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在短時間內形成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危機，并在一定程度上演化為全球經濟危機。自2007年8月美國次貸危機全面爆發以來，尤其是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產倒閉之后，美國政府實施了極其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以穩定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但是舊的危機還沒解決，新的危機又猝然來訪，2010年以來，歐債危機導致的金融危機又讓歐元區烏云密布。面對危機，資本主義原有的制度、理論束手無策，中外學者和政治家開始重新審視馬克思主義著作，以期從中找到解決危機的良策。《資本論》重又熱銷，“馬克思主義”又熱了起來，喧囂過后，人們開始將危機的根源指向“資本”，指向“資本主義的根本制度”。

一、馬克思主義對虛擬資本的深刻揭露:

“虛擬性”和對世界人民的剝削是當代金融資本的本質虛擬資本范疇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通過對商品價值形式的分析，尤其是通過對信用制度下復雜的金融關系的分析所做出的深刻而形象的概括。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虛擬資本的本質，同時看到了虛擬資本的擴張性，以及虛擬資本與實體資本運行的關系，從資本的運行規律出發，科學而富有遠見地預見了虛擬資本的產生和發展及對經濟的巨大影響。馬克思認為，虛擬資本作為資本主義的信用工具，可以加速資本的周轉，促進資本的集中和股份公司的發展，廣泛利用社會上的各種閑散資金，從而滿足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的需要。但同時，虛擬資本又是資本主義信用投機的工具，它會造成虛假的經濟繁榮，加速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爆發。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已經對虛擬資本的概念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認識，“虛擬”正是當代資本主義金融經濟的本質:它可以作為資本增值而當作商品來買賣，但它自身并沒有任何價值。它與實體資本的共同之處在于:可以通過循環運動瓜分利潤，更直接的“G－G＇”的過程撇開了“G－W－G＇”的周轉。馬克思認為，伴隨著這一過程虛擬資本出現了，它也是生息資本的派生形式。而信用制度會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發展，從而資本也會越來越虛擬化。同時，金融創新層出不窮，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衍生品五花八門，虛擬資本的范圍和規模不斷擴展，虛擬資本額已遠遠超過實體資本。當人們讀到馬克思關于“目前金融危機……不過預示著它會有更殘酷、更有害的結局。危機拖得越久，后果也就越壞”［1］的論述時，當人們看到馬克思關于金融危機即將發展成為經濟危機的預想時，當人們重新發現馬克思對經濟危機的根源所做的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闡述時，就好像是馬克思在一個半世紀前就已經對現在發生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作了科學預言和科學分析。這是馬克思在西方再次受到青睞的重要原因。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資本主義虛擬經濟可以看到，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表現為個別企業或公司的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經濟的無政府狀態的矛盾，表現為市場經濟中生產盲目擴大的趨勢與廣大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的矛盾，表現為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歷史和現實證明，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分析是正確的、科學的。美國實體經濟全面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在之前沒有爆發的原因是，追逐利潤最大化的金融“創新”制造了短暫的虛假需求;而虛假繁榮暫時推遲了普遍生產過剩導致的經濟危機的爆發。但虛假需求絕不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是有效需求，它只能緩解矛盾卻不能根除矛盾。而且在虛假需求的泡沫破滅后，危機會以更猛烈、更具破壞性的態勢爆發，一次次的破壞會越來越逼近人類生存的極限。

二、次貸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

虛假的、透支的“生產過剩”與短暫的、不可持續的“消費狂歡”實際上，早在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便開始研究資本主義周期性的、普遍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資本論》的寫作并問世標志著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完成。馬克思的論述深刻而透徹，馬克思認為，經濟危機的實質是資本生產相對過剩引起的危機。馬克思所說的“生產過剩”的真正含義，是“相對過剩”而不是“絕對過剩”，資本家的“生產過剩”與勞動人民的貧窮存在于同一時空。馬克思說:“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2］548“在世界市場危機中，資產階級生產的矛盾和對抗暴露得很明顯”［3］570。馬克思還用生動的語言說明經濟危機的表現和原因:棉布充斥形成市場停滯，工人“當然需要棉布，但是他們買不起，因為他們沒有錢，而他們之所以沒有錢，是因為他們不能繼續生產，而他們之所以不能繼續生產，是因為已經生產得太多了”［3］596－597。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的社會基礎和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即不斷擴大的社會生產能力與相對有限的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市場的擴張趕不上生產的擴張。沖突成為不可避免的了，因為它在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炸毀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決，所以它就成為周期性的了。資本主義生產產生了新的‘惡性循環’。”［4］社會性的生產同資本主義占有制之間的這個基本矛盾是危機的總根源。危機的爆發讓矛盾暫時得以緩解，但是只要資本主義私有制存在，就不可能徹底根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追求剩余價值是資本家進行生產的唯一目的，剩余價值規律成為資本主義社會駕馭一切的絕對規律。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成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美國政客及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常常津津樂道:美國普通民眾均持有股票，“人人都是資本家”。其實，這是一個騙局，真相是占人口10%的富人持有美國股票市值的89．3%和全部債券的90%，而普通員工持股之和僅占全部股票市值的0．1%［5］。貧者越貧，富者通吃，且后者的奢侈建筑在前者的貧窮之上。這就是只顧“效率優先”所建構的今天美國的社會現實。壟斷資本不僅對內欺瞞、剝削本國人民，而且也是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剝削者與公敵，金融資本對世界的控制就是對整個世界的剝削。斯蒂格利茨說得好:“發展中國家在自己也非常需要的時候，幾乎以零利率借給美國數萬億美元。這反映了問題的實質。”估計以此種手段使世界上的財富每年進入美國的數額約占美國新增長GDP的30%，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利國。只要資本主義存在，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它以破壞性的調整強制地實現社會生產，以及生產與消費的合適比例，使社會走上新的經濟發展周期。但是，由于資本主義占有的基礎仍然存在，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無法得到根本的解決，經濟危機的根源無法消除，各種矛盾經歷一定階段的積累尖銳化起來，還會爆發再一次的危機。這次世界經濟危機的緩沖地幾乎已涵蓋整個地球，不知下次如何緩沖?美國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危機給生產和貿易帶來了巨大的損失。試圖解決經濟危機問題的代表人物凱恩斯主張國家干預經濟，主要是運用財政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此時，國家干預在西方國家處于主流地位。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除了市場調節，同時也存在政府調節。不僅宏觀經濟領域存在政府調節，微觀經濟領域也存在政府調節。例如，在金融業中存在政府調節金融的政策，即媒體所說的政府對金融的監管。但凱恩斯主義也只是延緩了經濟危機的發生，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雖然誘導了投資并增加了總需求，但這需要大量的貨幣來支持，加大貨幣發行量是最常用的手段，結果是出現了“滯脹”，即經濟停滯、通貨膨脹和失業增加并存。面對棘手的滯漲問題，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思潮上升到主流地位。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內容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調控化，取消或放松對金融業的監管。新自由主義將一個虛假的“居者有其屋”的“美國夢”呈現在民眾面前，但是次貸危機的爆發，無力償還住房抵押貸款的家庭數、無家可歸的人數激增，證明了克林頓—布什“美國夢”的破滅。新自由主義解決了凱恩斯主義所造成的問題，但沒有解決經濟危機問題。當資本主義發展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后，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已不滿足于作為生產資本的“從屬”和“配角”的地位，逐步與實體經濟脫節，完成了由服務于生產資本向主宰生產資本的異化，完成了由“協助”生產資本并分割其剩余價值向直接“圈錢”的演化［6］12。美國經濟由此創造了20世紀末十年高速增長的“神話”，西方的學者和政客因此預言“新經濟”結束了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周期性窠臼”。與此同時，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美國民眾家庭已經入不敷出，消費信貸急劇增長，從1971年到2007年的36年間，美國民眾的消費信貸從1200億美元激增至2．5萬億美元，增加近20倍。這還不包括高達11．5萬億美元的住房負債，如將兩者相加，總共負債4萬億美元，比美國一年的GDP還要多，平均每個美國人負債近5萬美元，當然，負債最重的還是低收入者［7］。虛假繁榮與深重的危機并存，自2000年第四季度開始美國經濟增長急劇降溫，固定資本投資大幅下降，失業迅速增加，生產大量縮減，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僅增長1．4%，為過去數年來的最低增幅。在增長速度降低的同時，少數富人的財產份額卻迅速增大，財富兩極分化更加嚴重。在這種經濟形勢下，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更加激化。為了刺激消費，提高經濟增長率，美國政府為市場提供了豐富的流動性，利率和風險溢價均較低，貸款發放機構有豐富的資金，并愿意承擔更多的風險。同時，貸款發放機構忽視次級貸款產品風險的防范和控制，采取了激進的信貸策略，利用五花八門的金融衍生工具，多方分散和轉移貸款風險，以“低風險、高回報”為誘餌進行推銷，從世界各地吸引巨額資金，供美國國內放肆擴大消費，使金融資本獲取驚人的高額利潤。美國《新聞周刊》報道:“這些金融衍生品經過包裝和再包裝，最終變得面目全非，沒有人知道它們到底包含什么內容，或者它們到底值多少錢。”這也為日后市場低迷、惡化時出現資金鏈斷裂留下隱患。次貸危機實際上是美國國際金融壟斷集團及其守門人美國當局共謀的惡果。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經濟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泡沫，對于現狀，美國政府熟視無睹。對待已形成的經濟泡沫聽之任之，甚至不斷制造新的泡沫去轉移風險、轉嫁危機，是華爾街的“現代煉金術”，也是美國金融當局默認和鼓勵的慣用手法。用泡沫掩蓋矛盾，致使矛盾因長期積累、發酵而孕育更大的危機，終于在極度膨脹后破滅了。由此可見，生產無限擴大趨勢與居民消費能力相對縮小的矛盾的積累，是爆發這場經濟危機根本的、深層次的原因。

三、虛擬經濟的發展遠快于實體經濟的發展，是對人自身的否定

馬克思指出，“誘人的高額利潤，使人們遠遠超出擁有的流動資金所許可的范圍來進行過度的擴充活動”［2］。實體資本和虛擬資本的本能都是追逐自身增值。而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是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有寄生性，它從實體經濟中產生，又依托于實體經濟系統，虛擬經濟不可能離開實體經濟系統而存在。沒有企業，沒有生產活動，就沒有物質財富的產生，錢(或貨幣)就是虛的。高智商的金融精英們卻犯了弱者的致命錯誤:他們在制造賺錢機器的同時，又制造了制造次貸泡沫、金融泡沫和經濟泡沫的機器，制造了殺傷力極大的“定時炸彈”。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虛擬資本有它的獨特的運動。獨特性的意思是，虛擬資本是“現實資本的紙質復本”，是現實資本的代表，但它卻可以獨立于現實資本而運動。它通過不停地轉手，使其價格即市場價值超出或低于它的現實價值不停地運動。從主要經濟發達國家近幾十年的貨幣增加和經濟增長可以看出，貨幣的供給遠遠大于經濟的增長。世界沒有創造那么多財富，卻創造了更多的貨幣。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差距越來越大，成了超越實體經濟的脫韁之馬。虛擬經濟大大超過實體經濟后，實體經濟必然面臨著較大幅度的通貨膨脹。虛擬經濟的發展有進步的一面，但不受控制的虛擬資本，藐視勞動的價值，忘記了發展的目的，忽視了馬克思所講的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深刻的論述，同時也是對資本主義所提倡的人權、人道的極大諷刺。沒有“人”這一揮動歷史鞭繩驅動歷史車輪的“車夫”，虛擬經濟就如脫韁的野馬，必將拉著資本主義的馬車面臨墜落萬丈深淵的危險。

根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動規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據此揭示出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演變趨勢:危機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和發展;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制度在一次次的危機中發生變化直至走向衰亡。毋庸置疑，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結合，市場經濟能夠形成巨大的生產力，是迄今為止能夠優化資源配置的經濟形式。雖然市場經濟本身也存在著固有的缺陷，會出現市場失靈等現象，但社會主義在運用市場經濟發展生產力的同時，能夠最大限度地通過制度的優越性把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減少到最低程度，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規定也能夠使我們防范和遏制經濟危機的發生。這說明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能夠有力地糾正、抑制市場經濟中所固有的弊端，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良性循環，保證中國的市場經濟建設按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前進。社會主義制度下起支配作用的規律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社會主義運用市場經濟是為了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這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由此也決定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尤其是運用市場經濟體制形成的生產力大發展、綜合國力的極大提高，目的是為最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并使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更重要的是，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以及為達到目的的制度保證是高度一致的，如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一致性，公有制在整個社會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決定了其經濟運行要按照社會主義國家的需要、尤其要按照人民的生產和生活的需要進行生產。這一點是我們克服和防范經濟危機的最根本保證。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在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礎上。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更重要的是，國有經濟掌握了關系國計民生的要害部門，如鐵路、采礦、銀行、航空、高科技產業等關鍵領域，公有制經濟在中國國民經濟中占有主體地位，并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國有經濟控制國家經濟命脈是中國經受國際金融危機考驗的重要基礎:

1．國有銀行和國有控股銀行占主導地位的銀行業保持穩定，是中國成功應對金融危機的基礎。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系統的穩定直接關系到國民經濟的安全與穩定。在中國，銀行業以國有(控股)銀行為主導，一方面保證了政府對銀行的監管能力，使得銀行不會為了利益而放棄公眾責任，或者為了利益經營一些危害金融安全和經濟安全的業務;另一方面也使得銀行具有較強的信用功能，使人們不會懷疑銀行的支付能力，從而防止擠兌現象的發生。在國際金融危機中，中國國有控股金融機構不僅取得了良好的經營業績，而且積極響應國家宏觀調控政策，落實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經濟刺激計劃，對中國經濟企穩回升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是中國金融系統沒有發生像西方那樣深刻危機的主要因素。

2．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國有企業發揮了主導作用。根據國家財政部的統計數據，在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沖擊最大的2008、2009年，全國國有企業(不含國有金融類企業)實現的營業收入同比增長分別達到17．9%和6．5%。中國國有企業生產經營保持了平穩運行的態勢，并在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比如，許多國有企業注重發揮表率和導向作用，主動與上下游配套企業包括非公有制企業抱團發展;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堅持不裁員等。

3．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許多重要措施都是通過國有經濟實施的。例如，國家的4萬億投資計劃，主要投向國有經濟占優的基礎設施建設、民生工程、社會事業、節能減排和生態工程、調整結構和技術改造等，這些都是市場機制難以發揮作用的領域，同時也是中國可持續發展中急需加強的領域。政府通過加大這些領域的投資，帶動民間資本投資，不僅有力地實現了保增長、擴內需、促就業的目標，而且改善了經濟結構。實踐證明，實行適合于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在應對經濟危機、克服和戰勝經濟危機造成的困難、及時采取措施促進國民經濟穩定發展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眾所周知，1929年發生的經濟危機帶來的經濟負增長達四年之久。鑒于此，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宏觀調控逐步介入其經濟發展之中，并在市場經濟運行中形成完備的金融監管和信用制度。當然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危機問題，甚至出現了更為劇烈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筆者認為，這是由于私有制的矛盾及其社會制度的性質決定的。從這一點看，資本主義國家的宏觀管理和宏觀調控是失效的。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具有顯著特征或者優勢:堅持市場機制與宏觀調控相結合，宏觀調控具有有效性、計劃性和科學性等優勢。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時，以及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都明確提出，中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此后，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報告又多次重申了這一點。市場機制與宏觀調控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有機組成部分，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只有把二者結合起來，才能既發揮市場經濟的活力，又保持經濟的平穩運行;既可以彌補市場失效的缺陷，又可以彌補政府行為效率低的缺陷。例如，在應對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中，中央政府果斷出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挑戰的擴大內需、促進增長的十項措施，上述十項措施不僅有效緩解了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也能有效解決中國工業自身存在的產能過剩、產業集中度低、缺乏核心技術和關鍵技術、市場競爭力弱等單純依靠市場所無法解決的深層次問題。同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還具有有效性、計劃性和科學性等優勢。

1．宏觀調控的有效性。研究發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能使“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相結合、有效調控經濟運行與發展的優勢。科學發展觀所要求的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是“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增強企業活力和競爭力”，“健全國家宏觀調控，完善政府社會管理”。可以說，堅持市場機制與宏觀調控相結合，一方面可以將市場機制的效率功能引入社會發展的目標軌道;另一方面可以疏導市場機制的自發性，使市場機制的作用得以充分而有效地發揮，由此可以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有效性的根本原因在于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作為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比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更有條件進行國家的宏觀管理。“在宏觀調控上，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能夠把人民的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結合起來，更好地發揮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1］

一引言

2003年春節過后，在中國發生了一場嚴重的急性傳染性疾病SARS，波及面廣，影響深遠。這場災難的背后，暴露出中國政府在預防控制突發性事件問題上的薄弱之處。SARS事件給政府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課題：在經濟全球一體化，人員往來頻繁、資訊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如何系統地防控重大突發事件，使其影響降低到最小。長期以來，我國在處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方面存在不少缺陷。這些方面主要表現在，處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往往是衛生部門一家的事，缺少其他部門的通力合作；政府在指揮處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缺位；日常應急儲備缺乏；信息報告系統分散、緩慢等．這些缺陷直接導致了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出現時，應急反應的行動遲緩、手段匱乏。

社會意義上的突發事件主要有以下幾類：國防突發事件、傳染性疾病突發事件、科學實驗突發事件、交通事故突發事件；自然突發事件如地震、洪水、山體滑坡等自然災害。各類突發事件都有其特點，其共性是突然發生，難以預知，危害巨大，影響深遠。

二SARS事件引發對公共危機管理的思考

這場突如其來的“非典”席卷了大半個中國，給人民的生命健康帶來了威脅，并給社會經濟和生產生活帶來了巨大影響．它不僅使我國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也使政府的公共管理面臨著一個新課題，即如何管理危機狀態下的社會．隨著現代政府管理的復雜性日益加劇，政府管理的脆弱性亦日漸突出，特別是當社會爆發危機時，政府往往手足無措、難以應對，導致危機的后果迅速擴散，社會陷入混亂，進而危及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如何將危機狀態下的社會有序地管理起來，使危機給社會造成的危害達到最小限度，無疑成為政府管理活動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一）公共危機管理的概念

危機管理一詞最早出現在1986年出版的《危機管理：為不可避免的事而計劃》一書(CrisisManagement：planningfortheinevitable)該書的作者StevenFink曾在1979參加過美國三里島核電站事件的處理工作，之后，他對危機管理進行比較系統的研究．但最早國外在危機管理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當時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促使企業的經營者加強企業的防衛管理的研究．但當時的危機管理研究只不過是單純的危險對策、保險管理、安全技術和防災計劃。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R．Blake和I．Mouton針對領導行為的有效性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建立了相應的指標系統。20世紀80年代，一些學者開始將政治科學中的危機理論擴展到經濟及管理領域，探討企業在陷入危機后的緊急對策問題．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學者在研究企業危機現象時，提出將管理失誤作為危機起源來研究其過程機理．我國在危機管理方面的研究起步較晚，在20世紀90年代才展開了企業危機管理的研究，而公共管理危機的研究近幾年在中國才初見端倪。公共危機管理是政府針對突發危機事件的管理，目的是通過提高政府對危機發生的預見能力和危機發生后的救治能力，及時、有效處理危機，恢復社會穩定，恢復公眾對政府的信任。

一、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問題

(一)主權債務危機的原因

一些學者研究了主權債務危機的制度性和機制性原因。應霄燕認為，主權債務危機是資本主義發展到金融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不斷深化和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各種反經濟危機政策和措施疊加的必然結果，是資本主義制度經濟和政治危機深化的集中表現。［1］劉志強認為，一國內部制度的策略性博弈、財政收支制度的軟約束和非正式規則下的各種機會主義行為，都是財政風險形成及擴大的重要原因。另外，歐元區的外部制度也是促使財政風險向債務危機轉化而沒有平穩過渡的重要因素。［2］陳新認為，歐債危機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因為救助機制失調。基于道德風險考慮，歐盟本無成員國貨幣救助機制。歐債危機爆發后，歐盟試圖增強金融穩定機制的作用，但卻面臨各成員國不同的經濟、政治和利益立場歧異導致的決策困境。［3］一些學者從經濟結構、財政政策等方面揭示主權債務危機的原因。陳志昂等認為，希臘等國長期以來不僅承受著亞洲發展中國家的低成本競爭，同時面臨發達國家的生產率沖擊，導致產品喪失競爭力，這種結構性矛盾與失衡產生“夾層效應”并最終引發危機。［4］鄭慧認為，公共財政負擔沉重、經濟缺乏競爭力是引發債務問題的根本原因;歐元區各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國別差異較大是引發債務問題的結構性原因;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二元結構矛盾”、宏觀經濟調控手段缺失是引發債務問題的制度性原因;救援計劃遲緩出臺、措施實施困難重重是債務危機久拖不決的現實原因。［5］郝宇彪等認為，希臘等五國長期形成的高額財政赤字是引發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的直接原因;美國三大信用評級機構下調希臘等五國債券評級對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起了助推作用;歐元區的經濟制度缺陷與內部的經濟結構不平衡是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爆發的深層原因。［6］

(二)主權債務危機的國際影響

一些學者分析了主權債務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孟艷認為，主權債務風險加大將拖累全球經濟發展:使經濟復蘇前景更不樂觀，加劇了金融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的動蕩，使未來通貨膨脹風險日益增大，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面臨資產貶值和經濟滯脹風險。［7］孫韶華等引用了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梁艷芬的觀點，認為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正從希臘等邊緣國家向意大利、西班牙等核心國家擴散，從公共財政領域向銀行體系擴散，引發金融市場持續大幅震蕩。各成員國債務鏈相互交織，危機加深并拖累銀行系統和實體經濟的可能性上升。［8］一些學者著重分析了主權債務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郭春松等認為，主權債務危機對中國有以下影響:一是使中國外匯儲備風險劇增。二是使中國輸入性通脹的壓力增大。三是中國出口業將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四是人民幣面臨更大的升值壓力。［9］姚鈴認為，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將對中國和歐盟經貿合作產生一系列不利影響:使中國對歐出口增勢明顯減弱;使歐盟內部保護主義傾向抬頭，歐盟對華貿易政策會更加激進;歐盟自貿區戰略對中國構成潛在威脅;中國對歐“走出去”面臨兩方面處境，一方面債務危機的爆發使很多歐盟國家和企業資金短缺，為中國企業擴大對歐“走出去”提供難得的機遇，另一方面多數中國企業還不具備在歐盟這一成熟市場開展大規模投資經營的能力，勉強進入，最終可能大敗而歸。［10］

(三)主權債務危機對中國的啟示

謝世清認為，歐洲主權債務與“中國式主權債務”———地方政府債務有諸多相似之處，但卻存在本質區別。雖然我國并不具備爆發“歐洲式主權債務危機”的相關條件，但由于地方政府權責不對等、熱衷追求GDP和政績工程、經濟發展模式不合理、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等原因，我國仍存在爆發“中國式主權債務危機”的隱患。［11］鄭慧認為，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對我國有如下啟示:審慎退出經濟刺激計劃，防止宏觀經濟大幅波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由投資出口導向型向消費導向型轉變;重視地方債務風險，防患于未然;管理好熱錢的流動，防范投機資本的沖擊;完善金融體系，夯實人民幣國際化的基礎。［12］王黎明等認為，要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和金融市場的監管，避免經濟無序發展。在房地產政策調控方面，除保持政策的穩定性以外，對中央企業和地方政府的行為也要采取適當的行政干預。［13］

一、基本情況及分析

㈠基本情況

我區總面積18203平方公里，轄8縣一市一特區，總人口390萬人，其中農業人口350萬人，占總人口的89.7%；2007年底，全區耕地面積261.51萬畝，人均耕地僅有0.66畝，低于聯合國糧農組織制定的人均0.8畝的警戒線。是一個農村勞動力資源豐富、人地矛盾十分突出的農業區域經濟地區。

1.農業生產情況

我區屬典型的中亞熱帶季風濕潤氣候，雨量充沛，溪河密布，光熱水同季，為農業生產提供了有利條件，是貴州重要的農產品生產基地。2008年，全區實現農林牧漁業總產值127.63億元，同比增長22.36%。其中：農業產值71.76億元，同比增長15.78%；林業產值1.52億元，同比增長16.03%；牧業產值48.70億元，同比增長36.34%，漁業產值1.58億元，同比增長20.61%，農林牧漁服務業產值4.01億元，同比增長0.75%。在主要農產品產量中，油菜產量下降很大，其原因主要是年初的凌凍災害引起的減產。

2.農民收入情況

2007年，全區農民人均純收入2012元。2008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457元，同比增長22.11%；增收源來自農民務工收入和家庭經營收入增長較快，農民工資性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中的比重約為40%左右。但橫向來看，我區農民人均純收入遠低于全省2880元和全國4761元的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