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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私募基金的稅務籌劃范文

從路演，到簽署《出資承諾書》，再到起草、修改并簽署《有限合伙協議》等契約文件，一只基金的募集過程，實際上就是LP和GP之間關于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能否以及如何有效組合的問題。

在基金募集階段，貨幣資本提供方L P的資金如何實現保值增值，是管理團隊需要解釋的要點；另一方面，作為GP的激勵如何實現，同樣需要獲得關注。

項目的篩選、注資以及投資后的管理，這些都依仗GP的經驗和智慧。沒有專業管理團隊的全力以赴，就難以保障LP資金的保值和最大限度增值。本文擬就GP特別是管理團隊的激勵問題進行梳理。

目前，在人民幣私募基金領域，對管理團隊的激勵方式主要包括以下五種。

一、管理團隊與人民幣基金的管理平臺（基金管理公司）簽署《勞動合同》或《勞務合同》，管理平臺以工資和獎金形式激勵管理團隊。

這是最常規的激勵模式。其缺點是管理團隊個人的稅負水平較高。作為基金管理公司的雇員，管理團隊成員應按照3%- 45%七級累進稅率繳納個人所得稅。

假如某人工資獎金年度總收入為100萬元，即使考慮繳納社保和住房公積金等稅前扣除項，其年度應納個稅也接近25萬元。

如果管理團隊成員為外籍人士，其在中國境內無住所且在一個納稅年度中在中國境內連續或累計工作不超過90日，或在稅收協定規定的區間內在中國境內連續或累計居住不超過183日，該外籍人士僅就其在中國境內工作期間由中國境內的基金管理公司支付的工資獎金繳納所得稅。

值得留意的是，人民幣基金設立時，其管理平臺的組織形式上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有限責任公司，另一種是有限合伙。

如采用有限合伙制，則根據“先分后稅”的原則，管理平臺只要不向合伙人分紅，就不發生繳納所得稅的問題。

如為有限責任公司，企業應在下一年5月31日之前匯算清繳，如經匯算，在賬面上確認當年盈利，則須按照25%比例繳納企業所得稅――稅務局不會過問納稅主體在賬面是否有大量應收賬款，也不管在納稅年度有無與凈利潤相匹配的現金凈流入。

在初創時期，基金管理公司的收入是從人民幣基金獲得的年度管理費（尚無業績獎勵），往往入不敷出，即不足以應付基金管理平臺的運營成本，在賬面會發生虧損。根據規定，該虧損可以由虧損年度之后的5個會計年度所產生的利潤予以彌補，即虧損結轉。這樣處理，可以有效地幫助有限責任公司形式的基金管理平臺將其成立最初階段發生的運營成本（團隊工資、辦公費用、傭金、律師費、審計費等）予以抵扣，減少應稅所得額。

因此，如果從基金收取的年度管理費相對低廉、擬投資和管理項目較多的基金管理平臺，采用有限責任公司形式，可以降低所得稅稅負成本。

如果基金管理平臺收取的年度管理費相對豐厚、運營成本相對較低（擬投資項目較少，管理成本低），如該等管理平臺采取有限責任公司方式，則當年管理費收入會因次年的所得稅匯算清繳而立即出現現金凈流出。相比較之下，上述激勵方式應優先考慮采用有限合伙形式設立管理平臺：即不分紅則不納稅。

總之，基金管理平臺設立時應合理預測其獲得業績獎勵之前各年份的收入和成本，并從匹配角度合理確定組織形式。合理的基金管理平臺，可以避免管理平臺累積的財富因為納稅而大量流出，以確保有足夠財富最終流向管理團隊。

二、管理團隊參加基金管理公司的內部間接投資計劃。

基金管理公司作為G P一般持有人民幣基金1%的權益，人民幣基金對目標公司完成投資后，基金管理公司實際上通過人民幣基金間接持有了目標公司的權益。在本模式下，基金管理公司就項目組負責的投資項目，按照人民幣基金對目標公司投資額的一定比例（如1%），安排該項目組成員通過基金管理公司、人民幣基金間接持有目標公司股權。

也就是說，在項目搜尋和評估工作的基礎上，人民幣基金在完成了對若干目標公司的投資時，基金管理公司作為GP已經將其對人民幣基金出資（1%）的收益和風險全部讓渡給各項目組成員了。

實際用于激勵的權益其實是基金管理公司作為GP對人民幣基金的出資。

項目組成員并不以現金方式參與上述間接投資，而僅以個人未來的部分工資、獎金作為出資擔保。

屆時，就各項目產生的投資收益，基金管理公司將通過獎金等方式向有關項目組成員發放；如項目發生虧損，則基金管理公司通過扣發項目組成員工資獎金的方式實施懲罰。

這種模式類似于員工股權激勵，不到目標公司股票上市和私募股權基金順利退出，項目組成員的個人薪酬不能最后確定，這就有利于團隊成員潛心選擇和管理好項目，增強團隊成員的穩定性。

這種模式實際上是把基金的投資風險和項目組成員個人利益進行捆綁，管理機制非常靈活，在中小型私募基金中多見。

就稅負而言，在這種模式中，項目組成員不是通過稅后的工資獎金參與間接投資，而是利用未來擬發放的工資獎金，因此不存在繳納個稅的問題，也不存在向個人集資導致員工需要動用個人或家庭財產的問題。

但是，基金管理公司是通過內部協議方式安排項目組成員參與項目投資，在項目退出之前相關員工離職時，由于間接投資的收益或虧損的計算存在較大歧義（如，按照賬面凈資產，還是評估值），屆時容易發生糾紛。

甚至，該激勵結構如被監管部門認定為違規，進而被要求整改，就可能延緩目標公司的上市進程。

三、管理團隊作為L P與基金管理公司共同發起設立有限合伙企業，作為合伙制人民幣基金的G P。

這種模式下， 人民幣基金的業績與管理團隊作為GP的出資人的分紅直接掛鉤，實現了對團隊成員的有效激勵。

另外，有限合伙企業的執行合伙人為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承擔無限連帶責任，管理團隊作為LP僅以出資額為限，對人民幣基金的負債承擔有限責任。這種模式比較容易吸引事業有成、個人及家庭財產積累到一定規模的風險規避型基金管理人才。

《合伙企業法》的規定，有限合伙人不執行合伙事務，不得對外代表有限合伙企業。因此，這種模式下，管理團隊成員僅可以“對企業的經營管理提出建議”來協助執行人民幣基金對外投資管理事務。

如果管理團隊成員的行為被認為超越了“建議”的范疇，則有可能因為從事人民幣基金管理業務而被視為普通合伙人，并同基金管理公司一起承擔無限連帶責任。

在這種模式下，由于管理團隊在法律上不能直接獲得管理平臺支付的工資或其他報酬，用于項目管理的開支要通過特殊的財務處理（如報銷等）方式，由管理平臺實際承擔。從法律角度看，管理團隊要名正言順地從管理平臺獲得收益，需待有限合伙企業獲得業績獎勵（Carried Interest）時。屆時，管理團隊成員將按照2 0%稅率繳納個人所得稅。

四、管理團隊作為LP與管理公司共同發起設立有限責任公司，作為合伙制人民幣基金的GP。

上述有限責任公司的注冊資本往往設定得較低，但迫于地方政府壓力，存在著最低限度，如在上海外資背景的基金管理公司注冊資本需達到200萬美元。

這種模式要點基本同前。但是，由于人民幣基金的GP是有限責任公司，也就是說，僅以公司全部資產對人民幣基金債務承擔責任。作為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基金管理公司和高管團隊僅以出資額為限，對人民幣基金的GP的負債承擔有限責任。

一旦發生人民幣基金受到經濟、行政甚至刑事處罰，或者對外發生了巨額負債，基金管理公司和管理團隊往往可以金蟬脫殼。

由于這種模式隔離、規避了合伙制人民幣基金GP的主要義務，精明的LP往往不愿參與此種結構的基金募集。因此，除非是基金管理人擁有良好的資產管理口碑，擁有充足的資金募集渠道，這種結構的基金很難被市場接受，甚至會被監管部門叫停。

在稅負方面，人民幣基金的管理費和業績獎勵向GP支付時，作為有限責任公司的GP應按照25%比例繳納企業所得稅，待GP向作為股東的管理團隊分紅時，管理團隊還需繳納20%的個人所得稅。

對于雙重納稅，可考慮在避稅方面進行籌劃。如人民幣基金的GP在按照25%繳納企業所得稅前，若在納稅年度內能夠扣除合理的成本和費用，GP實際應納所得稅額將大大減少。

五、境外基金管理公司籌劃設立境內自然人純人民幣基金，安排人民幣基金與境外基金管理公司簽署《受托管理協議》，并向境外基金支付管理費和業績獎勵。

最近的一個案例是：兩名自然人股東在境內設立了名義上由境外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有限合伙制人民幣基金，其中一人擔任GP，另一人擔任LP。境外基金管理公司與人民幣基金簽署《受托管理協議》。

該人民幣基金投資境內目標公司后，該目標公司作為內資企業順利完成了股份制改造、上市輔導和上市審核，目前已經掛牌交易。該案例向業界映射出一個值得關注和有待繼續求證的信息：人民幣基金不因實際管理人的外資屬性改變基金的內資性質，同時也不因實際管理人的外資屬性，改變目標公司的公司性質。

上述模式，可以使還沒有正式進入中國的境外基金管理公司以契約的方式跨境參與人民幣基金的募集、管理，境外優秀的基金管理人才，通過離岸基金管理公司實際參與境內基金管理。

在稅負方面，境內人民幣基金將管理費和業績獎勵以服務費的名義支付給境外基金管理公司，境外基金管理公司應承擔5%的營業稅和10%的預提所得稅。如境外基金管理公司注冊在中國香港、巴巴多斯（Barbados）等地，預提所得稅更可以降低至5%。這種模式運作的稅負成本較低。

管理團隊中的外籍人士，如其在中國境內無住所且在一個納稅年度中在中國境內連續或累計工作不超過90日，或在稅收協定規定的期間中在中國境內連續或累計居住不超過183日，則其獲得的來自于離岸基金管理公司的薪酬無須在華納稅。

相對于人民幣基金的資本密集的特點，基金管理公司可以被認為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在人民幣基金結構設計時，如何設計好激勵結構，發揮好管理團隊的經驗和管理才干，與如何用好、管好LP資金同樣重要。

管理團隊激勵的首要目標，是激勵其搜尋并選擇優秀的目標公司，通過增值服務，協助目標公司實現業績增長。基金作為目標公司股東將獲得合理的投資回報，基金管理公司的管理費、業績獎勵自然同時做大。管理團隊激勵的另外一個目標，是在有效保存所創造財富的基礎上，做好財富的內部分配。

因為目前階段人民幣基金領域存在本土、境外等不同身份的管理人才，不同管理人才有不同的風險偏好，這些因素和變量都需要納入基金發起人及其法律、稅務顧問的考量中。

第2篇：私募基金的稅務籌劃范文

縱觀目前的金融市場，理財產品玲瑯滿目，讓投資者眼花繚亂。譬如，股票、基金、期貨、黃金、信托、銀行理財產品等，每種產品都有各自的投資門檻。對于那些工作忙碌卻無暇理財的人而言，能夠提供專業服務的第三方理財機構，無疑是不錯的選擇。

近日，記者采訪到了訪泰和財富副總范文清，他的職業經歷頗豐，曾先后在國家機關、高等院校、信托、證券、期貨、資信評級從事過業務開拓和管理工作。目前在泰和財富任職。他告訴記者，第三方理財機構在國內尚屬于起步階段，但前景十分可觀。隨著私人財富的快速積累，80年代的第一批創業者大部分已經超過50歲，他們已經開始向第二代轉移資產和財富，財富的全球化安排、稅務規劃、遺產安排等的新型理財項目會越來越多，這也使得第三方理財機構的作用日漸凸顯。

《卓越理財》：很多人誤以為第三方理財機構是銷售信托產品的平臺，對于外界對第三方理財機構誤解，您能談談自己的看法嗎？

范文清：確實是這樣，目前國內第三方理財公司大部分業務內容為投融資中介和銷售信托、基金等產品，與國外的“只賣理財規劃不賣產品”，收取資產管理費的盈利模式差距很大，但也有存在的必要性。

作為獨立機構的第三方理財，自從誕生就宣稱自己是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上，不依附于基金公司、銀行、券商、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獨立地分析客戶的財務狀況和理財需求，判斷所需投資工具，向客戶介紹一些千挑萬選、物有所值的金融類產品，量身定做投資方案，提供理財規劃服務。

與傳統模式下的金融理財服務相比，第三方理財機構目前在國內提供的服務大致有：專業理財規劃建議與咨詢，會員制服務，代銷產品、委托理財以及借貸服務。在給其客戶指定理財規劃的時候，第三方理財機構不僅僅局限在某個金融機構的理財產品上，還要為他們制定其他的投資計劃：如現金規劃、消費支出、教育規劃、養老計劃、稅收籌劃、財產分配等一系列服務。

第三方理財機構注重與客戶建立長期穩定、相互信任的關系，協助客戶執行理財方案，根據市場情況及時調整資產配置。成熟的理財公司和理財師不會做出“一錘子”買賣這種自毀招牌的事情。

《卓越理財》：泰和財富為投資者提供哪些產品和服務？

范文清：泰和財富不是一家單純的第三方理財公司，它是專注于為個人和企業資產提供全方位金融投資規劃、咨詢服務、P2P、P2C借貸業務、信托、基金產品銷售以及PE等資產投資服務的綜合性中介服務機構，分別由公司下屬的理財管理中心、信貸管理中心、資本管理中心進行運作。

目前率先推出的是“個人對個人”（Peer to Peer 或稱“P2P”）借貸服務；由公司將出借人和借款人雙方進行對接，幫助出借人將閑散資金借給借款人，借款人有超額的房產做抵押，由擔保公司做擔保，借款人按月歸還本金和利息，公司收取一定的服務費。同時，公司還開展投資銀行業務，通過資本項目投資、PE、企業并購重組等獲取財務顧問收入及中介服務費。

《卓越理財》：您覺得投資者依據什么原則選擇理財產品？

范文清：首先，要確定自己的風險偏好以及投資預期目標。在投資者決定投資理財之前，需要根據個人收入水平、可自由支配資金量、風險偏好程度等因素衡量個人的投資風格、確定投入資金量。

其次，認清市場趨勢。實際上，認清大勢對于投資者而言也是一種“擇時”的策略。在市場大趨勢向上的背景下，投資公募基金和陽光私募成功的概率較大，并且收益率也往往偏高；反之，可以選擇一些固定收益類信托產品，同樣實現資產穩定的保值增值。2008年金融危機之年，如果選擇公募基金和陽光私募的話，后果是不堪設想的。2011年，在不斷緊縮政策之下，最合適的是投資品種同樣是收益相對固定的信托產品。

最后，精選具體產品。例如篩選基金產品時，主要從兩方面入手，即所謂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定性”分析是一項復雜而長期的工作，對基金綜合能力的衡量通常需要綜合公司股權結構與治理結構、研究能力與協作程度、激勵制度、誠信水平、風控及抗壓能力等綜合因素。“定量”分析各家研究機構一般都有各自的評判體系和數學模型。歸根到底就是對基金的超額收益獲取能力和風險控制能力的雙向衡量。

《卓越理財》：您能推薦一些理財方法或訣竅嗎？

范文清：推薦一種“五分之一理財法”，即將家庭資金分為五個等份，分別做出適當的安排，這樣，家庭在財務上就不會產生太大風險，而且可以獲得最大的收益，距離說明：一般剛剛起步的中等收入家庭年積蓄有10000元，分成五個2000元，分別這樣處理：

一是2000元買國債，這是回報率較高而又穩妥的一種投資。

二是2000元買保險，有的人保險意識淡薄，世界上購買保險是一種良好的投資方式，而且保險資金也不在利息稅的征收范圍之列。

三是2000元買股票，這是風險最大的一種投資，但是風險和收益是并存的，只要選擇適當，會有高投資回報。

四是2000元定期存款這是一種幾乎沒有風險的投資方式。

五是2000元活期存款，這是為了應急之用，如果家里臨時急需用錢，有一定的活期儲蓄很方便。

第3篇：私募基金的稅務籌劃范文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自“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政策正式被提出以來，全國已經形成了以北京、上海、深圳為核心的華北、華東、華南的創業基地和武漢、成都為新的創新創業基地的3+2的整體格局。雖然我國已有4200萬家企業，其中被VC/PE基金投資的僅為35000家左右，占比僅為美國的1/50。不過，創業大潮的出現，使得創業成本降低和創業環境寬松，刺激大量創業公司出現；社交、移動平臺加速產品普及；早期項目可以更精確估值；并購浪潮和資本市場開放使退出渠道增多。

商事制度改革激發新登記注冊市場主體快速增長

隨著商事制度改革深入推進，市場活力持續激發，投資熱情進一步高漲，新登記注冊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快速增長，產業結構持續調整優化，服務業發展呈現諸多亮點，從業人員穩步增加；市場競爭秩序狀況平穩，案件總量同比繼續下降；消費結構調整升級，消費環境持續改善。

上半年，全國新登記注冊市場主體685.1萬戶，比上年同期增長15.4%；注冊資本（金）12.9萬億元，同比增長38.4%。其中，企業200.1萬戶，增長19.4%，注冊資本（金）12萬億元，增長43.0%。個體工商戶472.8萬戶，增長15.9%，資金數額0.5萬億元，增長29.8%。截至6月底，全國實有各類市場主體7419.6萬戶，比2014年底增長7.0%，注冊資本（金）154.3萬億元，增長19.4%。如圖（1）。

多層次資本市場結構正在完善，制度改革迎來歷史性機遇

縱觀歷史，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結構正在完善。從1990年12月1日主板誕生，打造藍籌股市場；2004年5月17日中小板的設立，成為中小企業發展壯大的搖籃；2009年10月23日創業板的啟動，是新企業的“助推器”；2006年1月，新三板于中關村園區試點，并于2013年1月進行全國股轉系統揭牌，是全國性場外市場，上市資源“孵化器”； 2012年8月，區域性股權交易中心（四板），開啟區域性場外市場，服務地方非公眾公司。這些注冊制改革，加快了發行速度，增加了發行數量， 提振了市場上市信心。也是對資本市場估值現狀的科學調整、對規范化運作要求的提高，極大提高創投機構的退出效率。

而新三板擴容，開辟了中小企業直接融資新渠道，提升品牌價值，促進業務發展，對大眾創業、創新起到了巨大鼓舞的作用。研究表明，新三板將成為最大的并購市場。新三板是實現資本市場改革、支持創新發展的最佳場所，也是真正能夠實現政府所要完成的支持創新、結構調整、產業升級改革目的的市場。

新三板發展飛速，企業掛牌數量迅速超越其他資本市場

2012年至今，新三板掛牌數量及市值變化情況如圖（2）。

截至2015年8月底，新三板掛牌企業數量已達3，359家，總量遠超主板、中小板及創業板。

在市值上，新三板與其他板塊還存在較大差距，但其平均市盈率已超越主板，僅次于中小板和創業板。如圖（3）。

新三板企業體量明顯高于預期

截至2015年8月31日，新三板全部掛牌企業中上一年度總營收介于1000萬到5000萬元的企業最多，占比37%；而VC/PE支持的新三板企業中總營收介于1億到5億元的企業最多，占比41%。如圖（4）。

2015年，新三板掛牌企業股票發行和成交均呈現井噴態勢

2015年前八個月，新三板掛牌企業發行股票數量達128.22億股，募集金額630.01億元，相比2014年全年，股票發行數量增長了3.83倍，融資額增長了3.77倍；平均發行價格為4.91元/股與去年大致持平。而新三板掛牌企業股票轉讓數量在2015年前八個月達151.37億股，成交金額1，275.47億元，成交筆數189.54萬筆，相比2014年全年，股票成交數量增長了5.63倍，成交金額增長了 8.78倍，成交筆數增長了19.45倍。如圖（5）。

2015年做市指數在4月7日峰值后交易量下滑明顯

三板做市指數與三板做市交易量如圖（6）。

2015年新三板基金爆發式增長，投資策略分三大派系

2014年是新三板基金的轉折年，2015年的新三板基金將集中爆發式設立和募資。據有關調查數據顯示，已知募集規模的397支基金募集總金額為974.42億元人民幣，平均募集規模為2.45億元人民幣。

新三板基金投資策略分三大派系。首先是VC/PE“傳統派”，這類基金以投資擬掛牌企業為主。由于新三板掛牌企業和擬掛牌企業都處在中早期階段，因此，VC/PE背景的新三板資管機構受投資者歡迎。代表企業主要有同創偉業、高特佳、東方富海等。其次是陽光私募“跨界派”，這類基金以參與新三板定增為主。陽光私募一般先確定項目再募資，整體基金設立和投資以投資項目為基礎，效率比較高。代表企業主要有天星資本，鼎鋒資產等。再次是券商和公募基金“搶籌派”，這類基金背靠集團豐富資源為主，對新三板的制度紅利帶來的系統性機會頗為看重。公司背靠大集團，旗下金融牌照齊全、實力雄厚，且豐富的集團資源更受新三板企業歡迎。主要代表企業有中信證券，國壽安保基金等。如圖（7）。

五家機構成功登陸新三板？

這幾年，新三板成為投資機構新寵，目前已有五家機構登陸新三板。首先是在2014年4月，九鼎投資成功掛牌新三板，成為第一家獲批掛牌新三板的PE機構。其次是在2015年3月，中科招商掛牌新三板，定增數額破記錄。最后是在2015年7月，同創偉業、明石投資、硅谷天堂依次掛牌新三板。不僅如此，2015年3月，天星資本正式啟動新三板掛牌上市程序，9月將正式掛牌，預估市值800億元。而信中利、忠誠投資、天圖投資、力合清源、浙商創投等私募股權機構也在積極籌備登陸新三板。

新三板成為眾多創新型中小企業的有力支撐

新三板的出現，在融資渠道、員工激勵、市場價值、品牌價值等方面，為眾多創新型中小企業作有力支撐。其一，長期以來，對于創新創業型小微企業融資難一直是一個難以解開的結。創新型中小企業天生的基因與傳統信貸類融資無法匹配；難以從傳統的金融機構獲得資金支持；創新型企業在發展前期投入較大，對于資金的需求非常明顯。而新三板的出現，即股權融資，有效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其二，在員工激勵上，新三板的出現，帶來了可交易的股權，這對于員工的激勵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而無法執行的股權是沒有價值的；其三，作為非上市公眾公司，管理的規范化和信息的透明化，都可以為公司帶來潛在的市場和品牌價值，成為公司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四，帶來國企混改。如員工激勵、市場化運營、間接管控、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以及估值市場化；其五，創新業務布局。對于大型集團企業、國有企業整體規模較大，布局創新型業務，原有管控體系不匹配，而新三板的出現，將新業務領域放入市場化進行競爭，間接實現管理，利于創新業務背靠集團資源，又能市場化運營。其六，實施戰略布局。發展轉型往往依賴充足的資本金實力，而新三板能夠以資本為基礎，幫助企業實現戰略規劃的落地。

新三板為掛牌企業資產重組及并購擴張提供了極大便利

2014年至今，新三板并購重組活動日漸活躍。據不完全統計，新三板掛牌公司共發生并購事件94起，涉及金額共計122.72億元人民幣。而上市公司成為新三板并購重組活動中的重要參與主體，新三板掛牌公司開展外延式擴張并購活動也逐漸興起 。新三板為掛牌企業資產重組及并購擴張提供了極大便利。第一，新三板市場制度趨于完善，流動性提升，為并購重組提供價格依據，為企業的資產重組提供了便利；第二，新三板新興行業公司數量多，是上市公司謀求外延式擴張或跨界轉型的重要標的池；第三，新三板融資便利，使掛牌公司擁有一定的資金實力籌劃外延式并購，并可靈活采用股權置換、定向增發+現金等多種交易方式開始并購活動；第四，做市股票流動性強，投資者對參與公司融資實施對外并購積極性高；第五，新三板的轉板預期，套利動機加快新三板公司的并購重組步伐。

“兩頭在內”時代來臨，VIE回歸將借助新三板煥發新的活力？

VIE企業主要分布于互聯網等新興行業，大多具有“輕資產”、融資需求強等特點，而新三板定位于中小企業，具有靈活包容的融資機制，可以較低的成本、較短的時間為企業解決融資問題，幫助企業迅速做大做強。

隨著人民幣基金和境內資本市場發展壯大，投資在境內、退出在境內的“兩頭在內”時代正在來臨，相比海外資本市場，新三板能給予企業更高的估值以及充足的資金資源支撐，更符合創新、創業企業的成長需求。中搜在2009-2010年末拆除VIE架構，為登陸創業板實現2011至2013年三年盈利卻遭遇IPO暫停。2013年11月，中搜網絡在新三板掛牌，2015年3月23日開啟做市商大幕，做市首日股價漲幅14.89%。

2015年4月30日，“天涯社區”公開轉讓說明書，8月26日正式掛牌。擬借助新三板謀求向社交媒體、社區游戲化、社區型電子商務及社交型互聯網金融業務方向的轉型。

2015年8月11日，盛景網聯掛牌新三板。2014年成立盛景嘉成母基金，2015年4月國內首只新三板母基金，5月底成立海外VIE架構回歸母基金，擬借助新三板快速打通股權投資全產業鏈；2015年7月1日，互動百科宣布已花費6個月時間完成拆除VIE架構，擬于今年年底前正式掛牌新三板，投資方之一為關注VIE回歸的盛景嘉成母基金。

新三板仍將面臨三大挑戰？

盡管新三板給中小企業帶來巨大機會，但也仍將面臨三大挑戰。首先是“新三板場供求轉變隱含投資泡沫“挑戰。隨著掛牌企業數量的急劇攀升，新三板市場面臨較大的融資需求，供求關系由“錢找項目”變為“項目找錢”，投資者面臨投資機會暴增，但“新三板熱”使得掛牌企業股票出現過山車式波動，投資者面臨風險也急劇上升。

“新三板流動性危機仍然待解“挑戰。與掛牌企業創紀錄的紅火局面形成鮮明對比，新三板二級市場的成交情況十分不穩定：2015年前四個月新三板成交一路高企，但5月以后新三板成交量陡然向下 ；新三板市場的低迷以及流動性的嚴重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掛牌公司的正常融資，也使得做市商和投資者利益受損，“新三板危機”亟待解決需從政策層面倒逼新三板市場制度改革創新。最后是“新三板長期投資仍待考驗“挑戰。新三板企業普遍體量較小，抗風險能力不足，近期A股大跌引發新三板大跌，使得投資者對新三板長期投資信心大幅下降 。2015年9月7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證監會三部委聯合《關于上市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所得稅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5]101號），對上市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所得稅政策做出調整，對投資者長期持有新三板股票起到一定的積極推動作用，但更加完善的價值投資體系仍需進一步地建立。

VC/PE機構面臨轉型機遇，項目競爭將更加激烈

VC/PE機構面臨兩個轉型機遇，其一，VC/PE機構的融資新渠道是從LP份額轉股權，一方面降低退出壓力，另一方面轉為股東后為投資提供了更多的資金，降低了募資壓力，也可以直接通過資本市場獲得股權融資提高資本金實力。其二，VC/PE機構的轉型契機是借助新三板掛牌在獲得大量資金支持的情況下，利用融得的資金全面布局公募基金、證券、銀行等傳統金融領域以及第三方支付、P2P等新型金融領域。

VC/PE機構將要面臨的挑戰是新三板“去VC/PE化”。新三板的活躍也間接成為了VC/PE機構增加了競爭，從創新企業的發展階段來看，進入發展及成熟期后的主要融資渠道依賴VC/ PE機構的支持，然而新三板活躍后，企業可以通過新三板面向更多的投資人進行募資，估值水平也可能進一步被放大，因此VC/PE機構的競爭壓力陡增。綜上所述，VC/PE機構要把握新三板機遇以應對未來可能到來的挑戰。

第4篇：私募基金的稅務籌劃范文

【關鍵詞】金融保險 人才市場 需求

一、行業發展現狀及趨勢調研

近年來，河北省委、河北省政府先后出臺了《河北省金融產業發展規劃（2009-2013）》、《河北省金融產業“十二五”發展規劃》、《河北保險業發展“十二五”規劃綱要》、《關于進一步加強全省金融人才隊伍建設的若干意見》、《關于河北省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實施意見》等重要文件，對如何壯大金融主體提出了明確的發展思路，并就這個主題提出了金融環境建設的具體舉措。這一系列措施的實施，就是希望通過壯大金融主體，發揮其資金積聚效應、稅收效應、相關產業帶動效應，推動河北省經濟又好又快發展。與此同時，根據石家莊的“十二五”規劃的要求，今后五年將大力發展省會服務業，增多做強金融市場主體，積極引進更多的國內外金融機構落戶石家莊。做大做強市級投融資平臺，促進產業發展與金融發展良性互動。以現代服務業為核心，重點發展總部經濟、金融保險等行業，到“十二五”末，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達到44.5%。著力加快改革開放，在增強發展活力和動力基礎上實現新突破，加大金融改革創新力度，擴大直接融資渠道，健全金融服務體系，創建資本要素市場，優化金融發展環境。

我國保險業經過20多年的發展，已經初步形成了保險的市場格局，險種體系基本健全，保險公司多極競爭的格局已經形成。截至“十一五”末期，全省共有保險公司省級分公司47家，其中，財產險公司22家，人身險公司25家。保險專業中介機構105家，保險兼業機構5723家。保險業從業人員20余萬人。根據《河北保險業發展“十二五”規劃綱要》，到2015年末，保險公司省級分公司達到80家，分支機構達到4500家以上；設立地方法人保險機構1～2家；保險專業中介法人機構數量達到120家。根據我們的市場調查和業內專家保守預測，未來5年內石家莊市將增加各類保險機構和營業點50個，需要新增保險專業理財顧問、經紀人、理賠定損員、壽險訓練師、基層團隊管理者等文化素質較高的各類保險從業人員至少1萬人，由此推及河北省需要新增5萬余人。而在河北省57所高職類院校中，有18家院校開設有金融保險專業，每年培養600名左右的金融保險人才，市場需求缺口很大。

“十二五”期間，我國保險業年平均增長率較為可能的浮動區間為9.5%～17.6%，保險公司體制改革與機制轉化將繼續推進，國有保險公司的股份制改革將不斷深入，保險公司處在從規模擴張向追求效益的轉型期，對保險從業人員的素質要求將日漸提高，保險業發展需要一大批精通金融保險專業知識的人才，特別是基層的保險銷售、基層管理人員以及內勤人員。此外，金融業的混業經營成為一種趨勢，銀行、證券及保險業務相互聯系、相互滲透，單純學習金融某一分支知識已經不能適應時展的需要。因此，現代金融保險業需要不僅要掌握保險知識，又要對銀行、證券、投資理財知識有一定的了解的保險與金融相結合的復合型人才。

二、金融保險人才市場及需求調查情況分析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代企業制度和現代資本市場的建立，隨著中國經濟全球化過程，以及現代信息技術等管理工具的快速發展，企業迫切需要進行項目投資融資、資本運作、稅務籌劃、成本控制等相關的戰略規劃及運作、參與并為決策提供信息支持的金融保險的專門人才；另外金融市場的不斷成熟和金融操作的日益現代化，使企業的財務活動以及與各方面關系將越來越復雜。對專業化的金融保險人才的需求也不斷增加。

（一）金融行業“錢”景廣闊

金融專業畢業生其平均起點工資和平均定級月薪分別為2000元以上和3700元以上，與其他行業相比，明顯處于較高水平，對畢業生來說十分具有誘惑力。在具體薪酬方面，金融高端人才年薪都在15萬元以上，八個城市的基金經理平均年薪為21萬元左右。按照自身的條件不同，能力、學歷、經驗和背景的差別，往往同一崗位的人員所獲得的薪酬也呈現出較大的差別，其年薪為15萬～100萬元不等。

（二）金融類人才缺口巨大

上海、北京、廣東和江蘇這幾個省市對金融行業人才的需求量很大。這些省市金融機構相對集中，發展態勢良好，尤其是對金融行業的中高端專業人才需求量非常大，目前企業需求量與人才的供應量比例已經接近9∶1。這也直接導致金融行業人才求職活躍，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員會主動出擊尋找更好的工作機會。專家表示，因為金融行業總體上人才缺口較大，企業的招聘職位和數量都比較多，對個人而言可選擇的機會比較多，因此人才的流動率也較大。與上海、北京相比，石家莊的情況稍微平和一點，但有向這些大城市靠攏的趨勢。隨著商業銀行、外資銀行進駐石家莊以及越來越多的準金融機構（如私募基金之類）在石家莊發展，金融人才，尤其是高端金融人才的缺口將越來越大，石家莊金融類人才的流動性和薪酬水準也會向上海這些大城市靠攏。而且現在不少國有銀行也開始轉變觀念，委托獵頭公司尋找相關人才，人才的爭奪將進入白熱化。

（三）金融類人才壓力也不小

據了解，金融行業的企業目前招聘的職位主要是銷售類、金融類、保險類和經營管理類等人才。從金融行業人才的職業分布情況來看，保險類的供求比例差距比較大，企業對保險類人才的需求較多，而市場上該類人才的供應量又相對較少。此外，金融業對高端人才的需求也格外強勁，企業需求較多的典型高薪職位包括基金經理、高級投資咨詢顧問、投融資經理、金融分析師等。這種需求也不斷造就業內高端人才頻繁流動，據資料顯示，在基金經理炫目的光環背后，是年均30%的淘汰率和年均54.3%的變動率。近年眾多明星基金經理轉投私募行業也令金融領域人才緊缺的困境越加明顯。與此同時，企業在招聘金融行業高端人才時，大多數對工作經驗都有嚴格要求，通常要求有5～10年及以上工作經驗，并且能夠熟練運用或精通一門外語，系統學習過一定的財務、金融和管理等專業知識，對相關的理論有較深入的研究。有些崗位甚至還要求候選人有過上億資產運作經驗，熟悉資金運作程序以及有海外資金渠道等。因此金融行業的高端人才往往在市場上呈現供不應求的態勢，各大企業紛紛以高薪和各種附加福利待遇來吸引人才。”

（四）人才需求調查結論

第5篇：私募基金的稅務籌劃范文

景浩（1985—今），北京市人，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研究方向：金融投資。

摘要：2007年，中國銀行在國內率先開展私人銀行業務，招商銀行、工商銀行、交通銀行等各商業銀行緊隨其后，經過六、七年的發展，我國私人銀行業務在客戶數量和管理資產規模兩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績。多項研究表明，私人銀行業最大的增長潛力將來自中國，前景十分廣闊，但是目前，我國私人銀行業務的發展水平較低，存在諸多束縛，在當前金融深化改革加速進行的背景下，私銀業務的生存方式收到了挑戰，急需調整發展戰略和運行機制。本文從我國私人銀行的發展現狀出發，對其風險特點與瓶頸進行了系統梳理，并在此基礎上，從內外兩方面給出了發展建議。

關鍵詞：私人銀行；風險特點；戰略謀劃

20世紀80年代以來，私人銀行業務在全球范圍內產生并得以迅速發展。近年，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居民金融資產存量增長了數百倍，涌現出一大批富裕人士，為私人銀行業務的開展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麥肯錫預測，中國高凈值人士到2015年將達到200萬，超高凈值人士人數量將達13萬，接近2012年的2倍。富裕人士群體逐漸建立起成熟的理財理念，這部分客戶在財富保值、增值以及金融服務需求方面與一般零售客戶有較大差異，傳統的理財業務已經不能滿足其需求，私人銀行業務以其專業化、定制化、全面化的特點，受到了富裕階層的青睞。同時，金融改革不斷深化，商業銀行的生存壓力進一步增大，業務模式亟待轉型，理財業務是現代化金融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被商業銀行視為轉型的突破口，另外，私人銀行業務的年均利潤率可達到35%，遠高于其他金融服務，是商業銀行重要的利潤增長點之一，也推動了商業銀行對該業務領域的重視和支持。目前，我國已成為全球私人銀行業務發展潛力最大、增長最快、機會最多的市場之一。積極探索發展私人銀行業務對中國金融業和整體經濟的發展有著重大的意義。

一、我國私人銀行業務概念與發展現狀

私人銀行業務（Private Banking）是一種專門面向高凈值客戶及其家庭和企業，為其提供專業化、定制化的一攬子金融服務的系統財富管理業務，業務范圍涵蓋財富規劃、資產配置、投資管理、信托、保險規劃、稅務籌劃、咨詢、大宗商品、離岸金融等類型。

私人銀行業務屬于混業業務，與商業銀行傳統的資產負債業務相比，具有鮮明地特點：首先，私人銀行業務的進入門檻較高，服務對象通常都是高額凈財富的富裕階層客戶，并且范圍還延伸到客戶的家庭與企業；其次，業務的設計以客戶的個性化需求為導向，極具靈活性和隱秘性，能夠滿足較高的財產保值、增值要求；第三，私人銀行業務涉及的專業領域有商業銀行、投資銀行、稅收、會計、法律和投資管理，在投資管理中還會涉及到房地產、收藏品等領域；第四，由于客戶要求較高且業務復雜程度較大，商業銀行通常會向私人銀行部配給經驗較為豐富的專業人才。因此，服務質量高出普通零售業務部門；第五，私人銀行服務通常以收取資產管理費、咨詢顧問費等中間業務收入為主，較貴賓理財和普通零售銀行業務有更高的收益率，因此很受商業銀行的重視。

2007年3月，中國銀行率先成立私人銀行部，拉開了中資商業銀行開展私人銀行業務的大幕，工商銀行、招商銀行、中信銀行等也步其后塵。2009 年7 月，我國銀監會《關于進一步加強商業銀行個人理財業務投資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允許商業銀行針對風險承受能力較強的高資產凈值客戶開展私人銀行服務，為私銀業務的開展掃清了政策障礙，之后私銀業務加速發展。2012年底，共有18家中資銀行涉足私銀業務領域，在國內成立的私人銀行服務中心或分部共計217家。客戶數量與管理資產規模方面，截至2013年6月30日，私人銀行管理資產規模最大的是工行，管理資產5538億元，私銀客戶達3.13萬戶；其次是中行超過5000億元，私銀客戶突破5萬戶；農行管理資產4790億元，私銀客戶4.3萬戶。股份行零售業務龍頭的招行私人銀行管理客戶資產為5098億，客戶數為2.26萬戶。與此同時，私人銀行所投資的產品范圍也逐漸擴大，除了金融衍生產品、藝術品投資等傳統渠道之外，TOT理財產品、私募股權產品等新興產品已成為高端收入人群關注的焦點。私人銀行業務在我國前景十分廣闊，據估計中國內地約有32萬名超級富豪，占亞太地區富人總數29.1%，平均凈資產約500萬美元，遠高于亞太地區富裕人士平均資產的330萬美元，全球富裕人士平均資產的390萬美元。且無論人數還是資產金額都在快速增加，到2015年高端富裕人群擁有的財富凈值規模將超過30萬億元，為私人銀行業務提供了廣闊的市場。但是，透過表面數字可以發現，我國私人銀行業務的發展水平仍較為初級，存在很大上升空間。

二、我國私人銀行業務的發展瓶頸

私人銀行于16世紀起源于瑞士，2005至2006年，隨著國內金融市場向外資金融機構逐步開放，國際知名銀行如瑞士友邦、花旗等開始在中國成立私人銀行部，拉開了中國內地私人銀行業務發展的帷幕。本土商業銀行于2007年經營私銀業務，至今已有六年時間，我國私人銀行業務在這期間取得了跨越式發展，客戶數量和管理資產規模逐年大幅攀升，但是，由于體制、環境等原因的制約，加之缺乏經驗，私銀業務在業務定位、盈利模式、人才培養、監督管理等方面還存在很多問題，隨著市場的深化和成熟，這些問題開始束縛業務可持續發展。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產品與業務創新不足

私人銀行業務是否成熟的標志是其能不能很好地承擔起“財富管家”的職能，不僅要滿足客戶對高端資產管理服務的需求，同時還要兼顧咨詢、保險、公司業務等多元化一攬子服務。在嚴格的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環境中，國內的私人銀行在開展業務時受到諸多限制。從實際經營模式上來看，我國現有的私銀業務更像是商業銀行傳統零售業務的延伸，無論是產品還是服務都與普通銀行理財業務差異化不大。在其提供的各類產品中，自主設計品類有限，大多局限于貨幣市場、債券市場和外匯市場等傳統業務領域，輔助以銷售公募基金、信托理財、陽光私募和 PE 等，屬于高層次理財產品。體制束縛導致私人銀行創新動力不足，各家銀行提供的服務和產品同質化嚴重，缺乏特色化服務，這就導致私人銀行業務的競爭處于不能深入到核心競爭力層次。銀行更多地是重視客戶數量與管理資產規模增長，往往忽視創新能力提高。

（二）專業人才短缺

私人銀行業務的經營范圍很廣泛，決定了其對客戶經理素質的要求要高于普通商業銀行業務。私人銀行的客戶經理不僅要具備較高的業務素質和良好的職業操守，除精通貨幣市場、債券市場、基金市場、外匯市場等金融業基本領域，熟悉房地產、藝術品、大宗商品等市場，并對宏觀經濟、會計、法律、心理等其他領域的知識有深入的了解和專業的判斷，同時具備個人財富管理、公司理財方面的實戰經驗。而我國私人銀行發展之初，私銀客戶經理普遍都是從銀行一線抽調的個人客戶經理或對公客戶經理，與合格私銀客戶經理的要求存在較大差距。

（三）業務模式處于探索階段

從目前來看，中資銀行開展私人銀行業務模式仍處于探索階段，主流的兩種模式有“大零售”模式和事業部制模式。“大零售”模式指在銀行總行的零售業務部內設立私人銀行部門，專門負責私人銀行業務的管理和運作。這種模式有利于深度開發銀行現有的優質客戶，促進私人銀行業務在各分行所屬地域的發展。但是不利于業務的定位和專屬運營平臺的構建，也不利于專業人才的培養。事業部制指設置獨立于總行零售業務部的私人銀行部門或中心，實行獨立事業部制管理，有利于私人銀行業務的專業化和特色化發展，并通過業務運營考核模式的創新，激勵經營和決策效率的提高，該模式的缺點是不能依靠現有零售網絡優勢維持存量客戶，不利于協調零售業務部門與私銀部門的關系，容易加劇內部競爭。由于發展時間較短，且沒有成功的經驗可以借鑒，所以我國私人銀行在以上兩種模式之間徘徊探索。這不僅有損于工作效率的提高，而且也不利于私銀業務的長遠發展。

（四）海外市場有待拓展

為了適應業務的拓展和客戶的要求，部分商業銀行已經率先動作，嘗試開展海外業務。中信銀行已經在香港設立私人銀行分部，并與瑞士BBVA Swiss的私人銀行機構建立了海外合作關系，協助其開發海外市場。其他一些在香港設有分部和機構的銀行也紛紛試水海外私銀業務，但是整體來看，我國商業銀行私人銀行業務的海外拓展剛剛開始，并且國內和海外體制和監管差異以及人民幣資本項目限制也給海外市場的拓展造成了制約。

三、私人銀行業務風險剖析

私人銀行業務與資產、負債等商業銀行業務的差別決定了兩者具有不同的風險特點。雖然都面臨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聲譽風險等，但是由于私人銀行業務涉及領域更廣、要求更高，因此，相同的風險具有更為復雜的表現。 現階段，我國私人銀行業務風險主要集中在法律風險、聲譽風險和操作風險三個方面。

（一）法律風險

私人銀行的法律風險主要源自于法律體系的不健全和不完善。目前，我國法律體系的建設落后于私人銀行業務的進展，作為一項獨立性極大的業務，監管部門并未設立針對私人銀行的專門性法律。部分規范商業銀行理財業務和產品的法律法規（如《關于進一步規范商業銀行個人理財業務投資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和《商業銀行理財產品銷售管理辦法》）中，曾提及“私人銀行”，但是并未明確闡述其概念，更沒有規范私銀業務的相關條款。私人銀行在業務運行和監管標準上大多參照商業銀行的監管體系和框架，不適用私人銀行的運行理念、管理體制和業務范圍，甚至有的環節只是依靠行業自律，這不僅為風險的發生留下了隱患，而且不利于私人銀行的長遠發展。

（二）聲譽風險

聲譽是商業銀行寶貴的無形資產，由于涉及的資金量龐大，業務類型繁多，客戶對隱私性、安全性的要求更高，客戶往往對銀行和客戶經理是否值得信任更為重視。在產品同質化嚴重的今天，聲譽更是私人銀行業務競爭力的核心要素之一。聲譽風險主要指由于意外事件、銀行的政策調整或日常經營活動所產生的負面結果，可能對商業銀行的這種無形資產造成損失的風險。日常生活中聲譽風險與其他事件密切相關，違規操作、故意欺詐、客戶投訴、卷入洗錢事件等行為和事項都會轉化為聲譽風險，影響私銀部門業務的開展。當今社會網絡發達，網絡頻頻爆出的不利消息影響銀行整體形象和業績的案例不勝枚舉，因此私人銀行部門要格外重視聲譽風險。

（三）操作風險

操作風險是指由于人為錯誤、技術缺陷或不利的外部事件而造成損失的風險，人員、系統、流程和外部事件是主要的風險來源。操作風險普遍存在于商業銀行的日常業務中，資產管理、信托和服務性收費業務則被視為操作風險主導的業務，私人銀行業務匯集了以上三種業務，存在較大的操作風險隱患。私人銀行的業務特點也加劇了操作風險的嚴重性，一方面，由于資金量龐大，涉及范圍廣泛，一步細小的錯誤都將造成相當大范圍的影響；另一方面，操作風險還會對銀行的聲譽產生不利影響，削弱市場信心，這種影響甚至是毀滅性的，因此對操作風險的防范格外重要。

四、發展戰略謀劃

從監管角度來說，健全和完善私人銀行業務的相關法律規范是當務之急。監管部門必須重視相關法律的制定，加快建設良好的法律環境。借鑒發達國家的監管框架和發展經驗，并結合我國私人銀行業務發展的特點，對我國私人銀行業務范圍的明確界定，并將其納入到監管體系內。

從私人銀行業務部門來說，必須從風險防控與核心競爭力的提高兩個基本點出發進行戰略規劃。第一，要加大研發投入，提高產品創新能力，突破現有的同質化競爭模式。私人銀行必須以客戶的需求為出發點，將各種資源向研究開發領域傾斜，重點研發特色業務和產品，提高產品研發效率和質量，形成自身的研發機制，構建核心競爭力。第二，要給予風險控制環節足夠的重視和投入，借鑒國際上私人銀行業務開展過程中的風險事件，針對操作風險、市場風險、聲譽風險等細分風險領域構建風險防控框架，力求從源頭上降低各類風險的發生概率。必須具備對風險的預見性和處理緊急事件的能力。第三，要重視人才培養，加快建立人才儲備體系。商業銀行必須加快建立起專業人才的選取和培養機制，適時引進國外的成熟人才，組建精通金融知識、會計知識、法律知識等多元化知識的專家隊伍。（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

參考文獻

[1]喬雪麗.我國商業銀行私人銀行業務發展研究[J].新金融.2013（7）

第6篇：私募基金的稅務籌劃范文

自《首席財務官》雜志創刊之日起,編輯部同仁就在策劃和思考這個話題。當時頻頻看到四大或投行出身的CFO帶領某某公司上市的新聞,我們就在揣測,當IPO的需求愈演愈烈的時候,是否會出現以專司IPO推手的CFO?

答案在今天開始漸漸地顯露出來。

迄今為止,米盧是世界足球史上惟一一位連續4屆帶領不同國家的國家隊打入世界杯16強、并帶領兩支標準的弱旅沖入世界杯決賽圈的神奇人物。換言之,如果把世界杯決賽圈當作一場21點牌局的話,米盧是最通曉規則、精于計算的玩家,雖然他的牌顯然不夠好、籌碼也顯然不夠多。

相對于主教練率領一支國家隊在世界杯出線,本土企業的CFO如果能成功操盤上市,無疑也到達了職業頂峰。《首席財務官》雜志采訪了數位有多家IPO經歷的米盧式CFO,力圖梳理出開市鐘聲背后的成功之道。

今年9月8日,電影《竊聽風云》里飾演利用內部交易信息牟利的壞警察的吳彥祖與香港本地著名券商和機構投資者一同出現在中國利郎的上市推介午餐會上,只不過這次吳彥祖的角色是利郎子品牌L2的代言人。氣氛熱烈的推介會上,中國利郎不僅成功獲得了香港股神――恒基地產主席李兆基、恒安國際行政主席許連捷等大牌投資人的認購,而且國際配售的反應也十分理想,先后獲得中國人壽、瑞士銀行及量子基金創辦人索羅斯等認購。

9月25日,中國利郎正式登陸香港聯交所,整個IPO團隊一片歡騰。資料顯示,中國利郎IPO公開發行3億股,其中1.5億股國際配售,1.5億股公開配售,每股發行價3.9港元。中國利郎上市后總股本將增至12億股,發行股本占比25%。扣除相關報銷費用,中國利郎本次IPO凈融資10.67億港元。按每股發行價3.9港元計算,中國利郎市值高達46.8億港元。

在頻頻閃耀的鎂光燈照不到的角落,倪忠森遠遠地微笑著看著這場資本盛宴的歡樂秀,眼前的場面是這個曾經身為兩家上市公司CFO的福建人再熟悉不過的了,遠在11年前的恒安,近在三年前的安踏。

而這一刻,已經蛻變為IPO推手的倪忠森選擇了留在幕后獨自品味成功。

資本為王時代催生IPO推手

從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經濟持續了30年年均9.3%以上的高速增長,遠遠高出世界上平均3%的增長率。以最簡單的經濟邏輯來推算,如此高速增長的大背景下已孕育出一大批優質企業,在歷經生產為王、營銷為王的經濟形態后,它們日益渴望參與資本市場、上市融資并提升知名度的意愿愈發強烈。

如果以1990年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的成立作為中國資本市場開始的標志,20年來中國資本市場大致完成了從主板、中小板、三板、產權交易市場以及即將登場的創業板和國際板等一個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初步構建。換言之,外部環境的不斷裂變,使得本土企業開始走向全面的資本化過程,上市無疑是這一過程中最響亮的主題曲。

而10年前進入國內的風險投資和私募基金從陌生到濫觴也是驅動企業上市潮起的因素之一。伴隨著第一輪互聯網泡沫而使國人普遍知曉的VC/PE仍然將IPO視為獲利并退出的主要管道:VC/PE所投資企業IPO之后,通過二級市場套現退出,從而獲得高額回報率。期間,從攜程到盛大網絡、無錫尚德、騰迅、分眾傳媒,再到同洲電子、濰柴動力、阿里巴巴,一個個高達幾十倍、上百倍投資回報的造富神話廣為流傳。快速投入――運作上市――快速退出的模式讓VC/PE樂此不疲的同時,也對操盤上市的CFO需求大增。

嗅覺敏銳的海外資本市場看到中國企業的潛力,紛紛開始召喚充滿活力的中國企業到海外上市,借此眾多海外投資者也渴望分享中國經濟高增長的一杯羹。2007年4月3日,納斯達克首次在中國遠程開市,納市更加親民的形象讓那些走準備上市的中國企業備受鼓舞。

以上種種外部因素都加大了對有成功對接資本市場經驗的CFO的市場需求。

“尤其是那些既了解本國市場,又運作過企業海內外上市的CFO人選在本土非常稀缺。”銳仕方達財務領域高級顧問Nancy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此類精通上市的CFO,基本底薪保持在30萬美元50萬美元左右,獵頭要把他們從原來的企業挖走,除了高薪以外,最重要的手法是股權或期權激勵,企業上市后CFO身價就高達上千萬,如天獅集團CFO焦文軍在企業上市后身價高達5000萬元以上。”

隨著今年4月份以來全球資本市場持續回暖,去年因金融危機擱淺上市計劃的Pre-IPO公司蠢蠢欲動,曾成功帶領企業上市的IPO關鍵先生再次成了搶手貨――除了在最短的時間適應企業、規范財務工作、給出真實健康的報表,CFO還需要與投行、會計師事務所、交易所、律師、投資人等各方打交道,挖掘與推銷企業的賣點,所以不但要求業務精通、溝通能力非凡,還要有良好的人脈關系。

朱秉和張立基分別是上海康鵬化學(CPC.NYSE)和中國忠旺控股(01333.HK)的CFO,兩人的相似之處在于都是在以IPO空降兵的身份加入,而后又因金融危機推遲上市計劃。

“自去年底正式加入忠旺,我接受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協助集團部署上市項目。”1972年生于香港的張立基曾任職于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畢馬威及安永,有11年的審計工作經驗,工作期間,參與過很多大型國際、國內公司的審計,其中包括在中國A股、香港、美國上市的IPO項目。之后,張立基從四大轉型到企業做CFO,先后帶領了銀河半導體控股(0572.HK)港交所代碼)和GayGiano(0686.HK)的IPO,忠旺是張立基帶領上市的第三家公司。

相對于這一行最常見的金裝CFO(特指擁有四大或投行背景的CFO)張立基,朱秉算是半路出家。1993年,從CEMI(中歐前身)北京班MBA畢業后,朱秉很長一段時間在中國和加拿大從事金融服務和市場開拓工作。在加拿大皇家銀行工作期間,朱秉結識了CSI阿特斯(Nasdaq:CSIQ)的CEO瞿曉鏵。朱秉嚴謹、謹慎的工作作風,讓瞿曉鏵覺得這個人值得委以重任,于是邀請他來擔任CSI的CFO,負責公司財務和上市工作。2005年朱秉回到中國,開始了自己的CFO生涯。

令人稱道的是,朱秉在CSI任職三年的時間,成功運作了CSI阿特斯的私募基金投資,在納斯達克的成功上市和上市后幾次再融資,這些事令他在資本運作領域人氣大漲,也在投行領域積累了一些人脈。朱秉認為,這和他過去“雜家”的背景與人脈以及超強的學習能力不無關系。偶然成為CFO的朱秉,有幸完整地經歷一次IPO的過程,至今朱秉仍然對這位改變他職業生涯的伯樂抱有知遇之恩。

去年8月,朱秉空降到康鵬化學,著手籌劃如何給投資者“講故事”。2009年6月24日,康鵬化學正式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值得一提的是這是自去年8月以來,首次有來自中國的獨立企業在美國上市(暢游網實際是從搜狐分拆出來的)。朱秉笑言,其實早在他加入之前,康鵬已經啟動了各項準備工作,包括聘請會計師事務所對核心資產進行審計等程序事項,他更像是康鵬IPO的催化劑。

另外一位在CFO圈子里被稱為“IPO專業戶”的加拿大籍人士Palaschuk Derek,先后帶領過搜狐、e龍、東南融通等三家知名本土TMT公司完成IPO。搜狐上市后不久,Derek尋求更能發揮價值的空間而離職。搜狐CEO張朝陽曾公開表示:“Derek在過去的三年半里為搜狐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同我們一起經歷了首次公開上市、三次并購、可轉換債券發行和《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的實行。我們祝福他未來的事業取得成功。”

與前三位至今仍在CFO職位的IPO推手不同,倪忠森在先后操盤了恒安和安踏這兩個福建標桿企業的IPO之后,開始了職業上市操盤手的歷程――專業從事企業上市操盤和輔導。倪忠森說,事實上他們通過泉州市恒潤財務咨詢公司操盤輔導中國利郎這個項目,只用了不到八個月的時間。

從1994年進入恒安的12年里,倪忠森最難以忘記的兩件事:一件是恒安以10倍市盈率在香港聯交所掛牌,創造了當年香港上市最高市盈率和最高認購倍數;另外一件就是主導了恒安集團對恒安紙業的收購,使得恒安紙業間接取得了在港上市的身份。

倪忠森在恒安資本運作方面的經驗逐漸在福建商人圈子里擴散開來之際,安踏總裁丁志忠正在醞釀上市計劃。無論從對民營企業的熟悉程度,還是與資本市場的溝通能力考慮,丁志忠覺得倪忠森是最合適的人選。2006年3月,倪忠森以分管財務和上市操盤副總裁的身份加入安踏。之后倪忠森用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再次把安踏送上了IPO。只是這一次,倪忠森事先約定在完成安踏IPO半年之后即離開。

倪忠森如約離開,開始創業。倪忠森表示,離開安踏是在踐行自己既定的職業規劃的安排,成立財務公司是他為實現人生理想和目標必走的環節,他想用自己在資本領域積累了將近20年的經驗去幫助更多的企業實現IPO的夢想。“每一年,我們都有十多個項目滾動在操盤輔導,如果沒有金融危機,我們去年將有四個項目上市。”

從上述四位CFO的故事可以看出,一次成功的IPO成就了CFO在資本圈的美譽,之后不斷有Pre-IPO企業向他們投來橄欖枝。在扮演上市推手的過程中,米盧式CFO也成就了自己“個人價值最大化”的職業訴求――成為專業化上市推手的CFO無疑可獲得豐厚的股權激勵,實現所謂的“財務自由”。

謀劃上市路徑

米盧在帶隊殺入世界杯決賽圈這個中國足球40年都沒有搞定的事情上造詣極深,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指揮的球隊并不盲目地追求每場爭勝,而是算好出線的分數,盤算好對手的牌面,該忍的時候忍,該等的時候等,該贏的時候贏。與其說這是競技體育,不如說是在拼斗運籌能力。

同樣地,IPO空降兵的功能不僅僅在于通過財務的手段進行戰略層面的操做,更有價值的是CFO如何像銷售一樣去“賣”公司。選擇在哪里上市,何時上市以及設計詳盡縝密的上市路徑,這是IPO推手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

“不同的資本市場或股市,存在投資概念上的區別。所以選擇什么樣的市場去上市是企業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倪忠森總結到,“選擇資本市場的因素包括企業自身條件(上市目的、上市的融資目標、企業性質、公司治理、股權及歷史沿革、財務指標、行業屬性及企業地位等);綜合市場環境;交易所的性質;成功經驗參照;發行與維護成本;文化與溝通的便利性;再融資難易;監管與披露等規則、制度、法律、規范等綜合因素。”

談及過往的兩次IPO路徑,朱秉認為行業聚集度是選擇在哪兒上市的關鍵之一。朱秉認為具體在哪里上市也講究“扎堆兒”效應:同一類型的企業集中在一個市場,更容易受到投資者關注;如果某個市場只有這種類型的一家企業,會感覺孤零零的,不容易吸引投資者目光。“所以,像IT、新媒體等概念在國外比較流行,海外上市更好;太陽能行業則大都集中在美國上市。”

“除此之外,在哪兒上市其實在設計公司架構時就已經定好了。”朱秉說,“CSI阿特斯和康鵬化學的股權架構更適合美國上市,都屬于外向型企業,服務的對象主要是國外的公司,國外上市對于樹立品牌最有效果。而且CSI阿特斯和康鵬選擇去美國上市,原因在于美國的投資者更看重企業的成長性,美國市場愿意為高增長的企業提供相對其他市場更高的估值。”

事實上,自2006年9月商務部“10號文”出臺后,國家加強了對境內公司轉成海外架構并海外上市的監管。“10號文”限制了那些沒來得及設立海外SPV(特殊目的公司,即殼公司)的紅籌上市模式。因此,企業一開始的法律架構制約著上市地的選擇范圍。

擅長美國上市的朱秉認為,金融危機以來海外投資人都很謹慎,要求的折扣率也高,相對而言,那些受益4萬億元題材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公司更容易吸引投資者目光。

幽默感十足的張立基表示,忠旺選擇香港上市的原因與自己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身份沒有直接關系。在張立基看來,忠旺主要基于以下幾點考慮:首先,中旺本身的架構特性,忠旺當時需要將國內控股股權轉移到海外,將股權安排到香港控股公司中。第二,各交易所的法律要求不同。香港交易所相對于大陸情況來講更為嚴格,手續及批復過程也較為嚴格,也從側面強化和規范了企業發展。第三,A股上市當時的市盈率較高,而香港H股的市盈率較低,投資總額較少。新加坡市場的批復速度快但融資情況不良。美國市場雖然范圍大,但文化差異較大,此外交易時間也會影響上市進度。綜合參考海外投資者的意見及當時的經濟環境,對忠旺來說增發股權香港市場更為方便。

從第三方財務咨詢機構的角度,倪忠森對企業上市路徑表達了自己的看法:選擇在哪里上市,主要看企業自身的上市訴求和條件,上市訴求主要包括企業未來的品牌定位、市場走向、是否開拓海外市場,是否需要依托香港的大環境走出國門等,上市條件主要包括企業自身的法律架構、報告期內的業績水平、成長的歷史沿革等基礎條件。當然不同資本市場的發行機制、監管機制、面向的投資群體等也是企業選擇必須考量的因素。

倪忠森帶領過的兩次IPO都是在香港市場,他說香港是個很成熟的資本市場,其青睞的企業或行業是有偏向的,對于不同企業的估值水平就有很大的差別。對于內地企業而言,選擇香港上市有其便利性和優勢:A股的IPO機會有限;H股與A股發行機制的差別;企業自身的因素可能存在被A股過會否決的風險;香港市場對快速發展中的內地企業的需求;企業利益層面,如稅收因素、企業性質、股權因素等。

除了地點,上市時機的選擇也是重中之重。康鵬的IPO準備工作從2008年初就開始了,到去年下半年基本準備完畢。但由于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國際資本市場到今年4月左右才真正有IPO機會。等到公司準備好了2008年年報和2009年一季報,6月上市是恰當的時機。

2009年4月底,港股在15000點附近,綜合考慮市場環境及上市時間表之后,忠旺決定繼續推進上市過程。盡管準備充分,但鑒于當時的全球資本市場環境,忠旺融資100億港幣的情況仍然讓很多投資者不得不審慎而為,這給包括張立基在內的很多忠旺高管帶來了不小的壓力。

“路演過程中發生的點滴至今歷歷在目。”張立基回憶道,“需要見面的投資者比較多,每次會議最多只有1小時,我們需要在這1小時內讓投資者認識到忠旺的亮點,了解到忠旺的發展潛力,解答投資者對鋁材加工行業的各種疑問,所以這1個小時顯得既緊張又珍貴。路演時,最多的時候一天有11個會議之多,在倫敦的第一天,幾乎連續20個小時都沒有休息。”

今年5月8日,忠旺在香港聯交所成功上市,這是自金融危機以來全球最大的融資項目――實際集資額高達98億港元。雖然比預期的少了一點,但考慮到資本市場剛剛復蘇,這樣的戰果已算不錯。

數據顯示,9月份將有11只新股扎堆香港市場IPO,作為一名帶領過港交所兩次IPO的職業操盤手,倪忠森對“扎堆香港”的現象給出了自己的評價,“目前,香港市場依然是內地民營企業謀求上市最好的出路之一,而且今后還將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由于普遍可以預期內地經濟發展的良好勢頭和可持續性,以及為香港聯交所自身活躍性和利益的考慮,H股會越來越多的向內地企業開放。但是,我也建議一些質地不是很好的中小企業要準確定位自身條件,擺正上市的訴求點,具體企業具體分析,不一定要扎堆H股。否則,并不能真正實現企業的融資需求或目的。”

上述三位CFO在采訪中均表示A股上市審批程序復雜而漫長,雖然PE較高但被否決的風險也很大,目前的主流上市途徑主要集中在香港和美國――交易量大,投資者多。從以上的具體案例可以看出,不同行業、企業各自架構不同,上市路徑與時機關鍵在于企業自身的條件和訴求,應按照自己的特點設計路徑。

IPO的三大手筋

日本圍棋好手加藤正夫在《一級的手筋》一書中寫道:“所謂‘手筋’,就是局部最有效率的好手,也可以理解為局部接觸戰的緊要所在。”

無獨有偶,在米盧式CFO們看來,IPO過程中同樣存在所謂“靈感之下的妙手”的手筋。

手筋一:強化合規性

“上市是一個發展的機會,是一個契機,同時也是一種責任。”已故百度CFO王湛生曾反復向李彥宏等人宣講這一觀點。王湛生加入百度后,他首先部署完成了百度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工作。上市后,王湛生進一步完善了百度財務及信息披露流程,使百度通過相關“薩班斯法案”標準要求的審核,同時著手構建了本土海外上市公司中最強大的法律事務部。

“IPO空降兵的歷史作用,就是從財務、審計、流程、架構等方面把一家個人色彩很強的本土創業公司轉化成一個能夠進入公眾市場、符合其標準的公司。企業上市前,CFO要從審計、財務、稅務以及法務等各方面做好準備協助專業人士,以免上市或上市后的運作都可能面臨各種麻煩。”易凱資本CEO王冉說。

對于一些有問題的企業,特別是在會計、公司治理、與投資人溝通等方面,做得還很欠缺的企業,一個好的CFO的確能幫助企業更快上市。這才是CFO的優勢所在――使用自己的專業能力幫助企業做得更好。由于各個公司的具體情況不同,三位CFO上任后面臨的挑戰各異。

一位曾經幫助過多家中國企業在海外上市的CFO認為,中國企業上市路途之中最為重要的一點,也是最為艱難的一點是厘清會計問題。他進一步解釋說,“幫助企業在美國上市最好的人選,應該是有深厚會計師背景的CFO,賬目不明,會計混亂等是中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所特有的問題,一個好的會計師能夠幫助企業清理賬目,厘清內部管理制度,加強系統監管能力,乃至很早就在企業內部安裝符合US-GAAP相關的會計系統。”

手筋二:財務體系快速再造

倪忠森認為,在安踏上市過程中所承擔的壓力更多來自完善財務系統和財務管理體系。“當時安踏的整個管理基礎較弱,特別是財務管理基礎平臺不夠扎實,財務人員的地位、作用不突出,但企業業績高速增長,管理層較注重營銷、品牌建設、研發投入,對于財務等后臺支持服務職能部門的重視程度不足,之后通過我的介入,財務的職能和作用大大得到提高,財務對經營的支持、服務的功能更加彰顯,決策管理也更加注重數據化。”

在安踏成功上市之前,倪忠森幫其建立了全面預算管理體系、財務風險預警機制、三流落地的財務內控運作平臺等專業硬件系統,企業內部從上至下建立起全員預算的管理意識模式,同時通過對“德、技、能、智”各方面的篩選、考評、檢驗,引進和選拔,提拔了一大批的財務綜合素養全面的專業人才梯隊,為企業的后續發展奠定了人才軟件環境。

雖然加入忠旺時間不長,但臨危受命的張立基體會頗多。張立基表示,很多人都會認為上市是民企擴大發展的最好途徑,也是民企發展過程中經歷的最難過的陣痛,但他當時加入忠旺的時候,情況并不像大家所想像中的那么糟糕。他介紹,上任之前,忠旺對于內部架構及流程的梳理已經初見成效,經過多年的發展,忠旺有了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運轉機制,需要更為有效的流程去控制和促進企業的正常高速運營。客觀的說,國內的民企相對于國企來說特點在于架構簡單,上市目標明確,股權集中。同時大股東的戰略決策也直接影響企業發展。

張立基上任后,開始著手統籌管理財務,完成上市公司最后的重組工作并建立內部控制體系,不斷完善建設聯交所要求的一系列財務法規標準,安排并參與處理股票定價與股權分配等一系列上市前的問題。

而與各類中介的有效對接,也是財務體系再造的一部分。

“會計師、律師和財務顧問等中介機構以及有經驗的CFO越早介入上市過程,越早提供有價值的建議給公司,越能夠真正幫助公司節省時間。”朱秉表示,在其任職的兩家公司,早在確定上市目標之前,就開始清晰股權、資產的產權關系。

海外主流市場門檻要求嚴格,重在前期的操盤輔導、規范落地。“尤其是到納斯達克或紐交所上市,公開、透明都是基本準入法則――審計查閱有關公司歷史非常嚴格,經營者的任何活動和業務往來絕對不能有任何秘密,能順利通過審計應該是前期準備的重要一步。”朱秉說,“幸好我所在的兩家公司不存在這樣的問題,這也是我在選擇Pre-IPO公司時最看重的,即對方是一家誠信、健康的公司。”

手筋三:持續溝通

利用IPO的契機,建立與海外資本市場的持續溝通管道以及與公司內部團隊的持續溝通平臺,是IPO推手們必備的也是最擅長的手段。

朱秉坦言,“加入康鵬之后,最大的壓力來自于與資本市場的溝通。”康鵬面對的是國際市場,其中電子類市場受國際經濟危機沖擊很大,當時投資人對全球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還有很大顧慮,IPO時投資觀望氣氛很濃。康鵬作為第一家精細化學品行業上市的公司,當時比較吃虧:無論從業務模式到具體產品都沒有可比的公司,給投資者講故事比較難。如果投資者不了解這個行業,上市股價和認購度會受影響。“當時的CSI是國內第二家太陽能上市公司,有一個參照物,所以給投資者講故事比較容易,因為可以做類比。”

盡管朱秉馬不停蹄地與投資者溝通,康鵬上市后股價還是出現了較大波動。不過,考慮到當時全球金融市場糟糕的外部環境及經濟危機的未來不確定性,康鵬能在此環境下IPO成功已屬不易,股價短期波動并不說明公司基礎及業績有什么問題。

更重要的是,IPO只是打開了與全球資本市場的溝通之門。甚至上市后CFO面臨的挑戰更多,因為你已經不再有任何專業咨詢機構――如律師、會計師或者投行人士的幫助。

去年忠旺營業額及凈利潤均獲新高,營業額達到113億元人民幣,而凈利潤則達到19.1億元人民幣。高成長的業務戰略使CFO從后臺走到了前臺,也承擔了越來越多的管理和決策職能,公司的各種決策也越來越多地依賴財務部門的支持,這種職能轉變也給主導財務戰略的CFO張立基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善于與海外投資人溝通的張立基更多地選擇站在投資者的視角觀察公司,以化解立場差異所帶來的溝通障礙。“作為一個上市公司,通過與投資者的接觸與溝通為公司資產增值,讓投資者對你公司股票價值的認同是CFO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對此,張立基的做法是設定專門的投資者維護流程,每天通過郵件、電話、手機解答投資者的問題,每周定期與投資者進行電話會議答疑,每季度定期組織投資者到公司生產基地參觀,拉近彼此的距離,中期及年度業績報告都會組織全球路演,為投資者提供一個接觸企業的良好機會。

當然,對于上述的三大手筋,來自內部和外部的米盧式CFO們有著不同的側重:以倪忠森為代表的那些來自外部的專業化、短平快的職業上市操盤手,面臨的挑戰主要在于能否保證每一項IPO案例都順利成功且不留后患;而專注于在公司內部擔任CFO的上市推手們,不僅僅滿足于推動公司上市,更大的挑戰來自于如何在上市后仍然能發揮很大作用。

IPO推手必備素質

盡管上市的道路布滿荊棘,IPO空降兵卻總能過五關闖六將,他們的核心競爭力在哪里?

與通常的空降兵不同的是,當帶著IPO任務空降到企業的CFO,往往在股東、管理層(有一部分股份)的合力支持下,得到相對寬松與配合的內部工作環境。但箭在弦上的IPO進程,以及內部多年堆砌起來的問題冰山,都要求CFO只能在“一邊打仗、一邊訓練”的狀態下完成對公司的再造,這對CFO的素質要求是極高的。

素質一:絕對過硬的專業能力

“忠旺當時選擇我,專業知識為我加了不少分。忠旺看重的是我的專業背景,而我自己則憑借之前的民企工作經驗和對上市工作的了解贏得了信任。”張立基表示。

在張立基看來,米盧式CFO首先需要堅實的專業背景:CFO除了為公司提供財務支持之外,對內應該提供與公司整體發展戰略相一致的公司財務戰略,這點對于任何企業的CFO都適用,財務戰略已經逐漸開始影響到企業的重大決策,一份審慎的財務戰略報告不僅能夠提升財務在企業中的地位,更能夠為企業提供準確的戰略支持;提供及時系統的財務分析和市場分析,深化對公司戰略的理解,為董事會提供不同的營運建議并加強與非獨立董事的及時溝通;具備完善、優化公司內部控制體系的能力;這里需要強調的是,一個企業上市的過程很可能就是樹立其內部結構優化流程的過程,米盧式CFO由于其到任的特殊性應該靈活地結合其專業背景知識,向企業灌輸內部控制體系經驗,與高管團隊充分溝通,不管完善內部控制體系。

素質二:強大的文化適應能力

在多年的采訪中,我們曾多次聽聞財富500強中國區CFO面對民企老板伸出的橄欖枝微笑婉拒的軼事,個中原因無外乎“民企太不規范,老板隨意性強,不容易適應”等。

“CFO在不同企業的角色轉化過程中,要面臨適應不同的企業文化、不同老板的經營管理風格、老板的信任度、不同行業的跨度、不同企業的管理水平落差、不同企業職業團隊的做事心態、企業不誠實表現等方面的壓力和挑戰,至于專業技術層面,是很輕而易舉的事。”倪忠森并不完全認同上述看法。

對本土民營企業有了更深刻認識的朱秉認為,現階段成一定規模的民營企業,都是第一代創業成功的企業。由于教育及環境的原因,中國第一代創業家大多沒有或少有國際背景,因此靠自身很難與國際市場接軌。而第一代創業家由于其本身出色的企業家特點又對有國際背景的專業管理者有著幾乎不可調和的不信任,這就需要CFO創造性地來化解矛盾。“在我看來,與海外資本對接不是大問題,參與國際市場對接,在藍海競爭中取勝才是最難。”

素質三:廣泛的人脈關系

移民加拿大后,朱秉一直在加拿大皇家銀行工作,期間結識了不少投資圈的朋友。“在海外的工作經歷讓我很容易理解海外客戶的真實想法,以及語言中的微妙含義。更重要的是,廣泛的人脈關系始終使我和海外資本市場保持著熱絡暢通的聯系。”

朱秉感慨地表示,國內上市企業在結構上和國外上市企業不太一樣。國內上市企業有專門董秘一職負責與投資人溝通,而CFO就負責財務,從業人員也主要是注冊會計師出身。由于傳統觀念的影響,會計師主要是做賬,溝通能力與參與企業的戰略經營能力不強,外部結交的投資領域的人脈更是少之又少。國外上市公司CFO沒有法律規定一定要注冊會計師,但負責和投資人的溝通,因此CFO背景比較雜,有注冊會計師,律師,投資銀行家等出身,不僅可以有效地參與企業的戰略和經營,而且廣泛的人脈關系可以幫助CFO在處理外部問題時游刃有余,因此最后成為CEO的也不少。“其實目前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公司的許多CFO,也是公司受傳統中國觀念影響,IPO前招人時強調財務和內控,忽略了溝通和戰略能力。不過這一點正在慢慢改變。”

素質四:持續學習的能力

相比較,倪忠森更強調學習能力的重要性。自1990年擔任恒安集團財務總經理以來,倪忠森已經在集團經營管理、集團財務管理、整體財務問題解決、企業上市輔導領域具有近20年的實戰經驗,盡管如此,倪忠森仍然不斷自我提高。他認為上市操盤輔導是一項“榨腦汁運動”,作為“職業上市操盤手”最需具備的是系統性的邏輯思維模式、綜合抗壓能力、快速解構和綜合概括提煉能力、系統組織協調推進能力,以及如何建立一支充滿激情和活力的操盤輔導團隊,而這些都要求他擁有綜合的學習能力。

“一個優秀的CFO應該是CEO型CFO,即除了是出色的財務專家外,更是優秀的管理者,他們需要了解市場、生產,應該是站在公司發展全局思考和評估每一個重大決策。”之前從事過銷售、市場、管理、金融等不同崗位的朱秉深知持續學習對CFO的重要性。

素質五:值得信任的職業操守

相比上面這些“硬件素質”,受訪的CFO們更強調在上市推手角色中“軟素質”的重要性,即值得各個利益相關者共同信任的職業操守是他們扮演IPO推手角色的終極底線。

朱秉在CSI阿特斯期間很快就深入到業務里面,但他處處從公司角度考慮,曾主動提出,如果私募基金覺得他不能勝任,可以隨時讓賢。即便IPO之后很長一段時間,他有離開的打算,但要等待合適的時機――公司成熟起來后,讓投資者覺得我離開,只是失去一位很有潛力的CFO,而不會對公司股價有大的影響。

“扶上馬、送一程、走穩了。”倪忠森用九個字簡單概括了IPO推手功成身退的最好時機,這也是一個職業經理人應有的專業精神和責任良知。憑借即便離任也能讓老板贊不絕口的職業素養使得倪忠森在福建商圈里不斷延攬著IPO第三方職業推手的業務。

選擇企業的三個標準

當然,所謂米盧式CFO的概念并不是說不管他們到哪兒都有能力將一家公司運作上市。米盧本人也并不會執教毫無希望獲得世界杯出線權的球隊。

“首先必須是一家好的企業,很有潛質的企業,沒有哪個CFO能夠把一家沒有好的商業模式的企業帶上市的,沒有什么所謂的magictouch(點金術)。”受訪的CFO們普遍表示,選擇一家合適的公司,是“米盧式CFO”成功運作上市的前提。

對于“愛惜羽毛”的米盧式CFO而言,選擇一家合適的公司至關重要。

“中國有些CEO為了達到上市的目的,可能要做假賬,作為專業財務人員,很有可能會把自己的名譽給毀掉。如果造成什么職業道德和職業操守方面的影響和誤區,我肯定不會選這家公司。”朱秉在選擇企業的時候,主要看老板、團隊和行業三方面。

標準一:看老板是否以誠信的理念做生意

一個明智的CEO上市是為了做好事業,而不是圈錢。朱秉舉例說,近幾年中國的PE投在中國很多錢,然后被不誠信的CEO關聯交易把錢轉出去,原因在于PE在投企業的時候相對短視。與賭性太強的老板合作,風險太大。

另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CFO坦言,在企業上市問題上一個好的CEO比CFO要重要得多。“相比較扎扎實實做企業、找到真正獨特的商業模式,與華爾街的溝通要容易得多。好的CFO應該是能夠幫助優秀的CEO分擔提升內部流程管理,加強外部溝通的職責,讓他能夠更為專注地做好企業。我看到許多公司的CEO,英文一句不會,照樣得到華爾街投資人的追捧。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扎扎實實做企業。”

“企業未上市,管理應先上市,老板的思維模式應先上市,管理層的做事心態應先上市,這樣操盤起來,才有一個強健的基礎底座和結構化的框架,才有成功上市的可能。”倪忠森對此觀點也表示認可,他說當年安踏大刀闊斧的財務規范動作離不開CEO的支持和強烈的規范意識。

“假設繼續以IPO推手的身份物色企業,在選擇企業時,我會關注老板的上市動機、決心和恒心,企業管理層的整體規范化意識,企業在行業中的地位、品牌的市場占有率、企業財務人員的綜合素養等方面。”倪忠森說。

標準二:看團隊是否有凝聚力

“我傾向于股權結構比較干凈的團隊,CEO占的比例比較大,PE占的比列相對小,因為作為一個CFO進去,需要在CEO和PE之間溝通,如果股東結構復雜,CFO夾在中間很難溝通。此外,老板對團隊成員的態度以及團隊之間的協作能力如何,也是我關注的。”閱歷豐富的朱秉表示。

團隊也是張立基在選擇企業的時候考察的關鍵因素,“個人感覺不同的企業文化風格會影響溝通方式及員工的工作士氣。米盧式CFO往往要在短時間內與企業中多個部門展開協作,便宜的溝通方式有助于順利開展工作。因此CFO要選擇能夠接受的企業文化,沒有海外工作經驗的人士最好不要輕易選擇文化差異較大的工作環境,正所謂天時、地利、人和,雖然不能完美,也要盡善盡美。”

標準三:看行業的潛力和個人的喜好

從朱秉的背景來看,他比較偏愛美國上市,這和CSI阿特斯、康鵬化學兩頭在外的特點不謀而合。朱秉認為,CSI是完全外向型的企業,100%出口,工作用語是英語,選擇康鵬也是基于同樣的想法。他愿意做的企業就是這個行業的領導者,雖然暫時的規模不大,個人回報不高,但長遠機會更大,目前康鵬化學在含氟的精細化學品領域中國市場份額占25%,名列第一。“有些投機取巧的行業即使很受歡迎我也不會去,進去很可能被拖下水,造成什么職業道德和職業操守方面的影響和誤區。”

張立基認為,專業人士在選擇企業時首先要關注其所在行業的總體水平、市場情況、以及公司發展,這是對大環境的掌握。忠旺是亞洲第一大,全球第三大的鋁型材制造商,擁有強大的研發能力。專注于向交通運輸、機器設備及基礎設施領域提供優質工業鋁型材,這是忠旺自1993年成立以來一直堅持的基本戰略。在國外,鋁型材在交通運輸、機器設備以及基礎設施領域的應用已經非常廣泛,鋁材可以使交通運輸輕量化,延長道路使用壽命,節約原油消耗,而且工業鋁型材產品設計復雜,精密度要比建筑鋁型材高。因此工業鋁型材的加工費及毛利率也比較高。而中國的交通運輸工具則還是以鋼鐵制造為主,所以國內工業鋁型材市場的前景將非常廣闊。

此外,個人的喜好及經驗也是張立基選擇的一個因素。張立基認為,盡量選擇有經驗的行業或屬性相似的企業,米盧式CFO接手的工作量大,責任重。如果對行業有較為清晰的認識與分析就能夠更快地投入工作,節約時間成本。就國內環境這里需要強調國企與民企的區別。國企規模龐大,歷史悠久,內部結構也較為混亂。上市也往往帶有政治因素,不會將工作重點完全轉移給空降兵,而是將一部分工作交出來,如審計。因此希望能夠大展拳腳,積累企業實戰經驗的人士要謹慎選擇。而民企結構較為簡單,上市目標明確,企業發展也往往與領導者性格較為接近。其優勢是環境相對國企來說更為開放,便于專業人士開展工作。我本人也較傾向于選擇民企。

悄悄離去?

眾所周知,米盧在帶領球隊進入世界杯決賽圈后往往會急流勇退(自身原因和雇主原因均有),另尋目標再等四年。

那么,IPO推手在上市之后是否也會離開?事實上,在公司上市以后,臨門一腳先生就和公司的財務運作沒有太大的關系了。曾分別參與盛大、九城上市的功臣,CFO張勇和李巧恩都在兩家公司上市后不久相繼退出。受訪的多位CFO均表示,一個CFO是否愿意離開現在的公司而選擇另外一家期望上市的公司,主要是看企業的前景和上市的成功概率。如果這個平臺不能提供足夠的空間,那么就會去選擇更好的機會,做更有激情的事情。

“純粹的IPO推手在上市之后,老板就不再需要了,我不是頻繁跳槽的人,希望長期與一個志氣相投的CEO合作,把公司做大,體現自我價值。”談及未來的職業生涯規劃,朱秉笑言,從目前看他和康鵬是互相適合的,現在還處在蜜月期,他非常希望一直在這里待下去,只要自己對公司有價值,團隊融洽,工作有挑戰、有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