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完善能夠保證工程建設標準實施過程中具有可靠的理論依據，能夠保證工程建設標準的順利實施;工程建設標準可以為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完善提供技術層面的支持和保證。本文在明確工程建設標準與法律法規互動關系的基礎上，提出若干促進工程建設標準法制化發展的建議，旨在為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化建設貢獻力量。

關鍵詞:工程建設標準;法律法規;互動關系

工程建設標準是加速工程建設順利完成和完善工程建設標準化相關法律法規的必然要求;同時也為工程建設標準化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依據。筆者通過對“工程建設標準與法律法規的互動關系研究”這一課題的討論，表明法律法規對工程建設標準化進程的指導意義，為推進我國工程建設標準法制化進程做出合理化建議。

一、工程建設標準與法律法規概述

(一)工程建設標準的相關分析

工程建設標準是指相關部門在從事工程建設工作的過程中，依據和遵循的，經過相關部門制定的標準化秩序，對整個工程建設活動過程能夠起到指導和規范作用的制式文件。工程建設標準作為工程建設重要的技術基礎和保障，必須以科學技術和實踐經驗為基礎制定實施，在工程建設過程中保證工程建設活動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促進工程建設行業健康可持續發展。

(二)工程建設標準法律法規的相關分析

［摘要］法律依據作為裁判的準繩，其中一大部分的變動牽引著整個社會的運行秩序，有著難以估量的社會影響。我國行政法淵源問題在經歷10－20年的探討之后，在法律、法規、規章和司法解釋等層面還有沖突的出現。行政法規是否被排除出民事糾紛法源的序列?行政法規的法源地位又該何去何從?文章將圍繞這些問題展開探討，試圖尋找出較為合理的解決方案。

［關鍵詞］行政法規;法源地位;價值取向

一、解讀法律淵源概念，分析其產生背景

法律淵源簡稱為法源，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的法源即一切能夠對法律產生影響之事實，而狹義法源即是對法官具有拘束力，法院裁定應當予以援引之對象［1］。本文所討論的“法源”，則是指對民事審判定紛止爭具有約束力的事物，應采狹義理解。意大利民法典規定，法源有四種:法律、條例、行業規則以及慣例。其中對于法律的規定是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政府命令。而對于條例的規定是由總理制定，其他權力機關依據特別法在權限范圍內所制定的法文件。可見意大利民法法源中是包括行政法規的。法國憲法第38條規定，在執行施政綱領時，政府可以要求議會以法令的方式對政府進行限期的授權，這一方法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在行政法院允許后，可在內閣會議上制定相關法令。法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由議會授權而制定的法令應該當然具有法源地位。除此之外，法國民法典頒布后不到五十年，下級法院被要求必須遵循法國最高法院的判例［2］。連判例都成為法源，更不用說行政法規了。因此，在法國，行政法規也是具有法源地位的。在日本，法例第2條規定，當習慣不違反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同時被法令允許或無明確規定時，該習慣與法律效力相等。憲法第7條規定，在內閣的建議與承認下，天皇可以為國民行使某些有關國事的行為，例如:天皇對憲法修正案、法律、政令及條約有公布權;憲法第73條提出，除了一般行政事務以外，內閣還需執行下列事務:第6款:可為實施憲法、法律的規定而制定相關政令，但在制定該類政令時，除了法律特別授權者不得額外制定罰則;憲法第81條提出，最高法院可以決定一切法律、規則、命令、處分是否符合憲法，是終審法院。綜合上述幾項規定可以得出，習慣的適用順序后于“法令”，而法令應該指的就是后面憲法中所提到的“法律”和“政令”。因此，我們也可以總結出行政法規在日本擁有法源地位的結論。因此能夠看出，在大部分主流的大陸法系國家中，行政法規的法源地位均得到認可。

二、我國行政法規的法源地位在司法實踐中的體現

在我國，行政法規作為眾多民商事法律的依據，在我國的法律體系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而在司法實踐中，行政法規也具有不可磨滅的地位和作用。筆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查閱得知，截至2017年年底，我國一些常用的行政法規的民事一審司法適用情況并進行總結發現行政法規等行政性規范性文件是主要作為技術標準領域的審判依據。如《侵權責任法》第58條，該條規定:在退訂醫療機構是否承擔過錯責任時，可將有關診療規范的規定作為判斷依據。在知識產權領域尤其如此。如“天津狗不理集團有限公司起訴濟南市大觀園商場天豐園飯店侵犯其商標專用權”(2007年10月10日終審)中，濟南市中院判斷時依據為: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注冊受理服務商標注冊的申請通知》《關于繼續使用服務商標的通知》《商標法實施細則》。不僅如此，行政規范性文件作為審判依據使用的情況適用并不僅限于技術標準領域。在2007年5月28日終審的“峰峰集團有限公司與中國節能投資公司關于借款合同糾紛案”中，國家發展改革委頒布的《關于中央級基本建設經營性基金本息余額轉為國家資本金的實施辦法》與《關于將中國節能投資公司中央級基本建設經營型基金本息余額轉為國家資本金的批復》(計投資〔1999〕375號)以及財政部頒布的《關于將中央級基本建設經營性基金本息余額轉為國家資本金的財務處理的通知》(財基字〔1998〕17號)均屬于政策性命令，在處理相關案件時均可直接使用。除了以上法規以外，我們可以對司法實踐的歷史進行分析，在其中能夠找到行政法規甚至規章政策對司法實踐的不可磨滅的痕跡。在頒布《物權法》之前，我國沒有法律對宅基地權屬進行規定，因此，在1986年時最高人民法院頒布《關于公民對宅基地使用權與占有權的批復》，該批復參考了1962年中共中央頒布的《農村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用事實落實黨的政策;在1995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房地產管理法》之前，沒有法律相關條文可以解答關于城市房屋產權問題，只有國家政策規定不允許買賣。在1965年時，最高人民法院在其頒布的《關于城市居民和資本家的城市房屋是否準許買賣的復函》中指出，城市房屋產權問題是全國性的政策問題，法院無法在中央做出規定前進行解答，因此在處理有關城市房屋產權問題時需要將意見報省委批準后執行，在這一問題上，最高人民法院選擇依照政策做出判決。國家制定的眾多政策，例如農村建房政策①、土地承包政策②、房地產調控政策③、征地拆遷政策④等政策都以《民法通則》第6條為依據，成為法源之一［1］。而隨著我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地完善民事立法，民事活動與司法受到相關政策的影響正在逐漸削弱，然而，政策仍然通過司法解釋對司法產生影響。如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10月26日公布的《關于裁判文書引用法律、法規等法律文件的規定》(法釋〔2009〕14號)第4條規定制定民事裁判文書需要引用相關法律、法律解釋或司法解釋。對于應當適用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或者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可以直接適用。能夠看出，行政法規作為民商事裁判的依據，其起到的作用之巨大不可忽視。

三、行政法規法律淵源地位的價值分析

［摘要］以史為鑒，可知興替，中國共產黨是既善于總結歷史經驗又善于運用歷史經驗的政黨。梳理建黨百年來反腐倡廉的規章制度，提煉建黨百年來制定黨內法規的經驗，從運動反腐到制度反腐，從立規反腐到立法與立規反腐相結合，實現反腐立規與倡廉立規同步、黨內法規與國家立法同向、黨內法規制定與實施同行，實現反腐倡廉的法治化，這是歷史的規律，也是現實的需要。

［關鍵詞］反腐倡廉；中國共產黨；立規

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年來，始終強調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在黨的建設過程中，既關注廉潔奉公，又重視反對腐敗，形成了一系列具體可行的制度。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反腐倡廉建設”新概括，將腐敗問題上升到黨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提出黨與腐敗“水火不相容”，“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強調反腐倡廉的制度化和法治化，把反腐倡廉融入黨的建設和國家的法治建設之中。目前，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都發生重大變化，我國社會進入利益格局多元、社會群體多元、社會價值多元階段。在復雜的國際和國內背景下，應當通過黨內法規的不斷完善，建立起防治腐敗的長效機制，以保持國家的長治久安。

一、建黨百年反腐倡廉立規的歷程

系統梳理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來反腐倡廉的規章制度，有利于總結提煉建黨百年來反腐倡廉立規的經驗和教訓，為未來黨的反腐倡廉法治化建設指明方向，進而形成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建黨至今，以1949年新中國成立、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為里程碑，百年反腐倡廉立規的歷史進程，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1921年7月建黨至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中國共產黨建黨伊始，就注重建章立制，以黨綱和黨章的形式，明確黨的奮斗目標和根本任務，引領全黨的發展方向。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是黨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黨的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是黨的第一個章程。從黨的建立到新中國成立，為了保持黨的先進性和廉潔性，既出臺了一系列規章制度，又開展了反貪污浪費的群眾運動：從1926年發布《關于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到1933年頒布《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第二十六號訓令》，開展反貪污浪費的群眾運動；1938年，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劉少奇就起草黨的工作規則與紀律，作了《黨規黨法的報告》；1941年，在延安干部會議上，毛澤東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號召全黨樹立理論和實際相統一的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作風，后中央又作出《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和《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1942年，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毛澤東作了《整頓黨的作風》報告，進而開展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整頓“三風”學習運動。這一時期，以“運動式”反腐敗為主，主要有反貪污反浪費的群眾運動和整頓“三風”的學習運動。

（二）第二階段：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至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實行“一化三改”，黨面臨重大的改造和建設任務，開展了大規模的整黨整風運動。1951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規定了處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則和方法，使“鎮反”有法可依；同年出臺的《關于整頓黨的基層組織的決議》，提出共產黨員的八項標準，并整頓基層黨組織，克服黨的組織不純與思想不純現象，整黨工作逐步展開；1952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根據“嚴肅與寬大相結合、改造與懲治相結合”的方針，規定了對貪污分子和違法工商業者的處理辦法，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從新中國成立到“文革”前，黨在執政實踐中形成了一系列執政理論，勾畫出中國現代化的發展藍圖。“文革”期間，黨通過《五一六通知》和九大政治報告，展開公開、全面、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

摘要：信息時代下，人們的生活、工作、娛樂處處離不開網絡，網絡是把雙刃劍，在為人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時，也增加了人們信息泄露的風險。病毒與黑客嚴重威脅著網絡信息安全，國家相應出臺了保護信息網絡安全的法律法規，采用先進的防護墻技術、加密技術、反病毒技術等等提高信息網絡的安全性。本文通過對制定信息安全的技術性法規與完善信息安全的管理性法規進行研究，提高網絡安全法律法規的約束力，保障互聯網的運行安全，增強人們的網絡信息安全防范意識。

關鍵詞：保護信息網絡安全；技術性法規；管理性法規

我國現有的信息網絡安全法律法規還不夠健全，一些不法分子通過鉆取法律漏洞非法牟利，嚴重影響個人與國家的信息安全。另外，網絡技術存在一個不斷發展與突破的過程，2G、3G、4G、5G網絡相繼面世，要想保障信息網絡安全，光依靠法律是不夠的，還需要建立一套立體、全面的防御體系，完善現有信息網絡安全法規的技術性與管理制度方面的法律法規。保護網絡信息安全的技術性法規與管理性法規可以保護個人、法人以及其他組織的財產安全與個人信息安全，提高網絡的安全性，維護社會管理秩序。

1信息網絡安全法律法規的立法背景

從第一臺計算機誕生到現在的互聯網全面普及，不僅計算機技術與網絡技術取得了突破性發展，黑客的入侵技術與翻越防火墻能力也在不斷提高。計算機犯罪存在隱蔽性與成長性的特點，犯罪形式多種多樣，危害性越來越大，甚至威脅到社會與國家的公共治安。信息網絡安全法律法規的出臺是為了打擊遏制高科技犯罪，用法律制裁、約束使用計算機犯罪的人。新中國建國以來，我國頒布的有關信息網絡安全的法律法規已近百部，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與相關規范性文件逐漸形成了我國的信息網絡安全法律體系，涉及設施安全、專用產品安全、病毒防治安全與行業安全等諸多方面，對破壞信息網絡安全的個人或組織追究刑事、民事、行政責任，發揮信息網絡安全的法律效力，震懾潛在的信息安全破壞者[1]。

2制定保護信息網絡安全的技術性法規

雖然信息網絡安全立法在很大層面上減少了計算機犯罪的發生率，但是信息網絡安全法律法規還不夠完善，一些計算機犯罪分子會鉆法律的空子，游走于法律的邊緣地帶，做一些存在違法行為但不足以構成犯罪的事情，刑事立法存在缺陷，導致一些破壞信息網絡安全的違法分子無法可依，構成的破壞行為與受到的處罰不成正比，常常有輕縱犯罪人的案件發生。另外，我國現行的信息網絡安全法律體系仍然是以行政法規與刑事法規為主，有關信息安全技術性的法規較少，制定保護信息安全的技術性法規能夠將先進的網絡技術與法律保護手段結合起來，建立既有技術性又有法律性的信息網絡安全制度。制定保護信息網絡安全的技術性法規主要是提高信息安全技術的法律效力與安全效益，減少信息安全技術的限制因素，建立一種依托于信息安全技術的信息網絡安全法律，讓信息安全技術逐漸法律化，有關保護信息網絡安全的技術性法規可以從以下3個方面理解。

[摘要]互聯網金融作為一種新業態發展迅猛，它既有技術支撐又有金融的本質屬性，具有效率高、成本低、多元化、受眾廣及風險大等特點。但是我國互聯網金融正處于發展階段，互聯網金融法律監管不到位，現有法律法規與互聯網金融業務存在矛盾，使互聯網金融面臨著較大的法律風險。為了營造健康的互聯網金融環境，可創新互聯網金融監管模式、推進互聯網金融法律建設、加強對消費者合法權益的保護，從而提高對互聯網金融法律風險的管控成效，促進該行業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互聯網金融；風險特征；法律建設

在2014年，互聯網金融首次被寫入政府報告中，為保障金融創新，政府部門提出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要求。在2014-2018的五年間，互聯網金融在政府報告中從未“缺席”，充分體現出互聯網金融監管的重要性。

一、互聯網金融法律風險的內涵

互聯網金融是指將互聯網、計算機等技術與傳統金融機構配合應用，共同開展融資、投資與支付等金融業務。我國互聯網金融概念最早出現于2012年，經過數年發展，已經形成相對規范的產品類型，包括支付結算類、投資理財類與融資類三種；推出的互聯網金融產品包括第三方支付、理財產品、融資平臺等，如余額寶、阿里小貸?；ヂ摼W金融具有顯著的成本低、效率高、多元化與高風險等特征，各類風險嚴重阻礙行業發展。在互聯網金融領域，由于其發展迅猛，相關立法存在滯后性，集資詐騙及洗錢等違法現象頻發，法律風險較突出，需受到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的重視，并采取有效措施來防范風險。在互聯網金融風險中，有一般風險、安全風險、特殊風險與法律風險等多種類型。法律風險可以看作是其他風險的關鍵點，法律法規的不完善，是引發其他風險的主要原因，其關鍵點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落腳點在互聯網金融監管領域，一般風險、安全風險與特殊風險的有效防范措施均是保障政策法規的實施，通過對違法犯罪行為的大力懲處，來約束行業行為，保障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梢?，法律風險為其他風險的落腳點，政府部門需從法律風險入手，明確法律風險的產生原因與解決措施，完善政策法規，強化互聯網金融的監管，規避其他風險的出現，促進互聯網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

(二)隱患點目前我國互聯網金融正處于發展階段，配套法律法規不夠完善，存在空白區域。互聯網金融業屬于金融行業的一部分，具備金融行業的風險連鎖效應，極易出現多種風險爆發的現象，從而引發嚴重的經濟損失。在法律風險出現后，連鎖效應會引發其他風險隱患。如果法律風險爆發的領域涉及到境外業務，可能會對其他國家的金融市場產生影響，因此需加強對法律風險的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