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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轉口貿易經濟;競爭力;投入―產出;凈出口額;德國
中圖分類號:F713.5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5-0169-03
一、德國會成為轉口貿易國嗎
德國一直被視為世界出口冠軍,也因此為其經濟的發展貢獻了巨大的力量。盡管如此,人們還是越來越懷疑德國經濟的世界競爭力,因為其強大的出口優勢是建立在廉價進口品的基礎上的。德國出口產品的價值將會不再包含本國人自己創造的價值。由此,在德國學界展開了激烈的論爭。
二、關于轉口貿易經濟
(一)轉口貿易經濟提出的歷史背景
德國目前的經濟形勢顯得不容樂觀:低增長,高失業。特別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盡管德國仍舊在世界,在歐洲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卻顯得信心不足,因為其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漸漸失去了一些競爭優勢:
德國(與瑞士,挪威一樣)因其高工資成本而聞名于世。高工資成本不是一般企業所能承受的,結果便是一些企業要么破產,要么轉移到國外生產。
歐洲統一市場的建立也使德國失去了以往基于貿易壁壘存在而獲得的批量生產的成本優勢。這意味著,一些小的歐盟成員國現在可以憑借降低的運輸成本而出口價格便宜的產品。特別具有威脅性的是歐盟成員國的東擴,因為現在他們也有機會直接享有來自于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成本優勢。
總的說來,可以得出這個結論:德國存在著競爭問題,這一問題又比較集中地反映在其勞動力市場上。高工資成本的邏輯性結果便是逐步增強的國內生產轉移,且轉移向低成本的他國。由此,Sinn H .W.說“德國正在朝著轉口貿易國的方向發展,它提供給世界高質量但卻價格適中的產品,只是這些產品不再在德國本土生產。”統計資料也證實了這一點:自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德國工業產品總值增長了15%,快于其實際價值創造,因為它只增長了5%,可以解釋的便是不斷增長的產品前端生產進口。例如,大眾汽車的許多部件在東歐完成,在德國進行的只是組裝,但一樣算作純德國的產品出口。
(二)轉口貿易經濟的定義及其特征
Sinn認為轉口貿易經濟是指一國不再生產,而只是從事交易。絕大部分的部件從國外進口,然后在國內進行組裝,最后銷售到世界各國,或者干脆直接進口成品,然后再賣往其他國家。所有的這些都冠以“德國制造”的商標,盡管產品中很少或不再包含德國人自己所創造的價值。
轉口貿易經濟因此具有下列突出的特性:高進口份額,低價值創造份額。產品由本國創造的價值越來越少,因為在本國進行最后的組裝是最好的事情。
三、檢驗:德國是否走向轉口貿易經濟?
(一)德國出口經濟的競爭力檢驗
1.投入―產出分析。Hickel.R,(2004)認為借助投入―產出的分析便于區別研究德國國內與國外價值創造的構成。自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德國的大多數制造業領域(德國出口業的支柱),產品價值的增長快于其毛產值(這里指產品價值減去其中包含的前期部件價值Vorleistung)的增長。有數據為證:在1995―2000年期間,德國產品產值平均每年增長4%,而產品毛價值增長每年僅為2.2%,這之間的差距便證實了不斷增長的價值鏈的前端價值創造。但是,這部分價值的增長并不只是來源于進口,還源于本國供應商的創造。從1995―2000年間德國制造業產值增長了22%,其中9.4%來自于本國供應商創造的價值,9.1%源于進口制造商創造的價值,3.5%是由需求創造的毛價值。值得注意的是,國內其它領域內制造商所創造的部件價值同樣構成了國內價值創造的重要組成部分。Dieckheuer,G(2004)為此指出,“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價值創造不是來源于直接所涉及的領域,而是來自于其它領域的交織。”盡管只有7.23%的生產領域,其前端產品部件的價值創造高于國外進口的部分,但這些生產領域卻占了德國整體經濟的45%,由此尚不能得出德國正發展成為轉口貿易國的結論。
在工業化和經濟結構變遷的進程中,傳統工業領域前期價值創造的部分越來越多地通過與工業領域相近的服務業領域所替代。如果這一趨勢發展到國境之外,便出現了加深的國際分工。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德國汽車工業,其日益增加的“0utsourcing”反映了國內不斷下降的生產深度,目的主要是為了區分核心和非核心的生產活動。因汽車工業在德國工業中占據很大的比重,因此其相對較高的進口價值便作用于德國工業的整體平均水平,使其整體的進口水平顯得較高。但畢竟僅憑汽車工業還不足于說明德國經濟的整體特征,例如,化學工業中85%的價值來自于本國創造。與此同時,Kinkel.S(2004)認為,還要看到價值回流的現象:在1999―2002年間,有7%的生產從國外移回到德國本土,這一比例從1994年的4%增加到1999年的7%,幾乎翻了兩番,并且在2002年保持不變。究其原因,可能是過去低估了轉移到國外的交易成本(如質量保險,信任保護等)。
借助投入―產出的分析還有助于確定由出口所引致的進口。主要包括:為出口所直接安裝的進口部件;從國內供應商那里購得的部件,其部件中已含有進口的價值;進口的產品再直接賣給國外。有數據表明,從1991―2002年,德國出口產品中所含的進口份額從26.7% 上升到38.8%,相應地,國內價值創造的比重從73.3%下降到61.2%。對此,Dieckheuer,G(2004)利用OLS估計進行了描述:WX=143.6-0.27MX-0.17XA①R2=0,99。因此,轉口貿易國的假說可以得到支持:下降的國內價值創造比重可以通過不斷增強的價值轉移(主要是轉移到廉價勞動力國家)來解釋。
為了更好地理解日益深化的國際分工對德國經濟的影響,有必要研究一下與出口產品生產相關的價值創造。從1991―2002年,德國出口產品中本國創造的價值不僅在絕對數字上增長,而且在國民經濟毛產值中所占的比重也在不斷增長。
外貿上不斷增加的與廉價勞動力國之間的關系只是日益深化的國際分工的體現。在正常的,積極的國際經濟發展過程中,進口增長率與出口增長率應該并行。產品中日益增加的進口比重對出口的增長是一個積極的推動。1991―2002年間,德國出口創值從374.12億歐元增長到732.53億歐元,對此Robert C.Feenstra和Gordon Hanson(2001)通過理論模型的研究得出,不斷增長的“outsourcing”可以有效促進出口增長。盡管,如果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放緩,那么德國出口產品中自我創造的價值可能會很大,但同時可以預見的是,其出口產值也會絕對下降,當然包括與此相應的本國價值創造也會絕對下降。所以,日益加深的國際化分工帶來雙贏的局面。
2.出口―進口分析:凈出口額作為德國經濟競爭力的指向標。德國經濟研究所(DIW,2004)視凈出口額為具有說服力的經濟競爭力指標。使用這一指標最大的好處在于,其不僅包括工業領域,而且還包括了服務業領域以及一些不大重要的基礎領域的分析考量,因而避免了將工業領域的結論適用于整個德國經濟的錯誤,盡管其工業領域占較大比重。積極的凈出口額可以證明本國創造的價值比起進口來說更多,而不是相反。
德國凈出口額在1991―2002年間從11.2 億歐元上升到126.2億歐元。但是,不斷增加的凈出口額還不能馬上就作為衡量經濟競爭力強弱的指標來使用,因為增加的數額很有可能是由于弱勢的國內需求,或強勢的國外需求,或匯率波動等因素造成的,因此需要用適當的方法來消除這些特殊因素的影響。線性模擬是最簡單的方法,但它只適用于凈出口額是靜態的時間序列,即它的數學期望,方差,協方差與時間無關。借助ADF 檢驗可以檢驗,是否凈出口額是靜態的。
如果人們用模型去檢驗凈出口額的靜態穩定性,可以得到下列估計值和t檢驗:(詳見Horn,G,Behncke,S,2004)
ΔAB■=-1,18-0,22AB■+0,11Trend-0,18ΔAB■+0,29ΔAB■
(-1,16)(-2,63)(2,47)(-2,18)(3,32)
Trend (趨勢)和常量的估計值的臨界值分別為-4.14(1%),-3.44(5%),-3.17(10%)。因為-2.63絕對小于此,因此非穩定靜態的零假設檢驗即使是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也不能被拒絕,換句話說,實際凈出口額并不是穩態的時間序列。利用ADF 一級差額檢驗可知,凈出口額是I(1)過程并帶有漂移,其平均趨勢是向上的。同樣的結論也可以通過其他的方法得到。自從1997年以來,德國的實際凈出口額一直呈清晰的上升趨勢。如果德國真的走向轉口貿易經濟,那么其凈出口額一定是呈下降趨勢的。
3.國際間的比較。如果其他國家產品中的進口份額比德國增長的慢,那么也許德國就真的存在競爭問題。在此,筆者主要針對德國的制造業進行研究。此外,還研究一下德國出口在世界出口中的比重。
通過比較德國與美國、英國、法國、日本的制造業在1970―2005年間進出口的比值,可以看出德國和日本的出口/進口比值>1,而美國和英國則
再觀察德國貿易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可以得出,德國貿易份額在過去20年間有所下降,但其他國家也一樣在此期間走下坡路。這不奇怪,因為此間大量的發展中國家,尤其以中國為代表,參與了世界競爭,以至于其他工業國的世界份額必然下降。如果人們再觀察一下過去的40年,就會發現德國的份額基本保持不變,上下也就波動10%左右而已?？傊?人們無法得出德國出口競爭力每況愈下的結論。
(二)勞動力市場的發展作為另一個論據
轉口貿易經濟的一個重要后果便是國內就業人數的下降,因為大部分勞動密集型的工作都轉移到廉價勞動力國家了。通過對勞動力市場的研究可以去檢驗本文開頭的觀點。
Robert C,Gordon H (2001)對此建立了模型去研究:假設有三個要素,勞動L,人力資本(高素質和質量的勞動)H及資本K和三個生產活動:勞動密集型投入y1,人力資本密集型投入y2和兩種投入結合的一個產出yn。P1,P2是y1,y2的國際市場價格,生產函數如下:
y■=f■(L■,H■,K■),i=1,2(投入)
y■=f■(y■+m■,y■-x■)(產出)m1是y1的進口,x2 是y2 的出口,在價格p1,p2不變的情況下,均衡時,產品既可以在國內生產也可以進口。出于成本的考慮而增加的“outsourcing”降低了勞動密集型的投入(y■■y■■),增加了人力資本密集型的投入(y■■y■■),同時產出增加了。如果資本價格不變,高素質的勞動者會獲得更多報酬收入,而低質量勞動力則遭受報酬損失。
關于對德國國內就業的影響一般來講有兩個方面:一是直接增加了的勞動密集型失業效果,主要集中在家具業領域。二是由此使國內從事最后生產的勞動崗位變得更加穩固了的效果。
根據轉口貿易經濟持有者的見解,生產鏈的轉移僅僅是出于成本的考慮,但這并不能反映全貌。Hartmann,M(2004) 認為,對此,一個同樣重要的理由是國際市場開拓的需要,其他重要的理由如質量,信用度,彈性的考量等等,也會導致生產鏈的轉移。無論出于何種原因,人們對此都還無法找到可信的數據去進行統計。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低技術勞動者的失業并不能有效解釋整體失業現狀,因為不斷增加的勞動密集型進口產品在德國所有的進口中只占很小的比重。
另外,一個現象是德國的弱工業化進程,因為在服務業領域內就業的人數從1999―2003年增加了一百多萬,遠遠超出了在制造業領域內失業的人數(82 000),從整體來看,就業人數在此期間反而增加了。盡管如此,德國的失業現象還是比較嚴重的。總而言之,通過對勞動力市場的考察,人們尚不能清晰地得出轉口貿易國的結論。
四、總結和展望
通過對投入―產出,出口―進口,國際間的比較以及對勞動力市場的分析,人們無法得出,德國經濟在整體層面上有發展成為轉口貿易國的普遍趨勢,雖然在一些工業領域的確存在著增加了的轉口貿易行為。同樣值得強調的是,盡管經濟整體上并沒有發生轉移,但并不意味著就可以據此解釋企業微觀層面的轉移現象。
德國出口經濟的競爭力在很長時間內不斷得到改善。源于出口增加而導致的國內價值創造在迅猛增加(平均每年6.1%)。雖然出口產品中國內創造的價值份額在下降,但這恰恰反映了德國善于利用和把握國際分工所帶來的好處,而不是相反。把價值創造的比重當作指標去評價一國國內經濟的發展狀況有兩點不足:一是人們無法區分產品中部件的價值源于國內的還是國外的創造。二是,對于衡量就業來說,關鍵的不是價值創造的比例,而是價值創造的絕對數,它并不自動隨著價值創造比重的下降而下降。如果對勞動力市場產生了負面影響以及在工資,成本方面存在壓力只應該是企業沒有能力去開辟新市場和創造新的工作崗位,換句話說,只要能不斷創造新就業崗位,就不能得出對勞動力市場有消極影響的結論。德國目前經濟的情勢并不是主要來源于國外競爭的壓力,更多的是緣于工業國過多積累所造成的投資不足,這是幾乎所有工業國所面臨的困境,而絕不僅僅只是德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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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轉口貿易;跨境融資;信貸風險
隨著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的不斷拓展以及外匯局加強對轉口貿易項下的外匯收支管理，人民幣轉口貿易業務快速增長。
轉口貿易人民幣跨境融資在為境內企業緩解流動資金壓力的同時，也容易成為異常資金跨境流動的新渠道，由于轉口貿易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其背后隱藏的風險不容忽視。
一、典型案例
某CQ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CQ公司）成立于2009年10月，是由香港A集團和國內B集團共同投資成立的一家中外合資企業，注冊資本4635萬美元（已全部到位）。為配合公司MES項目研發，CO公司通過某市多家商業銀行開出轉口貿易項下人民幣信用證，進口氫化棕櫚梗脂、棕桐油以及電解銅。對應出口合同交易方為香港和馬來西亞的數家公司等。近期，CQ公司已建成的一條年產5萬噸MES生產線在六次試車后，由于生產工藝不穩定未能量產，加上外部資金鏈斷裂，導致公司出現了嚴重的債務危機，各家銀行陸續到期的信用證無法按期收款。該事件發生后，相關債權銀行積極與CQ公司溝通，采取相應措施，以抵押物為切人點，力爭使企業籌集資金補足保證金，將陸續到期的敞口信用證變成低風險，確保權益最大化。
二、案例原因分析
根據政策規定，企業一旦確定使用轉口貿易方式開展業務，其結算方式有“先支后收”和“先收后支”兩種?！跋戎Ш笫铡睂χ修D商而言需先墊付資金;“先收后支”對最終進口商而言也需先墊付資金，若中轉商或最終進口商任何一方出現資金短缺，都將影響轉口貿易的順利實現，解決的途徑則是加入銀行信用，即通過先期開出銀行信用證，滿足中轉商不先行墊付資金的需求，同時根據最終進口商銀行開出的信用證，中轉商順利實現貨物所有權轉移至最終進口商，并以收入匯款來償付信用證，進而完成轉口貿易全流程。因此，無論“先支后收”還是“先收后支”，一旦加入銀行信用，轉口貿易兩種結算方式實際就成為一種先收款后付款的“先收后支”模式。 在對上述典型案例進行認真梳理和分析后，不難發現，銀企在共同策劃轉口貿易人民幣業務運作上，極有可能隱藏或掩蓋了很多致命的風險隱患，最終導致銀行被迫墊付人民幣開證資金。
1.買賣合同內容簡單，虛構真實貿易背景，開證與實際貨權轉移不對等
如某商業銀行一筆以轉口貿易人民幣背景開立的90天遠期進口信用證項下，信片j證申請人即借款人CQ公司，信用證受益人即供貨商香港M公司，最終進口商香港N公司。進口租船提單顯示發貨人為香港M公司，提單標示的貨物通知方為香港N公司。單據貨物所有權的轉移方向為：香港M公司一香港N公司一中國cQ公司一香港N公司。借款人CQ公司實際并未與生產國供貨商即香港M公司發生貨權交易關系，銀行對中國CQ公司的轉口貿易人民幣開證，實際上信用主體是香港N公司。該信用證的風險在于信用主體錯位，CQ公司極有可能以假合同虛構貿易背景，造成了合同開證與實際貨權轉移不對等，一旦香港N公司資金鏈斷裂，到期信用證銀行必須墊付。
可以看到，企業通過虛假的轉口貿易先從境外收取轉口貿易項下跨境人民幣收入，再通過其他方式（如遠期信用證、海外代付、協議付款、預收延付等）延長對外支付期限，最終達到境外融資的日的。雖然《關于明確跨境人民幣業務相關問題的通知》（銀發[2011]145號）明確規定：境內結算銀行在辦理轉口貿易項下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時應進行真實性審核。但實際操作中，由于轉口貿易“兩頭在外”、資金流與貨物流脫節，銀行在辦理轉口貿易資金收付時，難以準確獲取相對應的物流信息，僅能審核合同、發票等表面單據的合理性與真實性，而這些表面單據極易偽造，故轉口貿易交易是否具有真實的貿易背景難以查證，為少數企業通過轉口貿易項下跨境人民幣結算實現境外融資套利提供了便利渠道。
2.銀行審核信用證條款流于形式
對于真實貿易背景的信用證，對條款內容的描述是相當嚴謹和慎重的，這關系到貨款和產品質量。但在轉口貿易人民幣融資性開證中，一般只要求合同、發票、裝箱單等商業票據，不要求收益人提品檢驗證書、產地證、保險單等重要單據，有的連海運提單都沒有，只有簡單的貨物收據，商業銀行國際業務部經辦人員雖熟悉國際慣例、精通業務，但對客戶的基本情況、資信情況不甚了解，信用證條款審核只流于表面，而且轉口貿易運作方式的特殊性使經辦人員更加難以把握。
3.以新還舊滾動開證，企業存在信用風險
據分析，CQ公司極有可能利用在多家銀行滾動式開證來維持資金周轉，用新證融資歸還舊證，無形中制造轉口貿易正常運轉的假象，騙取多家銀行的信任。由于人民幣轉口貿易信用證不受額度限制，可以開立更多的遠期信用證，以此變相籌措資金，形成“遠證即融”。據了解，該市多家商業銀行為CQ公司開出了90至360天不等的人民幣遠期信用證，如果企業套現資金虧損或流動資金狀況不好或轉口貿易的上下游企業出現資金問題，都會導致該轉口商資金鏈有斷裂的可能，具有很大的信用風險。
4.相應的人民幣資金監管制度尚不健全
匯發『2011]11號文規定轉口貿易收入需納入待核查賬戶管理、相應外匯收入應在企業進行相應轉口貿易對外支付后方可結匯或劃轉，轉口貿易價差超過20%的，企業還須經當地外匯局核準后方可結匯或劃轉使用。貨物貿易外匯改革也將超期限、超金額的轉口貿易作為企業必須履行的義務性報告內容。但對于跨境人民幣結算管理而言，日前除了禁止交叉幣種結算外基本沒有限制，跨境人民幣結算相對寬松的政策，激發轄內轉口貿易項下人民幣結算量猛增，客觀上存在企業通過轉口貿易人民幣結算來逃避外匯監管，實現異常資金流人的可能。
同時，RCPMIS系統無法直接監測轉口貿易資金收付情況，需要配合國際收支申報系統，導出數據進行人工篩選，資金監管存在一定的困難，極有可能由于交易過程中收支不對等且交易背景的真實性把握難度較大，使轉口貿易成為違規資金流出人的通道。
綜上所述，從轉口貿易形式界定到實際業務操作，其產生信用風險不外乎內外部原因。外部原因在企業：主要是借款人經營計劃無法實施而無力償還到期債務、借款人有意占用銀行資金或套現融資或蓄意欺詐等;內部原因在銀行：主要是所掌握的借款人信息不全面或不真實，在利益驅動下，對無貿易背景的轉口信用證項下潛在的支付風險認識不足、對信用證融資及還款資金監控不力等。
三、對策建議
人民幣轉口貿易的快速發展有利于推動跨境人民幣業務，加快人民幣“走出去”步伐，企業作為一個利益主體，熱衷于做轉口貿易有其合理的需求。因此，為應對風險而采取的政策規范，應是合理的、適度的，并應根據不同的風險采取不同的對策措施。
1.企業防控風險策略
企業對自身經營風險有著天然的避害心理，因此要通過市場手段加以引導。如銀行可根據國際市場價格波動情況，適時提高或降低開證保證金比例，密切關注資金收付情況并及時給予提示，對一些創新組合產品組織企業進行業務培訓，提高企業認識風險和規避風險的能力。
2.銀行防控風險策略
建立嚴格的管理制度和完善的風險控制機制是商業銀行防范轉口貿易人民幣信用證風險的基本策略。
一是加強開證前的審單工作，主要對信用證條款的轉口貿易背景進行審核，特別對開證金額超出企業正常業務需求、交易價格、付款期限不盡合理的更要嚴格審查;二是對異常情況如企業短期內頻繁開出同種類型、金額較大的人民幣遠期信用證，要及時向人民銀行報告。
現有文獻對這一現象的解釋歸納起來主要有3點:(1)加工貿易。中國出口的高技術產品大部分是加工貿易，中國只是完成了其中勞動密集型的裝配環節。(2)外資企業。行業層面的出口復雜度與該行業的外資企業數目成正比，本土企業的出口復雜度并不高。(3)政策鼓勵。中國通過經濟技術開發區等政策鼓勵了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使其在國際市場上獲得了一定競爭力(Rodrik，2006;Wang和Wei，2007;Xu和Lu，2009)。這3個方面的解釋互為補充，解釋了相當一部分出口貿易結構轉變的原因，但歸根結底還是對勞動力比較優勢在出口貿易結構轉變中作用的重新解讀。本文強調了另一類基于規模經濟的比較優勢———本地市場效應(HomeMarketEffects)在貿易結構轉變中的作用。“本地市場效應”是指在一個存在規模經濟和貿易成本的行業中，那些擁有相對較大國內市場需求的國家傾向于生產更多該產品，并成為該產品的凈出口國(Krugman，1980)。具體來說，由于規模經濟的存在，企業傾向于集中生產而不是在所有國家都設立工廠，以享受規模經濟帶來的成本下降;由于貿易成本的存在，企業傾向于將集中生產的工廠設立在市場需求較大的地方以節約貿易成本。當一個行業中的所有企業都按照這一機制進行選擇時，便會形成產業集聚，產業集聚帶來的成本下降和生產超常增加形成了出口競爭力，進而促進了該行業出口的增長。本地市場效應揭示了特定條件下內需與外貿之間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系。各行業本地市場效應的強弱決定了各行業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利用我國迅速增長的國內市場需求促進出口的增長。
這一差異導致了各行業出口增速的差異，進而推動了出口貿易結構的轉變。已有文獻也指出，傳統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已經不能完全解釋中國出口取得的成就及其貿易結構的轉變，而應該考慮以規模經濟為標志的本地市場效應的作用(江小涓，2007;楊汝岱，2008;林發勤和唐宜紅，2010)，但這些文獻并沒有直接檢驗本地市場效應在出口貿易結構轉變中的作用。已有檢驗中國出口貿易本地市場效應的文獻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諸多借鑒，并且其中一些文獻在檢驗本地市場效應的基礎模型上做了不同拓展，完善了檢驗技術。例如，邱斌和尹威(2010)重點考察了加工貿易的因素;許統生和涂遠芬(2010)將檢驗模型由雙邊拓展到多個國家;錢學鋒和黃云湖(2013)進一步考慮了市場準入效應的影響，完善了多國模型檢驗框架。但現有文獻在使用面板數據對本地市場效應進行估計時，無一例外強調本地市場效應在行業間的差異，而假設模型估計系數對各時期是相同的。事實上，本地市場效應的存在與否不僅與行業特質緊密相連，也與相關的制度和經濟發展水平相關。本地市場效應帶來的出口增加，首先基于產業集聚帶來的生產超常增加(Davis和Weinstein，1996)。即使在一個本來具有規模經濟的行業，縱然擁有較大的市場需求規模，但如果不具備諸如勞動力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基礎設施建設、配套設施建設、相關制度環境等其他產業集聚的條件，就不會發生生產的超常增加，進而也無法觀察到本地市場效應的存在。所以本地市場效應不僅存在行業層面的差異，也應該隨著制度和經濟的發展動態變動。那么以往文獻在使用面板數據估計模型尤其當時間跨度較長時，均假定本地市場效應的系數在各個時期都是相同的不具有合理性。
從圖1中可以看出，中國出口貿易結構轉變的一個關鍵點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那么在這個時點前后，各出口行業的本地市場效應是否也出現了轉變呢?本文使用1978～2011年的面板數據，考察了用于檢驗本地市場效應的擴展引力模型是否在1995年前后存在結構突變，結果證實了本文的假設。結合進一步的分時期檢驗結果本文發現，1995年之后出口份額上升的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兩大制成品行業，都發生了本地市場效應從無到有、由弱至強的關鍵轉變;而份額下降或者變化不大的勞動密集型制成品和資源型制成品行業，本地市場效應的變動相對于要素稟賦優勢的變動則顯得無關緊要。本地市場效應在不同出口行業不同時期之間的差異為中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快速轉變提供了另一種解釋:本地市場效應作用增強的行業如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制成品行業，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我國迅速增長的國內市場需求，享受規模經濟效益，實現出口的快速增長;而本地市場效應較弱、要素稟賦優勢作用相對更大的行業，如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型制成品行業，相對不能充分利用國內市場需求的擴張，并且隨著我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減弱出現了增速放緩的態勢。兩方面共同作用推動了中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快速轉變。本文的研究對下述兩類文獻有所貢獻:一是研究中國出口貿易結構的文獻。本文證實了本地市場效應在中國出口貿易結構快速轉變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為解釋中國出口貿易結構之謎提供了新視角。二是檢驗本地市場效應的文獻。本文基于模型結構突變的檢驗，證實了本地市場效應不僅存在行業間的差異，而且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存在時間上的變動。
一、文獻回顧
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規模經濟為標志的新貿易理論創立以來，在長達十幾年的時間里，經濟學家都無法回答現實中的貿易結構到底有多少可由比較優勢解釋，多少可以由規模經濟解釋。直到Davis和Weinstein(1996)發現Krugman(1980)提出的“本地市場效應”才成為破解這一難題的關鍵:在規模報酬遞增和貿易成本存在的情況下，本地需求的增加會引致本地生產的超比例增加，進而帶來出口的增加，即存在本地市場效應;而在規模報酬不變的比較優勢世界，無論貿易成本存在與否，需求的增加只會引致生產的同比例或者縮小比例增加，甚至無法引致生產的增加，所以無法帶來出口的增加，即不存在本地市場效應。所以對特定行業本地市場效應的檢驗區分了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在促進該行業出口中的相對作用。對“本地市場效應”的檢驗主要有兩種思路:一種是檢驗超常需求對生產的放大作用，以Davis和Weinstein(1996，1999)為代表;另一種是采用引力模型的方法，檢驗出口收入彈性和進口收入彈性的相對關系，進而確定本地市場效應的存在性，以Feenstra(1998，2001)、Schumacher(2003)等為代表。在第一種思路中，Davis和Weinstein(1996，1999)做了開創性的工作，他們采用一個規模報酬遞增和要素稟賦相融合的實證模型，巧妙地分離了本地市場效應和要素稟賦對貿易模式的不同影響。Davis和Weinstein(1996)首先檢驗了OECD國家的制造業生產結構，結果并不支持本地市場效應。要素稟賦解釋了90%的生產模式，本地市場效應僅為5%。隨后，Davis和Weinstein(1999)考察了日本的區域生產結構，發現19個制造業部門中有8個支持本地市場效應，這說明本地市場效應在解釋區域層次上的生產結構要強于解釋國家層次上的生產結構。Davis和Weinstein認為原因可能有兩個:一個是貿易成本，無論是運輸成本還是貿易壁壘，區域之間肯定低于國家之間，低貿易成本意味著在相對小的市場上保護較少;其次，區域間要素流動性要強于國家之間，較強的要素流動性將強化本地市場效應。隨著國際物流業的持續快速發展，以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一步深入，以上兩個原因都在不斷弱化，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證實了本地市場效應在國家層次上的存在。
第二種檢驗本地市場效應的思路是運用引力模型，通過檢驗不同行業中出口收入彈性和進口收入彈性的相對關系來檢驗本地市場效應的存在性?？偟膩碚f，如果在一個行業中，出口收入彈性大于進口收入彈性，說明該行業存在本地市場效應;反之則不存在。代表性的論文如Feenstra(1998)等的研究，他們發現，對生產差異化產品(多為工業制成品)的行業來說，在雙邊貿易中，出口國收入彈性大于進口國收入彈性，說明出口國的本國市場規模對該行業出口的促進作用大于進口國市場規模的拉動作用，存在本地市場效應。而對于生產同質產品(多為初級產品)的行業來說，結果正好相反，出口國收入彈性小于進口國收入彈性，不存在本地市場效應。Schumacher(2003)采用引力模型方法，運用22個OECD國家25個三位數ISIC(InternationalStandardIndustrialClassification)產業的實證結果表明，許多制造業部門出現了本地市場效應，這些部門可能是資本密集型的也可能是勞動密集型的。Hanson和Xiang(2004)采用倍差(Difference-in-difference)引力模型方法檢驗本地市場效應，認為本地市場效應依賴于行業的運輸成本。
國內學者越來越多地關注到“本地市場效應”，并將其運用于中國區域經濟以及對外貿易領域的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啟發性的成果。在實證領域，國內學者的研究大致分為以下兩個層面:其一是地區層面，檢驗國內地區間生產與貿易的本地市場效應(張帆和潘佐紅，2006a;范劍勇和謝強強，2010;陳健生和李文宇，2010)，這類研究大致沿用Davis和Weinstein(1996)的方法，但區域層面上的研究不是本文研究的重點，在此不再贅述。其二是國家層面，檢驗中國的雙邊或多邊貿易是否存在本地市場效應。張帆和潘佐紅(2006b)、錢學鋒和陳六傅(2007)分別沿用Davis和Weinstein(1996)的方法和引力模型的方法檢驗了中美雙邊貿易中的本地市場效應。許統生和涂遠芬(2010)、陳雯和李佳璐(2012)將本地市場效應的檢驗拓展到了多個國家。錢學鋒和黃云湖(2013)在多國框架下進一步考慮了市場準入效應，使得對本地市場效應的檢驗更為穩健。雖然探討角度和產業細分各有不同，但這些研究都發現，近年來中國制造業出口已經出現了本地市場效應。此外，現有檢驗中國本地市場效應的文獻對于加工貿易存在爭議。邱斌和尹威(2010)認為加工貿易以出口為導向與本國市場需求關聯不高，并發現本地市場效應在一般貿易中顯著，在加工貿易中不顯著。錢學鋒和黃云湖(2013)則發現無論是低加工貿易行業還是高加工貿易行業，本地市場效應都顯著存在。上述差異正是由于忽視了在規模經濟以外本地市場效應存在的另一個重要條件，即產業集聚。
中國的加工貿易出口80%以上來自外資企業，正體現了這種全球范圍的產業集聚帶來生產放大進而促進出口的機制。本地市場效應與貿易方式無關，但與產業集聚緊密相連。如果加工貿易引發了產業集聚，就有本地市場效應;如果加工貿易不能引發產業集聚就不具有本地市場效應。產業集聚需要考慮制度和經濟發展水平等動態因素，所以本地市場效應也應該隨著制度和經濟的發展存在動態變動。上述國家層面的文獻在使用面板數據對本地市場效應進行檢驗時，尤其當面板數據的時間跨度較長時，忽視了模型可能在時間層面上存在結構突變的問題。本文基于模型結構突變的檢驗，證實了這一猜測，并進一步分時期檢驗了不同出口行業的本地市場效應，結果發現本地市場效應在不同出口行業從無到有、由弱至強的變化，很好地揭示了中國出口貿易結構快速轉變的深層次原因。
二、模型及數據
1．模型建立及估計方法采用引力模型方法檢驗國家層面上的本地市場效應，關鍵是如何控制要素稟賦比較優勢的影響。只有在恰當控制了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對于雙邊貿易的影響后，才能明確分離出本地市場效應的作用。長期以來，中國的出口繁榮被認為主要源于勞動力稟賦優勢，所以對中國出口貿易結構中的本地市場效應進行檢驗時，控制要素稟賦比較優勢顯得尤為重要。Bergstrand(1989)最早在具有理論基礎的引力模型中考慮了要素稟賦的作用。他在兩種要素、兩個產業、多個國家的框架下推導出了具有理論基礎的引力模型，并通過引入人均GDP很好地捕捉了H-O要素稟賦理論和規模報酬遞增的新貿易理論的精髓。Bergstrand得出的引力模型可以表達。本文所關心的本地市場效應可以從系數β1和β2的相對關系上看出來。β1代表出口收入彈性，β2代表進口收入彈性。當β1＞β2時，說明出口國的本國市場規模對產業a出口的促進作用大于進口國市場規模的拉動作用，產業a存在本地市場效應;當β1＜β2時，產業a不存在本地市場效應。系數β3和β4代表產業a的技術以及需求特性。
2．數據來源及處理本文使用面板數據，使得傳統橫截面引力模型中被忽視的國家個體效應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決。選取中國與30個主要出口目的國/地區(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加拿大、法國、德國、中國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意大利、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墨西哥、荷蘭、巴基斯坦、菲律賓、波蘭、俄羅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西班牙、泰國、土耳其、英國、美國、阿聯酋、越南)1978～2011年的數據進行檢驗。這30個國家(地區)遍布6大洲，涉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國對這30個國家(地區)的出口量占中國出口總量的80%以上，具有較強的代表性。雙邊貿易數據來自NBER貿易數據庫和聯合國UNcomtrade數據庫。其中，1978～2000年的雙邊貿易數據來自NBER-UN貿易數據庫，為最大限度保持數據的連貫性，1978～1990年的德國數據使用前西德數據，1978～1991年的俄羅斯數據使用前蘇聯數據。2001～2011年的雙邊貿易數據來自聯合國UN-comtrade數據庫。均采用SITCRev．2分類，并加總至3位編碼使用。本文進一步根據Lall(2000)的貿易產品分類方法，將3位SITC編碼的200多種產品進一步劃分，具體分類及代表性產品見表1。該方法綜合考慮了要素稟賦和技術在貿易產品生產中的作用，并充分考慮了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特性。引力模型中涉及的其他相關數據如GDP、人均GDP、人口、固定資本存量和雙邊距離等，均來自CEPII的引力數據庫和世界銀行的WDI數據庫。其中資本勞動比根據固定資本存量和總人口兩個指標計算得出。
三、計量結果及分析
1．對模型結構突變的檢驗中國出口貿易結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前后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見圖1)，這一變化很可能與本地市場效應的變動密切相關，為檢驗這一假設，我們以1995年為界對模型(2)進行了Chow檢驗①。為進一步區別模型在兩個時期差異的來源，本文構造了全模型和關鍵系數兩個Chow檢驗。我們將不考慮結構突變的約束模型寫為(3)式②，即1995年前后兩個時期具有相同的系數。表2匯報了上述兩個Chow檢驗的結果。全模型Chow檢驗的結果表明，用于檢驗本地市場效應的擴展引力模型，在各個出口行業的1995年前后都出現了顯著的結構突變(顯著性水平為95%)，這說明以往使用面板數據檢驗本地市場效應而假設各時期估計系數相同具有不合理性。關鍵系數Chow檢驗的結果表明，在初級產品、資本密集型制成品和技術密集型制成品這三大出口行業中，確定本地市場效應是否存在的關鍵系數發生了結構突變，這意味著本地市場效應的變動在相當程度上解釋了全模型的結構突變;而在資源型制成品、勞動密集型制成品這兩個出口行業中，關鍵系數并沒有發生顯著結構突變，所以全模型的結構突變可能更多來源于進出口國資本勞動比系數的變化。
2．分時期本地市場效應檢驗結果及分析為進一步確定模型結構突變前后系數變動的方向與幅度，我們分時期檢驗了本地市場效應。估計中考慮的主要計量問題如下:(1)數據缺失。為最大限度保留觀測值、提高估計效率，本文使用非平衡面板數據估計方法應對數據缺失問題。本文的數據缺失主要是由于相關國家的統計制度造成的，與各國經貿發展水平不存在直接關系，因此可以認為數據缺失的原因是相對外生的，傳統的平衡面板數據方法仍然適用①。(2)不可觀測效應。通過Hausman檢驗可知數據存在個體固定效應。(3)組內序列相關。通過Wooldridge的面板數據組內序列相關檢驗可知數據存在組內一階自相關問題。在存在組內自相關的前提下，一階差分(FirstDifference)估計量比固定效應模型更為穩健，且是利用嚴格外生性假設的一類估計量中最有效率的②。根據上述分析本文匯報了一階差分結果，如表3、表4所示。結果顯示，所有制成品行業在1995～2011年間的出口收入彈性都大于進口收入彈性，顯示出了本地市場效應。這與現有文獻的發現一致，即近年來中國制造業出口普遍存在本地市場效應(邱斌和尹威，2010;錢學鋒和黃云湖，2013)，而初級產品行業始終不存在本地市場效應。結合模型結構突變的檢驗，本文進一步揭示出制成品行業中本地市場效應在不同時期之間的變動。首先來關注全模型和關鍵系數Chow檢驗都顯示存在結構突變的兩大部門:資本密集型制成品(MT)和技術密集型制成品(HT)。1995年之后，這兩大類產品在出口總額中的份額不斷增加，尤其是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份額呈現加速增長的態勢。對比表4的(1)、(2)列可以看出，資本密集型制成品行業在1995年之前就已經顯現出本地市場效應，但是在1995年之后，本國市場需求相對于外國市場需求的出口促進作用大大加強了，出口收入彈性是進口收入彈性的3．92倍。對比表4的(3)、(4)列可以看出，技術密集型制成品行業在1995年之前并不存在本地市場效應，但在1995年之后，顯示出強烈的本地市場效應，本國市場需求成為促進出口最重要的因素，出口收入彈性統計顯著且遠遠大于統計不顯著的進口收入彈性。表4的(5)、(6)列對比了技術密集型制成品中備受關注的電子和電氣產品(HT1)出口的分時期檢驗結果，與技術密集型制成品的結果非常類似，進一步證明了該結論的穩健性。由于這兩類產品的關鍵系數Chow檢驗也支持結構突變，說明本地市場效應的變動在相當程度上解釋了全模型的結構突變。其次來關注全模型Chow檢驗支持結構突變但關鍵系數Chow檢驗不支持結構突變的兩大部門:資源型制成品(RB)和勞動密集型制成品(LH)。1995年之后，資源型制成品的出口份額幾乎沒有變化，而勞動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份額大幅降低。對比表3的(3)、(4)列可以發現，資源型制成品在1995年前后也顯示出了本地市場效應由弱變強的過程，1995年之前出口收入彈性是進口收入彈性的1．40倍，1995年之后則增加到3．62倍。對比表3的(5)、(6)列可以發現，勞動密集型制成品在1995年前后也出現了本地市場效應從無到有的轉變，1995年之前出口收入彈性小于進口收入彈性，1995年之后則相反。但是這兩類產品的關鍵系數Chow檢驗不支持結構突變，說明本地市場效應的這一變動相對于整體模型來說微不足道，全模型的結構突變更多地源于進出口國資本勞動比系數或者常數項發生的變動。也就是說要素稟賦優勢的變動對于解釋資源型制成品和勞動密集型制成品出口的變動更為重要，所以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比較優勢的不斷減弱，這兩大部門的出口增速也隨之放緩。
四、結論
【關鍵詞】出口貿易 對外貿易 地區結構 產品結構 市場替代
一 引言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亞洲國家飛速發展，在此期間我國產品輸出的70%的份額正集中在亞洲地區。依靠對本地區市場的熟悉，我國出口快速上升。90年代初至中期，由于出口商品集中在技術含量低的初級工業制成品和缺乏穩定出口對象的雜項產品方面，出口產品結構不合理問題顯現。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出口產品結構雖有所優化，但與先進工業化國家相比，水平依然較低，出口貿易仍舊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導。低水平的商品結構大大制約了我國出口貿易的進一步擴展。
現有文獻對我國出口貿易的研究正是由這個現實出發而較多地集中在出口結構方面，即一國（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各類出口產品在整個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劉重力（2000）通過分析我國出口結構現狀及國際比較，以及我國產品出口競爭態勢，提出了優化出口結構促進貿易增長的對策建議。李磊（2000）用出口結構與產業結構的變化關系來考察出口結構與生產要素稟賦的變動關系。王廣宇（2000）系統地探討了我國出口貿易的主體結構、貿易方式結構、商品結構與市場結構等問題，以尋找對我國出口貿易有益的啟示。向錦、康贊亮（2006），陳春燕、陳紅蕾（2010）從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產業的影響力指數及合理度指數來研究我國出口產品結構及其優化。
盡管我國對外貿易結構有待調整，但對外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對外貿易總體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進出口總額由1981年的440.22億美元增長為2010年的29729.22億美元。其中，出口總額由1981年的220.07億美元增長為2010年的15778.24億美元，增加了七千多個百分點。自1984年以來，除了1998年進出口貿易同比增幅為負值外，其他年份均為正增長，2004年更是出現了歷史最高增幅（35.4%）。隨著中國貿易的快速發展，中國與美國、歐盟等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摩擦不斷增多，中國開始成為全球貿易爭端的最大受害國。受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2009年我國的對外貿易增長出現了21世紀以來第一個負值。2009年全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同比下降13.9%，其中出口總額同比下降16%。貿易安全已經是我國必須要正視的問題。
基于此，本文把視角主要放在我國出口貿易的地區分布上，將從宏觀的角度使用總量性指標及結構性指標來分析我國出口貿易總體情況，找出各類產品的主要出口市場，尋求出口市場替代的可能性，并且選取兩大主要出口類別，借助MAPINFO軟件進行出口地區結構的深入分析，找尋貿易摩擦、國際爭端下的替代市場。
二 我國出口貿易結構剖析
1.出口貿易地區結構變化
本文將出口貿易地區結構定義為：一國（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對各個國家或地區的出口分布情況。這一指標可以衡量一國（或地區）出口貿易的客體市場結構和前景。自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我國的進出口貿易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機遇。2001～2010年，我國的總出口額以及對亞洲、非洲、歐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大洋洲的出口均呈明顯的上升趨勢（見圖1）。2010年，我國的出口總額達到15777.54億美元，與2001年的2661.15億美元相比增加了435個百分點。亞洲一直以來是我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對其出口占我國產品出口的46%～54%。2006年，歐洲超過北美洲成為我國第二大出口市場。到2010年底，我國出口市場由大到小排列依次為：亞洲、歐洲、北美洲、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其中，亞洲、歐洲、北美洲占我國出口總額的88.29%。
雖然近年來我國在各大洲的出口貿易總額均呈明顯的上升趨勢，但考慮各地區所占比重，結果將是更全面的（圖2）。2001～2010年間，亞洲作為我國第一大出口市場的地位有所減弱，其所占比重由2001年的53.09%下降為20100年的46.39%。同樣有下降趨勢的還有北美洲。歐洲作為我國一個重要的出口市場，其所占比重正逐年上升，到2008年底已達到24%。此外，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的出口市場較小，但其所占比重正小幅波動上升。
本文所涉及數據來源為國研網對外貿易數據庫。
2.出口貿易產品結構基本情況
根據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我國進出口商品構成共9類，可分為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①。借鑒并對照SITC及我國出口海關代碼類別，本文將我國21類出口產品歸為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兩大類②，同時將第十六、十七、十八三類凝結較多資本和技術的產品歸為機電產品，與初級產品、和全部工業制成品分析比較。我國出口產品中初級產品的比重較低且逐年下降；工業制成品的比重較高，到2010年底，工業制成品已占總出口額的95.06%，。在工業制成品中機電產品是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代表了我國出口產品的技術水平。由表1中可以看出，機電產品占據工業制成品的半壁江山且在工業制成品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到2010年底，機電產品占工業制成品的份額達到2001年以來的最高值56.28%。
近年來，跨境電子商務貿易隨著信息產業和電子商務的迅猛發展異軍突起，成為我國外貿進出口新的利潤增長點。據艾瑞咨詢公司研究預測，我國跨境電商貿易的年均增幅在30%左右，2016年市場規模將達6.5萬億元，跨境電商貿易占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將提升至18.90%。在我國傳統外貿持續低迷的情況下，以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為基礎的跨境電商貿易是傳統外貿企業重塑產業鏈、壓縮中間環節、降低交易成本、擺脫嚴峻形勢、擴大外需的重要途徑。為了穩定紡織品服裝的出口形勢，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聯合下發通知，自2015年1月1日起，紡織品服裝出口退稅率提高至17%，實現全額退稅。在稅收政策優惠的契機下，服裝出口企業若能夠借助跨境電商這種新型貿易形式實現全面轉型升級，將有助于擺脫出口困境，提升我國服裝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一、跨境電商貿易給服裝出口企業帶來的變化
（一）出易成本降低
以前，加工企業出口需要通過公司，通常每出口1美元要支付5~8分錢的費，而且每一票出口訂單都需要完成申報、結匯、退稅等一整套繁瑣的工作，對于以加工貿易為主的服裝出口制品來講，訂單量較小，利潤率也比較低，每單申報方式會花費較多的時間和成本，據統計，我國中小外貿企業在流通環節的成本占30%左右。現在，如果通過阿里“一達通”這樣的外貿出口綜合服務平臺，不僅不需要支付費，還有機會獲得一定金額的外貿服務津貼。此外，跨境電商貿易中，電子單證取代了紙質單證，可以在出口企業內部、海關、商檢、稅務、銀行、保險公司等各部門的電子系統之間快速傳遞，通過網絡實現申報、結匯、退稅等操作，交易效率顯著提高，傳統跟單的成本和費用有效降低，尤其在海關總署增列了新的海關監管方式代碼，并鼓勵企業采用“清單核放、匯總申報”模式后，服裝出易訂單可以集中化、正規化處理，簡化了企業申報和退稅的流程，降低了出口訂單的總體交易成本。據蘭亭集勢估算，在集中申報模式下，出口退稅這一環節每年節約的成本至少占銷售額的5%。
（二）出易時間縮短
外貿交易中，電子單證的普遍使用能夠大幅度縮短紙質單證在各個環節的流轉和處理時間，但傳統貿易形式下繁瑣的交易流程仍舊沒有改變，出口過程中的通關、結匯、退稅、產品安全、征信等環節依然是分離的，不僅導致出口企業交易成本的增加，也會花費較長的交易時間。目前國內多個城市建立的跨境貿易電子商務通關服務平臺已經啟用，實現了跨境電商貿易平臺、電子商務企業、支付企業、物流企業與海關、國檢、國稅、外匯等政府進出境口岸管理部門的系統對接，一站式解決出口企業的通關、結匯、質檢、退稅等問題，顯著提高了通關效率，為跨境貿易出口企業提供了陽光化通關渠道。2014年7月海關總署在東莞啟動的跨境貿易電子商務通關服務平臺在不到半個小時的時間里，就順利完成700多個包裹，1萬多件跨境貨物的通關手續，大大提高了每件貨物的跨境通關速度，縮短了出易的時間周期。
（三）出易品牌質量提升
在我國出口的服裝制品中，以在華外資服裝企業生產和各類加工貿易出口的外國品牌為主，自主品牌僅占很少一部分。雖然貼牌生產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國服裝產業的加工制造水平，但隨著人均工資水平和棉花價格的不斷增長，國際競爭中的成本優勢幾乎不復存在，越南、緬甸、柬埔寨等發展中鄰國逐漸成為外國服裝企業投資的熱點，在市場持續低迷狀態下，惟有提升產品附加值和品牌質量、加快產業升級轉型才是擺脫經營業績下滑的有效途徑?？缇畴娚藤Q易將國內企業和服裝品牌推向了全球市場，以設計創新、技術創新為核心的品牌理念是國際競爭力的重要體現，服裝制品需要走高端路線才能占穩國際市場。從2014年廣交會的交易情況來看，境外采購商偏好中短期訂單，我國服裝企業接到的外貿訂單大都在一個月以內，為了適應國際競爭，只有通過研發設計創新，提升出口服裝制品的品牌質量。
（四）出易中間環節減少
目前我國服裝出口貿易中相當一部分是通過中間商完成的，需要通過國內出口商或出口商進行，在中小企業中尤為常見。由于不直接面對國際市場，間接出口方式不僅使得企業難以把握國際市場需求的變動情況，而且不利于企業在國際上建立自己的聲譽?？缇畴娚藤Q易通過網絡交易服務平臺實現不同國家交易主體之間的直接交易，服裝制造企業或貿易企業能夠直接面對國外銷售商或最終消費者進行交易，還可以享受到跨境電商平臺提供的營銷、報關、支付、物流、保險、售后等一系列服務，此外，減少掉的中間環節成本也能夠轉化為出口企業的利潤以及交易平臺的傭金。譬如出口企業利用敦煌網直銷產品，注冊開店、上傳商品都是免費的，只在買賣雙方交易成功后由買家支付3%-14%的交易傭金，由于直接面對市場，企業對產品流向和價格控制的自由度加大，對跨國營銷經驗的積累和自身品牌的建設都有好處。
（五）出易的市場擴大
目前我國服裝出口主要銷往歐盟、日本和美國，經常遭受這些國家和地區設置的綠色貿易壁壘和各種貿易保護措施的挾制。跨境電商貿易為服裝制品出口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市場空間和交易機會，由于互聯網不受地域的限制，企業可以將目光投向亞洲、非洲、拉美、中東等地區的新興經濟國家，擴大出易范圍，據2014年1-11月的出口數據顯示，我國服裝制品在俄羅斯、韓國、墨西哥等國家和地區很受歡迎，出口額增長較快?？缇畴娚藤Q易平臺能夠將全球服裝制品的邊緣消費需求聚集在一起，為中小企業以及個體服裝賣家提供了與知名企業和大品牌公平競爭的機會，廣東里仁洞村的一個淘寶女裝賣家，利用周圍服裝加工廠有大量現貨的優勢，在敦煌網交易平臺轉型做跨境電商貿易，上線2個月成交總額就突破了20萬元。
二、服裝出口企業開展跨境電商貿易面臨的問題
（一）供應鏈無法適應跨境電商貿易多批次、小批量的訂單需求
我國服裝出口多為國際知名品牌的代加工，在中國剛剛加入WTO的那幾年，貼牌加工的服裝出口訂單批量往往比較大，供應鏈設計的目標是實現產量最大化和單位成本最小化，不注重款式的設計能力和品牌的自主研發。隨著電子商務的興起，個性化需求的回歸，單純追求規模效應的供應鏈模式在款式更新、產品研發、品牌建設等方面存在的弊端逐漸顯露，當國際市場需求發生變化時，生產線無法及時做出響應，不能做到隨時更改款式、調整訂單，很容易造成產品生產出來銷售不出去的局面，更無法滿足定制化的國際服裝生產趨勢。近年來，我國服裝企業普遍存在庫存量過高的情況，根本原因就在于供應鏈不夠優化?？缇畴娚藤Q易的特點是多批次、少批量，對供應鏈的柔性化要求很高，這也是服裝企業抵御國際貿易風險能力的重要體現。
（二）缺乏跨境電商運營、翻譯、法律等專業人才
跨境電商貿易是通過電商平臺進行外貿交易，需要兼具外貿和電商運營的復合型人才，對網絡營銷、網站規劃、外貿實務、品牌運營等專業知識的要求比較高。營銷推廣過程中，由于要面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消費者，為了提高可識別度，需要將公司網站尤其是產品介紹翻譯成出口目的地國的文字，甚至需要與客戶在線溝通，對翻譯人才的專業化水平要求比較高。此外，國際貿易難免產生糾紛，跨境電商貿易糾紛的內容和解決方式都不同于傳統外貿環境，需要專業的外貿法律人才。目前國內高校以及各類教育培訓機構專門針對跨境電商貿易的人才培養仍是空白，單純依靠一些跨境電商平臺開設的培訓課程，遠遠無法滿足開展跨境電商貿易企業的需求。
（三）海關通關速度還難以滿足服裝出口企業跨境電商貿易的短周期要求
傳統貿易形式下，服裝企業一般通過報關企業辦理出境手續，需要經過申報、交驗單證、商檢、退稅等流程，接受檢驗檢疫局、海關、稅務等部門的分別查驗，經常會因為計量單位換算錯誤、證件準備不全、商品歸類不準確以及出口配額等問題影響到正常的通關進程。服裝制品出口退稅時需要向稅務部門出具產地或貨源地證明以及當初的繳稅證明，相關證明開具過程由于受到地域限制或出現供貨商企業歇業等情況，會導致出口退稅周期延長，甚至長達2~3個月。此外，我國服裝出口制品的60~70%都要進行法定商檢，而且費用較高，平均一筆訂單的商檢費用甚至達到2000~3000元左右，即使服裝企業在生產過程中已經進行了檢測，出口報關時仍要進行。出口退稅周期長、商檢項目繁多、再加上各地海關的稅則號分類不一致等問題，導致服裝出口企業的實際通關速度仍然不快。通關環節的不順暢，使得服裝制品出口到國外市場的周期延長，出口成本上升，產品的競爭力被削弱，無法滿足跨境電商貿易的短周期要求。
（四）跨境物流仍是瓶頸問題
跨境物流運輸可以采用海運、國際空運、國際快遞等方式，不同運輸方式的價格和運輸周期差別很大，以1公斤物品運到美國為例，海運、空運和快遞的費用分別為1.30元、35元和45元，海運普遍要20天左右，而快遞一般7天內就可以送貨上門。近年來國際貿易呈現出小批量碎片化趨勢，我國服裝出口的對象主要是國外小額批發商和消費者，包裹以小件、散件為主，由于服裝制品的時效性要求比較高，運輸周期短、能夠送貨上門的國際快遞最為適合。但目前我國絕大多數跨境電商平臺采用第三方物流方式自行投資，建立國外倉儲和快遞業的很少，如果一概依賴國外快遞物流渠道，其物流的成本一般是本地物流成本的兩倍以上，對于本身毛利率就不高的服裝出口企業而言，交易成本大大增加。此外，各國政策和不同快遞企業之間也存在較大的差異，投遞時效十分不穩定，延誤、丟件、破損等風險發生的幾率也比較大。
（五）消費者體驗差，售后服務跟不上
服裝制品本身就屬于體驗型商品，跨境交易的消費者在購買前無法觸摸、試穿，再加上跨境運輸等待的周期較長，收貨時間不確定，導致跨境電商貿易的消費者體驗比較差。此外，當出現質量問題、大小尺寸不合適、款式不喜歡等情況時，國外消費者習慣的“無理由退換”等售后服務很難落實，受到通關手續、物流成本的極大制約，一旦出現跨境交易糾紛，消費者投訴也非常困難，這些因素都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國外消費者對我國質優價低服裝制品的網購熱情。
三、服裝出口企業跨境電商貿易轉型的具體策略
（一）優化供應鏈，促進商業模式轉型
傳統服裝企業的供應鏈規劃多以追求規模效益為目標，已經不能夠支持跨境電商時代的“輕資產運營”模式。電商貿易以消費者需求為導向，為了適應多變的市場需求、降低經營風險，必須將企業重心轉移到品牌推廣和設計研發領域，將資金集中到供應鏈中最能夠拉動銷售、創造效益的環節，從而達到有效控制庫存量、提高資金使用率的目標，以優化供應鏈為核心的商業模式轉型是跨境電商貿易轉型的關鍵所在。供應鏈優化應從支持末端零售開始，在訂貨、加工、采購、銷售等各個環節中追蹤目標消費群體需求的變化，能夠根據需求的變化及時調整，并隨時追加訂單。柔性化和快速響應是供應鏈優化程度的兩個重要指標，決定了供應鏈能否匹配小批量、定制化的國際服裝生產趨勢。切分生產線是一種較為有效的供應鏈柔性方案，韓都衣舍即采用這種方式，將傳統的生產線切分成多個模塊，一個工廠只負責一個工序，打板、裁剪、縫制、后整等多個工序由多個工廠分工協作，共同完成，每個工序的變動都不會影響到其他工序的正常生產，而且工廠只做一個工序，生產效率更高、交貨周期更短、品質更高。供應鏈優化的另一個指標——快速響應可以通過標準化的基本設計來實現，服裝產品的基本設計差異化越小，越容易改版，就能夠在較短的交貨周期內既實現快速補貨，又能夠控制庫存的合理水平。
（二）加快技術創新和自主研發，促進品牌升級轉型
面對生產要素成本剛性上漲、低碳、環保方面的監管標準和任務要求日趨嚴格的新態勢，服裝出口企業的技術創新和產品研發能力是核心競爭力的重要體現，通過品牌建設提升產品附加值是改變服裝出口低迷、積極應對國際競爭的重要舉措。企業應健全技術性貿易壁壘的預警和快速反應機制，及時了解國際最新標準和出口市場的技術要求，積極引進國外先進的生產和檢測設備，在生產工藝、面料選擇等方面嚴格按照國際標準，并加大在新型環保面料的開發使用、生物染整技術、有機鹵化物的檢測標準等方面的技術創新?？缇畴娚藤Q易形式下，服裝批量生產模式向“小批量”、“個性化”和“定制化”轉變，為了適應國際消費者的多樣化需求，企業必須提高自主研發的水平，在面料的舒適性環保性、輔料的裝飾性、產品的流行時尚元素和設計風格等方面盡可能同國際接軌，打造獨有的設計理念和文化品位，塑造個性鮮明的品牌形象，盡可能提高品牌溢價和產品附加值，提升品牌在國際市場的影響力。江蘇陽光集團堅持走技術創新為主的高端品牌路線，在生產過程中全部采用綠色環保染料，實行清潔生產，其產品先后通過了ISO9001質量管理體系、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和SA8000社會責任體系，“陽光”呢絨獲得“世界名牌”和“出口服裝免驗”榮譽，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毛紡和高檔服裝供應商。
（三）推進通關一體化改革，推動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制
發達國家普遍采用“單一窗口”模式提升通關效率，即企業通過提交標準化的電子數據，在一個電子口岸，通過一個平臺，一次提交數據，能夠滿足海關、商檢、稅務等所有監管部門的需要，在通關過程真正實現“一次申報、一次查驗、一次放行”。目前，我國在長江經濟帶、廣東地區和京津冀海關區域已經進行了通關一體化改革，這三個區域的企業可以自主選擇向經營單位注冊地海關、貨物實際進出境地海關或其直屬海關集中報關點辦理各項手續，通關一體化之后，企業的通關時間節約12~24個小時，成本降低了20~30%，通關效率大幅度提升。今年，海關總署將繼續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實現通關一體化，簡化海關申報、納稅和查驗發行的手續。通關一體化進程的推進要求打破過去的地區封鎖和貿易壁壘，各地海關、商檢和稅務部門還要加快一體化通關信息系統的建設，在各監管部門系統之間實現互聯互通，盡快與國際通行的“單一窗口”制通關模式接軌。
（四）鼓勵跨境電商貿易綜合服務平臺服務創新
跨境電商貿易綜合服務平臺是服裝出口企業跨境電商轉型的主要途徑。為了更好地滿足相關政府部門信息監管的需要，為企業提供完善的跨境通關貿易方案，跨境電商平臺應加快自身服務創新的步伐，深度整合產業鏈，為出口企業提供、報關、退稅、融資結匯、物流倉儲等一體化服務，積極探索運營模式本地化、支付方式本地化、海外倉儲等新模式，改善當前跨境商品和貨源較為集中、相似度過高、支付方式單一、物流成本過高的現狀，提高服務的專業化和個性化程度。阿里集團的外貿綜合服務平臺“一達通”對進出口外包服務進行創新，將通關、退稅、融資、外匯、物流等繁雜出口流程進行標準化處理，整合眾多中小外貿企業碎片化的出口需求，集約化提供出口服務?！耙贿_通”利用平臺上真實的交易數據，建立出口企業信用檔案，聯合平臺上數萬家外貿公司組成“大客戶”，提高了與銀行、物流、海關等基礎服務機構議價的能力，降低了單個出口企業的出口和融資成本。
（五）提升國內快遞企業的跨境物流專業服務水平
跨境物流一直是制約跨境電商貿易發展的瓶頸問題，物流成本較高和投遞時效不確定等現狀不僅降低了出口企業利潤，也直接影響到國外消費者的用戶體驗和消費熱情。國內快遞企業應在全球運轉、快速清關、海外倉儲、高效配送等方面提升跨境物流服務的能力和水平，為出口企業提供符合其自身需求的專業化物流解決方案。2014年11月順豐聯合荷蘭郵政推出“歐洲小包”業務，發往歐洲26國和美國、加拿大的小件產品，均采用“航班直飛+本地郵政派送”的方式，由順豐負責中國境內和跨境物流的運輸，荷蘭郵政負責歐洲的清關和目的地國派送，該業務在清關和派送速度上優勢明顯，發往歐洲主要國家的小包均能在5-10日投妥，效率明顯高于市場上主流的7-15日的小包服務時效，而且費用整體偏低，對于提升出口產品的競爭力效果顯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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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偽報下的資本外逃是一種隱蔽的非法行為，其規模難以直接測算。由于貿易偽報下的資本外逃是造成中國與貿易伙伴貿易數據統計差異的重要原因，因此可以從中國與貿易伙伴的貿易數據統計差異值入手，通過分析主要的可觀測因素，進而間接測算出貿易偽報下資本外逃的規模。
(一)中國與貿易伙伴的貿易數據統計差異值
根據國際收支平衡表的編制原理和國際收支賬戶分析方法，中國與貿易伙伴的貿易數據統計差異值主要受以下5個因素的影響。
1．貿易雙方的統計口徑和方法不同。
統計口徑和方法不同，如統計轄區不同、運輸時滯不同以及再出口內涵不同①等，都會造成中國與貿易伙伴的貿易數據統計差異。但由于統計口徑和方法不同所產生的影響會相互抵消，其對雙方貿易數據統計差異值的綜合影響是有限的。
2．到岸價與離岸價的差別。
世界各國海關和統計機構通常以到岸價(CIF，貨物價值包括從裝運港至目的地港的運費和保險費)記錄和計算進口貨物價值，同時以離岸價(FOB，貨物價值不包括從轉運港至目的地港的運費和保險費)記錄和計算出口貨物價值。到岸價與離岸價之差主要由出口國(原產國)運送貨物到進口國(目的國)的保險費和運輸費構成，大概為離岸價的10%。
3．轉口貿易及其增加值。
中國經轉口國或地區轉運到貿易伙伴的貨物價值通常高于轉口國或地區直接從中國進口時的貨物價值，這是因為轉運商為追逐利潤而抬高了貨物價格。這部分增加值沒有計入中國的出口統計數據，但被計入了貿易伙伴的進口統計數據。
4．加工貿易增加值和走私。
加工貿易商品在出口后可能被中間商購買，經中間商再轉賣給貿易伙伴，中間商為追逐利潤的加價行為會使貿易伙伴的進口報關價格高于加工貿易商品的出口報關價格。由于沒有足夠信息用于判斷被中間商購買和轉賣的貨物價值，因此很難量化中間商加價行為對中國與貿易伙伴貿易數據統計差異的影響。同時，貨物走私逃避了海關監管，這也會造成進出口雙方貿易數據統計的差異，如走私的貨物價值未記錄在出口國的出口賬戶，卻記錄在進口國的進口賬戶上。
5．貿易偽報。
貿易偽報是不法分子故意在進出口的貨物價值上弄虛作假，以達到掩蓋非法資本流出或流入的目的。貿易偽報可分為出口偽報和進口偽報。出口偽報，即出口商利用與貿易貨物實際價值不符的報關單證進行貿易活動，包括出口低報和出口高報。出口低報是由出口商開出低于出口貨物實際價值的發票，進口商將發票金額與實際貨物價值的差額存入出口商在國外的賬戶，其目的是騙取外匯，躲避監管，將資本抽逃到海外;出口高報是出口商以高于出口貨物實際價值的發票向本國海關申報，其目的是繞過資本項目監管，使國外資本非法流入國內。進口偽報，即進口商利用與貿易貨物實際價值不符的報關單證進行貿易活動，包括進口高報和進口低報。進口高報是國外供貨商開出高于進口貨物實際價值的發票，國內進口商向貨幣當局申請的用匯高于實際用匯，其差額就存入了進口商的國外賬戶，其目的是騙取外匯，躲避監管，將資本抽逃到海外;進口低報是指進口商向海關申報的進口貨物價值低于實際貨物價值，使本應匯至境外的貿易結算資金滯留國內，其目的是繞過資本項目管制，使國外資本非法流入國內。上述5個因素是造成中國與貿易伙伴的貿易數據統計差異的主要原因。統計口徑和方法不同以及加工貿易增加值和走私的影響雖然難以測算，但這些因素所產生的影響會彼此抵消，其綜合影響有限，甚至可以忽略不計。到岸價和離岸價的差別可按照國際慣例將其換算成統一的計價方式。轉口貿易及其增加值的影響也可根據中國與轉口國或地區的轉口貿易數據進行估計。貿易偽報是一種隱蔽的非法行為，其影響很難直接測算，但可以從中國與貿易伙伴的貿易數據統計差異值中剔除主要的可觀測因素后進行間接測算。值得注意的是，貿易偽報下會同時產生資本外逃和資本非法流入。出于研究目的，本文剔除資本非法流入的影響，以出口低報導致的資本外逃與進口高報導致的資本外逃之和，對貿易偽報下資本外逃的規模進行測算。
(二)貿易偽報下資本外逃規模的測算模型
基于以上分析，在對中國與貿易伙伴進出口貿易數據，特別是轉口貿易數據進行CIF/FOB轉換①和相應調整后，先計算出中國與貿易伙伴的貿易數據統計差異值;然后再從統計差異值中剔除資本非法流入的影響，就能計算出中國出口低報導致的資本外逃和進口高報導致的資本外逃，兩者之和即為貿易偽報下資本外逃的規模測算值。1．出口低報導致的資本外逃MEit=PIitCi－ΔV()it－DEit(1)式(1)中，MEit為中國與貿易伙伴i在t年出口項下的貿易數據統計差異值;PIit為貿易伙伴i在t年從中國進口的貨物價值;Ci為貿易伙伴i與中國進行貿易的到岸價與離岸價轉換系數(2)，經過轉換，雙邊的貿易統計數據都調整為以離岸價計算的貿易統計數據;ΔVit為中國在t年經轉口國或地區轉出口到貿易伙伴i的轉口貿易增加值;②(PIit/Ci－ΔVit)為貿易伙伴i在t年從中國進口的貨物價值;DEit為中國在t年對貿易伙伴i出口的貨物價值。式(1)中，MEit＞0，說明中國不法分子低報出口貨物價值，其加總就是一定時期內(i=1，2，3，…，n)中國出口低報導致資本外逃的規模測算值;MEit＜0，說明中國不法分子高報出口貨物價值，其加總就是一定時期內中國出口高報導致資本非法流入的規模測算值;MEit=0，說明沒有出現貿易偽報行為。因此，中國出口低報導致資本外逃的規模測算值為：CFE=∑MEit，MEit＞0(2)2．進口高報導致的資本外逃MIit=DIitCi－ΔV''''i()t－PEit(3)式(3)中，MIit為中國與貿易伙伴i在t年進口項下的貿易數據統計差異值;DIit為中國在t年從貿易伙伴i進口的貨物價值;Ci為中國與貿易伙伴i進行貿易的到岸價與離岸價轉換系數(CIF/FOB)，經過轉換，雙邊的貿易統計數據都調整為以離岸價計算的貿易統計數據;ΔV''''it為貿易伙伴i在t年經轉口國或地區轉出口到中國的轉口貿易增加值;③(DIit/Ci－ΔV''''it)為中國在t年從貿易伙伴i進口的貨物價值;PEit為貿易伙伴i在t年對中國出口的貨物價值。式(3)中，MIit＞0，說明中國不法分子高報進口貨物價值，其加總就是一定時期內(i=1，2，3，…，n)中國進口高報導致資本外逃的規模測算值;MIit＜0，說明中國不法分子低報進口貨物價值，其加總就是一定時期內中國進口低報導致資本非法流入的規模測算值;MIit=0，說明沒有出現貿易偽報行為。因此，中國進口高報導致資本外逃的規模測算值為:CFI=∑MIit，MIit＞0(4)綜上，中國貿易偽報下資本外逃規模的測算值(TCF)等于出口低報導致資本外逃的規模測算值(CFE)加上進口高報導致資本外逃的規模測算值(CFI)，即:TCF=CFE+CFI(5)
二、樣本選擇與處理
在具體測算中國貿易偽報下資本外逃的規模時，需要對理論模型中的相關變量及其樣本數據進行選擇和處理，以提高所做測算的合理性和精確度。
1．樣本期為2001—2011年。
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實行了一系列關稅減讓措施，相繼落實了各項改革承諾，中國與海外國家或地區的貿易往來日益頻繁，這為貿易偽報下資本外逃提供了較多的渠道和機會。從樣本數據的可得性和質量考慮，2001—2011年的樣本數據是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國內外一些權威統計機構提供的，而且截至2011年，研究所需要的年度樣本數據是齊備的。因此，本文選取2001—2011年作為樣本期，樣本數據為年度數據。
2．以香港作為中國與貿易伙伴轉口貿易的第三方。
香港是著名國際自由港。一方面，中國內地是香港轉口貨物最重要的來源地，2001—2011年香港轉口貨物中，原產地為中國內地的貨物價值為19541億美元，占轉口貨物價值的62%;中國內地也是香港轉口貨物的重要目的地，同時期香港轉口貨物中，轉口目的地為中國內地的貨物價值為15219億美元，占轉口貨物價值的48%。另一方面，香港統計和公布的轉口貿易數據比較詳實，包括中國轉口到貿易伙伴的貿易數據和貿易伙伴轉口到中國的貿易數據。可以認為，選擇香港作為中國與貿易伙伴轉口貿易的第三方較為合理。
3．對轉口貿易樣本數據的處理。
為消除香港轉口貿易對中國與貿易伙伴貿易數據統計差異的影響，就需要知道香港轉口貿易具體的轉口目的地。因為現有樣本數據只包含中國內地通過香港轉口到貿易伙伴的整體貨物價值，以及貿易伙伴通過香港轉口到中國內地的整體貨物價值，并沒有細分到具體國家或地區的轉口貨物價值，所以本文首先計算中國內地通過香港轉口到貿易伙伴的總轉口貿易增加值(∑ni=1ΔVit)和貿易伙伴通過香港轉口到中國內地的總轉口貿易增加值(∑ni=1ΔV''''it);然后將它們從中國與貿易伙伴貿易數據統計的總體差異值中扣除，以消除轉口貿易及其增加值對中國與貿易伙伴貿易數據統計差異的影響。另外，考慮到香港轉口的到岸價與離岸價的差別，本文借鑒相關文獻，特別是楊汝岱(2008)所做的研究，將中國到香港的CIF/FOB轉換系數Ca和貿易伙伴到香港的CIF/FOB轉換系數C''''a均按104%進行計量。香港轉口貿易的整體增值率為［轉口額－(進口額－留港自用)］/(進口額－留港自用)，根據經濟學家進行的估算，中國內地轉口貿易增值率比香港轉口貿易整體增值率約高出10%，貿易伙伴經過香港轉出口到中國內地的轉口貿易增值率按香港轉口貿易整體增值率計算。香港轉口貿易整體增值率和香港轉口貿易增加值的測算結果見表1。4．主要貿易伙伴國或地區的選擇。由于貿易伙伴國或地區的選擇對最終測算結果有較大影響，為測算中國貿易偽報下資本外逃的規模，本文需分析中國與貿易伙伴的進出口統計數據，并計算兩者之間的統計差異。本文在選擇貿易伙伴國或地區時遵循兩個原則:一是選擇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或地區，因為它們的市場化程度高、資本管制少、統計數據也齊備;二是選擇與中國貿易往來比較密切的國家或地區，因為它們與中國進出口貿易的貨物價值占中國全部進出口貨物價值的比重大，以此測算貿易偽報下資本外逃規模的結果就更加準確?；谶@樣的認識，本文選取美國、日本、德國、荷蘭、法國、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英國、香港、韓國、新加坡、臺灣、印度尼西亞、印度、俄羅斯、馬來西亞、澳大利亞、泰國、比利時、丹麥、芬蘭、澳門、越南、波蘭、土耳其、伊朗、南非、巴西、墨西哥、巴拿馬和智利等32個國家或地區的樣本數據。樣本期內，這些國家或地區在樣本期內從中國進口的貨物價值平均占中國全部出口貨物價值的87%，其向中國出口的貨物價值平均占中國全部進口貨物價值的80%(表2)。
三、測算結果及其說明
關鍵詞：東南亞金融危機；國際金融危機；香港對外貿易
1、引言
金融危機成為現代經濟發展的周期性特征之一。1997年由國際投機資金沖擊泰國貨幣泰銖而引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使得東南亞國家的貨幣平均貶值25%-70%（何慧君，1998），實行聯系匯率制度的香港為維持匯率穩定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而亞洲地區及受此影響的其他國家經濟衰退也對香港的對外貿易造成了巨大損失，香港對外貿易出現了將近一年的負增長。兩次金融危機對香港的對外貿易產生了及其重要的影響，但由于兩次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和影響范圍不同，導致對香港對外貿易的影響機制也有差別，香港應對兩次金融危機的措施也不同，通過對比兩次金融危機對香港對外貿易的影響，有利于香港在世界經濟運行越來越緊密的情況下，優化對外貿易結構和政策，從而更好的應對全球經濟發展的變化。
國際貿易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和大衛李嘉圖的相對優勢理論到赫克歇爾和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再到克魯格曼的規模經濟理論、佛農的產品周期理論等，理論界對國際貿易的運行規律和特點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國際貿易屬于一種經濟活動，金融危機導致的經濟波動很大程度上影響國際貿易活動。Cantor和Mark（1998）、Baxter和Crucini（1995）等人的早期研究確認了國際經濟波動中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傳導渠道的存在性和合理性。石紅蓮（2010）認為在全球化經濟時代，任何一個國家尤其是大國的經濟波動都會影響其他國家的經濟進而向全球范圍擴散。經濟波動主要是通過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和國際投資以及資訊等渠道傳導的。陳學彬、徐明東（2010）金融危機短期內對國際貿易最直接的兩個主要影響渠道為收入效應和價格效應。王會強、（2010）重要從收入、價格、匯率、外商投資等方面研究了金融危機對河北省出口貿易的影響。本文主要從其對外貿易的三個部分比較分析兩次金融危機對其影響。
2、對外貿易指標變化比較
一個國家或地區通過對外貿易參與國際分工，節約社會勞動，不但使資源得到充分的利用，還可以保證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促進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實現。衡量對外貿易的指標主要有對外貿易規模、對外貿易依存度、對外貿易價格指數、對外貿易地理方向以及對外貿易商品結構等，金融危機通過影響一國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周圍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環境以及匯率等方面作用于對外貿易。本文主要從兩次金融危機對香港對外貿易規模、對外貿易地理方向和對外貿易商品結構等三個指標的影響進行比較分析。
2.1 對外貿易規模
20世紀80年代以來，香港對外貿易快速發展，成為世界著名的國際貿易中心，貿易額進入全球前十，并成為世界最大的轉口貿易地。金融危機影響對外貿易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對外貿規模的減小，東南亞金融危機中，1998年1月份香港進口和轉口貿易開始出現負增長，1997年11月開始出現港產品出口負增長，并持續十多個月。國際金融危機中，港產品出口負增長首次負增長出現于2008年3月，進口和轉口貿易均于2008年11月開始負增長，并持續將近一年。分別取兩次金融危機周期中三年的月度貿易額增長率，東南亞金融危機從1997年1月至1999年12月，國際金融危機從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其進口貿易、港產品出口貿易和轉口貿易增長率變化如下圖所示。
從上圖可見，兩次金融危機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香港對外貿易規模，但是影響的范圍和時間長度卻不同。國際金融危機對香港貿易的影響力度明顯比東南亞金融危機強，但后者影響持續的時間更長，國際金融危機中，進口貿易增長率最大降幅為22.74%，港產品貿易增長率最大降幅為50.64%，轉口貿易增長率最大降幅為22.44%，而東南亞金融危機中，進口貿易增長率最大降幅為22.38%，港產品貿易增長率最大降幅為21.96%，轉口貿易增長率最大降幅為16.73%。國際金融危機中，進口貿易負增長持續了12個月，港產品出口貿易負增長持續了22個月，轉口貿易負增長持續了12個月，東南亞金融危機中，進口貿易負增長持續了16個月，港產品出口貿易負增長持續了26個月，轉口貿易負增長持續了15個月。此外，兩次金融危機周期中，國際金融危機對香港貿易影響波動明顯大于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而且，對港產品出口貿易的影響先于進口貿易和轉口貿易?？梢?，國際金融危機對香港對外貿易的影響屬于暫時性的沖擊，而東南亞金融危機則屬于長久的影響。
2.2對外貿易地理方向
對外貿易地理方向是指一國或地區對外貿易額的地區分布和國別分布的狀況，即該國的出口商品流向和進口商品來自哪些國家或地區，說明一定時期內各個國家或區域集團在一國對外貿易中所占有的地位，通常以它們在該國或地區進出口總額或進口總額、出口總額中的比重來表示。一國或地區的對外貿易地理方向通常受經濟互補性、國際分工的形式與貿易政策的影響。從兩次金融危機周期中分別取6個月香港十個主要貿易國家或地區的貿易額增長率數據，如表3所示。
從表3可見，香港進口貿易中，東南亞金融危機主要影響的是香港從日本、臺灣、美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瑞士以及泰國等國家的進口，而從中國內地和韓國的影響則相對較??；國際金融危機中，主要影響香港從中國內地、日本、新加坡、韓國和瑞士等國家，而從臺灣、美國、馬來西亞、印度和泰國等國家的進口影響則相對較小。港產品出口貿易中，東南亞金融危機主要影響香港與中國內地、新加坡、日本、韓國、澳門和馬來西亞等國家或地區的貿易，對香港與美國、臺灣、瑞士和英國等國家或地區的貿易影響不明顯；國際金融危機對與香港貿易的前十大國家和地區都有較大影響，但影響的時間先后有差別，對香港與瑞士、澳門和馬來西亞等國家或地區的貿易影響相對較晚一點。轉口貿易去向中，東南亞金融危機對香港與日本、印度、韓國、新加坡和越南的貿易影響比較大，與中國內地、美國、德國、臺灣和英國等國家的影響較小，而與英國的貿易額還處于上升之中；國際金融危機對香港與美國、德國、韓國、英國和新加坡等國家或地區的貿易影響比較明顯，對香港與中國內地、日本、印度、臺灣和越南等國家或地區的貿易影響較小。
2.3 對外貿易商品結構
對外貿易商品結構是指一定時期內一國進出口貿易中各種商品的構成，即某大類或某種商品進出口貿易與整個進出口貿易額之比，以份額表示。一個國家對外貿易商品結構，主要是由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狀況、自然資源狀況和貿易政策決定的。香港實行高度開放的貿易政策，服務業發達，制造業份額相對比較小，使得香港產生制造業空心化現象，兩次金融危機對香港香港對外貿易商品結構的影響如表4所示。
從表4可見，國際金融危機對香港主要商品的進口、港產品出口和轉口貿易均產生了比較明顯的影響，對出港產品的出口影響較大，雜項制品、礦物和金屬材料、非金屬材料和電動機械、儀器用具及零件等降幅均超過或接近30%，轉口貿易中降幅超過10%的有四種產品。東南亞金融危機影響較大的非金屬礦物制品進口、電動機械、儀器和用具及零件的出口，而辦公室機器和自動資料處理儀器的進口和轉口均有所上升。
3、金融危機對香港對外貿易影響的機制比較
3.1 金融危機的收入效應影響比較
金融危機對貿易最直接的影響是以收入效應降低貿易對象的實際購買力，即主要影響香港的出口貿易，香港的出口市場主要是中國內地、美國、東南亞以及西歐國家，兩次金融危機對這些國家和地區收入的影響不盡相同。亞洲金融危機主要影響東南亞的經濟，從各國實際GDP增長率可以看出日本、韓國、印度尼西亞1998年實際GDP增長率迅速下降，日本1998年增長率為-2.05%比1997年下降了3.61個百分點，韓國和印度尼西亞1998年增長率分別為-5.71%和-13.9%，比上年下降了11.48%和17.84%。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則機會影響了香港的整個出口市場，美國收入減少后，對香港的產品和勞務需求就會降低，直接導致香港出口的減少。同時，美國是全球進口大國，與諸多國家保持高度相關的直接或間接貿易，通過國際間的貿易進而影響香港對歐盟、日本等國家的出口。
3.2金融危機的價格效應影響比較
價格效應主要影響香港的狀況貿易，由于香港實行的是聯系匯率制度，兩次金融的價格效應對香港對外貿易的機制具有差異。亞洲金融危機的價格效應主要表現為東南亞各國的貨幣貶值，而20世紀末香港主要是與中國內地、日本、西歐以及美國之間進行轉口貿易，與東南亞的轉口貿易比重比較低，故而通過價格效應的影響不大。國際金融導致全球商品價格下降，降低了出口企業的利潤率，直接導致本地生產企業生產積極性下降，出口減少。但是，美元的貶值降低了包括石油、礦產品、農產品等大宗商品的國際價格，從而降低一些企業的進口成本，這個有利于香港的轉告貿易。所以，國際金融危機對香港對外貿易的影響是綜合性的。
3.3金融危機的匯率效應影響比較
東南亞和韓國、臺灣、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貨幣貶值對香港的出口競爭力構成了不小的威脅。由于實行聯匯制，港元兌美元匯率基本維持在7.749～7.730之間，相對其它亞洲國家貨幣間接有大幅度的升值，使香港產品的出口價格競爭力有相當大幅的減弱。在東南亞國家貨幣貶值的影響下，國際市場的一些商品價格下跌，如1998年初國際市場工業制成品價格比1997年9月降低了10%，滌綸切片、纖維和棉紗等產品也因韓國和印尼等國的低價傾銷而價格下跌。國際金融危機中，美國經濟大幅下滑，美元相對于其他國家的貨幣貶值，有利于美國的出口，從而影響香港對美國的出口。
4、結論
東南亞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雖然產生的原因不同，但都對香港對外貿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東南亞金融危機對香港對外貿易的影響持續時間長、影響范圍大而且反應迅速，但是其影響力比國際金融危機小。東南亞金融危機主要是從東南亞國家的貨幣貶值導致香港的實際匯率上升導致香港對外貿易下降，國際金融危機主要是影響香港的對外貿易環境，歐美國家的實際需求下降，轉口貿易和港產品出口貿易受到沖擊，日本、東南亞國家經濟增長疲軟進一步加大了對香港對外貿易的影響。但是，國際金融危機中香港的對外貿易政策比較及時和完善，從而比較迅速的擺脫金融危機的影響。從兩次金融危機中可以發現，內地和香港出口中受沖擊最小，能保持出口價格和銷量不變或增長的是高新技術產品和優質名牌產品。陸港合作開發高科技的提法早已有之，全球的知識化、高科技化和香港出口競爭力的相對減弱都不容香港再遲疑不前。由于香港本地技術、人才、資源和成本的限制，在發展高科技產業方面仍要借助內地，因此應充分發揮香港本地信息、資金籌集、服務方面的優勢，相互合作增強香港的國際競爭力，共同防范金融危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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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證作為國際貿易傳統的支付工具之一，在促進國際貿易結算和融資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近年越來越多的企業以鐵礦石、電解銅等大宗商品為載體，在轉口貿易下利用信用證融資功能套取銀行資金，利用境內外利差獲利或從事高風險投資賺取高額利潤，不僅擾亂正常的貿易秩序，而且為各類非法資金實現跨境轉移提供了渠道，潛藏巨大的洗錢風險隱患，不容忽視。
一、利用信用證從事貿易洗錢的主要類型
(一)虛構進出易或利用虛假單據，以非法資金償還到期信用證款項
操作模式為境外B公司和境內C公司事先串通，C公司向B公司進口某種大宗商品，騙取A公司代C公司申請某銀行開立見票后90天付款的遠期信用證。B公司持信用證在境外銀行貼現獲得資金，進行一系列高風險投資，掩飾、模糊以欺騙手段獲得的資金性質，使其轉化為表面合法化的投資收益。待信用證到期后，C公司可將非法資金償還信用證款項，達到掩飾其非法性質和來源的目的。
(二)利用轉口貿易將基礎貿易復雜化，實現非法套利和洗錢
操作模式為境內一從事鋼材進出口業務的A公司，在境外設立B公司和C公司兩家關聯公司。B公司從境內進出口一批“鋼材”，然后將同一批“鋼材”出口給境內A公司，A公司再將同一批“鋼材”出口給境外的C公司，C公司將同一批“鋼材”出口給境外最終用戶。實際控制人A公司將一筆簡單的國內鋼材貿易流程轉化為三次轉口貿易流程，通過多次轉口貿易操作，企業不僅可以利用境內外利差套利，而且利用轉口貿易入境資金性質難以識別的特點，犯罪集團利用這條路徑，將來源不明的資金從境外轉移至境內，在境內經過一系列投資后，在遠期信用證到期后，再將境內經過清洗的資金以償還信用證款項形式匯出境外，最終實現利用轉口貿易賺取境內外利差和非法資金跨境轉移的目的。
(三)境內外公司互開信用證，實現非法資金跨境轉移
操作模式為境內A公司從銀行申請開立信用證，從境外B公司進口某商品，境外B公司再通過開立信用證方式購買A公司的商品，以此種方式反復操作，實現境內外資金的跨境轉移，洗錢主體乘機將部分非法資金混入合法資金內，用于支付到期信用證款項。
(四)以備用信用證合法形式掩蓋大量非法資金來源
操作模式為某境內A企業以高于其注冊資金規模的方式籌集大量現金抵押某銀行，開出以A企業海外關聯公司為受益人的備用信用證，實現利用貿易融資方式將非法資金轉化為表面形式上合法化，從而達到清洗非法資金目的。
二、政策建議
(一)信用證運行規則中應嵌入反洗錢要求，順應國際反洗錢形勢需要
國際商會制定的《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是信用證業務運作的法律依據，但在條例中缺少防范洗錢風險的相關規定。國際商會應參照國際反洗錢組織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40+9項建議，評估當前國際貿易融資欺詐和洗錢風險，修訂補充信用證業務原則和操作規范，嵌入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監管要求。引導銀行在辦理貿易融資業務中加強對客戶貿易背景、基礎合同審查等盡職調查要求，履行可疑交易報告義務和客戶身份資料及交易記錄保存義務，在保持信用證獨立性和單證相符原則的靈活性安排基礎上履行必要的反洗錢國際義務。
(二)加強多部門合作與信息共享，防范貿易信息不對稱產生的洗錢風險
貿易領域反洗錢工作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多個領域、行業和部門，要求銀行同海關、稅務、工商等部門加強合作，建立貿易數據信息共享查詢機制，以實現針對可疑進出口廠商及時查詢貿易背景和交易情況，幫助銀行對可疑貨物的貿易、生產流程的審查核實，識別判斷異常情況，降低貿易融資欺詐和洗錢風險。
(三)貿易融資部門要采取多種措施做好客戶的盡職調查，強化風險監控和貸后管理
一是調查審核貿易企業背景和交易對手。對成立時間短的企業，特別是關聯公司較多、關系復雜、關聯擔?；蚧ケ５钠髽I重點關注，了解企業實際控制人。核實企業交易對手歷史業務情況，重點防范交易對手為上下游關聯企業套取資金的風險。二是調查審核貿易商品和金額。
客戶主營業務是否列入重點關注商品，對于電解銅、鐵礦石、棕櫚油PAT等單價高、具有金融屬性、變現能力強的大宗商品，要確定是自用還是貿易，判斷交易合理性。對于黃金、珠寶等價值高、體積小、易于標準化的進口商品，要進一步核實進口報關單、運輸單據等，防范虛構貿易背景套利和欺詐行為，分析單筆金額是否合理，與客戶交易慣例是否一致、與客戶銷售款規模是否匹配。三是審核單據。辦理貿易融資服務，應審核客戶的各種物流單據正本，并確保物權的正確歸屬，防止借用物權單據進行融資欺詐。
遠期信用證承兌前應通過海運公司官網或船訊網等相關公共網絡追蹤運輸貨物，檢查運輸單據的真實性，并通過原產地證明、保險單據等第三方單據，加強與進出口合同和運輸單據、倉單等文件一致性審核。貿易融資應著重貿易過程的控制，要通過現場檢查了解客戶生產過程，通過與物流監管公司合作，跟蹤貨物出運、到港及提貨情況，通過監督貨款發放、銷售資金指定專門賬戶等管理方式，對資金流進行監管，根據單據反映的信息，及時掌握客戶交易履行情況，防范欺詐和洗錢風險。
義烏小商品市場起步早、發展快、規模大，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義烏國際貿易綜合改革國家試點的啟動實施，標志著義烏改革發展站在新的起點上開啟了新的征程。我們將以黨的十精神為指導，扎實抓好義烏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力爭設立“國際貿易特區”，力推我省“四大國家戰略舉措”深入實施，為引領我國外貿發展方式轉變多做貢獻，不斷續寫市場發展的新輝煌。
構建義烏“國際貿易特區”
是改革試點的重要目標
義烏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是全國第10個也是首個在縣級市設立的國家級綜合配套改革試點。自改革試點啟動實施以來，重點工作分項目有序推進，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有新突破，貿易管理體制機制得到新優化，商貿功能性平臺建設取得新進展。在當前嚴峻的國際貿易形勢下，義烏外貿出口實現逆勢快速增長，這是改革試點帶來的最直觀的成效。去年1—11月，義烏實現外貿出口77？郾3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郾4倍，對同期浙江省外貿出口增長的貢獻率達57？郾6%。我們將按照“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的要求，啟動實施義烏改革試點三年行動計劃，確定各項重點工作的“路線圖、責任人、時間表”，有條不紊地推進改革試點。繼續加強與國家商務部等部委的匯報溝通，爭取“市場采購”貿易方式及其配套政策盡早獲批實施，抓緊研究爭取國家的出口貿易和轉口貿易相關政策，加快建立“管得住、通得快、可溯源”的國際貿易便利化監管機制。充分利用“先行先試”優勢，協調推進貿易管理、商貿流通、產業轉型、服務環境、區域協作等各領域的改革事項，切實抓好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政策落地，加快推進金融管理體制改革，努力構筑義烏改革發展體制機制新優勢。
義烏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只是途徑、手段，目標是爭取設立義烏“國際貿易特區”，享受“特區”的政策，發揮“特區”的作用，作出“特區”的貢獻，以期達到“加快形成符合科學發展要求的發展方式和體制機制”的目的。義烏如能抓住改革試點契機，認真做好調研論證工作，積極爭取設立“國際貿易特區”，就能夠在爭取國家政策資源、打造國際貿易平臺上占得先機，成為我國擴大外需、帶動內需的重要渠道，成為實現出口與進口并重的重要窗口；就能夠在適應市場經濟發展、推進體制機制創新上走在前列，以“市場采購”新型貿易方式引領我國新一輪國際貿易轉型發展的方向；就能夠在國際貿易這一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中更好地發揮示范作用，未來完全有可能成為第二個“深圳”，這對義烏、對金華乃至全省發展都將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加快市場轉型升級
是改革試點的重要內容
市場興則義烏興。中國義烏小商品市場現有經營面積470萬平方米，經營商位7萬個，匯集16個大類、4202個種類、170多萬種商品，日客商流量超過21萬人次，2011年市場交易額突破500億元，有57萬標準箱商品出口到全球215個國家和地區，年成交額已連續21年居全國各類大綜合市場榜首。面對電子商務掀起的新浪潮和區域大型實體市場的蓬勃興起，義烏要按照“創新開放模式”的新要求，堅持和深化“興商建市”戰略，以構建“市場采購”貿易方式為核心，以改革試點為動力，以“五個轉變”為方向，促進市場橫向拓展、縱向提升，努力建設多產業聯動、多業態融合的現代市場集群，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國際貿易門戶區地位。
推動市場結構從以生活類產品綜合市場為主向生活類、生產類、文化類產品綜合市場并重發展轉變。義烏已經有了獨步全球的小商品市場，總體上屬于生活類產品綜合市場，這既是無可比擬的優勢，也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市場發展的思維定勢。義烏市場發展既要鞏固擴大這一優勢，也要適應國內外產業發展趨勢，加快從“小商品”向“大商品”拓展，進一步延伸產業鏈，增強市場活力，保持“強者恒強”。發展生產類和文化類產品綜合市場就是義烏市場新的競爭力所在。要積極推進生產類產品綜合市場建設，認真做好國際生產性消費資料市場發展的長遠戰略安排，合理選擇生資行業，打造全國生產資料最豐富、發展制造業條件最好的集聚中心和采購平臺。要重視研究文化類商品綜合市場發展的目標定位、平臺建設和經營模式，使文化創意產業形成制造有基地、設計有載體、銷售有平臺的發展新格局。
推動貿易結構從以出口貿易為主向出口、進口、轉口貿易并重發展轉變。出口貿易是義烏市場的強項，呈現出多進少、出口獨大的局面，進口貿易、轉口貿易成為市場發展的“短板”。義烏市場要充分發揮現有物流、倉儲、資金、信息等資源優勢，積極補上進口、轉口這兩塊“短板”，推動出口、進口、轉口貿易齊頭并進發展，真正實現“買全球貨、賣全球貨”，成為全球性貿易中心。重點要加強進口商品館建設，培育壯大進口貿易主體，豐富進口貿易商品，擴大進口貿易份額；加強與境外制造業基地對接合作，加快綜合保稅區、國際物流中心等項目建設，做大做強轉口貿易。
推動市場業態從以本地單體市場為主向本地單體市場和全國全球連鎖市場并重發展轉變。實體市場的發展有最大輻射半徑制約。義烏市場要突破這一瓶頸，可以借鑒沃爾瑪連鎖超市的經驗，加強品牌運作和知識產權保護，通過投資控股、加盟合作等形式，全力打造義烏小商品市場的“連鎖航母”，構建境內外市場相呼應、母市場與子市場共贏的發展格局。同時，加快商品配送中心建設，形成以義烏小商品市場為中心、境內外分市場配送的經營網絡，鞏固和發展義烏小商品市場物流中心的地位和“龍頭”市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