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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增長論文范文

[關鍵詞]消費；需求；經濟增長

一、問題的提出

本文通過對河北1995-2008年的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數據的定量研究,試圖剖析在當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過程中,消費需求對于促進河北經濟可持續增長所起的作用,為進一步提出促進河北消費需求增長的現實的、可操作的對策和建議奠定基礎。

二、變量的選取

1.消費需求衡量指標的選取。消費需求作為一個宏觀經濟分析的范疇,是指一定時期內常住單位形成的對最終消費品的有支付能力的購買力總量。本課題研究消費需求的衡量指標是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最終消費。是常住單位為滿足物質、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購買的貨物和服務的支出。根據消費主體不同,最終消費分為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居民消費又可細分為城鎮居民消費和農村居民消費。

2.經濟增長衡量指標的選取。經濟增長是由產出能力的增加帶來的總產出的持續增加,如果考慮到人口和價格因素,經濟增長就是人均實際產出的增加。基于定量分析的需要,同時考慮到目前世界各國都采用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來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從研究問題的一致性出發,本課題所涉及的經濟增長是指總產出的增長,并用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來表示經濟增長率。

三、消費需求在經濟增長中的比重分析

消費率又稱最終消費率,是最終消費需求在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作為一項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它不僅能反映一國(或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的最終使用格局,還可以直觀地反映消費增長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經過分析我們發現:

1.最終消費率在低位徘徊,波動中呈下降趨勢。從圖1可以看出1995年以來,河北的消費率始終在50%以下徘徊,年均消費率為43.4%。由于消費需求的增長速度落后于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按照當年價格計算,1996-2008年地區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速為14.3%,最終消費的年均增速為13.2%,兩者增速相差1.1個百分點。其中,2008年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速為18.1%,而最終消費增速為14.3%,比地區生產總值增長慢3.8個百分點。由于消費需求增長慢于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長,導致消費率在2008年降至1995年以來的最低點,僅為41.8%,比1995年下降了5.5個百分點。

2.消費需求各組成部分比重變化不平衡,農村居民的消費率下降是消費率下降的原因。從圖2可以看出:政府消費率呈平穩的上升趨勢,由1996年的9.0%上升到2008年的13.5%,2005年開始已超過農村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率在波動中呈下降趨勢,下降幅度比較大,從1996年的37.9%下降為2008年的28.3%,下降了近10個百分點,降為1995年以來的最低點。可見,居民消費率不斷下降是造成最終消費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居民消費構成中,城鎮居民消費率基本表現出平穩的上升趨勢,2005年起已超過農村居民消費率成為消費需求的第一主力,2008年已達到1995年以來的最高點19.2%,比1995年上升了近7個百分點;而農村居民消費率則呈現出反方向變化趨勢,從1996年開始一直呈下降的趨勢,到2008年降為1995年以來的最低點9.1%,下降了14.4個百分點,可見,農村居民的消費率下降是居民消費下降的主要原因。

四、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析

為進一步量化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動力作用,我們計算了各需求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各需求的增加額/GDP增加額×100%)和各需求對GDP增長拉動的百分點(GDP增長的百分點×各需求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兩個指標,并繪制了折線圖(見圖3-6)。經過分析發現:

1.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是第一位的,消費需求是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二動力。1996年以來,在河北經濟平均12.7%的增速中,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以及地區間貨物和服務凈流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40.3%、54%和5.7%,分別拉動經濟增長5.1、6.9和0.7個百分點。可見,投資目前已是三大需求中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主動力,消費需求僅次于投資需求。圖4顯示:除1999-2002年這四年消費的貢獻率大于投資和2003年、2005年消費和投資共同拉動經濟增長以外,其余年份主要是投資需求在支撐著經濟的增長。圖5顯示:1995年以來,河北的國內生產總值呈現出高速持續的增長,而在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較快的年份中,投資的拉動作用顯著,可見,投資對經濟的拉動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短時間內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顯著,成為政府提高經濟增長率的首選因素。

2.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更為持久和相對穩定,是經濟增長的穩定器。圖4顯示:相對于投資需求,河北的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不足,但是與資本形成拉動經濟增長(3-10.1)及貨物和服務的凈流出拉動經濟增長(-1.5-4.96)相比,消費需求增長對經濟的拉動(3.1-7.1)波動較小,是拉動經濟增長最為穩定的因素。由于消費需求具有剛性,決定了在地區生產總值的年新增額中,消費需求波動幅度遠遠小于投資等其他因素,對經濟增長影響慣性最大。在經濟增長擴張期,消費需求增加不如投資明顯;同樣,在經濟收縮期,消費需求的下降幅度也最小,因而,消費需求成為河北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保證。

3.消費需求中居民消費尤其是農村居民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不足。從消費需求的構成來看,1996-2008年,政府消費對經濟增長平均貢獻率為14.7%,低于同期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平均貢獻率25.69%。圖5顯示: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的總體水平要高于政府消費,政府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保持平穩,平均水平為1.86個百分點,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的平均水平為3.27個百分點。

從居民消費內部構成來看,農村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波動中呈下降的趨勢,相對差異較大,從1996年的19.8%,下降至2008年的2.38%,下降了17.4個百分點,平均貢獻率僅為5.06%;而城鎮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波動中呈上升的趨勢,從1996年的2.5%,上升到2008年的20.77%,平均貢獻率為20%。圖6顯示:農村居民消費對經濟拉動的平均水平(0.64個百分點),不僅遠遠低于城鎮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的平均水平(2.62個百分點),也低于政府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水平。

五、消費需求和經濟增長的灰關聯分析

灰色關聯分析(GRA)是建立在灰色系統理論基礎上的一種分析方法,對于小樣本,該方法要優于經典的數學分析方法。其目的是尋求系統中各要素的主要關系,并確定要素間的相互影響程度和對系統行為的貢獻程度。

本文選取河北省1995-2008年按當年價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作為參考序列,最終消費、政府消費、居民消費、農村居民消費和城鎮居民消費構成序列作為比較序列。用均值法對原始數據序列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即同一數列的所有數據均處以該數列的平均值,得到一個新的數列,這個新的數列就是各個時刻的數值相對于該數列平均值的倍數的數列;然后,根據參考序列和各個比較序列計算差序列,從差序列表得知最小差值Δ(min)=0.0011719,最大差值Δ(max)=0.820203;由灰色關聯系數的公式,令計算出各個因素在不同時期的灰色關聯系數;最后,根據關聯度公式:,計算各個變量與國內生產總值的關聯度,分析結果顯示:

河北最終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度很高為0.942,且各年的關聯系數大部分都在90%以上,而且變動幅度比較小,說明消費需求是經濟增長的動力,是河北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基礎。

在最終消費構成中,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度(0.846)比政府消費(0.801)稍大,但是二者相差不大,說明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都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居民消費構成中,城鎮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度(0.761)遠遠高于農村居民消費(0.597),這也表明雖然在總人口中,農村居民所占比重遠遠高于城鎮居民,但城鎮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要大于農村居民消費。分階段來看,居民消費的關聯度從九五時期的0.692一直上升到十一五時期的0.787;城鎮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度從0.752上升一直上升到0.862,說明居民消費尤其是城鎮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有上升的趨勢。

六、結論

上述定量分析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結論:說明消費需求是河北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基礎。1995-2008年間河北經濟增長主要是由最終消費和資本形成拉動,而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高于消費;在最終消費構成中,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尤其是城鎮居民消費快速增長是促進河北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農村居民消費增速慢與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速,導致農村居民消費率下降,是河北消費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當人均GNP超過1000美元之后,經濟增長動力開始出現轉折性變化,消費率開始步入上升階段,投資率則逐步降低(劉成林,2007)。從河北的現實情況來看,投資率仍維持在較高水平。理論分析表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以消費為基礎。因為投資需求具有“名為當期需求,實為下期供給”的雙重性。在社會在生產過程中,投資需求只不過是中間需求,只有消費需求才是最終需求,消費需求規模的擴大和消費結構的升級才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從短期來看,投資需求的擴張雖能一時拉動經濟的增長,但從中長期來看,投資本身不可能成為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如果投資結構不能適應消費需求結構的變化,投資的增長超過了消費需求的增長,這種投資形成的供給實際上是無效供給,會加劇下一階段的供給過剩和需求不足。只有建立在消費基礎上投資,通過消費與投資的良性循環和持續增長的態勢來共同拉動經濟增長,才能有效的擴大內需,使整個經濟運行進入良性循環軌道。因此,要加快河北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更大地釋放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首先要找出制約居民消費尤其是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因素,逐一加以解決,為經濟增長掃除障礙。

參考文獻:

[1]劉成林:消費需求變動與河北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J].河北學刊,2007(1)

第2篇：經濟增長論文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經濟增長;探討

一財政與財政政策要研究財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財政。但是,目前學術論文界對于財政的定義還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較多關注的包括再分配論、政府收支論和公共財政論。再分配論認為財政是社會再生產分配環節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財政處于社會再生產的分配環節,而且和同處于分配環節的信貸分配、工資分配、價格分配和企業財務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會產品分配,它是國家為了實現其職能需要,憑借政治權力及財產權力,參與一部分社會產品或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動,包括組織收支活動、調節控制活動和監督管理活動等(劉邦馳,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論認為財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來滿足公共需要,進行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動,并通過收支活動調節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平衡,以達到優化配置、公平分配、經濟穩定與發展的目標。

公共財政論認為財政是以國家為主體,通過政府的收支活動,集中一部分社會資源,用于履行政府職能和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經濟活動(蘇明,2001)。應該說,前兩種關于財政的定義各有所側重,前者突出了財政的社會分配和政府職能,后者強調了政府的活動。而公共財政論則簡單明了地指出現代財政的公共性,為建立公共財政奠定了理論基礎。明確了財政概念,就可以對財政政策加以研究。財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財政理論為依據,運用各種財政工具,為達到一定財政目標而采取的財政措施的總和。簡言之,財政政策是體系化了的財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實現財政職能。同時,它也是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形勢和任務制定的指導財政分配活動和處理各種財政分配關系的基本準則,是客觀存在的財政分配關系在國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也是國家實施財政宏觀調控的過程。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又是國家干預經濟、實現國家宏觀經濟目標的主要手段。財政政策是隨著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而不斷發展的。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由于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制約,國家不可能大規模組織社會經濟生活,奴隸主和地主階級的財政政策主要是為鞏固其統治地位的政治職能服務。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資產階級國家,一般都實行簡政輕稅、預算平衡的財政政策,以利于資本主義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財政政策不僅為實現國家政治職能服務,而且成為政府干預和調節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工具。

財政政策按其構成體系可以分為國家預算政策、財政支出政策、稅收政策、國債政策、投資政策、補貼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數據和技術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種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

二三種主要財政政策工具對經濟增長促進效應的分析(一)國家預算政策對經濟增長效應的分析國家預算政策包括財政赤字政策、財政盈余政策和預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種形式,筆者主要討論財政赤字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它對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財政赤字影響貨幣供給財政赤字對經濟的影響和赤字規模大小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取決于赤字的彌補方式,即向銀行透支或借款來彌補財政赤字。出現財政赤字意味著財政收進的貨幣滿足不了必需的開支,其中有一種彌補辦法就是向銀行借款。可見,財政向銀行借款會增加中央銀行的準備金,從而增加基礎貨幣,但財政借款是否會引起貨幣供給過度,則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財政有赤字,銀行發票子”這句話來形容財政赤字與貨幣供給的關系,而事實上,赤字與貨幣發行并不一定存在這樣的因果關系,財政赤字對貨幣供給的影響雖可能與赤字規模的大小有關,但更主要的還取決于赤字的彌補形式。

2、財政赤字擴大總需求的效應凱恩斯主義所奉行的財政政策是運用政府支出和稅收來調節經濟。在經濟蕭條期,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經濟中存在失業,政府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刺激總需求,以實現充分就業。增加政府支出、減少政府稅收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必然出現財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為財政政策中擴大需求的一項手段。財政有赤字,必然擴大總需求,但其擴大總需求的效應有兩種,如前分析,一是財政赤字可以作為新的需求疊加在原總需求水平之上,使總需求擴張;二是通過不同的彌補方式,財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門需求而構成總需求的一部分。它僅僅改變總需求結構,并不直接增加總需求規模。完全以國債收入彌補的“軟赤字”,只要不超出適度債務規模,其擴張效應一般可被控制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經濟周期的安排,在經濟蕭條階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動,一般不致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這對我國的經濟是有現實意義的;第三,財政赤字與發行國債。發行國債是世界各國彌補財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認為是一種最可靠的彌補途徑。但是,債務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來源,會隨著財政赤字的增長而增長。另一方面,債務是要還本付息的,債務的增加也會反過來加大財政赤字。

3、財政赤字的排擠效應財政赤字的排擠效應一般是指財政赤字對私人消費和投資所產生的排擠影響。當政府因支出龐大產生預算赤字時,一般需發行公債向公眾借款。發行公債是國家信用的一種形式。在貨幣市場上,如果私人儲蓄量不變,則政府債券與企業債券等有價證券將共同競爭市場上有限的資金。當公眾出于對國家債券的高度信任而爭購公債,政府在總儲蓄的占有上便處于優勢。政府發債占總儲蓄的比重越大,就會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籌不到資金被擠出貨幣市場,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會排擠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資,從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擴張性作用。但這種結果并不是絕對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擠效應會被政府擴大投資支出所產生的“乘數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擠效應”如果與政府有意進行的經濟結構合理化調整結合起來,則可以改善資源配置,對國民經濟產生有益的影響。

(二)財政支出政策對經濟增長效應的分析為解決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國主要采取擴大政府財政支出的財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結構和支出規模是經濟增長的核心變量。筆者也將主要從政府支出結構來看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采用以財政支出項目為自變量的柯其分別表示財政支出結構中某一項目支出增加1%時所引起的產出增加百分數,這樣我們就用產出彈性來描述財政支出的結構效應以及其對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的調節作用。我們以《中國統計年鑒》(2006)我國1989—2005年財政支出職能結構分類統計數據為樣本區間。相比較高,而在1996年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最為不利的,稅收負擔相應較輕,實際該年稅收負擔為10.3479%,與其他年份相比較低。經過去除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呈現出更加緊密的關系,并且高經濟增長年份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較低,低經濟增長年份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較高,有一定的負相關關系。現在我們轉入,采用排除非稅因素影響后修正的稅收負擔和稅制結構所得到的回歸效果比較好,調整的R2為0.317,F檢驗值為6.115,各回歸變量的T檢驗值均能通過95%的檢驗,從系數項來看,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與經濟增長率的彈性系數為-3.866,即表明稅收負擔上漲1%,經濟增長率下降3.866%,稅制結構與經濟增長率的彈性系數為0.6,即稅制結構變化1%,經濟增長率變化0.6%,影響系數較小。這樣的結果與理論上稅收負擔和稅制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基本相符,我國現行稅制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

從以上數據分析看,在我國現行稅制下,稅制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比較小的,修正后的稅收負擔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大,這一點與國外的實證研究結果基本相同。從數據看,1994年的稅制改革應該說是1983年稅制改革的延續,1983年是稅制結構和稅收負擔變化的一個轉折點,通過設立所得稅,稅收負擔從1982年的11.25%,猛漲到1983年的18.55%,在隨后近10年時間內,稅收負擔不斷降低,最低時為10.167%,通過1994年的稅制改革,稅收負擔才得以不斷的提升,到2004年達到18.839%。也就是說通過1994年的稅制改革提高了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緩解了稅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從稅制結構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業以利潤形式上繳國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直接類稅收,直接稅占間接稅收入比重僅在10%左右,通過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稅體系,直接稅收入占間接稅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隨后持續減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稅體系的建立,直接稅收入占間接稅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來的最低點23.953%,隨后幾年逐漸升高,2004年達到39.0463%。從求解出的結果看,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從1994年起越來越有利,非稅環境越來越有利,各項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效逐步體現,反過來說稅收對經濟的調節作用在不斷減弱,這種情況在1983年稅制改革前也出現過,所以面臨新的經濟環境,稅收作用不斷減弱的情況下,稅制必須進行改革。

三總結

本文在對財政與財政政策進行概念闡述的基礎上,研究分析了財政政策的三種工具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其中,在對財政支出政策、稅收政策進行研究時,分別運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產函數模型、稅收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分析模型來進行定量分析。從分析可以看到,三種工具對經濟增長的促進各有所側重,且影響程度和范圍存在較大的差異性和互補性。因此,必須合理運用好各種政策工具,加快財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進一步促進經濟的增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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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毅夫.現代增長理論與政策選擇[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

第3篇：經濟增長論文范文

經濟增長首先要有數量的擴張，才能談到質量的提高。并且，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需要建立在經濟增長有持續的數量保證的基礎上。根據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的定義：“持續增長是指不為短期波動掩蓋的一種量的增長。”可見，經濟增長的持續性是一個長期的概念，它并不否定經濟當中存在著“短期波動”的現象，而是強調：從一個較長的時期來看，經濟總量具有明顯的上升趨勢。這和哲學上的辯證法是相統一的，即“事物的發展是前進性和曲折性的統一，常表現為螺旋式的上升運動和波浪式的前進形式”。經濟的這種持續增長性是保證經濟增長質量必不可少的前提。

二、經濟增長的穩定性

根據哈羅德—多馬模型，在短期中，只有當一國的實際增長率與有保證的增長率相一致時，經濟的增長才是穩定而均衡的，不相一致時，經濟就出現波動；在長期中，當實際增長率等于有保證的增長率同時等于自然增長率（又稱“潛在增長率”）時，才能既實現均衡增長，又保證充分就業，從而成為一種合乎理想的長期增長狀態。現實當中，經濟要持續這種“刀鋒式增長”固然是很難的，不穩定是常態，但我們仍需要追求各年的增長率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如果經濟過度波動，會造成經濟資源的巨大浪費，對經濟增長的長期績效產生一系列負面影響。

三、經濟投入產出效率

經濟增長是由投入的生產要素決定的，投入要素的數量、質量以及要素間組合配置的效率都直接決定了經濟增長的質量。一般而言，生產要素至少包括人的要素、物的要素及其結合因素。

經濟增長過程中投入與產出的比率，直接表現為經濟增長效率，是反映經濟增長質量的重要方面。根據美國經濟學家丹尼森對經濟增長因素的理論分析和核算認為：經濟增長通常可以通過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兩種方式來獲得，也就是馬克思所謂的“外延擴大再生產”和“內涵擴大再生產”，其中，內涵擴大再生產方式，即在不擴大要素投入的情況下，通過改善要素生產率來實現經濟增長，被認為是更有效率且可持續的。

四、科技進步

在經濟增長的結果中，技術進步可以表現為產品的更新換代、產品質量升級和品種增加、知識和人力資本的積累等多種形式。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技術進步的作用是與經濟系統中的其他要素結合在一起的。對此，盧卡斯研究認為：與人力資本相匹配的技術進步投入要素對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是最有潛力并且最有效的。

五、經濟結構

在各類經濟結構中，產業結構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居于主導地位，它的變化對于經濟增長起著重要的作用。20世紀30年代，澳大利亞經濟學家費歇爾(A.G.B.Fisher)，確立了我們所熟悉的三次產業分類法，即把廣義的農業稱為第一次產業；把廣義的制造業或工業稱為第二次產業；把包括所有第一次和第二次產業以外的其他經濟活動稱為第三次產業，并指出第三次產業的本質在于提供服務。

除了產業結構以外，經濟結構還包括所有制結構、產業內結構、城鄉結構等多種區分。經濟結構的各層次特征，共同構成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要素。

六、產品質量

經濟增長的大部分結果直接體現為向市場提供的產品的增加，包括有形的物質產品和無形的服務產品等。在西方經濟增長理論中，都是以“產出是有效的”為前提來分析經濟增長問題的，一般不考慮產品質量問題，不考慮因產品質量問題所造成的社會資源的浪費。然而，如果考慮到資源的有限性和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所在，則在我們對經濟增長質量內涵的界定中，產品質量成為衡量資源配置有效性不可或缺的因素。

七、競爭能力

在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一體化、信息化已成為大趨勢的形勢下,任何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都不可能是封閉、孤立的,而總是在國際、地區之間經濟聯系日益密切的環境下實現。因此,競爭能力的強弱,對于經濟發展、增強綜合實力、提高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是經濟增長質量高低的重要表現。

八、人民生活

社會主義生產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這一生產目的深刻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無論是同志在“三個代表”中提出的“把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我們黨的宗旨”的思想，還是“十五”計劃編制中首次提出的“以人為本”的思想，都強調了這一點。經濟增長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手段，只有在保證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條件下的經濟增長，才能稱其為高質量的。人民生活水平受到收入、消費、儲蓄、科教文衛、福利保障等多方面因素影響。人民能否真正從經濟增長中得到較多的實惠，反映了經濟增長質量的高低。

九、資源環境

經濟增長受到各種社會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制約，其中自然因素，即自然資源和環境狀況與經濟增長具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如果人類在大力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盲目擴大生產和消費，物質和能量需求不斷擴大，而不注意資源的節約再造和環境的保護，則經濟增長必然與自然供給能力之間形成矛盾和對立。如果人類認識到環境的客觀屬性及其發展變化規律，將自身需求量和廢棄物排放量控制在環境允許的范圍內，合理地利用和改造環境，則環境將在人類引導下向著有利于人類生產、生活和生存的方向發展，此時資源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和諧統一，這就是“可持續發展”——根據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1987年在題為《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的定義，意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的發展”。毋庸置疑，是否以可持續發展觀為指導對待資源環境的保護和利用是經濟增長質量重要的衡量標準。

綜上所述，經濟增長質量不僅包括經濟增長的持續性、穩定性和投入產出效率、科技進步、經濟結構、產品質量、參與經濟競爭的能力及潛力，而且包括人民生活、社會福利，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程度等等。經濟增長質量作為一個綜合經濟、社會、資源環境三方面范疇的概念，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活動整體在資源的配置、利用和滿足人民生活以及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上所綜合表現出來的優劣程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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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單曉婭,陳森良.經濟增長質量綜合評價指標體系設計[J].貴州財經學院學報，2001，（6）：28.

第4篇：經濟增長論文范文

2014年人民幣貶值已經不僅僅是外匯市場的問題了，而是全球經濟形勢的重大變化。2007年全球經濟危機以后，美國進行了一系列計劃以刺激經濟復蘇。美國GDP的增長率在2013年第一季度達到1.3%，第二季度達到1.6%，第三季度漲了2%，第四季度漲了2.6%，美國的股市強勁復蘇。2013年美國標準普爾指數上漲了31.8%，2014年仍然維持在高位；道瓊斯指數2013年上漲了27.4%。美國的失業率從2014年初開始處于歷史的新低，一月份為6.6%，三月份為6.7%，美國企業投資大幅度上漲。2013年企業的投資增長率是2.3%，2014年國際貨幣基金的《世界經濟展望》雜志的預測應該是7.3%。在此背景下，美聯儲10月底宣布退出量寬政策(QE)，后日本央行隨即加碼QE。這不僅導致了美元匯率快速上升，也導致日元快速貶值及非美元貨幣大幅貶值。人民幣雖然長期與美元掛鉤，也是今年美元強勢過程中唯一對美元升值的主要貨幣，但是，隨著非美貨幣大幅貶值，人民幣走弱的態勢也將顯現，人民幣將進入一個貶值周期。

2中國經濟增長放緩造成匯率下跌

中國雖然沒有受到QE退出過多的消極影響，但仍然有經濟增速下滑的風險，甚至可能會有局部市場波動。從表1可以看出，國家的GDP持續下跌，即國家經濟衰退、消費能力降低，此時中央銀行為了刺激經濟，可能下調利息和存款準備金率，從而導致利率下降，貨幣吸引力降低。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連跌是對中國宏觀經濟走勢和企業部分債務壓力的擔憂所致。盡管2014年上半年我國出口形勢不錯，但采購經理指數(PMI)下降以及工業品出廠價格(PPI)連續23個月負增長顯示實體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同時，對人民幣貶值的呼喚其實由來已久，在我國經濟增長有諸多不確定因素前提下，人民幣單邊持續升值帶來的風險不斷加大。人民幣過度升值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人民幣只升不貶，不符合匯率改革的主動性、漸進性、可控性原則，不利于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對廣大公眾而言，伴隨人民幣持續升值產生的“外升內貶”現象，降低了我國居民的生活質量。

3人民幣貶值的影響分析

3.1對房地產的影響

由于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大幅減息和人民幣貶值，熱錢停止流入我國，并從許多渠道慢慢退出。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人民幣貶值而導致的熱錢大規模流出而對我國經濟產生的嚴重后果。首先，中國投資機會減少，隨著房地產調控的深化，市場冷淡，還有做空人民幣現象的出現，再加上中國的政策也在收緊，經濟存在下行風險；其次，美國由于投資不足，就業不足，未來可能出臺政策鼓勵海外資本回去。一旦資本流出，中國的風險加大，在熱錢流入時，中國的困難是宏觀調控比較棘手，熱錢流回去，中國國內信貸緊縮、房地產資金緊張等因素疊加在一起，風險變大。將促使大量對賭人民幣升值的國際資本在短期內流出中國，進一步加劇國際資本流出，形成惡性循環。這會造成國內局部流動性不足并推升市場利率，最終導致房價、地價、收藏品等資產價格下跌，引發銀行等金融系統的債務安全性。中國的住房市場化改革始于1998年，1998年中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為10.45萬億元，從1998年的10萬億元，到如今超過100萬億元，十多年里中國貨幣供應量增長10倍，貨幣超發推動房價大幅上漲。過去10多年房價持續上漲，使得擁有房產或土地的企業及個人的財富迅速增長，大量資本向房地產行業聚集。企業也熱衷于搞房地產開發，房價高企使得實體經濟的經營環境惡化，所以許多經營資本退出實業后投資于房地產。此外，過去8年人民幣匯率不斷升值也引來國際資本涉足中國房地產，同時推升外匯占款，增加貨幣投放。美元走強、人民幣匯率下跌同時將導致很多持有美元貸款的企業債務負擔加重，利潤大幅下降，也將導致中國房企的海外融資成本和匯率風險增加。房企在海外融資的難度將加大，甚至可能被迫拋售房產以應對流動性危機，而大量賣房就會增加市場供給，致使房地產價格下降。

3.2對我國對外經濟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進入貶值周期，將會使出口企業的壓力減解。出口產品的整體價格下降，形成價格優勢，產品競爭力隨之增強，利潤率也會上升。但貶值的經濟影響受各種條件的制約，包括彈性和時滯。根據馬歇爾—勒納條件，如果一國處于貿易逆差中，即Vx<Vm，或Vx/Vm<1(Vx，Vm分別代表出口總值和進口總值)，會引起本幣貶值。本幣貶值會改善貿易逆差，但需要的具體條件是進出口需求彈性之和必須大于1，即(Dx+Dm)>1(Dx，DM分別代表出口和進口的需求彈性)。形狀如圖2所示。同時對外匯儲備有所影響。儲備貨幣升值使國際儲備實際價值上升；本幣貶值出口增加，外匯收入增加，國際儲備增加；同時本幣貶值使短期資本流出增加，流入減少，外匯儲備減少。而外匯儲備過多也會產生消極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增加人民幣發行量，將會加重已經出現的通貨膨脹；第二，外匯儲備已經過多，而長期貿易順差將加重這一現象，不利于資金充分運用；第三，美元等儲備貨幣發生貶值時，我國將蒙受巨大的損失。此外，這種現象也會引發國際關系緊張。

3.3對我國部分行業的影響

紡織服裝業。人民幣貶值將刺激紡織服裝行業業績增長。人民幣貶值，國外價格下降、國內價格上升，有利于商品的出口，但增加了進口成本，從而拉動就業。鋼鐵行業。人民幣貶值對鋼鐵下游行業如機械、家電等行業有間接的促進作用，這些行業產品的出口如果上升，或能帶動國內鋼材市場好轉。　航運業。人民幣貶值將刺激國內紡織業等行業的出口，從而給集裝箱航運帶來一定的利益，同時對原材料有需求刺激，進而帶動干散貨運輸市場。化工行業。人民幣貶值將加大進口企業的采購成本，同時也對出口型化工企業有利。汽車行業。人民幣貶值將使進口汽車的價格吸引力下降，抑制進口汽車銷量進一步擴張，從而促進國內汽車行業的發展。　此外，人民幣匯率貶值將會推高進口商品價格，尤其是石油、鐵礦石、天然氣、大豆等商品價格上漲，這將推高國內通貨膨脹水平，破壞經濟穩定。

4結語

第5篇：經濟增長論文范文

1引言

為了貫徹十六大關于經濟特區要在體制創新上有新突破的要求，同時也為了加快推進海灣型城市建設的重大戰略步驟實施，廈門市委、市政府于2003年5月進行新的行政區劃調整，設立翔安區。在新修編的廈門市城市總體規劃中城市空間拓展時序安排上，翔安區的發展設計是：翔安區作為廈門未來城市發展的新輔城，遠景發展為城市副中心。隨著經濟結構的深入調整，翔安區已進入快速城市化的發展階段，區域生態系統在快速城市化過程中正處在全方位的改造過程中，生態環境的保護面臨著更多壓力和挑戰。如何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保護好生態環境，維護區域的生態安全格局，協調人口、資源和環境的矛盾，是促進翔安區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也是廈門市開拓城市發展空間、建設生態城市的需要，更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需要。

2生態安全格局問題辨識

目前存在的主要威脅翔安區生態安全的問題包括：

首先，林地和農業用地不斷減少，使這兩種組分所擔負的生態功能被削弱。隨著城市化過程，自然和農業用地類型向建設用地轉移的趨勢仍將延續，生態穩定性維護用地總量不足的矛盾將進一步突出，區域生態系統就會變成一個穩定性維護機制非常脆弱的系統。

第二，城鎮建設用地的持續擴張，區域交通系統的發展，形成了大量線型景觀，建成區逐漸連成片，割裂了原有大片的生態空間，導致了區域景觀破碎化趨勢，影響到了區域生態穩定性。就目前發展趨勢看，人類對自然景觀的干擾改造活動還會繼續下去，這不僅嚴重影響了區域的植被覆蓋度，也使得各自然景觀組分之間的物質和能量交換受到阻礙，降低自然生態系統對區域生態安全性的維護功能。

第三，養殖業的舊有規模，使得濱海灘涂和淺海水域集中分布區分隔，降低了自然濕地景觀的連通性和整體性，顯著增加了海岸帶生態脆弱性程度。

第四，由于現代城市和工業的發展，原有的安靜的田園氣氛被徹底打破。大量土地被開發利用，致使綠色空間不斷下降，生物保障能力損失嚴重，形成了上述各種生態安全問題，再加上各種污染物質的排放，全區環境的舒適性和美學價值已大打折扣。

第五，隨著新一輪跨越式發展進行，未來翔安區的經濟和社會也會以超常的速度發展，對于區域生態系統的改造也將出現前所未有的強度和幅度。這會使本區在進行土地開發建設以前缺乏必要的生態可行性論證，建設的同時又大都沒有考慮必要的生態恢復和補償建設，如此的強度和速度致使其對局部生態系統的影響己經超出了生態系統自身的忍耐限度，使局部的生態系統往往處于岌岌可危的狀態，生態安全性極低。

3生態安全格局構建的資源基礎分析

安全格局的構建必須建立在全面了解自然本底狀況和現狀景觀組成及空間布局的基礎上。生態景觀組分及可利用土地的現狀分布是構建區域生態安全格局的重要前提。區域的自然骨架包括大的植被地帶、自然保護區、生物多樣性保護區、生態環境脆弱區、水體廊道、小的塊狀綠地等人為廊道。它們構成了區域性與局部人工環境的保護體系與保護屏障，是區域生態安全的前提條件。

3.1植被帶

全區自然植被主要分布在境內的五塊地區，即東北部的溪園內區、大帽山林場區以及東部的白云飛－鋤山林區、鴻漸山、香山。但是由于周圍地區土地開發活動的蠶食，使得大片的植被區逐漸被道路或城鎮建設用地所隔斷，呈孤島狀分布。林地的覆蓋率偏低，樹種單調，林相結構單一，缺乏觀賞價值。

3.2土地資源

翔安區仍有大量適建用地可供城市發展，土地的可塑性很大。區內目前仍存在著一定規模的農田，其面積占總面積的44％，從空間分布上看，全區農業耕作地的集中分布區已隨著城鎮建設用地的擴張而逐漸縮小。翔安的工業用地分布比較散亂，存在規模小、土地浪費嚴重的現象。翔安區的灘涂資源豐富，目前有49.73km2，集中分布在翔安區南部，沿著海岸分布大量的養殖池塘，近些年來鹽田也不斷轉為他用。

3.3綠地

城區目前公共綠地嚴重缺乏，無成規模的社區綠地及街頭綠地。

3.4水庫坑塘

區內僅有曾溪水庫和古宅水庫等小型水庫，地表水和地下水缺乏。就近期供水基本滿足工農業生產和生活用水的需要，但從長遠來看，水資源缺乏將成為本區發展的制約因素。區內散布大大小小的坑塘，也受到人工干擾影響及自然因素影響，不穩定而變化明顯。東坑灣已經成為區內最大的人工圍堰內灣水域，作為區域開發的重點，應對東坑灣進行大規模的水域環境整治工程。

3.5河流水系

區內較大的河流為九溪，它作為翔安難得的生態開敞空間，具有重要的生態意義和價值。多年來九溪水質污染嚴重，農業、養殖業等侵占河道現象明顯；河流的連續性較差，河流的保護寬度很窄；部分河段被人工固化，水陸交界帶的自然生態過程被破壞。

3.6交通道路

交通基礎設施仍然薄弱，路網結構不成系統。整個區域的交通道路，仍然在完善建設中。

4生態安全格局的構建策略

區域生態安全格局構建是區域生態安全網絡的建設過程，加強生態安全關鍵點和關鍵地區的建設，在生態節點與節點之間應形成生態走廊，使得一定區域的生態戰略點之間保持良好的結構和功能聯結，從而為研究區域的城市化過程建立維護城市人居環境、維護景觀生態過程安全的有效生態網絡。網絡通常由廊道、節點、廊道效應區組成。

4.1區域關鍵地段的辨識和生態建設

所謂關鍵地段，是指這些維持景觀的連續性具有戰略意義或者瓶頸作用的景觀地段。通過這些關鍵地段的景觀保護和建設，有效提高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完整性，并使人類為保護生態系統所付出的經濟代價降到最低。通過生態健康格局評價，來辨識整個區域的關鍵區。

4.1.1生態健康關鍵區

①翔安東北溪園內－大帽山林區、白云飛林場、香山風景旅游區：在這些區域植被集中覆蓋區，要嚴格約束其內部的開發活動，以避免自然植被破壞和損失。

②曾溪水庫、古宅水庫：它們是翔安區重要的水源地，加大植被覆蓋度，發揮涵養水源的作用。

4.1.2生態亞健康關鍵區

翔安區發展的空間結構為“一心、五片”組團式的城市空間結構、“十字形”軸線分布的產業空間結構（“一心”指城市中心區，“五片”指新圩農業保護片區、馬巷工貿片區、東坑灣高檔居住片區、劉五店－澳頭港口物流園區、大嶝－蓮河對臺特色產業園區）。分布格局正好處于目前生態亞健康狀態區域。這些生態亞健康狀態的點和局部，包括：

①崎頭－下潭尾－瓊頭地段、下后濱，澳頭，蓮河等濱海岸段：這些岸段目前以水產養殖功能為主，今后應對養殖業進行合理的規劃和規范養殖；局部地段可以用恢復沿海防護林和紅樹林等植被來改善和恢復岸線的自然屬性。

②馬巷、新店、大嶝等城市組團。

通過合理的規劃手段，約束未來城市建設用地的擴展方向和空間分布，對城市建設區形成良好的分割。盡量利用現有的生態基礎建立組團之間的生態隔離帶，可以利用人工林地、園地和農田等生態空間構架這樣一些組團隔離帶。在適合地段引入適量的綠地類型景觀。注重居住區和工業園區的綠化，提高居民生活質量，改善城市景觀形象。通過建成區內部的土地調整，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同時，增加開放空間和綠地覆蓋。要合理選擇持久、穩定存在的林種、樹種，一般以鄉土植被為宜。

4.2生態節點建設

生態節點又稱踏腳石(steppingstone)，是整個區域生態體系或者景觀格局中，一些面積較小但至關重要的區域。這些節點一方面形成區域安全網絡的關鍵保護點，對區域生態安全起著控制點的作用，另一方面對改善局部地區生態環境質量，構建生態安全格局具有重要價值。

①基本農田保護區生態節點。農業面對快速擴展城區空間的壓力，農業土地資源消耗很快。保留一些重要的基本農田，一則是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再則可與城市綠化隔離帶相結合，成為城市綠色的開敞空間，改善城市的生態環境。

②東坑灣水域、澳頭灘涂節點，這些區域作為重要的濕地鳥類物種棲息地加以保護。

③鱷魚嶼、劉五店海域，作為重要海洋珍稀物種中華白海豚和文昌魚的棲息地保護區。

④下譚尾、九溪入海口的紅樹林恢復區，作為重要生態系統恢復區加以保護，防止填海造地等開發活動對其破壞。

⑤區域內面積大于1km2的坑塘水體。

⑥生態廊道網絡的節點，主要指生態空間網絡系統的交叉點處形成的生態節點，特別是大型立交橋周邊地區形成的綠化空間節點，也包括與綠色通道相連的公園、濕地等；

⑦建成區內獨立的開敞空間，主要指是一些建成區內集中分布區的大型城市公園或綠化廣場。這些節點也是區域生態安全網絡建設的有益補充。

區域生態節點的保護和建設，將在很大程度上增強區域生態空間的完整性和連續性，有助于區域植被覆蓋度的增加，有效地約束城市建設用地的無序擴展，減少局部地段的景觀破碎度和城市化速率。

4.3生態廊道的建設

自然生境之間的生態連通性是衡量區域生態穩定性的重要指標，而生態廊道則是實現和維持生態連通性的主要手段。廊道的結構是影響廊道生態功能的重要因素之一，無論是河流廊道還是道路廊道，都應該以生態環境保護為出發點，植物的配置以鄉土樹種為主，最好是將周圍的植物群落引入到廊道結構之中，在樹種搭配上喬、灌木結合，使廊道結構趨向于自然狀態或者半自然狀態。

4.3.1河流廊道的建設

針對九溪展開生態與景觀綜合整治十分必要，主要措施包括：

①保持河道的自然地貌特征，保護自然形成的淺灘、沼地；

②滿足物種棲息地的多樣性植被群落；

③水質治理，嚴格控制河流的水污染；

④建設生態駁岸，保證河岸與河流水體間的交換與調節，具有一定的抗洪強度；

⑤劃定河岸兩側100m范圍為河流的緩沖區，限制人類活動；河岸兩側30m內的范圍作為河流廊道必要保留的寬度，其范圍內必須保證良好的植被覆蓋度，保持和恢復生態群落的完整性。

4.3.2交通廊道的建設

交通廊道對于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或者特定區域來說，是一種干擾型的廊道，在廊道設置方面，要有意識地減少這些干擾，盡可能避開生態系統完整且脆弱的區域；盡量避開野生動物的生態廊道，不影響野生動物的生存；在道路兩旁建設一定寬度的綠色植被廊道。

4.4區域安全格局的生態網絡及其建設

4.4.1生態網絡構架

整體生態空間格局的連續性程度是衡量城市生態安全的一個重要方面，生態網絡的增加被認為是提升城市開放空間系統生態價值較適宜的方法。生態安全格局的構建在區域生態安全格局評價和趨勢分析基礎上，加強生態安全關鍵點和關鍵地區的建設，在生態節點與節點之間形成生態紐帶，使一定區域的生態戰略點之間保持必要的聯結，從而形成區域生態安全網絡。就翔安區而言，就是利用組團分隔帶、山地林地和濱海自然保護區，形成相互聯系的生態空間構架，以增強防災（臺風、蟲災）、消除熱島效應、凈化空氣、保護生物多樣性等環境功能。

因此，合理組合全區現有的以生物生產過程為主的生態系統類型，并結合上述關鍵點與關鍵地區的土地利用規劃和改造，建設具有區域意義的大型生態軸線，實現對全區現有以及未來城市建成區的有效生態分隔。生態軸線的具體構成如下：

①溪園內－大帽山林場－白云飛軸線；

②澳頭－劉五店－鱷魚嶼濱海灘涂軸線；

③小嶝－大嶝－澳頭淺海灘涂軸線；

④香山－東坑灣軸線；

⑤九溪及其生態緩沖區軸線。

4.4.2區域生態軸建設

山地林區軸線是生態保護的關鍵地區之一，對于維護全區生態穩定性具有其他景觀類型無法替代的作用。完善林地組分結構和功能，建立未來景觀舒適性。增加各生境斑塊的完整性和連接度，實現生物多樣性保護、涵養水源、保持水土等功能。并通過溪流廊道和交通廊道，將自然引入城區。

對于濱海灘涂淺海軸線，應科學確定岸線和海域功能分區，實現經濟、社會、生態三者總體效益最優化。盡可能保留和恢復自然景觀和自然生態岸線，如珍稀海洋物種棲息地和紅樹林、灘涂濕地等特殊生境。控制海域污染，適合地段恢復建設沿海防護林體系。

以九溪兩側綠帶為豎軸，以香山－東坑灣綠化滲透空間為橫軸，構成翔安城區十字形的綠化主軸。

5結語

構建區域生態安全格局，是將景觀生態學原理和規律比較合理地運用于實踐。在有限的土地資源條件下，規范無序的超強度的城市建設行為，使其對區域的生態安全不致造成無法逆轉的破壞。以經濟和高效的景觀要素的配置狀態，使自然空間與城市空間各得其所，相互協調，維護生態過程的健康與安全，實現區域經濟、人居環境、生態環境的可持續性。

從翔安區目前的景觀組分比例和空間分布形勢來看，基于現存的生態景觀，以有限的土地資源來進行安全格局的構建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這將在很大程度上緩解海灣型城市建設過程中總體生態安全水平下降的趨勢，最終實現區域生態安全狀況的改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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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經濟增長論文范文

筆者采用的數據由收集2005～2011年中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電信業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數據組成。主要變量包括:國內生產總值(GDP)，通過GDP平減指數進行價格調整換算出以2005年不變價格為基礎的實際GDP;勞動者人數采用各地區就業人數;資本存量的估算采用Goldsmith提出的永續盤存法，參照張軍等對中國各省物質資本存量的估算方法獲得;電信投資用投資價格指數進行調整，換算成以2005年為基期的投資量;電信普及率為每百人擁有的電話數;電信服務收入運用CPI進行平減消除價格因素影響;電信價格水平沒有具體統計數據，難以直接衡量，筆者參照孫巍等關于電信價格指數的構建方法，用固定費用、語音通話各業務通話量分攤的收入度量電信業務的相對價格水平，再通過加權得到電信綜合價格指數衡量電信服務的價格。

2實證分析

筆者采用的面板數據時間跨度較短，時間維度遠小于橫截面維度時，單位根過程的影響很小，而且又對數據進行了對數變換，因而基本上可不用考慮時間序列的單位根問題。另外，在使用面板數據模型時，模型設定需要進行兩方面的檢驗。第1個檢驗是通過構建F統計量，檢驗模型形式選用混合模型還是變截距模型，第2個檢驗是通過Hausman設定性檢驗，以判定是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是模型設定檢驗結果。，F值括號中的1．46為顯著性水平為5%的F分布臨界值，可以看出，F統計量的值遠大于臨界值，說明模型應采用變截距模型，與大多數學者設定的模型一致。H值括號中的0．082是對應的P值，由檢驗結果可以得到，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引入截面固定效應是合適的。經過上述檢驗后，選擇變截距的截面固定效應模型并利用廣義矩估計式(4)～式(8)進行回歸。由于不同省市間存在截面異方差，因而進行了截面加權(Cross-sectionWeights)，同時發現模型殘差只存在個體間的異方差，為了消除個體間的異方差性，采用Cross-sectionweights穩健標準差得到系數t統計值。從式(5)看，電信普及率對經濟增長有顯著的正效應，其產出彈性為0．124，該估計值經濟含義為電信普及率每上升10%，GDP將增加1．24%，由于控制了資本和勞動的影響，因而相當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了1．24%。時間趨勢項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為負，表明經濟增長效應主要有電信基礎設施建設、勞動力和固定資本決定。

從電信需求方程看，人均GDP的增長對電信需求的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彈性系數為0．058，即人均GDP每增加10%，電信需求平均增長0．58%，并且羅雨澤等的研究比較可以看出，收入增加對電信需求的促進作用存在逐年加大趨勢。電信服務的價格水平對電信的需求有著負向影響，且彈性系數超過1，表明價格的下降會大幅度提高對電信服務的需求，這也正是近幾年電信價格戰愈演愈烈的原因。從式(3)看，電信服務價格水平對電信投資供給有較大的正向促進作用，但這種影響正在弱化。地理面積對電信投資供給有著負向影響，這與Roller和Waverman的研究結論正好相反，原因在于中國仍為發展中國家，電信投資目前還是偏向于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而西部地區雖然面積大，電信投資卻較少。式(4)看，電信投資對電信普及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電信投資的轉化率較高，電信投資每增加10%，電信普及率增加6．1%。此外，中國存在區域差距較大的問題，東、中、西三大地帶在經濟增長和電信投資、電信普及率方面差距都十分明顯。中條形圖代表各區域人均GDP，折線圖代表各區域歷年電信投資變化。可以看出，東部、中部、西部三大區域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上存在較大差距，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遠高于中西部地區。在電信投資方面階梯差距也很大，東部地區電信投資超過中西部地區之和。總體來說，電信投資分布差異與中國當前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分布差異基本一致。

電信普及率方面表明，3個區域都存在著固定電話普及率下降，移動電話普及率上升趨勢，且區位差異較大，東部地區電信普及率仍舊遠遠高于中西部地區，中西部地區電信普及率差距不大，且有進一步縮小的差距。為消除區域差距帶來的估計結果誤差，明確區域電信投資與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筆者在產出方程和供求平衡方程中引入地區虛擬變量，加入虛擬變量后式(5)和式(9)分別變為ln(GGDPi，t)=α'0，i+α'1ln(Ki，t)+α'2ln(Li，t)+α'3ln(PPENi，t)+α'4lnt+α'5D1+α'6D2+α'7D1*ln(PPENi，t)+α'8D2*ln(PPENi，t)+ξ1'i，tln(PPENi，t/PPENi，t－1)=φ'0，i+φ'1ln(TTTIi，t)+φ'2ln(GGAi，t)+φ'3D1+φ'4D2+φ'5D1*ln(TTTIi，t)+φ'6D2*ln(TTTIi，t)+ξ4'i，t(11)對引入虛擬變量后的模型再次進行回歸得到結果如表3中的模型2所示。從回歸結果看，引入虛擬變量后模型的可決系數變大，達到97%，各變量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從式(1)看，西部地區電信普及率的產出彈性最大，達到0．165，即西部地區的電信普及率增加1%，區域產出增加0．165%，東部地區電信普及率的產出彈性最低，僅為0．085，遠遠低于中西部地區。中部地區電信普及率的產出彈性位于西部和東部之間，其值為0．142。東部地區電信投資對區域經濟的促進作用較弱，這可能是由于一直偏向于東部發達地區的電信投資使該地區電信基礎設施較為完善，擴展電信投資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逐步接近極致。對于中西部地區，較高的產出彈性意味著通過電信投資在拉動區域經濟增長方面有較大的潛力。長期以來，國家區域經濟不平衡發展戰略使中西部地區電信投資遠低于東部地區，電信基礎設施有待進一步完善。因而，增加電信投資可進一步帶動中、西部經濟發展。在電信平衡方程中，東部地區電信投資轉化為電信普及率的效率最高，估計參數值為0．139，即電信投資每增加10%，電信普及率提高13．9%，西部地區的電信投資轉化為普及率的效率很低，轉化率僅為0．024，中部地區電信投資增加反而帶來電信普及率的下降。原因有:

1)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電信業的發展與需求。電信投資轉化為電信普及率需要一定的經濟條件，東部地區經濟，商貿活動活躍，信息溝通頻繁，對基礎通信等信息化設施有較高的需求。而西部情況正好相反，地廣人稀，經濟欠發達，對電信通信能力要求較低，顯示地區人均GDP區位分布差異與電信投資分布區位差異相似。

2)人口規模影響電信投資轉化率。東部地區人口流入比較頻繁，而且文化素質較高，收入高，生活質量高，對電信有更大需求，增加了此地區的電信需求增加的投資能夠促進普及率的提高。中部地區人口基數大，即使電信用戶絕對數量增加較多，其普及率提升水平也會較慢。

3結語

筆者利用中國31個省市2005～2011年的面板數據，構建和估計了電信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系統結構方程，克服了電信行業投資貢獻估算面臨的偽相關和雙向因果關系問題，并就電信投資對中國整體及分區域的經濟增長的貢獻進行了研究，得出下面的主要結論，并對這些結論進行必要的探討。中國電信投資與國民經濟增長具有雙向促進作用，電信普及率增加10%，國民經濟增長1．24%，人均GDP增加10%，電信需求增加0．58%。電信投資存在較大的經濟增長效應。目前，電信行業發展迅速，新業務不斷產生，具有很大的發展潛能，應該增加對電信行業的投資。就分區域研究而言，中國電信投資及其貢獻存在明顯的區域非均衡。與人們直覺相反的是: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電信普及率的產出彈性低于西部地區，表明東部電信業與當地經濟發展節奏失調。但東部電信投資轉化率較高，說明東部電信基礎設施的使用狀況已經進入良性軌道。東部的電信已跨過擴急需增加投資、擴建基礎設施的階段，轉向多元化消費、提高利用水平的階段。對于東部，未來的電信投資應當適當偏向于生產性電信服務的提供，加大電信技術升級與業務創新。

第7篇：經濟增長論文范文

關于“粗放”、“集約”概念的使用，最早見于農業經濟學中，當時稱“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后來才被引申到整個經濟領域。最初，粗放經營的含義是指一定量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分散投在較多的土地上，進行粗耕簡作的經營方式；集約經營則指在一定土地面積上集中投入較多的生產資料和勞動，進行精耕細作的經營方式。前者通過擴大耕地面積，廣種薄收，增加總產；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細作提高單產。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地租理論中也論及到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的內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積很大……對耕作者來說不用花費什么，或者同古老國家相比，只花極少費用。”這種“只需投資很少的資本，主要的生產要素是勞動和土地”的經營方式“就是粗放經營。”（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頁。）“在經濟學上，所謂耕作集約化，無非是指資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連的土地上。”（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頁。）在研究級差地租時，馬克思認為，粗放經營和級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聯系，而集約經營則與級差地租第二形式緊密相關。級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兩個和資本無關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級差地租第二形式則是“對同一土地連續追加投資造成的不同生產率引起的。”（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頁。）

首次使用“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術語的是前蘇聯經濟學家。蘇聯在1928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其經濟增長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經濟增長水平的記錄，此后，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表現出惡化趨勢，令人不解的是，其經濟增長的惡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率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不得不使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其經濟“增長方式”展開了研究。當時，他們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長方式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依靠投入實現產出量增長的“粗放增長”，另一種是依靠提高效率實現產出量增長的“集約增長”。并且指出，蘇聯過去的高速度增長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傾全力動員資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結果，然而由于資源的有限性，隨著可動員的資源的日益減少，在忽視提高要素生產率的情況下，必然導致經濟增長水平的下滑（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概念于60年代從蘇聯傳入我國（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國經濟學界盡管沒有使用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但對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低效率，高浪費現象進行過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別在1979—1980年我國對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討論（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廣泛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是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之后。

二、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定義

從經濟增長方式概念形成的淵源看，經濟增長方式是經濟增長過程中對生產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雖然國外學者不常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但對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實質上也是對經濟增長方式的研究。關于這一點，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曾作過比較，就我國學者們而言，盡管對粗放和集約型增長方式概念的解釋不盡相同，但經濟增長方式的含義是明確的。因此，經濟增長方式就是指一國總體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所依靠的因素構成，其中增長因素包括土地、勞動、資本、技術進步、經營管理、資源配置、規模經濟等。通常把土地、勞動、資本的投入稱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總和稱為綜合要素生產率。進一步地，根據要素投入與綜合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長方式劃分為粗放型經濟增長和集約型經濟增長，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粗放型經濟增長，主要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集約型經濟增長。為了能定量反映經濟增長的粗放程度或集約程度，筆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謂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長率的貢獻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值（注：對于一國總體來說，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慮要素投入的增長率時，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響。），用公式表示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勞動的貢獻份額；

（1－α）表示資本的貢獻份額；

L''''表示勞動投入增長率；

K''''表示資本投入增長率；

Y''''表示經濟增長率。

當δ≥0.5或δ＜0且Y''''＜0時，增長方式為粗放型；

當0≤δ＜0.5時，增長方式為集約型。

對于粗放型增長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劃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型：當0.5≤δ＜0.7時，為低度粗放型；

第二類型，當0.7≤δ＜0.8時，為中度粗放型；

第三類型，當0.8≤δ＜1時，為高度粗放型；

第四類型，當δ≥1或δ＜0且Y''''＜0時，為超高度粗放型。

三點說明：

1.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關系。

經濟增長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人均實際產出量的增加和實際生產能力的增加。經濟增長特指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不僅指更多的產出，還包括隨著產出的增長而出現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變化，經濟增長是一個數量概念，而經濟發展是一個既包含數量又包含質量的概念，所以經濟發展包含經濟增長。從經濟增長方式的定義可知，經濟增長方式是獲得經濟增長的手段、途徑和方式。

2.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益的關系。

經濟效率是指資源的優化配置。具體講包含二層含義：其一是指全社會以優化的資源配置獲得較好的經濟增長；其二是指生產單位如何把得到的資源在時間和空間上有效地組合起來，以最少的資源耗費創造最多的產出。經濟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綜合要素生產率來度量。所謂經濟效益，則是指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由經濟效率所引起的相應的收益或收入。那種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經濟效率是經濟效益的實質，經濟效率高意味著經濟效益好；反之，經濟效率低則意味著經濟效益差。

3.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明確三個層次的問題：第一，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第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標志；第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關于第一個問題，學術界的認識比較多，而第二、三個問題則涉獵的比較少。本文旨在通過對粗放度指標的劃分，擬解決第二、三個問題。

δ＝0.5作為劃分粗放和集約經濟增長方式的標志。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集約型，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粗放型，這與我國經濟理論界對粗放與集約型經濟增長的解釋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又細分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為了便于研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

三、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所采用的模型為：Y''''＝A''''＋αL''''＋（1－α）K''''，這是由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求導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經濟增長率，A''''代表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K''''代表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率，α為勞動產出彈性系數，αL''''為勞動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α）K''''為資本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為：

δ＝αL''''＋（1－α）K''''／Y''''

2.研究對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經濟增長方式，按三種不同的時期來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計劃期，三是按改革時期。需要說明的是，改革時期從1979年算起，由于資料所限，我們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為止。

3.對統計指標的說明。

（1）經濟增長率指標Y''''。我們均采用國民收入增長率指標。

（2）勞動要素投入L。以歷年全社會勞動者人數計算各時期勞動投入量增長率，而舍象掉象勞動質量、勞動強度的大小和勞動時間的變化情況。

（3）資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的K值應為直接和間接構成生產能力的資本總存量，它包括直接生產和提供各種物質產品及勞務的各種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也包括為生產過程服務的各種服務及福利設施的資產。關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關數據（注：參見張軍擴：《“七五”期間經濟效益的綜合分析》，《經濟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體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資本總量；再估算各年的凈投資額（以積累額代替）并扣除價格指數；然后根據投資轉化為資本的時滯系數計算各年的新增資本數量；最后，用上年的資本總量加上當年新增資本，得出各年的資本總量。

（4）資本與勞動的產出彈性。所謂生產要素的產出彈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長1％所帶來的產出增長的百分比。西方經濟學家們認為直接估算產出彈性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在進行增長因素分析時，通常要作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以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來代表它們的產出彈性。然而既使要計算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內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國情況就更為復雜，首先，我國實行的并非市場經濟，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統計資料，要全面計算勞動和資本的收入份額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長期以來經濟中存在著大量潛在勞動力的過剩現象，與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的貢獻相比，勞動投入增長的貢獻十分有限。所以，我國經濟界通常把勞動的產出彈性取為0.2或0.3相應地資本的產出彈性取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時期國民收入勞動投入的貢獻率aL''''資本投入的貢獻率(1-a)K''''

增長率Y''''L''''aL''''K''''(1-a)K''''

一五0.845.04

(538.92.87.2

-57)(9.4%)(56.6%)

二五0.517.07

(583.11.710.1

-62)

恢復

時期1.023.57

(63-14.73.45.1

65)(6.9%)(24.3%)

三五1.14.13

(668.33.75.9

-70)(13.4%)(49.8%)

四五0.635.53

(715.52.17.9

-75)(11.5%)(100.5%)

五五0.635.32

(766.12.17.6

-80)(10.3%)(87.2%)

六五0.994.97

(8110.03.37.1

-85)(9.9%)(49.7%)

七五0.786.23

(867.62.48.9

-90)(10.3%)(82.4%)

(910.611.34

-93)12.72.016.2

(4.7%)(89.3%)

改革

前時0.785.18

期(536.02.67.4

-78)(13.7%)(90.9%)

改革

時期0.816.65

(799.32.79.5

-93)(8.7%)(71.5%)

(530.785.74

-93)7.12.68.2

41年(11%)(80.8%)

時期要素投入的貢獻率綜合要素生產粗放資本的產出系數

aL''''+(1-a)K''''率的增長率A''''度Y''''/K''''

一五5.883.02

(530.661.24

-57)(66%)(34%)

二五7.58-10.68

(582.45-0.31

-62)

恢復

時期4.5910.11

(63-0.312.88

65)(31.2%)(68.8%)

三五5.243.06

(660.631.41

-70)(63.2%)(36.8%)

五四6.16-0.66

(711.120.70

-75)(112%)(-12%)

五五5.950.15

(760.980.80

-80)(97.5%)(2.5%)

六五5.964.04

(810.601.41

-85)(59.6%)(40.4%)

七五7.010.59

(860.930.88

-90)(92.7%)(7.3%)

(9111.940.76

-93)0.940.78

(94%)(6.0%)

改革

前時5.96-0.26

期(531.050.81

)-78(104.6%)(-4.6%)

改革

時期7.461.84

(79)0.800.98

-93)(80.2)(19.8%)

(536.520.58

-93)0.920.87

41年(91.8%)(8.2%)

注：不帶括號的數字為各要素對經濟增長所貢獻的百分點，括號內的數字為貢獻的百分點占經濟增長率的百分比率。

3.對我國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們分別計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據粗放度的五種類型作了統計整理，整理結果如下：

表2（單位：年）

粗放度類型超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精放型低度粗放型集約型

時間

41年1386212

改革前26年943010

改革以來15年44322

從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個年份屬超高度粗放型，8個年份屬于高度粗放型，6個年份屬于中度粗放型，2個年份屬于低度粗放型，12個年份屬集約型。粗放型增長的年份占整個年份數的70.7％，集約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國從總體上看屬于粗放型增長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個年份數的31.7％，集約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別只占整個年份數的19.5％、14.6％、4.9％，也說明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比較大，集約型增長的穩定性較差。如果把改革時期與改革前作一比較，則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為改革以來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為12.5％；集約型年份由38.5％下降為13％。盡管改革以來粗放型增長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為81.3％，集約型增長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來的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明顯減弱穩定性增強。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間的平均粗放度為0.92，屬于高度粗放型，此間國民收入的增長率達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來的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結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為1.05，屬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為0.80，屬高度粗放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來的9.3％；要素投入的貢獻率由104.6％下降為80.2％；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由－4.6％提高到19.8％。說明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減弱，要素投入的貢獻率降低，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提高，改革為經濟注入了活力，促進了經濟效率的提高。

按計劃期計算的粗放度有四種類型，分別是集約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復時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區間［0，0.5）之間，屬集約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高達68.8％，要素投入的貢獻只有31.2％，經濟效率高，效益比較好。“一五、三五、六五”時期的δ值在區間［0.5，0.7），屬于低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達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分別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長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低，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高，因此，這三個時期的經濟效率比較高，經濟效益也比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時期的δ值在區間［0.8，1）內，屬于高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卻分別高達97.5％、92.7％、94％，表明經濟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貢獻，經濟效率比較低，經濟效益比較差。“四五”時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時期的δ值小于零且國民收入為負增長，均屬于超高度粗放型，經濟效率很低，經濟效益最差。

綜上所述，盡管我國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時期表現出集約型增長方式，但從總體上看，我國屬于粗放型增長，要素的投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較小，經濟效率低，經濟效益差。

四、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分析的結論

1.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的擴大再生產。

通常把新建擴建項目視為外延擴大再生產，更新改造項目視為內含擴大再生產，因而我們用基本建設投資指標以及更新改造投資指標來反映外延和內涵的擴大再生產情況。表3是根據1953—1993年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構成計算出的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投資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從基本建設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擴大再生產的趨勢是不斷縮小，內涵擴大再生產的比例不斷增大。但從整個年份看，

表3

時期一五二五"1963-1965"三五四五五五六五

基本建設投96.292.384.580.777.573.564

資所占比重%

更改投資%3.87.715.519.322.526.528.1

時期七五"1991-1993"改革前改革以來

基本建設投58.858.881.360.2

資所占比重%

更改投資%31.828.318.729.3

國有單位的固定資產投資中絕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設投資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資，其最高值也未超過32％。而美國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更新改造投資所占比重1947—1950年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機器設備投資中更新投資分別占51％和81％（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頁。）。實際上，我國還存在著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而進行的基本建設投資，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完成的二百多億元投資中，新建項目占10.2％，擴建項目占38.5％，真正用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資中用于新建擴建的竟達70％以上（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擴大再生產。

2.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表1可見，我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主要歸因于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資本要素起著重要作用，因此，我們用資本要素的產出系數即Y''''／K''''的比值來衡量投入與產出的效果。當資本投入的增長率K''''大于國民收入的增長率Y''''，即資本的產出系數Y''''／K''''＜1時，經濟增長就表現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時期，Y''''／K''''＝－0.31＜1，則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時期，Y''''／K''''＝0.7＜1，則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時期，Y''''／K''''＝0.8＜1，則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時期，Y''''／K''''＝0.88＜1，則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則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時期，Y''''／K''''＝0.81＜1，則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時期，Y''''／K''''＝0.98＜1，則δ＝0.80，高度粗放型；

整個時期，Y''''／K''''＝0.87＜1，則δ＝0.92，高度粗放型。

為了進一步地考察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我們分別計算了41年的資本產出系數，并根據不同粗放度類型作了統計整理，如下表：

表4

粗放度類型集約型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

資本產出系[1.64,3.48][1,24,1.47][0.97,1.15][0.70.0.92]

數所在區間

粗放度類型超高度粗放型

資本產出系[-3,0.69]

數所在區間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類型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顯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越小，也就是說越粗放，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體到我國能源與物質的消耗情況，如果僅就我國自身縱向進行對比，每萬元國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億元基本建設投資平均消耗的鋼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斷下降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每億元國民生產總值主要生產資料平均消費量也呈下降態勢。但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我國在能耗與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據世界銀行《1995年世界發展報告》資料：1993年，能耗產出率最高的是貝寧，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國為0.6美元，在全世界121個有資料可比的國家（地區）中居第113位。從不同收入國家看，低收入國家平均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0.9美元，中等收入國家為1.0美元，高收入國家為4.4美元，全世界平均為3.1美元。可見我國能源產出率不僅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另據有關方面作出的比較分析，我國鋼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強度分別為發達國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強烈波動。

關于經濟高速增長的數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與低速度的臨界值定為4％（注：劉彪、王東京：《經濟發展階段論》，《經濟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為6％，還有人認為3％以下為停滯，3—6％為低速增長，6—9％為中速增長，9—12％為高速增長，12％以上為超高速增長（注：趙磊：《對當前經濟高速增長的若干看法》，《經濟研究》1993年第1期。）。我國在1953—1993年間，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為7.1％，改革前為6.0％，改革以來達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已屬高速發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種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也可進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實物增長情況，1993年比1952年，人均糧食增長1.34倍，人均煤炭增長8.17倍，人均鋼增長32.07倍，人均發電量增長55.52倍，人均石油增長160.06倍（注：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6年第41頁有關數據計算而來。）。

我國在1980—1993年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是低收入國家平均增長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國家的4倍，即使與發展速度比較快的韓國相比也高出0.2％，可見我國的粗放型增長是以其高速度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與國民收入增長率的關系方面，從我們分別計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長的年份中，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在絕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樣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約型。如下表：

表5

粗放度類型越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度粗型集約型

國民收入增-1.85%7.9%9.7%10.65%16.1%

長率的平均值

國民收入增長率與粗放度之間存在著反向變動的關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則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高。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在我國長期快速增長時期集約型所表現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進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動與經濟周期的波動情況，則不難看出：經濟增長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約型年份或粗放度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處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國粗放程度是兩頭多中間少，即超高與集約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這種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復出現必然使經濟增長大起大落。改革前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為53％，五個周期的振幅平均為23.4％（注：關于經濟周期的劃分參見劉樹成：《論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新階段》，《經濟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來，粗放度的穩定性增強，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與集約型年份明顯減少，相應地，改革開放以來四個周期的平均振幅為9.9％，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也降為12.1％。因此，粗放度的穩定性是影響經濟增長穩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長表現為居民消費水平的緩慢提高。

第8篇：經濟增長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文章試圖對通信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作一定的計量分析。為此,首先將國內部門分為通信產業部門和非通信產業部門,并以這兩部門的生產函數為基礎,推出最終的計量模型,然后根據有關的數據對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分析結果表明,通信業對經濟增長的綜合邊際產出貢獻很高,從而說明對通信業應該繼續加大投入,引導和扶持通信產業的發展,發揮通信業的先導作用,進一步來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

引言

通信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性、先導性、支柱性產業。通信業的發展帶動相關產業群發展,體現了信息經濟的發展趨勢,改變產業結構,使之更具活力;它還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改變就業結構和勞動力素質。通信業已成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當前及未來社會生產和生活的重要支撐。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的歷史性進程中,通信業的重要性只會加強,不會削弱。回顧改革開放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行業,通信業從弱小到強大、從落后到先進、從曾是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到成為國民經濟的先導產業,實現了質的飛躍。通信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高,對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拉動作用。然而,通信業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如何?通信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究竟有大?本文嘗試用計量經濟模型對此進行探討。

1計量模型分析

1.1理論模型

本文嘗試用菲德模型來分析通信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菲德模型是菲德(G.Feeler)于1983年提出的一個用于測算出口對經濟增長作用的兩部門模型。該模型把社會經濟活動分為出口和非出口兩個部門,由于出口部門面對的是國際市場,激烈的競爭促使它不斷提高其生產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非出口部門正好吸收這種由于生產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帶來的外溢效應,從而增強其自身實力。因此,出口對于GDP增長的貢獻可能要比出口本身增長所形成的GDP增量大。菲德的兩部門模型就是用來估計出口對于非出口部門外溢作用以及出口與非出口部門之間要素生產力差別的數學模型。

通信產業作為一個部門,與經濟中其他部門的聯系十分重要,任何希望估計通信產業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必須關注通信產業對非通信產業的外溢作用。鑒于通信產業對經濟增長的直接作用和外溢作用,將借鑒菲德提出的兩部門模型來測度通信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與菲德模型的思路相似,把通信產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類同于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將國內部門劃分為通信產業部門和非通信產業部門。

模型建立如下:設各自的生產方程為:

P=f(Lp,Kp)(1)

N=g(Ln,Kn,P)(2)

其中P和N分別代表通信產業部門和非通信產業部門兩部門的產出量,L和K分別代表勞動力和資本兩大生產要素,下標代表部門。(2)式生產函數假設,通信產業的產出水平P將影響非通信產業部門的產出。

勞動力(L)與資本(K)總量可以表達為:

L=Lp+Ln(3)

K=Kp+Kn(4)

社會總產品(Y)就是兩部門產品之和,即:Y=P+N(5)

菲德模型將不同部門的勞動和資本邊際生產力的相互關系表達如下形式:

其中fl代表通信產業部門勞動力的邊際產出,fk代表通信產業部門資本的邊際產出,gl代表非通信產業部門勞動力的邊際產出,gk代表非通信產業部門資本的邊際產出,δ是兩個部門之間相對邊際生產力的差異,理論上可以大于、等于或小于零,正的δ意味著通信產業部門的相對邊際生產力高于非通信產業部門。

對(5)的兩邊求微分得:

dY=dN+dP=gkdKn+gldLn+gpdP+(1+δ)gkdKp+(1+δ)gldLp(7)

根據(3)、(4)、(5)、(6)、(7),可以推導出如下回歸方程:

(8)式中,α、β表示非通信產業部門資本和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γ代表通信產業部門對經濟增長的全部作用,為通信產業的外溢作用)分別是總產出、勞動力和通信產業產出的增長率;P/Y是通信業產出占總產出的比例。將國內投資視同于資本存量的增量,由于資本存量的增量在統計數據中不存在,一般用固定資產投資來代替。于是(8)式可以改寫為:

參數γ代表通信產業外溢作用與兩部門間要素生產力差異兩種作用之和。將一個常數項和一個隨機誤差項加入到方程(9)中,同時假定隨機誤差項具有零均值、同方差的特性,則方程(9)就成為所需要的回歸方程。

通過方程(10),對的系數γ的估計,可以得到通信產業部門對于經濟增長的全部作用;需要說明的是,該模型將整個經濟區分為兩個部門是一種理論上的簡化。同時,非通信產業的產出不僅依賴于配置在本部門的勞動和資本要素,還取決于同一時期通信產業的產出量。因此,這里存在著一個假設:通信產業部門對經濟中其他部門的外溢作用發生在同一時期。這個假定與現實可能不太相符,但使用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對分析結果影響不會太大。

1.2樣本的選擇

在本模型的計算過程中,Y用國內生產總值(GDP)來代替,GDP用當年價格計算。L用年末從業人數表示,從業人數合計指標反映了一定時期內全部勞動力資源的實際使用情況。I用歷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來代替,它包括了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個體經濟和其他經濟成分歷年的固定資產投資之和,是反映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速度、比例關系和使用方向的綜合性指標。通信產業部門的產出P用每年通信業務總量代表。樣本區間為1998-2005年。樣本選取時間從98年開始,是因為1998年郵電分家,通信業對國民經濟的帶動作用顯著。上述指標的相關數據均取自《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通信年鑒》。如表1所示:

該回歸模型采用的數據是時間序列數據,為了消除數據的波動性,我們對數據進行了平均平滑處理。處理數據結果如下表2所示:

1.3模型回歸結果

利用EVIEW統計軟件對方程(10)做LS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從方程(10)的回歸結果看,所有的回歸系數估計值α、β和γ都通過了統計的顯著性檢驗,R2達0·671254表明了方程的擬合效果好。從方程(10)的估計結果,得到最關心的系數γ的估計值為1·764966,γ就是通信業對國民經濟的全部作用。γ=1·764966的含義是:假設其他條件不變,通信部門每多生產出一單位的產出,國民經濟將增加1·764966單位的產出。

2結束語

通過以上的計量分析,得出的結果是:通信業對國民經濟的全部作用參數的估計值γ為1·764966,也就是說,假定其他條件不變,通信業每多生產一單位的產出,整個國民經濟GDP將增加1·764966單位的產出。這就說明了通信業對國民經濟增長帶來的巨大作用。

通信業對國民經濟貢獻不僅包括對GDP的直接貢獻,其更大的貢獻在于對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產生的滲透作用與倍增作用,尤其是對其他產業的推動和帶動作用。隨著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增長方式改變、資源節約利用等改革需求越來越迫切,通信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先導性、基礎性和支柱性產業,必須為有效推進國民經濟轉型做出更新更大的貢獻。這不僅要求通信業加快自身發展,更要求通過它改變人們的經濟行為,改造提升其他產業,提高社會的整體經濟效率。通信業的發展帶動相關產業群發展,體現了信息經濟的發展趨勢,改變產業結構,使之更具活力;它還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改變就業結構和勞動力素質。通信業已成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當前及未來社會生產和生活的重要支撐。基于上述的計量分析結果,筆者認為應該加快通信業的發展,在生產要素的投入上要向通信業傾斜,以發揮通信業的高效率,進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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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選取的這些國家比較典型：美國經濟和金融高度發達，經濟總體上比較穩健；日本在經歷60、70年代高速發展后，經濟于90年代陷入長期低迷；韓國經濟一度高速發展，但1997年曾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經過痛苦的調整后，經濟發展勢頭有所好轉；印度是與中國存在諸多類似的典型的發展中大國，其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雖滯后于中國，但在某些方面也有可借鑒之處.

一、我國近期出現投資過熱，但消費增長一直相對較弱

固定資產投資需求增長從2003年年初以來已表現出明顯的過熱跡象。

2003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增長24.5%，2004年一季度更是高達43%，這已接近1992和1993年經濟過熱時期的水平。固定資產投資過快增長主要源于幾個方面：一是地方項目投資。2004年一季度，地方項目投資增長60.2%，中央項目投資只增長4.8%。二是集中于工業和建筑業的投資。三是私營和外企的投資。四是部分省市的投資。江蘇、廣東、浙江、山東、上海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居全國前五位，占全國的48%。投資明顯過熱，結構不合理，存在著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等問題。

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經濟增長一直過于依賴投資的拉動，消費需求亟待提高。多年來，我國的社會消費品零售實際增長率一直遠低于投資的增長率，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嚴重失衡。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近年來，發達國家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在80%左右，發展中國家平均約為74%，而我國則要低很多。

投資與消費的比例應協調發展。如果投資(主要是固定資產投資)形成的生產能力不能與未來的消費相匹配，就會導致產能過剩，造成資源的巨大浪費；如果投資主要來源于銀行貸款則可能產生大量新增不良資產。

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效率降低，將對經濟和社會發展造成十分不利的影響。

我國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也稱作投資率)在全球一直居高，而且爬升速度也很快。2003年我國投資率為42.7%，僅次于1993年45.3%的最高水今日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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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這表明，我國增加單位GDP所需的投資越來越多，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資源投入而非技術進步基礎上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固定資產投資的迅猛增長帶來許多問題，包括帶來對鋼鐵、電解鋁、水泥等高耗能行業的巨大需求，造成瓶頸制約。但其最主要的威脅是增大了經濟運行的潛在風險。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偏大、增速過猛與貨幣信貸投放偏多相互推動、互為因果。如果任憑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勢必導致產能過剩、企業生產經營困難，銀行呆壞賬增加，金融風險加大等問題。依靠高投資可以推動經濟增長，但不具有可持續性，這已有前車之鑒。

投資過度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企業(包括相關政府部門)低估投資成本。

長期以來，“唯經濟增長”的考核標準取向，促使地方政府熱衷投資，往往給予企業過于優惠的土地、稅收等政策，造成這些企業投資成本低估。另一方面，我國的經濟增長的環境成本被嚴重低估。例如，受高額利潤的驅動，2003年我國鋼鐵、水泥和電解鋁的投資分別增長96.6%、121.9%和92.9%，今年一季度又繼續高位增長。這些高耗能產業的過快增長，造成大面積環境污染。目前我國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分別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水資源污染嚴重。很多企業在生產經營活動中不太考慮外部不經濟(對他人產生的不利影響)，也不對自身制造的污染成本付費，因此往往低估生產成本而進行過度投資。

對付外部不經濟的最有效方法是制定政府的反污染計劃，政府應當承擔其維護公共利益的應盡責任。通過制定技術標準、環保標準，控制污染法令強制企業實行；要求企業支付更高的排放費，從而抑制過度投資。應進一步健全對政府行為的約束機制，對地方政府的政績進行客觀、公開的評審。評審除包括經濟發展外，還應包括就業、環保生態、衛生教育等。政府重大項目決策，應該建立起透明、科學、嚴格的程序，從根本上解決投資過熱的問題。

二、我國金融市場不夠發達，銀行體系不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