業改制，盡管在形式上已基本完成，但改制過程中所產生的下崗職工再就業問題，至今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解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以及產業結構的升級，對求職者的知識、技能、創新思維等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下崗職工的保守思想、年齡結構、家庭因素等各個方面，限制了其再就業。

（二）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業的影響

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影響是極其深遠的：首先，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失業”造成了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以大學生失業現象為例，大學生作為高素質群體，在其人力資本的培養和形成過程中，政府、社會、家庭都投入了大量資本，學生個人也付出了巨大努力。按照“投入一產出”理論，這種高投入應該換來高產出，如果這一優秀群體中的相當一部分無法在勞動力市場實現就業，或者雖然能實現就業但“產出”價值過低，其實質就是人力資本的極大浪費，也是教育資本的極大浪費。其次，結構性失業對企業發展形成了嚴重的制約。結構性失業的最明顯表現，是在大量勞動力無法找到就業崗位的同時，“民工荒”問題卻日趨嚴峻。“技能型”人才的緊缺，造成企業開工不足，被迫減產或延緩工期，給企業造成一定的經濟損失。再次，結構性失業也會加劇貧富差距，影響和諧社會的建設。結構性失業的結果，必然是一部分勞動力在市場上供不應求，工資和收入水平持續上漲，而另一部分勞動力在市場上供過于求，工資和收入水平持續低迷，結果導致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各種社會矛盾也不斷涌現，嚴重威脅著社會穩定，影響了和諧社會的建設進程。

二、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業的成因分析

（一）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

隨著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傳統行業不斷被淘汰，新興行業不斷涌現，此消彼長的產業發展態勢，要求不斷調整勞動力資源配置。但是，勞動力資源的重新配置，也要求勞動力知識結構、技能素質不斷更新，如果勞動力知識結構、技能素質不能與時俱進地作出調整，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失業問題也就在所難免。在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當今時代，這種調整步伐也不斷加快。但是，從勞動者角度來看，受知識、年齡、地域、信息、技能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加上失業者無力支付昂貴的技能培訓費用、尋找新崗位費用，他們既難以獲得勞動力市場的職位空缺信息，也難以滿足空缺職位對求職者的勞動技能和素質要求，結構性失業問題也就在所難免。

（二）行業結構非平衡發展的影響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產業結構調整日新月異，我國行業結構呈現出非均衡發展態勢，并體現在工資水平的相對變化上：勞動力價格受勞動力供求狀況的影響，而工資水平則是對勞動力供求狀況的最直接的反映。因此，不同行業工資增長速度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勞動力市場供求的相對變化趨勢，也彰顯了產業結構的非均衡發展狀況。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所提供的相關數據，改革開放后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我國各行業平均工資水平差別不大，工資增長幅度有限。但隨后，各行業工資水平差距迅速拉大，尤其是21世紀以來，金融保險業工資水平大幅度提高，緊隨其后的是電力、煤氣、自來水、房地產等行業，增長最為緩慢的是餐飲業、服務業，以及農、林、牧、漁等傳統行業。之所以產生這樣的差別，主要是傳統產業只需要簡單的勞動就可以了，對勞動力的技能培訓要求不高，大量失業人口競爭這些有限的崗位，致使這些行業的工資處于低水平徘徊狀態。

（三）所有制改革的影響

在傳統的計劃經濟時期，大量的“隱性失業者”隱藏在國有企業之中，由政府統一“供養”。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國有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主體，不得不將長期隱藏在企業的“隱性失業者”剝離出來，成為“顯性失業者”，由此形成大量下崗失業群體。盡管我國非公有制企業迅速崛起，尤其是一些私營企業、鄉鎮企業由于經營機制靈活、覆蓋面廣，成為緩解我國就業壓力的重要力量，但由于起步較晚，加上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在這些非公有制企業謀職的勞動者，難以享有完善的社會保障，一些習慣于在公有制單位享受完善社會保障的勞動者，即使不幸成為下崗者，也不愿意進入這些非公有制企業。而非公有制企業也因融資難、稅負高、用工難等諸多約束因素而得不到快速發展，使結構性失業問題也越演越烈。

（四）勞動者自身素質的影響

勞動者素質是由勞動者本身的受教育水平、技術水平、工作經驗、職業素質等多方面共同決定的。我國企業招工難、技工荒問題的出現，并不是勞動力供給總量不足所致，主要是勞動力供給質量與企業的用工需求不匹配所致。首先，受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尤其是經濟因素的影響，我國國民整體受教育水平不高，勞動者學習能力、適應能力較弱，這是產生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業問題的首要原因；其次，勞動力素質結構不合理，是結構性失業加劇的重要原因。在我國勞動力市場，出現了“高學歷失業”現象，說明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并不完全是勞動力受教育程度不高所致，相當一部分是實踐技能培養不足的結果。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國長期教育結構和人才培養模式不合理的具體表現。

三、解決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業的對策

（一）積極發展第三產業，優化產業布局

實踐證明，第三產業是吸收剩余勞動力的主要場所，越是經濟發達的國家，第三產業勞動力占勞動力總數的比例越高，第三產業的產值占比也越高。我國第三產業產值所占比例還很低，明顯滯后于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的占比。這充分說明，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并不是單純的就業構成問題。產業構成不合理，尤其是第三產業發展滯后，也是我國結構性失業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考慮到第三產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對勞動力的吸收能力，解決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失業問題，要求我們重點發展第三產業，努力做好3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大對現代服務業的投入力度，主要是在加大對公共服務投入力度的同時，積極引導社會資金投向現代服務業，并在財政、稅收方面強化對第三產業發展的支持。二是提升現代服務業科技含量，加強與制造業的互動。用現代信息技術“武裝”現代服務業，使其充分發揮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粘合劑”作用。三是積極培育現代服務業的核心競爭力，并加快現代服務業的人才培養，促進第三產業持續、健康發展。

（二）發展中小企業，提升就業吸納能力

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實踐表明，中小企業是經濟體中最活躍的因素，它們規模雖小，但數量眾多，廣泛分布于各行各業，為社會提供了大量的就業崗位。鼓勵、引導中小企業的發展，首先要求我們轉變政府觀念，重視中小企業；其次要積極建立中小企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全面系統地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再次要深化資本市場改革，切實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最后要建立嚴格、規范的中小企業法律體系，健全法制環境。

（三）加大教育投資、優化教育結構

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失業，說到底，就是失業者的素質達不到用人單位的要求，呈現出“有知識的沒技能”、“有技能的沒知識”的狀況。近年來，“民工荒”和“知識失業”并存，就充分反映了這個問題：前者根源于教育的缺失，后者則根源于教育結構不合理。解決教育缺失問題和教育結構不合理問題，也就成為解決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業”問題的內在要求。首先，要在加大公共教育投資的同時，突破教育投資主體單一的瓶頸，積極引導社會力量加大對教育的投入，構建多元化的辦學主體結構。其次，要在落實義務教育的同時，擴張中等教育，減輕居民尤其是農村居民的財政負擔。再次，要優化高等教育的層次結構，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和在職培訓，強化高級技能型人才的培養力度。最后，要加大高校改革力度，強化“訂單式”人才培養，使其在招生、專業設置和課程內容等各個方面，實現市場化的發展。

第6篇：勞動力市場現狀范文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轉移研究述評啟示

國外文獻綜述與啟示

（一）劉易斯無限供給勞動力轉移模型

劉易斯模型是在“零值勞動力”、“工資不變”和“資本家剩余”三個基本假設的基礎上闡述了二元經濟的發展過程：欠發達經濟中存在兩個部門：一個是以傳統生產方法進行生產、勞動生產率很低、收入僅夠維持生計的傳統部門；另外一個是以現代化方法進行生產、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超過傳統部門的城市工業部門；傳統部門存在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勞動力供給的彈性是無限的，因此工業部門只要支付略高于農村維持生計收入水平的工資，就會獲得無限的勞動力供應；二元經濟的發展表現為一個現代部門不斷擴張和傳統部門逐漸縮小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是通過收入分配向利潤傾斜所導致的現代部門迅速的資本積累以及現代工業部門從傳統部門吸收勞力和經濟剩余來實現的（劉易斯，1989/1954）。

劉易斯提出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的開創性在于不是停留在對二元經濟結構的描述層面，而是由這種落后狀態推論出一種發展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內容廣泛的對內對外經濟改革建議。然而，在劉易斯的觀點中忽視了農業自身的發展在二元經濟中的作用，所以，劉易斯提出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為發展中國家指出了一條工業化的道路，加速了農村勞動力要素從農村向城市的單向流動，但是，當與轉移來的農村勞動力要素相結合的城市資本供給出現告急，或者說，城市資本聚集的速度小于勞動力要素向城市轉移的速度時，就會產生像我國的“農民工邊緣化”現象。

（二）費景漢-拉尼斯模型

針對劉易斯模型的缺陷，費景漢與拉尼斯提出了二元經濟發展的三階段模型（JohnC.H.Fei，1964）。此模型假設由于制度性原因，農業部門的工資水平是固定的，在此基礎上將經濟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品接近于零（農業部門勞動力轉移的機會成本很小），勞動力是無限供給的。由于存在“零值勞動力”，因此農業產出水平不會因為勞動力的減少而下降，勞動力的轉移不會受到阻礙。

第二階段，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品大于零，但低于“制度工資”水平，農業部門存在“隱蔽失業”，在此階段，如果農業邊際勞動生產率沒有提高，那么隨著勞動力的轉移，農業產出水平將會下降，因而可能發生糧食短缺，并引起糧食價格上漲和工業部門工資水平上升，最終引起經濟增長和勞動力轉移過程緩減甚至停滯。因此，費景漢與拉尼斯認為需要保持農業生產率的同步提高，以此來增加農業剩余和釋放農業勞動力。

第三階段，當農業邊際勞動生產率上升到“制度工資”的水平，就意味著整個經濟——包括勞動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經濟發展將由二元的勞力剩余型經濟轉化為一元的資本主義經濟。在這一階段，由于農業生產實現了資本化，因此工業部門要想通過農業勞動力的轉移擴大再生產就必須在勞動力市場上與農業部門展開競爭，而競爭的前提條件是必須使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大于或等于農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水平，結果，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也將加速增長。

費景漢—拉尼斯模型在農村勞動力要素轉移的過程中，雖然考慮到了這種勞動力要素從農村向城市單向流動時，會引起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品的變化，從而促進了勞動力要素供需機制的形成，避免了劉易斯模型所帶來的這種局面：勞動力要素有足夠的動力流動，卻不能充分地和資本結合。換言之，費景漢—拉尼斯模型可以讓勞動力要素隨著資本聚集的速度流動（必要的時候還可能出現勞動力要素回流的現象，我國沿海一帶的“民工荒”或多或少地可以反映這一點），從而讓勞動力要素更加充分地和資本結合。但是此模型有一個很強的潛在假定：即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要素已經和土地要素及資本要素充分結合了。這一點和我國的實際情況并不相符合，例如，鄧晰隆的研究成果測度出我國2003～2006年度農村生產要素綜合市場化程度平均為23.87％（鄧晰隆，2007），這足以證明費景漢—拉尼斯模型在解決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的局限性。

（三）托達羅的“預期收入”模型

托達羅認為，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決策是根據“預期收入”最大化目標做出的，這種決策主要依據城鄉實際工資差距與農村勞動力在城市能夠找到就業崗位的概率。由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是根據預期的城鄉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據實際城鄉收入差距作出的，因此盡管城市也存在大量失業，農村人口仍然源源不斷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勞動力市場嚴重失衡，使失業問題更加嚴重（托達羅，1999/1997）。由此，托達羅認為，按照劉易斯模型采取資本向現代工業部門傾斜的工業化戰略并不能夠解決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相反應當擴大農村中的就業機會，鼓勵農村的綜合開發，以縮小城鄉就業之間的不平衡，從而緩解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

從此模型中可以發現：實際上農村勞動力要素市場和城市勞動力要素市場存在著巨大差異，兩種市場的不兼容導致嚴重的農民工問題，這一點與我國戶籍制度限制下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是相吻合的。但是，托達羅的“預期收入”模型所提出的“擴大農村中的就業機會，鼓勵農村的綜合開發”等構想在我國的實際操作中是需要以例如“戶籍制度、農村土地產權制度、農地承包制度”等關鍵問題的解決為基礎的。

國內文獻綜述與啟示

國內學者對農村勞動力要素的研究較多地結合了我國的實際情況，從農村到城市的移民規模不斷擴張，城市化水平滯后和城鄉工資差距不斷擴大，以及沿海出現民工荒的現象出發，首先考察了我國城鄉政策制定殊的制度背景。我國有關城鄉勞動力流動的政策一直是城市對農村勞動力的流動進行限制和管理的政策（宋洪遠，2004），而這些都體現了有關城鄉勞動力流動政策的城市傾向性，是在城市居民出于保護自己的利益而影響政府決策的機制下形成的（蔡等，2004）。農民工進城打工，首先遭遇的就是就業歧視或就業權利不平等。農民工不僅被剝奪了成為城市國有企事業和行政單位正式職工的資格，而且還從制度上被排斥在城市部分就業崗位之外，這使得農民工只能進入城市的“第二勞動力市場”（蔣國保，2005），即便如此，當城市政府面臨解決城市下崗工人再就業壓力的時候，這些農民工還面臨著隨時被解雇的命運（余紅等，2006）。正所謂“農村剩余勞動力從事的是城市剩余的工作”，這是現在城鄉勞動力市場的突出問題——勞動力市場分割。

對于這種勞動力市場分割現象，張文龍等從技術和經濟性質的層面進行了界定，認為：工資合約的不同性質是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最主要標志，把具有平均主義或相對平均主義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約總稱為體制內勞動力市場，把具有工資——勞動邊際產品對應的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約總稱為體制外勞動力市場。不同工資合約的性質有所差別，可以稱之為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分割（張文龍等，2005）。在這種制度性分割下，農村勞動力要以低工資水平和低勞動權益保障為代價，才能贏得在非國有部門就業的競爭優勢。由此王德文等認為導致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因素主要有：戶籍以及由戶籍制度引發的養老、醫療、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社會保障制度的城鄉分割；有限的城市就業總量；勞動力市場不完善的法制建設和對非國有部門勞工保障監督的缺失（王德文等，2004）。

在深入探討勞動力市場分割的過程中，陳釗、陸銘則認為：城鄉分割政策的更為根本的制度因素是城市單方面擁有城鄉政策的決策權。人口多而資本少的歷史條件是導致城鄉分割的重要背景。也正因此，隨著城市發展中資本的不斷積累，城市的生產活動開始對農村勞動力產生需求，于是城市所制訂的城鄉政策就逐漸在農村勞動力流入的控制上有所松動。這種政策轉變是城市從自身利益出發的決策結果，它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然而，進城民工在為提高城市人口福利水平做出貢獻的時候，卻同時承受著來自于城市的歧視，這種歧視也成為導致城鄉分割政策形成的原因之一（陳釗等，2006）；相反，城鄉之間長期沉淀下來的收入水平、文化背景以及生活質量等方面的感知差異程度，決定了農民工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規模大于城市居民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規模的程度。

當農民工遷往城市的數量超過城市居民感知的最佳規模時，城市居民就會感到擁擠，代表城市居民利益的城市政府就會設置各種“政策門檻”排斥農民工的繼續進入，這種感知差異也是導致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政策形成的重要原因（鄧晰隆，2008）。所以，要實現從城鄉分割到城鄉融合的轉變，除了隨著城市的資本積累而不斷地增加農村向城市的移民外，更為根本的是必須改變城市單方面地制訂有利于自身的政策這一現狀（陳釗等，2006）。

國內學者的研究大都從我國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分割的現實出發，分別對我國城鄉二元分割的勞動力市場進行描述性研究和制度性分析研究，理論成果豐富，對策建議也具體，但這些研究更多地將“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概念狹義地局限在農村勞動力從農村到城市的單向流動。而筆者認為，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應該體現出三個方面，勞動力要素從農村流向城市，勞動力要素從城市流向農村，勞動力要素在農村與農村之間流動。從研究現狀來看，國內學者更加注重對第一種情況的研究。

結論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國外的研究成果盡管不能直接所用，但它們為我們理性思考當前農村勞動力要素轉移提供了規范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尤其是托達羅的“預期收入”模型對作者的啟發甚大。國內學者的研究恰好彌補了國外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經典理論對我國城鄉勞動力市場制度性分割現實了解的不足。但是，如果將“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概念狹義地局限在農村勞動力從農村到城市的單向流動，那么筆者認為現有的研究成果已經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的解決推到了最優求解的極端，但這種結果仍然不能使我們滿意，雖然將農地私有化的農地產權人格化改革不可能實現，但是將農地承包權賦予“繼承性”是可以嘗試的。這些思路將會為我們在“農村勞動力要素在農村與農村之間流動”的領域做出貢獻性研究提供參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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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蔡昉等.勞動力流動的政治經濟學[M].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第7篇：勞動力市場現狀范文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農民;農民工

中圖分類號:F241.3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7-0043-02

黨的十七大指出,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事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局。目前,在國家的政策方針引導下,我國農業穩步發展,新農村建設積極進行,農民問題的解決就顯得尤其重要。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指出:“農村富余勞動力在城鄉之間雙向流動就業,是增加農民收入和推進城鎮化的重要途徑。” 因此,農民有序進城就業,是推進城鄉發展、加快新農村建設的有效途徑。但從我國目前勞動力市場的現狀看,還存在著很多制約、阻礙農民進城的因素。為此,我們需要厘清狀況,從而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

一、我國勞動力市場存在的問題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勞動力市場運作日益成熟,對資源的調配能力不斷提高。但是,在新的發展形勢下,仍存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1.在勞動力市場中城鄉分割和兩級分割同時并存

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分割和兩級分割,這種分割是根深蒂固的。分割的市場現狀使市場對勞動力供求的調節功能失靈,勞動力短缺和失業并存,勞動力市場得不到平衡發展。在分割的市場體制下,進城務工的農民所面對的壓力與困境也隨之加大。國家雖然在政策上已經全部取消了對進城務工農民工的限制性和歧視性規定,但是,勞動力市場的城鄉二元分割和傳統的戶籍制度在事實上仍然導致實際就業中對農民工的各種歧視。大批進城農民不僅被排擠在次級勞動力市場,工作環境差、工資低,并且在支出較高的城市就業和生活成本的同時,農民工的社會保障缺乏,在勞動力市場中更易處于弱勢地位。

2.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整體素質仍然偏差

據2009年中國勞動力市場監測中心數據顯示,目前,高中文化程度的求職者是勞動力市場的求職主體,占全部求職者的43%,其中,54.7%的求職者是職高、技校、中專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求職比重為28.6%;大專文化程度的求職比重為19.3%;大學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求職比重為9.1%。從中我們可看出,經近幾年的發展,我國就業人員受教育情況已經大大改善,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但是,在勞動力大軍中,農民工文化水平不高、整體素質低的情況改變不大。近90%的農村勞動力科技文化素質低,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7%,接受過技能培訓的僅占20%左右,技能型人才總量嚴重不足,技師、高級技師和高級工程師的崗位空缺與求職者比例較大,分別為1.76、1.6、1.61。這遠遠不能適應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的需要,將嚴重影響農民向非農產業和城鎮的轉移。

3.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發展失衡

城鄉分割體制下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對農民的不利影響日益凸顯。全國大部分地區的農民基本沒有社會保障,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嚴重滯后,農民缺醫少藥的狀況還很突出,因此只能停留在家庭保障、養兒防老的層面上。目前,我國在擴大城鄉基本社會保障覆蓋面、提高基本社會保障水平方面都有一定的進展,但基本社會保障體系的重心仍在城鎮,城鄉社會保障的待遇水平存在明顯差距。以 2006年養老保險為例,城鎮養老保險每人每年平均支付額為10 325元,而農村養老保險每人每年平均支付額僅為695元,城鎮是農村的14.9倍。加之受各種原因的影響,收入分配制度向農民的調節功能傾斜不大,進而加劇了城鄉居民的嚴重差距。近幾年,我國農民工的工資水平的確在逐年增長,但相對于農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子女上學、醫療工傷以及贍養父母等支出而言,就顯得捉襟見肘。同時,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在缺少保障之際,權益維護也隨之變得困難重重。

4.勞動力市場缺乏相應的應急機制

近年來,我國勞動力市場呈現出非正規化的趨勢。從美國次貸危機發展而來的全球金融危機,在我國沖擊最大的就是以農民工為主體的非正規就業群體。面對突發的危機,勞動力市場由于缺乏相應的應急機制和保護政策,使本就缺少保障的農民工只能離開城市。據國家統計局調查資料顯示,截止2009年春節,我國返鄉農民工為7 000萬人左右,約占外出農民工總量的50%。大批的農民工返鄉不僅加劇城鄉和農村內部的矛盾,使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增多,同時也為新農村建設帶來更大的難度,統籌城鄉發展進程緩慢。

二、對農民進城的影響

我國勞動力市場存在的弊端,對于處在次級勞動力市場上的農民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

第一,勞動條件惡劣,用工管理不規范。相當多的企業不按《勞動法》規定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并且在用工管理上嚴重違反《勞動法》的規定。進城農民由于文化素質低等原因,大多在制造、建筑、紡織、井下開采等行業從事體力勞動,超長的勞動時間、惡劣的工作環境、缺乏安全保護措施等情況嚴重損害了農民工的健康。

第二,工資歧視仍然存在。為增加農民工收入,國家相繼出臺了相關的政策法規,致力于提高農民工的工資水平,進城務工的農民工收入也在逐年增加。但是,相對于具有同等生產能力的城市職工相比,同工不同酬、工資待遇明顯偏低的現象屢有出現,特別嚴重的是農民工還經常被用人單位克扣、拖欠工資。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民工統計監測調查顯示,2009年因金融危機返鄉的農民工中5.8%被拖欠工資。工資上的歧視,直接損害了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加劇了社會差距。

第三,農民工社會保障缺失。建立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是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有效途徑,為此國家出臺了相應的政策。但是,由于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和農民工的流動性大等原因,農民工社會保障缺失現象越發突出。具體表現在:農民工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覆蓋面小、參保率低、退保率高、銜接難;失業保險形同虛設,農民工很難享受到失業保障,社會風險難以回避。

第四,農民工基本享受不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大多地區把農民工劃在城市公共服務體系之外,使其在子女義務教育、居住條件改善、疾病預防和控制、城市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等方面不能和城市人享受平等待遇,公共衛生服務不到位。

第五,農民工維權工作困難重重。農民工的權益保障雖然在近幾年受到國家和社會的高度重視,但是,由于國家現行維權法制不健全,農民工自身法律意識淡薄,用人單位有意回避法律責任不和農民工簽訂用工合同等因素,農民工在現實中難以利用法律武器維護其權益,維權保障仍十分嚴峻。

三、對策和建議

1.逐步統一城鄉勞動力市場,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建立統一規范的人力資源市場,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由于我國目前的勞動力市場是以城鄉分割為特征,應按照國家的相關要求積極探索建立城鄉平等的就業途徑和渠道,在就業準入、就業合同、勞動報酬和就業培訓等方面實行統一管理,使農村勞動力在勞動力市場上和城鎮居民公平競爭,為最終統一全國勞動力市場創造條件。

2.逐步統一城鄉九年義務教育,提高教育水平。國家高度重視外出就業農民的子女教育問題,頒發了相應的政策法規,要求各地將農民工子女教育納入城市管理,逐步統一城鄉九年義務教育。農民工子女就學接受義務教育,應以流入地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負擔的收費項目和標準與當地學生要一視同仁,不再以借讀費、擇校費等名目向農民工收取捐資助學費用及攤派其他費用。對于留守在輸出地,不能與父母生活在一起的農民工子女,輸出地政府和農村組織也應采取有效措施保證其上學,完成九年教育。在統一城鄉教育的過程中,國家和各地政府應高度重視農村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和教育質量,選派優秀教師到農村執教,縮小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和校際之間的教育差距,真正做到城鄉均衡發展。

3.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嚴重地抑制了我國勞動力的流動,成為解決三農問題、實現城鄉一體化的一大障礙。在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的過程中,必須剝離附加在現行戶籍制度之上的各種社會管理政策,使人口能根據需要自由的遷移,實現城鄉在權益方面的真正平等。值得注意的是,戶籍改革的過程必須根據各地區的不同情況,分階段、分步驟的穩步推進,避免出現大的社會動蕩。

4.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的培訓,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素質。據統計,我國有1.5億農村富余勞動力,其中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僅占20%。農村勞動力的低素質制約了經濟的發展和產業升級,也限制了農民的轉移就業和在城市中的競爭力。因而,提高農民素質,讓農民工成為有技術的現代工人成為當前解決問題的重要方面。對農村勞動力的培訓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一是有計劃地開設初級、高級文化補習班,對農民工進行教育培訓,提高其教育水平。二是普及基本權益保護、法律知識、城市生活常識等方面知識的培訓,提高進城務工農民遵守法律法規和依法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三是職業技能培訓。要加大財政投入和培訓信息宣傳,對農民工提供在崗、轉崗、技能就業和創業等多種形式的培訓,提高其就業能力,促進就業。

第8篇：勞動力市場現狀范文

[關鍵詞]供需不匹配；在職培訓；高等教育

[DOI]10.13939/ki.zgsc.2016.42.040

1 勞動力市場現狀

人社部根據11個省市的勞動力市場供求的數據分析得出，今年4月份，市場求人倍率（崗位空缺數量與求職人數之比）是1.12，而且在2001年第一季度，求人倍率僅為0.65，21世紀以來，求人倍率是逐步提高的。為此我們可以看出其中是有一個結構性的不匹配，這就是所謂的結構性矛盾。這種結構性矛盾成為常態，阻礙著過剩產能和污染產業的退出，更抑制了勞動力市場搜尋――匹配機制的良性運轉，嚴重阻礙了中國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

1.1 勞動力市場供求分析：供求缺口依然存在

現階段，從勞動力市場供給端情形來看：新成長勞動力供給仍處于高峰期，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還將有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而從現階段勞動力市場需求端情形來看，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企穩回升的基礎還不牢固，部分行業產能嚴重過剩，穩定現有崗位和進一步擴大就業面臨較大壓力。因此，供求缺口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

1.2 從高端勞動力市場來看，現階段高校畢業生就業任務更加艱巨

近年來高校畢業生始終保持較快增長，今年高校畢業生達到756萬人，創歷史新高，再加上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但男棖罌矗目前轉型升級創造高端崗位的速度還難以跟上畢業生數量的增加，適合畢業生的有效崗位相對不足，畢業生專業結構、就業觀念與市場需求脫節的結構性矛盾仍然突出，一些影響畢業生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另外，在轉型升級中，產業和崗位需求加速調整，也將對教育適應市場需求的改革提出挑戰。

1.3 從中低端勞動力市場來看，就業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

當前勞動力市場既面臨招一線普通工人難和技術工人的嚴重短缺，也面臨高校畢業生和城鎮就業困難人員的就業難。特別是隨著轉型升級的加快，受產業需求變化和勞動力供給變化的共同作用，這一矛盾將更加突出。

2 勞動力市場供求不匹配的成因

2.1 勞動力供給方面

2.1.1 高等教育從“精英化”教育向“大眾化”教育邁進

從1978年以來，中國普通高等教育的規模發生了質的擴張。1999年擴招比例高達47%，其后三年分別以25%、17%、10%的速度增長。到了2005年，高校招生人數已達到530萬人。2006年，高等教育招生規模達到540萬人。同時，高校擴招給了農村孩子、特別是困難群體子女更多上學機會，使知識改變他們命運的愿望得以實現。大學擴招從5%的毛入學率，一下超過了15%，后來又超過了20%，現在是23%。我們從精英化高等教育到大眾化高等教育，才用了五六年時間，西方國家一般要用二三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因此，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壓力有增無減，就業工作任務仍相當繁重。

2.1.2 教育體制問題：強調傳統教育，忽略在職教育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歷經了30年的高速發展，我們知道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也是我們提出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容，最初因為沒有意識到教育的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更是一度強調傳統教育，而忽略了在職培訓對提升人力資本這一快捷有效的方法，導致了如今勞動力市場上人力資本的供給結構與經濟發展對人力資本的需求結構的不匹配。

2.1.3 高等教育無法準確預測，匹配市場需求

高等教育的專業結構和教育質量等教育產出與社會需求不一致。高等教育對勞動力市場需求能夠準確預測、靈敏適應，使受過高等教育者完成學業后都能夠找到適當的工作崗位，這是高等教育與勞動力市場關系的理想狀態。然而，現實中高等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的現實關系和這種理想狀態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偏差。

2.1.4 高等教育自身的特點：教育培訓年限長

我國高等學校的結構調整往往滯后于勞動力市場的需求變化。由于教育培訓年限的存在，教育系統對信號做出的反應總滯后于勞動力市場的變化，與此相應，2000―2011年，我國6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從7.62年延長至8.85年，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延長更為明顯。因此，單靠教育系統和勞動力市場的自發調節所產生的高等教育被動性調整，不足以解決當前教育系統和勞動力市場的矛盾問題，所以，高等教育的主動性適應調整必須首先研究高等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的互動機制。

2.2 勞動力市場需求方面

第一，從需求角度考慮，勞動力市場對高校畢業生的需求取決于經濟發展規模、速度、產業結構狀況，以及經濟發展戰略等。岳昌君和丁小浩（2003，2004）計算了20世紀90年代我國經濟增長的一般就業彈性和高校畢業生就業彈性，發現經濟增長對高校畢業生的吸納能力并不大，而產業結構調整對高校畢業生的吸納作用相對而言更明顯。如果產業結構調整幅度不大，按目前8%左右的經濟發展速度計算，難以吸納日益增多的高校畢業生就業。隨著高校的擴招，高等教育從“精英式”教育向“大眾化”教育邁進；但同時，中國經濟的增長并沒有表現出足夠的接納能力，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壓力越來越大，高等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這其中既有總量矛盾，也有結構矛盾。

第二，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在轉型升級中，產業和崗位需求加速調整，也將對教育適應市場需求的改革提出挑戰。

3 在職培訓的重要性

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呈現出明顯的不協調不均衡，空崗與失業并存的結構性矛盾尤為突出，化解勞動力市場的結性失業矛盾是促進我國勞動力市場穩定的重要途徑。從人力資本的供給側出發，提出解決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業的有效途徑是在職培訓。

3.1 職業培訓寫進“十三五”規劃

“十三五”規劃明確提出，要“堅持就業優先戰略，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創造更多就業崗位，著力解決結構性就業矛盾”的戰略目標。但要有效化解這一矛盾，單純靠崗位創造和自主創業遠遠不夠，還必須著眼長遠，從根源入手，使現有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結構與需求形成動態適配機制。國家就業規劃提出的終身就業技能培訓制度，強調了職業培訓在化解勞動力市場結構性矛盾中的重要作用，我們通過分析在職培訓不足的原因從而更加有效地提出在職培訓常態化的建議。

3.2 世界發達的教育體系中，職業教育地位重要

歐洲大陸的職業培訓起步最早，發育也最成熟。工業化革命卻摧毀了長期存在的具有深刻影響和廣泛一致性的以傳統手工業為基礎的傳統學徒制，代之以各具特色的職業培訓新模式，其中以英、法、德三國最具代表性。英國的自由市場模式、法國的政府主導模式和德國的雙元合作模式具有明顯不同的特征，所折射的社會文化背景也各具特色。如在德國雙元模式中，市場導向（在繼續職業培訓領域）和學術導向原則（在職業學校）與職業導向原則結合，法國的培訓模式把職業和市場導向與學術導向合并于一體，即使是市場主導的英國培訓模式，國家繼續教育機構也在根據職業類型和專門的職業學科進行重構。

世界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反復證明：在工業化、信息化時代，在制造業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任何輕視、逃脫職業教育的高等教育都注定是跛足的、殘缺不全的。相反，包括美、德在內的高等教育強國，無一不是普通高等教育與職業教育齊頭并進、彼此推動。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國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既順應了世界高等教育發展規律，也完全符合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規律。

3.3 在職培訓的優點

因為在職培訓具有時間靈活、針對性強、周期短、見效快、可持續、有利于終身學習等優點，是抵消人力資本快速折舊、形成和積累新技能的重要方式，尤其對于專業技能性人力資本而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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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勞動力市場現狀范文

關鍵詞：城市化；社會保障；勞動力比較優勢

一、我們追求的是缺失社會保障的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嗎?

(一)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再討論

自林毅夫等1994年提出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理論以來，較長時間對如下觀點取得了共識：目前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成本低廉，適宜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近年來這方面的討論又熱烈起來，有戰略理論層面的爭論，有產業結構角度的探討，有從人口學視野的分析(左學金，2000)，有國際貿易利益-方面的闡述。大多認為，中國到2015年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勞動力低成本比較優勢將逐漸消失；實施統一的社會保障將削弱我國國際競爭力。實際上，這些討論較多的是基于勞動力供給數量的絕對比較優勢，沒有深入分析和重視合理社會保障基礎上的基于勞動力就業狀況及其質量的相對勞動力比較優勢。

林毅夫、孫希芳(2003)對比較優勢戰略理論做了進一步闡釋與發展，并特別突出地強調：遵循比較優勢發展有利于要素稟賦結構的較快提升，資本(包括人力資本)相對豐裕度提高，也將促進產業與技術結構升級；比較優勢的發揮需要內生于發展戰略的制度結構相支撐，特別是一個競爭性的市場體系，經濟發展中政府要維護市場的競爭性、規則性(林毅夫、孫希芳，2003)。他們認為，人力資本的積累是在比較優勢戰略的實施中自然而然逐步形成的，與物質資本相輔相成，對于政府在人力資本投資上的作為涉及不多，基本主張政府實施適應性的比較優勢戰略。在實踐中，政府在落實比較優勢戰略中對人力資本的提升起著相當關鍵的作用，尤其體現在社會保障制度上，很多形式的社會保障本身即具有人力資本投資性質。

以楊小凱(2001)為代表的超邊際經濟學貿易理論，對政府實施比較優勢戰略也有深入的論述，向國成、韓紹鳳(2005)將此理論總結為綜合比較優勢理論，認為一個經濟主體的比較優勢受技術效率、資源稟賦和交易效率等多因素的綜合影響(向國成，韓紹風，2005)。比較而言，綜合比較優勢理論的基本主張是創造性比較優勢戰略，依據理論可知政府可以通過社會保障等市場制度內生出技術優勢和交易效率優勢，以此強化并與外生稟賦比較優勢結合，形成有競爭力生命力的綜合比較優勢。經濟主體的市場競爭力取決于察賦比較優勢、技術比較優勢、交易比較優勢等多個因素的綜合比較優勢。在經濟發展上，不僅只“聽天命”(即利用外生比較優勢)，更要“盡人事”(即致力于內生比較優勢的形成和交易效率的提高)，這是綜合比較優勢理論“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真諦(楊小凱、張永生，2001)。一個國家雖然具有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的稟賦優勢，但當勞動的技術比較劣勢和交易效率比較劣勢足以抵消其稟賦優勢時，該國家就不一定生產和出口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就有可能為其他國家或地區所取代，被排斥在國際或地區分工之外。就我國而言，勞動力比較優勢不僅取決于勞動力供給的絕對數量比較優勢，更要取決于城市化進程中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工業化就業性轉移(即市場交易效率比較優勢)，和勞動力的質量提升，或者說就是勞動就業中相對于工資成本的勞動效率提高(即勞動的技術比較優勢)，后二者直接與社會保障等市場制度密切相關。而我國的社會保障沒有充分考慮到城鄉勞動力市場的潛在優勢的發展變化，正可能面臨著上述窘境，因此可以說，當前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是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挖掘與升華的關鍵所在。

(二)我們追求的是缺失社會保障的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嗎?

企業對社會保障負有一定的責任，弱化社會保障的確對企業而言存在一定的吸引力，可以節約勞動力成本，但勞動的生產技術性效率受到制約，勞動力市場交易效率也會下降；而健全的社會保障將給勞動力提供教育、培訓、醫療保健等，保證勞動的高效率和技術創新，并促進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我們是追求單純勞動力低成本的比較優勢還是高素質勞動力的綜合比較優勢呢?我們先來認真分析缺失社會保障的廉價勞動力優勢的實際效果，再看社會保障促進勞動力比較優勢發展的效應。

目前，中國勞動力每小時工資約是0.5美元，而在美國約是16美元，在墨西哥約是4美元。表面上看，勞動力“價廉”對吸引外國投資者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但“質優”沒有持續性制度保障，實際上只能產生惡性循環的后果：勞動者得不到平均水平的工資，必然失去許多技術培訓和再教育的機會，生活保障低，技術人力缺乏，進而導致產品技術落后，國際競爭力衰弱。勞動力的低價格最終會與技術等級的低層次接近，在發達國家通過高工資集中優勢產業，成為高附加值和資本密集型產品制造中心的時候，我國的低價格策略只能不斷把淘汰工廠吸引進來。如果“垃圾產業”在中國越來越多，形成規模性集中，導致產業工人生活的長期貧困化。應該說，這是落后的勞動力絕對比較優勢，不是我們要追求的理想的相對勞動力比較優勢。

如果僅把勞動力看作商品，僅從供求關系上講，中國的勞動力必然價格較低。但是我們知道，勞動力價格是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它既包括勞動力自身再生產的需要，也包括勞動力自身發展的需要；既取決于經濟因素、市場供求，也取決于社會因素。隨著社會的進步，勞動力需求必然也要求增加。我們發展要求以人為本，社會責任標準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發達國家勞動力價格較高并非完全是其勞動生產率高和再生產成本的表現，在更大程度上是社會發展水平的表現。正是社會的發展要求給予勞動者更好的社會福利、更多的閑暇時間等，而不僅僅限于勞動力自身的再生產(張勁文，2005)。中國社會與經濟發展飛速，而一些外資企業中相當部分勞動者的收入并沒有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相應地提高，其發展、工作和生存條件也沒有隨著社會責任標準的強化而提高，受教育的機會、發展的潛力在許多條件下也被無形中剝奪。

在國際貿易領域，中國貿易受到的負面影響也非常突出。根據公開的統計資料，2004年1月～10月，中國進出口加工貿易累積4371.5億美元，占進出口貿易總額的47％，這意味著中國處于全球化產業價值鏈的低端。加工貿易有零關稅的優勢，但由于缺乏品牌價值和基于高素質勞動力的創新內涵，加工貿易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很低，加工貿易占據中國貿易半壁江山的境況影響了整體的收益水平，降低了中國貿易的競爭力。在國際貿易分工中，長期依靠簡單加工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雖然依舊能獲得部分利益，但是在長時期將會面臨貿易結構的不穩定以及貿易條件的惡化，出現總是落后于人

的絕對“比較優勢”陷阱。一些單純依靠低勞動力工資成本的地區產業層次相對較低，產業升級也很不理想。

2004年開始出現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民工荒”，也為中國仰仗勞動力成本低廉優勢的增長道路敲響警鐘。“民工荒”是農民工對沒有社會保障的低于市場工資水平企業的一種拋棄或反抗的現象，反映出他們對社會保障的強烈追求。因此，筆者認為，中國目前的重要問題在于勞動力廉價中的社會責任缺失，我們的主要任務在于促進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升華。

二、社會保障與勞動力市場的互動關系發展及我國存在的問題

社會保障促進勞動力比較優勢的發揮與升華要通過對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影響而實現。對社會保障與勞動力市場關系的理論研究最早隱含于庇古的福利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理論。庇古福利經濟學為社會保障制度奠定了理論基礎，社會保障與勞動力市場互動在其中有間接論述。他認為最佳效率的生產要素(含勞動要素)配置，可以帶來國民收入的最大化。同時，他主張以社會保障等均等化政策來增加社會公平，效率與公平的有機協調可以達到社會福利最優狀態。凱恩斯主張采取轉移支付形式，實行社會保障，增加社會福利設施，刺激有效需求，帶動勞動力市場發展，實現充分就業，其理論為制定經濟和社會保障政策提供了直接理論依據。新經濟增長理論(舒爾茨、盧卡斯等人)也特別強調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一些人力資本投資項目屬于社會保障的范疇。阿馬蒂亞?森(A?Sen 1992)主張“能力”中心觀，他認為，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來自個人能力的培養，在設計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時，不僅要解決貧困階層的基本生活，更重要的是“賦能”，即以教育、培訓等形式賦予他們發展的機會。聯合國也倡導“發展型社會福利”的新理念。由此我們可以判斷，“賦能”政策的實施將改進和提升勞動力市場的配置效率與質量，實現社會保障與勞動力市場的良性互動。

從發達國家的實踐經驗層面來看，現在英美等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度過了為工業化、城市化加速發展期勞動力市場服務，即發揮扶助貧弱、互濟難關、培養人力資本等功能的階段(王誠，2004)，紛紛開始市場化或強調效率的改革，提倡“第三條道路”，主張“社會投資”型福利政策。我們必須注意到，社會保障市場化改革的前提條件是一定的社會公平，而“一定的社會公平”正是20世紀40～60年代實行的全面社會福利奠定了的，改革只是對政府失靈或者政府過度干預的一種糾正，“帕累托改進”也是建立在以一定的社會公平為基本假設的基礎上。在工業化、城市化加速發展時期，由政府福利性干預與支持，國家不僅可以保證社會公平，更有利于效率的發揮與社會經濟發展，還可以逐步促進市場機制的發育與成熟。二戰后各國社會保障的發展有力地促進了經濟恢復與繁榮發展，也進一步完善了市場經濟運行體制。特別是日本，它作為一個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家，其社會保障與城鄉勞動力轉移的發展經驗值得我們借鑒。1947年日本農村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為54.2％，是典型的傳統產業型國家。此時，日本強化了社會保障制度和農村勞動力“跳躍式”非農化轉移政策，1950年社會保障水平就達到歐美國家平均水平，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7.3％，日本國民的人均GDP僅有905美元，與歐美國家差距懸殊；1975年，日本社會保障水平緩緩上升到17.7％，農村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迅速下降為13.9％，國民人均GDP更是快速上升到7385美元(國家之間比較，如表1所示)。日本的勞動力比較優勢持續了70多年，應該說他們在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我國在轉型改革與進一步的開放中，要堅持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潛力挖掘與升華，這是由工業化、城市化發展要求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現狀所決定的。社會保障與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的良性互動將有利于實現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挖掘與升華，但是當前二者關系割裂，沒有很好地實現互動，更遠未達到良性的程度。

問題一方面直接取決于社會保障與城鄉勞動力市場的發展。我國改革與發展的實踐中，長期以來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流動性差；同時社會保障改革嚴重滯后，城鎮基本保障還沒有解決，農村社會保障更是困難重重。不合理不完善的社會保障加劇了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落后又進一步影響了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我國改革后較長時期的社會保障制度探索，中心任務是為國有企業改革保駕護航，重視城市主要勞動力市場建設，而忽視了農村勞動力市場和城市次要勞動力市場的發育，致使城鄉勞動力市場嚴重分割。進城農民工與在鄉農民的社會保障喪失是導致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最大障礙。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勞動力流動性受到阻礙，造成勞動力資源嚴重的非優化不合理配置，市場交易效率低下，影響到國民產值的創造與經濟增長的質量，進而也限制了經濟福利的增進與社會保障的完善。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總量大約有5億人，其中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為3.3億人。根據現有的資源狀況，農業部門僅能容納1.4億左右的勞動力，農村潛在的富余勞動力總量達到1.8億人以上，農村勞動力非農化轉移的壓力很大，即使從事非農生產的1.7億農民工因為大多沒有社會保障，就業也極不穩定。可見在加快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的任務仍然非常艱巨。

另一方面，在于社會保障與城鄉勞動力市場二者之間的傳導中介固化、互動機制失靈。農村人力資本投資、城鎮化和農村工業化等傳導中介沒有能夠有效結合中國比較優勢，進而充分發揮應有的雙向傳導推動功能。比如，城鎮化不是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而是農村勞動力轉移與工業經濟發展的一種基本手段，它是城鄉勞動力市場和提高人民生活及保障水平的重要傳導中介。但許多地方政府在城鎮化問題上出現了誤區，沒有充分發揮城鎮化作為傳導中介的功能，致使互動機制無法有效形成。農村工業化作為城鎮化發展的補充，也是農村勞動力非農化轉移和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發展的重要手段，合理適用的社會保障將有利于鼓勵和保護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逐步促進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而我國農村工業化還處于起步階段，激勵與補貼政策缺乏力度、缺乏針對性。對于農村人力資本投資這一傳導中介更是長期忽視，沒有充分發揮其應有作用，導致城鄉市場分割、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改革開放以來，大量的農村青壯年或通過特定的社會流動渠道定居城市，或進城打工，大大促進了城市化的進程。農村為其城市化的青壯年提供了撫養、教育等相關人力資本費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城市化的過程就是農村資源凝結成人力資本的形式向城市轉移的過程。而這些人城市化以后實際上給農村帶來的是極不對稱的回報，農村收益遠遠低于城市，人力資本的溢出效應基本全部留于城市。因此，城市政府應該以各種方式大力補償農村、支持農村發展。

如果對問題沒有清醒的認識，繼續忽視傳導中介與城鄉

勞動力市場和社會保障互動機制的建設，長此以往可能制約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發揮，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為國有企業改革保駕護航的任務已經基本結束，現在是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全面為城鄉勞動力市場服務的時候了。建立統一的城鄉勞動力市場。發展或激活傳導中介雙向推動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從而可以進一步增強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也有利于和諧社會建設。

三、社會保障與城鄉勞動力市場互動機制及提升勞動力比較優勢的路徑

發達國家經驗告訴我們，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市場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基本的教育、培訓與衛生醫療等保障，一方面加速人力資本積累與技術進步，另一方面也彌補勞動力市場失靈，提高城鄉勞動力資源配置與市場交易效率。同時，成熟統一的城鄉勞動力市場需要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全面服務，也為社會保障的發展提供物質支持。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有利于城鄉勞動力的合理流動與優化配置，提高市場交易效率，也有利于激勵勞動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技術創新積極性。由此可見，社會保障與勞動力市場的良性互動將促進人力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率提高以及技術創新，推動城鄉勞動力合理流動，提高勞動力資源配置與市場交易效率。這樣，勞動力資源稟賦的外生比較優勢，結合內生的人力資本與技術優勢和市場交易效率優勢，形成厚實強勁的綜合比較優勢，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將得到充分發揮與升華，進而持續增強中國的國際競爭力。

在工業化與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我國需要強化社會保障的供給，促進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一方面提高人力資本質量增強內生比較優勢，另一方面完善勞動力市場促進交易效率的提高。這樣，在勞動力稟賦比較優勢的基礎上，我國就可以更好地實施比較優勢戰略，強化綜合比較優勢。中國勞動力豐富，勞動力素質結構也是多層次的，政府應當高度重視教育、培訓、衛生醫療等社會保障的投入。這一方面有利于持續高質高效為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輸送健康的一般勞動力；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加速一般勞動力資源優勢轉化成為適合現代知識經濟發展需要的具有較高知識與技能的知識型勞動力，以為經濟結構的提升創造充分的人力資源優勢。

中國比較優勢的根本在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這不僅可以體現在勞動力資源豐富上，同時可以體現在勞動力質量上，二者相對應的產業層次不一樣，前者主要是簡單粗加工型的勞動密集產業，后者主要是強調一定技術、質量型的勞動密集產業。由此可以發現提升人力資本的水平，有利于中國比較優勢的進一步挖掘與升華，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有利于可持續的健康的經濟增長，是我國日后長遠發展的前途所在。從這個視角可以理解通過社會保障“賦能”增加人力資本積累，不會削弱我國比較優勢與國家競爭力，相反可以產生“質優”性正相關效應。以完善社會保障挖掘與升華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路徑實現的優越性，至少可以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有利于農村勞動力持續穩定高質高效的供給，挖掘勞動力比較優勢。社會保障通過農村工業化、城鎮化與農村人力資本投資等傳導中介，有利于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一方面促進農村勞動力持續穩定高質高效的非農化轉移，抑制城市初級勞動力市場上工資成本的上升，保持中國工業制造品在世界貿易領域里的競爭力；另一方面還有利于發揮城市的聚集效應，保證消費總量的穩定增長和消費水平的持續升級，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

(2)有利于人力資本的提升，促進勞動力比較優勢升華。加強與完善人力資本性質的社會保障，尤其是教育培訓與醫療衛生方面的投入，提高勞動力文化、技術等綜合素質，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只要效率的提高快于成本上升，勞動力比較優勢就可以保持，人力資本性質的社會保障的積極效應遠大于成本方面的負面影響。這樣，不僅在簡單加工型的傳統產業上勞動力比較優勢得到進一步體現，而且在新型的強調技術與創新的產業上勞動力比較優勢得到深化與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