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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學經典;古詩文閱讀;積極作用
無論是哪個版本的高中語文教材,古代詩文的內容都占據半壁江山而不止。古詩文是母語長河的源頭,是學生了解傳統文化的窗口,特別是現在“一點四面”在高考育人功能方面的深化,使得古詩文的地位更加穩固而不可撼動。可以說,古詩文教育無論是素質教育的宏觀方面還是應試教育的微觀方面,其重要性日益突出。
同時,不可否認,進入高中,古詩文的學習讓學生望而生畏。使得古詩文教學舉步維艱。究其原因,無外乎是由于古詩文產生的背景和原因對學生來說太過于陌生。學生既沒有文化底蘊,也沒有知識基礎,面對費解如天書一般的古詩文閱讀,學生沒有了學習的興趣,
另外,在教學方式上,由于缺乏對學生古詩文閱讀心理的研究,“滿堂灌”的教學方法仍充斥在文言文教學的課堂中,因而文言文教學低效是可想而知的。面對此種現象,語文教師們應努力改變傳統的古詩文閱讀教學的觀念和方法,在語文教學中探索研究出一些古詩文閱讀的教學新方法,既適應新課程的標準,又能激發學生學習古詩文的興趣,促使學生自主學習。這對學生文言文閱讀能力的提高,和語文課程改革的實施都具有實踐意義。
國學經典的知識性可以增加古詩文閱讀的底蘊,國學經典的趣味性可以增加古詩文閱讀的理解基礎。國學經典的長期誦讀既增強了語感,又能提供孜孜不息的能力源泉。
我們應該明確,“古詩文閱讀”這個概念是基于高考試卷中包括文言文閱讀,詩歌鑒賞和名句名篇默寫在內的共35分的考試內容的總體提法。它所占分值,在高考試卷中幾次與作文。那么怎么學好這部分內容,下面我們談談國學經典在其中能起到的作用。
一、國學經典之于文言文――潤物細無聲
任何一個教師和考生都知道2015年試卷中開始出現了古代文學文化常識的考試內容。2017年新修訂的考試大綱更是很正常地明確了文學文化常識的“合法地位”。面對這部分內容,學生不可能大量背誦,而國學經典在日常生活中潛移默化的滲透作用,真正起到了潤物細無聲的巨大作用。比如,國學知識講座中提到的“弄璋”之喜,學生就可以很好的在文言文翻譯中,把它理解成一個家庭喜得貴子,隨便也能積累到,“弄瓦”之喜指的是生了個女兒的喜事。文學文化常識在不知不覺中就得到了很好的學習,學生能聯系現實生活很接地氣的學習,而不是死記硬背,況且還學會了舉一反三。
另外,長期誦讀國學經典篇目,其中語言形式,停頓規律,常用虛詞的位置等會讓學生形成很好的語感,這樣語感很好地應用到了文言文考試內容的斷句部分。斷句固然有規律,但是,規律如果來源于學生自己親身所得,效果一定更好。
二、國學經典之于古詩詞――也無風雨也無情
國學經典無論是《論語》的智慧,還是《菜根譚》的豁達,抑或《道德經》的博大等等,其中無不蘊含著古人先賢的處世思想。而理解古代詩歌的一個很重要的手段就是“知人論世”。只有知道了古人的思想軌跡,我們就不難理解《錦瑟》中李商隱的生命的糾結和痛苦。也更能理解李白和杜甫同是詩歌的先賢,同時有濟世為民的追求,李白能灑脫如道家的無為,而杜甫卻苦寒交迫,生活潦倒。
另外,國學經典大多數是文質兼美的古詩,其或句子錯落,或語言整齊,或典故生動,或故事豐富,這本身就是難得的教材,我們可以因信手拈來“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t殆”,這可以讓學生自然接受了很嚴格的平仄的規律。也可以因牢記《菜根譚》中的“寵辱不驚,閑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隨天外云卷云舒”而明確了如何瀟灑大度的過一生。
三、國學經典之于名句默寫――只緣身在此山中
國學很豐富,國學經典很集中地出現在了初高中的課本中,學習經典本身,不是讓學生死記硬背上下句,現在的考查也是理解性的默寫,所以,有了國學經典中的名句的理解,更能很好地把握古人的文化思維,讓學生順理成章地去體會出出題者的出題意圖,而不至于在答題時張冠李戴。
為了能讓國學經典在古詩文閱讀教學中發揮它的作用,作為教師我們在教學中有哪些好的方法呢?
1.靈活生動的課前演講
課前演講活動主要形式是”我解名言”,也就是說,讓學生通過課余時間廣泛閱讀自己喜歡的國學經典名著。例如《論語》、《道德經》、《菜根譚》《莊子》等,這其中有許多名言,能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學生們結合自己的生活閱歷,從中找出對自己影響大,感悟深的句子,在語文課開始之前,先把名言寫在黑板上,演講者先解釋名言的大意,然后講解名言的適用場景和自己對名言的解讀。積極進取的儒家,灑脫無為的道家,與世無爭的佛學,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豐富了學生的視野,鍛煉了學生的表達能力。通過教學實踐活動的成果來看,不僅提高了學生學習這些知識的熱情,而且進行了很好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的教育
2.形式多樣的假期閱讀
為了更好的提高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我提倡學生假期閱讀《古文觀止》,這不僅僅是對古詩文的一次深入探究,也是學生們培養對文言文的認知度,讓枯燥的文言文成為“陌生的熟悉人”。為了推動這項活動的成效,在開學初,我組織學生進行讀書交流活動,交流能互補缺漏,交流能增長智慧,交流也能讓學生更自信更積極的投身到下一步的學習中去。
3.妙趣橫生的競賽活動
有競爭才有壓力,為了推進國學經典與高中古詩文的學習進程,教師可以精心編排了一些試題,既體現高考的命題特點也結合國學知識中的經典。一是精心搜集一些有歷史內涵的成語,如,破釜沉舟、東施效顰、草木皆兵、指鹿為馬,共挽鹿車等成語,然后組織了一場成語大賽,效果特別好。二是,教師可以精心籌備古詩文默寫大賽,大賽可分為幾個階段初賽和決賽,讓學生在比賽中找到學習的樂趣。
4.雅俗共賞的講座輔導
結合學校培養自主招生人才的需要,我舉辦了國學知識講座,把國學知識一點點的滲透到少年學生的心中,讓學生為中華民族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而感到驕傲。讓學生從心靈深處加深國學經典學習的價值。
一、有助于把握音韻
由于語言從古到今是不斷演變、發展的,現代漢語中一些字詞的讀音與古代的情形已有了很大的差別,有的已全然不能讓人看出它們在古代所屬的音韻了。如唐代杜牧七絕《山行》:“遠上寒山石徑斜,白云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詩中“斜”、“家”、“花”都是韻腳。可現代漢語拼音里,“斜”讀為“xié”,“家”、“花”分別讀為“jiā”、“huā”,“斜”與其它二字韻母卻不相同。它們原本是押韻的,怎么現在不同韻呢?原來,這也是語言(語音)演變的結果。在客家方言里,“斜”讀為“〔xi唬海r)〕”,而“家”讀為“〔g唬海r)〕”,“花”讀為“〔f唬海r)〕”,可以看出,在方言里還是同屬一韻的。由此我們可以推斷:“斜”字與“家”、“花”在中古漢語里當是押韻的。我們只要翻看《唐詩三百首》就可找到一些例子。如唐韓肱的七絕《寒食》(春城無處不飛花)、劉禹錫七絕《烏衣巷》(朱雀橋邊野草花)、劉方平七絕《月夜》(更深月色半人家)、張泌七絕《寄人》(別夢依依到謝家)等詩里,“斜”與“花”、“家”、“紗”都是一個韻部。而我們查對韻書,便可進一步證實,它們都是同屬下平聲麻韻。當然,由于前后不同時期移民的時間跨度較大,導致了同一種類方言的復雜性,通過方言辨別古代音韻情況,有的還存在一定困難。但在很大的范圍上,這不失為一條簡便的方法。
此外,借助方言還可分析一些形聲字的聲符。聲符本應是表音的,可隨著語言的變化與發展,現在有些形聲字從聲旁里已看不出該字的讀音。借助方言分析,則可較便捷地了解這些字在“六書”中的屬類,了解這些字的古音。
二、有助于分析平仄
古代漢語的調類分平聲(上平聲、下平聲)、上聲、去聲、入聲四種,上、去、入聲屬仄聲。后來入聲則分化開來,分別歸入現代漢語普通話里的陰平、陽平、上聲、去聲,這就是所謂的“入派三聲”。因此,我們現在對一些漢字的平仄(準確地說,是中古時所屬的平仄)就難以把握。但是如能借助方言,這一問題同樣容易解決。例如對聯:“三陽臨吉宅,五福萃華門”、“竹報平安福,花開富貴春”、“居之安千年永福,和為貴萬世長春”。這幾副對聯若做為直聯書寫,人們一般不容易分辨出上下聯來。他們往往將門外直聯、廳內堂聯的上下聯貼錯,以致于貽笑方家。要排好上下聯先后順序,一要懂得古人以右為上為先,以左為下為后,二要知曉聯句的一個常識,即上聯末字為仄聲字,下聯末字為平聲字。可是,如果上下聯末字的現代漢語拼音都是平聲,那咋辦?這時,我們也可借助方言去推測這些字在中古時的調類。如上面聯對中的“宅”、“福”,客家方言分別讀“〔ts〕”、“〔fu〕”,而閩南方言讀為“〔t‘ε〕”、“〔h〕”,發音都較短促。而音長短促,一般地說,這是大多數入聲字的基本特征。若查對韻書,則可看到“宅”、“福”分別在入聲的陌韻、屋韻里。又如,杜甫詩句“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白”在普通話里的調類是陽平,而客家方言讀成“〔p‘弧場保閩南話讀為“〔pe〕”,發音都較為短促,可推測它們在古代屬入聲字。事實上,“白”確屬入聲陌韻。
借助方言,不僅可以借以推測、判斷上下聯句,還可以更方便快捷地重組被打亂了的詩句。要遴選詩句,排列詩序,固然主要地應從詩意的前后連貫方面著手,但了解用韻,掌握平仄也很有幫助。古代格律詩的格律要求嚴格,如“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如對仗原則,如粘連原則,這些都是必須嚴格遵守的。如果了解了漢字古今平仄的變化,我們排列詩句的時候,也可以推測有關字詞的平仄情況,從而更快捷準確地完成這方面的練習。
三、有助于理解詞義
有些詞語要理解其含義,僅從現代漢語角度分析,總是難以理喻,而如能結合方言,則不至于讓人費解。例如,文言詞語“走”,現代漢語解釋為“跑”。為什么這樣解釋呢,人們總摸不著頭腦。若能考察一下方言,問題就能輕而易舉地解決了。客家方言里有個音“〔tseu〕”,意為兩腳或四條腿迅速前進或逃跑,或者液體因揮發而損耗等。這個“〔tseu〕”即為文言“走”(zou),音標“〔ts:u〕”。原來,“走”解為“跑”,這在方言中還保留著!這樣輕輕地一點撥,文言詞“走”在現代漢語里訓釋為“跑”就自然讓人明白了。同時,對于“逃走”、“奔走”等的“走”的詞義也可輕松自如地掌握了。
又如“砍”與“斫”,它們本是有區別的。而龔自珍《病梅館記》里的句子:“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除正……”高中語文教材注釋“斫”為“用刀斧砍”,這用的是同義互訓的方法,但似乎把“砍”與“斫”等同起來了。在客家方言里,“砍”讀作“〔k‘m〕”,“斫”讀作“〔t〕”,而“砍”表示用刀斧把東西斷開,其用力較猛;而“斫”表示砍時所用之力較輕。這樣簡單地開導,“砍”與“斫”的區別就會讓人很輕易地領會出來。
四、有助于了解語法
關鍵詞:作業系統 文言文教學 文言詞語 語文教材
引言
作業系統是“按照一定目標有計劃地設計出來的一套‘練’的方案或題目”。[1]它包括課后練習、思考、活動以及單元綜合練習。隨著《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的頒布,高中語文教材編寫理念也在與時俱進,自然影響到作業系統的編制。即使為同一課文設計作業,不同版本教材也表現出不同的價值追求和教學功能。本文以文言詞語練習題為切入點,比較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新舊兩套高中語文必修教材中文言文作業系統,即2007年第二版《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 語文(必修)》(一套5冊,簡稱“課標教材”)與2003年版以《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語文教學大綱》為依據編寫的《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教科書(必修) 語文》(一套6冊,簡稱“大綱教材”),審視編者意圖,以期幫助新課改下語文教師靈活使用課標教材、有效開展文言文教學。
一、比較研究兩套教材作業系統中的文言詞語練習題
人教版課標教材有文言文(文言韻文除外)17篇,大綱教材有文言文40篇。二者相同的課文有14篇,如《燭之武退秦師》《鴻門宴》《蘭亭集序》《赤壁賦》《師說》《勸學》《過秦論》《陳情表》等。首先我們對兩套教材作業系統中的所有文言詞語練習題進行統計與對比研究發現,兩套教材文言詞語練習題設計上有如下不同。
第一,課標教材側重于文言實詞的學習和積累,文言虛詞的練《逍遙游》中有“之”等兩三個詞外其余基本不涉及。大綱教材兼顧文言實詞與虛詞的學習與積累,其作業系統中涉及文言常見虛詞15個以上,超過了當時高中語文教學大綱的要求。
第二,課標教材大幅度減少了“一詞多義”辨析的練習量。就課標教材保留大綱教材的14篇文言文看,只有《蘭亭集序》《游褒禪山記》和《逍遙游》3篇各編排了一次“一詞多義”的辨析練習,占文言詞語練量的25%。而大綱教材則為《燭之武退秦師》《蘭亭集序》等10篇課文編排了不同數量的“一詞多義”辨析題,占文言詞語練量的53.6%。
第三,課標教材中部分古漢語基礎知識以作業提示的方式散點分布于題干中,如《燭之武退秦師》《赤壁賦》《過秦論》的課后習題,題干用簡練、明確的語言分別提出了古今漢語的音節特點、賦體文章中詞語的“對文”現象和古人寫文為避免“同字重出”常用近義詞代替的語言現象。而大綱教材中古漢語基礎知識主要采取集中串聯的方式,將編寫的若干文言文知識短文(如《怎樣學習文言文》和《文言實詞的特點》),分別安排在文言文單元后面。
第四,課標教材在體現古漢語特點的同時,開始關注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聯系。如《燭之武退秦師》中的習題二(“古代漢語以單音詞為主,現代漢語則以雙音詞為主。解釋課文中下列單音詞,體會這一特點。 朝、亡、厭、國、戍、夕、危、師、及、辭”[2]),其題干指出古今漢語在音節上的差異,但從列舉的古漢語詞語看,它們的詞義與現代漢語有相同、相近或相似關系。古今漢語的對比學習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學生對文言文的陌生感。
二、思考與教學建議
(一)對文言詞類學習取向的思考與教學建議
課標教材十分看重文言實詞的學習,明顯弱化文言虛詞的學習。這可能是基于如下考慮:(1)課程標準是多數學生能達到的“最低標準”;(2)高中語文必修課程要突出課程基礎性和均衡性。關于什么是“淺顯文言文閱讀能力”一直未有明晰的界定,導致文言詞語教學長期以來全面撒網,缺少必要的取舍和主次。課標教材的這一變化,似乎希望在文言文閱讀能力的培養上必修課程與選修課程承擔的任務各有差異。
那么,課標教材的這種取向如何呢?筆者認為,它有一定理論依據。心理學研究表明,句子的理解策略有語義策略和句法策略兩種。讀者一般首先按照語義策略加工句意,因為實詞的意義和聯系經常可以決定句意,只需從句法分析中得到少許幫助(只是在必須時起到證實與去歧義的作用);而且人們還可以理解句法不正確的句子。但遇到一個復雜的句子時,讀者就會有意識地啟動句法策略;不過若句法分析失敗,人們又會用語義分析決定句意。中國人理解漢語語句的意義首先是根據語義,其次就是語序。[3]同時,根據漢語的特點,無論現代文還是文言文,實詞占絕大多數,虛詞相對較少。實詞具有實在意義,常統治著句意的理解,語言一旦離開了實詞,語言的基本表意作用就很難實現。因此語文教師應根據精要有用的原則,在必修課中把實詞作為文言詞語教學的重心。不過我們也知道漢語缺乏形態變化,語法手段主要是語序和虛詞,古今漢語中虛詞數量雖少,無實在意義,作用卻很大。因此課標教材在虛詞習題編制上的過分弱化,可能會引起誤解,語文教師在教學中應有所防范,適當調整虛詞量的學習比例。
(二)對文言詞語練習量減少的思考與教學建議
課標教材文言詞語練量減少,特別是大量減少“一詞多義”的辨析練習,編者主要意圖是希望改變傳統文言文教學重“言”輕“文”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一味解詞釋義和題海戰術的做法,希望今天的文言文教學還能關照文章、文學、文化方面的教學目標。這種變化并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文言詞語少學習或不學習的問題,語文教師必須注意“度”的把握,防止誤解教材。學習遷移理論告訴我們,知識技能的遷移需要一定訓練量保障,但并不是說量越多越好,影響學習遷移的因素很多,所以在文言詞語學習與訓練中應合理調配量與質,處理好“授人以魚”與“授人以漁”的關系。閱讀圖式理論又告訴我們,閱讀是一種高級復雜的認知技能,閱讀理解不僅是語言文字的加工,也是讀者已有的對客觀世界所了解的知識的運用過程。即閱讀過程有兩種信息處理方式在發揮作用,一種是自下而上方式,指讀者運用語言圖式,主要通過對字詞句的分析來理解閱讀材料;另一種是自上而下方式,指讀者運用內容圖式和形式圖式,主要憑借自己已有的背景知識閱讀材料。前者是閱讀的基礎,不可缺少,但讀懂了文章的字詞句不等于就一定讀懂了文章,它需要后者的介入。后者是一種高層圖式,但僅從后者出發容易導致學習基礎不牢、閱讀技能下降。因此文言文教學中既需要文言基礎知識在一定量與質上的保證,又需要文章之學、文學欣賞和文化常識的介入,二者缺一不可。
(三)對古漢語基礎知識編排的思考與教學建議
兩套教材除按慣例將部分古漢語基礎知識安排在單元說明和課文注釋中外,大綱教材主要采用集中串連的方式,在某些文言文單元之后編有專門的文言知識短文。課標教材采用了兩種方式:一是在文言文單元中采取散點分布的方式,在文言詞語習題的題干中編入一些知識性的作業提示,如《赤壁賦》課后習題二提及賦文中“對文”的語言現象;二是在“梳理探究”版塊中采用集中串連的方式,設計了《文言詞語與句式》和《古代文化常識》兩個學習專題。
散點分布與集中串連的編排方式各有優劣。前者涉及的知識直接從課文學習中歸納出來,知識與課文、訓練緊密融合,學生感到易懂、有用、精要;短處是知識零碎,缺少系統性、整體性,適用于學習不太講求系統的知識;而后者的優劣正好相反。以此為評價標準,可以說課標教材在知識系統的編排上有了歷史性的突破,它不僅力求使這兩種編排方式達到盡可能的互補,而且力求在文言文知識的學習與能力的培養中實現教學理念、教學方式、練習方式的轉變。特別是“梳理探究”版塊中相關專題的設計,不僅以一種全新的形式為我們較系統地編制了文言文基礎知識,解決了學什么的問題,而且向我們提出了“誰梳理、誰探究”和“怎樣梳理、怎樣探究”的問題。因為“梳理探究”版塊本身具有綜合性學習的性質,其“梳理”是學生對自己多年學習、積累但又零散的知識進行提取、整理、分類的過程,使已有的知識系統化、條理化,掌握得更理性、更規范;“探究”是學生在梳理的基礎上,發現問題、探究問題,自己概括整理出一定的觀點、研究思路方法,顯示出一定的規律和技巧的過程。它提倡學生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學方式,教師主要在提升、拓展、學習方法等方面加以點撥和引領。這就提醒語文教師今天的文言文教學內容,不僅僅是接受式地、死記硬背文言知識,它也是文言文學習方法和學習能力的培養,更是學習主體意識的喚醒。
(四)對文言文語言教學策略的思考與建議
文言文閱讀中主要存在語言文字、文化知識、社會背景等障礙,其中語言文字障礙是文言文教學中首先要解決的問題。長期以來文言文教材和文言文教學重視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差異性,忽視了它們的根葉關系。從語言流變看,文言是“源”,白話是“流”,今天構成白話的基本語匯多來自于文言語匯,大部分雙音節詞由文言演繹、附綴而來,80%以上的成語都來自文言、典故,今天為了使語言典雅、莊重、厚重,人們也常常借用文言詞句。因此現代學生在長期的學得和習得中建構起的現代文閱讀圖式,對文言文學習也有正遷移的作用,它以同化或順應的方式與文言文的新信息相互作用,幫助學生構建起一套文言文閱讀圖式。劉廷芳(1921)用聯想學習的觀點對漢字進行的心理學實驗也證明:漢字的學習可以借助對于已經認識的漢字的聯想來解釋新字,并且學習者必須具有一定數量的已識漢字,才能產生對新字的理想作用:而且,識字越多,這種聯想能力就越大。[4]反思我們的文言文教學更多的是放大了文言文與現代文的不同,忽視了它們的源流關系,只片面看到學生頭腦中已有的閱讀圖式對文言文學習的負遷移作用。今天語文教師是否應該從現代漢語、現實生活中找到文言文學習的依托或關聯點,從學生的認知心理出發,積極創設教學情境,激活學生頭腦中的原有圖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學生對文言文的陌生感和學習上的心理壓力呢?語
參考文獻
[1]顧黃初,顧振彪.語文課程與語文教材[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國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通稱,諸子百家、儒釋道、地域文化等都是國學的重要內容。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但并不是國學的全部,我們不能把這兩者等同起來。傳統中國社會的歷史文化是流動與變化著的,儒家文化傳統也是流動與變化著并與其他文化傳統相交織的。但兩千五百多年來,儒學滲透到全社會上下,適應、調節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并指引人們的生活,落實在政治制度、社會風習、教育過程以及私人修養與性情陶冶之中,乃至到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地步,極具草根性。儒學實際是我國走上現代化的基礎與鋪墊,它在未來社會的發展中將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儒釋道是互補的,經學、儒學是國學中最重要的內容。我們不必把國學講成儒學,以儒學取代國學,但也不必排斥、貶低儒學,一定要認識到傳統社會在一定意義上是儒家型的社會。
我認為可以從四個層面來理解國學:第一是常識層面,即國家、民族、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常識內容。第二是學術與技藝層面,即傳統文化各門類各方面,尤其是地方文化、民間技藝、學術傳統之傳承。要通過微觀精細的研究,搶救、整理與繼承絕學,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第三是道德價值與人生意義層面。按梁啟超的說法,《論語》《孟子》是兩千年國人思想的總源泉,支配著中國人的內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全社會形成共同意識,我們既做這社會的一分子,總要徹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識生隔閡。今天我們提倡國學,有助于克服工具理性的片面膨脹所導致的人文精神的萎縮或失落,塑造國民的理想人格。第四是民族精神或國魂與族魂的層面。提倡國學與吸納西學并不矛盾。對于祖國傳統文化的價值理念、生存智慧、治國方略,我們體認得越深,發掘得越深,我們擁有的價值資源越豐厚,就越能吸納外來文化的精華,越能學得西方文化之真,這才能真正使中西或中外文化的精華在現時代的要求下相融合,構建新的中華文明。世界上任何成功的現代化,都不是失去民族性的現代化。換句話說,世界上還沒有脫離本土文化傳統的成功現代化的范例。
學習國學更重要的是把握中華人文精神與價值理念,了解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融會的過程,以及其可大可久的所以然,堂堂正正地做一個中國人。孔子提倡詩書禮樂之教。他講:“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又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讓弟子優游、涵養、陶冶于詩書禮樂教化之中,養成健全的人格。國文、國學中有很多內容及教育方式,屬于博雅教育及君子人格培育的范疇,中國傳統文人很看重個體人格的生存品味與質量,很重視人文的熏陶和修養。
當前,對國家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的了解,已成為國人的普遍需求。實際上,任何民族、國家的成員對自己的文化或宗教傳統都有了解的義務,同時這也是一種權利。反過來我們可以說,任何民族、國家的文化或宗教傳統是自家走向現代化的基礎。“五四”以來,特別是“”以來,我國一些知識人不加分析地把自己的祖宗文明全部作為負面的糟粕、批判的對象,認為傳統文化都是現代化的障礙,因此,體制內的教育中不僅傳統文化的內容很少,而且還灌輸了很多片面的、似是而非的、矮化或妖魔化中國文化的看法,使之成為幾代人的“共識”。這很危險,其危險性是使我們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身份的自我認同、社會倫理的基本共識及終極信念與關懷。我們的大中小學教育中,知性教育偏勝,德性教育不足。人性、性情的教育應重于知識教育,兩者應結合起來。政治教育不能代替道德教育、生命教育與性情教育,也代替不了。
國學教育是有神圣性的,雖然可以且應當采取寓教于樂的方式,但是國民需要通過莊嚴的學習,理解自己的文化精神傳統。中小學教育乃至高等學校的通識教育對一代代國民基本素養的形成與提高最為關鍵。我國傳統的教育,自蒙學階段開始,特別重視培育孩子的健康良好的心態、性格、情感與品行,使其擁有一定的文化教養。古人說的“蒙以養正”,或“正蒙”,即開蒙的時候一定要端正。這是說,由有德的家長與教師對兒童發蒙,教他立志做一個正直的人,有理想情操的人。傳統文化寶庫中有膾炙人口、傳之久遠的蒙學讀物及一些家訓、家禮、家書等讀物,剔除其時代局限與糟粕,可以作為幼兒教育和小學教育的教材。
國學經典中不乏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與故事,教育我們如何立志有恒,如何做一個對民族、對人類有用的人,可以作為中學乃至大學階段的傳統文化教材。毫無疑問,就取得全社會普遍的文化認同、倫理共識與終極關懷而言,就和諧社會的建構與可持續發展而言,每一個中國人都應當掌握好母語(漢語、方言,各族群語言),具有中國歷史文化的基本常識。
二、中小學的國學教育
近來,浙江古籍出版社出了一套中小學“國學基本教材”,邀請我做總顧問。本套教材的書目有:《弟子規》《三字經》《千字文》《千家詩選讀》《幼學瓊林》《詩詞格律》《唐詩選讀》《宋詞選讀》《論語(上、下)》《孟子(上、下)》《大學中庸》《詩經選讀》《左傳選讀》《史記選讀(上、下)》《諸子文選(上、下)》《顏氏家訓》《漢魏六朝文選》《唐宋文選》《禮記選讀》《楚辭選讀》等。每冊有指導性的概述,有經典原文,有對原文的注釋與新譯(賞析),并配上文史鏈接(延伸閱讀)、思考討論等,圖文并茂,準確生動,具有可讀性與系統性。這是現行中小學選修的一套國學讀本。目前中小學國學教育仍處于自發的狀態,體制不順,相當困難,各類教材也良莠不齊。
如前所述,我認為國學教育的核心是中華民族的精神信念、價值觀念與人格情操。“四書”等表達的是以“仁愛”為中心的五常(仁義禮智信)、四維八德(孝悌忠信、禮義亷恥)等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系統,是中國古代老百姓的日用常行之道,人們就是按此信念而生活的。我建議學習臺灣地區的經驗,在高中階段增設一門必修課《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內容就是“四書”)。這門課是中國文化課,不同于政治課、思想品德課,也不同于語文課。抗戰勝利后至今,臺灣地區的這門課程對中華文化認同與民眾的文明教養起了重大的作用。大陸旅游者發現,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是稟性善良、有人情味、懂禮讓、講友善的人。這與民間小傳統的文化宗教的活力及作用,與代代相傳的家教家風,與不中斷的國學教育,特別與中學必修“四書”有密切關系。
中國文化的大傳統與小傳統是打通了的。國學具有平民化與草根性的特點。我國民間流傳著的諺語是:“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這些來自中國經典的精神,透過《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弟子規》等蒙學讀物及家訓、族規、鄉約、譜牒、善書,通過大眾口耳相傳的韻語故事、俚曲戲文、常言俗話,成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言行軌范。
南宋以后在我國與東亞的民間社會流傳甚廣、深入人心的朱熹《家訓》說:“事師長貴乎禮也,交朋友貴乎信也。見老者,敬之;見幼者,愛之。有德者,年雖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雖高于我,我必遠之。”“人有小過,含容而忍之;人有大過,以理而諭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又說:“勿損人而利己,勿妒賢而嫉能。勿稱忿而報橫逆,勿非禮而害物命。見不義之財勿取,遇合理之事則從……子孫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難不可不扶。”朱子說此乃日用常行之道,人不可一日無也。應當說,這些內容來源于詩書禮樂之教、孔孟之道,又十分貼近民間大眾。其中蘊含著個人與社會的道德,長期以來成為老百姓的生活哲學。
王應麟的《三字經》開宗明義:“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茍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這就把孔子、孟子、荀子關于人性的看法以簡化的方式表達了出來。儒家強調性善,又強調人性的養育與訓練。
清代李毓秀《弟子規》的總序說:“弟子規,圣人訓。首孝弟,次謹信。泛愛眾,而親仁,有余力,則學文。”其內容分為“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等幾部分。這些綱目都來自《論語》。《弟子規》中對孩童舉止方面的一些要求,如要求孩童站立時昂首挺胸,雙腿站直,見到長輩主動行禮問好,開門關門輕手輕腳,不用力甩門等。這些規范都是文明人起碼應有的,是尊重他人而又自尊的體現。又如:“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輒凈手。冠必正,紐必結,襪與履,俱緊切。”“斗鬧場,絕勿近,邪僻事,絕勿問。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用人物,須明求,倘不問,即為偷。借人物,及時還,后有急,借不難。”這都有助于文明社會的建構,是文明人的生活習慣,也是今天社會公德的基礎。
南開中學的前身天津私立中學堂成立于1904年10月,老校長嚴范孫親筆寫下“容止格言”:“面必凈,發必理,衣必整,紐必結。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這四十字箴言來自蒙學,又是該校對學生的容貌、行止的基本要求。該校設整容鏡,師生進校時都要照鏡正容色。后來張伯苓先生治校,堅持了這些做法。
先生在留德期間撰寫的《中學修身教科書》,商務印書館于1912年至1921年間共印行了十六版,他還為赴法華工寫了《華工學校講義》,兩書在民國間影響甚大,今人合為《國民修養二種》一書。蔡先生在民國初年為中學生與赴法勞工寫教科書,重視社會基層的公民教育。蔡先生的用心頗值得我們重視,他從孝敬父母談起,創造性地轉化本土的文化資源,特別是儒家道德資源來為近代轉型的中國社會的公德建設與公民教育服務。
現今南京夫子廟小學的校訓是:親仁、尚禮、志學、善藝。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對孩童、少年的教育,首先是培養健康的心性情才,從日常生活習慣,從待人接物開始,學會自重與尊重別人。
我們今天強調成人教育,因為僅有成才教育是不夠的,成才教育忽略了我們作為完整的人、健康的人所必需的一些素養,在人格養成方面幾乎是空白。這不是大學教育才有的問題,而是幼兒園、中小學教育就該關注的。
國學當中有很多修身成德、培養君子人格的內容。中國古典的教育,其實就是博雅教育。傳統的教育并不是道德說教,不是填鴨式滿堂灌的教育,而是春風化雨似的,讓學生在點滴中有所收獲并自己體驗,如詩教、禮教、樂教等。我覺得應該讓孩子們處在良好的文化氛圍中。家長、教師要端正自己的言行,以身作則,言傳身教,這對孩子影響很大。家長、教師要培養孩子分辨是非的能力,多在性情教育上下功夫,關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與孩子交流,洞察他們的情感,并作正確的引導。
廣大青少年要趁著現在記性好,多讀些經典,最好能背誦一些,其中的意思以后可以慢慢領悟。南宋思想家陳亮說:“童子以記誦為能,少壯以學識為本,老成以德業為重。……故君子之道,不以其已能者為足,而嘗以其未能者為歉,一日課一日之功,月異而歲不同,孜孜矻矻,死而后已。”這即是為己之學,是終身自我教育。
三、語文教學中的國學教育
在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系統工程中,對中小學生加強傳統文化的教育尤其重要。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是鞏固國本的需要,對于提升國家軟實力具有重要的意義。國學教育需要家庭、社會、學校共同擔當。在中小學加強傳統文化的教育本身也是一個系統工程,不能只靠語文教育,但語文教育仍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每個孩子成長的過程中,語文教育都是影響深遠的。語文教育不僅僅只具有工具性,還具有人文性,承載著引導價值觀的責任。
南懷瑾先生說過,小學語文課,一、二年級主要學《千字文》,三、四年級主要學《幼學瓊林》,五、六年級主要學《古文觀止》,整個小學應穿插學習、背誦《弟子規》《三字經》《百家姓》《千家詩》《詩經》等。初中語文主要學四書五經、諸子百家,重在《論語》《老子》。南先生此說,值得借鑒。
現在湖北省統一使用的鄂版語文教材,小學每冊約8首古詩,16條古今中外名言,沒有古文。初中每冊約10至12首古詩,8篇左右古文(寓言故事或唐宋家短篇等)。現行鄂版教材較之過去,有了許多優點,但仍然偏于政治思想教育,作文訓練散亂不成系統,課后習題也尚待改善,較之人教社和東北的語文教材要遜色一點。但以上無論哪一家的語文教材,在如下方面都嫌不足:沒有充分自覺地重視、強調學生對母語及母語的代表——經典文獻的學習,對古漢語的語言及其反映的思維特征的把握,對經典中所蘊含的中華民族的道德價值觀、安身立命的精神信念及民族智慧傳承的重要性。當然,這是以高標準來要求的。另外,現行語文課文中現代散文較多,歐化式的漢語較多。我們的孩子從社會與學校學習的主要是西方或泛西方化的語言、思維方式與價值觀。語文教育應當有中國文化的自覺與自信!從目前的情況看,這種自覺與自信嚴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