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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最“有情”,卻又最最“無情”。對符合他們心聲的演出或他們最最喜愛的角色,他們可以如癡如狂,甚至奔走相告。而對他們不感興趣或不認可的表演,不但寡目無情,甚至“抽簽”就走,給演藝界留下了一個當代觀眾“難以伺候”、“難適應”、“愛挑剔”的心里陰影。在數十年的演藝生涯中,我以為:“江山代代有人出,各領數百年”。觀眾之所以喜愛你的表演,就是因為你能與時俱進地適應觀眾。觀眾不接受你,說明你的表演平淡如水,滿足不了他們的審美需求。那么,一段別具風格的唱腔,一段滲透現代觀眾心靈的表演,或一個激發觀眾欣賞情趣的道具運用……或許都能成為畫龍點睛之作。為劇情的發展、為主題的升華、為人物的確立、為演出的效應都能留下精彩的一筆。
無數事實說明,中國戲曲藝術不光是運用唱、做、念、打來塑造演出形象。能調動一切藝術手段,調動一切想象力或手法來活靈活現地刻畫人物、點綴人物,也是演員的功力和功底。比如,舞臺上的一切用具,都可成為演員手中的道具。而道具的靈活運用和巧妙設計,都能為揭示演員的心理、體現角色的情感、刻畫人物的個性、強化表演的節奏和加強舞臺表演的動作感、形象感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并使之對人物的刻畫入木三分、情趣生輝。
大型現代花鼓戲《山竹》,通過主人公山竹大愛無痕的道德情操,圍繞為己還是利人和什么是真正的人生觀、愛情觀、價值觀的主題,宏揚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該劇中,我扮演具有高度典型性的小農民王二——一個有不少缺點,令人可悲、可嘆、可笑卻又也還可愛的山民。戲雖不多,但也畢竟是一個角色。俗話說:“只有小演員,沒有小角色。”既然是角色,他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王二是一個老光棍,好酒貪杯、愛出風頭,喜歡一人悠哉樂哉、無拘無束、自鳴得意,還經常想揩油水,尤其想揩那些男人在外打工、常年留守家中的堂客們的油水。他又特別想揩漂亮女人山竹的油水。因長期的、性苦悶,他對所有的女人都想從中占點便宜。他時時自以為是,卻又處處遭堂客們奚落。可以說,他是一個愛耍小聰明的攪屎棍,一個喜歡窮快活,但又良心未泯、本質不壞的人。通過反復、認真、仔細、深刻地閱讀劇本、理解人物后,我認為,對一個唱段不多、臺詞不多、出場不多、戲份也不太多的小角色,除了吃透人物的心理,準確把握人物的表演尺度,真正走進人物的內心世界,一點一滴地感受與捕捉人物的藝術個性外,還必須借鑒外部造型來揭示人物。也就是說,還必須采取一種獨特的表現樣式來體現人物的心緒與情感,找到一種新的體驗、新的感悟、新的追求和新的外在表達方式。
演員表演的最高任務是千方百計塑造個性迥然的舞臺形象——即區別于其他人物的“這一個”,并“化身為角色”。對王二這個不大不小的人物,我必須從細微處著手,以“小”為切入點,把自己完完全全“化”在這個有點油氣的老單身身上。他唱腔、臺詞、出場不多,我就從充分運用道具入手。通過道具的運用來表現這一特色角色(導演說是“調味品”)的喜怒哀樂和行動目的及行為方式。并以此作為“調味劑”來調節舞臺氣氛,給乏味的觀眾來點興奮劑和“營養快餐”。
通過反復的琢磨,我給王二設計了三樣道具。一是一個放大了的(足有七十公分長)老頭樂——“癢抓抓”;二是一款變了形的二手手機;三是一個扎在褲腰帶上且日夜不讓離身的布錢袋。
第一場,為了表現他趁著夜黑天高,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深夜去獨守空房的山竹,我在“王二我趁著黑夜去調情”的唱段意運用了夸張變形的“老頭樂”這個道具。一上場,我握著它用戲曲的身段輕輕地撬開柴門;又用它形象化地驅趕惡狗為自己壯膽。當第一句唱詞“城里人的夜生活過得蠻帶勁”一出口,我便用一個“手腕花”把“老頭樂”輕輕抱在懷里,體現他對人家那種摟摟抱抱的渴望。當唱到“山竹長得實在俏”時,我將“老頭樂”在背上邊唱邊上下“舞蹈化”地摳癢,顯得十分舒暢和陶醉。當唱到“趁她男人不在家”時,我又將“老頭樂”連續在手指上轉幾個圈,玩幾個花,以示他一廂情愿的臭美。而當唱至“如何打開這扇門”時,我又將“老頭樂”在“抹了凡士林”的光頭上刮了又刮,體現他內在的矛盾心理和緊張的思索過程。最后,又以志在必得的心態,用“老頭樂”敲響了山竹的房門。我將這一道具形象、生動、詼諧地融入唱段中,不但揭示了人物的心理行動,深化了留守婦女嚴重的“規定情境”,又起到了情趣橫生的喜劇效果和劇場效應。更得到了“愛挑剔”的觀眾的肯定。
第二場,為了表現王二為取悅那一群留守婦女,順便從中占點小便宜,我就跟導演建議,把道具手機尺寸放大,以突出他想用手機拍照來獲得婦女們的青睞。這一段戲,我將變形的手機高高舉過頭頂,十分神氣地對堂客們說:“見過嗎?這是喜馬拉雅山來的進口手機。照出來的相,硬比那世界名模還要好看十倍。都照一個吧?”當遭到胖嫂的拒絕后,我又調整了持手機的動作和姿態,以一種挖苦和報復的態度反擊說:“我手機雖大,但冇得你的腰圍大。你咯號磨盤一樣的身材,我還不敢照,怕把我的手機屏幕漲開去!”表演時,我用一個雙手“托盤”的動作,以示胖嫂威猛的身軀;又用雙掌緊捂手機,以示對這個“專利產品”的高度保護。這一放一收、一大一小、一張一緊,全靠運用手中道具來刻畫人物細微的心態和營造觀眾喜愛的喜劇氛圍。至于那個緊緊系在褲腰帶上的粗布錢袋,其他場次我都用“特寫動作”隨時有意地捂住,還生怕人家看見,似乎比生命還重要。但在第六場,被女主人公山竹的真情實感和人品人格感動后鄉親們紛紛捐款時,我不但加大音量喊了一句:“慢點!”而且用一個大動作毅然取下腰間的錢袋快步向男主角林峰,用十分堅定的語氣說:“這是我賣烏龜王八賺的錢,都拿去。”并十分有力地放到林峰手上。然后,又取出“老頭樂”上下摳背,似乎完成了一項偉大的事業。這一些細節的處理,既揭示了人物的轉化,又升華了“世上有真情”的主題。尤其把戲帶到了一種難以比擬的情感,真正起到了畫龍點睛、滿堂生輝的藝術效果。
夏秋季節里的一天清早,我行走在通往鄉間的道路上。鄉下的空氣就是清鮮,任由你去大口呼吸品嘗,讓胸腔溢滿鮮爽的野外花草泥土的氣息,我陶醉其中,這感覺是身居城市里所沒有的。腳下是一條整潔干凈的水泥路面,道路兩旁栽種了一些說不出名字的花叢,艷麗受看,妝點著鄉間的道路,給行人帶來了心情上的輕松和愉悅。一片又一片綠油油的莊稼地,如綠色畫卷接連不斷的向你鋪展開來,好像隨時向你炫耀那作物旺盛的長勢,叫你耐不住寂寞的情緒。密集高挺的玉米稈隨你的行進而慢慢移動,就宛如威武的儀仗隊夾道歡迎你的到來。我似乎看見了一家家農戶院前屋后金黃的玉米堆成了小山,似乎嗅到了經過燒煮后那濃烈誘人的苞米香。我看著眼前青綠茂密的玉米林,忽地想起去年國慶假日到鄉下的情景――沿途好大一片玉米地,片片玉米葉卷曲著,顯露出金黃的玉米棒來,個個都顆粒飽滿,我當時還想,這么大面積的玉米地啥時能收割完?得需要很多勞力呀!正想著,看見附近空敞的玉米地里,一個男青年正坐在一大堆橫豎倒下的玉米稈旁休息。出于好奇,也為了解答我剛才的疑惑,我緊忙湊過去,主動跟他搭話。他正用毛巾擦著臉上的汗水,態度很熱情。通過閑聊,我從他樸實的話語中知道,原來他是從黑龍江特地趕來給老丈人家幫忙的,兩位老人身體不大好,家里又缺少人手,活多忙不過來。他說在那邊做點小生意,他還要在這里干一段時間再趕回去。我深表同情,也從心眼里欽佩他。
這里屬于山區,到處溝溝坡坡,不像平原地區適用機械化作業。現在許多農村,大凡男青壯勞力都基本出外打工,他們不情愿成年累月在家務農,他們向往城市的繁華,要進城市發展創業,實現自己美好的理想,所以常年在外務工,而在農村留下來的只能是一些老人、婦女和兒童,田地勞作需要管理,一定程度影響收成,這是一個十分緊迫現實的問題。當然,近年來,國家非常重視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大搞新農村建設,相繼出臺農民生活保障政策,增加糧食補貼,提高農民養老金和醫保優惠待遇,特別是對農民工的待遇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留守親人的后顧之憂,惠民政策深入人心。農民得到了實惠,極大激發了農民種糧積極性。農民在黨的好政策驅動下,通過勤勞智慧發家致富。幸福的陽光照耀在億萬農民的心坎,他們正滿懷信心奔走在富裕的康莊大道上。
走了一段路,見到道路兩旁宣傳墻很有鮮明的鄉村特色,有古詩文書法,水彩風景畫,還有特大字體書寫的相關農村政策的宣傳標語格外醒目,吸引你的眼球,會讓你情不自禁駐足觀賞。眼前色彩繽紛的墻壁,就是一條立體文化長廊,透視出農村精神文化建設發展進步的成就。天藍日麗,清風拂面,道路上不時有轎車從我身旁駛向鄉村里。我粗略判斷他們是到鄉下游玩的吧!現在村里鄉下都陸續建起了休閑度假村,度假山莊,許多城鎮人都到那里休閑旅游。為方便游客,鄉鎮間還設有專線公交車、小巴車,定點往返。這時,一對男女青年從一戶農家庭院里走出來,男的推著一輛嶄新漂亮的摩托,神態充滿自信;女的穿著時尚,肩上挎著一個同樣時尚的皮包,笑意盈盈。隨后,女的坐在后座雙手摟住男的腰,顯得柔情百媚。隨著震耳欲聾的油門“突突”聲,摩托飛快疾駛,轉眼間消失在道路的遠方。我好羨慕他們的瀟灑浪漫。今天的農民腰包都鼓起來了,蓋新房,買汽車,去旅游,他們也要追求一種高質量的生活了。
摘要:中國經濟維持7%以上的中速發展過程中,政府將有更多精力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城鎮化創造很多就業機會,帶來大量的市場需求,是最大的潛在內需和持久增長的動力源泉,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機遇。城鎮化中注意防止過度城鎮化、大都市病、房地產化、農民工過度邊緣化、有速度質量的城鎮化等問題。城鎮化應該建立在堅實的產業基礎之上;與信息化、工業化深度融合,發展智慧城市;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推動沿海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和農民工向流出地的回流。
關鍵詞:經濟結構調整;擴大內需;城鎮化與信息化、工業化整合;城鎮化與農業化協調
中圖分類號:f249.2
一、中國城鎮化機遇
研究機構預測2012年的gdp增長接近8%,筆者認為比較客觀,但對2013年9.3%的預測,則認為過于樂觀。對新一屆政府來講,寧可“低開高走”,不要“高開低走”。想要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比較容易,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形勢下,中國依靠天量的財政、海量的信貸以及“樓市、車市、股市”的超常增長使得gdp增速為8.7%。“十二五”規劃中gdp增速目標是7%,2012年一季度增長8.1%,二季度增長7.6%,三季度增長7.4%,前三季度平均增速為7.7%。2012年中國經濟前三季度7.7%的增長是在擠壓房地產泡沫和擺脫過度依賴外需的基礎上取得的,這是一個很好的速度。中國經濟維持7%以上的中速發展能保障經濟穩定、可持續、健康的發展。中速還可以使政府有更多精力放在調整經濟結構上。目前中國經濟有六大機遇:人口城鎮化、產業高端化、企業信息化、發展低碳化、經濟服務化、經營國際化,而最大機遇是來自城鎮化。“十”報告首次提出“四化”要同步發展,即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要同步發展。這種同步的四化是“新四化”,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其中工業化的核心是要實現創新驅動。為什么要同步發展呢?剛剛結束的美國總統競選中,羅姆尼曾嘲笑奧巴馬:中國gdp增長率達到7.8%,而美國gdp增長率才1.3%。事實上,美國是城鎮化完全飽和下的經濟發展,城鎮化水平的差別是兩國經濟發展速度差異的重要原因。美國的農民占總人口的比率不足1%,而中國有9億農民。危機期間有人寫了一本書《誰來拯救美國?》,答案是9億中國農民。9億中國農民從農村走向城鎮可以創造很多就業機會,帶來大量的市場需求。城鎮化是中國最大的潛在內需,也是持久增長的動力源泉。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有六大機遇:人口城鎮化、產業高端化、企業信息化、發展低碳化、經濟服務化和經營國際化,其中最大的機遇就是城鎮化。當然,人口因素對中長期經濟發展來說,其作用有雙重性,從人口城鎮化角度看,是經濟發展的最大推動力,但從人口老齡化角度看,又是最大的制約,“用工荒”現象就顯示出人口因素對城鎮化發展的影響。
二、中國城鎮化問題
要將中國的城鎮化這件好事辦好,需要“五防”。即一是防止城鎮化拉美式陷阱,避免過度城鎮化;二是防止特大都市的“大城市病”,避免人口過度膨脹;三是防止過度利用“土地紅利”,謹防“城鎮化”變成“房地產化”,避免過高地價推高房價;四是防止農民工過度邊緣化,避免“半城鎮化”過高的社會代價;五是防止城鎮化快而不優,避免“有速度無質量”的城鎮化。
(一)防止城鎮化拉美式陷阱,避免過度城鎮化
2000年,巴西的城鎮化率已超過了80%,但是極端的城鎮化也帶了很多問題,里約貧民窟里居住的人口超過200萬,貧民窟里槍支泛濫,時常缺水斷電,所謂的廁所更是天方夜譚。巴西申辦奧運會最大難題是治理貧民窟,如果貧民窟不治理好,這個國家在奧運大型運動會期間很難運行。我國在城鎮化的進程中,也出現了幾種不好的城市形態:一是“睡城”,比如北京的通州,每天30萬人口在同一時間出城上班,又在同一時間下班回城,造成嚴重的交通堵塞;二是“死城”,白天有人晚上沒有人,只有產業沒有城鎮人口;三是“鬼城”,比如鄂爾多斯,耗資50多億打造面積達32平方公里的內蒙古康巴什是一座豪華新城,基礎設施一應俱全,但同時也成了一座無人居住的“鬼城”,街上的清潔工人都比行人多。還有些地方,一場“農民被上樓”的運動正在發生。無數的農民正在“被住進”集中建設的樓房,農民的生活方式城鎮化了,但農民的生產方式卻沒有城鎮化;農民上樓了,但農民的雞、狗、羊等卻不能上樓。農民沒錢交衛生費、物業費等,“被上樓”的農民寧可睡在羊圈里也不睡在樓房里。這些都是城鎮化與工業化嚴重不同步的后果。
(二)防止特大都市的“大城市病”,避免人口過度膨脹
有關研究表明,中國15座主要城市居民每天上班單行比歐洲多消耗288億分鐘,折合4.8億小時,如果按照上海每小時創造財富2億元的標準來折算,15個城市每天損失近10億元人民幣。如今在北京,一場小雨就能造成北京交通嚴重阻塞,一場暴雨就足以使北京交通癱瘓。2011年下半年,世界衛生組織(who)首次公布了全球1100個城市空氣污染的調查報告,北京的空氣質量更是“千里之外”,排在了第1035個,在100個首都排名中也屬倒數。
(三)防止過度利用“土地紅利”,謹防“城鎮化”變成“房地產化”,避免過高地價推高房價。
當前高房價是阻礙城鎮化的一大難題,而高地價和高稅費在房價中所占的比例超過了70%。面包貴是因為面粉貴,“城鎮化”變成“房地產化”,導致地價推高房價,并且出現了人口快速城鎮化、土地高速非農化以及農村嚴重空心化,這與四化“同步”的理念完全不相符。過去10年,中國人口城鎮化遠遠滯后于土地城鎮化,城市建成區面積增長了69.8%,城市建設用地面積增加了75.1%,但城鎮常住人口僅增加了28.7%。城鎮化也明顯滯后于工業化,2010年我國城鎮化率為49.68%,而非農產業占gdp的比重為89.8%。
(四)防止農民工過度邊緣化,避免“半城鎮化”過高的社會代價
雖然目前我國城鎮化率已達51.27%,但城鎮戶籍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卻只有約38%,這意味著1.8億生活在城鎮里的人沒有城鎮戶口及享有城鎮居民待遇。大量的“鐘擺式”和“候鳥型”人口流動造成了巨大的社會代價。目前,我國約兩億農民工中的80%是單純的勞動力轉移而非家庭式遷移,家庭生活重心仍保留在農村。這樣帶來的后果是三留人口及空心村等。數據顯示,在農村人口中有5000萬留守兒童、4000萬留守老人、4700萬留守婦女,失地農民大約4000萬~5000萬。這種不合理的農村勞動力轉移犧牲了“三代人”的幸福。
(五)防止城鎮化快而不優,避免“有速度無質量”的城鎮化
何為新型城鎮化?新型城鎮化不應是鋼筋混凝土的簡單堆砌,而應是農民市民化的轉型;不應是城鄉二元結構的割裂,而應是城市生活方式向農村的推進;不應是工業化被動牽引下的人口候鳥式的遷移,而應是家庭式移民和農民工回歸推動
工業產業布局;不應是以環境污染為代價,而應是打造綠色生態和智能科技的新宜居城市。
三、中國城鎮化發展路徑
中國城鎮化的發展要與要與新“四化”同步,具體路徑主要有以下四點。一是城鎮化建立在堅實的產業基礎之上,實現工業化與城鎮化的良性互動;二是信息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深度融合,發展智慧城市;三是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通過農業現代化滿足城鎮化所需要的勞動力需求;四是推動沿海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和農民工向流出地的回流,縮小地區差異,緩和特大城市人口膨脹。
(一)城鎮化建立在堅實的產業基礎之上,實現工業化與城鎮化的良性互動
城鎮化要建立在堅實的產業基礎之上,不能搞“空城計”,要實現工業化與城鎮化的良性互動。工業化為城鎮化提供一定的經濟基礎,帶動了城鎮化的發展。城鎮化一般以產業發展為背景和推動力。在西方發達國家,合理的城鎮化進程基本都是建立在產業發展的基礎之上。現階段我國工業化仍處于中期向后期高級階段轉變的過渡時期,在城鎮化進程中,要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為城鎮化奠定基礎。
(二)信息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深度融合,發展智慧城市
實現信息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深度融合,提高城鎮化質量,發展智慧城市。十報告特別提出,要以改善需求結構、優化產業結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進城鎮化為重點,著力解決制約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大結構性問題。目前,上海外來人口有900萬,北京外來人口有700萬。因此,在城鎮化的發展過程中,不僅要重視“量”的擴大,更要重視“質”的提高,要由重數量的外延式擴張到重品質的內涵式發展,建設“幸福城市”、“智慧城市”、“和諧城市”。“智慧城市”是信息化、工業化與城鎮化的深度融合,有利于我國內涵型城鎮化建設,有利于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有利于推動我國發展方式轉型,有利于搶占未來國際競爭制高點。
(三)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通過農業現代化滿足城鎮化所需要的勞動力需求
只有減少農民,才能富裕農民。傳統意義上的農業現代化就是農業規模化和資本化,但是得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中國的農業人口必須大幅度減少,要讓更多的農民進城,促進農民“市民化”。美國農民不足1%,日本農民不足5%,而我國農民占比將近50%,農業規模化談何容易。
(四)推動沿海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和農民工向流出地的回流,縮小地區差異,緩和特大城市人口膨脹
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已經不能夠容納更多的人,應該把其他類型的城市發展起來,來疏導大城市過度膨脹的人口。十報告也提出,要科學規劃城市群規模和布局,增強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產業發展、公共服務、吸納就業、人口聚集功能。重慶的“十二五”規劃就提出,建設四級城鎮體系架構:一級是主城區特大城市,二級是6個大城市,三級是25個區縣城中等城市,四級是100多個小城鎮。我認為,其中最有潛力的就是縣城中等城市。把縣城作為中等城市來建設,這樣可以疏散特大城市的人口。現在農民工融不進城市,像北京這樣地方,給他們戶口也沒辦法完全融入進去,但是他們又回不去農村,所以很多農民十分糾結。要通過沿海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引導農民工回歸,鼓勵“農海歸”(由沿海回歸流出地創業就業的農民),實現產業和勞動力雙轉移。引導和鼓勵農民工以創業帶動就業不僅能夠解決自身就業,而且在擴大就業方面具有倍增效應。在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我國有幾千萬人失業,外國人都感到很震驚,但是我們是如何解決這部分失業人員的呢?主要是通過農民工回鄉創業以帶動就業。富士康從深圳遷移到鄭州,帶來的直接和間接增加的用工需求,保守估計不少于50萬人,產生了強烈的就業帶動效應,并且改變了人口流動的格局,現在鄭州本地打工比例已經超過了外流勞動力的比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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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時代的物質出路與精神出路
“在路上”這個語詞的風行始于1957年美國作家杰克·凱魯亞克的自傳體小說《在路上》:一伙追求個性自由的青年男女開車橫穿美國,行程中的所見所聞,使他們的思想、心態隨之發生了種種變化。20世紀60年代初,許多美國青年也是這樣在州際高速公路邊大拇指向下,向司機示意搭車,藉此穿越美國廣大的地域,以行走的方式認識美國社會。
如今的中國社會,市場經濟的喧囂統治和擠迫著一切,城市日益淪為各種平庸文化的集散地,到處都是為物質奔忙而精神失衡的人。在這樣一個經濟、社會大轉折期,各種思潮混雜交錯,許多有志青年試圖通過“行走”的方式思考社會的走向和一己的人生——物質上沒有出路的時代,精神尋找成為一種出路——浪跡天涯是人生的敘述方式。艱苦的長旅中,自我與大地保持了一種詩意的關系。
1984年,河南的劉雨田成為首位徒步走完長城全程的人;1985年,32歲的堯茂書在無后援的情況下,在長江上漂流了1100公里,行至金沙江通伽峽段時船扣人亡;1988年始,上海的余純順徒步中國的23個省、市、自治區,行程4萬多公里。1996年,46歲的余純順因走錯路線,在6月地表已達70度高溫的羅布泊沙漠中因干渴脫水而亡。
那時、那一個年代,我的心也常常“在路上”。我曾寫道:“漂泊是我們的生活方式,漂泊也是我們對生活的一種態度。一種原始的和本源的力量不斷催促我們一次次踏上孤旅。每一個漂泊的目的地都是漂泊的一個后果,預測這個后果的最好辦法就是去創造漂泊,不斷踏上未知的旅程,或者說不斷地在移動。”
“在移動中堅守著人類的精神高地。移動中的許多個夜晚,移動者懷著驚異的心情聆聽天籟的同時,也在通過獨自面對大地和星空找出有關生存的真理……在這一過程中,最原初的記憶業已恢復,最深的根源業已掘出。”
然而,千千萬萬曾經被“堯茂書們”激動過的大眾,他們的激動很快就冷卻了——激情并不可靠,如果沒有不斷深化的思想質料作為給養,激情很容易被曠野里浩大的風吹息。而“在路上”者自己也會在一個個霧氣籠罩的寂寥與充滿憂悒的雨霽中,生出對生命的意義、價值諸方面的惶惑和茫然。
當然,這不是要否定“在路上”者,恰恰相反,“在路上”者孤獨的精神會讓我們生出難以釋懷的敬意:當失敗不可避免時,失敗顯出了它的悲愴和瑰偉。
在路上的欣悅
在曠野里聽雨、望云、觀星并不都是那么詩意;鞋中的一粒沙子都要他們在前行中步步承受。隨著行程的完結,“在路上”似乎失去了證據;隨著“行路者”的消亡,“行路者”猶如從來不曾存在過。留下的只有在“走”中的仰觀俯察和內心思緒變化的種種精神線索:沮喪、絕望與信心的回升,以及以如許代價才見到天地之大美后的那一種明亮的憂傷。
當時日消逝,遙遠的在場、富于彈性的生命、聚散隨風的早年心像、一處處曾經駐留的驛站……都只能通過回憶完成。每一次回憶都是霧靄中一波波溫馨的晚潮。
我自己有過這樣的回憶。在鄉下的時候,村長指派我每天到公社去拉飼料。臘月里,寒星還凍在天上時,就牽上老牛去飲水,套上車出了村口上了道,太陽還沒出,就這樣吱吱呀呀慢慢騰騰地顛著。經常是打一個小盹忽又驚醒,因為土路窄,兩旁是溝,迎面來了大車,小牛車非給擠到溝里去不可。
秋涼時節,抬頭高粱地,雁陣在前方。老牛回頭哞哞沖我叫。上坡、下道、繞過長滿葦草的鍋底坑,木棍猛敲牛腚,向著開闊的漫崗地撒個小歡。這一刻內心特別敞亮。原來我和前面的老牛一樣,都活在眼下。
這種“在路上”的內心欣悅是眼睛看不見耳朵也聽不到的。在與大地的親近中,不斷澄清原有的疑惑并滋生新的體驗,不斷進行自我定位,進行道路和思想的雙重探索。可是,誰愿意來赴這場宴席呢?誰能認識到這場宴席的價值呢?誰愿意離開都市的繁華而選擇這樣的宴席呢?
生命是一種被流放
《憤怒的葡萄》是我在上世紀80年代初讀的。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作家斯坦貝克隨大批破產農民一同向加州遷徙。“五千戶農民即將餓死,情勢尖銳緊迫!”沿途所見令他極為震驚。這以后,斯坦貝克站在底層的立場上寫出了為弱勢群體說話的長篇。小說中,約德開著破汽車載著全家背井離鄉橫穿沙漠,從風沙侵襲久旱無雨的俄克拉荷馬州到加州去討生活。斯坦貝克由此展開了大蕭條時期美國社會的廣闊畫卷。
契訶夫的《薩哈林島旅行記》也曾帶給我很大的震動。1890年,為了調查薩哈林島上那些被沙俄流放的囚犯,契訶夫忍受著肺病和嚴寒,坐小船漂過洶涌的西伯利亞河,行程六個月……《薩哈林島旅行記》讓我找到了自己認定的“走路”方式。迎著電視臺的鏡頭,并通過鏡頭告訴公眾:我在走路,這是一些人喜愛的方式。然而在我心里,“走路”本是一個人的營生和一件非常私人化的事——名聲是微不足道的。
1986年我赴山東臨沂地區調查那里的旱情。沂蒙山區歷史上有“四塞之崮,舟車不通,外貨不入,土貨不出”之說。我進到那里時,尚有近兩千個村莊不通汽車。攀上頂端平坦的崮子下望,周遭是一片連天的灰黃。一個掮著鐵桶的老漢從很遠的小路走來,在山腰撥開堿蓬和蒺藜,把桶接在石縫下,泉水滴滴答答敲著桶底……老漢躺在桶邊上睡熟了。差不多有兩個小時,一只小甲蟲橫穿過老漢布滿褶子的臉,他醒了,坐起來向桶里望去,只接了小半桶水……
我與自己的約定是:在寂靜的視野中平靜地觀察并記錄尋常百姓為了生計、為了信仰或是為了尋常生活,攀爬高山、涉流水,走阡陌縱橫的鄉道,走船以載之的水道,走山澗中巖羊踩出的已經風化成沙礫的碎石道,走雪原中通向炊煙繚繞的屯子的雪道,走儲木場鋪到江邊為運木船、為抬原木而臨時鋪就的木道,走丘陵漫坡草場上蜿蜒至炮臺云朵間的悠悠盤山道……在道路上會采擷到種種的鄉間軼聞、族群細節。熱土父老的生存境況與精神負累也都會有諸多的鋪陳。
美籍波蘭作家切斯拉夫·米沃什在為約瑟夫·寇德卡的畫冊《流放》作序時寫道:“既然‘流放’是20世紀最基本的特征,那么作為一個要真實表現民眾的藝術家,他自己的生活也必須處于某種意義上的‘流放’。”所言與“在路上”有些相近,你表現“在路上”,你自己當然也要“在路上”。你“在路上”是為“在路上”者進行“聲音的傳遞”。你要閃躲那些公共感嘆并用獨特性對自己進行支撐。你要深切地理解他們,莫要把他們的聲音給傳遞歪了。
那么,都傳遞些什么呢?蹲在門口認真地往嘴里扒拉高粱米粒兒;扁擔鉤鉤住水桶,吃力地拽上來一桶清水;蹲在一旁看老馬在石槽里吧唧著嘴;圍簾里高高地裝起3000斤玉米,三匹馬過高土坎時大口地喘,左右亂撞,車老板吼著抽打著;“喜鵲亂叫大雨要到”,用木橛子刮锨上的黏土的漢子正仰頭看天——地都干成了老婆子臉,爽爽地下一場才好哩。
就是這些家常日常庸常,就是這些艱辛卻并不以艱辛為艱辛的一切,就是因為抱著“有享不了的福,沒有受不了的苦”的想法,農民希求的僅僅是小小的、簡單的幸福。這也是一代代現實主義作家、畫家表現過的。
許多人一提到現實主義就覺得落伍,以致現實主義已經成了一個“隱蔽的傳統”。事實上,不同形式在思想和藝術上都有寬廣的上升空間,也用不著去刻意區分,重要的是合適于自己。攝影也并不曾發明過什么,它只是以鏡頭這種方式打撈著當代視覺資材的流失。
誰都不能無視和有意擱置鄉村劇變。在中國鄉村延續數千年的道德、價值觀,延續百多年并孕育了無以計數的鄉土文化、藝術的鄉村文明,今天不但已呈頹勢且已大面積潰敗:婦女臨流在青石上搗衣,老漢在磨房推著碾子,豆腐坊飄出了豆香,冬日的鐵匠鋪前聚攏著曬太陽的農民和在他們腿間穿來穿去的狗、雞……如許的出作入息式的鄉村田園素描,在日常的鄉村生活景象中已越來越少。還有那些傳承了幾千年的民間技藝——鄉里的石匠、窯匠、漆匠、竹器匠、小爐匠、紙扎匠……極少有年輕的后生愿意去學了。即便是曠遠的西部,機器的囂聲也在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