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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經濟政策措施范文

如果從2007年4月，主營次級房貸的美國新世紀金融公司倒閉算起，次貸危機已經蔓延了整整20個月，而且愈演愈烈。最新經濟數據顯示，金融市場的劇烈動蕩已經波及到實體經濟，許多國家都試圖通過市場注資、機構接管、存款保證等措施力求將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不利影響降到最低，但情況卻不很樂觀。美國：占美國經濟總量約三分之二的個人消費開支出現下滑，商品零售額已連續三個月下降，9月工業生產創34年來最大跌幅，汽車銷量創1991年以來最大月度跌幅，失業率從年初的4.7％上升到9月份的6.1％。日本：在反映經濟景氣的11個指標中，出口、生產和就業等6項指標均出現下滑，這是1998年4月以來首次出現這樣的情況。日本9個區域的經濟狀況與一、二季度相比均呈惡化趨勢。英國：16年來經濟首度收縮，銀行倒閉、股票下跌和英鎊貶值，房地產市場低迷，汽車銷量下滑，零售業銷售疲軟，第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比前一個月下降0.5％，這是1992年以來英國經濟首次出現收縮。

受到國際經濟環境的影響，中國經濟從2008年3季度開始也出現的較為嚴重衰退，主要表現在四方面：一是投資增速明顯放緩；二是消費需求增長逐步放慢；三是出口增速大幅放慢；四是企業盈利能力明顯下降。

二、金融風暴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美國是典型的低儲蓄高消費的國家，其經濟發展對債務存在高度的依賴性，次貸危機導致其國內市場信用級別下降，流向美國的國際資本減少，從而建立在國際資本流入基礎上的美國國內需求也因此而下降。與美國相反，中國目前正處于高儲蓄的狀態之中，外部需求的增長成為國內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國內經濟對外貿的依存度較高。目前，美國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中國每年對美出口量占中國出口總量的百分之二十。當因美國經濟增長乏力導致的國內需求下降發生后，其對中國商品需求的增速也將下降，這將對中國的出口貿易增長造成抑制作用，從而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

此外，從全球市場的角度看，在次貸危機的影響下，發達地區受到打擊最大，在美國對中國商品需求下降的同時，歐洲以及日本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也會相應下降，使得外向型經濟主導下的中國經濟產能過剩的問題越來越突出。盡管中國出口結構升級和出口市場的多元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外部需求變化對出口的影響，但是較高的出口依存度將使中國經濟在美國消費走軟情況下難以獨善其身。

三、政府的應對措施

第2篇：新經濟政策措施范文

關鍵詞：日本經濟；政策困境；政策組合；

日本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其經濟也在二戰中遭受重創。在戰爭的廢墟中，經過近10年的艱苦奮斗，日本經濟在50年代中期恢復到戰前水平。從1955年到1973年，日本經濟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進入高速增長時期，并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日本經濟的奇跡得益于政府持續的貿易立國政策和企業群體在此基礎之上建立的發展戰略及其增長機制。截至2002年末，日本在三個重要領域仍居世界第一：外貿盈余達9.9萬億日元，是外貿順差最多的國家；外匯儲備4697億美元，是外匯儲備最高的國家；對外凈資產(純債權)余額達175.3080萬億日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

日本經濟的衰退始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受“泡沫經濟”破裂的影響，日本經濟進入持續衰退期。1992年日本gdp增長率為0.4%，1993年0.5%，1994年0.6%；1995和1996年經濟分別增長3%和3.6%，經濟出現短暫復蘇跡象，但1997年員增長0.1%。日本經濟在步入二十一世紀后依然不見起色，2001和2002年的gdp增長率分別為-0.9%和0.0%。

目前從總體上看，低迷之中的日本經濟仍然存在通貨緊縮、企業經營困難、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巨額的銀行不良債權等諸多問題，經濟復蘇之路依然坎坷。為遏制經濟衰退，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然而，由于深層次的結構和體制問題沒有解決，這些政策措施很難奏效，使諸多激活日本經濟的政策措施陷于困境之中。

一、政策困境分析

激活日本經濟的政策措施主要分為兩類：即反周期政策和經濟結構調整政策。反周期政策側重于刺激社會需求，結構調整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社會供給。但是，這種劃分不是絕對的，二者既有相互重疊的部分，又有自己獨立的運行機制。

1.反周期政策困境

反周期政策是小泉內閣之前日本政府的主要政策措施，即長期的低利率甚至零利率政策和持續大量的財政投入。

1.1貨幣政策

亞洲金融危機后，日本央行曾在1999年2月至2000年8月間執行過“零利率”政策，以防止日本經濟墜入螺旋式下降狀態的通貨緊縮。目前日本金融市場上短期利率已接近于零，下調空間非常有限，加上銀行借貸，企業惜借，使得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靈。然而銀行放貸并不是傳導貨幣刺激因素的唯一途徑。通過提高通貨膨脹預期，提高資產價格，實行數量貨幣擴張，即增加貨幣供應量，仍然可以使貨幣政策在利率為零的情況下發揮效力。但是，這一以日元貶值為主旨的政策受到來自三方面的壓力：一是日本貿易順差已經非常龐大，日元貶值將傷害其貿易伙伴和周邊國家；二是日本銀行擔心數量貨幣放松政策一旦無效，就會傷害其信譽；三是大量的貨幣化為債務會導致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賬。

    1.2財政政策

過去10年里，日本政府一直在推行增加公共投資、減稅、實施追加需求等財政政策促使經濟復蘇，但是日本的做法囿于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和一般性制造業的設備投資。1992至1996財政年度的5次減稅和增支措施都收效甚微。因此，10年中雖然依靠擴張性財政金融政策，經濟有過兩次暫短的回升(1991和1995—1996)，但當擴張性的財政金融政策執行一個時期后作用遞減，或政策力度減弱時，回升勢頭就不能持續下去。持續大量的財政政策的正面效應不足，負面效應有余。1992年至今，日本政府已經先后實施了10個旨在擴大公共開支以刺激經濟的方案，共耗資約128萬億日元，致使日本現時的國債超過650萬億日元，相當于gdp的1.3倍。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計，2005年日本的國債將上升至gdp的150%，因此，日本政府已經沒有多大財力再大幅增加公共開支，繼續采用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余地已經很小，難以直接形成新的社會需求。

2.結構調整政策困境

結構調整政策是小泉純一郎的主要政策措施，意在實施經濟結構調整，削減反周期政策力度。結構調整政策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即產業結構調整、大小企業結構調整和銀企關系調整。

2.1產業結構調整

產業結構調整主要解決的是產業結構升級和主導產業轉換問題。這兩個問題實際上是產業結構調整的兩個方面，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是信息產業做主導。

20世紀后半期，世界經濟的產業結構中重大的變化是制造業的逐步成熟，并因此引起制造業在經濟中地位的下降。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歐美大多數工業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在經濟中的比重都下降到20%以下，而日本在24%左右。與之相對應的是日本產業結構的不合理，這種不合理集中表現在服務部門：包括建筑、批發零售，房地產與金融服務業等等。這些行業(不含金融業)占用了日本銀行總信貸的56%，卻只貢獻了國民收入的32%。日本85%的不良貸款都由這些服務行業產生。這些行業長期受政府法規與政策的保證，不對外開放，沒有像制造業一樣經受國際競爭的檢驗。尤其是日本的金融體系，與其發達的制造業相比，明顯地落伍。金融體系機制的薄弱，經營的不善，使國內高儲蓄得不到合理的利用，并造成了大量的不良貸款。金融體系不健全，導致了資本配置的低效率。在90年代，美國企業的平均股權資本回報率為20%以上，德國約為14%，而日本卻只有4%。

  

從中長期看，制造業在后工業化社會經濟中的地位應當逐步相對下降，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意味著經濟中沒有新的更有活力的產業出現，整個經濟可能將陷于停滯狀態。日本目前正陷于這一窘境，盡管它的制造業產品競爭力仍然很強，如在全球最大500家工業企業中日本企業占29%，與美國的31%差不多。很多日本人稱90年代是“失落的十年”，但是日本制造業通過艱苦的企業重組和技術重組，其現場制作生產率名列世界第一，綜合競爭力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現場制作能力和創新能力對于一個國家的經濟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基礎。因為不管是傳統產業還是新興產業，不管是在工業經濟時代還是在知識經濟時代，都離不開制作，而這正是日本制造的強項。比如模具制造，是汽車生產中必不可少的基礎技術。美國的三大汽車巨頭使用的軋制模具都是日本制造，因為美國造的模具軋制3萬次，就磨耗得不能再用了，而日本造的模具可以軋制6到10萬次。此外，精密儀器和質量控制也是日本制造的強項。所以，日本制造業的產品可以大量出口，有持續不斷的貿易順差，但它的整體經濟仍然在近10年中持續地低增長或負增長，至今難以復蘇。日本結構調整的根本困難在于它的服務業沒有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導產業，制造業在經濟中的地位依然很高。與前幾屆政府一樣，小泉政府認為未來日本經濟的主導產業是信息產業，并提出要在五年內使日本成為世界領先的it大國，其新經濟政策也包括了推進“it革命”的具體措施。目前，一項名為“電子日本”的項目正在實施中。日本政府計劃耗資370多億美元，在全國建立龐大的電腦網絡系統，并通過改善光纜繞路來提高網絡的速度與質量，同時提高信息科技水平。事實證明，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不但對日本經濟走向復蘇起到了促進作用，并且沖擊和改造著現有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總務省公布的2001年“信息通信白皮書”說，2000年日本信息產業取得了飛速發展，社會信息化的進程正在加速，信息技術革命正在向經濟、行政和國民生活等社會各個領域滲透。

但是，發展信息產業畢竟是一項長期社會經濟計劃，加上起步較晚，人才及其知識結構還需要一個轉型階段。因此產業結構調整政策對于解決目前的經濟困境不會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2.2銀企結構調整

二戰后日本長期實行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戰略，并相應建立了適合標準化大生產的企業制度以及受政府嚴格管制和充分保護的金融體制。實業企業與金融企業相互持股，實體企業以銀行為后盾，追求的是企業和員工的生存與發展，而不是股東利益最大化。

在這種制度下，企業盲目擴張和銀行濫發貸款導致企業和銀行的經營風險最終轉變成全社會共擔的風險，形成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泡沫經濟”，使得日本銀企結構關系的內在缺陷暴露無遺。日本政府公布的數字顯示，即使經過1999年3月至2000年9月的集中治理，日本銀行的不良債權仍有32.9兆日元(約合2630億美元)，而且銀行的壞賬準備金也明顯不足近兩年來，日本政府雖然在經濟金融改革方面采取了一些積極措施，但至今尚未產生明顯的效果。

小泉政府經濟結構調整的政策之一就是盡快消除日本銀行的不良債權，并聲稱要在3年內處理銀行的壞帳問題。就短期而言，這些結構性改革措施將不可避免地引發較大面積的公司破產與失業率的攀升，加大通貨緊縮壓力。據估計，為達到處置24兆日元銀行不良貸款，預計可能會使日本失業率增加0.5至1個百分點，減少gdp增長率0.75至1個百分點。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反周期政策最多只能暫時刺激總需求，而不能解決許多行業尤其是服務行業的低效率問題。如果資本回報率上不去，日本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會隨其人口不斷老化而持續走低，其債務(政府公債與銀行體系的壞債)狀況亦會進一步惡化，經濟前景依然是日落西山。結構調整政策雖然長期會繁榮經濟和就業，但是在短期內會加劇通貨緊縮，在日本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削減公共投資措施只會加劇經濟的進一步下滑。同時，寬松的貨幣政策是在清除壞帳的前提下，避免新的壞帳積累。但統計數據說明，新的壞帳幾乎等于銀行清除的舊的壞帳的總和。

二、政策組合出路

所謂政策組合主要是指反周期政策和結構調整政策的組合。在一種經濟背景(工業化經濟或信息化經濟)下，在經濟上升的大趨勢中，利用反周期政策進行微調是較好的選擇；在一種經濟背景發展到頂峰時期，進行經濟結構調整是最佳時機。由于兩者產生效應的經濟背景不同，加上日本錯過了進行經濟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期，因而在經濟轉型時期，就不能一味強調某一方面的政策，而是既要抓住長遠目標，又要解決現實困難。

在橋本隆太郎主政時期，日本經濟就很不景氣。日本曾經就“景氣優先”還是“結構改革”優先的問題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實際上，景氣對策與結構改革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僅僅依靠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無法使經濟真正走上復蘇軌道的。況且，在目前財政負擔沉重不堪并已幾乎接近崩潰的邊緣，而利率已再無下調空間的情況下，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結構性改革必須同時配套進行，金融領域的結構改革問題和產業領域的結構調整問題應當同時進行。具體的措施可以因地制宜、多種多樣，例如，嚴格制定金融機構不良債權評估標準，完善稅制等。

目前，由于日本經濟仍在衰退中掙扎，走出困境的經濟政策組合短期內應以反周期政策為主，解決目前最緊迫的問題；長期內應以結構調整政策為主，并輔之以反周期政策進行微調。

根據經濟周期理論，經濟收縮期，實際上是一個經濟結構強制調整的時期，諸如重復建設、重復投資的長線產業，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產業以及低效率無競爭力的產業等，在這個階段遇到嚴重的市場實現困難，企業間的競爭不斷加劇，隨之而來的是企業間的購并重組。這是迫使長錢部門壓縮生產能力的市場強制，是企業間優勝劣汰的市場強制，由此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第3篇：新經濟政策措施范文

關鍵詞：煤炭資源枯竭城市 現狀和經濟轉型 政策與戰略

所謂資源枯竭城市是指礦產資源開發進入后面、晚期或末期階段，其累計采出儲量已達到可采儲量的70%以上的城市。對于煤炭資源型城市來說，煤炭資源屬于不可再生資源，尤其在近十年隨采煤技術的高速發展、先進采煤機械的引進，煤礦的年產量迅速增加，現已建成近十個千萬噸礦井，百萬噸更是數不勝數，以此下去我國的煤炭資源將迅速枯竭，將出現更多資源枯竭型城市，這將帶來諸多問題。

一、面臨煤炭枯竭的威脅

行業專家已經開始預測中國的煤炭儲量何時枯竭，這對中國來說將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因為中國70％的能源依賴煤炭。

根據英國石油公司的預期，中國當前的煤炭產量將只能維持38年，此后煤炭儲量將會枯竭。而美國可以持續245年，印度可以持續105年。這個數據可能有出入，但從這我們也可看出中國煤炭資源所面臨的危機。

二、煤炭工業的快速發展，造成生態環境的破壞

煤礦采空區面積日益擴大，造成地面塌陷，農民土地無法耕種，村民房屋裂縫，道路河床不同程度的破壞，特別是水資源的危機，因開采對地下水的破壞，加上煤炭對水質的污染，特別是采煤排水中的酚類，亞硝酸鹽類等成分時數指標更加劇了水資源的危機，造成人口飲水困難。

三、資源型城市產業結構高度單一化

對于煤炭資源型城市來說，城市對煤炭產業的依賴性很大，造成經濟發展極不穩定，發展后勁嚴重不足，經濟體系處于封閉狀態，缺乏自主運營的空間，其第三產業以及可替代產業發展落后。

四、城市就業和社會保障壓力很大

城市的安定，甚至國家的安定，主要取決于人民生活是否能夠得以保障。據對大同煤業有限公司的有關數據統計顯示：目前，煤炭行業下崗失業人員已達4.6萬人，占全市失業人員的54.1%，同煤集團本部工亡家屬7000多戶，病亡家屬8000多戶，集體企業長期放假的職工1.6萬人。為了滿足人們生活的需要，政府必須抽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財力，同時要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加強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

因此，中國的資源型城市，為了扭轉資源漸趨枯竭，減少資源開采收益下降對城市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改變對自然資源的過度依賴，使資源型城市擺脫“資源富城興、資源竭城衰”的困擾，進行經濟轉型已迫在眉睫，以下對經濟轉型措施的幾點建議：

五、國家為資源枯竭城市的補血政策

近幾年國家支持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的政策措施陸續出臺。2008年8月國家發改委與國家開發銀行合作設立的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專項貸款正式啟動。國家發改委13日透露，國家開發銀行近日與黃石市等8個資源枯竭城市簽署了《開發性金融支持資源型城市轉型和可持續發展合作備忘錄》，其中6個城市已與開發銀行簽訂的融資總額達到320億元。二、當地政府制定合理的經濟轉型措施

1.轉變觀念

當前，在推進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各項舉措中，總是把落實科學發展觀放在首要位置。至于科學發展觀怎么落實，對于不少黨政干部仍然是個模糊概念，尤其是基層干部，他們對于科學發展觀更多的是停留于文件和報告中，只有本著“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這一點的全新認識，才能真正把科學發展觀落實好。觀念變了，工作重心就調整了，正如“火車跑的快，全憑機頭帶”，這樣經濟轉型就有希望。

2.實施產業結構優化戰略，實現經濟多元化

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是資源枯竭型城市轉型的重要途徑和首要任務。首先根據社會經濟環境以資源型企業供給結構和非資源型企業供給結構為重點調整產業結構，同時，正確發揮城市政策對需求結構的引導作用，堅持資源條件的可行性、產銷雙方的一致性、經濟效益的擇優性，以市場化、產業化、社會化為方向，有選擇地發展一批高新技術產業，提高經濟的整體競爭力。加快發展新興的第三產業，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實現經濟結構的多元化，最終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以遼寧省阜新市經濟轉型為例：2001年，國務院確立遼寧省阜新市為我國的第一個資源枯竭城市經濟轉型試點。轉型之際，阜新確立了“穩煤強電”的戰略，目標是建設全國重要的新型能源基地。目前，美國LKG生物能源公司、深圳博林化工公司開始在阜新謀劃開發10萬噸甜高粱秸稈燃料乙醇項目；阜新礦區有著豐富的煤層氣資源，總投資320億元的大唐國際阜新煤制天然氣項目、香港華鼎LNG項目已落戶。

截至7月份，阜新市風電并網已達到162.5萬千瓦，風電裝機容量及發電量居遼寧省各市首位。按照阜新市提出的風電發展規劃，到2015年，全市風電裝機容量將達360萬千瓦。

整體來說，阜新的經濟轉型比較成功的，根據自己當地的具體情況制定出適合其發展的經濟戰略，把城市從單一的煤炭經濟轉變到了煤電、煤化工及其它產業共同發展上來，城市的經濟狀況有了很大改善，人民安居樂業、生活穩定，逐步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

六、結語

我國煤炭資源枯竭城市的經濟轉型已迫在眉睫，在國家支持政策的下，當地政府要行動起來，要準確把握當地的優勢，把當地的產業做大做強，制定合理的經濟政策，引進外資來緩解資金不足的問題，引進的高科技術，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把當地經濟結構由單一化向多元化轉變，同時不要懼怕轉型初期的困難，向已經成功的轉型的城市交流，學習經驗，要堅信正一步步走向成功，我們的城市日趨繁榮。

參考文獻

[1]張良文，一帆.煤都產業現狀，中國煤炭新聞網，2008.

[2]姜惠萍，李國津.對阜新經濟轉型的戰略思考.資源與產業，2007.

第4篇：新經濟政策措施范文

低碳經濟發展模式、路徑與對策研究”的研究成果，項目編號為（AHSKF09-10D84）

中圖分類號：F062.2 文獻標識碼：A

內容摘要：近年來，伴隨著全球氣候問題的日益嚴峻，發展低碳經濟已成為全球趨勢，許多學者針對低碳經濟展開了研究。本文從低碳經濟的理論內涵、基本模式、技術條件、區域發展動因及未來發展趨勢五個方面對學術界關于發展低碳經濟的研究成果進行綜述。

關鍵詞：低碳經濟 基本模式 發展趨勢

當前，氣候變化問題已經成為全球共同面臨的嚴峻挑戰，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同時也是碳排放大國，發展低碳經濟的形勢已刻不容緩。低碳經濟倡導以較少溫室氣體排放實現經濟發展目標，強調經濟社會與自然生態環境統籌協調發展。圍繞低碳經濟的發展，許多學者提出了很多具有價值的見解，本文針對低碳經濟的理論內涵、基本模式、技術條件、區域發展的動因及未來發展的趨勢五個方面的觀點加以綜述，以期為低碳經濟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參考。

低碳經濟理論內涵

2003年，英國政府發表《能源白皮書》，題為《我們未來的能源：創建低碳經濟》。《能源白皮書》中首次提出低碳經濟概念，指出低碳經濟是依靠技術創新和政策措施通過更少的自然資源消耗和更少的環境污染，建立一種較少排放溫室氣體的經濟發展模式。其實質是能源效率和清潔能源結構問題，核心是能源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目標是減緩氣候變化和促進人類的可持續發展。能源的日益枯竭和環境的日益破壞，不僅對世界各國經濟造成了重要影響，更引起各國經濟發展的深刻變革。

國內學者莊貴陽（2008）認為，低碳經濟是人文發展水平和碳生產力同時達到一定水平的經濟形態，旨在實現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全球共同愿景。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過程就是低碳發展的過程。低碳經濟通過技術跨越式發展和制度約束得以實現，表現為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源結構的優化以及消費行為的理性。鮑健強、苗陽、陳鋒（2008）認為低碳經濟是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所做努力的結果，但實質上、低碳經濟是經濟發展方式、能源消費方式、人類生活方式的一次新變革，它將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基礎之上的現代工業文明， 轉向生態經濟和生態文明。他們從大時空跨度和能源利用方式上，分析了人類經濟發展形態演變歷程；探討了低碳經濟理念產生的時代背景，而國際社會對溫室氣體減排的關注導致了低碳經濟產生與發展，指出碳排放量成為衡量人類經濟發展方式的新標識，碳減排的國際履約協議孕育了低碳經濟。

張鵬飛（2009）指出低碳經濟的本質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潔能源結構問題，核心是能源創新和制度創新。低碳經濟要求提高能效技術、可再生能源技術和溫室氣體減排技術，建立低碳能源系統、低碳產業結構和低碳技術體系，轉變整個社會的經濟增長模式，促進其向高效能、低能耗和低碳排放的模式轉變。張平、杜鵬（2011）認為低碳經濟的概念可以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低碳經濟是指低投入、高產出的經濟發展方式，其目標是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主要考慮的是經濟發展中所有資源的有效利用，為長期目標；狹義的低碳經濟是指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從而產生較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經濟發展方式，其目標是應對當前氣候變暖問題，為短期目標。

低碳經濟發展基本模式研究

付允等（2008）認為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就是在實踐中運用低碳經濟理論組織經濟活動，將傳統經濟發展模式改造成低碳型的新經濟模式，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為基礎，以低碳發展為發展方向，以節能減排為發展方式，以碳中和技術為發展方法的綠色經濟發展模式。在對國內外低碳經濟理論和實踐綜述的基礎上，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論證了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發展方向、發展方式和發展方法， 即以低碳發展為發展方向， 以節能減排為發展方式， 以碳中和技術為發展方法。

朱四海（2009）認為低碳經濟作為一種新經濟模式，包含三方面的內涵：首先，低碳經濟是相對于高碳經濟而言的，是相對于基于無約束的碳密集能源生產方式和能源消費方式的高碳經濟而言的。其次，低碳經濟是相對于新能源而言的，是相對于基于化石能源的經濟發展模式而言的。第三，低碳經濟是相對于人為碳通量而言的，是一種為解決人為碳通量增加引發的地球生態圈碳失衡而實施的人類自救行為。發展低碳經濟的關鍵在于改變經濟發展方式，降低經濟發展對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的依賴，促進經濟體擺脫碳依賴，擺脫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高碳能源依賴，使經濟發展轉向既滿足減排要求、又不妨礙經濟增長的低碳軌道，使經濟發展由“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轉軌。

侯軍岐（2010）認為低碳經濟本身就是一種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為基礎， 以低碳發展為目標， 以節能減排為方式， 以碳中和技術為手段的綠色經濟發展模式。在分析當前我國在發展低碳經濟所面臨的嚴峻形式的背景下，通過對發展低碳經濟的國際經驗進行比較，提出中國發展低碳經濟的主要模式：技術帶動型，項目帶動型，企業帶動型，非政府組織帶動型，資本推動型，消費引導型，政府推動型，法律約束型八種模式。

低碳經濟發展的技術條件研究

低碳經濟實質上是提高能源效率和改善清潔能源結構，核心是能源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

王文軍（2009）指出，低碳經濟發展的技術經濟范式就是實施“立體式”控制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對循環經濟的改進、深化和創新，而技術、制度與公眾參與是其體系開發的主要內容。而低碳經濟的實現，首先要依靠技術，只有以過硬的技術作保障，才能從源頭制止更多污染物的產生。其次要依靠制度，尤其是要制定開征碳稅和推行碳交易等富有經濟效率的低碳經濟發展的政策。

趙卓、肖利平（2009）認為技術創新是低碳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核心，我國能否順利實現低碳經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低碳技術創新。低碳是技術創新的方向和指引，技術創新是實現低碳經濟的內在驅動力，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必然要求技術創新朝著節能、減排、增效的方向發展。倘若仍然停留在已有的技術水平上或者偏離低碳經濟要求的方向，將不可能實現低碳經濟的目標。

任力（2009）總結了西方發達國家低碳經濟發展戰略與政策的措施，主要表現為：改造傳統高碳產業，加強低碳技術創新；積極發展可再生能源與新型清潔能源；應用市場機制與經濟杠桿，促使企業減碳；加強國際范圍內的減碳協作等。在此基礎上，對我國發展低碳經濟提出建議：必須盡快提出低碳經濟戰略，建立起低碳經濟法律保障體系，加強低碳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大力發展低碳產業群，激勵企業從事低碳生產與經營等。

楊芳（2010）認為，技術創新對于推動新能源產業以及低碳經濟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促進技術進步是發展低碳經濟的核心，并指出我國可以在汽車、建筑等領域的技術上進行突破。牛桂敏（2011）指出發展低碳經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在要求，制度創新是發展低碳經濟的必然要求。因此應當從法律制度、經濟政策、產業及其他政策方面進行創新，促進低碳經濟的快速發展。

區域低碳經濟發展動因研究

胡宗義、劉亦文（2009）嘗試借助動態CGE模型來模擬分析低碳經濟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產出影響，在Chingem模型的基礎上， 采用被應用于分析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的Monash模型的遞歸動態機制開發出MCHUGE模型，該模型能夠比較精確地運用國內經濟信息和經濟數據研究低碳經濟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態勢。研究結果表明：發展低碳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經濟的發展， 但會導致企業削減就業崗位；對我國各產業影響不盡相同， 能源密集型產業對能源需求的減少是降低能源強度的主要原因。低碳經濟將起到不錯的環境保護效果，大氣污染、水污染和固體廢物污染均有顯著的降幅， 但隨著經濟結構的動態調整， 污染排放量均有所回升。

李娜等（2010）利用中國動態多區域可計算一般均衡（CGE） 模型，模擬了低碳經濟時代實施碳稅政策對中國區域發展格局演進的影響。模擬結果顯示，如果各地區實施同一碳稅政策，對區域經濟的影響存在著區域差異，能源富集地區尤其是欠發達地區的經濟損失較大，對發達地區則產生正面的影響，因而將擴大區域經濟差異。如果實施差別碳稅，對能源富集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影響有所減輕，有利于縮小區域經濟差異。針對不同區域制定差異化的低碳經濟發展政策，有利于兼顧公平和效率，使中國走上低碳發展和區域經濟協調的雙贏之路。

管軍、劉曉明（2011）針對區域低碳經濟模式發展的路徑及對策進行了研究，提出了構建區域低碳經濟模式的本質要求，以及面臨的產業結構調整、能源利用、技術創新、政策法規等主要問題，提出相應的路徑及對策。

低碳經濟發展趨勢研究

根據中國“兩型社會”建設的戰略要求，以及中國經濟社會和科技進步內在要求，一些學者深刻揭示低碳經濟發展的總趨勢，為中國研究制定低碳經濟發展戰略提供科學依據。

莊貴陽（2009）認為低碳經濟，不僅可以成為度過目前經濟困難的有效方式，而且是確保在中長期經濟持續增長最可行的手段之一。在當前氣候變化的背景下，全球如何向低碳經濟轉型，并且在怎樣的規模上快速促進向低碳經濟轉型的問題是未來研究低碳經濟發展的趨勢。

謝軍安（2009）在介紹了以英國、日本、德國等國際社會發展低碳經濟的動向與趨勢的基礎上，分析了我國在發展經濟、消除貧困和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多重壓力以及嚴峻的氣候變化形勢，提出低碳經濟的發展將促進人類生產、消費方式的轉變，綠色技術的發展及能源結構的改變及國際間貿易與碳博弈將成為低碳經濟發展及演變的趨勢。

韓冬、韓立達（2011）認為在當前創新我國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已勢在必行，應當從觀念創新、技術創新、市場創新以及政府考核創新等四方面加以完善，以夯實我國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創新的由內而外體系架構。

參考文獻：

1.莊貴陽.低碳經濟引領世界經濟發展方向[J].世界環境，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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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李娜，石敏俊，袁永娜.低碳經濟政策對區域發展格局演進的影響―基于動態多區域CGE模型的模擬分析[J].地理學報，2010（12）

15.管軍，劉曉明.區域低碳經濟模式發展的路徑及策略研究[J].中國集體經濟，2012（2）

第5篇：新經濟政策措施范文

碳排放和溫室效應導致氣候異常變化是一個全球性的公共環境問題，已經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聯合國和一些國家政府及非政府機構開始組織、協調全球溫室氣體減排工作，包括成立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通過建立國際碳減排合作機制、分配碳排放配額、創設碳排放交易市場等途徑，遏制碳排放量過快增長。但由于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受氣候變化影響程度不同，實施碳減排的經濟基礎和發展低碳經濟的動機也不同，加之完成碳減排目標與國家利益存在各種沖突，都使得國際碳減排合作是一個多方利益博弈的過程。聯合國氣候大會上，各國針對如何建立國際碳減排機制的激烈爭論，表面上是歐美等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碳減排分配方案的爭議，實質上是各國爭奪發展權和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主導權。各國發展低碳經濟過程中，通過低碳技術創新，發展新能源產業，完善低碳經濟市場機制，提高碳減排能力，并且嘗試在國際貿易中征收碳關稅，設置綠色貿易壁壘，希望在國際低碳經濟領域掌握主導權，以獲取國家最大經濟和政治利益。可以說，國際低碳經濟競爭已經成為覆蓋政策、技術、資本和產業的全方位競爭，并且上升為國家戰略利益的競爭，低碳經濟競爭已經成為全球化背景下國家競爭的重要內容。

國外很多學者從產業發展的角度，研究了發展低碳經濟對國家競爭力的影響，AllenTyrchniewicz研究了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對加拿大農業國際競爭力的影響。[1]HengChiLee和BruceA．MeCarl研究了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對美國農業的影響。[2]PongsakK和TetsuoT等人研究了能源價格不確定性條件下，碳稅政策的制定及其對產業發展的影響。[3]AnnetteB和IsabelC認為氣候變化對經濟發展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從動態和靜態兩個角度分析了技術創新對歐盟國家低碳經濟競爭力的影響。[4]國內學者也開始從國際競爭的角度研究低碳經濟，張中祥認為實施碳稅，盡管對某些產業可能在短期內造成嚴重影響，但對國家競爭力的損失并不明顯。[5]陳曉春和陳思果主張大力培育和提升低碳競爭力，能為企業和國家逆勢發展提供有效支撐和不竭動力，也是企業與國家規避綠色貿易壁壘的有力武器。[6]周建成把低碳競爭力界定為在節能減排目標的指導下，企業通過采用可持續發展戰略、低碳技術和清潔生產方式，率先生產、開發、利用比競爭對手具有更低污染、更低排放、更低能耗的產品與服務，從而持續獲得競爭優勢的能力。[7]一個國家既有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迫切需要，又面臨著資源、能源、環境的約束，現在又面臨履行碳減排的國際責任和壓力。發展低碳經濟對產業發展及其國際競爭力有何影響，進而如何影響國家競爭力，本文試圖探析它們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

二、低碳經濟與環境保護

“低碳經濟”是一個與氣候變化相聯系的范疇，最早可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直到2003年英國能源白皮書[8]才把低碳經濟作為一個正式概念提出來，并迅速在世界廣泛傳播，但對于低碳經濟內涵和定義，到目前還沒有統一的意見。有的觀點從低碳本意出發，認為低碳經濟是相對于高碳經濟、相對于傳統能源、相對于人為碳排量大，實質是能源效率和能源結構問題，因此，這種觀點認為，發展低碳經濟主要是節能和改善能源結構,降低能源碳密度。另外一種觀點從物質流過程出發，認為低碳經濟就是經濟生命周期全過程中的碳減排和增加碳匯,在物質流的輸入環節、轉化環節和末端環節中提高能源生產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和增加碳匯，這兩種是狹義的低碳經濟定義。更多的是從廣義角度來定義低碳經濟，有的觀點認為低碳經濟與人類社會發展的階段有關,是產業結構中服務業的比重超過第二產業、人文發展和碳生產力同時達到一定水平下的發展過程與形態。也有觀點把低碳經濟看作是低碳發展、低碳產業、低碳技術、低碳生活等經濟形態的總稱,不僅是一種企業盈利及生存模式，還是一種社會存在和社會制度發展的狀態，強調社會管理機制、社會生活方式在低碳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得到廣泛認同的定義是以能源高效利用和清潔開發為基礎，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本特征的經濟發展模式，其實質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創建清潔能源結構，核心是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發展觀的轉變。[9]

其實低碳經濟是人類對當前經濟發展模式的反思，需要改變當前經濟發展過度依賴資源能源的消耗，以及由此造成自然環境的破壞性影響，希望在人、社會和環境之間建立一種更為和諧的關系。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就是運用低碳經濟理論來指導經濟活動,將傳統經濟改造成低碳型的新經濟模式，其內在要求是實現人類社會系統過程的各個單元在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條件下和諧共生，提升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行區域的清潔發展、促進產品的低碳開發和維持全球的生態平衡，告別不可持續的高碳經濟發展時代，實現一種低能耗、低物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可以說，低碳經濟是繼人類社會經歷過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后的生態文明，是人類社會繼工業革命、信息革命之后的新能源革命。所以，最理想的低碳經濟是一種能夠提高氣候變化的適應能力，盡可能地減緩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同時又能最大限度發展生產力，提高人類發展水平的經濟形態，同時兼顧代際公平和代內公平，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隨著人們對環境和經濟關系認識的深入，環境問題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越來越清晰，一方面，兩者相互制約，經濟的發展要受到環境、資源的約束，經濟發展方式對環境也有顯著的影響；另一方面，兩者相互依托，相互促進，如果在經濟發展中合理利用自然資源，運用經濟成果為環境保護提供技術、物質支持，又可以促進生態平衡。越來越多的國家受到經濟全球化影響，環境保護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必然會反映到國際經貿關系上來。環境保護改變了各國經濟發展的條件和國家貿易條件，也影響了各國的生產分工和產業轉移，對各國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產生不可忽略的影響。對環境保護與國際競爭力的關系，目前有三種比較重要的理論假設。一個是“環境競次理論”（racetothebottom）[10][11][12]，該理論認為不同國家或地區對待環境保護問題上的行為類似于“公地悲劇”的發生過程，如果由于采取嚴格的環保標準，可能導致產業向環保標準較為寬松的地區轉移而產生失業、投資減少和工資降低等問題，每個國家都更愿意采取比其他國家更為寬松的環保政策，以使自己處于有利的國家競爭地位，這樣的結果就是每個國家都會采取比沒有國際競爭情況下更次的環保標準。第二個是“污染避難所假說”(hypothesisofpollutionhaven)或者“產業區位重置假說”(hypothesisofindustriesrelocation)[13][14]。存在貿易競爭的國家之間環保標準和執行力度不同，特別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環境保護力度有很大差異，很多發達國家的產業由于在本國生產要承受的環境成本比較高，為了追求最大化利潤，會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以便獲得成本優勢。這種追求環境成本差異而轉移的產業，大多是資源消耗高、污染嚴重的產業，因此發展中國家也就因此成為了污染者的“樂園”，是世界污染和污染密集產業的“避難所”[15]。第三個是“波特假說”(Porterhypothesis)[16]，認為有效的環境政策將刺激企業的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從長期來看，由于環境的壓力，企業在加大環境保護投資的同時，也在進行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等活動，反而會使企業擺脫資源稟賦的約束，能夠創造競爭優勢提高企業競爭力。

盡管二氧化碳本身不是污染氣體，但以二氧化碳為主的溫室氣體大量排放會加快氣候變化，對環境和經濟活動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發展低碳經濟形式上是一個關注氣候變化環境問題，內容是通過新能源技術和減排技術的創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有效控制碳排放，減緩氣候變暖速度，發展低碳經濟也是環境保護的重要內容。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內容是調整傳統經濟結構，發展新興工業，實現可持續發展，實施過程是各國爭奪碳排放權和國際發展空間，提高國家競爭力。

三、低碳經濟與國際競爭力

（一）低碳經濟與產業轉移

隨著能源消耗總量持續快速增長，空氣中二氧化碳濃度越來越高，國際碳減排形勢變的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嚴峻，不管碳減排任務分配的國際談判結果如何，各國都會面臨越來越大的碳減排壓力，必然會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對能耗較高的產業和企業進行能源約束或征收碳排放稅。受此影響，相關產業和企業的產出就會下降，生產成本上升，導致利潤下降。碳減排壓力越大的國家，政策措施越嚴格，對產業的影響越大，特別是能耗較大的產業，受影響程度更大。由于國際碳減排機制的雙軌制和靈活性，各國碳減排政策不協調，政策標準和實施力度有很大差異，對國內產業發展的影響程度不同，就會促進資本跨國流動和產業轉移。

為了盡量避免能源約束和碳稅帶來的不利影響，逐利的資本就會從碳減排壓力較大的國家轉移到碳減排壓力較小的國家，從碳減排政策更嚴格的國家轉移到碳減排政策更寬松的國家。從行業來看，高能耗和高碳排放產業由于受到碳減排政策的影響更大，更容易出現跨國轉移。所以，發展低碳經濟步調較慢的國家更容易承接到其他國家的產業轉移，吸收資本和技術促進本國經濟發展，而發展低碳經濟步調較快的國家，特別是碳減排壓力較大的發達國家，如果實施嚴格的碳減排政策，國內很多產業就容易轉移出去，不但影響經濟發展，還會帶來工人失業等一系列問題，這也是發達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共同承擔碳減排任務從而使國際碳減排任務分配發生激烈博弈的主要原因。當然，產業轉移除了受到低碳經濟政策差異影響以外，還會受到其他條件的制約，首先就是要比較跨國轉移前后的利潤率，因為轉移到寬松政策國家雖然可以降低能源約束和碳稅帶來的不利影響，但也可能面臨喪失市場和技術支持等其他不利條件，只有在兩方權衡更有利的情況下，資本才愿意跨國轉移。另外一個條件就是產業轉移接收國家必須具備一定的資源基礎，包括充足的能源供應和其他生產要素的支持。低碳經濟發展趨勢不可避免，而國際碳減排機制的雙軌制或多軌制還會持續存在，由此造成的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高耗能產業就會繼續進行，規模會越來越大。但是國際碳減排機制中碳排放權交易和清潔發展機制（CDM）會在一定程度上削減這種趨勢，因為有硬性碳減排義務的締約國的企業，可以通過交易市場購買碳排放額度，或者購買沒有硬性碳減排義務的非締約國實施碳減排項目的CERS(經認證的碳減排量)，可以算成是自己的碳減排，就可以降低國內能源約束和碳稅的影響。如果碳減排額度的購買費用低于碳稅帶來的成本上升，就沒有必要轉移了。另外，發達國家如果開始實施碳關稅，會增加來自發展中國家產品的障礙，發達國家企業如果想通過產業轉移來規避國內碳稅的話，則又會面臨碳關稅的壁壘，為了國內市場的考慮，產業轉移的吸引力則大大降低。另外，作為低碳經濟重要內容的清潔能源，也可以發揮太陽能、風能、水利、潮汐和生物質等自然資源的稟賦優勢，吸引資本和技術投入，發展清潔能源產業，促進經濟增長。

（二）低碳經濟與技術進步

實現碳減排的主要途徑就是節約化石能源消耗、使用清潔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對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進行捕集、存儲和利用，這都有賴于技術進步，技術創新在低碳經濟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新能源是在新技術基礎上開發利用的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發展新能源是低碳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未來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能源基礎。各國為了完成碳減排目標，發展低碳經濟，必然會加大對低碳技術的研發投入，推廣低碳技術應用。其他領域生產由于受到能源約束，也會通過技術進步彌補影響，提高生產效率，保障其資本收益水平。

低碳經濟作為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對于促進企業技術創新，可以從外部驅動和內部驅動兩個方面來看。從內部驅動來看，企業生產目的就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就算是沒有低碳經濟政策的約束，企業也有通過技術創新來節約能源降低成本的內在動力，只是從成本角度來看，傳統化石能源具有成本優勢，使得企業不愿意采用更為昂貴的新能源。隨著低碳生產和低碳生活模式得到越來越廣泛的認可，低碳意識在生產、流通和消費等領域逐步滲透，低碳生產和低碳經營已經成為企業競爭的重要手段之一，很多企業開始把應用低碳技術作為獲得公眾認可的途徑，特別是通過低碳技術創新，企業在融資、政府扶持、獲得同行信賴、贏得消費者認同等方面獲得優勢，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企業更加注重其低碳經營形象，具有低碳技術創新的積極性。發展低碳經濟將催生新能源、環保等一系列新的產業，具有開拓性的企業會抓住機遇，開辟新的生產和服務領域，掌握主動權的關鍵在于自主創新和技術進步，企業為了獲得在新領域的競爭力，也會主動進行低碳技術的自主創新，甚至利用技術創新設置行業壁壘，限制其他企業進入，通過阻礙資本流動以獲得壟斷利潤。企業進行低碳技術創新也會面臨不少阻力，主要來自技術創新風險，低碳技術研發需要額外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增加了企業生產成本，作為新的技術創新領域，低碳技術本身還具有高風險性，在技術研發和應用的初期階段，表現出高成本、低收益的特征，難以與現有比較成熟的生產技術進行競爭，加大了企業低碳技術研發的難度。另外，如果成功的創新技術不能得到有效保護，很容易被別的企業模仿，從而會喪失創新帶來的技術優勢，打擊企業低碳技術研發的積極性。當然，隨著低碳技術的日益成熟和廣泛應用，這些阻力會逐步變小，發展低碳經濟促進企業技術自主創新的作用會越來越明顯。

從外部驅動來看，低碳經濟政策的實施迫使企業不得不轉向技術創新，首先是傳統能源約束、能源價格和碳稅等政策作用，加大了企業的生產成本，為了追逐利潤，企業只能通過技術創新來改進生產工藝，提高生產和管理效率，才能完成節能任務，或者抵消低碳政策帶來的成本增加。其次，政府為營造低碳技術創新環境，就會通過財政、金融等手段鼓勵企業技術創新，包括直接科研資助、信貸優惠、政府采購和財政補貼等扶持政策，這些政策和措施作為一種外生的驅動力量從不同側面提高了企業低碳技術創新的積極性。這種刺激效應的大小也是受到多種因素影響，關鍵在于政府扶持政策的力度大小和持續時間長短，以及給社會帶來的預期，如果政策力度太小或者存在不確定性，對企業的刺激作用就不會明顯。最后，技術創新已經成為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低碳技術創新將成為企業在低碳發展模式下競爭的重要手段，企業要在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必須加大低碳技術的積累和應用，充分利用新的低碳技術與管理方法，采取積極主動戰略去應對新的競爭，才能提高其整體競爭力。

（三）低碳經濟與競爭優勢

低碳經濟首要的就是降低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化石能源相關產業的發展必然受到影響，企業由于節能設備或改用其他能源的投入增加了資本沉淀。由于當前技術水平的制約，太陽能、核電和風電等新能源成本較高，大量使用新能源必將增加企業生產成本，特別是高耗能產業的生產成本將大幅度提升。一個國家或地區碳減排任務越大，節能減排的壓力越大，企業生產成本提高越明顯，產出下降的幅度就會更大。化工、冶金、制造、建材等高耗能行業的產出降低和成本上升，通過原材料的傳遞效應進而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產出水平和物價水平，會對宏觀經濟產生不利影響。碳稅作為一種價格調節手段，會提高能源價格，有利于各行業節約使用能源，但傳導作用會影響經濟產出，特別是能源消耗大的行業受到影響非常明顯。鄭玉歆[17]認為如果中國征收碳稅，短期內產出下降最大的部門五個部門分別是采煤、天然氣、煉焦等能源產業和紡織、服裝輕工業,其中采煤部門產出下降幅度達到10.68%，長期產出受到影響最大的部門是采煤、天然氣、煉焦、石油加工和金屬冶煉行業。魏濤遠和格羅姆斯洛德[18]認為中國征收碳稅雖然可以使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但會使中國經濟惡化，經濟代價十分高昂。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課題組[19]認為，開征碳稅會使GDP下降，使各行業的產出、出口下降，隨著時間推移，影響程度越來越大。張明喜[20]則認為碳稅可以使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度下降，雖然對各行業產出有負面影響，對經濟影響不大，而且長期影響越來越小。

第6篇：新經濟政策措施范文

一、我國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現狀

現階段，我國稅收在調節社會再分配功能上存在弱化與缺位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稅收結構的不合理限制了稅收調節功能的發揮，并且存在強化收入不均等問題的趨向。在不同的稅收結構下，收入分配的調節以及收入公平的實現會有很大差異。以所得稅為主的稅收結構的基本特征是以所得稅為主體稅種和主要稅收收入來源，所得稅收入一般占稅收總收入的60%以上，流轉稅收入一般不超過總收入的20%，此稅制結構對公平調節社會收入分配和校正經濟扭曲具有良好的效果。但從我國稅收結構來看，“十五”期間，流轉稅和所得稅收入占全部稅收的比重分別達到68.2%和23.2%.主要發揮收入調節作用的個人所得稅收入占稅收收入比重接近7％，占GDP的比重才1％左右，份額相當小。我國目前這種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雖然充分發揮了收入功能，保障了稅收大幅度增長，但在收入分配的調節上具有累退性，且流轉稅易轉嫁，其比重越大，收入分配的差距就越大，對收入分配易產生扭曲作用。

二是稅收調節體系不健全，各稅種缺乏調節整合力，影響了稅收調節功能的發揮。單個稅種調節再分配的力量是脆弱的，應著眼于整個稅制體系的建設，綜合運用各種稅收手段。我國個人所得稅制與一些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相比還有一定差距。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收入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一般為40%左右，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為8%.即使是個人所得稅比重較高的西方國家，也非常注重各稅種的整體配合，特別是注重消除流轉稅的累退性。但是我國目前還未形成有效調節收入分配的稅收政策體系。如醞釀多年的社保稅、物業稅、贈與稅、遺產稅等稅種尚未出臺，影響了稅收整體作用的相互彌補、協調發揮。

三是個人所得稅制度設計上的不規范制約了稅收調節功能的發揮。個人所得稅是調節收入分配能力最強的稅種，在實現收入公平分配職能方面發揮著其他稅種難以替代的作用。個人所得稅是從結果上對個人收入進行再調節，但由于征管水平的限制，且缺少完善的納稅人收入管理系統，目前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對高收入的調節力度還不夠。目前，個人所得稅65％左右的收入來自工資薪金所得。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實行的是以分類課征和代扣代繳為主的制度，采取的是控制稅源的方法，對各類來源不同的收入分別適用不同的稅率，對相同應稅所得不區分納稅主體的納稅能力。

二、面對我國基尼系數現狀稅收政策的選擇

面對我國基尼系數現狀，稅收調節應當突出怎樣的政策取向？

1.改變現行稅制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的制度缺陷，完善稅收調節體系，使稅收調節分配的功能在居民收入環節、存量財產、投資收益等各個環節得到有效發揮。

適應我國經濟轉型和經濟社會發展要求，構建和完善有利于形成相對均衡的利益分配格局和社會公平的稅制結構。在稅收結構中，最核心的問題是主體稅種的確立。我國現行的稅制結構，以效率為主，以流轉稅為主體。這種稅制結構在調節收入分配，促進社會公平上的功能比較薄弱，其不免存在的累退性，放大了收入的不平等，具有反向調節作用。當前應逐步提高所得稅在稅收結構中的比重，并逐步過渡到以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在所得稅為主的前提下，整個稅收制度具有累進性，所得稅比重越大，收入分配差距越小，從而使稅收調節分配的功能得到有效發揮，改變稅收調節缺失、弱化的現象。

針對我國稅收調節單一、缺失、弱化的狀況，建立多稅種、立體式、全過程的稅收調節體系。應逐步建立起一個綜合協調配合，覆蓋居民收入運行全過程，以個人所得稅為主體，以財產稅和社會保障稅為兩翼，以其他稅種為補充的收入分配稅收調控體系，從個人收入的存量、增量、轉讓等多個環節對收入分配進行全方位調節。單一的個人所得稅難以形成有效的調控力度，應開征相關稅種，如在個人收入環節開征社會保障稅，對存量資產開征房地產稅，對個人投資收益開征證券交易稅等，使稅收對個人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調控覆蓋全過程，形成完整的收入分配調控體系，縮小規避稅收調節的空間，確保收入差距保持在一個合理的范圍。

2.運用綜合調控手段，加強對高收入階層的稅收調控。

基于我國對高收入階層稅收征管比較薄弱的現狀，當前應當認真研究運用綜合手段，強化稅收調控：

一是加快個人所得稅改革，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模式。雖然這幾年我國個人所得稅收入呈現快速增長勢頭，但與世界各國相比還有差距。個人所得稅具有籌集財政收入和對收入分配狀況進行調節兩大功能，過低的比重使得個稅的調節功能難以發揮。因此，要在去年調整個人所得稅工資薪金所得費用扣除標準基礎上，進一步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合理確定稅率水平，優化稅率結構；合理確定減免稅項目，嚴格減免稅政策。同時加快建立全國統一的信用系統，實行收入支付的信用化，使個人的隱性收入顯性化。

二是深化消費稅制改革。今年4月1日出臺的消費稅相關規定，雖然對一些稅目和稅率作了調整，但還不夠。建議進一步調整消費稅征稅范圍，拓展奢侈消費品等項目的稅基，適當增設新稅目，將某些超越大眾生活水平的高消費項目或服務，如高檔別墅、高檔電子設備、私人飛機、高價娛樂、名貴寵物等商品列入消費稅的征稅范圍；適當調高煙酒、汽油、柴油的消費稅稅率，倡導堅持“綠色”標準，節約天然能源，在總體上提高消費稅在稅收中的比重。

三是可考慮對儲蓄利息稅采用累進稅率。儲蓄存款利息個人所得稅一刀切地按20%征收，對以工薪收入為主的中低收入者不利。隨著收入來源日益多元化、隱性化以及工資外收入的大量增加，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并非來自工資，而是來自其他所得，比如股息、紅利、勞酬、租金、出場費等。目前，對這些工資收入以外的各種所得往往難以控制，從而導致高低收入者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進一步擴大。由于高收入階層銀行存款儲蓄占據我國銀行存款的主要部分，實行累進稅率，存款多則稅率高，既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低收入者，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高收入者的消費和投資。

四是考慮開征物業稅、遺產稅等稅種。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和財產分配差距都達到了較大的區間，如果不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控制，還會隨著經濟的發展進一步擴大，因此應盡快建立完善的遺產稅和贈與稅征收體制。同時，開征物業稅，有利于解決現行房地產稅收不統一，計稅依據不合理以及房、地分別征稅帶來的不規范等問題。

3.把“富民優先”作為經濟發展新階段以及解決基尼系數拉大問題的重大經濟政策，對低收入者實施積極的稅收扶持政策。

一是完善支持農業發展的稅收政策措施。農業的基礎地位和弱質產業特性，要求政府和社會要在提高農業生產專業化和規模化水平，大力發展農業產業集群，健全現代農產品市場體系等方面給予政策支持，具體就是對農業生產資料采取更加優惠的增值稅稅率，進一步降低生產資料價格，減輕農民負擔。大力鼓勵發展農村新經濟組織，在所得稅方面給予必要的優惠扶持。對投資農業（特別是高科技農業）、農業基礎設施的企業及出口型農業企業，采取與高新技術企業同等的稅收優惠政策，并在一定期限內減免地方稅費。改變稅收累退性的格局，促進農村要素流動，加快工業化和城鎮化步伐，提高農民收入。

二是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使民營經濟得到長足的發展。大部分勞動力在中小企業就業，在稅收方面應采取多種形式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如進一步提高增值稅和營業稅的起征點；對一些生活必需品減免流轉稅；降低小規模納稅人的征收率；將賬證健全的小規模納稅人納入一般納稅人管理，允許其抵扣進項稅額。同時加快所得稅的并軌工作，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對勞動密集型企業和項目給予稅收優惠等。

三是加大對城鎮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的稅收支持力度，推進就業和再就業。建議將享受優惠人員的范圍擴大到集體企業的下崗人員、失地進城的待業農民以及下崗再就業人員；優惠稅種不僅包括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和所得稅，還應包括增值稅；優惠政策不僅針對生產企業，還應包括國家鼓勵發展的其他行業、產業，如商業、餐飲、旅游等。此外，對就業培訓機構給予適當的稅收優惠，加強對下崗失業人員的就業培訓。

四是建議開征社會保障稅。社會保障稅具有雙向調節功能，一是對社會整體來說，可以實現收入由高收入群體向低收入群體的橫向轉移，二是對成員個體來說，能實現其收入由青年或就業時間向老年或失業時間的縱向轉移。當前應盡快建立起以稅收為主要來源的社會保障籌資機制。社會保障稅的課稅范圍，應當與當前我國二元經濟結構下統一城鄉稅制、消除城鄉差別的趨勢相適應。應實行分項比例稅率，針對退休、失業、傷殘、醫療等具體項目需要的社會保險支出量，規定高低不等的差別比例稅率，使廣大居民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失業有保障。

4.完善配套措施，加大對非常態高收入階層收入的監管。

第7篇：新經濟政策措施范文

[關鍵詞]綠色經濟 稅收政策 環境稅 稅收優惠

稅收政策作為國家實行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政策手段之一,對社會經濟的綜合協調發展有著重要影響。在當前我國大力發展綠色經濟的條件下,為了更好地規范市場經濟主體在能源使用和環境保護中的外部效應,促進綠色經濟的順利、協調發展,政府需要采取一系列經濟、法律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來對此進行干預和調控,而稅收政策將是政府推行綠色經濟道路中最靈活、有效和重要的政策措施之一。

一、 基于綠色經濟條件下的稅收政策解讀

綠色經濟是一種以綠色市場和綠色技術為導向、以傳統產業經濟生態化為基礎、以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綠色產業為基本產業鏈、以經濟與環境的和諧為目的而發展起來的新經濟形式,是在探索可持續發展模式的道路上所體現出來的健康經濟狀態。綠色經濟將眾多有益于環境的技術轉化為生產力,并通過與環境無對抗的經濟行為,實現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綠色經濟的出現及其在各個國家各個領域的廣泛開展,標志著人類已經摒棄了傳統的以利潤最大化為經濟發展動力的做法,轉而形成了基于綠色經濟、以福利最大化為準則的新價值觀。

而我國政府對于綠色經濟發展的規劃是比較早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國就明確了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地位,可持續發展道路的探索可視為初期關于綠色經濟的建設的試水,隨后,循環經濟、低碳經濟等等各種新型經濟發展的理念紛紛被提倡開來。

總的來說,綠色經濟近年來在我國的探索和所受到的重視,代表了一種將科學發展觀落在實處的政策制定范式的轉變。在各種政策制定中,毫無疑問,稅收政策的轉型應該是綠色經濟帶動下的最直接的影響。

隨著綠色經濟的出現,稅收也被賦予了新的職能。“綠色稅收”便是這種新型經濟下的一個產物。關于綠色稅收的定義,學界一直存在著各種爭議。筆者認為,綠色稅收為了保護自然環境,合理開發利用資源,推進清潔生產,實現綠色消費而征收的稅收或稅收體系。從這個層面可以看到,綠色稅收政策改變了資源之間、產品之間的相對價格關系,通過稅收價格效應對生產和消費起到調控作用,政策的實施和執行不僅鼓勵利用可再生資源和廢舊物資,促進資源綜合利用,促進建設環境和諧、節能高效的社會,而且由于環境的改善,減少了環境退化成本和治理成本的支出,從而更好地推進綠色經濟的發展。

二、 綠色經濟條件下構建綠色稅收政策的可行性分析

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及科技的不斷進步,為我國建立綠色稅制提供了很多有利的條件及人力、物力、財力的積淀,這為我國引入或建立綠色稅收體系提供了物質保證基礎。

首先,健康的生活模式促進人們環保意識不斷增強,為我國稅制綠化的推行提供了主觀條件。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科技的不斷進步, 使得人們受教育的程度大大提高,保護環境的意識不斷增強,這為我國引入和建立綠色稅制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礎。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關注的重點不再僅僅是簡單的溫飽問題了,而將需求提高到了另一個層次。舒適的生活狀態和健康的生活模式成為時下人們的追求。換句話說,優美的環境、資源的永續應用、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成為人們的共同追求,這也為我國綠色稅制的建立打下深厚的社會基礎。

其次,科學的政策導向為我國稅制的綠化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對經濟與環境、資源協調發展的探索沒有停滯過,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對前一階段探索成果的一個總結,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保護好環境,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科學發展要求加強能源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此外,我國還積極逐步推進有利于科學發展的財稅制度體系的完善,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機制。這些努力都為我國綠色稅制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支持,也決定了稅制的綠色化是我國稅制改革的必然選擇。

再者,國外稅制綠化的成功為我國提供了可供借鑒的寶貴經驗。隨著全球環境的日益惡化,世界各國為了保護生態環境,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除了采取法制政策手段之外,紛紛引入稅收手段。比如美國為了保護環境,不僅開征了二氧化硫稅、噪音稅等環保稅,還及時根據經濟發展情況對現行稅制進行“綠色”調整。挪威、瑞典、荷蘭等國也相繼采取了稅收的“綠色行動”,開征了燃料稅、塑料袋稅、水污染稅、土壤保護稅、固體廢物稅、二氧化碳稅等。這些稅種的開征,在環境保護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有力地遏制了生態環境惡化之勢。這些國家的成功做法為我們構建中國“綠色稅收”體系提供了可供借鑒的寶貴經驗。

三、 構建促進我國綠色經濟發展的稅收法律制度的建議

1、 健全法律法規,完善現行稅制

目前我國現行稅收制度在保護環境,實現資源的循環經濟利用這一塊還存在著不少制度上的漏洞,許多企業就利用這些現存的漏洞,進行各種投入與產出不相匹配的生產經營活動,資源浪費、環境破壞的現象比比皆是。為了更好更快的實現綠色稅收的轉型,我國相關稅收政策的實施細則應逐步完善,以彌補環境保護的法律空白。針對各種稅制的管理,具體采取以下措施:繼續貫徹實施增值稅全面改革方案,加強政策執行力度;提高部分消費品的消費稅率,引導公眾綠色消費,體現國家限制污染性商品生產和消費的導向;擴大征稅范圍,將樹木、水源、灘涂等列入范圍,推行費改稅,將資源性收費納入綠色稅收的有力調控下,并且按照年份,進行切實的調整。

2、 整合綠色稅收體系,強化行政管理手段

構建綠色稅收體系,通過綠色稅收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通過對公眾經濟行為禮儀的調節,矯正其不利于環境保護的行為,使其從事有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活動,達到保護資源和環境的目的。在管理方式上,要堅持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并用,經濟刺激可以對污染的費用進行有效的預測,但可能會出現因為成本和利益的問題產生偏差,直接管理通過行政的控制對污染進行監控與管理,對費用的關心較少,二者各有所長。當政府采取各種手段進行節能減排工作時,要從實際出發,進行比較分析,綜合利用政府行政手段和經濟調節手段,根據行政效率和經濟效率來決定管理方法,將稅收準確運用在最適合其發揮作用的地方。

3、 開征新的專項環境稅

環境保護稅是國家為了促進環境保護,根據“污染者負擔”原則而開征的專門性的稅,其稅收收入通常作為專用基金,全部用于環境保護。國外對環境稅的引入和實施證明,開征這個稅種對于環境的保護、綠色經濟的發展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因此,我國可以借鑒國外這一稅收模式,將目前的各種有關環境污染的收費項目進行整合,開征專項的環境保護稅。從征稅對象來看,環境保護稅的納稅主體應該包括直接向自然環境排放污染物的所有單位和自然人,這樣可以全面敦促社會公眾對于環境保護的深刻認識;從征稅內容來看,我國的環境保護稅具體可以包括空氣污染稅、水污染稅、固體廢物稅、垃圾稅以及噪音污染稅等等幾個獨立的稅種。

4、 建立科學合理的綠色稅收優惠制度

稅收能否有效地支持和促進綠色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稅收優惠機制是否科學。建立科學的稅收優惠機制,應從經濟利益方面著眼,從全社會角度計量和考慮綜合效益,促進環境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有機統一,形成促進綠色經濟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體系。首先,確定好稅收優惠政策的著力點,把有利于改善環境和提高資源綜合利用效率的高新技術、環保技術的發展作為稅收優惠的重點;其次,統一稅收優惠政策的適用主體,即不論是何種經濟實體,只要其生產經營活動和行為符合綠色經濟發展要求,都應給予平等的稅收政策優惠。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保護環境,促進綠色經濟的發展是一個動態的復雜工程,在利用稅收政策進行調節時,各種稅收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是十分重要的。如果缺乏有效的協調配合,各種稅收制度之間可能產生相互矛盾的反作用,從而抵消稅收政策的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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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武亞軍.《綠色稅制創新與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視野,2008;02

[3]張春暉,《完善節能減排綠色稅收政策的探討》,中國商界,2010.04

[4]周國川,《深化綠色稅制改革建立綠色稅收制度》,揚州大學稅務學院學報,2004.09

第8篇：新經濟政策措施范文

當大部分經濟學家、金融機構言之鑿鑿地預測短期內不會加息，且加息顧慮重重時，央行一反常態，不再千呼萬喚始出來，在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之后，迅速地加息了。

而宣布加息的時點，亦不再是周五收市后或者休市的周六，而是周二，在股市剛剛攀上3000點、十七屬五中全會剛閉幕之時，更詭異的是第三季度宏觀經濟數據還沒有公布；更匪夷所思的是，此次不再惟美國馬首是瞻，而是先于諸國加息。

加息的幅度也不再是常規的27個基點，而是國際慣例的25個基點……

太多的出其不意，此次加息究竟有何玄機?以往在加息時。人民銀行通常會在加息公告里對加息之目的作出解釋。例如防止通貨膨脹、防止經濟過熱等，習慣的用詞通常為“此次調整有利于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物價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的通貨膨脹”等。而此次加息公告，僅公布了利率的調整情況，對于加息的目的卻只字未提，是否另有深意?

戲劇性的是，市面上開始流傳出一句笑話：“都說男人不可靠，其實真正不可靠的是央行行長。又抑或，這本來就是一個戰術……”

集體“誤判”

lO月12日由人民日報社主管的《國際金融報》在頭版報道，美國東部時間10月10日，在華盛頓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E)和世界銀行年會的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因為財政刺激和貨幣政策已經發揮了相應作用，現階段中國不能急于控制通脹率，不過，政府已經制定了一份可行眭高的中期計劃。他表示，今年內，中國不會加息，不過也承認說，房價漲速過快是寬松貨幣政策的一些負面影響。但堅信決策者有能力調控好房價走勢。

央行行長如此明確表態不加息，而且有固定的時限――今年年內，是絕無僅有的。難怪報道一出，市場如釋重負，滬指一舉攻克3000點。

再加上人民銀行于10月11日提高了6家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由此一來，由于人民幣面臨著升值壓力，雖通脹固然有慮，但加患并無可能。中國人民銀行鄭外『培訓學院教授王勇也認為，可考慮年底之前暫不加息，貨幣政策調控主要采用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

賣方機構除東方證券研究所外，中金、中信、興業、國泰、高盛、交通銀行等國內外投行也紛紛報告認為：年內加息為小概率事件。民生證券指出，加息會顯著抑制經濟增長，很可能會使經濟“軟著陸”變為“硬著陸”，加息的可能性不大。

但事實卻是，央行給了經濟學家和研究機構們一個響亮的耳光。時隔33個月后，央行重新揮舞起了加息大棒，給所有持有理有據的“不加患者”悶頭一棍――不好意思，你們都猜錯了!　“前幾天剛和客戶說不加息，誰知道這么快就加了!”一位券商宏觀分析員嘆氣道。 　 央行行長周小川則被市場質疑“言行不一”。央行有關人士對《環球財經》表示，我們不對市場傳聞評論。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對《環球財經》表示，央行作為負責宏觀經濟調控和維護金融穩定的部門，政策需要有前瞻性，若政策都能讓市場猜中或明確表態，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貨幣理論與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楊濤則對《環球財經》說，對于嚴謹的學者來說，“年內不加息”并無事實根據，不應當作為理論研究的依據。現在事實證明，這個明顯是虛假的消患。

不過話說回來，央行行長“假消息”?這也會影響政府部門的公信力。

加息為何在此時

通脹水平難以控制；人民幣匯率之爭愈演愈烈；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商品房價格仍居高不下；四萬億投資計劃退出和消費刺激效應的減弱……貨幣當局面臨的問題可真不少，但“兩害相權取其輕”，央行已經從紛繁復雜的政策選項中理出頭緒，直擊要害――管理通脹和以房地產價格為代表的泡沫。

10月21日，統計局公布三季度宏觀經濟數據，9月CPI漲3.6％。創下23個月來新高。楊濤分析說，此次主要針對通脹管理，改善負利率和以房地產價格為代表的資產價格泡沫。央行選擇在三季度宏觀經濟數據公布前加息，并且采取的是對稱加息。而不是此前廣泛預期的非對稱加息，是為緩和日益高漲的通脹預期。同時，長時間的負利率也是央行不能容忍的，必須著力改變。

中金公司隨后的一份研究報告也指出，負利率長期存在將導致金融體系變得不穩定，今年以來銀行的存款增長乏力，只能依靠加大協議存款、財政存款的吸收力度或變相攬存的方式，來滿足存貸比指標的考核，因此提高存款利率有助于緩解銀行的吸存壓力。此外，長期的負利率也會導致居民的通脹預期增強，央行調查問卷顯示，目前的通脹預期已接近2007―2008年的高點，加息對控制通脹預期比數量調控更有效。

直指通脹及房價

“短期來看，加息的原因體現在三個方面。”南京證券分析師張文剛分析說，

首先，不斷高企的通貨膨脹率已經使得我國自今年2月份以來就開始出現負利率并持續至今，氣候的影響以及對今年寒冬的預期無疑加重了通脹預期管理的難度，加息有利于緩解負利率的程度，從而緩解由通貨膨脹引發的相關社會矛盾。

其次，信貸投放出現加速趨勢、熱錢開始加速流入，以及未來可能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引起的新一輪全球流動性泛濫的預期，將共同作用逼迫央行未雨綢繆，在剛剛提高六家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不久，就再度超出意料地提高存貸款基準利率，強化流動性收縮及進一步收縮的預期。

最后，加息將成為前期效果并不明顯的房地產調控政策的催化劑，從供需兩方面對房地產市場施加影響。

統計數據顯示，9月份全國商品房銷售環比增長51.7％，全國房價同比增長9.1％，環比增長0.5％，樓市調控尚未達到預期目標。因此可以預料此次加息用于鞏固房地產調控效果，防范資產泡沫進一步擴大。

建銀投資證券研究員邢微微也認為，加息成為觸動房價的重要因素。長時間負利率是中國房價泡沫化的主要原因。盡管避免房價泡沫化不是央行加息的政策目標，但可以通過降低通脹預期來間接影響房價，房價下跌的預期將進―步強化。

“加息可能有助于降低短期內人民幣加速升值的必要性。”中金公司分析員徐小慶補充說，雖然理論上講，加息會增加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吸引熱錢流入，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反而降低了人民幣短期升值的必要性。

過去兩個月人民幣的升值速度加快，也刺激了市場對升值預期的增強。而加息后年內升值速度預計會明顯放慢，從而有助于減弱迅速升值的市場預期。此外，加息后海外市場的反應是美元反彈，這也使得人民幣相對于美元的升值速度會放慢。

倒逼式轉型

從對稱式加息的形式以及利率上調幅度來看，本次加息充分照顧了銀行的利益。

國泰君安分析員姜超說，表面上看，存款利率的上調幅度大于貸款利率，最多達60個基點。但是占據存款總額一半

左右的活期存款利率并未上調，這意昧著存貸款利率的平均上調幅度基本相當。因為活期利率沒有調整，所以對于一半的銀行存款的成本并沒有上升。

但其他行業就沒有銀行業如此幸運。當前，勞動密集型產業所占比例仍然偏大，產品的科技附加值較低，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也較低。隨著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提高及原材料不斷上漲，企業生產成本驟然增大，再加上人民幣升值和利率負擔，倒逼式轉型迫在眉睫。

加息在一定程度上也成為推動經濟發展方式陜速轉變的手段之一，新加坡在上世紀90年代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過程中，就伴隨著利率的穩步小幅上揚。

東莞證券分析師俞杰說，這種倒逼式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貌似無奈之舉，但我們分析發現，這有一定的合理『生和規律性。

在經歷了80年代高財政赤字、高外貿赤字、美元匯率大升大貶的貨幣動蕩及1989～1991年經濟衰退后，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克林頓時期，通過實行新經濟政策(這是戰后以來最深刻的結構性調整)以信息業為核心的高科技產業得到了長足發展，傳統產業也得到了有效改造，國際競爭力顯著增強，并最終造就了二戰后最長時期的增長。

另一方面，為配合經濟平穩運行，美聯儲在拋棄了凱恩斯主義以財政政策為主要調控手段的政策措施，轉而實施“中性”穩定一貫的貨幣金融政策，并及時進行微調，這期間美國聯邦基準利率不斷上揚，并使利率保持在較低水平，這對抑制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惡化產生了根本性作用。已進入加息通道?

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認為，從加息公布的時點判斷，央行可能得到了超過一次加息的授權，連續加息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考慮到未來幾個月直至2011年二季度的通貨膨脹趨勢，負利率的狀況在未來一段時期可能仍將持續，進一步加息的可能性直到明年二季度之前可能都是難以排除的。

建銀投資也報告稱，加息周期可能提前開始。首先，在貸款增速連續6個月環比回升下，國內經濟“見底回升”概率增大。其次，盡管前期M，持續回落至21％，但這仍是歷史較高水平，成為通脹溫床。因此，在美國量化寬松概率增大與國內農產品供給緊張背景下，通脹預期將繼續攀升，四季度CPI將在3％左右。此外，2011年，在國內需求穩定回升下，如果大宗商品繼續上漲與國內農產品供給再出現問題，CPI存在升至4％可能，持續加息難以避免。

第9篇：新經濟政策措施范文

[關鍵詞]山西；中小企業；發展；經濟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8.048

[中圖分類號]F279.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7）08-00-02

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中小企業從無到有，不斷發展壯大，在繁榮經濟、擴大就業、推動創新等方面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十三五”以來，我國面臨著復雜的外部和內部環境，國內產業格局不斷發生變化，金融市場面臨調整，經濟格局正面臨著轉變。在國際經濟環境中，由于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濟下滑，導致外向型出口中小企業的訂單急劇減少，美元等幣值的不穩定使出口貿易的風險加大，我國周邊地區局勢的不穩定更是增加了貿易的風險性。作為我國企業的主體，中小企業在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中艱難的發展。山西省作為一能源輸出大省，在經濟的轉變過程中不斷摸索著前進。由于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產業布局，山西省的中小企業一般以能源輸出和重型裝備等為主要業務板塊，而在我國的經濟改革中，改變山西產業中固有的能源經濟形態，實現山西省經濟向綠色發展轉變是這次改革的重中之重。在改革的大趨勢下，山西省中小企業如何改變經營思路，轉變企業構架，把現代經營理念和高科技技術應用到企業的生產和管理中已成為經營者需要嚴肅考慮的問題。

1 山西中小企業發展現狀及轉型面臨的問題

山西省由于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及產業布局，其經濟長期是以煤炭為主的能源初級產品和重型裝備制造為主，中小企業在經濟布局上也長期依賴山西省的傳統工業產業。黨的十以來，我國提出要轉變山西省長期以能源產業為主的經濟布局，優化經濟結構，促進山西省經濟的健康發展。受全球經濟影響和我國對能源需求的下降，山西省的傳統經濟結構受到了沖擊，中小企業的生存成本持續上漲，利潤空間受到了嚴重的擠壓。由于企業資金鏈的斷裂，不少中小企業“走到”了破產的邊緣。目前，山西中小企業主要都是一些規模小、管理水平較低的粗放型企業。在山西省內，晉中地區由于太原的輻射優勢，中小企業發展較為合理；晉北地區發展較為落后；城市內發展強勁，鄉鎮發展落后。面臨新形勢下的新情況，山西中小企業需要加快轉型步伐，自我發展，加速提升。

山西中小企業在適應新經濟的同時，應不斷發展自身，壯大企業，但是中小企業的發展受到了重重困難。首先，受限于山西經濟國有企業的主體地位，中小企業在改革過程中往往受到各種政策法規的限制以及公共關系風險。目前，全國大部分中小企業生存的政策法規不是很完善，缺乏相應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護。中小企業開辦及轉型受到各個政府部門的限制較多，審批和手續環節多，各個政府部門對企業干預多。其次，山西省中小企業沒有應有的金融體系保障。目前，銀行和國有金融企業一般只針對大型企業和事業單位放貸。基于中小企業嚴峻的生存的條件，各銀行一般對中小企業是不放貸的。各個中小企業為了生存，不得已只能從民間金融機構借入高利息的貸款或使用其他手段吸引資金，造成中小企業的資金鏈極為不穩定，這也是目前全國中小企業經營困難的主要原因。再次，雖然各級政府均有針對中小企業的優惠政策，但是落實困難。目前，山西省級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只有5千萬元，資金使用分散，對使用的中小企業要求高，支持領域有限。很多支持項目門檻高，技術要求高，中小企業根本無法達到，使優惠政策成了“只能看、不能用的優惠政策”。同時，由于市場準入機制受到地方政府的管制，受益于地方利益的地方政府在很多領域的準入過程中，會給中小企業設置層層門檻，使中小企業難以進入。

在中小企業自身的發展上，首先，由于我國中小企業生存環境的嚴酷性和我國經濟政策的波動性，我國中小企業偏向于時間短，見效快，風險小的項目和領域，在一些需要長時間技術投入和資本投入的領域基本見不到中小企業的身影。這樣的中小企業經濟格局造成了我國中小企業無法長期持續發展的情況，無法形成中小企業成長的長效機制。其次，山西省中小企業家族式發展情況居多，無法形成現代企業管理模式。家族式企業在創業初期是非常適合開展經營活動的，但是家族式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其企業的經營構架很難向現代化企業構架轉變，影響了企業的發展。再次，作為中小企業發展的核心，創新力是企業發展的動力，但是在山西省中小企業普遍缺乏創新力。創新力是企業發展的動力，但是創新力也是需要企業長期投資、見效慢的一個領域。與大企業相比，中小企業生存條件惡劣，無法提供足夠的精力和財力去進行創新，這也是影響中小企業發展的一個“瓶頸”。最后，中小企業缺乏必要的人才培養機制也是影響中小企業發展的一個問題。

2 山西省中小企業轉型發展的對策

中小企業成長和發展的外在與內在條件的形成不是短時間形成的，它需要政策長期穩定的執行和對中小企業長時間的扶持。在我國給予中小企業寬松的發展環境是對中小企業發展的最重要支持，如給予其與國有企業平等的發展機會。同時，應該保持政策的穩定執行，不可以隨便修改和停止。

在政府層面，應該從省級政府層面上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政策扶持并保證落實。政府在引導中小企業退出傳統行業的同時，應幫助中小企業向新興產業發展，幫助企業解決在技術、生產、經營上的難題，在企業和科研院所之間“牽線搭橋”，引導高科技產品與中小企業融合。幫助企業解決融資難的問題，對轉型企業實行稅費上的減免。推進政府服務體制改革創新，簡化審批手續和程序，讓企業集中精力發展。減少和降低各種各行業限制和準入條件，在不涉及國家安全的領域，允許中小企業進入各種市場。消除地方和行業保護機制，保證中小企業與國有企業有同等的競爭機會。健全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體系，建立為中小企業培訓各種技術和管理人員的培訓體系，為中小企業的發展鋪平道路。

針對山西省特殊的產業結構，應該有針對性的對中小企業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由于山西省產業結構單一，在山西省中小企業中生產煤焦、生鐵、鋼材的中小企業占到山西省中小企業的七成以上。在促進山西省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引導能源依賴型中小企業向高科技企業和綠色生態企業轉變，尋找新的企業增長點，調整山西的產業結構，引導山西中小企業進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藥等新興產業。

在金融領域，積極拓寬資金引進渠道，引導國有金融機構向中小企業放貸，同時放寬民間融資的限制，控制融資風險。政府對有發展前景的項目應該放寬貸款限制，使國有金融機構可以向中小企業放貸。對有風險的高科技企業，應該研究出一套包含企業、銀行、保險公司等諸多金融機構的貸款機制，讓國有銀行敢向中小企業貸款，當貸款出現風險時，由保險公司進行擔保并進行賠付。放寬民間金融機構的吸儲和放貸限制，引導中小企業以多種方式進行融資，拓寬融資渠道。

在人才培養方面，中小企業應加強對山西本地人才的培養。山西省是一個人口大省，也是勞動力輸出大省，但是山西省存在著高素質勞動力缺乏的情況。在政府的引導下，中小企業應加強對勞動者的短期培訓，使勞動者快速掌握一門或多門生產技術，為中小企業服務。各大專院校應該開設長期的培訓班，為在職人員提供可以提高自身文化素質水平的場所，快速提高全省勞動力的知識水平和勞動素養。

在引進高科技人才和高素質管理人才方面，政府應放寬對各類人才的落戶和政策限制，鼓罡骼喔嘸度瞬牛尤其是外省和國外山西籍人才回晉創業就業。建立各種回晉人員創業基地，提供各種優厚的條件，吸引各種高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把各國先進的高科技技術和管理經驗帶回山西，促進山西省中小企業快速發展。鼓勵各類高校、研究所與中小企業建立科研上的聯系，促進科研人員把科研成果在各中小企業內“開花結果”，并把科研成果轉化為實際生產力。完善各類科研人員的科研成果轉化機制，保證科研成果轉化過程中的資金支持，為山西省中小企業發展提供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