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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經濟地理學范文

關鍵詞：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比較；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9)06－0055－04　收稿日期：2009－10－22

自克魯格曼(Krugman，1991 a)將空間概念引入迪克希特一斯蒂格利茨(Dixit et al，1977)的壟斷競爭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完成了新經濟地理學(NewEconomic Geography)的開山之作，提出“核心一邊緣”(core－periphery)模型以來，關于空間的經濟研究得以進入主流經濟學的視野，并隨著藤田等(Fujita et al.，1999)、鮑德溫等(Baldwin et al.，2003)對理論的進一步完善，新經濟地理學終于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并導致學科的快速發展。

但是，圍繞新經濟地理學的一系列爭論和討論卻始終未曾停止過，這些爭論包括：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范式、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以及城市與區域經濟學的分野、空間區位問題為何一直未能進入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疇等(顧朝林等，2002；朱華友等，2003；劉安國等，2005)。本文主要圍繞幾個重要的理論問題進行探討，以推動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的交流、傳播、研究和應用。

一、從經濟地理學到新經濟地理學：兼與地理學科比較

新經濟地理學，學術界亦稱空間經濟學(Spatial Economics)或地理經濟學(Geographical Economics)，就其學科的本質特征而言，它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盡管對于“空間”這一研究對象，經濟學有著與地理學同樣的目標和學術興趣，但是它們在學術規范、學科范式、理論方法等諸多方面的差異卻遠遠大于共同點。為此，有必要探討這兩個學科對同一對象――“空間”進行研究時的差別。

經濟學雖然在社會科學諸學科中是最接近自然科學的，但它本身仍然屬于社會科學范疇，它研究的是社會經濟中消費者、廠商、市場以及政府等主體的經濟行為，僅僅由于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學科范式較為接近于自然科學，使它看上去更像一門“科學”。經濟學建立了一套本學科的學術規范：需求、供給、價格、市場均衡等，圍繞這些概念，經濟學建立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和學科范式。

而地理學則是另外一門幾乎完全不同的學科，它是一個將“地理”因素作為特定研究對象的自然科學。盡管地理學也將經濟行為的地理特征作為研究對象，但經濟行為的地理特征在地理學科中是被當作“自然現象”來加以處理和研究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地理學研究的經濟行為與地貌、海洋等自然現象并無不同之處。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實證主義的，但在傳統的經濟地理學領域，這種實證主義更準確地說是經驗主義的，它主要依賴觀察到的經濟行為的地理現象加以研究和分析，研究方法則直接來源于空間科學和區域地理學。

當經濟學關注空間現象時，它與地理學的差別更為明顯。經濟學研究空間現象，更多關注的是與空間現象相聯系的消費者、廠商等市場主體的行為在空間上的表現。盡管早期的古典區位理論更多從市場主體的外生因素(變量)分析空間經濟現象，而近年來快速發展的新經濟地理學則從市場主體的內生因素(變量)來分析空間經濟現象，并為此建立了嚴謹而復雜的數學模型來加以表述，以便這些研究成果更加符合經濟學的理論規范。

至此，有必要探討新經濟地理學的學科名稱。前已述及，新經濟地理學本質上屬于經濟學科，也有的學者主張稱之為“地理經濟學”，正如布魯克曼等(Brakman et al.，2001)所說，“我們寧愿選擇地理經濟學這個術語而不選擇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原因，是該學科力圖把更多的地理因素引入經濟學，而不是把更多的經濟因素引入地理學。”“我們不使用新經濟地理學這個術語，不僅是因為‘新’這個標簽經過一段時間就會不可避免地過時，而且還因為這個術語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此術語暗示該理論是由經濟地理學而來。但這不是事實，實際上，地理經濟學牢固地根植于國際經濟學、現代國際貿易理論和經濟發展理論”。無疑這一評說是中肯的，但地理經濟學這一名稱仍然存在缺陷。因為經濟學視野中的“地理”因素與地理學中的地理因素有著完全不同的內涵。在經濟學中，地理，更準確地說應該是空間，而且是沒有區域特征的空間，用于經濟分析中，僅僅是一個沒有任何內容和特征的位置(區位)而已。因此，經濟學更感興趣的是中性的空間，當空間不具備中性特征時，還必須煞費苦心地加以技術處理，如布雷克曼等假設的“等距圓”、藤田等提出的“跑道經濟”等，以便空間更好地作為一個純粹的因素進入理論模型。而地理學視野中的地理因素則更多等同于“區域”的概念，這是整個地理學研究的核心和靈魂，也是地理學區別于相關學科的標志性特征。因此，地理學中的地理因素，或者說是區域因素，總是被關注的核心，而被賦予了豐富多彩的內容：地形、地貌、交通、生產、城市、人口等，這些內容總是被當作預先給定的外生條件而存在，地理學研究這些內容的分布規律，揭示這些分布規律背后的機制。

因此，我們說，盡管新經濟地理學這一術語最為人們所熟知，但它卻是最不能反映學科特征的一個術語。因為，它聽起來更像地理學而不是經濟學。如果考慮到地理學大家庭中還有一個與之完全不同的、傳統的“經濟地理學”，甚至經濟地理學在70年代經歷過一次革命，同樣誕生了極具地理學科特色的“新經濟地理學”，克魯格曼的新經濟地理學就更加容易引起學科術語上的混亂了。而對于地理經濟學這一術語，雖然比起新經濟地理學具有明顯的優點，但同樣存在不足。因為其中的“地理”容易被人們誤認為是地理學中的內容豐富的、外生給定的“區域”。因此，關于新經濟地理學這一學科的較為準確的表述應該是在本學科同樣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空間經濟學”，正像藤田等表述的那樣。作為別稱，新經濟地理學無疑擁有更高的知名度，因為由克魯格曼最早提出，從而被人們廣為知曉，但筆者認為，這一術語在使用時，最好標明“克魯格曼”新經濟地理學。

二、從區位理論到新經濟地理學：兼與城市與區域經濟學比較

新經濟地理學作為經濟學關于空間、區位等長期研究的成果，有其深厚的理論淵源。從發展歷史看，經濟學長期以來也有著關注空間區位的傳統，從經濟學的先驅到近代經濟學的大師，無不對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區位問題有著濃厚的興趣，但區域、空間、區位等概念卻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之外，只有德國的經濟學研究一直堅持不懈地探討區位的經濟含義，長期從事這一主題研究的先驅包括了杜能(Thunen，1 826)、韋伯(We

ber，1909)、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33)、廖什(Losch，1940)，以及德國傳統區位理論在全球廣為傳播后，一批歐美經濟學家為此也進行了持續不斷的努力，其中貢獻最為突出的莫過于區域經濟學大師艾薩德(Isard，1956)。

所有這些理論構成了經濟學中稱之為“城市和區域經濟學”的學科，在經濟學教科書中經常被稱為城市和區域經濟學的古典理論和新古典理論，顯然他們是建立在古典經濟學的框架之內、受到古典經濟學理論假設的約束、使用了古典經濟學的一系列學科范式和分析工具。這些學科范式包含了一系列的假設條件：完全競爭、規模報酬不變等。而這些假設條件和新古典分析框架形成的城市和區域經濟學理論模型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外生模型，即通過預先給定的外部條件來研究區位和空間現象，在這些給定外生變量的條件下，研究消費者和廠商的行為和決策。這一理論傳統一直延續到上世紀70年代。雖然期間眾多才華橫溢的學者，諸如艾薩德(Isard，1956)、阿朗索(Alonso，1964)、米爾斯(Mills，1967)、亨德森(Henderson，1974)等為此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但這一學科的學術水準一直未能得到較大幅度的提升，在經濟學大家庭中的邊緣地位也未能得到徹底改變。

改變這一狀況的是經濟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次革命：在產業組織研究領域對不完全競爭市場的消費決策和廠商定價提出完整的分析工具，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茲提出的不完全競爭模型清楚而簡潔地表達了不完全競爭市場的均衡模型。該模型的優點是容易應用，以至于將該模型用于分析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產生了新貿易理論和新增長理論。作為與貿易理論關聯的空間和區位理論，應用該模型也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果，產生的“核心一邊緣”模型以及由此擴展的城市經濟模型、國際生產模型、經濟增長模型以及政策研究等，構成了空間經濟學完整、規范的標準體系，從而建立起空間經濟學的學科范式。此后，圍繞這些模型和理論的深入研究和細化成為空間經濟學乃至整個經濟學界相當活躍的學術活動。

與傳統的新古典區位理論相比，空間經濟學注入了現代經濟學的活力，具備了現代經濟學的特點和條件：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報酬遞增等，形成的理論模型也具有內生特性，即不完全依賴外生變量的給定，通過內生經濟變量的變化，有效解釋空間經濟現象的演變，這是空間經濟學與傳統新古典區位理論的最大區別，也是關于空間、區位的經濟學研究最新的理論進步。

三、從邊緣學科到主流經濟學：兼論經濟學方法論

從古典區位理論到新經濟地理學，無疑是一次理論上的飛躍，同時也使得關于區域、空間、區位的經濟分析從此步入主流經濟學的圣地，并且成為當代經濟學研究領域中異常活躍的領域。但圍繞古典區位理論長期未能進入主流經濟學的爭論卻一直沒有停止，以至于眾多學者感到疑惑的是，區位作為現實經濟中一個重要的經濟現象，為什么經濟學卻長期視而不見呢?

對于這個問題的疑惑可以從經濟學方法論中找到答案。前已述及，經濟學的本質特征是社會科學，更準確地說，經濟學是研究“人”的經濟行為的一門學科。因此，凡是能用“經濟人”的行為來解釋的經濟現象，對于經濟學來說就是合適的研究對象，除此之外，經濟學不感興趣。從這個邏輯出發，區位經濟現象并不是一開始就能用基于“經濟人”假設的經濟學語言來描述和分析的。

早期古典區位理論發展時期，當外生變量給定的條件下，研究特定區域的區位選擇問題，這只是一個應用決策問題。因為缺少必要的分析工具，根據消費和生產的決策行為，無法給出區位選擇的圓滿解釋。因此，經濟學拒絕將區位分析納入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也就成為一種合理的選擇。當不完全競爭條件下收益遞增的市場均衡和決策獲得了新的分析工具，并且能有效地用于分析空間經濟現象，從而構筑空間經濟學理論模型，用內生變量解釋空間集聚或擴散，或更準確地說解釋消費者和廠商的決策行為時，空間經濟學才取得了登入主流經濟學殿堂的通行證。因此，我們可以更一般地說，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受到分析工具的約束。沒有理想的分析工具，即使是極具重要意義的經濟現象，經濟學也會拒絕其進入自身的分析框架和理論體系，而寧愿將其交給應用學科去研究，這也是經濟學作為一個成熟理論學科的必然選擇。

第2篇：新經濟地理學范文

關鍵詞：新地理經濟學；規模報酬遞增；路徑依賴

一、新地理經濟學的提出

建立在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理論之上的傳統經濟學理論，預測經濟活動在相似或基本不存在差異的地區之間最終形成空間上的均勻分布。而現實生活中，不同層次的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的高度集聚卻是常態。傳統經濟學理論的局限性促使經濟學家們去探索新的研究方法，“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被引入新的經濟學研究理論中。新貿易理論和新增長理論雖然為經濟活動的集聚現象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但它們也存在著自身的局限性。新貿易理論描述的工業發展是在所有發展中國家同時且漸進的進行的，而現實社會卻表現為工業化波浪式的從一個國家向另一個國家擴散；新增長理論在投資促進長期增長的只給出了時間上循環累積因果關系，不涉及要素的流動，缺乏空間上的考慮。直到1977年狄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將張伯倫的壟斷競爭概念用數學模型形式化，解決資源有限性導致的規模經濟和消費多樣化之間的兩難沖突，自此，關于報酬遞增的研究才真正在經濟學界掀起一場實質性的革命。應運而生的是，在規模報酬不變和不完全競爭的假設前提之下，吸收了傳統的空間經濟思想和產業組織理論，以解釋經濟活動和和經濟增長的高度的空間集聚現象的新經濟地理理論。

二、新地理經濟學概述

新經濟地理學是當代西方經濟學領域中繼新產業組織理論、新貿易理論、新增長理論之后出現的第四次“新經濟學”研究浪潮。新地理經濟學認為相互關聯的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相互接近會帶來成本的節約以及生產規模擴大導致的規模經濟，所以報酬遞增是經濟活動空間集聚的根本原因，經濟活動空間上的集聚只是報酬遞增的外在表現形式。新地理經濟學以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為假設前提，把經濟活動的地理集聚現象解釋為集聚吸引力和離心力相互作用的結果，當集聚的向心力大于集聚的離心力時，經濟活動將表現出在某一地區高度集聚的現象；當集聚的向心力和離心力相等是經濟活動在各地區均勻分布。集聚的向心力主要表現為：市場規模效應、充裕的勞動力市場、純粹的外部經濟。把集聚的離心力歸結為：不可移動要素、地租、純粹的外部不經濟（如城市的擁擠）。

新地理經濟學把經濟活動初始集聚的原因歸結為一種歷史的偶然，技術創新也屬于歷史的偶然。歷史的偶然造就某一地區的在某種初始優勢，這種初始的優勢通過“循環積累因果關系”不斷被放大，最終產生經濟活動的高度集聚現象。在存在足夠強的規模經濟的情況下，任何廠商都會選擇一個單個的區位來為一國的市場提供服務。為使運輸成本最小，廠商無疑會選擇一個有較大的當地需求的區位。大多數廠商都選擇在這兒組織經營生產，反過來進一步擴大了當地需求。外部經濟誘使更多的企業攜帶資本、技術等資源加入這個集群中。隨著集聚程度的加深，集聚的離心力（某些生產要素的不可移動、集聚的外部不經濟、地租的提升）加大，最終超過向心力，形成集聚從一個地區向另一個地區的擴散。此外，新地理經濟學認為，城市增長動力機制在于，城市里較高工資和多樣化的產品吸引人們向城市集中，城市較大的產品市場需求吸引工廠在城市集中。新經濟地理學者認為，空間聚集是導致城市形成和不斷擴大以及區域發展的基本因素。

三、新地理經濟學的發展

1.1991年，克羅格曼在《政治經濟學雜志》上發表的《報酬遞增和經濟地理》把運輸成本、要素流動和路徑依賴等因素引入D-S分析框架中，分析原本不存在自然稟賦的比較優勢的兩個基本相似地區內，均勻分布的某種產業如何集聚于某個地區的現象，即“核心-邊緣”模型（C-P），這篇文章也被認為是新地理經濟學研究的開山之作。該模型以不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為其前提假設；并假設只有一個含有兩個區域的經濟體；兩個部門――生產同質產品且規模報酬不變的農業部門和生產非同質產品且具有規模經濟的制造業部門；勞動力（農民和工人）是各部門的唯一投入要素；農民在區域間不可以流動，工人可以自由流動；農產品在區域間的流動沒有運輸成本或者說不考慮運輸成本，制造業產品運輸成本遵循薩繆爾森（1952）的“冰山”形式。農民的非流行形成集聚的離心力，足夠低的運輸成本、繁多的制造產品的種類以及足夠大的制造產品市場需求所帶來的前后相聯系形成集聚的向心力，當向心力大于離心力時，產業集聚現象產生，形成“中心-邊緣模式”。該模式的意思不僅在于解釋了產業集聚的原因，更為區域產業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思路。

2.勞動力由于語言文化的障礙在國家間難以流動，為研究國家層面上的產業集聚現象，1996年，沃納斯伯爾把行業內垂直上下游之間的投入產出聯系引入到地理集聚現象的分析中，假設各國初始要素稟賦和生產技術都相同，都擁有完全競爭的農業部門和不完全競爭的制造業部門，勞動是唯一投入，制造業的投入為勞動和中間產品。得出了國際間的集聚現象是由制造業中間產品的前后向聯系促成的。其作用機理和要素流動促成空間集聚的原理是一樣的，擁有較多下游企業的國家，能夠為中間產品制造商提供較大的市場需求，誘使中間產品制造商在該地區的集聚，從而實現規模經濟、造就外部經濟，降低下游廠商的生產成本，生產成本的降低反過來又吸引更多的下游企業在該地區的集聚，最終在該國實現了產業的集聚。前后向聯系在勞動力不可流動的條件下，促成的是特定產業在一國或幾個國家內的集聚，即導致了國際專業化。該模型揭示的是貿易成本對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影響：在貿易成本較高時，廠商將均勻的分布于要素稟賦相同的地區；在貿易成本居中時，廠商在區域間分布不均衡，區域差異產生；在貿易成本較低時，集聚隨著低工資區域的產業份額上升而潰散。

3.2001年，馬丁和奧特維埃諾內生增長理論引入新地理經濟學，研究了技術外溢與產業集聚之間的關系。他們認為溢出效應的擴散范圍不同時，經濟活動的地理分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不同的。只有技術外溢的效應在局部地區擴散，才能引發產業集聚的產生，進而促進地區經濟的增長。

4.2001年，拉那斯帕等人將政府部門引入新地理經濟學，考查政府的稅收政策和投資活動對產業集聚的影響，該模型還說明了，在稅收負擔相同時，政府的工作效率也是影響產業空間集聚的因素。

5.2003年Murat的研究表明，勞動力偏好的異質性屬于集聚的一種離心力；2006年，鮑德溫和大久保把企業的異質性引入新地理經濟學，強調某種特殊勞動投入的協同因素對于促進集聚的影響，協同作用越強，產業越容易集聚。

四、新地理經濟學的簡單評價及未來發展趨勢

新地理經濟學以規模經濟，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為假設前提，將比較優勢和外部經濟內生化，揭示了經濟活動空間聚集的根本原因在于報酬遞增和運輸成本的非線性變化。是我們可以更好的理解產業空間集聚的進程，以便各地區、各經濟體更好的應對和制定產業政策，最終實現經濟的增長。然而，一個理論不可能盡善盡美，它總是需要不斷充實和完善的，在新地理經濟學的實證分析中缺乏對相關產業政策對經濟活動空間集聚的具體影響效果的深入研究，過多的強調歷史的偶然對于產業集聚的影響。同時，由于實證分析中，由于地區的文化、制度難以量化，新地理經濟學的研究是把這些因素排除在模型在外的。而它們同樣是影響經濟活動產業集聚的重要因素，不可忽略。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資本和技術的跨區域流動已是常態，如何制定配套的產業政策以促進地區更好的發展以及防范要素流動可能帶來的相關風險是新地理經濟學努力的方向。

參考文獻：

[1]Dixit，A.K.and Stiglitz，J.E.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7（67）.

[2]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

[3]劉友金.基于新地理經濟學的產業集群理論綜述[D].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5）.

第3篇：新經濟地理學范文

關鍵詞：地租 產業集聚 最優規模 城市經濟學 新經濟地理學

問題的提出

在城市經濟學與新地理經濟學中有關于最優規模的研究大多數停留在城市最優規模的研究。無論是Ottaviano and Tisse（2002） and Baldwin et al.（2003）利用中心模型，還是Fujita and Thisse（2002）利用城市模型，都很難利用具體的模型得到產業集聚的最優結果，而只能進行技術上的分析，產業集聚最優規模的研究陷入瓶頸。本文旨在將地租、通勤費用等城市成本而非單一的人力資本作為影響因子來分析產業集聚規模，并分析其他學者的理論來解釋產業集聚的最優規模。

本文從新經濟地理學下產業集聚與城市經濟學關系的視角，討論了城市成本（地租、通勤費用等）對于產業集聚規模的影響，并延伸到實證領域，分析不同產業集聚規模情況存在的差異。重點關注和解釋城市成本對于產業集聚規模的影響機制及其重要性。產業集聚到處存在，在世界范圍內，美國有硅谷;在中國，北京有中關村，廣州有崗頂電腦城，在浙江義烏有小商品，在廣東佛山有照明設備，這些都是產業集聚的現象。但是由于地租的存在，高技術等占地面積小的企業易集聚，而占地面積大的企業不易聚集。同樣也有人會考慮為什么這些企業在決定區位選擇時考慮的是最低成本而不是最大利潤呢？（Wang，2012）提出因為在進入聚集之前，企業已經達到相應的利潤，而到一定程度后，只能通過降低成本來獲得更多利潤。

產業集聚是新經濟地理學的重要概念。自從1990年以來新經濟地理學逐漸形成后，所有的研究離不開產業的空間集聚。Fujita（2005）總結在傳統的Krugman的核心邊緣模型中，當貿易成本足夠低時，產業的聚集力會強于分散力，聚集趨勢增強。而在城市經濟研究中，當貿易成本降低，由于地租或房租增加，產業分散的趨勢增加（Helpman，1998;Tabuchi，1998;Murata and Thisse，2005），這種產業的分散力可能關聯著城市的形成（Fujita and Mori，1997;Fujita，Krugman and Mori，1999;Krugman，1993a），或者關聯著產業帶的形成（Mori，1997），或者僅僅是都市附近的城郊化進程（Fujita and Ogawa，1982;and Ogawa and Fujita，1980）。

可見城市經濟中的城市成本（地租、通勤費用）對于產業集聚的空間影響十分重要。根據城市理論中的成本和收益、新經濟地理學中產業的集聚力和分散力，企業會進行區位選擇，同時也可以確定產業集聚的最優規模。

相關理論的演進

（一）新經濟地理學和產業集聚

經濟活動在空間集聚的現象被稱為產業集聚。關于產業集聚的理論至少有兩種，第一種來源于自然稟賦的不同形成的競爭優勢，進而發展為專業化分工，代表人物有Marshall（1920）和Krugman（1991），這種理論是從相對較大區域的角度來進行分析，城市很多時候被簡化為一點，并不會考慮城市內部的空間結構，無法為較小地域范圍內積聚大量企業提供較為有力的解釋，這種理論主要是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研究基礎。另一種理論是由Porter（1998）將聚集現象解釋為一種制度因素，可以為在較小區域內產業集聚的現象提供解釋，因為它很好的解釋了企業聚集的動力和目的，但是這種理論卻不能解釋在哪些條件下產業會出現聚集的現象。

綜合大部分研究成果，產業集聚現象的出現，是由其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而出現的。其中集聚力有Krugman提出的前后向聯系、Helsley and Strange （1990）提出的市場潛力、Marshall（1920）提出的知識或純外部經濟;而分散力有不可流動的要素（Krugman）、Henderson（1974）提出的地租或通勤費用、d`Aspremont et al.（1979）提出的擁擠和其他不經濟，減少競爭。

（二）城市經濟學和城市成本

城市經濟學與新經濟地理學兩者雖是不同的學科領域，研究的卻都是同一空間經濟現象，歷史淵源也十分相近。趙和尹伯成（2007）提出并解釋了為什么城市經濟學走向沒落時，同樣是研究地理空間經濟現象的新經濟地理學可以大行其道，原因是城市經濟學研究的范圍太廣，后被納入經濟外部性來分析，故而停滯不前。地理經濟研究的重要基礎是Von Thunen（1826）提出的isolated state，一個被農業部門包圍的單一城市。在Thunen之后古典區位理論也繼而發展。周偉林和嚴冀（2009）講到，總體來說，研究城市經濟學的路徑主要有兩個：第一類是城市內部的各種區位分析，或者說側重微觀經濟理論的研究， 其核心問題是城市內部的廠商和居民的區位選擇問題;第二類則是從宏觀層面來探討城市的經濟問題，在此，城市內的空間結構被忽略了，經濟學家們關注的焦點變成了城市作為一個整體來說的經濟繁榮和蕭條的過程。

Fujita（2004）指出城市成本中，地租或者通勤費用，雖然被Helpman（1998）和Tabuchi（1998）加入了新經濟地理分析，但是在城市經濟學中，地租和通勤費用也可能是城市城郊化的進程。因而更多時候，需要將新經濟地理與城市模型放到同一時空下同時分析城市的發展和產業集聚。將兩者共同研究，可以得出更多有用的理論。以上的歷史研究使產業集聚和城市成本的概念更加清晰，但是并不能為產業集聚的最優規模提供解釋，下文提出有關產業集聚最優規模的研究綜述。

研究現狀

（一）稅收與城市/社區最優規模

最開始有關于最優規模的研究，局限于城市或者社區的最優規模，研究對象是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大多研究也都是在Tiebout的模型基礎上進行深入分析，研究公共品和稅收對于人力資本的吸引力，繼而定義最優的城市規模，而城市成本中的地租作用不明顯。

如Baldwin and Krugman（2000）利用Tiebout理論與中心模型相結合，得出稅收和產業集聚的影響。Fisch（1977）利用Charles M. Tiebout的假設擴展了城市地租的標準模型來考慮空間均衡的條件。他的分析從公共物品的空間維度、公共物品的本地化程度以及它們對于土地價值的影響幾個方面展開的。結論表明，最優的社區（Tiebout的第六個假設）與當地的最優公共產品供給和當地的稅收同時達到。同時也表明，地租并不能很好的解釋Tiebout的均衡條件，資本化的假設也不能很合適的檢驗這個假設。

（二）人力資本與產業集聚的最優規模

人力資本與產業集聚的研究是現在的熱點。Krugman（1991）提出了勞動力共享市場是產業集聚形成的集聚力之一，同時假設勞動力跨部門流動需要移動成本。Dumais et al.（1997）對這種集聚力做了實證分析，驗證了勞動力的重要性。這些模型都假設勞動力是同質的。而在匹配模型中，勞動力被假設為異質，Helsley and Strange（1990）認為工人可以根據自己掌握的技術去不同的公司工作形成技術空間，增加了勞動力市場的厚度（Thickness of Markets），由于搜尋或者匹配的外部經濟（Matching Externalities），技術空間會產生聚集的經濟。這一觀點后又被Hamilton，Thisse and Zenou（2000）所擴展。

Fu and Gabriel（2011）研究了中國的勞動力轉移、人力資本聚集和區域發展之間的關系。他將轉移的勞動力分為擁有高技術的移民和擁有低技術的移民，并得出低技術的移民并不愿意與高技術的移民聚集在一起。最終表明人力資本的集聚可以解釋中國區域發展的不平衡。

盡管人力資本與產業集聚關系的研究頗多，但是產業集聚的最優規模仍是瓶頸。無論是Ottaviano and Tisse（2002）and Baldwin et al.（2003）利用中心模型，還是Fujita and Thisse（2002）利用城市模型，都很難利用這樣具體的模型得到產業集聚的最優結果，而只能進行技術上的分析。其中Ottaviano，G.I.P.and J.F.Thisse（2002）在兩區域模型中發現，當貿易成本高或者低的時候，市場可以產出最優的結果，然而因為存在中間價值，這樣產生的聚集會存在分散的趨勢。繼而產生無效率，更深一步的分析后，最終發現只有次優的選擇才是穩定的。

（三）地租與產業集聚及最優規模

城市成本與產業集聚關系密切，城市成本中的房租是影響企業進行區位選擇，進而影響到產業集聚的重要因素，而房租對于不同區域的產業集聚作用不相同。Matthew & Hugh（2011）通過使用美國18年120多個主要的辦公室市場的面板數據，估計了實際辦公室租金的變化模型。他們認為經濟活動聚集中的級差地租是聚集經濟的城市經濟理論的一種度量方法。而反映聚集活動的變量是生產商對于服務的雇傭數量。最后得出結論，在中心商業地區的經濟聚集活動只發生在大都市的辦公室市場中，此種現象不會出現在更小的市場，或者是城郊地區。

在進一步的發展中，房租不僅關系到企業的區位選擇，影響到產業集聚，級差地租也是產業集聚空間最優規模出現的前提條件。Wang et al.（2010）通過構建知識溢出條件下的Hotelling空間聚集過程的理論模型，解釋了經典的兩個劍橋現象，一是為什么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易于聚集在大學附近;另一個是聚集的最優規模是什么。并最終得出結論：知識溢出可以違反一般Hotelling模型過程的競爭，使得在區域內的聚集變得有可能;中小企業更易集聚，勞動力密集和人力資本密集的企業消耗較少的土地更容易聚集，傳統的重工業不易聚集;在空間上存在最優的聚集水平，聚集區域不能隨機發展，級差地租是聚集出現的前提條件。

發展方向

城市成本（地租、通勤費用等）與產業聚集的關系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已經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而對于未來有關產業集聚最優規模的研究同樣還有很多重要的方向，比如擴大研究更多的理論模型，在實證方向更加努力，或者是引入政府和公共政策的角度來分析。Fujita（2005）提出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方向應該包括將城市經濟學與新經濟地理學相結合，考慮公共政策與新經濟地理，甚至是城市特征如土地、住房、通勤、交通網絡和其他城市基礎設施的影響，可以將政府的角色納入研究中來。如果能夠將兩者巧妙的結合，也許產業規模的最優規模可以有一個真正的理論基礎，也經得起實證的檢驗。

結論

本文嘗試性的從城市成本這一角度，來分析其與產業聚集及其最優規模的關系。希望能夠從城市經濟學與新經濟地理學的交叉中找出產業聚集最優規模的理論基礎，或者實證可能。地租是城市系統和城市模型中產業集聚分散力的重要一點。新經濟地理學及產業聚集強調的是企業或者其他經濟活動的區位選擇。進行區位選擇自然離不開土地，故選擇地租作為城市成本的代表來進行研究，是具有其合理性的。

綜述開始介紹了城市經濟學中城市成本與新經濟地理學下的產業聚集的歷史研究成果，以及兩者的基本概念。接著從關于產業聚集及其最優規模的研究現狀入手，介紹了稅收、人力資本、地租等方面現在的研究熱點。最后，提出關于本問題研究的更多可能方向，供后人研究。

參考文獻：

1.趙，尹伯成.城市經濟學的理論演變與新發展[J].社會科學，2007（11）

2.周偉林，嚴冀.城市經濟學：概念、流派及其理論演進[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9（12）

第4篇：新經濟地理學范文

[關鍵詞]：跨學科；區域經濟學；地理學；新經濟地理學

一、引 言

（一）跨學科研究

跨學科是一門以學科之間有關的共同問題為研究對象，運用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探討解決學科之間關系問題的科學。因此，它既是一門新興的學科，又是一種獨特的研究方法。

皮埃爾?德拜認為， 多學科過渡到跨學科是漸進的， 至少存在五種情況： 第一， 不同學科的學者平行地研究同一個課題的不同方面， 并闡述研究的不同關系。第二， 不同學科的學者不但同時對某一個問題進行研究， 還要對彼此研究的結果作出協調， 并將其整合成一個共同的結果。第三， 學者共同研究某一個問題，比較各自提出的假說， 以批評方式互相評估各自的方法， 并達成共識， 形成一個共同的結果。第四，一門學科運用其他學科的技術或者分析方法， 以為更好認識本學科的研究對象提供新的視角。第五， 一門學科運用其他學科已取得的成果以便得出新的系統的創見[1]。劉仲林教授認為， 廣義的跨學科有三層相互關聯的含義， 即： 一、打破學科壁壘，進行兩門或兩門以上學科的教育或科研活動，通稱“跨學科”。二、包括眾多交叉學科在內的學科群， 統稱“交叉學科”。三、指一門以研究跨學科規律與方法為基本內容的新興學科， 統稱“跨學科學”[2]。

跨學科社會研究應該是基礎性問題、統一方法和“現象學”意義上的數據三者結合的產物。

（二）區域經濟學的發展

區域經濟學是運用經濟學的觀點，研究國內不同區域經濟的發展變化、空間組織及相互關系的綜合性應用科學，具有區域性、綜合性和應用性三個基本特征。

西方區域經濟學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包括杜能的農業區位論、韋伯的工業區位論等，此時還局限在對企業、產業和城市的區位選擇。第二階段是在20世紀50―70年代，包括諾思的輸出基礎理論、佩魯的增長極理論、以及繆爾達爾的累積因果理論，這時期的研究重點開始轉向區域經濟發展和區域政策問題。第三階段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官方統計數據的大量公布和計算機網絡的迅速發展，區域經濟學的研究開始逐步走向計量化，實證研究成為一種新時尚。由于克魯格曼等人的積極倡導，空間經濟問題越來越受到經濟學界的高度重視[3]。

中國區域經濟學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兩個時期，以1978年為界。1978年以前，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基本不存在相對獨立的區域經濟。1979年以后，隨著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體制的轉軌，中國區域經濟發生了一系列變化，并開始探討關于區域經濟結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區域經濟增長以及區域政策等的相關問題。

二、區域經濟學的跨學科應用

區域經濟學雖然是一門新興發展起來的學科，但是其涉及到的領域和研究內容卻十分廣泛。區域經濟學有別于其他經濟學科之處主要在于，它將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引入到經濟學范疇中。

（一）經濟學與地理學的交叉

區域經濟學的三大流派之一新經濟地理學（空間經濟學）是經濟學與地理學的融合代表，新經濟地理學發展于20世紀90年代初，其代表學者是德國的克魯格曼和日本的藤田昌久。它采用了規模收益遞增和壟斷競爭的理論基礎以及核心―模型的模型基礎，目的在于把經濟地理的分析納入到主流經濟學的范疇中。

新經濟地理學的提出和發展是人們對經濟現象認識和分析能力進一步深化的必然結果。新經濟地理學能夠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

第一，傳統經濟學理論的局限性。傳統的經濟學理論通常都不考慮運費的影響，因此忽視了現實空間。20世紀60年代之后，特別是隨著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和區域化，傳統經濟學理論在解釋現實經濟發展時遇到的問題越來越棘手。此外，傳統均衡論的經濟學是在規模報酬遞減和完全競爭的假設前提下進行分析，但在現實情況下，很多事例可以證明這一前提假設并不能完全成立，尤其是在當今新經濟潮流的作用下，可外溢性、擴散性、共享性成為了知識信息逐漸具有的特點，因此在以知識信息膨脹的經濟領域，規模報酬遞增取代規模報酬遞減成為新經濟的特點。

第二，已有的研究基礎。傳統的空間經濟研究為新經濟地理學的提出奠定了一定的基礎。盡管前面所介紹的傳統的空間經濟研究都存在各方面的不足，但是，它們在空間因素研究方面的思想都存在許多可借鑒之處，這些為進一步展開研究提供了可靠和充實的思想基礎，并促使一些學者開始嘗試如何將這些理論進行有機地結合，從而試圖將空間因素逐漸納入到主流經濟學的范疇中[4]。

克魯格曼在《發展、地理學與經濟理論》一書中對傳統的空間經濟研究進行了分析，并將其歸納為五個方面：第一，傳統幾何學方向――區位理論的新發展，如中心地方理論及其模型化問題。第二，社會物理學方向――即城市地理學的傳統，運用物理學的公式來描述城市地理現象，如城市位次規模法則、城市地理聯系、城市市場潛力模型等。第三，積累因果關系――即超發展理論。第四，當地外部經濟――即馬歇爾的外部經濟及其新發展。第五，地租和土地利用研究――農業區位論的再發展[5]。

克魯格曼在2010美國地理學會上指出，在過去的30 多年里，經濟學和地理學在方法論上出現越來越大的分歧。地理學的綜合性思維和經濟學抽象思維之間存在天然的矛盾，經濟學數理模型的建立需要簡化和抽象，同時便失去了豐富性和全面性。克魯格曼認為地理學需要在方法論上更加接近經濟，才能獲得更大的影響力 [6]。因此他所提出的新經濟地理學在方法上和經濟學更加接近，但仍然面臨一個最大的問題，那就是其模型的假設偏離現實。

現代商業銀行以客戶為中心這一理念的產生，有其客觀性和必然性。理解以客戶為中心經營理念的實質，對商業銀行實踐以客戶為中心的經營理念具有重要意義。

一、為什么會產生以客戶為中心的經營理念

一是市場經濟的實質就在于充分尊重經濟活動當事人的自主選擇權力。企業包括銀行只有充分尊重客戶的自主選擇權，所有的經營活動以客戶的需求為中心，以市場為導向，才能獲得廣闊的發展空間。

二是客戶關系向知識性關系轉變。資本市場的發展、客戶經營與發展的知識性趨勢、金融工具的證券化、電子化、組合化，使金融商品的需求與供給的知識性雙向增強，雙方的關系也由簡單的交易關系向知識性的交易關系轉變。

三是客戶關系向差異性方面轉變。不同的客戶關系對銀行經營作用的差異持續擴大。大小客戶之間呈兩極化的發展趨勢。因而各商業銀行爭先恐后不惜重金發展與大客戶的關系。客戶關系向差異性轉變，推動金融市場形成了突出的大客戶市場。

四是客戶關系向競爭性轉變。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和對外開放，新的商業銀行不斷產生，外國商業銀行不斷進入，使得各銀行間為爭奪優質的客戶而進行激烈的競爭。

五是客戶關系向博弈性轉變。一方面，銀行對客戶信息的掌握情況直接決定改善關系主觀努力的效果，經營面臨前所未有的道德風險；另一方面，銀行對自身的推銷、商品的營銷，決定傳遞給客戶信息的廣度和深度，影響客戶的金融行為。銀行與客戶之間能否建立密切的信息交流，已成為決定銀行客戶關系水平、層次的關鍵因素。

綜上所述，面對變化，客戶在商業銀行生存與發展中越來越占據中心地位，因此，商業銀行把以客戶為中心當成經營管理的宗旨，立足客戶，研究客戶、細分客戶、服務客戶，已是其生存與發展的必然選擇。

二、以客戶為中心的經營理念體現在哪些方面

從以產品為中心向以客戶為中心經營理念的轉變，使商業銀行經營管理體制的各個主要方面都圍繞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的宗旨而發生相應的變化。

（一）確立以客戶為中心的經營理念，為銀行最基本的經營原則。這一理念包括：客戶是上帝；銀行以滿足客戶需要為先，滿足客戶需要優于銀行產品推銷，銀行客戶關系戰略集中于銀行的目標客戶；銀行根據客戶面臨的難題及市場環境變化而改變策略；為客戶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案和辦法是銀行的責任；銀行要協調、調動全行各方面的資源為客戶提供服務，滿足客戶多方面的需求；銀行內部為此要加強合作，形成團隊精神。

（二）對客戶進行分類，確定目標客戶群。巴克萊銀行將銀行服務分為四個層次，一是基本的、必不可少的服務；二是一般服務，在基本服務基礎上增加一些不是對所有客戶都提供的服務，如電話銀行；三是高級服務，包括一些可以不提供但提供了客戶會很高興的服務；四是全面服務，包括一些客戶本身都沒有想到的，為客戶特定提供的服務。同時也將客戶分為四類，分別提供不同的服務。

（三）實行客戶經理制。客戶經理作為聯系銀行與客戶的重要橋梁，為客戶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客戶對銀行的各種金融產品需求不必再找銀行的各個產品部門，而是通過客戶經理就可以全部得到辦理。銀行通過客戶經理也可以對客戶進行整體的把握，實行統一的客戶戰略。

（四）產品開發以客戶為中心，為客戶提供配套、組合式的金融服務。銀行根據客戶分類和不同客戶的特點，以“量身定做”的方式開發適合不同客戶群需要的產品，更好地滿足客戶需要。

（五）調整勞動組合，減少后臺人員，增加與客戶接觸的人員。銀行經營模式從以產品為中心向以客戶為中心的轉變，要求銀行的勞動組合也要相應進行調整。過去銀行是等客上門，現在要主動上門為客戶服務。這要求銀行要精簡內部操作人員，增加上門服務人員。

（六）強調合作和團隊精神。為客戶提供全方位的服務，需要調動銀行各方面的資源，這就要求銀行各部門之間必須加強合作，形成團隊精神。

（七）重視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例如西方商業銀行有一整套人才資源開發與管理制度，從招聘、培訓，到員工的晉級、工資、獎金、考核和福利機制，包括的內容十分廣泛。

三、如何樹立和實踐以客戶為中心的經營理念

（一）加強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文化建設。大力宣傳、總結以客戶為中心的經營理念，使員工強化服務客戶的意識和觀念。

（二）構建以客戶為中心的大服務體系。要堅持以市場為導向、以客戶為中心的理念，把服務管理工作納入全行日常考核中。建立和完善先進、科學的“大服務”的運行機制，構建二線為一線服務、上級行為下級行服務、全行為客戶服務的綜合化、專業化、網絡化、差別化、品牌化、個性化和多樣化的大服務體系。

（三）進一步健全和完善以客戶為中心的組織架構，使所有部門融為一體展開共同營銷服務，使以客戶為中心的經營理念在組織架構和管理體制上得到保證。

（四）進一步加強總分行之間的營銷配合，優化分銷渠道，提高銀行服務客戶的整體協作能力。同時，要按照銀行分銷渠道人性化、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加強與客戶互動界面的建設調整，形成物理網點與電子渠道、客戶經理相結合，高低柜與理財室相結合，綜合化服務與個性化服務相結合的服務格局。

（五）建立健全科學的客戶貢獻度評價系統和客戶資源管理與價值分析評判機制，全面提高客戶關系管理能力。

第5篇：新經濟地理學范文

[關鍵詞]新經濟地理；產業布局；國際分工；文獻綜述

[中圖分類號]F11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511X(2011)06-0030-05

上世紀90年代，以克魯格曼、藤田昌久等人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從全新的角度研究產業聚集現象，該理論從一般性的角度研究聚集并提出了一個普遍適用的分析框架，對產業聚集現象提出了經濟學的解釋。貿易作為國際分工的表現形式，其內在的決定機制就是國際層面供給與需求的匹配，因此一國的國際分工地位與生產的國際區位選擇和需求的國際分布密不可分。國際生產分割這一新型分工網絡的出現，使全球的產業布局發生了深刻的變革，為新經濟地理領域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在此背景下，比較優勢、規模經濟和貿易成本的降低使經濟地理的重塑過程更加復雜。所有這些都是影響著全球貿易格局和一國的國際分工定位的重要因素。鑒于此，用新經濟地理框架分析產業聚集和國際分工地位的文獻不斷涌現，現有研究從多個角度闡釋了開放視角下，微觀層面上產業生產定位選擇與宏觀層面國際分工地位之間的相互影響機制。

本文旨在在新經濟地理學框架下對相關文獻進行梳理，以生產分割為背景從市場規模和產業定位角度分別探討一國貿易和生產能力的決定因素。

一、本土市場規模與出口競爭力：本土市場效應

本土市場效應最早由Krugman提出，其含義是，在一個較大規模市場上，市場需求份額增加將導致一個更大比例的產出份額增加，結果是眾多產業因某一地區的需求規模優勢而在該地區集聚起來。目前，很多中外學者對這一領域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主要分為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兩個層面。

(一)理論分析

對本土市場效應的理論分析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放松原有假設對本土市場效應的影響；微觀企業行為對本土市場效應的影響；本土市場效應模型的多國擴展。

1.本土市場效應的穩健性檢驗：農業部門和貿易成本的影響

Davis通過在原有模型基礎上假設同質產品也存在運輸成本，從而了本土市場效應理論。yu假設農產品沒有貿易，表明本土市場效應取決于差異產品和農產品之間的替代彈性。Head等分別對消費者效用函數形式、產品市場結構和產品差異層面三個方面對原有模型進行了改變，探討了本土市場效應的成立條件。在本土市場效應中，貿易成本的增大將弱化本土市場效應，但這一結果的前提是勞動工資的完全彈性。Head和Mayer考察了不完全勞動工資彈性時貿易成本對本土市場效應的影響，結果表明本土市場效應與貿易成本之間的單調遞減關系只有在完全勞動工資彈性時才成立。Crozet和Trionfetti用國家產品差異部門替代原有模型中的完全競爭部門，從另一個角度考察了貿易成本變化對本土市場效應的影響。

2.本土市場效應的微觀層面：企業異質性與跨國公司

近年來新經濟地理學的一個新的研究路徑是將企業異質性融人本土市場效應研究框架。目前此類研究主要有兩個分支：一是以Melitz為代表的沒有區位變化的自由進入模型，在這一領域的研究還包括Falvey、Helpman、Baldwin和Robert-Nicoud以及Baldwin和Forslid；二是以Baldwin和Okubo為代表的不能自由進入的區位變化模型。而跨國公司通過在國外設廠的方式在不發生貿易成本的情況下利用較高的國外需求，從而破壞了本土市場效應的運行機制。Toulemonde分別闡明了跨國公司生產定位對本土市場效應的影響以及存在跨國公司情況下，本土市場效應的實現機制。

(二)實證檢驗

Head和Mayer指出，對本土市場效應的實證檢驗必然面對模型差異和數據統計口徑不一致帶來的三方面問題。首先，如何在檢驗本土市場效應的同時剔除傳統要素稟賦理論對貿易模式的影響?其次，如何將多部門之間的關系模型化?最后，如何度量多國框架下的需求份額?此外，用什么數據才能衡量需求差異也是擺在研究者面前必須解決的問題。國內外很多學者通過解決上述問題在本土市場效應的實證檢驗方面做出了有益嘗試。

Davis和Weinstein構建超常需求指標衡量市場規模，考察了比較優勢理論和規模報酬遞增對所考察國家生產和貿易結構的影響程度。Trionfet-ti與Brtilhart和Trionfetti引入了“本地偏向需求”(Home Biased Demand)這一概念，指出本地偏向的需求與規模報酬遞增部門的產出正相關，驗證了本土市場效應。Schumacher將單位資本收入(即資本勞動比)對本土市場效應的影響納入到考慮范疇，考察了總需求和單位資本收入對貿易模式的影響。Hanson和Xiang通過設定倍差引力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 gravity specification)，在控制比較優勢因素對出口競爭力的影響的基礎上，利用面板數據考察OECD國家之間的貿易是否存在本國市場效應。國內學者借鑒上述研究中的模型，對中國的本土市場效應問題進行了檢驗。張帆和潘佐紅運用Davis和Weinstein的方法，發現本土市場效應在決定中國區域間生產和貿易的類型上起著顯著的作用。張帆和潘佐紅以及錢學鋒和陳六傅分別借鑒Davis和Weinstei以及Schu-macher方法對中美貿易中的本土市場效應進行了實證檢驗。范劍勇和謝強強利用中國區域間投入產出數據，運用Davis和Weinstein的方法驗證了產業在我國沿海地區聚集過程中本土市場效應的存在。以上研究都驗證了本土市場效應對出口的顯著作用。

綜上所述，自從本土市場效應的概念被提出之后，其理論模型在多個方向進行了拓展，一方面很多理論研究文獻都發現了本土市場效應，說明經典的本土市場效應所賴以存在的假設條件并非不可或缺；另一方面，許多模型也發現了不支持本土市場效應的理論證據，這表明本土市場效應的出現與否嚴重依賴模型的假設條件本身。與此同時，多數實證研究支持了本土市場效應，但研究結果受區域層級的影響較大。

二、新型國際分工網絡下垂直關聯產業的空間布局

新型國際分工網絡下的垂直關聯成為企業生產定位的重要印象因素。而比較優勢作為影響生產成本的另一個因素也發揮著重要作用。規模經濟會讓生產聚集，而比較優勢會讓生產分散，到底是聚集還是分散則取決于另一個因素，即貿易成本。因此，比較優勢、規模經濟和貿易成本的相互作用決定了垂

直關聯產業的定位。在此領域有很多學者做出了有益的嘗試，從理論角度分析了不同因素對垂直關聯企業生產定位的影響。

(一)理論分析

1.封閉經濟條件下垂直關聯產業的布局

Venables1996年發表的文章是研究垂直關聯產業定位的開創性文獻。它構建了一個關于兩個產業、兩個地區理論模型，探討了貿易成本下降是會帶來上下游產業集聚還是分散的重要問題。研究的核心觀點是聚集與貿易成本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Venables引入部門間要素密集度差異，并假設所有部門都是規模報酬不變且完全競爭的，考察了中間品貿易成本下降對國際生產分割的影響。Fujita和Hamaguchi通過構建包含需要中間投入品的制造業部門的壟斷競爭模型，考察了中間品貿易成本對城市結構的影響。與上述研究不同的是，Kranich的主要貢獻在于對新經濟地理模型中垂直關聯部門間協同一致的程度進行量化，結果表明中間品供應商的壟斷競爭程度以及中間品在下游產業成本中的比例與上下游產業之間的垂直關聯強度正相關。

2.開放經濟條件下垂直關聯產業的布局

Krugman和venabIes所建立的國際專業化模型解釋了貿易成本降低對制造業生產布局及不同收入水平國家的福利影響。該模型與封閉經濟條件下分析模型最大的區別在于它假定勞動力不可流動，因此適用于分析開放經濟問題。Fujita等構建了垂直關聯中心模型，與經典的中心～模型不同的是，它假設制造業將本部門的產品作為一種投入。在該模型中，垂直關聯取代勞動力流動，成為形成聚集的新推動力。Fu]ita等通過將制造業部門分割成上下游兩個部門構建了產業集群模型。此時每個部門生產所需投入的中間品，由此產生了產業內和產業間關聯。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很多文獻將比較優勢因素納入到NEG框架，探討了比較優勢、規模經濟和貿易成本對產業定位的影響。在此領域，Gao和Amiti最具代表性，它們從理論角度剖析了垂直關聯與比較優勢權衡對垂直關聯產業生產定位的影響。兩個模型在兩要素H-0模型中融入垂直關聯因素，了新經濟地理模型中單一要素、國家在規模和生產技術等同的假設，使研究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之間的相互制衡成為可能，并由此可以實現貿易自由化對收入分配影響的深入分析。Akerman引入出口加工區，對標準的NEG垂直關聯理論模型進行了拓展，考察了市場規模、垂直關聯以及貿易成本對建立出口加工區的影響。

(二)垂直產業關聯與生產區位選擇：基于FDI的經驗研究

垂直產業關聯作為重要的聚集力而成為跨國生產性企業選擇生產區位時必須考慮的因素，而FDI作為生產專業的重要載體則成為研究的切入點。近年來涌現出越來越多的有關FDI區位選擇決定因素的經驗研究。Midelfart-Knarvik等考察了要素稟賦、垂直關聯和運輸成本對歐盟內部以及日本對泰國進行FDI區位選擇的影響，表明要素稟賦、垂直關聯以及市場規模都是吸引FDI在東道國聚集的重要因素。Amiti和Javorcki將重點放在了FDI在中國的區位選擇問題上，表明新型分工網絡下龐大的市場規模以及獲得中間品的便利性都是中國吸引FDI的重要因素。Alfaro和Chen則同時考察了比較優勢、市場接近程度、外部性因素、垂直關聯等因素對全球FDI區位選擇的影響，得出了與前面研究非常近似的結論。可以看出，多數文獻以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主導的國際生產布局行為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國際生產分割帶來的產業垂直關聯對FDI生產布局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上下游生產環節之間的垂直關聯顯著促進了FDI的生產聚集。而中國作為利用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已日益成為研究的重要對象。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表明，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是決定生產定位和國際分工地位的重要因素。在垂直關聯專業化背景下，生產分割、專業化生產以及生產的地理集中已成為全球經濟地理變革的重要特征。而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以貿易和FDI為表現形式的資源國際配置，成為全球經濟地理重塑的重要力量。

三、國際分工與產業聚集：基于中國的檢驗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工業和貿易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出口國、利用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以及第二大制造業生產國，必然有其特殊性。很多學者在國際生產分割背景下將FDI、貿易與產業聚集融合在一個框架下，分析開放條件下國際分工對中國產業聚集的影響。

Fujita和Hu考察了開放經濟和貿易自由化對我國產業布局和地區間收入差異的影響。Wen在對我國產業聚集程度進行度量的基礎上，探究了開放條件下規模經濟對我國產業聚集的促進作用。葛瀛考察了對外貿易對我國產業聚集的影響，結果發現在接近國外市場的沿海地區，對外貿易成為推動產業集聚的重要原因之一。Chen等表明市場規模、垂直關聯、基礎設施對產業聚集的促進作用。He掣引入地區保護主義這一制度因素，研究表明全球化和規模經濟對產業聚集要很大影響，而地區保護主義阻礙了產業聚集。Ge考察了全球化與中國產業聚集的關系，驗證了貿易和外資在沿海地區產業聚集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錢學鋒和陳勇兵利用動態面板模型考察了國際生產分割與我國產業聚集的影響，結果顯示國際分散化生產對產業集聚的影響存在區域性的差異，其影響程度在東部、中部和西部呈現出依次衰減的趨勢。

綜上所述，在新型國際分工網絡下，中國憑借其龐大的市場規模和豐裕的勞動力要素在全球價值鏈上占有了一席之地，成為“世界工廠”；另一方面，沿海地區憑借其地理優勢成為中國產業聚集和開放程度最高的地區。

四、文獻評述與研究前瞻

第6篇：新經濟地理學范文

關鍵詞：報酬遞增；區域經濟；路徑依賴

區域經濟增長差異是經濟學家和經濟地理學家們長期共同關注的重要研究課題。傳統上對區域經濟增長的理論解釋主要有以劉易斯(Lewis)和費?拉尼斯(Fei&Ranis)等人為代表的傳統發展經濟學理論、以納克斯(Nurkse)和羅森斯坦一羅丹(Rosenstein－Rodin)等人為代表的傳統新古典主義均衡發展理論以及以繆爾達爾(Myrdal)、佩魯(Perroux)和赫西曼(Hirshman)等人為代表的強調產業集聚和外部經濟的非均衡發展理論。然而，由于上述理論都以完全競爭和微觀層次的報酬不變作為其基本理論假設，它們都無法揭示區域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機制。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7)建立新張伯侖壟斷競爭模型(簡稱D S模型)為開端，經濟學界掀起一場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經濟學家們開始在不完全競爭和報酬遞增理論假設的基礎上解釋貿易和增長。20世紀80年代早期，在阿羅(Arrow)、薩金特(Sargent)、錢納里(Chenery)和薩默斯(Su－mas)等經濟學家的支持下，以亞瑟(Arthur，1994)和戴維(David，1985)等人為代表的一些經濟學家和自然科學家展開了對報酬遞增與路徑依賴理論的一系列研究，從演進的復雜系統的視角研究經濟學，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劉安國等，2004)。從20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的浪潮擴展到經濟地理研究領域，藤田(Fujita，1998)、克魯格曼(Krugrnan，199)和維納布斯(Venables，1996)等人進一步研究報酬遞增、產業聯系和運輸成本的相互作用，建立一系列被稱作“D－S模型空間版本”的新經濟地理學模型，為解釋經濟集聚和區域增長差異開辟了新的思路。

一、傳統區域增長理論的缺陷

以規模報酬不變假設為基礎的傳統經濟學理論無論是錢納里和斯特勞特(Chenery&Strout，1996)的兩缺口模型、劉易斯(Lewis，1954)的無限剩余勞動供給模型，還是以納克斯(Nurkse，1961)和羅森斯坦?羅丹(Rosenstein－Rodin，1943)等人為代表的傳統新古典均衡發展理論在解釋經濟增長的區域差異方面表現出固有的缺陷。從完全競爭和全局性規模報酬不變、單個要素報酬遞減的假設出發推理，一個區域的資本回報率將與該區域的資本一勞動比率負相關，而勞動的回報率與該區域的資本一勞動比率正相關。因此，在資本回報率高的區域，勞動回報率顯然要低，反之亦然，這就決定了資本與勞動在區域間的流動必然是反向的。在報酬遞減的條件下，經濟運行受制于負反饋作用。落后地區的經濟增長外生地取決于向該地區流入的資本量以及資本流動的速度。由于資本與勞動在區域間的反向流動，勞動與資本回報率的區際差異在長期內趨于收斂而非發散。換言之，由于報酬不變與報酬遞減作用的緣故，經濟活動將沿空間均勻地展開。按照這一原理，新古典學派主張無所作為和自由貿易的區域經濟政策。然而，早期的新古典發展理論無法解釋現實世界的經濟趨異(劉安國等，2005)。

為解釋經濟趨異，繆爾達爾(Myrdal，1957)、佩魯(Per-YOHX，1955)和赫西曼(Hirshman，1958)等人建立起各自的非均衡增長模型來描述經濟發展中的“二元結構”即核心地區與邊緣地區的現象。他們的模型雖然名稱各不相同(繆爾達爾模型稱為循環累積因果模型、佩魯模型稱為增長極模型，赫西曼模型稱為中心一模型)，但都具有一個共同特點：在承認新古典理論的報酬不變假設的基礎上，進一步假設宏觀層次上的外部經濟存在。宏觀層次的外部經濟，意味著經濟活動集聚的地區能夠向當地廠商提供較強的前向與后向聯系。因此，企業和勞動力將總是受經濟活動集聚地區的吸引。經濟活動的進一步集聚又使該地區能夠提供更強的產業聯系或外部經濟，由此形成的“循環累積因果效應”或正反饋機制導致資本和勞動從落后地區向發達地區源源不斷地流動，其結果是經濟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的非均衡增長。由于非均衡增長的結果，地區差異將隨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先擴大后縮小。威廉姆森(Williamson，1965)用倒“U”形模型形象地表征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經濟發展差異的長期變化趨勢。區域增長差異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說”也得到卡爾多(Kaldor，1970)的支持。

非均衡發展理論在新古典理論的完全競爭和報酬不變假設基礎上引入“外部經濟說”，雖然在某種程度上能夠解釋經濟趨異，但是，由于無法說明外部經濟的來源和集聚動力，它們所力圖闡明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說”到頭來卻陷入“集聚導致外部經濟，外部經濟導致集聚”的循環論證。按照非均衡發展理論的邏輯，資本和勞動都是從落后地區流向發達地區。如果進一步考察空間距離因素，我們就會發現，資本和勞動力的空間積聚必然導致地租的上升或廠商的工廠成本與工人居住成本的上升。即使考慮勞動者對居住區位的調整行為，往返居住地與工作地所發生的不斷攀升的通勤成本亦會對工資水平構成不斷上升的壓力。要保持廠商和工人在一個地區的積聚態勢，廠商必須能夠在不會導致虧損的情況下提供較高的工資。這在完全競爭與報酬不變的條件下根本無法實現。另一方面，運輸成本亦對生產活動形成一種發散作用：沒有平均生產成本的遞減(或報酬遞增)，產品的FOB價格無法下降，運輸成本的存在使得積聚的廠商無法向遠端市場銷售更多的產品。經濟活動的空間積聚和區域間的經濟增長差異其實不可持續。由此看來，在完全競爭與報酬不變的基礎上，即使再引入“外部經濟”假設，仍然無法解釋經濟活動空間集聚和區域發展差異的內在動因。

二、報酬遞增理論革命與報酬遞增的微觀基礎

傳統區域增長理論由于采用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假設，不能深入到問題的本質，無法解釋區域增長差異形成的深層機理。雖然新古典理論以完全競爭和報酬不變為根本假設，但是，早在1891年，馬歇爾(Marshall，1920)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對報酬遞增律的正反饋效應也做了相當深入的探討。他注意到，由于高額的初始投入的存在，廠商的生產成本隨其市場份額增加而下降，一個碰巧取得較高市場份額的廠商可以始終領先于對手，在市場上獨占鰲頭。然而，在一開始有多家相類似的廠商競爭的市場中，具體由哪家(或哪

幾家)廠商取得領先地位，卻不是事先能夠確定的，它有可能取決于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如不期而至的定單，與一些買家的巧遇或管理上的異想天開等等。馬歇爾那時就認識到，經濟中既存在報酬遞減律，也存在報酬遞增律，它包含正反饋和負反饋的自然混合，并因此產生非常多的自然狀態，或多種平衡狀態。然而，多重均衡對于當時的馬歇爾來說是一個不太令人愉快的結果。為避免多重均衡解的出現，馬歇爾在建立新古典框架的時候，規定只使用全局性規模報酬不變、單個要素報酬遞減的生產函數。他還假設，經濟中報酬不變是通例，報酬遞增只是個案。在需要分析經濟活動中的正反饋現象的時候，馬歇爾使用宏觀層次的“外部經濟”這一說法籠統地加以解釋。這種外部經濟表現為廠商層次的規模報酬不變，而社會性的報酬遞增。但是，僅用報酬不變和外部經濟無法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國際貿易中行業內貿易的迅猛發展和全球范圍內經濟差異日益擴大的現實。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壟斷競爭和最優產品多樣化》一文，在壟斷競爭的框架下研究報酬遞增，在經濟學界引發了報酬遞增理論革命浪潮。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從一個封閉經濟人手，在廠商和消費者層次通過對差別化產品的消費和生產進行剖析來研究壟斷競爭問題，在解釋報酬遞增的微觀基礎方面做出了重大的理論創新。D－S壟斷競爭模型假設：(1)消費者喜好多樣化消費，每一類產品就其單一種類而言并非必需品，消費者效用水平將隨著經濟中能夠提供的商品品種的擴大而增加，這一點由CES(不變替代彈性)子效用函數的特性所決定；(2)所有差別化產品都只用一種投入(勞動)來生產，生產過程的報酬遞增通過線性生產函數Ii，=a+c xi來描述(其中，Ii為生產第i類商品所投入的勞動量，a為一固定勞動費用，c為邊際勞動投入)。單位生產成本Iixi=axi+c總是隨產出xi的上升而下降，這就是報酬遞增(或無止境的規模經濟)的來源。

資源的有限性導致在專業化生產的規模經濟和多樣化消費之間形成兩難沖突。要充分挖掘規模經濟(或報酬遞增)的潛力，每一種差別化產品就必須實行規模生產。在經濟中的總勞動人口(或其他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能夠規模生產的差別化產品的種類將會很有限。如果人口規模或可用資源增加，則有更大的市場空間來平衡上述沖突，廠商既能實現規模經濟，消費者又能有更多的品種選擇，其效用亦隨之上升。差別化產品生產的無止境的規模經濟決定了每一品種只由一個廠商專業化生產，壟斷因此而形成。在自由進入或退出的條件下，廠商在支付勞動工資和資本利息之后的純利潤趨近于0通過對對稱消費情況下的一般均衡求解，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得出這樣結論。

特殊的CES子效用函數的應用使得D－S模型能夠避免多重均衡的出現，D－S模型從而被作為一個理想的研究平臺在貿易和增長理論研究領域廣為應用。

三、路徑依賴效應和報酬遞增條件下微觀行為的宏觀效果

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對報酬遞增微觀基礎的形式化為主流經濟學家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貿易和增長理論領域所面臨的新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并直接引發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革命。就區域經濟增長理論而言，D－S模型也為揭示繆爾達爾、卡爾多、佩魯和赫西曼所謂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或正反饋機制奠定了微觀基礎。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亞瑟(Arthur)、厄爾莫利耶夫(Ermoliev)、康尼奧夫斯基(Kaniovsky，1983)和戴維(David)等人為代表的一些經濟學家和自然科學家展開了對報酬遞增與路徑依賴理論的一系列研究，從演進的復雜系統的視角研究由報酬遞增律支配的微觀經濟行為導致的宏觀格局，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

亞瑟等人的貢獻在于將報酬遞增的路徑依賴效應形式化。在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對報酬遞增的微觀基礎形式化之后，亞瑟等人提出的進一步問題是，如果處于微觀層次的廠商受報酬遞增律的支配，那么，經濟空間的宏觀格局又會是怎樣的呢?亞瑟等人認為，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再不能僅僅局限于作為個體的廠商的行為，而應進一步研究廠商之間的相互作用。在存在報酬遞增的正反饋效應的經濟中，經濟活動的任何微小差異都將因報酬遞增的正反饋機制而放大，經濟微觀分子互動的結果將導致經濟在宏觀層次形成多種自然狀態或多種平衡狀態。一旦經濟活動隨機選擇一個特定的演化路徑，這一選擇可能被鎖定。然而，經濟活動的軌跡具體選擇朝哪個方向運行，卻不是事先能夠確定的。左右這一選擇的可能會是在經濟運行軌跡上發生的任何小的歷史事件。小的歷史事件的影響將因報酬遞增的正反饋效應而放大，從而將經濟鎖定在一個特定的路徑。這就是所謂的路徑依賴。

在《產業區位格局和歷史的重要性》一文中，亞瑟發展了一個在報酬遞增條件下受歷史事件影響的產業空間集聚隨機演化模型。模型表明，在存在報酬遞增和產業聯系的情況下，如果第一家廠商純粹出于地理偏好來選擇生產區位，則第二家廠商的區位決策不僅僅是出于同樣的考慮，與第一家廠商為鄰而獲得的益處亦不能從后者的考慮中排除。以后的廠商關于生產的區位決策過程亦大抵如此。如果不同產業區位的地理條件完全相同，或者說，如果經濟狀態始于一個完全均勻、對稱的空間結構，即使廠商對不同區位并不表現出任何偏好上的差別，最初的廠商的隨機區位選擇亦會對后續廠商的區位抉擇行為產生類似的影響：如果某個區位碰巧在早期比其它區位吸引了更多的廠商，它就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廠商。由完全均勻、對稱的結構將演化出一個不對稱的空間結構。換言之，由產業空間分布導致的區域增長差異亦遵從路徑依賴的原理：路徑依賴作用可將區域之間最初的小的不對稱放大，從而導致區域之間的巨大差異。

四、報酬遞增、貿易成本和產業聯系相互作用下的區域發展格局

D－S模型和亞瑟的產業空間集聚模型中的報酬遞增經濟是抽象掉了空間距離與貿易成本的經濟。在現實的經濟世界，不僅報酬不變與報酬遞增的經濟活動同時存在，而且空間距離導致的貿易成本及其變化會對廠商與勞力的區位抉擇產生復雜的影響。那么，在報酬不變與報酬遞增共存且要素流動、產業聯系與運輸成本相互作用的條件下，貿易和發展的空間格局及其演化規律又將呈現出怎樣的圖景呢?從1980年末開始，藤田、克魯格曼和維納布斯等(1999)人從新經濟地理學視角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建立D－S模型的多個空間版本以解釋區域增長差異的內生機制，從而將報酬遞增理論革命進一步推進到經濟地理與區域經濟增長研究領域。

研究經濟活動的空間演化規律，必須考察位于不同空間區位的經濟活動參與者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這類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大致可以通過前向聯系(本地市場以競爭

性價格向潛在進入者(指潛在廠商或工人)提品或勞動供給)和后向聯系(本地市場對潛在進人者的產品需求或勞動需求)來描述。在傳統經濟地理學中，生產函數表現為報酬不變。就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而言，由空間距離所導致的運輸成本及其變化對不同廠商或工人所產生的影響是靜態的、線性的或程度相同的。因此，生產的報酬不變性、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和運輸成本對供需關系影響的線性特點決定了經濟活動將沿地理空間均勻地展開(劉安國等，2005)。

新經濟地理學則通過建立兩類D－S模型的空間版本對區域增長差異進行內生解釋：一類是以勞動市場上由勞動的供需所驅動的前、后向聯系為基礎的人口流動模型，一類是以產品市場上由中間產品供需所驅動的前、后向聯系為基礎的投資流動模型。在這兩類模型中，報酬遞增的制造業與報酬不變的農業并存。制造業生產活動受空間距離所導致的運輸成本及其變化的影響而產生非線性的價格指數效應和本地市場效應。價格指數效應源于多樣化的消費偏好，指的是生產更多種制成品的區域其制成品價格指數會更低。本地市場效應系指：在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具有更大的本地市場的區位將具有更大的制造業部門，并因此成為制成品的出口地；本地市場對制成品需求的上升將導致本地區制造業就業、產出和工資水平的上升。

建立在區際人口流動假設基礎上的核心一周邊模型(Krugman，1991)表明，在運輸成本極高的情況下，盡管由于價格指數效應的緣故，制造業工人會表現出向制造業集聚地流動的傾向(制造業集聚地相對低的制成品價格對制造業工人構成前向聯系)，同時，又由于本地市場效應有進一步強化對制造業工人吸引的作用(大的本地市場能夠提供更高的制造業工資，這對制造業工人構成后向聯系)。但由于前向與后向聯系的向心作用不敵高額運輸成本的離心作用(高額運輸成本一方面阻礙了大的本地市場的廠商向外部市場輸出制成品；另一方面阻礙了本地制造業工人從外部市場取得農產品供給)本地市場效應無法充分發揮，制造業工人的區際流動方向是從大市場流向小市場，而非源源不斷地由小市場流向大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大規模的本地市場或產業集聚難以形成。

在中等水平的運輸成本下，前向與后向聯系對制造業工人的向心作用壓倒運輸成本的離心作用，價格指數效應導致的前向聯系首先對制造業工人構成吸引，本地市場效應所產生的后向聯系將進一步強化本地市場對制造業工人的吸引力，本地市場效應的充分發揮及其與價格指數效應的聯動導致“循環累積因果效應”或具有路徑依賴特點的正反饋機制的形成，制造業工人源源不斷地由小市場流向大市場，產業集聚或區域增長的“核心－周邊”格局因此而發端。

當運輸成本極低時，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不再顯著。遠離積聚地可以使制造業工人規避高額的居住成本以及惡化的交通環境(或通勤成本)。此時，離心力再次壓倒向心力，經濟活動再次趨向于沿地理空間擴散。

在新經濟地理模型中，與人口流動模型同等重要的是投資(或資本)流動模型，后者可以以國際專業化模型作為代表。在國際專業化模型中，誘發產業集聚的前向與后向聯系不是源于人口流動，而是源于制成品具有中間產品和最終消費品的雙重身份這一特殊假設。制造業集聚地可以通過價格指數效應以低價格的制成品(中間產品)供應來吸引新的廠商投資，這構成一種前向聯系；新廠商的加入通過本地市場效應(本地市場對制成品／中間產品的需求增加)進一步強化對其他潛在廠商的吸引，這構成一種后向聯系。與人口流動模型所揭示的產業集聚規律相似，國際專業化模型中的集聚演化動態相對于運輸成本的變化亦表現出非線性與非單調的特征：在中等水平的運輸成本之下，制造業傾向于集聚；在極高與極低的運輸成本之下，制造業傾向于發散。因此，無論是通過區際人口流動還是通過中間產品貿易條件下的區際投資或資本流動，都可以有效地內生區域發展格局長期演化的“倒U形”過程(劉安國、楊開忠，2001)。

第7篇：新經濟地理學范文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主流經濟學進入了一個不斷變化的新時代。其表現是：一方面，原有主流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面臨著眾多新學派、新學說的挑戰，另一方面，經濟學視界內產生了很多新經濟學分支，這些新學說或新分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陷，從不同層面展示了新古典經濟學在未來的可能進展。本文試圖對此領域的進展進行一個較全面的綜述。

 

一、古典經濟學的現代復興：新興古典經濟學與新經濟地理學

 

20世紀80年代先后興起兩個新的學派：一個是試圖以現代數學工具——線性規劃與非線性規劃復興古典經濟學專業化和勞動分工思想的新興古典經濟學(New Classical Eco—nomics)，另一個是試圖用高級數學工具重新解讀古典區位和空間理論而與正統經濟學相容的新經濟地理學(New Eco-nomic Geography)。

 

(一)新興古典經濟學

 

在新興古典經濟學看來，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就是勞動分工與專業化。因為無論是從經濟學的開創者亞當·斯密的整個理論體系來看，還是從更早的經濟學傳統來看，它們均以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理論作為其研究的重要支點。新興古典經濟學就是這樣一股試圖用現代分析方法復興古典勞動分工和專業化思想的思潮。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理論背景是20世紀50～60年代興起的線性規劃和非線性規劃理論以及交易成本和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代表人物以楊小凱 (x.Yang)、黃有光(Yew-KwangNg)、博蘭(Borland)、貝克爾(Berker)和羅森(Rosen)等為主，超邊際分析則是其基本分析工具。他們認為，所謂邊際分析就是決策中有關某變量取值“多”與“少”的問題，而不是“做”與“不做”的決策。他們宣稱，一旦用超邊際分析方法來分析市場和價格制度如何決定社會分工水平，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缺陷便可克服，現代經濟學各個分支學科都可以在一個統一框架內合乎邏輯地被加以組織，許多經濟現象都可以用專業化和交易效率提高來進行解釋。

 

新興古典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相比，主要有以下特點：(1)每個決策者既是消費者又是生產者，而在新古典經濟學那里，消費者決策與廠商決策是互相分離的;(2)每個人作為消費者喜好多樣化消費，作為生產者喜好專業化生產，而專業化生產不同于新古典模型中的規模生產，專業化生產與每個人生產活動范圍大小有關，而與廠商規模大小無關，這樣，所有個人專業化生產合起來就表現為社會分工和網絡效果;(3)每個人面臨的總收益和總成本將決定整個社會的專業化水平和模式。新興古典經濟學所謂的超邊際分析并沒有拋棄邊際分析，而是兼容了邊際分析，并依舊強調一般均衡、經濟人自利、成本一收益分析等。其缺點在于很多理論假設還不成熟，一些重要假定和結論是否站得住腳，還有待時間和實踐檢驗。

 

(二)新經濟地理學

 

“新經濟地理學”的前身是所謂“經濟地理學”。按照保羅·克魯格曼的觀點，經濟地理學可能是德國幾何學、社會物理學、循環累積關系、當地外部經濟和地租以及土地利用五大傳統的某種綜合。事實上，從整個經濟學的理論演進來看，其直接源頭則是古典經濟學中的農業區位理論。農業區位理論以城市作為一個假定來研究其周圍農業土地利用模式，這種處理方法暫時回避了“城市如何產生”的問題，從而使它能夠在完全競爭和報酬不變的經濟學框架內研究城市周圍的土地利用問題。但隨著城市和空間在經濟發展中重要性的不斷上升，這種解釋法無助于理解城市區位產生的內在機制的缺陷便成為其致命傷，從而使后來的經濟地理學走進了其研究的盡頭。

 

令人欣慰的是，20世紀60-70年展起來的很多有力的微觀經濟學分析工具——博弈論、信息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在20世紀 70-80年代開始應用于現實。另外，數學和自然科學中也涌現出很多新的發現——混沌理論、控制理論、耗散結構理論、新進化論等。這些發展客觀上均為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新經濟地理學”(New Economic Geography)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羅·克魯格曼(P.Krugman)、福吉塔(M.Fujita)、西賽(J.F.Thisse)、維納保斯 (A.Venables)等。他們主要解釋了經濟活動中區位或空間的內生性問題，以及為什么在有的地區或者地點出現廠商或者消費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況下卻出現完全相反的過程。為此他們引入了三個關鍵概念：不可分性(indivisiblities)、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ens)和不完全競爭。不可分性意味著某些生產活動必須具備一定的規模經濟，而規模經濟的作用會促使生產成本的下降;報酬遞增則意味著一定的固定投入之后會產生源源不斷的報酬，這在某種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說的“分工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完全競爭則是保證報酬遞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實現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說由于不完全競爭的存在，當某個地區的制造業發展起來之后，形成工業地區，而另一個地區仍然處于農業地區，這樣，兩者之間的角色就會被固定下來，各自的優勢就會被鎖定，從而就會形成中心和外圍的關系。

 

“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的優點在于處理了空間異質性、空間集聚與分散、城市形成、多中心城市的興起等關鍵的空間經濟學問題，這些問題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沒有很好解決。其缺點在于該理論研究過分依賴數學模型，經驗應用尚不豐富，許多模型結論有待實踐和時間的檢驗。

 

如果將新興古典經濟學與新經濟地理學這兩個學派進行一個橫向比較便會發現，在兩者的產生背景、所運用的模型、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解釋結果等方面均存在著較大的共同性。(1)兩者均產生于20世紀80-90年代，而20世紀50-60年代經濟學領域的一系列進展均構成其理論基礎;(2)兩者均試圖在現代的軀體上恢復古典經濟學的思想;(3)兩者模型的基礎均是1977年的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ndSiglitz，1977)的壟斷競爭模型;(4)兩者模型的結果均產生多重均衡。這些共同性意味著，經濟學家均認識到了現代經濟學面臨的困境，并且在越來越多的問題上形成了共識。

 

二、對人類行為與心理的重視：行為與實驗經濟學的興起

 

對人類行為、心理的重視早在古典經濟學時期甚至之前就已存在。但新古典經濟學不考慮人類行為和心理的缺陷，近年遭到越來越激烈的批評和反對。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就是這一批評的典型代表之一。

 

(一)行為經濟學對人類行為和心理的重視

 

1.經濟學家對人類偏好的認識存在局限性

 

傳統經濟學認為，人們的效用取決于其自身的消費水平和收入水平。但行為經濟學近年的發現表明，人們在進行經濟決策的過程中，其個人的偏好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決策者個人與他人的比較，而并不一定依賴于決策者的收入和消費的總水平。這意味著經濟學在進行效用分析的時候，應該將人們的習慣性消費水平作為一個重要的決策變量納入效用函數。又如，傳統經濟學的一個核心命題是人們的偏好在時間上具有一致性，這意味著經濟學家可以依據一個固定的貼現率對不同時期的儲蓄進行貼現。但行為經濟學發現，人們對現時效用和福利的關注往往要強于對未來效用和福利的關注，這意味著人們的偏好在時間上是不一致的。毫無疑問，這些新認識大大加深了經濟學家對人類偏好的認識深度和廣度。

 

2.人們進行決策時遵循前景理論

 

在不確定條件下，人們進行決策遵循的是所謂前景理論，而不是傳統經濟學所謂的主觀期望效用理論(subjective eX--pected-utility)。

 

主觀期望效用理論意味著人們在一種概率狀態下的偏好水平獨立于另一種概率狀態下的偏好水平，而前景理論并不這樣認為。首先，行為人主觀上的決策權重會影響最終的決策。其次，行為人心理上的參照點以及財富水平相對于此參照點的變化也會影響其最終決策。這意味著在不確定性條件下，原先的期望效用理論將面臨著被改寫的命運。再次，在這些有關偏好的新認識下，人們主觀上的判斷將會與“理性”決策之間存在很大背離。比如，在信息模糊和不完全情況下，人們頭腦中原先保留的偏見可能會得到強化，從而使這種偏見愈演愈烈。這意味著人們在形成判斷的過程中常常會受到事物典型特征的過多影響，從而使最終的判斷與經濟學所謂的理性判斷出現偏差。

 

(二)實驗經濟學對人類行為與心理的重視

 

實驗經濟學對人類行為與心理的重視則與行為經濟學不同。就實驗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論特點而言，它更重視對金錢刺激在決策中重要性的認識，同時它也更加關注實驗設計的重復性;就研究的領域來看，實驗經濟學更加關注市場結局，而行為經濟學更加關注個人行為。比如，實驗經濟學的重要奠基者V.史密斯就先后進行過多次有關價格機制的實驗。獲得的結果與市場運作的結果基本相似，這表明通過實驗可獲得對市場機制的正確認識。此后，實驗經濟學家還針對拍賣市場運作機制、金融市場的價格機制以及放松管制、私有化、公共物品提供等方面進行了針對性的研究。

 

就實驗經濟學對經濟學理論的意義來看，正如史密斯所表明的那樣，它可以檢驗或區分不同的理論，探討理論失靈的原因，為構建理論提供實驗基礎，比較不同的制度環境對經濟理論的影響，評價理論的政策含義，為制度設計提供檢驗場所等。實驗經濟學帶給經濟學的啟示是：制度具有重要性，市場相互作用中人們具有不自覺的最優化行為，決策的信息并不是越多越好，人們的行為具有公平性偏好等。

 

2002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實驗經濟學家——弗農·史密斯(V.Smith)和行為經濟學家——丹尼爾·卡內曼(D.Kah— neman)，這似乎是對行為經濟學的一個很好評價：(1)它對人類行為和心理的認識程度大大加深，對經濟行為背后根源的洞察已大大超出了傳統經濟學家們的想象;(2)經濟學的很多假設和原理建立在較弱的心理學和實驗基礎之上，在以心理學和實驗為基礎的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新認識下，傳統經濟學的很多假設和命題面臨著被改寫的命運。比如，“經濟人”假設是整個經濟學體系中最根本的假設之一，傳統經濟學常假設人是完全理性的最大化行為者。但是，行為經濟學的有關發現證實，經濟個體的行為除了受利益的驅使以外，還常常受到自己“靈活偏好”及個性心理特征、價值觀、信念等多種心理因素影響舊。所有這些均意味著傳統經濟學中很多有關人類行為的假設需要進行某種修正，而這種修正正是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目前從事的事業。

 

三、經濟學工具的革命：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

 

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之所以可被稱為經濟學工具的革命，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博弈論對理性經濟人如何實現效用最大化的研究比傳統經濟學更為深入

 

它認為個人的效用函數不僅依賴于個人的選擇，更依賴于他人的選擇，因而，個人的最優選擇不僅是自己選擇的函數，也是其他人選擇的函數。顯然，這不僅擴展了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視野，而且也使經濟研究變得更加精致和科學。正因為如此，20世紀70年代以后，博弈論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呈現加速趨勢。博弈論成為主流經濟學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這并不是一種巧合，而是博弈論和經濟學之間的內在統一性使然。

 

(二)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工具主義色彩還可以通過考察新古典經濟學中的兩個基本假設而獲得更深刻的認識

 

新古典經濟學有兩個基本假設：(1)市場是充分競爭的，(2)局中人之間信息充分，不存在信息不對稱現象。但在現實中，這兩個假設均難以滿足：(1)市場局中人的人數常常是有限的，市場也是不完全競爭的，于是市場局中人之間往往是直接的相互影響;(2)現實中市場局中人之間的信息往往并不充分，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要進行一項有效的制度安排，就必須滿足“激勵相容”和“自選擇”條件，而這一擴展恰恰是信息經濟學研究的范疇。可見，傳統經濟學研究的是不存在外部性條件下的個人決策問題，而博弈論以及由之衍生出來的信息經濟學研究的是存在外部性條件下的個人決策問題，這使得融入了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新古典經濟學真正成為所謂的“現代經濟學”了。

 

(三)博弈論及其應用研究的信息經濟學之所以可稱為經濟學工具的革命，還體現為博弈論的數學特征

 

1944年馮·諾依曼(V.Neumann)和摩根斯坦(0.Mor-genstem)合作完成的《博弈論和經濟行為》(The Theory of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一書所講的博弈論，實際是數學的一個分支，與經濟學并沒有多大關系，只是到了后來才迅速發展，并逐步成為主流經濟學的一部分。20世紀 70年代以后，西方各國的生產日益集中、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壟斷和寡頭勢力不斷增強、經濟生活中各種力量的聯合和對抗不斷強化，這使得各國政府出于一定目的開始加強對經濟生活的干預，使得經濟生活中的相互作用和制約更進一步強化。注重經濟生活中各個方面相互影響、作用、依賴和制約的博弈論符合了當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開始廣泛應用于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并成為主流經濟學的一部分。

 

1982年，斯蒂格勒因他對經濟管制和信息經濟學的貢獻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1994年，與信息經濟學密切相關的三位博弈論大師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996年，米爾利斯(J.Mirrlees)和維克里 (w.Vickery)因對不對稱信息條件下的激勵理論的突出貢獻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2001年，信息經濟學領域再次捧回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些事件表明：(1)博弈論作為一種有效分析工具，已經取得了經濟學界的普遍認同。(2)經濟學中的很多問題，在引入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研究視角后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和新結果。另外，將博弈論引入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也使制度經濟學有了自己的方法論基礎，使其在融入主流經濟學的道路上大大前進了一步。還有，在理性預期的基礎上，把博弈論引入宏觀經濟分析，也是現代經濟學發展的一個新的方向。

 

四、對制度和體制變遷的新認識：新制度經濟學與演化經濟學

 

(一)新制度經濟學對于制度和組織的研究加深了經濟學家對制度和制度變遷的認識

 

1.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傳統經濟理論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研究，而新制度經濟學則在考慮人與自然關系的同時，考慮到人與人之間關系，尤其注重人與人之間的利害沖突。因此，從這一角度看，新制度經濟學為主流經濟學開辟了一個全新研究領域——交換和生產的制度結構。它依然承襲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范式，采取了一些與之兼容的分析方法，同時又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它的缺陷，因而客觀上推動了主流經濟學的發展，賦予它新生命力。

 

2.新制度經濟學重新評估了市場、組織和制度安排的資源配置作用。認為市場和組織都存在運行成本，正是在市場成本的邊界上出現了節約交易費用的組織。市場和價格并不是惟一的配置資源手段，國家干預和制度安排都可以發揮這樣的作用。其理論對于人們認識市場經濟的本質與作用、組織和制度的重要性以及交易費用的節約等內容都具有重要意義。

 

3.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方法可應用到許多領域。比如制度起源(如科斯)、制度變遷(如諾斯)、制度結構(如威廉森)以及生產的制度結構問題等，從而使傳統經濟學的現實性大為增強。總之，新制度經濟學帶給人們的不僅有理論上的啟迪，更重要的是它還給予世界以更多的現實關懷㈣。

 

(二)演化經濟學借鑒生物進化論思想方法和自然科學研究成果獲得了對制度和體制演變規律的新洞見

 

演化經濟學在當代的杰出代表是理查德.R.尼爾森(Richard R.Nelson)和悉尼.G.溫特(sidney.G.Winter)兩人。他們認為，企業之間也存在自然選擇，盈利的企業會不斷增長，而衰敗的企業會不斷萎縮，最終會出現“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經濟主體的目標是追求利潤，但并不一定是利潤最大化;人并不一定完全理性，而可能是有限理性;經濟均衡只是暫時的而不可能是長期的。

 

演化經濟學加深了經濟學家對制度和體制變遷的認識，這可從其分析框架看出：(1)其研究對象是隨著實踐而變化的某一變量或者某一系統，該變量或系統表現為一個動態過程;(2)這些變量和系統的變化具有一定隨機性和擾動性，又通過系統的篩選機制而表現出一定的規律性;(3)演化的關鍵在于其系統的篩選機制和過程。一個演化理論的解釋力和-預測力依賴于對該篩選過程的把握。、通過系統的篩選機制生存下來的特征具有一定慣性，因而很多變化量在較長時間內有著一個非常清楚的演化軌跡。

 

演化經濟學的主要議題是解釋經濟變遷，它把經濟看成一個演化的復雜系統，該系統呈開放狀態，系統演化的結果難以預測。影響系統演化的基本因素包括：系統內部成員之間的差異性和易變性以及系統的選擇機制(這個選擇機制受到內部壓力和外部環境的影響)。演化經濟學借鑒了生物學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利用它們解決經濟系統存在的重要難題，這樣的交叉研究對于認識人類社會、組織行為、經濟系統等都具有重要意義。

 

1.演化經濟學對制度的關懷再次印證了新制度經濟學的很多思想，這對于認識市場經濟發展進程中制度的形成、制度結構、制度對經濟系統的作用等都均具有重要意義。2.演化經濟學表明，經濟發展的過程是一個動態的、持續的演進過程，其中偶然事件、歷史進程等扮演了很大作用;同時，演進過程也可能帶有一定的慣性和穩定性，因而經濟發展本身是一個不可逆的歷史進程，其中既有規律性也可能表現為一定程度上的混沌或者無序狀態。這為人們認識經濟系統的發展、變化及其復雜性提供了一種新的思維模式。3.演化經濟學考慮了經濟發展中的非線性、報酬遞增等被新古典經濟學遺棄的現實主義特征，這對于經濟學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五、結論

 

現代經濟學在當代的新進展從不同層面展現了近年經濟學發展的新動向。如果進行簡單的分類，可將博弈論、演化經濟學與實驗經濟學列為經濟學工具上的某種革命，因為它們要么是運用數學工具，要么在運用其他學科的方法理解經濟學理論的道路上大大前進了一步;其他的新進展——新興古典經濟學、新經濟地理學、行為經濟學、信息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則可歸結為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擴展，它們不過是將被經濟學過去所遺忘、忽略或不重視的研究內容重新帶回經濟學的殿堂。在這當中，時代的發展、科學技術和人類知識的進步無疑是它們共同的時代背景。這表明，時代的發展對傳統經濟學提出了新的挑戰，而以上所述的幾個新動向不過是經濟學與時俱進在客觀上的表現。

第8篇：新經濟地理學范文

本文是關于工業集聚、加工貿易及其工業集聚效應的文獻綜述。現有工業集聚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分為從經濟地理因素供給方面，從技術、制度或政策供給方面，以及從供給、需求兩方面出發的研究。有關加工貿易及其工業集聚效應的文獻開始增多，但多為經驗性分析，較少實證研究加工貿易對我國工業集聚效應的影響。

工業集聚影響因素研究。從經濟地理因素供給方面出發的研究有：Webe（r1909）認為要素稟賦，包括運輸成本、勞動力成本、豐富的自然資源等是重要影響因素。H－O（1931）認為資源分布不均衡是工業集聚形成的重要因素。Puga（1998）指出勞動力流動和空間集聚是工業集聚的前提。以上均為傳統經濟地理理論，認為工業集聚主要源于區域間經濟地理因素的差異。但傳統經濟地理理論卻不能解釋某些經濟現象，如浙江資源匱乏但經濟優勢明顯，廣東與廣西經濟地理條件類似但經濟差距很大。

從技術、制度或政策供給方面出發的研究有：國內許多研究實證發現，政府作用和政策傾斜是導致工業集聚的重要原因（黃玖立，2006）。王永進（2010）考察了契約制度對產業集聚影響的微觀機制，實證表明契約制度對地區產業集聚有顯著影響。以上理論實際回到了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即相對生產率的空間差異，將資源配置到相對生產率高的地區和產業，從而形成區域分工和工業集聚。

從供給、需求兩方面出發的研究有：Adam Smith（1776）認為市場決定了社會分工，形成規模經濟，提高了效率。Krugman（1991）提出工業集聚是規模經濟、運輸成本、市場需求三者的相互作用，而對外貿易、FDI 會改變需求的分布，進而影響產業的空間布局。這就是 1990 年代興起的新經濟地理學，該理論認為地理位置和歷史優勢是集聚的起始條件，規模報酬遞增和正反饋效應的自我強化，最終形成工業集聚。劉修言（2007）實證發現地區市場潛能對制造業空間集聚具有顯著的正影響。孫軍（2009）發現在我國中西部，國外需求的1％可替代國內需求的 10％，說明我國中西部對外出口過于封閉。趙偉（2007）從行業角度實證考察，強調了 FDI 的行業空間集聚效應。張萃（2009）研究了貿易影響集聚的機理系統，認為對外貿易可以通過制度轉型、技術溢出及基礎設施三種渠道影響產業集聚。

加工貿易及其工業集聚效應研究。我國實施西部大開發政策后，仍有許多勞動密集型產業集聚于東部，并未有向中西部轉移的趨勢。許多研究便在新經濟地理學理論基礎上假設，在國際產業垂直化分工不斷細化的趨勢下，我國大量產品和產業被鎖定在加工貿易，而“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方式，又將工業集聚鎖定在擁有大量國際需求和良好加工貿易發展條件的東部地區。有關加工貿易及其工業集聚效應的文獻開始增多，但多為經驗性分析，較少實證研究，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秦國林（2008）分析了加工貿易的空間層面。江華（2009）描述了我國加工貿易地理集聚現狀，分析了加工貿易地理集聚的因素，運用外部經濟模型對加工貿易地理集聚與梯度轉移的相關性進行了經驗性分析。盛維（2010）認為隨著東部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加工貿易有向中西部轉移的必要。但中西部仍存有區位、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的劣勢。而隆國強（2009）否定了加工貿易從沿海向內陸的梯度轉移方向，認為加工貿易具有大進大出的特性，布局應靠近港口，除芯片等物流成本占總成本較低的商品外，大多難以向內陸轉移，而且內陸在產業鏈方面配套能力差、管理水平低、勞動生產率低。沿海省份促進加工貿易省內轉移，也會阻礙其向內陸轉移。羅興武（2002）使用國民經濟恒等式進行定量分析，認為加工貿易出口和進口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關系。閆國慶（2005）認為加工貿易正向拉動經濟增長的力量越來越大。汪靜靜（2008）認為加工貿易的進口額和出口額的增長都會使 GDP 出現正增長。張小蒂（2002）對浙江、廣東、江蘇的外貿方式進行了對比分析，肯定了外貿對區域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

第9篇：新經濟地理學范文

一、區域經濟理論的形成

區位選擇與區域經濟發展是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兩大主題，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理性的區位選擇導致經濟活動在某一優勢區位的聚集和擴散，在中觀和宏觀上表現為區域經濟增長。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形成和演進始終沿著區位論和區域經濟發展兩條線索進行，其間對區域經濟理論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在淵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創立的區位理論。德國經濟學家杜能(Tunen，1826)從區域地租出發探索因地價不同而引起的農業分帶現象，創立了農業區位論，奠定了區域經濟理論的學科基礎。20世紀初，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德國經濟學家韋伯(Weber，1909)提出了工業區位論。30年代初，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據村落和市場區位，提出中心地理論。

稍后，另一德國經濟學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論框架，把中心地理論發展成為產業的市場區位論。總的看來，農業區位論和工業區位論立足于單個廠商的區位選擇，著眼于成本和運費的最低。中心地理論和市場區位論立足于一定的區域或市場，著眼于市場的擴大和優化。這些區位論都采用新古典經濟學的靜態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的價格理論為基礎來研究單個廠商的最優區位決策，因而又叫古典區位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空間相互作用模式、各種規劃模式、網絡和擴散理論、系統論及運籌學思想與方法的應用使區位論獲得迅速發展，對區域經濟運行的動態性、總體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間結構理論、現代區位論逐漸形成。地域空間結構理論主要有地域空間結構階段論、城市空間結構理論、地域空間相互作用引力理論。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間相互作用與市場均衡的區域經濟運行研究中，薩繆爾森(Samuelson，1952)的市場在空間上呈離散分布的空間市場均衡模式與柏克曼(Beckman，1968)的連續流模式從處于一定地域空間中的生產和消費活動出發，為空間經濟理論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而現代區位論一方面使區位研究從單個廠商的區位決策發展到區域總體經濟結構及其模型的研究，從抽象的純理論模型推導，發展為建立接近區域實際的、具有應用性的區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區位決策客體擴大到第三產業。

現代區位論的區位決策目標不僅包括生產者利潤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戰后區位理論的發展主要是由美國學者推動的，其中，艾薩爾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區位論動態化、綜合化，根據區域經濟和社會綜合發展要求，把研究重點由部門的區位決策轉向區域綜合分析，建立區域的總體空間模型，研究了區域總體均衡及各種要素對區域總體均衡的影響。

現代區位論開始立足于整個國民經濟，著眼于地域空間經濟活動的最優組織，但其整個理論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假設，這極大地影響了現代區位論對現實區域經濟問題和區域運行的解釋力。

傳統的區域經濟增長理論分為區域經濟平衡增長理論和區域經濟不平衡增長理論。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定下對區域經濟增長問題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羅一斯旺增長模型。索羅和斯旺(SolowandSwan)在生產要素自由流動與開放區域經濟的假設下，認為隨著區域經濟增長，各國或一國內不同區域之間的差距會縮小，區域經濟增長在地域空間上趨同，呈收斂之勢。

不平衡增長是短期的，平衡增長是長期的。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動性的假設下，提出區域收入水平隨著經濟的增長最終可以趨同的假說。這兩種理論實際上就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空間均衡論，即市場價格機制能夠使區域間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紀5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發達國家以追求經濟高速增長為目標，把大量資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經濟發展條件較好的區域，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果，不僅沒有緩解反而加劇了發達區域與欠發達區域之間的兩極分化。

這種差距拉大和兩極分化表明僅僅依靠市場的力量已經很難解決所有的區域發展問題，區域經濟增長并不像新古典經濟學家設想的那樣收斂，即發達區域與欠發達區域的經濟增長情況并不一致，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區域差距沒有縮小反而拉大。

為了對這一現實經濟問題進行解釋并為促進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區域經濟增長提供理論和政策依據，部分經濟學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見地的區域經濟不平衡增長理論。主要有繆爾達爾(Myrdal，1957)的“循環積累因果理論”、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邊緣理論”等。繆爾達爾指出，市場力作用傾向于擴大區域差距而不是縮小區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現，則發達區域會獲得累積的競爭優勢，從而遏制欠發達區域的經濟發展，使欠發達區域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因素越積越多。

赫希曼的觀點與此類似。他認為，增長在區際間不均衡現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區的發展會通過涓滴效應在某種程度上帶動區發展，但同時，勞動力和資本從區流入核心區，加強核心區的發展，又起著擴大區域差距的作用，極化效應起支配作用。要縮小區域差距，必須加強政府干預，加強對欠發達區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紀60年代，美國發展經濟學家P·弗里德曼從國家角度提出“中心邊緣理論”對赫希曼的“核心-邊緣區理論”進行補充。

與此同時，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對區域貿易的理論研究也取得進展。瑞典經濟學家俄林(Olin)把區際貿易引入新古典經濟學，使其成為一般均衡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俄林從貿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動、要素價格與商品價格之間的關系。認為，區際貿易、國際貿易與要素自由流動會帶來區域之間生產要素價格與商品價格的平均化。

總之，為了解決區域問題，西方經濟學家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下，根據凱恩斯的理論，利用宏觀經濟分析方法，對區域內部資本積累、勞動力就業、技術創新與國民收入增長的關系，區內產業結構演進與升級，區際分工與區際貿易，中心城市及鄉村的可持續發展等問題進行了研究，現代意義上的區域經濟理論框架已經成形。

二、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新發展

在新古典經濟理論框架下的西方區域經濟理論，主要從規模報酬不變和不完全競爭出發來研究現實的區域經濟問題，把由于規模經濟和聚集經濟帶來的規模報酬遞增看成是一個外生變量。新古典經濟理論模型中，要素流動是瞬間、無成本的，生產要素、商品和勞務不完全流動性、經濟活動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規模經濟和完全競爭假設的矛盾無法解決。

隨著建模技術的升級，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納入到自由的框架中，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在不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的框架下獲得新發展。

目前，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研究最活躍的領域是新經濟地理學。迪克斯特與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建立的壟斷競爭模型為空間因素納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礎，新經濟地理學由此產生。

廣義地講，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有兩個發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對區位選擇進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為基礎，用“空間”觀點分析區際貿易。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代表是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爾茲(Walz)、馬丁(Martin)、沃納伯爾斯(A．Venables)等。

克魯格曼試圖通過建立一個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的規模報酬遞增模型，把區域經濟理論研究納入主流經濟學。

1991年，他在總結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場潛力”理論與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場規模與區域產業范圍間循環關系為基礎的進口替代區域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采用迪克斯特與斯蒂格利茨的壟斷競爭假設，把一個經濟分為生產同質產品的農業和生產不同的可以替代產品的制造業，農民不能流動而工人可以流動，農業沒有運輸成本，制造業的運輸成本與薩繆爾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運輸過程中都有一部分丟失)建立了。

一個兩區域兩部門模型。他認為，收益遞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種產品只有在一個地方生產才有利可圖，其結果是不同地方就生產不同的產品，生產差別產品。當一個地區有勞動力流入時，它不是生產更多的現有產品組合，而是生產新產品。

模型分析的結果表明，一個經濟規模較大的區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聯系，會出現一種自我持續的制造業集中現象，經濟規模越大，集中越明顯。運輸成本越低，制造業在經濟中所占的份額越大，在廠商水平上的規模經濟越明顯，越有利于聚集，“中心—邊緣”結構的形成取決于規模經濟、運輸成本和區域國民收入中的制造業份額。

克魯格曼還建立了一個動態的多區域模型來解釋當空間結構均衡時，動態的力量確實趨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離分布的聚集點(城市)。他通過區域跑道模型演繹了區域運行的幾何結構。區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區域經濟體系中各個構成部分呈環狀分布，認為運輸費用僅僅受環形周長的影響，制造業的同一布局總是處于均衡分布狀態。地平面并不是穩定不變的，集中的區域環形分布會產生輕微紊亂的地平面，自發演化出一個或多個制造業集中。這樣，制造業區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發展到兩區域集中布局，而這兩個最終集中布局區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爾茲(Waltz，1996)則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會導致規模收益遞增的生產和創新產品的區域性集中，區域經濟增長源于產業部門的地理集中及由此產生的持續的生產率提高。

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經濟條件下的區位競爭問題。他通過模型分析得出結論，在最初的區位競爭中獲勝的區域對其他企業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參與最初區位競爭的第一個企業雖然可以獲得較大的財政激勵，但隨后的其他企業卻能夠從該區域的產業聚集形成的外部經濟中獲益。對在區位競爭中獲勝的區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為隨后進入的廠商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在同一區位的廠商數目會隨著外生的相對成本優勢和內生的聚集優勢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and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業經濟體系中的運費與規模經濟差異，認為經濟體系會自動發展為一個中心地體系，他們(1996)對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級體系模型進行了修正，通過構建基礎模型進行預測分析后，發現人口增加會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時期內在一個長而狹窄的經濟體系產生，并沿著一條線逐漸向外擴展，形成多城市空間。與古典區位論一樣，這些研究都強調經濟活動聚集帶來的外部經濟對區位選擇的重要影響。所不同的是，克魯格曼更強調由經濟活動聚集帶來的、與市場供求相連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區際貿易方面，沃納斯伯爾(Venables，1996，1999)把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作為區際貿易新類型的基礎。認為，假定生產要素不能自由流動，如果中間性商品受到規模經濟和運費的影響，生產過程中所引起的區際經濟分化必然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擁有大量制造業門類的區域能為中間性商品提供比較廣闊的市場，使這些國家和地區趨向于區域一體化集中，從而使下游生產具有成本優勢，并強化這種優勢，循環往復。

他通過研究發現，在高收入的工業“核心”區與農業“邊緣區”的分化過程中，市場規模擴大的驅動遠遠超過區域一體化增長的驅動力。此外，沃納斯伯爾還把運輸成本納入赫克歇爾-俄林(Heckscher—Ohlinmodel)的區際貿易模型，發現貿易方式和生產方式不僅取決于資源稟賦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賴于運輸成本，后者與國家或區域的地理位置有關。新貿易活動的區位選擇相對于已有的貿易活動密度而言，依賴于要素密集和運輸密集度。

巴德溫和弗斯開爾德(BaldwinandForskild，1997)則提出了區域與貿易分析的另一種觀點，認為現有的區域分析方法應主要用于區域經濟增長內部。因為在各種區域模型分析中，循環過程不僅涉及到生產要素的流動，而且涉及到生產要素的積累，市場規模大的區域，投資額越大，又會進一步增大市場規模。

新經濟地理學力圖把“空間”因素引入對區際貿易的分析，通過把運輸成本作為“空間”因素納入區際貿易模型來解釋貿易量隨距離的增加而迅速減少，價格、要素報酬和行業生產率在不同區域間差異等與區際貿易問題。

此外，隨著發達國家從工業化社會向后工業化知識社會的轉變，經濟中更多的有形投資流向高技術商品和服務，在研究與開發、教育與培訓等方面的無形投資也越來越重要。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一方面將技術進步當作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術進步是外生變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為了更好地解釋經濟現實，一些經濟學家直接把知識納入生產函數之中，用于說明知識對經濟長期增長的作用，建立了新經濟增長理論。

阿羅(Arrow，1962)最早用內生技術進步來解釋經濟增長，他假定整個經濟體系內存在著技術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預時的競爭性均衡是一種社會次優，均衡增長率低于社會最優增長率，政府可以采取適當政策提高經濟增長率，使經濟實現帕累托改進。此后，羅默(Romer，1986)在其知識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識的溢出效應說明內生的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唯一源泉，強調知識的外部性對經濟的影響。盧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資本溢出模型則認為整個經濟體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資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經濟增長理論通過技術進步內生化為區域經濟增長和發展理論奠定了微觀經濟學基礎。實際上，內生技術進步的經濟增長在地域空間上表現為區域經濟增長的不平衡，聚集經濟、規模經濟產生的技術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術外部性即技術溢出效應，金融外部性則是與市場擴大相聯系的外部經濟)使要素邊際收益遞增，從而引起經濟活動的地域空間聚集和擴散，這樣，規模經濟就不再是一個外生的經濟變量，而作為內生經濟變量進入到區域經濟增長模型中。

規模經濟內生化的結果是區域經濟增長差距越來越大。巴羅與薩拉-艾-馬丁(BarroandSala—I—Martin，1991)認為，雖然國家收入水平與長期趨勢之間的差距越大，其增長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長期增長的潛能，遞增收益阻礙著各國經濟增長差距的縮小，各國經濟增長最終趨向發散。鮑莫爾(W．J．Baumol)從生產性角度研究了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趨勢，發現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不存在收斂趨勢。

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盟的形成，新區域主義開始取代傳統的舊區域主義。新區域主義以新經濟地理學為理論基礎，埃斯爾(Ethier，1998)總結其特征如下：鼓勵世界區域貿易和多邊貿易的自由發展，發展中國家放棄閉關自守、反對市場經濟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邊貿易體系的政策；區域協定往往涉及到深層次的一體化問題；區際貿易自由化是適度的；企業的區位、發展極、區域增長方式和發展模式的選擇也隨之發生變化。漢森(Hanson，1998)通過實證分析發現經濟一體化對各國生產的空間組織有重要影響，其中對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區位選擇影響大于發達國家。

三、評析

新古典經濟理論在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和生產函數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下研究微觀經濟活動和宏觀經濟增長，把要素流動看成是瞬間的、無成本的，認為市場力量會使經濟趨于均衡，當經濟運行偏離了原有的均衡狀態，市場經濟體系具有一種自我恢復均衡的力量。其理論中不包含空間因素。

一些經濟學家根據區域經濟增長的實際，對這一觀點提出了挑戰，建立在新古典經濟理論基礎上的傳統區域經濟理論認為，微觀經濟活動主體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促使生產要素流向區位條件優越的地方，經濟活動聚集在某一區位會產生外部性，多個廠商相互作用的結果會獲得規模經濟效益。

規模經濟效益的產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廠商規模擴大所帶來的利益增長，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廠商外部性增長所帶來的利益增長。后者是由那些在生產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聯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產業按一定比例與規模集中布局在擁有特定優勢的區位所產生的增加收益。

他們認為，單個廠商內部的規模經濟通過外部性可以匯總為總量生產函數的規模報酬遞增，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價格機制的作用使經濟活動和產業趨向于集中在市場潛力大的區位，而市場潛力大的區位往往又是經濟活動和產業集中的地方，區位決策是內生的，區域經濟增長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強性。生產要素不斷向優勢區位和區域聚集，引致區域經濟不平衡增長。從地域空間來看，權衡規模經濟和運輸成本后，廠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種城市架構，為相互交錯的六邊形市場區提品。

傳統的區域經濟理論研究者假設某個區位或區域的要素供給具有高彈性，都意識到高彈性的要素供給對發展過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實際上，無論是微觀的區位決策，還是宏觀的區域總體空間均衡及區域經濟發展，外部性與規模報酬遞增都起著關鍵作用。

與新古典經濟學家不同，當代區域經濟理論研究者更強調金融外部性對規模經濟形成的意義。在他們看來，單個廠商生產能力的規模報酬遞增，運輸成本和要素流動性等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導致了聚集現象的出現。但他們在新古典經濟理論假設下提出的挑戰，卻因規模經濟與完全競爭理論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觀經濟理論基礎。

從理論上講，完全競爭假設與內生的規模報酬遞增是矛盾的，為解決這一新古典假設帶來的難題，傳統區域經濟理論在堅持完全競爭的條件下，把規模報酬遞增當作外生經濟變量，這樣就可以在個體最優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區位選擇。

然而，這種假設處理的一個必然結果是無法從理論上解釋生產活動地域空間聚集與擴散的循環累積性，使區域經濟增長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強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階段，使其難以融入主流經濟學。而且受當時已有的建模技術限制，區域經濟學家和發展經濟學家們在研究區域經濟發展問題時，無法把他們的思想用形式化的嚴謹的模型表達出來。

他們在研究經濟發展問題時，大多采用一種非數學的風格，沒有意識到對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經濟學朝著建立明確模型的方向發展。

此外，他們的研究沒有明確說明市場結構，即他們在描述的假想經濟中的競爭狀況時，往往想當然地認為規模經濟是欠發達區域工業化的一個制約因素，而未對這種規模經濟的形成機制和結果進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劉易斯的過剩勞動理論比較容易被模型化外，許多其他的經濟發展理論則很難被模型化，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其思想的傳播和交流。

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發展與主流經濟學的發展密切相關。隨著主流經濟學的發展，不完全競爭模型的建立為傳統區域經濟理論的兩難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經濟地理學的經濟學家們通過建立不完全競爭與規模報酬遞增相容的模型，把區域經濟活動聚集和擴散的內在機制用嚴密的數學模型表示出來，努力把空間因素納入到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體系。

不完全競爭模型為當代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奠定了微觀經濟學基礎。區域經濟理論就像新經濟增長理論一樣，吸引著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