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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土建施工員年終總結范文

一句惡語改變了我的命運

1994年7月，我坐火車來到廣州，然后又擠上一輛開往深圳龍崗的大巴車。一上車，我倒頭就睡著了。等我迷迷糊糊地醒過來時，外面吵成一片，原來全車的乘客被“賣豬仔”了。我跟著其他“豬仔”魚貫下車，旁邊一個人忽對我說：“你的包怎么回事？”我一看就傻眼了，原來我的行李包被剜了一個洞，里面藏得好好的裝有我高中畢業證、身份證等證件及為數不多的錢的小包不翼而飛了。我急得大叫，央求別人把我帶到龍崗去，但沒有一個人理我。

那天晚上，又饑又渴的我在那個陌生的地方徘徊到天明，就像漂流到孤島上的魯賓遜一樣。第二天，我才知道，這地方是東莞市厚街鎮。

當天下午，我終于找到了一份扎鋼筋的活兒，這里只需要一身力氣。記得面試的時候，那個一臉看不起人的包工頭朝著我的胸口猛地沖了一拳，我知道他是想試試我的力氣，我拼盡全力地挺著，還臉帶微笑，他嘿嘿笑著：“看你斯斯文文的，原來力氣在骨頭里！”

從此，我就跟那幫五大三粗的人“混”在了一起，白天一身臭汗，晚上躺在豬圈般的大通鋪上睡覺。

轉眼國慶節來了，原來說好這天放假的，難得休息一天，我們決定好好地睡一覺。但9點鐘的時候，包工頭忽然沖進來叫我們迅速起床上班去。大家磨磨蹭蹭的，我一時火氣飆升，就嘟噥說：“今天是法定節假日嘛！”包工頭正愁找不到出氣的地方，他指著我的鼻子罵道：“什么法定不法定，在這里，老子就是法！人有三六九等，你們就是這個命！不服氣呀，你們折騰點啥給老子看！”

現在回憶起來，我真得感激這個包工頭，他的那幾句話如醍醐灌頂般地喚醒了我。來南方后，我第一次落了淚！那天我像瘋了一樣地干活，一根鋼筋條兒砸著我的小腿肚兒血流如注，但我一點也不感到痛，摸一把沙子堵住傷口后我繼續干活。

在接下來的時間里，我像變了一個人似地開始工作，上班的時候，不再像以前那樣把上班當作一種負重，而當作一種快樂，還虛心認真地向一些老師傅學習技巧；工余時間，我遠遠地離開那吵嗡嗡的宿舍，開始到路燈下捧讀那一本本厚厚的關于土建方面的工具書籍。

兩個月后，我發明的一種新型的扎鋼筋模具在整個工地上派上用場，大大地提高了效率。不久，這個消息就傳到了工地老板丁先生的耳里，他找我談了一次話，當他聽完我的遭遇后，就說：“小伙子，是金子哪里都可以閃光，好好干！”一個星期后，我被提升為施工員，是唯一不是老板嫡親的管理人員，工資從每個月600元漲到了2000元。記得我被提升為施工員的那天，整個工地都沸騰了，當夜，那個小包工頭拉著我去喝酒，他不停地說：“兄弟有眼無珠！”我若無其事地說：“人活著總得折騰點什么吧。”

這使我感到勁頭更足了，把份內的事兒做得一絲不茍。不久，我就成了整個工程公司的“技術權威”，但我并不滿足，因為這個工程公司說到底還只是“大幫哄”，管理人員及技術人員全是丁先生的“嫡系部隊”，一幫大老粗。這時，我萌生出了一個大膽的念頭，我想學習一下管理，然后再大展身手，讓這個亂哄哄的工程公司走上正軌。說做就做，我馬上報讀了中山大學設在厚街鎮的一個為期一年的管理培訓班，隨著理論知識的不斷提高，我的改革方案越來越成熟。4個月后，我向丁先生提交了一份兩萬字的《工程公司正規化管理方案》。

1995年，作為丁先生的副總，我著手對工程公司進行了全盤的改革，把一些身居要職的“嫡系部隊”清除掉了，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硬仗”，但由于有丁先生的支持，我頂住了一切壓力，到10月份，整個工程公司走上了正軌，由原來的“大幫哄”一轉而變成了一個具有現代管理模式的建筑公司。也正在這實踐的過程中，我現學現賣、現賣現學，使自己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水平不斷提高。1996年，該工程公司在我的倡導下，率先通過了ISO9000質量體系認證，是廣東建筑行業中最早進行此項質量認證的單位之一。

1996年11月，通過長時間的考慮，我斷然向丁先生交了辭呈。

輕輕松松搞掂“港企副理”

1997年2月，已經取得某大學現代企業管理專業高等自學考試畢業證的我，成功地應聘到了廣東惠州市一家港資企業，出任行政助理一職。這是一家規劃不小的制衣企業，有員工近千人。在被聘用之前，我對這家企業進行了詳細的研究，該公司剛來大陸投資時只是100多人的小廠，但近幾年如滾雪球地壯大，但公司的管理模式卻基本上處于初創時期“家庭作坊”式的階段，股東是陳氏三兄弟，老大是董事長，老二駐美國主管公司的銷售，老三是總經理，具體的事務全由一個港籍副理一攬子抓管，事無巨細，都是由副理一支筆解決。

上班不久，我就發現，實際情況比我原來獲知的有過之而無不及，完全可以用“亂成一團”來形容。就拿我們行政部來說吧，它是制訂、追蹤和監督全公司制度及對全公司人員進行招聘、培訓等的一個要害部門，但在這里全成了打雜跑腿的，最主要的工作內容居然是買菜，目的是防范食堂里的人中飽私囊。上班的第二天，我就被抽派到跟行政部的幾個文員去執行這項光榮而神圣的工作。

當天中午，我向行政經理提出了自己的異議，行政經理大聲地回答我：“怎么啦？你別以為買菜沒有學問，學問深著哩，沒事的時候就往市場跑跑，價格每天都不同的。你今天的大白菜就買貴了！”

我真是哭笑不得！這時，真想摔門而出，但我忍住了，并清楚地知道，我來這里是想干一番事業的，而不是來發脾氣的！

從此之后，當我每天完成的“本職工作”――買菜之后，我就開始像一個老中醫一樣進行“望聞問切”，三個月后，我的“藥方”出來了，我寫了一份“企業整改方案”。但該把這個方案交到誰的手里，這個問題讓我躊躇了很久，我很想直接交給董事長，但這樣卻有越級之嫌，思之再三，我還是先交給了行政經理，請他再轉給副理，然后再靜觀其變，反正，無論如何，最后我肯定會將它交到董事長手中的，大不了被掃地出門。

我觀察到，行政經理接過我那疊厚厚的“材料”時臉上很不舒服，他草草地看了一下就說：“什么方案呀？你直接交給副理。”停頓一下他又接著說：“我可得提醒你，惹怒了副理，沒什么好果子你吃的！”

當天下午，我從容不迫地敲開了副理辦公室的門，一臉嚴肅的副理坐在寬大的大班椅后面盯著我，我將方案恭恭敬敬地遞了上去。我觀察到副理的眼睛里閃過幾絲不易覺察的變換，內容很復雜，吉兇未卜。他忽然抬起頭來說：“這樣，給我三天時間，我仔細看看，我們再談！”

三天后，副理如約地把我叫到了他的辦公室，這一次，他的臉上換上了燦爛的笑容，他舉著桌子上的方案說：“小薛，不錯！我全看了！”接下來，副理和顏悅色地跟我交談了四個小時，從談話中我才知道，我也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原來副理也對公司的現狀極為不滿，但苦于他瑣務纏身，一直無暇顧及，他顯得很受委屈地說：“你看看，都已經習慣了，我也只緣身在此山中了！”他站起來，踱到我的身后，拍著我的肩膀說：“看，真是我的好運氣！你來了就幫了我的大忙了，我們就照著你的路子走！”

接下來，公司就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整改運動”，還專門成立了一個“整改小組”，副理牽頭，我擔任副組長，具體事務均由我負責。我后來認為，這個副理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或許在他的內心里，他是很防范我的，但由于怕我將方案直接交到董事長手里，他就干脆做個順水人情，如此一來，這個成績就有他的份了。但不管怎么說，我仍是非常感激他的，畢竟，他讓我少走了很多彎路，能夠使我快一點實現自己的夢想。

歷經了半年多的整改，公司終于走出了“家庭作坊”式的管理模式，確立了一套先進的、完整的管理框架，加強了中間管理層的力量，事后，副理幾次對我說：“小伙子，你讓我從世界上最忙的人變成了一個世界上最閑的人呀！”

由于我的巨大貢獻，在1997年的公司年終總結大會上，董事長將一串金光燦燦的新房鑰匙交到了我的手中，以資獎勵。聽說，董事長在很多的場合曾說過：“是薛鵬的一個方案盤活了我的企業！”

1998年2月，我結婚了，妻子陸芬畢業于武漢某名牌大學，她是學計算機專業的，在附近的一家大公司負責軟件開發。飄泊多年，我終于有了一個溫馨的家庭，每天處理完繁瑣的工作，一回到那個裝扮得舒適的家中，我就感到渾身的疲憊頓消，有時候，我甚至有一種做夢的感覺，南方真是一座夢工廠呀！

1998年6月，副理在香港休假期間出了一場車禍，成了植物人，通過董事會的決議，我出任公司副理一職，全盤管理公司的事務。在小圈子里，我被譽為“職場奇人”。

“歸零”后我仍是一條折不彎的漢子

1999年，血液里天生有太多不安份因子的我跟妻子陸芬商議自己出來干點什么，陸芬剛開始極力反對，但耐不住我的“死纏爛打”，最終同意了。1999年9月，我們雙雙辭職，并將惠州的房子折價賣了，共籌了100多萬元的資金，來到了深圳開始自己的“創業”。

2000年12月，以我和妻子的名字命名的“鵬芬制衣廠”正式成立了。雖然規模甚小，管理人員加員工還不到50人，但畢竟自己擁有了一份事業，我們雄心勃勃地投入其中。我們的規劃是這樣的，剛開始是跟一些大型的制衣廠做“發包單”，即幫他們完成某一道或幾道工序，然后再開始自己的牛仔系列。我連那個尚未開發出來的牛仔系列的名字都想好了，叫茜兒牛仔，茜兒是我女兒的名字。

這時，我和陸芬的專業基本上都用不上了，我負責業務，天天往各大制衣廠跑單，陸芬則負責生產，從大學時就一直坐在電腦前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她居然像那些打工妹一樣學起了針車，剛開始她的手指被鋒利的縫紉針刺得鮮血淋淋。我們都以百分之兩百的熱情和干勁投入到這種嶄新的工作之中，我幾乎天天都在外面跑，無論晴雨，幾個月下來，我整個兒都黑了瘦了，但一回來看到那幾十個工人在那里忙忙碌碌的情景，我所有的疲憊都會不翼而飛。

但由于我們都是新手，剛開始半年，我們根本就沒有賺到錢，2001年2月份的時候，因為我沒有核計準“價錢”，以低于做工的價錢將一張近10萬元的單簽了，但又不敢反悔，到最后，整整忙乎了兩個多月，不但沒有賺錢，而且還虧了人工等費用。

半年后，由于我和陸芬的共同努力，我們總算解脫了困窘，由“負”變“正”了。11月份，我用賺來的錢擴大再生產，招聘了近100名員工，還按揭買了一套三房一廳的房子，把父母接到了深圳，我的心中滾燙著一種成功的喜悅。

進入2002年，由于諸種原因，制衣企業普遍不太景氣，訂單越來越少，員工們常常沒活兒干。現在想來，我當時肯定是有些昏頭了，5月份，一氣之下，在沒有任何訂單的情況下，我居然決定開始生產原來擬定的“茜兒牛仔系列”。我進了大量的原料躉在倉庫里，開始生產了。

然后，我就拿著樣品往全國各地的服裝市場進行銷售，出乎我的意料，整整一個月時間，我居然一件也沒有銷出去，6月5日那天晚上我在武漢，我接到陸芬的電話，她說車間因插座起火發生火災，共損失兩萬多元的成品和機器，她在電話里泣不成聲。我幾乎要暈倒過去，但仍強給她打氣，說：“沒事的，我拿到了一張大單，這點損失不算什么！”

在隨后的幾天中，我在武漢漢正街進行了一場地毯戰，終于簽了一張近50萬元的大單，對方是一個大型的服裝批發商，為謹慎起見，我還特地到他的批發店看了，生意十分火爆，我幾乎是騰云駕霧地返回深圳的。半個月后，我發了一大卡車的貨到了武漢，按照合約，對方10天之后就給我劃款過來的，但10天過后，對方所有的通訊方式全部停掉了，我連忙趕赴武漢，原來我被騙進了一個精心設置的圈套，我報了案，但找到那個人猶如大海撈針。一個月后，我無望地回來了，望著火車外飛逝的風景，我淚眼婆娑。

2002年4月份，在萬分無奈的情況下，我辛苦經營的服裝廠宣告倒閉了，幾年的積蓄分文不剩之外，我還倒欠了幾萬元的債務，陸芬不久就找到了一份工作，干的仍是老本行，而我則傷心欲絕，整日酗酒解愁。

有一天，我猛然驚醒了，難道我就這樣一蹶不振不成？我還年輕，一切都可以從頭再來，自己初到南方的時候不就一無所有嗎？大不了我再去做建筑小工，沒什么大不了的。所以，第二天一早，我刮掉了亂蓬蓬的胡須茬子走進了人才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