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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無論是此前穿西裝還是宣布自己是一個“講故事的人”（莫言的演講題目為“Storyman”）時穿的新式中山裝—不管哪種場合，莫言這一次都表現得從容而得體。這個來自鄉村的農民之子，毫不費力地跨越了種種溝塹：東方與西方，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現代性與中世紀，鄉村與城市，中國山東高密東北鄉與瑞典斯德哥爾摩音樂廳，國家作協副主席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從這個時刻及以后，作家莫言和他的作品一起從此不朽。
在經歷種種情緒之后，必須承認評選諾貝爾文學獎的那個地方，碩大吊燈里其實沒有巨蟒。由此面臨的實際問題是：到底是什么讓莫言成為了最后的成功者？換句話說，究竟是什么讓莫言從此“不朽”？
答案一開始就很清楚，是這個國家。正是國家的神奇，讓莫言的文學變得足夠神奇。頒獎詞中稱，莫言的天賦能力是在“不經意間給象征賦予了形象”。
實際上，莫言比他的作品更真實。作為作家，他的外表看似木訥，實則內心清明。他的人生哲學是“活著并更好活著”，他善于在夾縫中尋找道德與危險的平衡點，他刻意保持一種含混的價值觀，他在是非面前本能地展示出一種機敏與靈活—這實在是眼下絕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態。這才是真正的“生活真實”。
另一方面，在莫言的文學王國里，“饑餓”（無論是食物的缺乏、性的缺失或人之品行的匱乏）這個最重要的關鍵詞，也正是中國人曾經生活的最真實寫照。莫言最終以自己講故事的天賦，以魔幻的表達方式回應了種種神奇，并創造了另一個猶如現實鏡像的國度。實際上，如同李安電影中、少年pi所講的兩個故事一樣，很難說，哪一個世界是真實的，哪一個世界是虛擬的。
磨光門檻的讀書狂
莫言自小對書就很癡迷，書籍成為那個文化生活匱乏的年代里，年少莫言最好的伙伴。莫言直到現在還記得一個很鮮活的例子。他說，“我們家實際上都愛看書，二哥也是個書迷。我們家原來有一條門檻，當時農村沒有電，只有一盞小煤油燈。每天晚上這個煤油燈的火苗真是像一個黃豆一樣那么小，我母親在鍋灶上做飯，我們就利用這點機會，我就一腳踏在門檻上看書。踏了幾年之后，那個門檻竟然被我們弟兄兩個給踏的明顯得凹下去一塊。”
至于為什么會如此癡迷于書本，莫言坦言，與那個時代有關，沒有文化生活，就覺得這個東西能把你抓住。“那時候書非常少，一個村子里幾本書了如指掌。為了看書，也想盡了一切的辦法，提前拿著自己僅有的幾本書去跟人家交換。人家不感興趣，就幫人家干活，幫人家推磨、割麥子，換來閱讀人家家里藏書的權利，后來附近十幾個村莊的書都看完了”關于讀書，在莫言的身上有很多故事，大家津津樂道的一個就是莫言能背新華字典。“后來實在沒書看了，就看新華字典，看新華字典也覺得蠻有意思的，以至于說倒背如流，那是太夸張了，那不可能。就是讀得很熟，有時候甚至把新華字典的錯誤都可以找出來。”莫言說。
素材解讀：任何成功，應該都是可以找到它的理由。一個孩子，愿意用一天的辛苦勞動，來換取閱讀一次閱讀書本的權利，這是一件多么令人感動與震撼的事情啊！有了這種極致的熱愛，有了這種滴水穿石的恒心，還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
適應考題：熱愛、追求、人生路上、童年的記憶、不會忘記、與書為伴、我也行。
把作品放在高粱地里
提起莫言，人們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電影《紅高粱》里那些色彩鮮艷的畫面和黃土地上張揚的生命力，那里就是莫言的高密東北鄉。高密不僅僅是莫言地理意義上的家鄉，更是他幾十年來在文學創作道路上一直苦心構筑的文學故鄉。
他說，20多年前，當我作為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在高密東北鄉貧瘠的土地上辛勤勞作時，我對那塊土地充滿了刻骨的仇恨。它耗干了祖先們的血汗，也正在消耗著我的生命。一切都看厭了，那些低矮、破舊的草屋，那條干涸的河流……所以，1976年2月16日當他爬上裝運新兵的卡車時，連頭也沒回，感到如一只飛出了牢籠的鳥。可當汽車停在一個離高密東北鄉只有二百華里的軍營，帶兵的人說到了目的地時，他才感到深深的失望。兩年后，他重新踏上故鄉，看到滿身塵土、滿頭麥芒、眼睛紅腫的母親艱難地挪動著小腳從打麥場上迎著自己走來時，眼睛里頓時飽含淚水。那時候，他隱隱約約地感覺到了故鄉對一個人的制約。莫言說，我生于斯，長于斯，我最早的作品，都是以這塊土地，以我的經歷，甚至小說中的很多原型都是我的左鄰右舍。所以，沒有這塊土地，沒有父老鄉親，就沒有我這個作家。
素材解讀：在莫言的作品中，家人鄉鄰，鄉村的池塘，都成了他信手拈來的寫作素材。正是這種深深植根于農村的精神，讓莫言的作品有了更多的生活氣息。他的成功告訴我們一個道理：養育我們成長的家園，往往是最生活與事業的力量源泉。
適應考題：家園、根本、精神、成長、生命的清泉、土地、一起前行。
用故事吸引世界
山東高密，到處都是講故事的人。莫言回憶說，“在我們鄉村的廣場上，在我們的集市上，在寒冬臘月生產隊喂牛、喂馬的飼養棚里，我們都可以聽各種各樣的說書人，給我們講述古今中外的故事。我聽了這樣的故事，回家對我的父親母親講，對我的哥哥姐姐講。他們剛開始對我的這種講述非常反感，但是很快他們會被我的這種講述吸引。我母親后來也對我網開一面，允許我在集市上聽人說書，允許我到別的村莊聽村子里的人講故事。回來以后，晚上面對很小的油燈，她做棉衣的時候，我在旁邊講我聽到的故事。時候我記不全了，我就開始編造，當然我編造可能編得還不錯，以至于我很小的時候也成了一個說書人。”
這些孩童時的經歷，成了他后來文學寫作的源頭。莫言自己也說，“我后來從事文學寫作，寫小說，寫劇本，可能就是從給我母親講故事開始。”從1980年表作品以來，雖然風格上可以看到作家馬爾克斯和福克納的影子，看到所有文學前輩和他的個人思考，但莫言筆下的故事，幾乎都是來自他生活的山東高密，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之一、瑞典漢學家馬悅評價說，“莫言是一位很好的作家，他的作品十分有想象力和幽默感，他很善于講故事。”
素材解讀：聽故事有趣，要學會講故事卻不容易；在講故事的過程中，能夠編得宛如親歷，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意思的是，莫言編的故事不僅讓中國人喜歡，還能吸引世界讀者的眼光，那便真是一種能力了。沒有長年的積累，顯然是無法達到這種境界的。
適應考題：學與做、堅持、過去與現在、興趣、習慣、鼓勵、個性。
成功不在寫作上
莫言早已是名人，可從不嫌棄只有小學二年級文化水平的妻子杜勤蘭，女兒管笑笑更是莫言的最愛。莫言曾說，他最大的成功，不是寫出很多名篇，而是有一個幸福家庭。1995年，13歲半的笑笑和母親離開山東，隨莫言來到北京生活。這一年的莫言，正處于構思長篇小說《豐乳肥臀》的關鍵時期，妻子的到來，剛好可以照顧他從前單身居住缺少規律的生活。而女兒笑笑此時則已長成一個漸漸褪去天真的大孩子，在北大附中初二年級插班上學。
在笑笑的印象里，父親對自己的疼愛和關切跟天下每一個父親對女兒的愛是一樣的。有所不同的是，父親更多的卻是不事張揚、默默無言的關愛。笑笑讀高一那年，一天中午，突然下起了大雨。早上上學時天還很晴朗，笑笑沒有帶傘，中午到食堂吃飯時才暗暗叫苦，這雨總也不停，下午可怎么回家？然而回到教室卻意外發現課桌上放著一把嶄新的傘。同學們羨慕地告訴她：“笑笑，你真幸福，剛才是你老爸來給你送的傘！”一股暖流涌上笑笑的心頭。打著傘回到家看著父親俯身爬格子的背影，笑笑只感到父親的愛沉甸甸。從學校到爸爸上班的魏公村有四站多路，而爸爸一路在風雨中奔波，為的就是給自己送一把傘！
素材解讀：幸福的方式也許有很多種，但有一種幸福一定是最美好的，那就是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試想，如果你的事業沒有成功，還有一個幸福的家庭，或許你還是幸福的；如果你沒有幸福的家庭，事業再輝煌，那又有誰來分享你的快樂呢？莫言的魅力，不僅表現在文學作品上，更表現在情感之中。
適應考題：最美、幸福、風景、芬芳、真情、暖流、微笑、父愛。
貼著底層生活
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前，莫言曾經說過，文壇就好像池塘一樣，其中有很多種魚，每種魚都有自己最適合活動的深度和區域，每個水域和深度之中，也必然會有最適合某類魚食用的食物。文壇亦如此。各個不同層次的作家都有自己各自不同的追求和理想，不能說哪個好哪個不好，有的人追求暢銷、追求流行，只要不犯法，不傷害他人，那就無可指責。
有記者問莫言，您覺得您是處于哪個水域哪個深度的“魚”？莫言說，我相對來說還是在比較底層的，沉得比較深的，但我不是大魚，只是那種喜歡貼著底層生活的魚。他認為，最近10年來文壇反而是沉下來了，有的人在悄悄地寫作。而認為文壇是“浮躁”的這樣的判斷，其實僅僅是看到了表面的現象。這么大的一個社會，不能因為一個作家的某種行為，就來判斷整體都是浮躁的。他說，現在那么多刊物，看一看《人民文學》，看一看《收獲》，實際上會發現，現在中短篇小說的質量比起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短篇小說質量已經提高很多。很多年輕作者出手不凡，他們創作中短篇小說的水平，已經完全達到了跟世界范圍內的作家、跟世界文學相對話的程度。我經常看《人民文學》和《收獲》，每一期都能發現相當不錯的作品。
一、莫言的故鄉情結
2012年10月11日是一個值得中國文學永遠銘記的日子，首位中國籍作家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根據瑞典文學院的新聞，我們了解到莫言“從歷史和社會的視角，莫言用現實和夢幻融合在作品中創造了一個令人聯想的感觀世界”。同時，在莫言的小說中“魔幻現實主義融合了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由此可見，對于民間文化的吸收和民間故事的借鑒為莫言的文學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他本人的文學創作開辟了新的空間。莫言本人對于自己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表現得較為平靜，這從他在瑞典文學院發表獲獎感言《講故事的人》中就可以看到。作為一個從山東高密東北鄉走出的世界級作家，莫言對于自己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保持著高度的謹慎，他認為自己只是一個“講故事的人”。而他所講的故事正是那些發生在他自己、親人、鄉親們身上真實的故事，是對于鄉土生活的真實描寫。
因此，我們可以認為鄉土小說是莫言文學創作中最有分量的部分。“所謂鄉土小說，主要是指靠回憶重組來描寫故鄉農村或鄉鎮的生活，帶有濃厚的鄉土氣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說。”對于這一點，我們能夠在莫言創作的多部小說中感受到農村生活帶給他的巨大影響。在《紅高粱》中，開篇就是對一大片高粱地的描寫，這正是莫言家鄉的真實寫照。作為一種無法割舍的情結，莫言時刻將自己對于家鄉的那份鄉愁記載在心中。德國作家措特勒曾將作家對于故鄉的那份感情分為“呼吸故鄉”和“頭腦故鄉”，丁凡先生將其闡發出新的理解：“我以為所謂‘呼吸故鄉’應該就指‘生存故鄉’，也就是地理位置上的故鄉；而‘頭腦故鄉’，我以為就是指‘夢幻故鄉’、‘精神故鄉’，這就是作家頭腦中，具體說是創作思維中的故鄉，它是作家主體活動中的夢幻般的世界。”因此，《紅高粱》中的高粱地便是莫言的“生存故鄉”，而《豐乳肥臀》《檀香刑》中的世界就是莫言的“精神故鄉”了。對于莫言來說，那些時刻縈繞于心中并且揮之不去的故鄉情結深層的、隱秘的文化心理底蘊是什么呢？這樣的審美訴求又最終凝定為怎樣的文學表現方式呢？
筆者認為，對故鄉的回歸不僅是肉體的回歸，那僅僅是形而下的層面。莫言所要實現的不僅是在空間距離上靠近自己的故鄉，更是要在精神上實現與故鄉的回歸。為此，莫言將自己對故鄉的眷念凝定為某種特殊的東西，如《紅高粱》中“我爹這個土匪種”展現的豪放，或《豐乳肥臀》中對母親的祭奠。在魔幻現實主義的外衣下，莫言以鄉土小說的形式為自己找尋到了心靈世界的回歸。
二、莫言鄉土小說的“精神故鄉”
在莫言的筆下，處處生長著高粱的家鄉是一個貧困、落后的地方，但是卻極為的美麗。那里有灑遍山間的高粱酒，有質樸的羅漢大叔，還有所有凝聚著莫言家鄉記憶的事物……另外，在莫言的小說中可以體會到淳樸的民風、曾經的快樂……總之，故鄉生活的一切和故鄉所有的景象，這些在莫言看來都是充滿著感情的審美對象，都凝結成為特殊的精神氛圍。
對于所有從貧瘠的家鄉走出來的現代人而言，這將是一個永遠無法割舍的記憶。在莫言鄉土小說中永遠存在著一個悖論：充滿魅力的人生悖論。不同于其他鄉土小說對故鄉的描繪，莫言沒有極盡筆墨地去展示家鄉的美麗，而是在刻畫人性的另一面。不同的人生境遇中無法規避的正是身處異鄉的莫言故鄉意識的雜糅，在生活的漂泊中，試圖回歸故鄉的意識相伴而行。或是由于時空的遠隔，這種可望而不可即的追慕貫穿于莫言鄉土小說的全部。
1976年2月，我應征入伍，背著我母親賣掉結婚時的首飾幫我購買的四本《中國通史簡編》，走出了高密東北鄉這個既讓我愛又讓我恨的地方，開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時期。我必須承認，如果沒有30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發展與進步，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也不會有我這樣一個作家。（《講故事的人》）
在諾貝爾文學獎演講中，莫言坦言家鄉是“既讓我愛又讓我恨的地方”，這句話說出了所有離開家鄉人的心聲。家鄉的貧困、落后、閉塞促使一代又一代人離開了生養自己的這片土地，作者離開了那“藍天白云”“鬼怪妖狐”的農村，進入了城市文明生活中。當幼小的心靈突然被置于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中時，那種恐懼、不適、掙扎的心理印痕便留在了人的大腦中，一旦觸動了這一記憶機制，思鄉之情便會滾滾而來。
因此，莫言才會那樣盼望回到自己的故鄉，這里承載著他童年所有的記憶。誠如童慶炳先生所說：“完整的童年經驗并不僅僅是指原來的童年生活記錄，它還包括活動主體對自身童年生活經歷的心理感受和印象，帶有很強的主觀色彩。”固然，城市中有豐富的物質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但同時也出現了自然環境被破壞、人際關系惡化的現象。人與人之間虛偽、矯情、勢力、自私，生命在卑怯、茍且中消解而失卻了鄉村社會固有的率真堅韌、執著豁達。當現實的刺激異常強大，以至強大到必須脹破原來的心理圖式，即作家童年時期對城市的恐懼與排斥、對故鄉的眷戀不已的心理機制時，這種企慕心境便愈發濃重。最終凝定為作者筆下的鄉土小說。
作為一名享譽世界文壇的作家，莫言的文學創作是從他對自己家鄉――山東高密東北鄉的回憶中汲取營養的。這里不僅有他童年的快樂，也有生活的艱辛。無論是快樂還是痛苦，都是莫言無法忘卻的，也是他取之不竭的文學寶庫。他對于人類既往生活的重視并非是一種創新，也不是純粹地借鑒“魔幻現實主義”。他是要在自己的文學創作中去尋找現實生活中永遠無法回歸的精神家園，也就是屬于他自己的“精神故鄉”。在這里，他不僅可以找到自己兒時生活的碎片，也能慰藉自己多年來對母親的愧疚。因此，我們在《紅高粱》中似乎可以找到童年的“莫言”，在《豐乳肥臀》中又能看到莫言“母親”的形象，在《蛙》中又能看到一位姑姑的身影。這樣的描寫都是莫言在尋找屬于自己的“精神故鄉”的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是對于既往歲月的最佳肯定。對于生活在鋼筋森林的現代都市人而言，這或許正是莫言小說最大的魅力所在。
三、莫言鄉土小說的文化機制
莫言的文學創作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期，這正是一個中國社會迅速變革的歷史階段，新舊的文化傳統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不斷沖突、交織。關于新舊文化的對抗，這本是莫言所處時代的大背景，也映照著中國人的心靈史。眾所周知，“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的文學藝術及其文藝理論，都是結晶在一定的社會物質基礎之上的”。對于這一點，馬克思也曾明確指出：“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會生存條件上，聳立著由各自不同的、表現獨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筑。”
特殊的時代帶給莫言獨特的思考，他對故鄉的眷念正是對于傳統生活方式的向往與追求，也暗含了莫言本人對于現代文明謹慎處之的基本態度。誠如弗?詹姆遜所說：“所謂文化――即弱化的、世俗化的宗教形式――本身并非一種實質或現象，它指的是一種客觀的海市蜃樓，緣自至少兩個群體以上的關系。這就是說，任何一個群體都不可能獨自擁有一種文化：文化是一個群體接觸并觀察另一群體時所發現的氛圍。”在對比中，我們認識到了不同文明體系的差異，也深刻理解了某一文化類型的自我特征。
對一個作家來說，最好的說話方式是寫作。我該說的話都寫進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說出的話隨風而散，用筆寫出的話永不磨滅。我希望你們能耐心地讀一下我的書，當然，我沒有資格強迫你們讀我的書。即便你們讀了我的書，我也不期望你們能改變對我的看法，世界上還沒有一個作家，能讓所有的讀者都喜歡他。在當今這樣的時代里，更是如此。（《講故事的人》）
在莫言的鄉土世界中，離開了家鄉的自己和所有漂泊的游子一樣對家鄉有著永遠的眷念。留在家鄉生活的人們，雖然物質貧乏，卻享受著精神世界的愉悅。所有的人都在尋求著自己的生活，守望著美好的未來。在故事的內核中，所凝聚的正是莫言對當下社會不斷演進的獨到而敏銳的觀察。這種思考所代表的將是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精神取向。
但是，在文化層面上，故鄉卻也逐漸脫去了“田園牧歌”的和諧之美，更多的是一種愚昧與落后，如莫言對于種種酷刑的展示、對于人性丑惡的描寫。這樣，作者就不得不在審美的氛圍中歌唱舊夢的同時，又無情地從文化意義上剖析故鄉了。正是在這個價值層面上，筆者認為莫言的鄉土小說不再是純粹的地域上的故鄉，而是精神上、文化上的故鄉了。
莫言苦笑是因為沒準備講稿，不過，他一向對脫稿演講輕車熟路，因此倒也無妨。臺上臺下大多是50歲左右的人在中國，這輩作家都經歷過“”；在德國，同輩作家都目睹過柏林墻。此次前“同盟國作家”與前“軸心國作家”共聚一室，政治當然是繞不開的話題。
果然，莫言開講了：他曾與眾中國作家受邀至德國觀光，德方安排了幾位學習中文的德國女翻譯，其中一個叫漢娜的，請莫言等人到家中做客。漢娜的父親是位白發蒼蒼的老人，正在花園里做園藝，將庭院拾掇得井井有條。見客上門，老人又煮咖啡又泡茶，熱情地招待客人。當漢娜帶大家參觀房子時，莫言看到了一個鐵皮鼓。
中德的作家都不會對這個鐵皮鼓陌生，它是德國納粹童子軍的標志，因被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君特·格拉斯寫成同名小說《鐵皮鼓》而聞名于世。莫言才知道，眼前那位善良又慈祥的老人，竟曾是納粹童子軍的一員。“在特殊的環境里，不僅兒童，包括有嚴密邏輯思維的成人也未必不會被蒙蔽、隨波逐流，也未必不會遭后人詬病，但后人應該被寬容和諒解。這就是歷史。”莫言說。
用一個鐵皮鼓，莫言將歷史和現在、文學和現實、中國作家與德國作家都聯系了起來。原本凝重的氣氛因為他的故事顯得輕松了一些，德國作家們像是很同意他的話，都微微點頭。
柏林墻也是莫言繞不開的話題。當年莫言在德國參觀時，柏林墻還未被推到。他們冒雨參觀，莫言說：“我當時感嘆這墻如此堅固，如此高地聳立著。”
當時莫言身前站著一位德國老太太，撐著雨傘。“你們都知道歐洲的雨傘像武器一樣，”莫言說，“都有銳利的尖頭。”那老太太突然轉身，雨傘一甩，傘尖就戳到莫言的眼角。他立刻蹲下身，捂住臉，眼淚和鮮血就從指縫中流出來了。莫言說到此，又用手捂住臉做出痛苦的表情，臺下的觀眾笑了。
等他睜開眼，看到戳傷他的老太太滿臉悔恨，兩眼是淚，渾身顫抖，一直在用他聽不懂的語言道歉。等莫言一行離開時，老太太還跟在他身后，不停地道歉。同行的人建議莫言這位老太太，索賠巨款，莫言卻覺得這真是沒有必要，“現在她內心深處的痛苦遠比我眼角的痛苦要大、要深。這件事也讓我體悟到，當人無意中傷害了別人，他內心的痛苦一定不亞于被傷害的人。”
本色就是他的最大特色。
沒有拔高自己，也沒有自我矮化，他展現的就是他這么一個人，你喜歡也罷，不喜歡也罷，愛誰誰。他可不會為討你的歡心而改變自己，更不會因桂冠加冕而自我戲劇化，仿佛真的鐵肩擔社稷似的。
是大英雄自本色。本色其實很難得。尤其在眾人無限的期許與無限的挑剔面前。
莫言以不變應萬變：我就這么著了，你能怎么樣？我是來領獎的，又不是來拉選票的。難道還要為別人的喜怒哀樂而活嗎？讓你失望了，那活該。別怪我，在你認識我之前我就這樣了。你有更好的演講稿，那你來講啊。
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測。
我估計他心里還是有點火的。這幾個月撒向他的鮮花，沒有使他更溫柔，但潑向他的口水，反倒使他更堅強了。
其實，作家的定義和角色有很多種，莫言選擇了最原始也最基礎的一種：講故事的人。好像挺低調。可把中國故事講到萬眾矚目的諾貝爾領獎臺上，就牛了。
潛臺詞是：許多作家自以為真理在握，自我戲劇化地傳道乃至殉道，卻連故事都講不好。基本功都不過硬，最好別自命為作家。
作家還是要拿作品說話的。任何口號都可能隨風而逝，文學經典才是鐵板釘釘，光靠嘴皮功夫是拿不下來的。
作家可以像上帝一樣置身度外地俯視瞬間政治風云（他的參照系是幾千年人類文明史，再輝煌或再黑暗的朝代都只能算作插曲），緘口莫言，守口如瓶，保持要么純個人要么立足于全人類的獨立思考。
大作家大詩人的功績顯現在：眾生內訌之時，巴比塔土崩瓦解之際，他卻獨辟蹊徑地以個人之神力“建造了一座非人工所能建的紀念碑”（普希金語），其流傳久遠一點不遜色于亞力山大的功德碑。
不管怎么說，能看出莫言是個感恩的人，對母親的感恩，對故鄉的感恩，對軍藝導師徐懷中的感恩，對改革開放的感恩，甚至對中國小說先驅蒲松齡的感恩，以及對外國先驅馬爾克斯與福克納的感恩。哪怕這些恩情有的只是之于他個人而言的。但一個功成名就后懂得感恩的人，比忘恩負義或恩將仇報的人在我眼中更樸實，更有人味兒，也更感人。
昨天晚上記者采訪我，問莫言獲諾獎對整個中國文學復興是否有效用？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純文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高居于中國文化的金字塔尖，才造就出莫言等一代新作家及北島、舒婷等一代新詩人的橫空出世。后來，過度的市場化（或者說過度商業化）又使純文學快變成文化金字塔墊底的了。
L =李淼(中科院理論物理學家）
BQ：有人將莫言獲獎上升到軟實力的高度，所謂國家綜合國力分為有形力量和無形力量，也就是硬實力和軟實力，軟實力是指一個國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價值的感召力和國民形象的親和力釋放出的無形影響力，這其別提到文化的力量。您認為莫言的獲獎可以看做中國軟實力的提升或者說軟實力已然對世界的影響嗎？
L：我認為根本不沾邊，文化的影響應該是全面的，在歐洲可以刷銀聯卡，但在書店顯眼的地方沒有中文書，我想這還不算軟實力。我在國外能看到不少中國制造的產品，但其他方面的影響還不算大。莫言獲獎也許他的書會占據一些書架，但獲獎前，也只是在相關專業的小圈子有知名度。因此要提高軟實力，還是需要靠各行各業的全面發展來給世界帶來沖擊。而不能通過一個人獲獎來證明什么。
BQ：您在美國執教多年，也是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物理學家，在您的經歷中，有沒有感受到，國家力量對于科學家獲得世界認同的影響？
L：在二三流的水平時還是有影響的，比如同樣研究能力的人到英美申請工作，或許美國的學生相對更有競爭力，但是到了頂級的水平后就沒有任何關系了。近十年來，中國人在自然科學領域的論文數量提高非常快，已是世界第二，但是最頂級的雜志，沒有中國人做編委，可見我們的質量提高與數量提升并不匹配。而文學領域或許更加糟糕，真正有世界影響力的人物更少。不能說莫言得了諾獎，中國文學就怎么樣了，諾獎是對個人的肯定，整個中國文學還需要發展進步。
BQ：由莫言獲獎而引發的輿論浪潮，也可窺見國人的諾貝爾情結？
L：在美國，諾貝爾獎得主雖受尊敬，但是走在街上可能沒人認識。這次主流媒體并沒有大張旗鼓地上升到更高的角度宣傳，我覺得是好事。這是一份個人的榮譽，該以平常心理性看待。
BQ：在莫言獲獎之前，您也表示出了對他一定的支持，這是同胞之間的聯系在起作用，還是中立地從作品角度出發的態度？
L：諾貝爾文學獎是最難預測的，我最近在看的是他的《豐乳肥臀》，很牛。不過對他的支持肯定也有希望同胞獲獎的意愿。
BQ：多少有感性的成分在其中，那么，您覺得諾獎評委又能完全中立地只看作品嗎？有沒有其他的影響因素？
L：瑞典學院的院士評委是非常有主見的人，曾發生4名院士因各種不滿而退出評委會的事情，可見，他們還是堅守內心不愿被外界牽制的。若認為諾獎不公正，也是18個評委集體的不公正。據我了解，所有作品經過幾次篩選之后，形成一個短名單，短名單上的作品每名評委都要仔細品讀，最后投票過半數的獲獎，他們不會討論協商甚至反復權衡出獎給誰。每個專業的評委，還是更會從作品本身出發。因此，理不理性是外人的想法，它是按照自己的方法和流程來做事的。當然莫言獲獎也不奇怪，他的作品是被翻譯最多也是最好的。
BQ：評委之一的漢學家馬躍然曾說莫言很會講故事，也有曾經的獲獎者預測莫言是中國作家中最有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他這次的獲獎評價是“將魔幻現實主義融合了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您怎么看？
L：魔幻翻譯得不太準確，hallucinatory realism譯為迷幻現實主義更合適，應與加西亞·馬爾克斯區別開，《豐乳肥臀》不是《百年孤獨》的風格，《百年孤獨》完全是另一個世界，魔幻的世界，而《豐乳肥臀》更有現實的情節。
課后交流中怎樣的方式容易讓學生接受？筆者以為是講故事，通過講故事寓理于事，寓情于事，達到以一個故事抵千言萬語的教育效果。那是不是講故事就可以對著故事書照本宣科或者信口胡編？不然。講故事也要提前準備，也要積累，也要選擇，也要講究語言藝術：莊諧、深淺、情理、遠近等等如何兼容，都是有奧妙的。
一
講童話故事，開啟低幼生的智慧，亦莊亦諧。安徒生在他的自傳中曾說：“人生就是一個童話。充滿了流浪的艱辛和執著追求的曲折，我的一生居無定所，我的心靈漂泊無依，童話是我流浪一生的阿拉丁神燈。”童話故事可以開啟思想，發展想象，培養美感，愉悅童心。由于低幼學生年齡小，注意力和理解力有限，他們身上往往存在一些讓老師頭疼的現象：好動、愛告狀、不愿與人分享、動不動就流眼淚等等，僅憑紀律是無法約束低幼學生的，怎么辦？講故事，講童話故事。給低幼學生講故事要選擇有意義的、較短的、有趣味的童話故事，那些長篇的深奧故事不適合低幼學生。講解時，教師要力爭做到聲情并茂，繪聲繪色，抑揚頓挫，必要時配以手勢和教輔用具如畫片、幻燈片、音樂等等。
如講《孔融讓梨》時要擺上幾個大梨子，當爸爸要孔融分梨時，教師表情呈嚴肅思考狀，梨子分好后，語氣輕快高興，言語之間充滿敬佩和肯定。講完后可以把梨子分塊，獎賞給每個學生。講故事《司馬光砸缸》時，語氣先是輕松，接著緊張，最后輕松。語調先快后慢，等到學生都緊張得叫了起來的時候，可以讓學生想想辦法。只要教師精心準備，抓住契機，一天一個故事，一節課一個故事，就能使學生受到思想教育，在聆聽故事中明辨事理，分辨是非，使學生受到感恩、孝道、團結等情智培養上的教育，實現一個故事抵一萬遍要求的教育效果。可見，曲折的故事語言，會使學生在愉悅的氛圍中受到啟迪，開啟靈動的智慧。
二
講名人故事，砥礪學生的斗志，亦情亦理。大多數老師談心，都是在學生出現問題時，談心的對象也基本上是后進生。誠然，對后進生倍加關心，多與其推心置腹是對的，但道理講得過多往往讓人厭煩。如果我們能夠和學生換位思考就會理解學生的“陽奉陰違”了。在家里，父母講道理；在課堂上，老師講各科的知識，然后再遇上一個喜歡講大道理的班主任或任課教師，做個小動作講一次道理，遲到一次講個道理，拖交作業講一次道理，從小學到初中高中，學生要面對多少次大道理？因此，我奉勸教師少講道理，多講故事，感情從故事中培養，道理從故事中生發。當然講故事也要“看菜吃飯量體裁衣”。坡在《答謝民師書》中寫道：“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這就要求教師講故事時要照顧到不同時間、不同場合的學生具體情況，注意吸取學生的反饋信息，及時調節講故事的速度、基調、音量、節奏、語氣等，使整體語言表達有起承轉合、波瀾起伏之效，蘊啟發性于靈活性之中。
班上有個學生，父母雙亡，家境貧困，學習懶散，家中只有年過花甲的爺爺奶奶。我接手之后，先了解了他的具體情況，再約他談心。我把時間選在下班后，校園里很安靜。我和他并排而坐，又倒了杯茶給他。一開始我給他講解了他最近作業上的幾個知識盲點，又問他有什么困難需要老師幫助的，然后話鋒一轉，“老師知道你的家境特殊，但家境不是決定人一生的東西，我講個故事給你聽聽。”我聲情并茂地給他講了岳飛小時候的故事，熱情洋溢地背誦了岳飛的《滿江紅》，并把我的珍藏本《岳飛傳》推薦給他。從那之后，這個學生的眼睛里多了自信和光芒，三年后，他終于在學校和有關部門的資助下考取了中專，后來分配在家鄉的司法所工作。雨果曾說：“語言就是力量，語言是人類智慧的物化。”是故事，是語言的力量，巧妙地開啟了他的生之信念，砥礪了他與生活作斗爭的意志。
三
講歷史故事，告知人和的重要，亦深亦淺。現在的學生大多來自獨生子女家庭，條件優厚，獨享獨霸慣了，遇事不冷靜，好勝斗勇，難以管理，常規教育效果不佳。我班就有一個這樣的學生，個子大，愛管閑事，愛打抱不平，他的信念就是“拳頭可以解決一切”。每次打架都有他的影子，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樣。我意識到是不是可以講一兩個關于古代歷史人物先伐后交的故事給他聽聽呢？
于是我抽一個星期六專門約他到我家，還同時約了原來和他關系很好的副班長，但后來因為副班長阻止他帶人打群架，他和副班長干了一架，此后兩人形同路人。我們邊吃邊談，我講了“管鮑之交”“刎頸之交”等歷史故事給他聽，并分析歷史上成功人士一般都離不開朋友或同學的幫助的例子給他聽。那晚，他說了很多，并保證今后不會和本班同學打架了，就他的性格，我相信他是言必行行必果的人。果然，他不再和班上同學打架了，過了一段時間，我又約他到我家中，我表揚了他說話算話的誠實品格，然后我講了好用酷刑的齊景公的故事以及濫用酷刑殺人為樂的商紂王的故事給他聽。此后，他變得斯文多了，我又及時推薦他當了班級勞動委員，讓他的精力有發泄的地方。幾個歷史故事改變了一個驍勇好戰的中學生，與天講故事，與地講故事，與生講故事，其樂無窮。
四
講自己故事，縮小交流的距離，亦遠亦近。師者，所以傳道解惑也。教師除了按照書本傳授知識和道理外，自己本身就是一個風向標，自己的經歷、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實踐、自己的感悟都可以和學生分享，讓學生在分享故事中矯正錯誤認識，調整人生航向。對那些性格執拗、敏感、自尊心強、逆反心理重的學生就要諷諫，而諷諫的故事還真得用老師自己的例子，否則他們聽不進去。《鄒忌諷齊王納諫》中的鄒忌面對君王，如果不是用自己的例子說開去，齊王能那么爽快地接受建議，大開納諫之門嗎？未必。以己為例，推己及人，以人言國，其根本還在自身例子的巧妙運用和過渡。
中學生處在萌動的青春期，一些事情，說懂也懂，說不懂也不懂，但只要他認定的事情，千牛莫回。比如戀愛，你找他講道理，他悶聲不語；你講名人珍惜青春的故事，講不熟的李子是苦的，他依然說：“喜歡一個人沒錯，這輩子選定她了。”教師若一味批評，其效果會適得其反。我們不妨冷靜一下，調整思路，找一個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地點，將自己的戀愛故事說出來和學生共同分享，告訴他就是因為當初自己固執己見，一意孤行，既害了人家的前途，又影響了自己的前途。像朋友之間談心一樣，推心置腹，語重心長，師生之間已經沒有了距離，有的是心靈的碰撞和對未來的憧憬。故事的結局可想而知，你又多了一個可心的朋友，班上又多了一個上進的小老虎。
中國是個圓，在這個夢想綻放的時代，一個又一個夢不約而同的串連在一起，以守護者的身份緊緊繞著這個“圓”，一圈又一圈。宋金戰爭的烽火中，一位愛國志士悄然而現。他從小飽嘗顛簸流離之苦，命運坎坷，因受父親陸宰愛國思想的熏陶，終是吐露萬丈光芒，一位杰出詩人油然而生。堪堪十二歲便能詩文，素有“小李白”之稱，然而他不甘止于此，于是憑借著那“我生學語即耽書，萬卷縱橫眼欲橫。”的好學精神一次次寫出了那流傳千古的名詞佳句。即便仕途遇阻，嬌妻早逝，此番種種挫折都未能使他放下那滿腔熱血。“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臺。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晚年退居家鄉，但收復中原的夢想始終不渝。因愛國而生的夢想，創下了那一首首膾炙人口的經典，陸游的夢，圓了中原。
“為了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簡樸的教室，面對校長的問題，這是一位少年響亮而堅定的回答，他的眼睛栩栩生輝，仿佛有一種無法言語的魅力，攫住人的目光，眼里，全是希望。“我們愛我們的民族，這是我們自信心的源泉。”昔日少年如今已滿臉滄桑，眼角也已被永不停駐的時間刻上了道道皺紋，只有那雙眼睛仍未留下歲月的痕跡，折射出道道光芒，全是自信。“我送你三句話。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論他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趕你，不管他怎么趕，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要整你，不管他怎么整，你自己不要死。”他白發蒼蒼，病骨支離，精神萎靡，雙眼也終究難免渾濁，他啊，已是晚年。，為了“中華之崛起”窮盡一生，他的夢想解放了中國，振興了中國。
時間：2012年10月11日，北京時間19點，地點：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獎現場“將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融合在一起”中國啊，有史以來首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誰，在輕輕的嘆息，松了口氣，千年的泱泱大國啊，終于揚眉吐氣了，連走路的人，那背都直了幾分。而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的中國籍作家--莫言，一個講故事的人。“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我還是要給你們講故事。”這樣一個樸實的人，用他的夢，圓了中國。
故事的魅力
北京時間2012年12月8日，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國作家莫言在瑞典學院發表演講，主題為“講故事的人”。面對來自全球媒體的攝影機和現場的四百名聽眾，這位來自山東高密東北鄉的“農民的兒子”，以樸實真摯的語言講述了自己的成長故事，那些隨母親一起經歷過的故事，那些從說書人嘴里聽來的故事，那些“用耳朵閱讀”到的故事，以及那些自己想象出來的故事……正是“站在大地上訴說”的方式，給予了這些故事貼近靈魂的力量。
當然，新聞作品不是文學作品，二者雖有相通相似之處，但它們之間有著本質的區別。新聞和文學的最根本區別是：新聞是非虛構的，是真的；文學是虛構的，是假的。新聞文學化很容易使合理想象甚至假新聞大行其道，使新聞寫作的改革與創新偏離正確的航向。《人民日報》社原副總編輯梁衡認為：“本質上，新聞是信息，文學是藝術；在功能上，新聞是傳播信息，滿足人們對信息的需求，文學是提供審美，滿足人們對美的追求；在選材上，新聞以事為主，文學以人為主，有人無事不成新聞，有事無人不成文學；在寫作過程中，新聞重采訪，文學重寫作，對新聞來說，采訪到一個好題材，稿件就成功了一多半；對文學來說，作品主要靠加工，包括素材的重構。”這段話，不僅揭示了新聞與文學的一些特點，而且還為新聞和文藝工作者揭示了新聞“客觀真實”與文學“藝術真實”的區別，值得我們在新聞采編和文學創作實踐中思考和借鑒。
如何講故事
毫無疑問，文學和新聞的本源都是生活。離開了社會生活，作家不可能寫出作品，記者也不可能寫出新聞。事實上，我們并不缺乏故事，我們缺少的是發現故事的眼睛和用心講述故事的心情。眼睛是每個人最重要的感覺器官之一，它有兩種感知方式，一是“看”，二是“觀察”。“看”與“觀察”是很不一樣的，“看”只是感知事情的存在，是平面的，表面的；而“觀察”強調思維的參與、情感的參與、行動的參與，目的就是要有所發現，是體現個性化的、觸及本質的發覺。轉型時期，焦慮和不安容易迷失人心，我們的注意力常常被形形、稀奇古怪的奇聞軼事所吸引，以致于忘記了對身邊人身邊事的觀察和傾聽，也就喪失了感悟生活的能力，進而也就喪失了講述故事的能力。
既然說“新聞”是“事學”，是一個敘事文本，因此，與一切敘事文本一樣，其敘事方式的選擇，關系到其傳播的效果。用講故事的方式做新聞，其核心就是新聞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人物細節化，力求做到“見人見物見思想，有聲有色有故事”。近來，新聞報道大力倡導“體驗式采訪”方式，其中又分為過程式體驗式采訪、角色式體驗式采訪、交互式體驗式采訪。“體驗”二字使記者一沉到底，深入民間，貼近草根，直接地氣。體驗式采訪讓記者直接參與到新聞事件中，由觀察而發現，由發現而凸顯新聞深層內涵與意義而加以客觀記錄。
2012年央視“走基層”報道了云南省沾益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陳家順，帶領當地農民工遠赴浙江打工的故事。整個報道沒有宏大敘事，觀眾看到的是一個個細節：沾益縣火車站前的廣場上，陳家順教這些從來沒有出過遠門、絕大多數連火車都沒有坐過的農民工在火車上怎么上廁所，怎么把零錢和整錢分開放，提醒他們出門事宜等等……《新聞聯播》連續五天把版面給了這樣一個個真實的細節。
中央電視臺新聞中心副主任楊華在第三屆中國電視發展年會上的講話中談到，讓他們意外的是陳家順這組報道在德國播出后引起的巨大反響。德國一家電視臺做民調時發現，德國民眾非常關心當下普通中國人真實的生活狀態，因為中國的崛起，很多德國人對中國人的當下生活很好奇。一家節目公司向他們推薦了央視的“走基層”節目，他們第一個播的就是陳家順。讓這家電視臺吃驚的是，節目推出后，居然有很多德國觀眾給他們發郵件、打電話表達他們對節目的認可。后來外交部知道了此事，跟楊華說“讓德國觀眾認可中國媒體做的新聞，比在其他西方國家都要難。”因為德國民眾經歷過納粹時代，他們對自認為有宣傳色彩的節目很敏感、很抵觸，他們往往將中國官方媒體視作政黨宣傳的工具。那為什么云南的基層干部可以打動德國觀眾？德國電視臺的負責人說，根本是在于真實的細節，真實反映了中國底層民眾和基層國家公務員的生活和情感。①
貼近觀察，用心傾聽，認真講述。“走轉改”實踐進一步證明，只有帶著對普通民眾的深情，真正沉到一線，才能采寫出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有溫度的作品。改文風不可能在閉門造車、“復制粘貼”的方法里實現，不可能在“眼睛向上”“隔窗看景”的情景下實現，更不可能在“身入心不入”的狀態中實現。很多到基層的記者是沿著“進入、深入、融入”這條心靈路徑去采訪的。記者們帶著心下去，帶著感情下去，他們用慢速度的紀錄片式，讓觀眾、讀者共同體驗中國的大基層和中國的普通人。在這里，體驗是一種方法，也是一種價值觀，它是平視，它不是俯視，不是憐憫，而是與基層的普通人面對面的溝通和理解。在這里，體驗是一種升華，也是一次靈魂的洗滌，它讓新聞工作者重拾對職業的敬畏，回歸常識。
在瑞典文學院的演講最后，莫言又講了三個故事，一個發生在他小學三年級，一個發生于他在部隊工作的時候，還有一個是從爺爺口中聽來的故事。依舊是樸實無華的語言，依舊是發生在尋常人身上的故事，只是當以故事的形式講述出來，這些片斷就帶給人無限遐思。這些感悟或許還稱不上人生哲理，但卻是生活所給予的啟迪。所謂故事的力量，大概就在于“抵達你的心靈”。
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的美國學者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前院長約瑟夫·奈有這樣一句名言，他說：“在全球傳播的時代，我們通常會選擇故事講得好的那一方，中國的崛起是人類歷史上很偉大的故事。”如何形成自己的話語體系，講好中國故事，新聞工作者任重道遠。不僅中國普通百姓能聽懂、肯接受，而且外國人也能聽得懂，哪怕他們不贊成。秉持“透明度決定公信度，話語權決定主動權，傳播力決定影響力”，才能有效增強主流媒體的輿論引導力。真誠是一種力量，談真實，講真事，接地氣，原汁原味，已是最好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