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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動規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據此揭示出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演變趨勢:危機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和發展;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制度在一次次的危機中發生變化直至走向衰亡。毋庸置疑，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結合，市場經濟能夠形成巨大的生產力，是迄今為止能夠優化資源配置的經濟形式。雖然市場經濟本身也存在著固有的缺陷，會出現市場失靈等現象，但社會主義在運用市場經濟發展生產力的同時，能夠最大限度地通過制度的優越性把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減少到最低程度，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規定也能夠使我們防范和遏制經濟危機的發生。這說明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能夠有力地糾正、抑制市場經濟中所固有的弊端，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良性循環，保證中國的市場經濟建設按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前進。社會主義制度下起支配作用的規律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社會主義運用市場經濟是為了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這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由此也決定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尤其是運用市場經濟體制形成的生產力大發展、綜合國力的極大提高，目的是為最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并使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更重要的是，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以及為達到目的的制度保證是高度一致的，如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一致性，公有制在整個社會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決定了其經濟運行要按照社會主義國家的需要、尤其要按照人民的生產和生活的需要進行生產。這一點是我們克服和防范經濟危機的最根本保證。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在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礎上。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更重要的是，國有經濟掌握了關系國計民生的要害部門，如鐵路、采礦、銀行、航空、高科技產業等關鍵領域，公有制經濟在中國國民經濟中占有主體地位，并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國有經濟控制國家經濟命脈是中國經受國際金融危機考驗的重要基礎:

1．國有銀行和國有控股銀行占主導地位的銀行業保持穩定，是中國成功應對金融危機的基礎。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系統的穩定直接關系到國民經濟的安全與穩定。在中國，銀行業以國有(控股)銀行為主導，一方面保證了政府對銀行的監管能力，使得銀行不會為了利益而放棄公眾責任，或者為了利益經營一些危害金融安全和經濟安全的業務;另一方面也使得銀行具有較強的信用功能，使人們不會懷疑銀行的支付能力，從而防止擠兌現象的發生。在國際金融危機中，中國國有控股金融機構不僅取得了良好的經營業績，而且積極響應國家宏觀調控政策，落實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經濟刺激計劃，對中國經濟企穩回升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是中國金融系統沒有發生像西方那樣深刻危機的主要因素。

2．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國有企業發揮了主導作用。根據國家財政部的統計數據，在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沖擊最大的2008、2009年，全國國有企業(不含國有金融類企業)實現的營業收入同比增長分別達到17．9%和6．5%。中國國有企業生產經營保持了平穩運行的態勢，并在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比如，許多國有企業注重發揮表率和導向作用，主動與上下游配套企業包括非公有制企業抱團發展;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堅持不裁員等。

3．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許多重要措施都是通過國有經濟實施的。例如，國家的4萬億投資計劃，主要投向國有經濟占優的基礎設施建設、民生工程、社會事業、節能減排和生態工程、調整結構和技術改造等，這些都是市場機制難以發揮作用的領域，同時也是中國可持續發展中急需加強的領域。政府通過加大這些領域的投資，帶動民間資本投資，不僅有力地實現了保增長、擴內需、促就業的目標，而且改善了經濟結構。實踐證明，實行適合于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在應對經濟危機、克服和戰勝經濟危機造成的困難、及時采取措施促進國民經濟穩定發展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眾所周知，1929年發生的經濟危機帶來的經濟負增長達四年之久。鑒于此，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宏觀調控逐步介入其經濟發展之中，并在市場經濟運行中形成完備的金融監管和信用制度。當然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危機問題，甚至出現了更為劇烈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筆者認為，這是由于私有制的矛盾及其社會制度的性質決定的。從這一點看，資本主義國家的宏觀管理和宏觀調控是失效的。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具有顯著特征或者優勢:堅持市場機制與宏觀調控相結合，宏觀調控具有有效性、計劃性和科學性等優勢。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時，以及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都明確提出，中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此后，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報告又多次重申了這一點。市場機制與宏觀調控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有機組成部分，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只有把二者結合起來，才能既發揮市場經濟的活力，又保持經濟的平穩運行;既可以彌補市場失效的缺陷，又可以彌補政府行為效率低的缺陷。例如，在應對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中，中央政府果斷出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挑戰的擴大內需、促進增長的十項措施，上述十項措施不僅有效緩解了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也能有效解決中國工業自身存在的產能過剩、產業集中度低、缺乏核心技術和關鍵技術、市場競爭力弱等單純依靠市場所無法解決的深層次問題。同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還具有有效性、計劃性和科學性等優勢。

1．宏觀調控的有效性。研究發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能使“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相結合、有效調控經濟運行與發展的優勢。科學發展觀所要求的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是“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增強企業活力和競爭力”，“健全國家宏觀調控，完善政府社會管理”。可以說，堅持市場機制與宏觀調控相結合，一方面可以將市場機制的效率功能引入社會發展的目標軌道;另一方面可以疏導市場機制的自發性，使市場機制的作用得以充分而有效地發揮，由此可以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有效性的根本原因在于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作為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比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更有條件進行國家的宏觀管理。“在宏觀調控上，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能夠把人民的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結合起來，更好地發揮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1］

2．宏觀調控的計劃性。新自由主義理論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民經濟的有計劃運行和發展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是有害的。而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看來，國民經濟的有計劃發展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內在要求。國民經濟的有計劃發展，是社會進步和文明的一種表現，只是限于現有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科學技術的發達程度和人們的運作能力，還達不到實現經濟計劃化的要求。與奉行新自由主義的西方國家不同，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經濟職能具有組織經濟社會發展的責任，即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方面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對宏觀調控實行計劃指導，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并在制定發展規劃、產業政策、分配政策、區域政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外經貿政策等方面發揮不可替代的主導作用。中國經濟發展實踐已證實它的可行性和優越性，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以在發展目標、增長速度、經濟規模、戰略重點、地區平衡、民生改善等重要方面實施有計劃的規劃和調控，特別是中國政府擁有的財力支配和調度權力，對于調控國民經濟運行和發展大局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3．宏觀調控的科學性。主要是調控經濟周期，避免經濟發展出現大起大落。對這個問題，在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與實踐中，對如何實現科學有效的宏觀調控進行了不斷的探索，并把它提到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高度。中國學者在研究經濟周期性波動、闡述科學發展觀與宏觀調控時就指出:“中外經濟周期的波動史，大起大落的經驗教訓有兩類:一類是我國原有計劃經濟體制下和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大起大落的經驗教訓，另一類是西方市場經濟體制下大起大落的經驗教訓……改革以后，1977—2001年，又經歷了4次周期波動。兩類大起大落的經驗教訓雖然各自帶有不同的體制性特點，但其中也包含著一些相通的規律性機理，即在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投資和生產很容易出現累積性的過度擴張，這種擴張會遇到各種資源供給的制約，越是‘大起’，就越會導致‘大落’。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這一規律性機理仍然會起作用，特別是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的時候。”［2］中國的經濟周期還有著自身特有的規律，中國的宏觀調控有著更高的要求。

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是要通過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主要矛盾來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發展市場經濟就是解決這一矛盾的基本手段。這一矛盾解決的結果則是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中國現代化的實現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歷史任務的完成。《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和任務，即“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增強企業活力和競爭力，健全國家宏觀調控，完善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強有力的體制保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必須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中國在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的經濟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的歷史階段。這一論斷更加明確了在中國改革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地位。黨的十五大以初級階段理論為依據，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以及黨在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問題上做出了新的闡述，首次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如何建設這樣的經濟。十五大報告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3］這就明確指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內涵。它與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和文化一起構成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因而，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的就是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事實表明，通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實踐，中國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2011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對我們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提供了強有力的物質基礎和保障。在2008年經濟危機影響中國經濟發展時，中央政府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采取了一系列果斷的政策措施，擴內需、保民生是政策的著力點。在2009年中國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中，突出了“加大改善民生力度，著力解決涉及群眾利益的熱點難點問題，并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遭遇金融危機后，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明顯加快。從2008年4月到2010年1月為應對危機的影響，實施了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例如，2009年1月23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三部門穩定勞動關系的“六條意見”。同年12月21日宣布，為減輕企業負擔、穩定就業，允許困難企業在一定期限內緩交社會保險費，同時階段性降低四項社會保險費率。2008年4月醫改三年實施方案正式，當年8月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正式啟用。2008年9月，國務院指導意見，農民60歲以后享受國家普惠式養老保障。2009—2010年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人均每年增長10%，中央財政投入社會保障金增長17．6%。金融危機的影響促使我們大大加快了社會保障事業的改革和建設，保障水平大幅提高，投入增大，社會保障制度的覆蓋面增大。在應對金融危機方面，中國政府見事早、判斷準、行動快，應對危機政策措施出臺的速度、頻率和力度，世所罕見，顯示了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的宗旨。也表明中國能夠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凝聚力量應對危機，優先解決民生問題，尤其是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這是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無法比擬的優勢。

按照科學發展觀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必須注重公平公正，并以保障廣大勞動者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實現合理的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成果為發展目標。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存在的貧富差距拉大、兩極分化問題，是其社會基本矛盾導致的現象，作為有支付能力不足的無產階級勞動者與資本和財富集中于資產階級一方而相互對立。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就是資本財富的增長與勞動人民貧困化、失業人口的增長同時存在，過剩的失業人口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并導致無產階級的絕對和相對貧困化，而周期性爆發的經濟危機則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激化的強制解決方式。在當前一些國家所實行的超前消費、刺激消費是緩解經濟危機的措施，但本質上依然是人們有支付能力不足的表現。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也存在貧富差距、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但我們應當認識到它與資本主義條件下的這一問題的性質不同。我們搞改革開放，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目的是為了發展生產力，讓人民過富裕的生活。通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帶動更多的人、更廣大的地區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達到共同富裕，出發點是防止貧富分化。同時我們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出現的貧富差距問題有著深刻的認識，對收入差距超過警戒線問題有深刻的警醒，并不斷采取措施克服和防止。例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不斷改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提高勞動者的工資收入等。還應當看到，中國改革后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總體上得到很大提高，同時也存在地區差距、貧富差距的問題，但這些是前進中的問題，通過改革是可以得到解決的。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從一開始就非常重視防止出現貧富分化、實現共同富裕問題，并認為解決好這個問題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區別的標志。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內容之一就是，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在實行這一基本經濟制度的條件下，社會注重效率，也更加注重公平，如果出現嚴重的兩級分化，政府將自覺地去調整。鄧小平曾說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4］123還說:“共同富裕，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4］364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基礎，實行國家宏觀調控和市場配置資源相結合，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以解決不斷增長的社會需求和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為目的，以共同富裕為發展目標的經濟體制。這個體制具有公平性、可控性和政府主導性等優越性。這個優越性表明它具有抗風險的內在能力，具有持續平穩較快增長的內在動力。中國經濟能夠在當今世界金融風暴沖擊下快速地采取措施，使經濟率先企穩回升，就是證明。我們還要看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也遵循著市場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也存在著產生經濟危機的可能性，這就需要我們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去克服它，并積極探索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其中，“完善”一方面表現為更充分挖掘市場在優化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另一方面表現在更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只有不斷完善和深化改革，才能保持自身的活力，其抵御風險的能力也會更強。這同樣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勢。

1．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十八大報告認為，“深化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必須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發揮政府作用，意味著在市場經濟體制完善中，政府應通過政策扶持，彌補市場缺陷，推進市場經濟又好又快發展。一是培育和完善市場體系，為市場經濟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二是運用多種經濟杠桿，譬如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收入政策等對經濟進行宏觀管理，保障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行;三是提供教育、國防、環境保護、安全和秩序等公共物品;四是建立效率與公平統一的收入分配與調節制度，促進人民生活水平的穩定提高和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2．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國有經濟的主體地位說明，它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是社會主義國家安全的重要保證，是社會公平的重要保障，是防止經濟出現大的波動、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因素，是保障社會穩定、補充市場不足的重要手段，也是帶動國內經濟發展、提高綜合國力的重要力量。因此，“要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推行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推動國有資本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不端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5］

3．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努力實現多數人的共同富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按照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最后達到共同富裕的原則，中國總體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同時也存在貧富差距問題。為更好地防范經濟危機的沖擊，應當通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特別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5］，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一是調整企業的勞動分配關系，使勞動的分配比例份額逐步加大，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是將壟斷行業的超額利潤轉化為國家財政收入，調整初次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矛盾;三是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四是積極發展社會事業，健全教育、醫藥保健、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

4．保持和發展宏觀調控的有效性、科學性。為了解決市場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市場失靈、經濟波動和經濟周期問題，做到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就要進行科學、有效的宏觀調控，這是中國政府的經常性工作，也是彌補市場失靈、熨平經濟波動和經濟周期、避免經濟發展中的大起大落、營造穩定的經濟發展環境的需要。事實上，熨平經濟周期、搞好宏觀調控、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也是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的過程。所謂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是指執政黨指導經濟工作，既要在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掌握經濟運行的規律，并根據市場供求關系來協調社會的生產和需求，最終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同時也要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和運行特點，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管理經濟，實現經濟社會的又好又快發展。而只有保持經濟較快發展，才能有效解決前進中的矛盾和困難;只有保持經濟平穩發展，才能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

5．積極推進金融創新。從經濟發展規律看，金融工具是國家推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調控手段，金融業的發展也是經濟社會化的最高表現:金融與企業結合，能夠滿足企業對金融的各類需求;金融創新與技術創新結合，能夠促進科技成果的廣泛應用，并得到更好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新興行業需要全新的金融服務，原有的薄弱環節融資難的問題仍然凸現，只有推進金融創新才能夠滿足這些領域的金融服務需求，同時經濟金融運行中的風險也在不斷發生變化，需要通過金融創新來管理風險。因而在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中，中國必須走自己的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金融體系。（本文作者：欒文蓮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