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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會設計”課程作為酒店管理的核心課程,有“餐飲運營與管理”“餐飲文化與菜單設計”“酒水知識”等課程為其作相關基礎知識和專業知識的鋪墊。管理層次模塊課程為后續課程,并且“花藝”“藝術通識”“形象設計”“Photoshop”等課程也為設計和審美能力作了一定的鋪墊。
二、課程目標
本課程是培養酒店及餐飲企業宴會部門服務員、預訂員、領位員、傳菜員、領班、主管和一線經理的必修課程。本課程旨在使學生系統掌握中西餐宴會的布局與臺面創新設計的技能,熟悉宴會運營流程和操作規范,形成細節性、個性化服務的理念和靈活創新的餐飲服務運營管理思想,形成應對緊急情況的處理方案和發現并解決安全隱患的能力。在此指導思想下,我們將課堂教學內容分解成以下教學任務:
情境一:家庭類酒店宴會設計與策劃
任務一:酒店婚宴設計與策劃。
(1)根據不同地域(南北方不同城市)、不同季節、不同賓客的習慣要求進行中式婚宴設計。
(2)根據不同地域(南北方不同城市)、不同季節進行西式婚宴設計(含中外賓客的中西混合菜單設計)。
(3)中式、西式金婚宴會。
任務二:酒店生日宴會設計與策劃。
(1)分別設計男女寶寶生日宴(分南北城市、不同季節設計)。
(2)老年人壽宴設計(分南北城市、不同季節設計)。
情境二:商務/政務類酒店宴會設計與策劃
任務一:商務/政務慶功宴會設計與策??(分南北城市、不同季節設計)。
任務二:商務/政務會議宴會設計與策劃(分南北城市、不同季節設計)。
任務三:商業宣傳營銷會設計與策劃(分南北城市、不同季節設計)。
任務四:自助餐式宴會設計與策劃。
任務五:雞尾酒會設計與策劃。
情境三:個性主題宴會設計與策劃
任務一:以文化、藝術為主題的宴會設計。
任務二:以養生、環保、綠色為主題的宴會設計。
任務三:以風景名勝為主題的宴會設計。
任務四:以民風民俗、傳統節日為主題的宴會設計。
三、課外任務驅動教學模式
該課程直接對接省級以上專業技能比賽,以參加省賽、國賽為任務驅動,從學生中選出綜合素質高、專業學習刻苦的學生作為比賽選手進行尖子生培養,以參賽實戰檢驗教學成果。培訓項目如表1所示。
形體姿態進行形體和酒店服務標準儀態訓練具備優美的形體和優雅的氣質,時刻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并熟練掌握酒店服務的標準儀態
專業技能按照省級比賽標準細則進行專業實操技能培訓各方面、各環節專業操作達到甚至超過省級比賽的標準
方案設計酒店各類、各級別接待方案和設計方案的制作培養創意思維、審美設計能力,并掌握相關的電腦文案、表格和圖片編輯軟件的操作。在深刻理解宴會設計和接待目的、理念及流程基礎上,具備一定的部門經理級別的統籌管理能力
1.1 簡要概述
主題宴會就是以社交為目的,按照一定的接待規格、禮儀程序和服務方式,提供一定規格的餐飲產品,讓賓客享受高級聚會。主題宴會既不同于零點餐飲,又有別于普通的聚餐,而且具有聚餐式、規格化、目的性、廣泛性和細致性等特點。主題宴會是酒店經濟收入的重要來源;也是提高酒店聲譽、增強酒店競爭力的有效途徑;還是推進餐飲文化創新,提高烹飪技藝的良好機會和形式。主題宴會的類型很多,大體上可以按宴會的菜式分中式宴會、西式宴會、中西合璧宴會、雞尾酒會、茶話會、自助餐式宴會。按宴會規格分正式宴會和非正式宴會(便宴)。按宴會性質和舉辦目的分公務宴會、商務宴會、婚宴、生日宴會、朋友聚餐宴會、答謝宴會、迎送宴會和紀念宴會。按宴會規模分有小型宴會、中型宴會和大型宴會。按宴會菜品用料分全羊宴、全鴨宴、全素宴、山珍宴等。按宴會菜式風格分仿古式宴會和風味式宴會。
1.2 經營現狀
新時期中國星級酒店主題宴會特色化服務在全國各地迅速發展,成為酒店業發展的亮點與趨勢。目前較多主題宴會表現為產品功能單一、產品趨于雷同、差異化較小等問題,從而嚴重阻礙了主題宴會的發展。經過調查研究發現,新時期中國星級酒店主題宴會在設計問題上可以概括為:(1)重文化表象,輕文化實質。(2)重產品裝飾,輕菜品研發。(3)重靜態展示,輕顧客體驗。(4)重商業促銷,輕公關創意。而在管理問題上可以概括為:(1)人員安排不合理。(2)菜品生產不規范。(3)菜品價格不科學。(4)服務質量不到位。(5)營銷手段不多樣。可見,新時期中國星級酒店主題宴會需要不斷改進和完善,才能保證其健康、可持續地發展。
2 新時期中國星級酒店主題宴會內容設計
新時期中國星級酒店主題宴會在內容設計上需要全面考慮,不僅符合現代宴會發展的趨勢,也要考慮酒店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還要反映酒店的檔次和服務的標準,以便樹立酒店的良好形象。筆者將從菜單、酒水、環境、擺臺和流程五個方面來探討主題宴會的設計,以便星級酒店能夠提供優質、高效的宴會服務,同時使星級酒店的服務質量上臺階、上檔次、上水平。
2.1 菜單設計
主題宴會菜單就是按照主題宴會菜品的組成和要求,根據上菜順序編寫而成的一整套菜品清單,其種類可以按市場特點分有固定性、循環性和即時性,又可以按菜單格式分有提綱式和表格式。它既可以作為酒店開展餐飲業務活動的總綱,同時反映了酒店的經營方針;又可以標志酒店菜肴的特色和水準,同時當作研究菜肴的資料;還起到溝通消費者與接待者之間橋梁的作用,同時既是藝術品又是宣傳品。編制程序:(1)確定宴會標準。(2)確定點菜數量。(3)擬開菜品品種。(4)確定菜品品種。(5)確定裝盤規格。(6)列出具體清單。(7)交廚房宴會部。(8)制作書面菜單。在制作時需要考慮內容編排、紙張選擇、尺寸大小、文字描述、顏色搭配和封面封底信息,力求主題鮮明、內容豐富、描述詳盡、信息簡潔、制作精美。筆者認為:宴會部要根據宴會廳的烹調特點、菜品特色和宴會檔次準備幾套不同檔次、不同規格的主題宴會菜單,以便宴會部進行有效的宴會推銷;還要熟悉掌握各國料理的精髓,比如法國料理(精湛)、中華料理(多變)、日本料理(本味)等,才會烹制出美味的菜肴,才會做好主題宴會的菜品營銷,才會搞好主題宴會的服務工作。
其實,菜單的核心內容包括菜品的特色、品質、菜名,這些必須反映宴會主題的飲食內涵和特征。在菜單設計時,不僅需要考慮宴會菜品的選擇標準及其歷史典故,也要考慮各種菜系菜品的飲食習慣,還要考慮到各種菜品延伸領域,如菜品的特色、營養分析、服務對象、服務方式以及宴會主題各要素之間的協調性,對宴會菜品的出場順序、出場方式、衛生安全控制以及宴會渲染等要給予適當關注,以便提供特色化服務。隨著科技的高速發展,電子菜單將會出現,在菜單內容中提供菜品烹飪過程視頻,這樣不僅豐富了設計內容,同時宣傳了酒店的特色菜品,也提高了人們的視覺享受,還極大地降低了宴會成本。
2.2 酒水設計
要想設計出符合宴會主題且滿足宴會客人要求的酒水,不僅能了解酒水種類方面的知識,還需要對酒水的色、香、味、形、養、器方面的知識有一定的了解,同時掌握酒菜之間、酒水之間、酒水與盛器之間的搭配規律,才能服務好不同類型的主題宴會。在酒水設計時,把握好以下原則:(1)酒品色香與菜品色味相適應。(2)酒品檔次與宴會規格相適應。(3)酒品品牌與宴會主題相適應。(4)酒品選擇與菜系風格相適應。(5)酒品飲用與季節氣候相適應。(6)酒品口味與宴會氣氛相適應。(7)酒品杯具與宴會類型相適應。同時著力推銷與主題宴會相關的酒品及其服務,提供有關酒品的圖片、簡介和服務要求方面的文字描述,以便量身定制開展特色化服務。
2.3 環境設計
宴會廳必須圍繞宴會主題,根據主題宴會的類型、特點和規模設計臺型,在設計環境時需要考慮場地選擇、桌椅布置、宴會布展等問題,盡量根據宴會廳狀況和主辦人的需要設計宴會場景,達到營造宴會氣氛的目的,并且體現宴會的規格標準,也便于賓客就餐和服務員進行宴會席間服務,同時還要遵循禮儀要求設計出席次,從而保證主題宴會的順利進行。總之,優美宜人的用餐環境會給客人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使客人產生認同感與舒適感、積極的態度和愉悅的心情,這就要求宴會部最大限度地營造優美舒適環境,倡導文明健康用膳,提高顧客滿意指數。目前有些大型豪華酒店宴會部把宴會廳進行分區設計,大體上分為宣傳服務區、咨詢服務區、功能服務區、宴會服務區和員工服務區,這樣不僅可以提高宴會廳的使用效率,也便于突出宴會主題,方便宴會廳的管理,還有利于開展有形化營銷。
2.4 擺臺設計
宴會臺型和場景設計好后,就應按照場景設計的要求設計宴會臺面,漂亮的臺面是宴會中一道靚麗的風景線,能夠增添宴會的氣氛。同時宴會臺面設計合理能方便客人用餐和服務員進行席間服務。因此,在臺面設計上,應該考慮宴會的主題與檔次、酒菜的特點、用品擺放、餐位餐具間隔和風俗習慣等因素,還要根據客人要求的菜品和宴會主題配置臺面物品,一般按照用途可分為公共物品、餐位物品和裝飾物品三大類。然后,根據主題宴會的特點進行擺臺,在擺臺設計上還要考慮臺面之間、餐位之間、餐具之間和餐位餐具之間的距離,從而保證主題宴會服務的順暢。
2.5 流程設計
服務流程設計是影響服務水準的重要因素,可以保證服務規范化的正確執行,有利于提供高效率的服務。而高效率的服務不僅使顧客感到滿意,還保證了宴會部的成本控制,對降低宴會成本有著重要意義。一般主題宴會流程設計主要包括預定服務流程、酒水服務流程、擺臺服務流程和就餐服務流程四個部分,主題宴會預定服務包括宴會洽談、宴會預定、跟蹤查詢、正式確認、通知、變更與取消和資料建檔,酒水服務包括準備酒水、示瓶、開瓶、品酒、斟酒、根據客人需要隨時添加酒水等步驟,擺臺服務包括餐桌主次、臺面類型、席次安排、環境布置等內容,就餐服務包括宴前準備、宴中服務和宴后總結等環節。在流程設計時,宴會部應該遵循規范、標準、便利、高效的原則,從而保證服務流程順暢有序。
3 新時期中國星級酒店主題宴會管理措施新時期中國星級酒店主題宴會是酒店管理水平和服務質量較集中的體現,其管理涉及到人員配置、菜品生產、產品定價、服務質量和餐飲營銷五個方面,筆者就此進行研究。
3.1 機構人員管理
在酒店里,宴會的舉辦由宴會部負責。為了成功開展主題宴會業務,酒店管理者必須根據宴會部經營業務的特點設置組織機構和崗位,制定崗位職責,配置各崗位人員,對人員進行合理分工,達到既有分工又有協作,以共同完成宴會部的經營目標。一般主題宴會主要包括宴會預定、宴會服務、宴會菜品生產三個部分,具體由宴會業務部、宴會廳、廚房部三個部門負責完成,目前大部分星級酒店把宴會部劃歸餐飲部管轄,只有大型豪華酒店把宴會部設置為餐飲部之外的獨立部門。在人員安排上,大體根據服務員領班主管副經理經理五級配備人員。一般情況下,主桌服務員(2名/桌)、副桌服務員(1名/桌)、傳菜員(1名/2桌)、領位員(2~4名)、領班(1名/6~8桌)、主管(1名/3~5名領班)、副經理(1名)、經理(1名)。在人員管理上,嚴字當頭制定管理制度,比如:崗位責任制、物品保管制度、安全生產制度、考勤制度和獎懲制度等;做好員工培訓工作,提高員工素質,培育員工的創新意識,通常包括外語培訓、禮儀培訓和業務培訓,其中業務培訓涉及到理論知識和操作技能;要求員工樹立全局觀念,發揚吃苦耐勞、團隊協作、愛崗敬業的精神。
3.2 菜品生產管理
在宴會中,菜品生產是降低宴會成本、提高宴會經濟效益的關鍵,因此嚴格管理食品原料從采購、驗收、儲存到加工的全過程,按質保量做好菜品生產工作。廚房部要及時根據顧客就餐反饋的意見研究烹飪流程,同時研發出符合顧客口味的菜品,做到每道菜品有營養、有特色、有內涵、有創意、有美感,讓顧客流連忘返,同時在無形中推銷了本酒店的特色菜品,還宣傳了酒店的服務特色,起到很好的餐飲營銷作用。目前有些星級酒店在廚房烹飪區設立了一個觀光通道,讓顧客零距離目睹廚師操作流程,這樣不僅可以直接了解和掌握菜品的制作,也可以享受廚師的精湛廚藝,還可以監督菜品生產過程,從而提高菜品生產的管理水平。筆者認為:此舉是一個不錯的辦法,值得提倡和推廣。有檔次的星級酒店把廚房烹飪區與宴會廳員工服務區之間設有菜品傳送的專用電梯通道,這樣不僅保證了菜品的質量,也提高了菜品的生產管理,還提高了菜品的服務效率;有實力的星級酒店廚房部設立了菜品研發中心,內設特色菜品展示區、創新菜品展示區、顧客品嘗服務區和菜品研發工作區,根據顧客的文化品位、消費心理、消費需求、消費水平、審美視角等特點,以市場為導向,適當融入文化元素,從色、香、味、型、養、器六個方面研發出符合宴會主題的菜品,不僅充分發揮了廚師們的聰明才智,也會推進餐飲文化創新,還會提高酒店的美譽度,同時擴大酒店的知名度,有利于塑造和樹立酒店的最佳形象。
3.3 產品價格管理
要想降低宴會成本,就必須做好宴會產品成本的管理與控制,而宴會產品價格是由原料成本、經營費用、稅金和利潤等構成,定價原則包括價格要反映產品的價值、價格必須適應市場需求、制定價格既要相對靈活又要相對穩定、制定價格既要符合國家政策又要接受物價部門指導,定價方法大體上有以成本為基礎、以需求為基礎、以市場為中心三類,具體定價時因情況而定。制定合理的宴會產品價格,需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比如采購、加工、生產、服務等,才會使客人對產品價格感到滿意,同時對消費產品感到物有所值。筆者認為:宴會部可以事先擬訂一套不同檔次、不同價位的餐飲產品,顧客可以根據自己的消費情況自由組合一份宴會菜單,這樣不僅會讓顧客感到滿意,也會提高餐飲產品的銷售水平,還會使宴會菜單定價更趨理性,有利于人性化管理、個性化服務、高效化營銷。
3.4 服務質量管理
服務質量是酒店的生命,其好壞直接關系到主題宴會運營的成敗。主題宴會的成功舉辦需要一套規范的服務流程,而且每個環節都有具體的操作標準,逐步形成了一個比較完備的量化指標服務體系。有資歷的星級酒店還專門設立了一個監管崗位,對主題宴會全過程進行監管,實行標準化、精細化管理,保證上菜順序規范有序、菜品質量營養衛生,同時很好地協調了部門間的關系,從而保證宴會服務順利開展。宴會部要對每次主題宴會開展問卷調查,還要寫出一份服務質量評價報告,同時給出本次主題宴會的總體評價,盡量做到精益求精,而且宴會服務做得越細,顧客的滿意度就越高。筆者認為:隨著高科技不斷發展,未來會出現一個主題宴會服務操作系統,該系統將涉及宴會預定、服務流程和宴會結算等內容,極大地方便宴會服務,真正做到全過程跟蹤管理,達到良好的服務效果。同時隨著大數據技術的不斷普及,宴會部利用大數據技術對原材料采購、菜品營養、餐飲銷售、宴會預定等進行全面分析,對宴會服務嚴格管理,不僅提高了主題宴會的服務質量,也可以嚴格控制宴會成本,還會使宴會服務規范化、標準化,從而推進星級酒店實施全面質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TQM),保證星級酒店提供高質量、高效率、高水平的服務。
3.5 餐飲營銷管理
關鍵詞:互聯網;社會謠言;社會控制
中圖分類號:C91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949X(2008)-06-0019-03
一
社會謠言不是針對某個在社會上“無關緊要”的個人私生活或個人事務所產生的謠言,“而是關于社會的某個公共事務所產生的謠言(陳新漢,1996:53)”。社會謠言與閑話、宣傳和公眾輿論一樣,是一種人們共享信息和思想的方式,并且是一種非正式的共享信息和思想的方式。就其本身而言,社會謠言是一種初級集體行為的表現形式。其基本特征表現為信息內容的社會性指向、非正式共享信息方式、信息的虛假性以及以親友為主的信息傳播鏈等。
1.信息內容的社會性指向
從對社會謠言的界定可以看出,社會謠言指向的是社會公共事務,而非“無關緊要”的個人事務。這里“無關緊要”十分重要,它表述的是一種事務的“社會性”,事務如果是“無關緊要”,就不能引起公眾的“共鳴”,就不會產生社會影響。
事務是否“無關緊要”則有賴于社會情境([美]戴維?波普諾,1999:606)。一項針對個人私事務的謠言,當特定的社會情境存在時,其謠言的性質也會發生變化。特定的社會情境往往會使個人事務變得“有關緊要”,獲得社會性,從而完成個人謠言向社會謠言的轉化,如在2003年“非典”時期,在這個特殊的社會情境下,針對所謂中國“非典”首例感染者黃杏初失蹤之謎的傳聞,看似個人謠言,表達的也是黃杏初個人的事務,其實質上卻已經是一個社會謠言了,因為在“非典”這個特定的社會情境下,被人們認為是“首例”非典患者的黃杏初已經不是“無關緊要”了。
2.非正式共享信息方式
社會學集群與行為理論從群體共享信息的視角來解析社會謠言,認為社會謠言是一種“非體制產物”,是一種“最無組織性的信息共享方式”([美]戴維?波普諾,1999:604)。“無組織性”就是指非官方性,就是指非正式。許多研究謠言的社會學家和傳播學專家在給謠言定義時也強調了謠言的非正式性。如法國的卡普費雷認為謠言是“在社會中出現并流傳的未經官方公開證實或已經被官方所辟謠的信息([法]卡普費雷,1991:18)。”墨菲則把謠言定義為“在人與人之間非正式地、通常是口頭傳播的未經證實的消息([美]戴維?波普諾,1999:605)。”社會謠言的非正式性不僅表現在信息共享方式上,而且還可以從社會謠言所傳播內容來源的非官方性上得到體現。陳新漢認為“社會謠言就其內容來源來說,是非官方性的;就其傳播渠道來說是非非大眾傳播性的,甚至是非法的地下性的(陳新漢,1996:55)。”在這里,我無意對各自有關謠言定義本身作詳細評價,但是有一點卻是它們所共同的,即他們都指出了謠言的“非正式性”。
3.信息的虛假性
社會學將謠言與“小道消息”一起視為傳聞的兩種形式。謠言作為傳聞的一種形式,與小道消息不同的是,“小道消息”可以是真,也可以是假,而謠言則總是假的。社會謠言特有的產生機制,注定它從產生的那一刻起便具有虛假性。美國社會學家奧爾波特和波斯特曼認為“刪減、強調和同化”是社會謠言流傳的三個主要環節(陳新漢,1996:53)。
在“刪減”環節,事件的大部分細節被忽略或簡化了,社會謠言所依賴的信息從一開始就被大大刪減了。傳播者或斷章取義,或遺漏信息,使得整個事件變得越來越簡略而失真。為什么會出現這種信息被刪減或簡略的現象呢?如果我們排除刪減者主觀故意因素,那么心理學所強調的“遺忘規律”乃是主要原因。在“強調”環節,傳播者總是對那些符合自己興趣、利益和需要的內容比較重視,印象也較為深刻,因此這些信息在再次傳播中往往會被傳播者重點渲染和故意擴張,客觀上起到了強調某些信息的作用。在“同化”環節,此時,“所有的細節都溶入一個情節:這個情節將各種說法同化和演變為相互高度吻合的一體(陳新漢,1996:53)。”此時,經過“刪減、強調和同化”產生的“高度吻合”的統一體,與最初的信息源相比,可能已經是面目全非了。也就是說,這個“高度吻合”的統一體所包含信息的虛假性也大為增加。
那么公眾在傳播社會信息的時候為什么會出現“刪減、強調和同化”呢?陳新漢認為“共鳴”是始作蛹者,“關于某個社會現象的信息在流傳過程中之所以大部分細節被忽略,是因為它們不能引起共鳴;而某些細節在流傳過程中被強調和夸張,是產生于要使別人發生共鳴從而需要加強說服力所至;而同化和產生'完善的形式',是傳者和受傳者之間在流傳過程中發生共鳴,從而在受傳者意識中所產生的結果(陳新漢,1996:54)。”“共鳴”,包括利益共鳴和情緒共鳴,當某種與自己利益愿望和自身情緒需要相一致的社會謠言出現時,人們總是抱著極度關切的態度來加以肯定性評判,這個過程本身推動了社會謠言的產生,促進了社會謠言的生長,擴大了社會謠言的傳播范圍,加快了社會謠言的傳播速度。
研究表明,社會謠言特有的使人感興趣的話題和聽起來“很有道理”是其主要原因。研究“都市傳奇”的美國社會學家詹?哈羅德?布倫凡特(Jan Harold Brunvand)認為,“雖然細致的考察能豪無例外地發現這些謠言是毫無根據的”,但這類傳聞聽起來卻“很有道理”([美],戴維?波普諾,1999:605)。社會謠言在傳播過程中,對其真實性和邏輯性往往提供某種了“有力”的證明,比如說“據某人親眼所見”、“據某權威人士所言”。我們以發生在江蘇南京郊縣的社會謠言“剛出生的嬰兒傳授放鞭炮可以防'非典'”為例,在科技不發達的傳統農業社會,人們由于對瘟疫,諸如鼠疫等疾患的恐懼,并最終在想象中成功地虛構了一個“瘟神”的形象,而放鞭炮就是流傳于民間驅趕“瘟神”的一種好方法,在今天農村的有些地方還保留著建房上正要放鞭炮驅趕“鬼神”的習俗。當“非典”疫情襲來,當人們面對一個前所未有的疾病,一個暫時沒有特殊藥物治療的疾病的時候,深睡在人們內心文化角落的恐懼又一次被喚醒,聽起來“很有道理”的說法與這種恐懼情緒最終影響了人們對信息的社會評價。
4.以親友為主的信息傳播鏈
社會謠言往往“被說成是發生在朋友的朋友身上的真實故事([美]戴維?波普諾,1999:605)”,它通過“面對面的交流”或通過某種媒體進行傳播。就像“剛出生的嬰兒傳授防非典秘方”一事,由于它的信息傳播鏈是由親朋好友組成的,因而信息的信度也由此得到了強化。
2003年5月份,當此謠言在南京郊縣盛傳的時候,記者為此采訪了一些當事人:“剛出生的嬰兒會講話,并傳授防'非典'秘方一事,你們看到了嗎?”回答是:“沒有親眼看見,我們是聽朋友講的”,“某某親戚打電話告訴我的,等等。”在這里,這種以親友為主信的息傳播鏈獲得了初級社會群體的性質,面對面的互動交流強化了信息的信度,當然,在信息時代,親友間“面對面的交流”既可以是面對面直接互動,也可以是通過電話、電子郵件以及短信方式的間接互動交流。
二
伴隨信息技術的進步,網絡已不僅僅是一種全球性信息技術系統,而是發展成為“以計算機技術和通信技術為其物資基礎,以發送和接受信息為核心,以反映基于計算機平臺的包括人類網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維方式等在內的文化形態。(董婭,2006:333)”
1.新穎的傳播渠道
信息時代,“道聽途說、耳語相傳”已不僅僅是社會謠言傳播的唯一渠道,“第四媒體”和“第五媒體”成為社會謠言傳播的新選擇。所謂第四媒體是指通過互聯網平臺傳送文字、聲音和圖像的信息傳播工具。所謂第五媒體是指基于手機平臺的短信發送。在信息時代,利用以上兩種新傳媒流傳社會謠言的案例越來越多。在2003年“非典”時期,各種人群利用互聯網平臺散布社會謠言的案例十分普遍,令人難以統計,一時間,有關此類報道也是經常可見,如“女大學生網上擾民心:沈陽破獲首例非典謠言案”(謝詩建等,《沈陽今報》,2003.5.1);“兩名女研究生網上散布非典謠言被處以行政警告”(《楚天金報》2003.5.1)“轉發'非典'謠言短信息,一農民被拘15天”(《中華網》2003.4.27)等等。今天,社會謠言在傳播途徑上已經突破了“以親友為主的信息傳播鏈”,開辟了新潁的傳播渠道。
2.瞬間的傳播速度
克蘭茲伯格第一定律認為“技術既無好壞,亦非中立([美]曼紐爾?卡斯特,2001:90)”,信息技術革命在推動社會高速發展的同時,也為社會謠言的快速傳播提供了溫床。與傳統社會社會謠言的傳播速度相比,社會謠言在信息時代獲得了“瞬間的傳播速度”,也就是說幾乎達到了異地“同步”。如發生在2003年“非典”時期的廣東第二次搶購風波,前后僅花一天時間,謠言就已傳遍廣東全省主要城市,“2月12日上午,肇慶、清遠出現購鹽人潮,其中清遠最為突出;中午12時后搶購風迅速蔓延至江門、湛江、澄海、汕尾等城市,之后擴展到搶購大米、食用油、調味品;傍晚時分,搶購風波及深圳、珠海、東莞等珠三角大城市;傍晚6時后,廣州卷入搶購風波(李香平,2003:15)。”社會謠言的這種傳播速度是傳統社會所難以想象的。
3.“全球”的傳播范圍
受眾的全球性是第四媒體的主要屬性,互聯網技術在傳播領域的革命性作用,不僅在于它提供了便于信息復制和傳送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改變了信息的共享方式,“文字的出現改變了人們原有的時空感,跨地域的溝通成為可能,但是這種跨地域帶有'時滯'。第四媒體打破了傳統媒體(報紙、廣播和電視)的地域限制,結束了這種'時滯'障礙,實現了'實時同步',即所謂超時空性(方益波,2001:34)”。第四媒體以其“多終端、超鏈接、跨媒體、多平臺(蔣亞平,2002)”的特點,實現了信息在網絡環境中的全面開放,只要點擊鼠標,人們就可以實時獲得任何連網電腦上的共享信息資源,當然也包括社會謠言。
三
社會謠言誤導公眾,使人們在最渴望了解某種信息的時候,卻獲得了虛假信息,其危害是顯而易見的。如果社會謠言得不到及時控制極易引發社會恐慌和社會動蕩不安。
1.由權威來公開權威信息
從信息角度分析為什么社會謠言得以產生與流傳的原因時,社會學給出了兩個原因,首先社會謠言所傳遞的信息必須是“大家關心的問題”,無論這種信息是否真實;其次,公眾對該類信息“缺乏足夠的來自權威方的正式信息”。我認為這兩個條件的同時滿足對于社會謠言的發生十分重要,如果該謠言不是大家所關心的問題,那么它的傳遞也將受到阻礙,而正因為社會謠言所依賴的信息是一個大家所關注的,并迫切希望了解的公眾性問題,且對這個問題又缺乏權威信息,社會謠言才得以產生,并在流傳中得以豐富。其中,“權威信息”尤顯重要,由于社會變遷,和過去經常由于信息匱乏而導致社會謠言不同的是,“如今信息時代市民的信息源其實非常多,但市民接受信息的渠道越多,越容易出現誤傳、謠傳,這時,就更需要政府迅速及時地利用傳統媒體發揮它的權威性(李香平,2003:18)。”
顯然,只要我們去除以上兩個條件中的任何一個,社會謠言就無法生存了。“大家關心的問題”是無法去除,那么我們就只有去除第二個條件。既然“缺乏足夠的來自權威方的正式信息”是社會謠言產生的條件,何不給予公眾以足夠豐富的權威信息呢?這是控制社會謠言的最簡單而有效的方法。如2003年“非典”時期,當廣東出現第二次搶購食鹽和糧食風波的時候,政府(權威部門)及時介入,并以“新聞會”和“主流媒體”(官方權威媒體)介入的方式,“廣東備有百日鹽半年糧”的權威信息,使社會謠言得到了及時的控制。正可謂“百姓知情,天下太平”。令人高興的是,在“非典”后時期,我國政府正從機制上逐步探索并建立和完善一套面對公眾的信息制度。該項舉措開辟了一條公眾分享政府權威信息的有效渠道,也必將有助于對社會謠言的控制。
2.及時辟謠,將謠言控制在脫離控制之前
謠言的生命力在于流傳,社會謠言發生的本身也包含著流傳,在社會謠言面前的沉默往往被理解為是對謠言內容的默認,因此及時辟謠、阻斷社會謠言流傳就不失為一個控制的好方法。“在謠言一出現時就進行辟謠,一旦謠言發生了效果,再來辟謠就會增加難度,就象在人們心目中已有的偏見一樣。有時辟謠反而會增強人們的回憶,結果愈描愈黑,起到加強謠言的效果(鄧東蕙,1993:408)”。從發生在我國“非典”時期的幾則社會謠言的有效控制來看,政府(權威)及時辟謠,將謠言控制在脫離控制之前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如當江蘇南京郊縣出現“放鞭炮就可以防治'非典'”的社會謠言時,南京市收視率較高的權威媒體“南京零距離”及時辟謠,阻斷流傳。其它諸如對“北京封城”、“廣東搶購鹽米”、“某某城市又出現'非典'病人多少多少例”等等社會謠言,政府也采取及時辟謠的方法,使得這些社會謠言得到了有效控制,并及時消除了這些社會謠言給社會秩序帶來的不良影響。
3.注重心理疏導,提高公眾的信息認知能力
社會謠言得以產生和發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會的原因,即當時的社會情境及一個社會的信息機制等,也有公眾自身的原因,主要包括公眾的心理因素、知識水平和信息分析能力等。經驗研究表明,社會謠言多發生在“突發事件”后,如自然災害(地震、“非典”)和重大社會事件(金融危機、9?11事件、伊拉克戰爭)等,因此,注重對公眾的心理疏導,提高其面對突發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避免過度的恐慌就尤顯重要。
另外,針對許多個案的研究表明,社會謠言的流傳是受一定階層和區域限制的,也就是說社會謠言總是在它適合的群體和地區內流傳。如“都市傳奇”的流傳范圍只是在都市,而非鄉村,對于一個從未見過微波爐的農民來說,他絕不會去傳遞“微波爐里的狗”的謠傳的。而相反,有一些社會謠言則多發生在鄉村,如“剛出生的嬰兒傳授放鞭炮可以防‘非典’”,由于農民受自身知識水平和信息判別能力的限制,此類在城市居民看來是荒誕不經的事,只有在農村地區和農民群體中才得以傳播。為此,社會要根據不同的群體和地區開展不同的宣傳和教育,教育人們有效使用信息,提高公眾的信息判別能力。
4.重拳出擊,依法嚴厲打擊制謠、傳謠者
社會謠言是一種“反權力”(陳新漢,1996:55),仔細分析該命題,可以從兩個角度加以解釋。首先是主觀角度,即制謠和傳謠者主觀帶有不良的動機,他們或為報復社會、或為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故意制造和傳播社會謠言,對于此類問題的處理,就應按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規定,予以嚴懲。其次是客觀角度,即制謠、傳謠者本身雖然不是出于的目的,但是社會謠言所產生的客觀效果卻是“反權力”的,如“非典”時期出現在互聯網上的社會謠言,其制謠者的真正目的是“吸引眼球”,提高點擊率,但是對那些雖無主觀惡意,而在客觀上卻已經擾亂了社會秩序的制謠、傳謠者來說,理應受到懲罰。2003年“非典”時期,僅四至五月不足一月的時間內,“北京、廣東、河北等17個省市公安機關依法查處借非典問題利用互聯網、手機短信制造傳播非典謠言案件107起,依法刑事拘留12人,治安拘留33人,罰款20人,行政警告25人,批評教育24人(《中國新聞網》,2003.5.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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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合作交流 實驗設計 操作 觀察 分析
在傳統的實驗課教學中,普遍采用的是教師講實驗內容,學生聽;教師演示實驗方法,學生看;教師提問實驗結論,學生答的“滿堂灌”教學方法。這種教學方法限制了學生的思維和創造,不利于主體精神的培養。針對這一現象,教師在實驗課教學中充分發揮小組合作的優勢,讓學生通過閱讀、研討、自己設計實驗。
具體做法是:把實驗的的器材、步驟、現象、結論等要素設計成空白實驗報告提供給學生。學生在自己的小組中閱讀、思考、研討,共同填寫實驗報告,等于是自己設計實驗,自己進行操作、觀察、分析,這樣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學生帶著這些問題認真閱讀教材,然后以小組為單位進行熱烈的討論,他們互相補充,互相幫助共同填寫有關內容。教師只在課堂上做啟發和點撥。
教學案例
【課題:設計實驗證明吸入和呼出的氣體有何不同】
教學目標:
1.使學生進一步了解氧氣、二氧化碳、水的特性,培養學生運用相關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2.培養學生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3.培養學生主動探索、合作交流的能力。
重點:
1.方案設計
2.團結合作、主動交流的學習精神。
問題引入:
人能否在一個密閉(任何物質都不同外界物質交換)的房間內正常生活下去呢?若能,為什么?若不能,為什么?
學生分組討論、交流、歸納、總結,然后各小組派代表發言,其他成員補充。
甲組:不能,因為沒有水和食物,會因為缺水或饑餓而死。
乙組:不能,因為沒有充足的氧氣,會缺氧而死。
丙組:能,據報道不喝水不吃飯,人還可以正常存活一定的時間,但時間有限。
……
最終歸納結論:原因是人會缺氧而死,人吸入氧氣呼出二氧化碳,吸入的氣體和呼出的氣體成份不同。
提出問題:
現在就要求大家想一想,有可能不一樣的是什么物質?
猜想與假設:
學生分組討論、交流、歸納、總結,然后各小組派代表發言,其他成員補充。
甲組:由上面的問題可以知道,氧氣、二氧化碳的含量不同。
乙組:冬天人在室外說話,看到呼出的氣體變成水霧,說明水蒸氣的含量不同。
……
學生分組討論以下問題:
1.這些不一樣的問題有什么特性?
2.用怎樣的方法來驗證他們的不同?
3.通過選擇的方法尋找合適的儀器和藥品進行實驗。
學生討論,設計實驗方案,通過相互交流確定最佳方案。
查閱課本及有關資料,看你設計的方案還有什么欠缺。
學生實驗:
進行試驗,觀察實驗現象,分析得出結論。
探究內容 實驗方法 結論
二氧化碳含量是否相同
氧氣含量是否相同
水的含量是否相同
各小組進行討論交流,最后派代表發表結論,其他成員補充。
甲組:……
乙組:……
作為數據主要來源之一的城市規劃設計,應當具有三維可視化效果和相應的專業屬性信息。我國的《城市設計管理辦法》中明確提出:要加強新技術的應用,鼓勵城市、縣人民政府城鄉規劃主管部門,充分利用三維仿真技術、BIM等新技術開展城市設計工作。本文在分析我國城市設計信息化軟件的發展現狀后,以實現城市設計的智能化、立體化、專業化為目標,研究集三維建模、三維仿真、審核分析于一體的智慧規劃設計系統,為城市設計工作提供科學高效的實用工具。
二、城市設計信息化軟件發展現狀
目前,國內公司研發的三維圖形規劃設計軟件多以展示功能為主,長期以來,我國的城市規劃設計一直依賴于國外軟件,采用美國軟件AutoCAD繪制二維平面,以Photoshop、3DSMAX、MAYA等軟件做效果圖。這些軟件大都是通用的圖形展示和三維建模平臺,在綜合應用方面存在諸多缺陷。首先,在各個軟件中完成的設計成果相對獨立,存在數據格式不兼容或轉換困難等問題,使得設計成果之間信息無法共享。其次,所有軟件均為通用產品,不具有或具有很少的專業屬性,不能很好地融合我國城市設計領域相關的專業標準規范。最后,在城市設計中,以平面二維設計為主,三維造型僅為出效果圖而作,大量的經濟技術指標和實際建成效果沒有準確的三維數據作基礎,無法進行全面分析,在方案設計中,無法實現空間與屬性數據在設計過程中的實時互動,無法形成直觀生動的仿真場景。面對城市規劃設計發展的新形勢,迫切需要運用先進的技術研發新的三維設計系統,該系統應融合國家關于城市設計的標準規范,包含豐富的模型庫,具有強大靈活的三維造型功能,設計過程可實現數圖智能聯動、渲染即時動態,設計成果實景仿真,使規劃設計走向三維智能化,提升規劃設計的效率和質量。
三、智慧規劃設計系統總體架構設計
智慧規劃設計系統秉承直觀、生動、真實、所見即所得的三維規劃設計理念,將三維技術與建筑規劃專業結合,順應了城市設計和方案研究的發展趨勢,是對現有城市設計信息化軟件的有益創新。在關鍵技術方面,主要運用CAD/三維模型雙向轉換引擎、三維模型/GIS雙向轉換引擎、三維建筑自由造型、大場景三維渲染顯示技術等;在業務方面,主要研究動態規劃指標計算、三維狀態下快速日照分析、規劃約束控制分析、規劃方案動態虛擬現實仿真等應用功能。在此基礎上采用海量數據管理技術,探索數字虛擬城市的建設。在上述思想指導下,智慧規劃設計系統在三維基礎圖形繪制、數據模型轉換引擎、規劃指標動態計算、規劃方案輔助分析決策、城市規劃方案三維仿真等方面進行研究與開發。該系統總體結構采用層次化設計思想,能夠實現不同層次間的相互獨立性,保障系統的高度穩定性、實用性和可擴展性。該系統主要由基礎支撐層、平臺層和應用層三部分構成:
四、智慧規劃設計系統功能模塊設計
1、三維建模
系統提供功能強大的轉換工具,能夠快速將平面圖形轉換為三維模型。軟件可通過對整張DWG圖紙直接導入、復制局部圖素粘貼到繪圖區域以及在繪圖區域中直接繪制源實體等方式,從DWG圖紙中獲取設計方案的“源實體”,完成源實體創建后,即可通過定義、繪制、圖庫引用和圖類轉換四種方式快速將平面圖形轉換為三維空間中的專業實體。此時,平面圖紙中各類實體的屬性也得以保留并準確轉換到三維空間中,隨著建筑的拉伸轉換,相關的屬性和指標將實時顯示在窗口中,實現了圖形和屬性相互關聯、即時互動。提供各類常規的三維造型手法,用戶可對建筑形體自由地進行動態拉伸、任意角度切割、轉角弧化等,可拼接塑造帶屬性的建筑,支持復雜造型的設計,對于架空、錯層和變化性質等樓層構成均設置了簡單易用的操作手法,所有造型均可高效率、高質量完成,三維建模定義過程快捷、簡單、形象。
2、三維仿真
三維建模完成之后,通過三維仿真功能,可對方案的設計成果進行進一步渲染處理,使設計方案更逼真、生動。根據建筑行業的實際需求,系統針對建筑的外觀,提供了豐富的材質庫,用戶可方便地進行材質刷貼,具有圖片刷貼、紋理刷貼、涂料粉刷、紋理參數設置、紋理替換、材質模仿、建筑仿膚等功能。針對方案的細節,提供光暈、燈光、玻效、霧化、水效等功能,用戶可設置方案的光影效果、各類實體效果,模擬自然環境中的真實狀態。針對方案的展示匯報,提供三維場景漫游功能,用戶可制作視頻集錦,進行視頻輸出,便于方案展示,此外還可以把仿真場景渲染成高精度的效果圖。
3、審核分析
針對轉換后的小區模型,系統提供了定性查詢瀏覽、定量指標審核、規范檢測、日照分析和失誤檢測等功能,審批人員可以進行全方位的方案審核,并可根據需要輸出各類統計分析圖表。定性審核:包含查詢瀏覽、圖類控制、分類查詢和透明對比等功能。定量審核:包含指標屬性、用地平衡、經濟指標、建筑屬性等功能。規范檢測:包含紅線檢測、綠地檢測、間距檢測、車位檢測等功能。日照分析:包含動態位移、動態拉伸、等時線等分析功能,極大地方便了審批人員對日照時數的檢測和方案動態調整。失誤檢測:檢測分析設計失誤等原因造成的錯誤重疊,杜絕因此而導致的虛假指標現象。
五、未來技術展望
1、實現與三維城市的對接
近年來,許多先進的技術已經運用到城市規劃與管理的方方面面,一些城市利用三維技術與VR技術建立起了三維城市。三維城市直觀呈現了城市的現狀面貌,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國的政府部門和民眾對城市設計越來越重視,希望能從整體平面和立體空間上統籌城市建筑布局,協調城市景觀風貌。當下我國的城市建設中,經常會出現一些遭人詬病的建筑,這些建筑與城市的整體環境格格不入,破壞了城市設計的整體美感,這些多是因為在城市設計過程中沒有處理好局部與整體的關系造成的。所以未來的城市設計在做好微觀設計的同時,還應著眼于城市規劃與建設的全局,我們可以把某一棟、某一地塊的建筑設計置于三維城市的宏觀大場景中,從體量、色彩與周圍建筑的協調度以及各項專業的指標等角度,綜合衡量設計方案的合理性。智慧規劃設計系統與三維城市的對接能夠實現從微觀和宏觀層面對城市設計與規劃的綜合考量,有利于保持城市建筑的協調性、風貌的整體性,促進城市建設的和諧發展。
2、兼顧地上、地下空間,實現一體化設計與管理
如果說建筑、道路等地上空間是城市建設的“面子”,那城市的地下管線就是城市的“里子”,城市由地上空間與地下空間共同組成,城市的設計與規劃也應同時兼顧城市的面子和里子,不能只注重城市的“面子工程”。近年來,我國城市的內澇現象較為嚴重且普遍存在,城市的地下管線猶如城市的“血管”,它應保持通暢,才能保證城市的正常運轉。我們現在提倡的建設海綿城市和綜合管廊,都在努力為城市的地下管線減壓,促進城市地下管線建設的科學性與合理性。所以未來的城市設計在做好地上設計的同時,還要更加關注地下管線的設計與規劃,從局部做好了地下管線的科學設計與建設,有利于達到城市地下管線全局建設合理性的目標。城市的地上和地下作為不可分割的整體,需要運用先進的技術手段,促進兩者共同協調發展,實現地上、地下一體化設計與管理。
六、結語
城市設計作為城市建設重要的前期階段,需要經過綜合考量,科學決策,因而運用先進的技術手段來進行城市設計與輔助決策是尤為必要的,智慧規劃設計系統的研究與實現將為城市設計提供嚴謹、科學的設計和分析工具,實現對設計方案的建模、造型、仿真、審核分析的一體化管理。大力建設智慧城市的今天,需要緊隨時展的脈搏,加強對先進技術的探索和運用,不斷改進和完善城市設計的方法、手段,促進實現數字化、智慧化的城市設計與管理。
作者:許利峰 李美華 丁偉 單位: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科技發展促進中心 洛陽眾智軟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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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的市民社會
隨著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歐洲社會教權與世俗權利實現了快速的分離。文藝復興運動從思想文化領域開啟了民智,各種政治學說、科學藝術空前發展。這一時期,涌現出了一批大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盧梭。洛克、盧梭等自然法學家和契約論者充分運用自然法的基本精神以及自由主義,為抵制專制王權并捍衛市民社會的平等、自由、人權提供理論依據。洛克指出:“市民社會是一種先于或外在于國家而存在的人類聯系形式。”[2]而盧梭認為,每一個人可以毫無保留地將自己奉獻給“聯合體”,因為人人如此,所以人人平等,“這一由全體個人的結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稱為城邦,現在則稱為共和國或政治體。”[3]康德則在此基礎上將市民社會與公共權力結合起來,認為這就是理想化的政治國家。這些重要的學說和思想對當時的革命和以后的理論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雖然他們并未對“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在學理上做出界分,但在闡述個人權利、國家權力限度以及個人與國家關系等問題上都有了現代市民社會思想的萌芽。最早將市民社會這一概念理論化的當屬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一書中,黑格爾將市民社會解釋為各個成員作為獨立的單個人的聯合,這種聯合是通過成員間的相互需要,通過保障人身和財產的法律制度和通過維護個人特殊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來的。“在市民社會中,每個人都以自身的目的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來都是虛無。”[4]他的市民社會有三個層次:第一,通過個人勞動使個人需要得到滿足的需要體系;第二,通過司法對所有權保護的法律制度;第三,通過警察和同業行會來彌補上述兩個體系中的不足。其中,需要的體系是市民社會的主要內容。黑格爾的市民社會是一種與家庭關系和公民關系相區別的社會關系及其所代表的社會聯合體。在他看來,市民社會就是處在家庭和國家之間的差別階段。家庭、市民社會與國家三者共同完成倫理精神的運動過程,而此三者是由低級到高級的運動,是物體實現其普遍性的運動。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是對傳統市民社會理論的超越。但是,黑格爾闡釋市民社會的方法是唯心的、思辯的,標準也是所謂的倫理理念的思維發展水平。然而,市民社會和國家的不同絕不能僅僅表現為倫理理念和水平的高低,也不能由此來決定其歷史層次的不同。19世紀誕生,馬克思作為一個青年黑格爾派批判吸收了黑格爾的思想,完善了市民社會這一概念。馬克思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出發,認為:“市民社會包括個人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5]只有在產生了私有制和階級之后,才會出現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兩個領域的分野。馬克思認為,市民社會諸領域中經濟基礎是根本,對上層建筑具有決定作用,這一唯物主義思想徹底扭轉了黑格爾的唯心思想。他也把社會分為三個部分,即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經濟基礎是決定因素,并從市民社會的角度闡述了道德、宗教和哲學等內容。從而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建立了市民社會概念。
當代西方的市民社會
當代市民社會理論在繼承傳統的國家———市民社會兩分法的基礎上,提出了國家———經濟領域———市民社會的三分法,開始對市民社會的結構和價值進行研究。很多西方哲學家也在馬克思思想的基礎上對市民社會的內涵做了重新闡釋,主要代表為安東尼奧•葛蘭西和哈貝馬斯。葛蘭西認為,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已經發展成為“完整國家”,“市民社會也是‘國家’,并且不僅如此,市民社會恰好構成國家。”[6]在葛蘭西看來,國家的前提是它的合法性,而其合法性來源于公民的同意,所以必須借助市民社會對公民進行引導、影響和教育,使之自愿接受國家的統治。這樣,市民社會在國家的體系中就占據重要地位。另外,葛蘭西把市民社會當做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我們目前可以確定兩個上層建筑‘階層’,一個可稱作‘市民社會’,即通常稱作‘私人的’組織的總和,另一個是‘政治社會’或‘國家’這兩個階層一方面相當于統治集團通過社會行使‘霸權’職能,另一方面相當于通過國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統治’或管轄職能。”[6]因此,在葛蘭西看來市民社會不再單純代表經濟活動領域,而主要是文化———意識形態關系的領域,屬于上層建筑領域,是統治階級傳播意識形態、制造合法性和實行文化領導權的載體。在葛蘭西看來,在當代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形成了這樣的對立統一關系:如果說政治社會是“守夜人”的角色,那么市民社會則承擔了“教育者”的任務;政治社會代表與統治,市民社會則與之相應代表著道德和倫理;政治社會運用強制與暴力,而市民社會則運用輿論與說服;政治社會代表公共利益和公共關懷,市民社會則代表私人利益和民間關懷。哈貝馬斯對市民社會的討論大致分為前期和后期兩個階段。在前期,他認為市民社會是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而形成的,是獨立于政治國家的私人領域。他把公共領域這一概念引入到市民社會理論中,認為“它既包含資本主義和私人占有制為基礎的市場體系,也包含由私人組成的、獨立于政治國家的公共領域,即一個社會文化有機體。此外還包括職業團體、政治黨派、工會和其他組織等。”[7]前者可以被看作是市民社會的經濟領域,后者是公共領域。經濟領域是公共領域的基礎。后期哈貝馬斯主要從“交往行為”和“生活世界”的角度界定市民社會,認為“今天稱為‘市民社會’的,是一些非政府、非經濟的聯系和自愿聯合,它們使公共領域的交往結構滲透到生活世界的社會成分中。組成市民社會的是那些或多或少出現的社團、組織和運動,它們對私人生活領域中形成共鳴的那些問題加以感受、選擇、濃縮,并經過放大以后引入公共領域。”[8]社會整體結構實際被分為兩個領域:一是以金錢和權力為媒介的經濟、政治領域,一是以語言為媒介的社會文化領域。前者基于官僚機構和經濟組織中,后者則植根于人們日常的以理解、溝通和價值獲取為目標的行為中;前者對應著目的———工具理,后者則對應著交往行為。總之,市民社會作為一個西方政治哲學和社會哲學的核心概念,隨著時代的發展其內涵也在不斷豐富和變化。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的思想家將其理解為以城邦國家為內容的政治社會,以區別于蒙昧狀態的文明社會;近代契約思想家們將其規定為一種外在于國家政權并監督和制約政治權力的民間社會組織,用以捍衛人的政治自由;黑格爾賦予了它新的時代意義,即介于家庭和國家之間的經濟交往領域;馬克思和黑格爾都從經濟上把市民社會界定為包括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在內的廣泛的物質交往關系;當代西方社會思想家則將其看作是一個建構公共理性和生成公共倫理的社會空間。
中國傳統社會中不同于西方的因素
西方前現代社會已經具備了一些市民社會發展的歷史文化因素,如古希臘的城邦和中世紀的基督教教會等政治、組織形式,而中國傳統社會的歷史文化因素對我們今天的社會發展也有重要影響。所不同的是西方傳統文化促進了西方市民社會的生成與發展,而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某些因素不僅未能促進市民社會的形,反而可能成為阻礙當代中國市民社會發展的因素,對這些因素的進行認識和分析對于我們今天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具有重要的意義。首先,城市作為人類邁向現代化過程中最重要的載體,中國古代城市與同時期的西歐城市相比顯得奇缺。西方和中國封建社會的城市在具體形態和功能上有明顯的差異,其在市民社會產生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同日而語。中國的城市是以權力和消費為主要運作軸心的,而生產或經濟自給的特征則不明顯,這樣中國古代城市的經濟特征就被弱化了。與西方前現代社會的城市相比,中國城市都是經濟功能成為政治功能的附庸,城市的繁榮程度與經濟發展情況沒有直接聯系,而西方無論是古希臘還是中世紀其城市都帶有明顯的經濟功能,是王權和教會權力最薄弱的地方,如此才獲得相對自由的發展。中國古代城市處于政治的核心地帶,無法為市民社會的誕生提供生存空間。其次,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對社會的壓制導致社會力量的弱小。在西方,國家的形成即意味著按地域治理社會的開始和血緣關系退出歷史舞臺。傳統中國則是建立在血親關系之上的宗法制度擴展成家國同構的政治體系,以封建帝王為代表的國家在道德上、文化上被賦予了至高無上的價值。個體權利在父權、夫權、三綱五常等優先原則的重壓下變得微不足道。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主要體現為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政治文化,包括天、君、國、家合為一體的政治認識,以忠、孝為核心的倫理至上和喪失主體性的政治依附情感,名教精神的政治思維等。儒家思想在中國整個社會中實際上承擔了政治意識形態的功能,它為社會提供了一整套的知識、思想和價值信仰系統,為封建王權提供了統治的合法性基礎。以天下為公、財產公有、社會秩序和諧、博愛等為特征的大同政治理想體現了權力倫理化的要求,通過創造“利益一致”的幻象淡化對現實中自身利益的關注,使人們在對這一幻象的關注與陶醉中喪失個體的自覺意識。因此,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不能為市民社會提供精神養料。再次,中國傳統道德對市民社會價值的抵制。儒家文化與王權政治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體現了相互借勢、共生共榮的關系,而建立在與國家相分離基礎之上的市民社會文化始終都很難在儒家文化中尋求到支持。道德是統合社會思想和社會認識的主要工具,“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以“仁”為要旨的道德既是規范人們行為的重要社會標準,也是政治權力自律的標準。道德本身作為社會約束的力量之一在與政治結合以后,政治權力借道德之力潛入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的每個角落。德治的結果總是因為個人私利與權力結合之后導致政治權力的無限擴張,權力的濫用由于受到道德的掩護而不會遭遇任何制度,尤其是法律的制約。因此道德化的儒家思想嚴重侵犯了個體和社會權力,在政治權力和個體權力二者處境的巨大落差下,市民社會很難獲得生存的機會。最后,宗教文化缺乏對國家的張力。西方中世紀基督教文化是政治民主和形成市民社會的重要力量,這不僅體現在信仰文化上,而且體現在教會的組織形式上。但中國卻缺乏這樣的宗教力量。其一,中國的宗教沒有能在組織和制度層面形成與國家的分野。佛教和道教的寺院組織以出世為主旨,無法形成牽制國家理論的群體組織。其二,儒教與國家在組織和人員上基本是融合的,這樣就不能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形成一個界限。與國家緊密聯系的的性質使中國古代宗教要么缺乏組織性,要么依附于國家,要么秘密結社性教派或者是歪門邪道,總之,中國傳統宗教文化在儒、佛、道三教合一并牢牢地被儒教所控制的情況下,占主導地位的儒教也嚴重缺乏社會性。這也正符合了封建王權政治的需要,在宗教方面為專制統治掃清了障礙,而在政治國家牢牢掌控的權力縫隙里成長的市民社會,既沒有實體意義上的生存空間,也未能得到文化和價值上的支持。社會的傳統結構是阻礙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體制性原因,但這一堅固的結構在資本主義入侵中國后開始破裂。清末民初以來,中國在內憂外患的共同作用下,國家體系內部發生了以改革和革命為主要特征的重大變化。近代中國在政治、經濟及社會結構上的變化促成了市民社會的產生。在政治上,中國大一統的政治傳統在理論和現實兩個層面都有了松動,家國同構模式和中央集權模式內部的整體主義逐漸向分裂、多元方向發展,客觀上為市民社會提供了生存空間。在經濟上,近代中國工商業的發展壯大了商人的力量,一些城市也在工商業發展的前提下逐漸向現代城市轉化,商人與新城市間以工商業為媒介聯合起來所形成的社會空間直接成為中國早期市民社會誕生的搖籃。在社會結構上,由于科舉制度的廢除,出現了紳士與商人融合而成的紳商階層,他們成為早期市民社會的領導者。但是,按照西方市民社會的標準來看,近代中國的市民社會并未形成成熟的形式。
當代中國市民社會的現狀及其構建
使中國擺脫了社會失序的苦境,可隨后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全面控制的國家主義發展戰略,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的建立使國家與社會的結果失衡趨于頂點,市民社會根本就不可能產生。改革開放以來,市場邏輯在經濟領域的作用日益增強,自由流動的社會資源和自由活動的社會空間不斷擴展,中國的市民社會開始出現。到目前為止,盡管不能說中國已經形成了黑格爾嚴格意義上的“需要的體系”,但市場至少已經成為經濟活動中無法缺少的平臺和杠桿。市場經濟提倡個人自由和個性發展,這就為私人自主性生活的出現和發展提供了空間。這一私人自主的生活空間所形成的人們及其生活在其中的社會就是當前中國出現并發展著的市民社會。然而,我國的市場經濟是由國家自上而下啟動的,我國的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離也還處在起步階段,就獨立自主的社會力量來說,中國當前距離成熟的市民社會還很遠。因此,必須從以下幾點出發,立足國情大力培育和發展中國的市民社會。
(一)構建當代中國市民社會的思想前提
當代中國市民社會發展肇始于“國家主義”的消解,但又必須防止陷入“自由主義”的泥淖。鄧正來先生認為,“中國當代市民社會的建構必須建立在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的理性關系之上,應是政府選擇和社會選擇的共同結果。這種良性互動關系是指二者之間的一種雙向制衡關系,透過這種互動,雙方能夠較好地抑制各自的內在弊病,使國家所維護的普遍利益與市民社會所捍衛的特殊利益得到符合社會總體發展趨勢的平衡。”[9]國家與市民社會的良性互動關系,不僅在于各自在其領域中發揮本能,更重要的還在于二者間的互動。作為良性互動,要求在理念上實現從“國家本位”向“社會本位”的轉變。建立一種政府機關與市民社會組織的協同合作與互相監督的互動關系。一方面要互相認同與合作,即相互認同合法地位并通過不同的制衡機制抑制對方的不足,國家要為調解市民社會之間特殊利益之間的矛盾提供普遍性的利益法則,市民社會則始終警惕國家權力的擴張;另一方面表現為相互間的融合,國家用適當的手段介入到市民社會之中,為其提供法律、政策以及經濟上的保障,市民社會也要積極地將自身內部行為準則上升為國家法律原則。
(二)構建當代中國市民社會的主體選擇
對市民社會主體的界定,首先要反對照抄西方經驗。在西方語境下產生的市民社會,只有城市中的市民才是其主體,而將農民排斥在外。在封建小農經濟的思想束縛下,農民不可能形成現代市民社會中的的權利意識和主體觀念,因而不能在西方市民社會發育過程中享有主體資格。但在當代,西方社會成員已經普遍具有了權利意識與市民素質。將西方傳統市民社會主體簡單移植到中國當代市民社會的構建進程中,既不符合市民社會的一般理論,也不符合當代中國的建設實際。中國的市場化改革發端于農村,農民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始終。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與時代的進步,當代中國農民也逐漸克服了傳統農業生產方式下的分散孤立狀態,逐步培養起市場經濟下的合作思想與能力,因此當代中國農民在市民社會建設過程中必然占據重要地位。發展當代市民社會的主體,還要促進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大力培育非政府組織對于建構中國當前的市民社會非常重要。現今我國非政府組織的發展還很不完善,缺乏組織性與自治性。因此,要劃清政府與非政府之間的界限,形成合理分工,同時形成兩者間的合作和制衡關系,使非政府組織真正成為市民社會中的能夠發揮實質作用的有效主體。當代中國市民社會的主體應該包含社會中的各個階層,其中企業家和知識分子分別從實踐上和文化上引導市民社會的發展。
(三)構建當代中國市民社會的現實起點
當代中國市民社會的構建注定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僅要突破傳統思想的重重障礙,還要與現實制度爭奪社會資源,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解決好現實中市民社會的發展前途,需要將構建市民社會的任務合理分配到不同發展階段。鄧正來、景躍進在《構建中國的市民社會》一文中主張將中國市民社會的建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所要達致的目標是初步建構起市民社會,形成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元結構;第二個階段的主要目標是進一步完善市民社會,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實現對國家決策進行正面意義上的影響,亦即積極的參與。”[9]對于培育中國的市民社會的具體策略,一種觀點是強調國家的作用,即國家對社會放權并積極培育市民社會的成長因素;另一種觀點則強調建構市民社會過程中社會自我生成的重要性。市民社會建構的動因在于社會本身,國家的作用也是在社會自主性要求下才被釋放出來的。“政府主導”的特征對以獨立自主為根本特征的市民社會來說,看是一種對立關系,但“政府主導”亦是一把雙刃劍,在導致其負面影響的同時,也具有相應的優勢。從當前中國的實際出發,以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良性互動為引導,在當代市民社會發展的初期階段,政府主導應是主要動力。但是國家也要意識到國家權力的有限性,要從高度集權的全能、強勢行政權力的思想中解放出來,通過向市民社會讓渡生存空間,使市民社會盡快地突破發展過程中的制度束縛,建立起有利于市民社會生存、發展的外部環境。市民社會的發展亦能對國家建設形成反作用,逐步增強國家建設的經濟與文化基礎,從而形成社會權力與國家權力多元化互補的社會控制局面。
SPOCs雖然經過多年的教育信息化的基礎建設,但目前很多課程網絡教學平臺仍側重于“回憶、理解和應用”這種“低階認知”目標的培養,缺乏培養學習者“分析、評價和創造”等“高階認知”目標機制,尚未達到“教育現代化”的高度。因此,建設適合教育現代化需求的新型教學環境是形勢的必然。
1.智慧教學環境概述。根據課程與教學論的觀點,課堂的含義包括三個層次:一是傳統意義上的教室,二是學校的課堂教學活動,三是課程與教學活動的綜合體。這三個層次是一種遞進的關系。其中,教室是一種物理環境,支撐課程的實施。對于教育信息化的教室環境,應該是一種可以優化教學內容的呈現、便利學習資源的獲取、促進課堂交互的開展,具有情境感知和環境管理功能的新型教室,是一種多媒體技術和網絡教室有機結合的產物。我們把這種教室稱為“智慧教室”。把智慧教室延伸到智慧教學環境,不單是教學形態的變化,更是一種新的教學理念。簡單理解,智慧教學環境是一種智能化的教學場所。智慧教學環境包括內容呈現、資源獲取、及時互動、情境感知、環境管理五個維度。從本質上理解,智慧教學環境是一種信息化教學系統,它支持:校內的課內課外、校外的課內課外四個象限的教學,教師、學生與管理人員三種人員對象,探究試、情景式與遠程協作式三種場景環境,本科生、研究生、留學生與繼教生多種層次的學習者,虛擬與現實、在線與錄播的混合式教學模式。從直觀上理解,智慧教學環境是一種能夠識別學習者特征,感知學習情境,提供合適的學習資源與便利的互動工具;能夠自動記錄學習者學習過程和測評學習成果的學習場所,實現物理環境與虛擬環境的融合,更好支持和服務學習者自主學習。實際上智慧教學環境就是支持人、技術、環境和資源等維度之間的高互動的學習空間。智慧教學環境一般由教學資源、應用模塊、云業務管理、服務器集群組與交互管理、基礎設施、學習終端等幾部分組成。其中教學資源包括互聯網上的信息資源、“云平臺”資源和校園網上的資源,學習終端包括PC機、筆記本、智能手機等。在智慧教學環境中,師生之間是一種平等的、交互的關系;教學資源是由老師與學習者共同構建與使用,是一種動態的組織,它保存在局域網中、“內網”的平臺上、甚至保存在“云”上。
2.SPOCs環境。SPOCs(SmallPrivateOnlineCourses,小規模專屬在線課程)是相對MOOCs而言的小規模專屬在線課程。它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課程規模較小,建設成本不高;學習人數有限制,滿足一定條件的申請者經過篩選才能參與課程學習,保證學習者能得到老師充分的指導。二是學習者在線學習不是唯一途徑,學生和教師還可以在實體課堂進行交流,能滿足學習者的不同需要。可見,SPOCs具有智慧教學環境的特征、MOOCs在線與自主學習的優點,也彌補了傳統課堂大班化與被動化學習的不足,對普通高校而言具有巨大的發展與應用空間。SPOCs環境是以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為基礎,以網絡和通信技術為支撐,以個體課程為單位,以交互學習、協作學習和自主學習為主要學習方式,由學習者及其輔助者(包括教師、輔導者、管理者等)共同構成的一種學習環境。學習者是該環境的主體,教師對課程進行嚴謹的設計,提供豐富的課程資源與學習情境,能夠滿足學習者對課程進行交互學習、協作學習和自主學習。SPOCs環境具有對學習者的篩選功能,保證學習者的共同特征;對學習人數、用戶行為等都進行嚴格的管理,保障學習者得到充分的師生交流機會;記錄學習者的學習狀態,既能跟蹤學習者學習情況,也能保證學習評價的科學與公平[3]。SPOCs環境可采用三層體系結構:界面層、業務層與數據層,該結構有利于環境功能擴展與資源數據的增加,維護也方便。環境的框架結構如圖1所示[4]。圖1SPOCs環境框架結構
二、基于私有云智慧教學環境
1.私有云SPOCs環境。我們知道,云計算是一種服務;云存儲是從云計算的概念上延伸和發展而來的一個分支,是將存儲資源放到網絡上供存取的一種方案;私有云是相對于公有云來說的,其應用局限在一個區域。私有云SPOCs環境就是利用虛擬化、云存儲及云計算技術來實現教學與資源共享的私有云服務系統。私有云服務系統基本原理如圖2所示。私有云SPOCs環境既有云服務系統的基本功能,緩解學校信息化建設的投入壓力,也確保SPOCs小規模在線性與環境的智慧性。首先,利用開源云平臺構建私有云SPOCs環境基礎架構。在虛擬環境中,配置單點登錄服務器,提供“一站式服務”,便于教學資源共享;同時,減少無謂的頻繁登錄,減輕用戶對多組用戶名及密碼的記憶負擔,簡化用戶使用過程,提升用戶體驗;第二,在虛擬機集群中,部署基于HDFS的云計算平臺,增強平臺擴展性,有效整合零碎資源,延長舊設備使用壽命,極大地提高設備使用率;集中管理各項資源,拓寬資源共享渠道;同時,利用私有云業務調度、網絡管理技術,提高系統整體負載能力,使設備性能得到更好地發揮;第三,通過私有云自身的節點管理、存儲管理及容錯技術,實現穩定可靠的資源管理;第四,利用云計算與中間件技術,打造能支持臺式機、筆記本、平板電腦、手機、云計算虛擬終端等多類型終端的高兼容課程平臺,同時,提供移動二維碼、移動APP等無線接入方式,提升課程的可移動學習性;最后,提高平臺開放性與兼容性,使平臺能更好地支持語音、影像互動功能,使學習者在開放、互動的環境中形成良好地學習體驗。環境包括教學資源、互動交流、實驗系統和教學平臺等功能模塊,可分別進行資源存取、問題討論交流、操作實驗與在線測試等操作,還可以統計學生在論壇上的發帖次數,實時掌控學生的學習狀態;建立學習資料庫,共享學習心得與學習資源;方便展示作品及反饋信息,有助于學習者自主學習。環境具有實時性、互動性、開放性與共享性特點,學習者可以隨時隨地進行碎片式學習、實時互動交流,從而實現虛擬化的教與學。環境中“師生”實際上都是主體,他們的關系是平等的、相互的,都可以隨時發起話題、發表見解。
2.私有云SPOCs智慧環境下課程混合學習。混合學習是將傳統的面授教學與現代教學相互結合而構成的學習環境。混合學習是傳統教學模式與現代教學模式的一種結合,是各種學習理論和方法的混合,是實地學習環境和網絡學習環境的混合,也是不同的學習風格和學習方式的混合。私有云SPOCs智慧環境在大學計算機公共課程教學中應用優勢明顯,其中《大學計算機》課程內容多、面廣,涵蓋信息社會公民所需具備的計算機基本知識,其內容更新快、操作性強。該課程基于私有云SPOCs智慧環境進行混合學習,既能發揮教師引導、啟發和監控教學過程的主導作用,又能充分體現學生作為學習過程主體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效果很好。智慧教學環境強調具備充足的課程資源與良好的互動機制。在私有云SPOCs智慧環境中,老師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好教學資源,做好教學設計,提供真實的學習情境,進行良好的師生互動,引導學生進行自主學習,共同完成教學任務。老師在注重知識與技能傳授的同時,更要注重學習者學習能力、探究能力、合作能力與表達能力的培養。例如,我們把《大學計算機》課程內容劃分為“計算機基礎”、“網絡和多媒體”、“辦公自動化”與“程序與數據庫”四個相輔相成又相對獨立的四個模塊,然后對各模塊再按知識點細化為多個任務,對各任務制作10分鐘左右的小視頻、習題庫等學習資源,供學習者自主地、有選擇性進行學習。
在私有云SPOCs智慧環境中,自主學習、協作學習是學習的主流,打破班級式、封閉性學習方式,取而代之的是開放式、互動性的學習方式;環境中師生可以把大量的數據存儲在“云”中,沒有時空的限制。學生作為學習的主體,擁有各種數字化學習資源,如課程知識點小視頻、實驗系統操作練習問題包等,還可以通過網絡獲取豐富的電子資源。《大學計算機》課程的教學目標是掌握計算機知識與技能,對該課程資源進行模塊化管理,既方便教學資源的制作與組織,也有利于學生個性化、碎片式或翻轉式學習。學生可以在環境中充分利用所提供的各種學習資源、特別是各種操作任務資源,通過實驗系統進行操作練習與在線測試,以隨時檢驗學習效果,還可以方便地與師生進行交流互動,及時解決學習問題,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6]。
三、結語
關鍵詞:新經濟社會學 社會網絡 社會資本
引言
經濟社會學創立于19世紀末,先后經歷了三大發展階段,分別是20世紀初的形成階段、20世紀60年代的傳統階段以及20世紀80年代后的復興階段(劉少杰,2009)。新經濟社會學(New Economic Sociology)即經濟社會學的當代演進,是一門運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經濟行為及經濟體系的科學(曹德駿、左世翔,2012)。新經濟社會學的重要價值在于對古典、新古典經濟學思想所提出的反駁。新古典經濟學中對于完全理性經濟人和完全自由競爭市場的假設在Granovetter等學者看來是某種錯誤的觀點。他們認為,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忽視了人的能力,沒有看到社會網絡及其規范對于經濟活動的影響,其研究必然與現實情況不符。因此,新經濟社會學理論是對傳統經濟、管理理論的補充和糾正,值得我們借鑒并加以豐富。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Granovetter(1985)所作的《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有關嵌入性問題》一文的發表,他開創了經濟社會學的全新時代,由此也奠定了運用社會網絡視角來研究經濟行為的恰當理論基礎(汪和建,2006)。隨后,社會網絡及社會資本引起了眾多學者(Ports,1998;Powell,1990;Baker,2006)的關注,漸漸成為了研究經濟管理類各種問題的關鍵方法和重要視角(耿新,2010)。
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社會網絡研究、市場研究、企業研究、性別研究和文化研究。本文將通過理論梳理的方式比較研究其中的社會網絡理論和社會資本理論。
理論綜述
新經濟社會學是一門運用社會學的理論方法來研究經濟現象的學科。這一理論建立在三大基礎性假設之上(Granovetter,1992)。第一,經濟行動鑲嵌于社會關系網絡之中;第二,經濟行動將追尋經濟與非經濟的目標;第三,經濟體制是社會學的構建。由此,該理論的核心觀點在于社會結構表現為網絡的形態,而經濟現象嵌入在社會結構這一網絡之中,一切經濟行動都是對社會結構的投資活動。
(一)社會網絡理論(Social Network Theory)
1940年,英國人類學家拉德克利夫?布朗首次提出了“社會網絡”的概念,后來Bott(1971)進一步研究了“社會網絡”在家庭中的作用。但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對于社會網絡的研究并沒有多大進展。直到1988年,Wellman才將社會網絡明確定義為由某些個體間的社會關系構成的相對穩定的系統,第一次將社會人(actor)、社會聯系(social ties)、社會關系(social relations)及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的概念組合在了一起。目前,在社會網絡理論體系中,弱關系理論、強關系理論及結構洞理論具有較強的代表性。
弱關系理論(The Theory of Weak Ties)。Granovetter的主要貢獻在于:發展和深化了嵌入的概念;提出了弱關系及其“橋”作用的理論。聯結是社會網絡的節點,按照聯結的強度可以將社會網絡中的關系劃分為強關系和弱關系。
從概念上講,弱關系是一種社會關系而非經濟關系(劉少杰,2009)。Granovetter(1973)定義了四個判定維度來衡量關系強度,即互動頻率(Combination of the Amount of Time)、感情深度(Emotional Intensity)、親密程度(Intimacy)和互惠程度(Reciprocal Services)。互動頻率越高、感情深度越深、關系越密切及互惠程度越高的社會關系屬于強關系,反之則屬于弱關系。他進一步指出,強關系中的個體往往在性別、年齡、教育、身份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弱關系中的個體間存在較大的異質性(朱曉霞,2011)。由于社會群體當中具有相似性的個體成員通常擁有類似的信息和資源,因而強關系網絡具有大量的冗余信息;與此截然相反的是,在弱關系網絡中,個體成員的差異帶來了異質性的信息和資源,具有更大的潛在效用。
事實上,社會網絡中的不同團體,往往就是通過一兩個團體成員之間的個人聯系而形成聯結。既然是兩個不同團體,那么這種關系必然是弱關系。對于這一發現,Granovetter提出了“橋”(Bridge)的概念,認為弱關系在不同社會團體之間充當了傳遞信息的橋的作用。后來,一些學者繼續對弱關系的信息橋作用展開研究,研究結果與理論的出入迫使Granovetter進一步修正了他對弱關系理論的表述,即并非所有弱關系都能發揮信息橋的作用,但信息橋一般都是弱關系(Granovetter,1985)。另外,Granovetter還認為弱關系是聯結社會微觀與宏觀結構的中介(劉少杰,2009)。在他看來,由于小規模網絡正是通過弱關系而彼此聯系,而宏觀網絡則是大量小規模網絡的集合。因此,通過分析小規模互動網絡中的個體關系,有助于理解宏觀社會結構的運行規律。
簡言之,弱關系理論的提出是新經濟社會學興起的前兆。Granovetter等學者論證了社會網絡對于獲取信息和資源的實際價值,也提出了創造價值的網絡結構原則(李校生,吳波,2009)。更為重要的是,信息橋的概念為后來Burt提出結構洞理論奠定了基礎。
強關系理論(The Theory of Strong Ties)。按照Granovetter的界定,強關系是維系社會團體內部關系的紐帶。強關系帶來了信息和資源在社會團體內部的重復傳遞,導致了團體成員間信息和資源的重復冗余(羅家德,2010)。因而在他看來,強關系的價值是低于弱關系的。然而,后來的學者(Bian,1997;Burt,1992)通過不斷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Bian(1997)在承認弱關系具有信息傳遞作用的同時,提出建立在信任與義務基礎之上的強關系在經濟活動中更具優勢。Burt(1992)的研究也發現,具有冗余信息和資源的不相聯結的網絡成員間的結構洞才是建立信息橋的前提,在這一點上弱關系和強關系并無本質區別。與此同時,在對于中國經濟現象的研究中,強關系的重要性尤為突出(Bian,1997)。強關系以信任為基礎,以“人情”為媒介,讓不同成員在社會網絡之中結成了穩定的小圈子,從而使行動者更好地獲取了信息和資源(朱曉霞,2011)。
結構洞理論(Structural Hole Theory)。Burt于1992年發表了著名的《結構洞》一文,提出了結構洞的概念。所謂結構洞,即是兩個行動者之間關系缺失所形成的一種網絡狀態(劉少杰,2009)。在社會網絡結構中存在著這樣一種縫隙,即某個行動者和有些行動者之間彼此聯系,但又與其他行動者不發生直接聯系,這就在網絡中形成了不直接聯系的“洞”的形狀。這種縫隙的消除必須依賴于第三方行動者的中介作用,因而在結構洞中,第三方行動者占據著核心位置。弱關系理論和強關系理論都只是討論了關系雙方的好處,而沒有探討第三方的優勢,而結構洞理論則看到了第三方從網絡結構位置中獲取的“洞效應”(Hole Effects)。當然,一旦不直接聯結的雙方在經濟社會活動過程中逐漸取得了聯系,那么結構洞也就會隨之消失(Burt,1992)。Burt(1992)認為,社會關系的缺失形成了結構洞,而結構洞正好“橋接”了兩個原本沒有關系的社會團體,這正是處于結構洞位置的行動者所具備的競爭優勢。具體來講,首先,行動者擁有結構洞可以獲得信息上的優勢。結構洞將不同社會團體中的冗余信息進行交換傳遞,帶來了信息量的增加和擴散。第二,行動者通過結構洞取得了控制優勢。面對不同種類的信息需求與供給,掌握結構洞的行動者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控制信息的傳遞過程,甚至成為專門經營關系網絡的網絡企業家。第三,結構洞上的行動者更具創新優勢。這類行動者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和資源,從而也獲得了更高的創新能力(劉少杰,2009)。總之,掌握結構洞越多的網絡成員,更能為自己和相應團體帶來好處,這種特殊的位置優勢蘊含著有價值的社會資本,完全可以轉化為企業持續的競爭優勢。
綜上,結構洞理論是對Granovetter的弱關系理論的發展。與Coleman的封閉網絡理論不同,Burt的結構洞理論是一種開放網絡理論。他看到了重復信息對于封閉網絡之外成員的價值,并將這一價值上升為了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這一理論更加確切地描述了社會關系對于獲取有價值的信息和資源的作用,這也為豐富傳統競爭優勢理論提供了一條思路。
(二)社會資本理論(Social Capital Theory)
社會資本的理論涵蓋面很廣,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學、社會學、組織理論以及政治學等多個學科都提出了社會資本的概念。在新經濟社會學中,社會資本是指社會網絡中的個人因占據特殊位置而能夠獲取利益的能力,即社會關系的價值創造力。縱觀社會資本理論的發展脈絡,Coleman從社會規范角度闡述了社會資本;Bourdieu從社會資源的角度探討了社會資本;Portes等從能力角度分析了社會資本。第一,社會資本概念的形成經歷了復雜的探索歷程。從社會資本理論的發展脈絡看,最早提出社會資本這一概念的學者是Bourdieu。他首先提出了社會關系的“場域”和“資本”的概念。場域是有社會關系組成的社會場合或領域,即一張社會網絡;資本一般包含了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三類。Bourdieu認為三種資本在場域中實現相互轉換,并認為社會資本是通過關系網絡而獲取的實際資源或潛在資源的總量(Bourdieu,1986)。Bourdieu的資本三分法和場域轉換觀點,實質上是將社會資本定義為了工具性的社會網絡,即社會網絡就是社會資本。隨后,Coleman(1994)對社會資本在社會結構中的功能性展開了研究,認為社會網絡中不同行動者的基于自身利益的各種交換形成了持續的社會關系,這種關系即是社會資源、社會資本。Portes(1998)也提出社會資本是依附于社會關系之中的特殊聯系,是一種能力的表現。Burt(2000)認為結構洞就是社會資本,是企業等經濟活動主體的最終競爭優勢。最終Lin Nan(2001)對于社會資本的論述代表了社會資本理論研究的一般共識。在他看來,社會資本就是嵌入社會網關系中的可以帶來回報的資源投資。由此,這一定義也解釋了社會資本的三項基本特征(劉少杰,2009)。一為,社會資本與社會關系網絡相聯系,互為表里不可分割;二為,社會資本具有一般經濟資本的增值功能,能夠為擁有者帶來更大的回報;三為,社會資本本身是一項投資活動。第二,社會資本理論的分析框架闡釋了社會資本的三項重要價值。其一,社會資本包含了一條因果鏈條(李校生、吳波,2009),即因為特殊的社會結構優勢,便利了行動者對稀缺資源的獲取。這一觀點包含了社會資本研究的兩個重要概念:網絡嵌入和網絡資源。其二,社會資本具有一定的情景性(Alder & Kwon,2000)。不同的行動者對于不同商業目標的追尋,使得社會資本的作用因人、因事而大相徑庭。簡言之,在不同的場景中,社會資本具有極強的權變性。其三,社會資本是一個動態變化的概念。由于Granovetter的弱關系和Burt的結構洞都是一種不穩定的網絡結構,所以網絡中的行動者始終處于活躍的競爭與合作之中。同時,變化著的內外部環境更加劇了網絡的變化。因此,社會資本會隨著網絡結構的調整而變化。
第三,社會資本理論已被廣泛應用于企業研究。在企業研究領域,企業社會資本被認為是企業內部和外部各種具有規范、價值和偏好等特性的社會網絡的集合(Westlund,2003)。對于企業社會資本的作用,范鈞(2011)將其概括為四個“有利于”,即有利于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有利于提高企業的核心能力、有利于企業獲取內外部知識、資源以及有利于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可以說,企業社會資本增加了企業間的信息流動,提高了來自企業合作伙伴的利益回報,開拓了企業創新的來源,是現代企業獲得成長的重要資源。
嵌入性觀點與資本概念的和諧統一
嵌入性是社會網絡理論的核心觀點,資本是社會資本理論的核心概念,深挖二者的思想根源,可以發現許多相似的內容。
(一)社會網絡的嵌入性觀點
嵌入觀點的提出。“嵌入性”(Embeddedness)這一概念最早由Karl Polanyi(1944)提出。在Polanyi(1968)看來,經濟活動通常具有三種形式,即互惠交換、市場交換和再分配。經濟活動的開展受到社會制度、規范、習慣等因素的制約,是以社會關系為基礎而發生的。因而經濟活動是“嵌入或糾纏”于經濟和非經濟制度中的。后來,Granovetter等借用Bolanyi的嵌入思想,進一步探討了嵌入性。
Granovetter(1985)進一步明確了社會關系對于經濟行動的影響,認為“弱嵌入性”的現象更為普遍。事實上,一方面,在傳統經濟社會學領域,帕森斯等人的觀點過度夸大了社會系統對于經濟現象、經濟活動的作用,把行動者視為文化價值規范的偶人(劉少杰,2009),因而是一種“過度社會化”的觀點;另一方面,在古典、新古典經濟學領域,經濟學家將經濟活動中的行動者視為完全理性個人,忽視了人的絕大部分社會化屬性,因而是一種“零嵌入性”的“原子化”觀點。面對這兩種極端的觀點,Granovetter既反對傳統經濟社會學的過度嵌入性觀點,更反對新古典經濟學的零嵌入性觀點,而折中地認為經濟行動的嵌入性是間接受制于關系網絡的一種“弱嵌入性”。
Granovetter認為經濟行動是嵌入在社會關系網絡中的,這種嵌入關系不僅包含了社會網絡規范、文化、政治及宗教等因素,還考慮到了經濟行動的經濟和非經濟動機(劉少杰,2009)。這一表述第一次明確了經濟行動在內容、目標及過程方面對于非經濟行動或制度的依賴程度,由此也奠定了嵌入性理論在新經濟社會學中的核心地位。
嵌入觀點的意義。弱嵌入性觀點的發展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重要啟示,并漸漸成為了從社會學視角分析經濟現象的重要理論工具(邊燕杰、邱海雄,2002)。
嵌入性觀點創新了學術界對于一些重要經濟現象的解釋,使得后來的研究者在市場定價、經濟績效及制度創新等方面做出了新的研究。具體來說,第一,社會關系網絡的嵌入性解釋了市場中的產品定價過程。經濟學理論原本認為市場競爭決定了產品的價格,但買賣雙方對于社會網絡的嵌入常常使得產品的真實價格背離競爭性均衡價格。第二,社會關系網絡的嵌入性能夠促進生產力和經濟績效的提升。人與人的關系決定了生產過程中的分工、合作、激勵、監督,這些都與生產效率有著密切關聯。第三,社會關系網絡的嵌入性影響了經濟組織和制度的形成。產業中關鍵人物的社會網絡構建過程,是對既存經濟組織或制度的重建,新的組織或制度進一步提升了產業的技術經濟效益(劉少杰,2009)。
隨后,嵌入的觀點便活躍于網絡與組織(Nohria & Eccles,1992)、經濟社會學(Lie,1997)、聯盟網絡理論(Gulati,1998)、社會資本(Ports,1998)及組織與戰略等眾多研究領域,并得到了進一步的補充和完善。
嵌入性的類型。對于嵌入的分類,不同的學者從不同角度給出了答案,主要包括關系性嵌入與結構性嵌入、垂直嵌入與水平嵌入、認知嵌入與文化嵌入等類型(張榮祥,2009)。
首先,Granovetter(1985)將嵌入性分為兩類,一類稱為關系性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即指行動者是嵌入人與人互動形成的關系之中的;另一類稱為結構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即指行動者所在的社會網絡又是與其他社會網絡相聯系的。關系性嵌入強調行動者在所嵌入的社會網絡中受到的來自社會關系的影響,如各種規則性期望、相互贊同的渴望及互惠性原則等(陳欽約,2010),關注以信任為基礎的對偶交換行為;而結構性嵌入強調行動者在所嵌入的社會網絡中受到的來自社會結構的影響,如來自社會結構的文化、價值等因素(朱曉霞,2011),重視網絡整體中群體關系的影響作用。Andersson、Forsgren和Holm(2001)也把嵌入劃分為關系性和結構性,但他們認為關系性嵌入說明了社會網絡的親密程度和動態變化,而結構性嵌入反映了行動者在網絡內對不確定性的處理,具有相對靜態性。
其次,Schweizer(1997)等學者將嵌入劃分為垂直嵌入和水平嵌入兩類。垂直嵌入指行動者所在的當地階層與他所處在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的階層性連結;水平嵌入是指行動者所處網絡在社會性和文化性范圍的滲透(張榮祥,2009)。Halinen和Tornroos(1998)則認為垂直嵌入是指社會網絡中不同層次間的聯系;而水平嵌入是指特定網絡層次中人與人之間的聯系。具體的劃分標準可按照地理范圍、網絡結構以及公司內部層級的不同作出劃分。
最后,Zukin和DiMaggio(1990)等學者認為,嵌入性應劃分為認知性嵌入和文化性嵌入。認知性嵌入是指行動者決策對原有思維意識的嵌入,即行動者對于周圍環境的不同認知決定了他們的具體行為。這類原有認知包括了倫理、道德、情感及審美等因素,它們共同構成制約行動者決策的理性規范。與之相對應的是文化性嵌入,即行動者的行為還要受到來自外部社會網絡的集體理解力的影響。這類影響主要包括組織共同價值、正式規范等文化因素。
總之,不論嵌入概念應當如何分類,經濟行動鑲嵌于社會網絡之中的共識早已形成。
(二)社會資本的共識與分歧
社會資本理論的發展經歷了從分歧到共識,再從共識到分歧的否定之否定過程。在二十世紀,盡管對于社會資本的概念尚存一定分歧,但還是達成了基本共識,即社會資本是鑲嵌于社會關系網絡中的具有回報性的資源投資(Nan Lin,2001)。然而,在這一共識的背后,圍繞社會資本理論發展歷程中的一些基本矛盾,更為深刻的爭論愈發激烈。究竟社會資本是關系還是資源、是集體還是個體、是結構還是行動?對于這三對矛盾的解答是當代經濟社會學領域的討論熱點(劉少杰,2009)。
社會資本:資源還是關系。社會資本究竟是社會關系還是社會資源呢,學術界對此爭論已久。科爾曼(1999)曾指出,社會資本的形成依賴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改變。社會資本不同于有形的物質資本,是一種表現為人與人關系的無形資本。并且,社會資本具有很強的功能性,即具有生產性。獲取社會資本有助于人或組織對于特定目標的實現,因而社會資本是一種關系。然而,這樣的觀點受到了大量學者(Burt,1992;Ports,1998)的批評。他們認為社會資本就是一種社會結構中的資源,這種特殊的資源源自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變化。Burt(1992)更將社會資本強調為一種從他人身上獲取好處的機會和資源。當然,還有一些學者運用折中的思路來看待社會資本,比如Foley & Edward(1999)認為社會資本即是“網絡加資源”。
值得注意的是,單獨的資源和單獨的社會網絡都不是社會資本。由于沒有加入行動者的動態因素,靜態的資源與網絡并不能為行動者帶來實際的效用。而在耿新(2010)等學者看來,作為社會資本載體的人、作為社會資本運轉渠道的社會網絡以及作為社會資本內容的潛在資源,這三者的動態組合共同詮釋了社會資本的內涵。因此,只有依托于人的行動而活躍起來的社會網絡及其潛在資源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集體還是個人。目前,社會資本的集體論被廣泛接受,而個體論只適用于對企業家社會資本等特定問題的研究。社會資本的集體觀點始于Bourdieu的研究,在他看來,社會資本是某個團體為了維持團體的團結和控制而進行的投資。集體社會資本往往具有明確的界限,體現了強烈的排外特征。然而,社會資本集體論的缺陷在于過分強調了社會資本的密集性和緊密性(林南,2001;劉少杰,2009)。集體的邊界和內部的團結僅僅解釋了社會資本的部分特征,社會資本還可以通過開放網絡間的聯結實現流動和增值。即網絡完全有能力將不同團體的內部社會資本進行連接。針對網絡間的溝通,Granovetter、Burt等學者都做了大量論證。
從辯證的觀點來看,個人與集體,其實是嵌入社會情境的兩個層次。個人是嵌入集體之中的,集體又是嵌入更大的社會網絡之中的。一方面,如果片面強調社會資本的集體觀點,就很容易忽略社會資本的行動主體―人。尤其在對企業社會資本的研究中,企業家個人的社會資本往往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如果過分看重個人社會資本,從而忽視了社會資本集合的整體效應,也是對社會資本理解的一種偏誤(王鳳彬、李奇會,2007)。
社會資本:結構還是行動。既然社會資本是嵌入社會網絡的投資,那么對于這一概念的分析究竟應該強調網絡結構的作用還是行動者個體行為的影響呢,傳統社會學理論并未達成共識。林南(2001)的研究只是盡可能折中了這一分歧。
林南的社會資本理論被稱為社會結構與行動的理論(劉少杰,2009)。他認為存在兩個核心問題,即個體如何在社會關系中投資與個體如何從社會關系中獲利。傳統社會資本研究強調了社會結構視角,而林南卻創新地加入了個體的選擇行為這一因素,從而統一了結構與行動的觀點,也更為真實地反映了社會資本的作用。正如他在《社會資本》一書中提到的,人的選擇行為存在于社會關系之中,而社會關系就是社會結構。因此,對于社會資本的研究,必須堅持在結構與行動的互動關系中層層展開。
結論
經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一方面,Granovetter的社會網絡理論及其嵌入思想強調了行動者通過社會互動所構建的社會關系網絡,以及這一網絡對行動者行為的影響。動態的行動者行動與靜態的網絡結構,二者共同揭示經濟社會現象的實質。另一方面,林南等人的社會資本理論,以資源、結構和行動為核心。在他們的理論體系中,資源是一切投資活動的目標,社會結構是投資活動的場所,而行動者及其行動是投資活動的參與者。因此,社會資本是一個包含了社會關系網絡結構與功能的動態變化的投資過程。正如劉少杰(2009)所說,社會資本不僅僅是一種客觀對象,更是一種實踐活動。換言之,社會網絡理論解釋了行動者如何通過社會關系中的聯結實現信息、資源的獲取以及能力的提升,這本就是一種結構與行動的結合。而社會資本的三個要點表明:第一,社會資本嵌入于社會網絡;第二,社會資本可以獲取增值資源;第三,社會資本也是一項投資活動(劉少杰,2009)。即社會資本是資本視角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反映了社會資源對于經濟體系的重要意義(陸德梅、朱國宏,2003)。
綜上所述,在本文看來,社會網絡理論與社會資本理論既有區別,又有聯系,二者對立統一,相輔相成。但中心點都是圍繞人與人的關系及其互動而展開的。因此,本文的觀點認為,社會資本就是基于信任的、依附于社會關系網絡的、可以為行為人帶來經濟資源的合作關系集合。換言之,社會資本最終將表現為能夠獲取的社會網絡及其資源,因而社會資本就是動態的社會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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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社會資本 企業社會責任 問題 對策
一、問題的提出
一直以來,社會主要關注企業在就業、贏利和納稅方面的功能,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能在改善生態環境、維護社會秩序、參與社會發展等社會問題上更多承擔責任已成為當今社會對企業的一項基本要求。進入21世紀,企業社會責任正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本投入,成為企業參與競爭的一種有效手段,成為決定企業能否在市場經濟(全球化)運作中取得成功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企業能創造經濟價值,但還應承擔社會責任。在必須正視社會責任的時代,只有把社會責任貫通于自己的管理理念、戰略和方法之中,才能使企業真正抵御風險、提升發展。履行社會責任是一種新的管理趨勢。從企業的管理發展看,當代企業的管理正在傳統的成本、質量和服務管理基礎上走向社會責任管理,道德水準正成為企業競爭的一個關鍵優勢。企業管理不僅是管理者的職能,而且是各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參與過程。當代企業管理的這種發展趨勢,要求企業能從社會角度考慮問題,把企業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責任結合起來,使企業的發展有益于環境、公眾和社會。
近年來,除了把企業同社會對立起來,不愿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外,我國已有企業開始重視社會責任,在企業形象或公益性活動方面有所投入。但是能夠做到詳細具體,系統深入地專門研究并在戰略層面長期規劃企業社會責任,使社會責任的履行與公司的整體發展相互配合的企業卻不多見。比如,國內企業也在做捐贈和慈善活動,但不少是外部行政力要求及尋求政府支持的結果,且考慮更多的往往是得到的回報。企業并沒有形成社會責任的理念和戰略,其行為的效果也往往是非持續的。管理學大師邁克爾?波特把企業社會責任分為兩類:一類是反應型的,一類是戰略型的。反應型社會責任的履行,往往是單純的公關或控制危害活動,雖能帶給企業競爭的優勢,但此種優勢往往難以持久。目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承擔多屬此類。戰略性地承擔社會責任,視承擔社會責任為共享價值的機會,既能給社會施加極大的積極影響,又使自己的經濟利益最大化。這正是我國企業的發展方向。
二、從社會資本視角看企業社會責任
1.社會資本與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的社會資本是指企業通過全方位社會關聯涉取所需資源的一種能力。主要表現在企業業績、聲譽、關系及企業文化上。社會責任的履行是一種社會資本的投入。投入社會資本可使企業提升形象,并在與社會互動中發現自身價值,產出各種效益。汶川地震后,王老吉就是成功的案例。
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進行社會資本的投入之所以可使企業樹立形象,產出收益。首先是因為這有利于提高企業聲譽。聲譽是企業的成功要素,聲譽好的企業的產品總是受消費者歡迎的。同時,也有益于優化企業內部環境。一個富有社會責任感、充分尊重員工人格和價值的企業可充分調動員工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此外,還有助于增進企業外部關系。良好的企業形象有助于吸引客戶和投資者,提高銷售量和顧客忠誠度,得到政府及社區幫助。最后,尤其重要的是,增強了企業防控和化解風險的能力。社會事項與企業利益相互關聯,互有影響。履行社會責任有助于企業對社會環境產生積極影響和有效控制從而使企業避險受益。
2.國際化與企業社會責任
國際上,企業社會責任已成為衡量現代企業管理成敗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西方,投資者投資企業,不僅要看公司的盈利情況,也要看企業社會責任。跨國公司為了影響投資者、顧客、社會團體和政府,越來越多地制定企業社會責任年報。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企業社會責任已成為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門檻。中國企業能否國際化,能否進入歐盟、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市場,需要看其能否符合這些國家的企業社會責任檢驗標準。如果面對諸如SA8000等企業社會責任標準常處被動,中國企業的全球競爭力就將被弱化。
三、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1.思想價值觀不與時俱進
世界已進入一個開放變化、多元整合的全球化時代,與此相應,企業及其領導者決不能再單純經濟地、單角單向度地經營管理企業,必須多元多面地整體把握企業,從戰略角度形成企業發展的長效機制。這需要以作為社會資本的社會責任為切入點,貫穿企業的全部經管過程,進行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利益相關者的持續不斷的互動,以發揮好企業社會責任對提升企業市場競爭力的作用。我國企業之所以很少能夠做到履行社會責任與推進企業整體發展的互動就在于價值觀念的滯后。在西方發達國家,企業已不單是一個企業人,而首先是一個“企業公民”。“企業公民”是企業的一個核心價值觀,即企業應該像公民那樣承擔社會責任。企業公民的價值觀被量化,越來越多的人投資 “符合道德規范”的企業,購買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的產品。
2.外部環境存在不利因素
當然,應當承認,我國一些企業,特別是一些可能對環境和社會產生影響的企業已開始認識到履行社會責任對企業發展的作用,也把“企業公民”作為企業的一個核心價值觀。但是,這些企業多是大型跨國公司,其價值觀的形成是跨國公司與包括各種環保、人權組織在內的非政府組織以及各種利益相關者之間長期博弈的結果。在我國,非政府組織功能缺失,弱勢群體代言人數量不足,對企業形成制衡的力量比較薄弱,企業缺少充足的外界推動力。政府的職能也有待于進一步轉變。因此,企業形成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價值觀需要克服不少困難。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企業社會責任是一個企業的價值取向的體現,關系著企業的長遠發展。一個成功的企業應該是具備良好社會資本,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在做好商業品牌的同時樹立起企業的社會責任品牌。
履行社會責任,企業可著手于以下幾點:
1.在價值層面上,形成社會責任理念
充分認識承擔社會責任與提高企業競爭力的一致性,并盡力實現企業社會責任由反應型向戰略型的轉變。在明確的戰略思想支配下,分析社會環境,考慮社會利益,參與社會活動,解決社會問題。
2.在機制運轉上,確立企業的社會責任主體地位
積極進行從政府和社會拉動向企業自主推動的轉型。因為,政府的宣傳和推動,社會環境和利益是把雙刃劍,既可推動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又會使企業陷入政企不分,導致腐敗,產生社會壓力。加大社會公眾、非政府組織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參與、監督和制衡力度,加強新聞媒體的宣傳和引導作用是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3.在全球化上,加強國際交往與合作
國際上,眾多的組織從事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咨詢和推廣應用,不少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對企業的社會責任有深入研究和豐厚經驗,積極與這些組織和企業建立關系,可以又快又好地、更快更好地推進中國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獲得不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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