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物業管理法律體系

1．國務院各相關行政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及常委會頒布的物業服務的行政規章及地方性法規規章。國務院的行政部門中以建設部的規章居多。例如1990年《城市危險房屋管理規定》、1990年《城市異產毗連房屋管理規定》、2004年《物業管理收費管理辦法》等。地方性物業法規如《廣東省物業管理條例》、《杭州市物業管理條例》等。

2．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物業服務法律法規的司法解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物業服務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筑物區分所有權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物業管理實務中主要涉及的法規及問題

(一)物業管理招投標

通過物業管理招投標是物業管理市場發展、房地產管理體制改革和提高物業管理水平的需要。2003年建設部印發《前期物業管理招標投標管理暫行辦法》，雖對前期物業管理招標應遵循的基本原則、招標方式等做出了規定，但并未對哪些項目必須實行招投標，哪些可以通過招投標或其他方式選擇物業服務企業以及哪些不宜進行招投標進行規定。《物業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只提到國家提倡通過招投標的方法選聘具有相應資質的物業服務企業。目前物業管理的招投標法規還未制定，給物業管理招投標中的不正當競爭留下了可鉆的空子，使競爭者參與者無法可依，也無法對有關方面進行有效的監督。

(二)物業管理服務

［摘要］以史為鑒，可知興替，中國共產黨是既善于總結歷史經驗又善于運用歷史經驗的政黨。梳理建黨百年來反腐倡廉的規章制度，提煉建黨百年來制定黨內法規的經驗，從運動反腐到制度反腐，從立規反腐到立法與立規反腐相結合，實現反腐立規與倡廉立規同步、黨內法規與國家立法同向、黨內法規制定與實施同行，實現反腐倡廉的法治化，這是歷史的規律，也是現實的需要。

［關鍵詞］反腐倡廉；中國共產黨；立規

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年來，始終強調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在黨的建設過程中，既關注廉潔奉公，又重視反對腐敗，形成了一系列具體可行的制度。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反腐倡廉建設”新概括，將腐敗問題上升到黨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提出黨與腐敗“水火不相容”，“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強調反腐倡廉的制度化和法治化，把反腐倡廉融入黨的建設和國家的法治建設之中。目前，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都發生重大變化，我國社會進入利益格局多元、社會群體多元、社會價值多元階段。在復雜的國際和國內背景下，應當通過黨內法規的不斷完善，建立起防治腐敗的長效機制，以保持國家的長治久安。

一、建黨百年反腐倡廉立規的歷程

系統梳理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來反腐倡廉的規章制度，有利于總結提煉建黨百年來反腐倡廉立規的經驗和教訓，為未來黨的反腐倡廉法治化建設指明方向，進而形成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建黨至今，以1949年新中國成立、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為里程碑，百年反腐倡廉立規的歷史進程，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1921年7月建黨至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中國共產黨建黨伊始，就注重建章立制，以黨綱和黨章的形式，明確黨的奮斗目標和根本任務，引領全黨的發展方向。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是黨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黨的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是黨的第一個章程。從黨的建立到新中國成立，為了保持黨的先進性和廉潔性，既出臺了一系列規章制度，又開展了反貪污浪費的群眾運動：從1926年發布《關于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到1933年頒布《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第二十六號訓令》，開展反貪污浪費的群眾運動；1938年，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劉少奇就起草黨的工作規則與紀律，作了《黨規黨法的報告》；1941年，在延安干部會議上，毛澤東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號召全黨樹立理論和實際相統一的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作風，后中央又作出《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和《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1942年，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毛澤東作了《整頓黨的作風》報告，進而開展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整頓“三風”學習運動。這一時期，以“運動式”反腐敗為主，主要有反貪污反浪費的群眾運動和整頓“三風”的學習運動。

（二）第二階段：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至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實行“一化三改”，黨面臨重大的改造和建設任務，開展了大規模的整黨整風運動。1951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規定了處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則和方法，使“鎮反”有法可依；同年出臺的《關于整頓黨的基層組織的決議》，提出共產黨員的八項標準，并整頓基層黨組織，克服黨的組織不純與思想不純現象，整黨工作逐步展開；1952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根據“嚴肅與寬大相結合、改造與懲治相結合”的方針，規定了對貪污分子和違法工商業者的處理辦法，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從新中國成立到“文革”前，黨在執政實踐中形成了一系列執政理論，勾畫出中國現代化的發展藍圖。“文革”期間，黨通過《五一六通知》和九大政治報告，展開公開、全面、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

摘要：《建設工程質量管理條例》是國家管理建設活動的行政法規，通信建設也應遵循條例的管理要求。但由于條例中建設工程的分類與通信行業的工程分類不同，條例的管理要求和工程門類無法準確匹配，管理上易產生偏差。本文試通過分析法規制定的脈絡揭示條例中工程合理使用年限的作用，通過剖析通信行業與土建行業在建設工程分類上的差異，分析產生理解偏差的原因，為正確理解和貫徹法規要求提供思路。

關鍵詞：工程合理使用年限；設計使用年限；建設工程；保修期

在設計文件中注明工程合理使用年限（簡稱“使用年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279號《建設工程質量管理條例》（簡稱《條例》）的要求。而“結構設計使用年限”是建筑設計行業對上述要求的具體化，已經過多年實踐，有成熟的應用規則。近年來，通信行業管理部門開始注重落實這一規定，要求各專業制定相應的設計使用年限，并在咨詢設計文件中注明。這一要求并不適用于通信建設工程范疇內的所有工程，本文對《條例》和相關法規進行研究，聚焦分析建筑行業對《條例》的理解和實踐。

1條例溯源分析

《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設計單位應當根據勘察成果文件進行建設工程設計。設計文件應當符合國家規定的設計深度要求，注明工程合理使用年限。”但《條例》并沒有進一步規定哪一類工程需注明、哪一類工程不需注明。而條文中除了關鍵詞“使用年限”，還包含了另外一個關鍵詞“建設工程”，讓人理解為注明“使用年限”，是針對的“建設工程”定義范圍內的所有工程。但實際上，在建筑行業普遍遵循的，由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批準的《建筑工程設計文件編制深度規定》中，僅有部分專業的設計文件要求注明使用年限，而并非對所有專業，這種做法已成為共識。但要以此來說明《條例》并未要求所有專業的設計文件都要求注明“使用年限”，恐怕不能得到非土建行業的認可，為此，有必要首先對“使用年限”這一關鍵詞追本溯源，搞清楚《條例》規定“使用年限”的作用是什么，它的管理對象是誰。“工程合理使用年限”這一要求由《建設工程質量管理條例》首次提出，其出臺的背景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筑法》（簡稱《建筑法》）第六十二條規定：“建筑工程實行質量保修制度。建筑工程的保修范圍應當包括地基基礎工程、主體結構工程、屋面防水工程和其他土建工程，以及電氣管線、上下水管線的安裝工程，供熱、供冷系統工程等項目；保修的期限應當按照保證建筑物合理壽命年限內正常使用，維護使用者合法權益的原則確定。具體的保修范圍和最低保修期限由國務院規定。”基于《建筑法》，2000年1月30日，國務院通過第279號國務院令，頒布《建設工程質量管理條例》，以行政法規的形式，要求設計文件應“注明工程合理使用年限”。同年9月25日國務院令第662號《建設工程勘察設計管理條例》頒布，其中第二十六條規定：“編制施工圖文件，應當……注明建設工程合理使用年限”，至此，有關“使用年限”的要求在設計行業正式落地。從法規制定的脈絡上可以看出，“使用年限”的提出是響應《建筑法》有關工程保修制度的要求，為確定工程保修期提供依據，而承擔保修期責任的管理對象是施工單位。那么，是否所有門類的建設工程都要根據“使用年限”確定保修期呢？要弄清這一問題，首先要明確什么是建設工程。通常建設工程可按照自然屬性分為建筑工程、土木工程和機電工程3類。而《條例》做了細化，第一章第二條對建設工程的定義為：“本條例所稱建設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線路管道和設備安裝工程及裝修工程”。對于“使用年限”用途，列在《條例》第六章“建設工程質量保修”章節中，具體內容如下。其中第三十九條，建設工程實行質量保修制度。建設工程承包單位在向建設單位提交工程竣工驗收報告時，應當向建設單位出具質量保修書。質量保修書中應當明確建設工程的保修范圍、保修期限和保修責任等。其中第四十條，在正常使用條件下，建設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如下。(1)基礎設施工程、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礎工程和主體結構工程，為設計文件規定的該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2)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衛生間、房間和外墻面的防滲漏，為5年。(3)供熱與供冷系統，為2個采暖期、供冷期。(4)電氣管線、給排水管道、設備安裝和裝修工程，為2年。其他項目的保修期限由發包方與承包方約定。建設工程的保修期，自竣工驗收合格之日起計算。其中第四十一條，建設工程在保修范圍和保修期限內發生質量問題的，施工單位應當履行保修義務，并對造成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條例》明確地規定了保修期的責任主體為施工單位，確定保修期的依據為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同時，并未將“使用年限”與所有門類的建設工程保修期關聯，僅與第四十條第一款中的工程有關，即通常所說的“土建工程”；而其它條款直接規定了保修期。可見，“使用年限”在《條例》中的覆蓋面有其特殊性，其并不針對所有門類的建設工程。那么，為什么僅有“土建工程”需要通過使用年限確定保修期，而其它類型的工程直接規定保修期呢？這是因為國家針對“土建工程”在耐久性和可靠性方面的要求，劃分了100年、50年、25年、5年幾個不同的層次的年限。按不同年限設計的工程，在設計原則、材料、質量控制方面的要求都不同，需要通過設計落實到工程中，所以這種年限劃分稱為“設計使用年限”。因此，也可以說，確定設計使用年限是針對土木建筑類工程的專屬要求。而不同使用年限對應不同的工程保修期，這與《建筑法》的精神是一致的。理解了上述特殊性，也就能夠理解《條例》第四十二條規定的“建設工程在超過合理使用年限后需要繼續使用的，產權所有人應當委托具有相應資質等級的勘察、設計單位鑒定，并根據鑒定結果采取加固、維修等措施，重新界定使用期”，也僅是針對“土建工程”，而不是所有門類的建設工程。對于通信建設工程應如何理解和執行《條例》要求，確定哪些通信建設工程需要制定“使用年限”，可以通過分析通信建設工程構成來確定。按照《條例》中建設工程的分類模式，可將通信建設工程分為通信建筑工程、通信線路、管道工程和通信設備安裝工程等。基于這種分類，只有通信建筑工程對位“建筑工程”，需制定“使用年限”，在國家標準中建筑工程設計使用年限已有明確規定；通信線路和管道工程中的構筑物（如桿、塔、通信隧道等）可對位“土木工程”，必要時可參考有關國標確定設計使用年限；而通信建設工程中覆蓋面最為廣泛的電信類工程均對位于設備安裝工程，并不需要制定“使用年限”。

2工程分類對比

通信業的工程分類并不是按《條例》中建設工程思路劃分的。一般按通信專業劃分可分為有線傳輸工程、無線通信工程、電信交換工程、數據通信工程、移動通信工程、電信網絡工程、通信電源工程、計算機網絡工程等。根據目前施行的《建設工程分類標準》（GB/T50841-2013），標準中涉及通信類的工程包括通信設備工程、計算機信息網絡工程、通信機房與通信樞紐工程、通信線路工程等幾大類，各類均以設備安裝工程為主，如通信設備工程包括通信電源設備安裝工程、程控電話交換機設備安裝工程、光纖傳輸系統設備安裝工程、移動通信設備安裝工程等；其中通信機房與通信樞紐工程也是指建筑中的設備安裝工程。追溯更早期的文件，如郵電部1995年頒布的《通信建設工程類別劃分標準》，將通信建設工程分為通信線路工程和電信設備安裝工程兩大類。通信線路工程包括長途干線、海纜、市話線路、有線電視網、建筑綜合布線工程、通信管道工程；電信設備安裝工程包括市話交換、長途交換、通信干線傳輸及終端、無線通信及無線尋呼、衛星地球站、無線鐵塔、數據網分組交換網非話業務網、電源。通過比較可以發現，《條例》管理的建設工程中，處于首要地位的是土建工程，而通信建設工程主要基于通信線路和設備安裝，土建類涉及很少，兩類建設工程管理的主要對象有很大不同。《條例》是基于《建筑法》，從建筑工程線條發展而來，條文語境自然以建筑工程和土木工程為核心，管理對象以土建工程為主，以管線及設備安裝為輔，管理要求側重“土建工程”；而通信建設工程無論是從工程重要性還是投資額來考量，都是以線路和設備安裝為主，土建工程為輔。那么，當使用具有土建工程基因的《條例》管理通信工程設計時，因管理要求不能與工程類別直接匹配，執行上會產生偏差。所以，當通信行業參照《條例》進行管理，如果僅從條例本身出發，不去追溯《條例》的源頭《建筑法》，就看不到《條例》的管理側重點，看不到《條例》第二十一條中“使用年限”和第四十條中“保修期”之間的聯系；由于《條例》第四十條中沒有明確的針對通信工程分類的保修期要求，此條文會被理解為對特定工程的要求，而與通信工程無關，從而忽視了“使用年限”與“保修期”的配套使用關系。3結束語從《條例》的管理意圖看，規范“保修期”才是根本目的，而規定“使用年限”只是中間環節，脫離“保修期”制定“使用年限”并不是《條例》的管理要求。同時，“使用年限”是針對“土建工程”的要求，通信工程設計并不需要各專業都制定和落實“使用年限”。實際上，由于行業特點，通信工程直接按照《條例》進行管理存在工程分類不匹配的問題，應制定相應的細則，并從通信工程設計和通信工程施工兩條線提出管理要求。設計環節可借鑒《建筑工程設計文件編制深度規定》的做法，制定類似的通信工程設計管理規定，針對具體專業提出不同的管理要求；施工環節可借鑒《條例》第四十條：“電氣管線設備安裝，保修期為2年”和“其他項目的保修期限由發包方與承包方約定”兩種標準，而信部規（2005）418號文《通信建設工程價款結算辦法》中有“工程交付使用一年保質期到期后結算”的說法規定了質保期，通信工程也可參考采用。

在如今城市的車輛擁有量出現指數式的增長，石油、燃氣、電力、車輛零配件及各種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的情況下，政府如果不加大扶持力度，大力發展城市公共交通事業，客運交通必然會出現萎縮的情況，城市擁堵也會更加嚴重。客運交通為整個社會群體的出行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政府的支持力度要不斷加大，不能夠出現停滯不前的情況，這樣對整個客運交通的發展起到了限制作用。由于我國城市公共交通相對發展還不成熟，起步較晚，城市公共交通缺乏統一的法律法規，各地方現行的一些制度與條例缺乏統一的規定。導致其執法力度不足，法律效用不高，很多條例制度只是在本省適用，缺乏一個大型的法律管理體系，因此對于交通經濟管理體系的調控作用也會因為其局限性而削弱。公眾參與管理，對于客運交通經濟管理條例下的交通經濟管理體系政策的制定有著重要的作用。當前我國公眾對于交通經濟管理政策制定的參與度低，很多城市只是利用民主選舉、座談會等形式走過場，另外公眾對于自己參與管理的權利缺乏有效認識，導致很多政策的制定都違反了其服務大眾的制定原則，最后制定出來的方案政策當然會導致民眾不滿。

客運交通管理條例下的交通經濟管理體系優化的相關策略及具體應用

（一）政府加強對客運交通的經濟扶持

加強政府對城市公共交通的經濟扶持，對客運交通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也是完善交通經濟管理體系的必由之路。通過政府制定相關的優惠政策與交通管理條例，以及根據經濟發展，加大對客運交通的財政投入等措施，才能保證客運交通的持續發展。對此國內外都有深刻認識，例如，在濟南政府網上，農工黨濟南市委以《優先發展公共交通，政府應當提供政策支持并加大財政投入》一文向政府提議對客運交通的經濟扶持并得以通過。此外在德國公共市郊客運法規也有定，“當公共市郊客運由于執行它在公共經濟方面的任務，而這個任務又不允許它用交通收入來彌補費用支出時，它可以得到經濟補償。”由此可見，政府加強對客運交通的經濟扶持對于客運交通管理體系下的交通經濟管理有著重要影響。

（二）加強客運交通管理條例的統一立法進程

加強對客運交通管理條例的進程是我國城市交通發展的必然趨勢，只有統一立法，并以此為后盾，依照統一的執法制度對客運管理體系進行管理和控制，才能規范交通經濟管理體系中的經營、營運、罰則等過程的具體事項，完善客運交通管理條例下的交通管理條例。客運交通經濟管理是一項復雜且任務繁多的管理工作，政府應該建立一個一個全面系統的法律法規的保障下，從而改進整個客運交通經濟管理體系可能會存在一些不足之處，消除整個客運交通經濟管理工作的失真和混亂，進而改進和優化整個客運交通經濟管理體系。

（三）加強公眾在交通經濟管理政策制定中的參與度

摘要：2015年5月1日《存款保險條例》生效，我國金融安全網建設邁出了關鍵的一步。存款保險機構是銀行破產程序中的核心機構，對于維護公眾對金融體系的信心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樣一個關系到金融系統安全的機構，在中國是一個新事物。雖然其他國家已經有了很多法律實踐，但在中國國情下存款保險機構的出現尚屬首次。存款保險法律性質與相關法律關系的構建、法律關系主體的權利、金融體系的穩定息息相關。本文通過對《存款保險條例》進行法條分析，從法條的表述總結出立法者對我國存款保險機構法律性質的傾向，明確存款保險機構的公法屬性。

關鍵詞：存款保險；管理機構；公法屬性

存款保險機構，誕生于美國1929年至1933年的經濟危機時期。為了使美國金融體系能夠充分穩定和贏得充足的公眾信心，美國國會通過《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將存款保險機構定位于一個具備獨立職權的聯邦政府機構。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國會在立法時，對存款保險機構命名為“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FederalDepositInsuranceCompany)。采用“公司”的名稱，往往容易被誤解成受到《公司法》調整的商法意義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我國《存款保險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在引進該項制度的時候，特別注意到了這一點，沒有采取和美國一樣的用“公司”來命名，而是采用了“機構”這個名稱。但是“機構”這個名稱本身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對于存款保險機構究竟是“行政主體”還是“特殊商事主體”定位不十分明確。一旦存款保險機構與銀行業監管部門、中央銀行甚至是銀行業金融機構產生爭議，應當采取何種方式進行爭議解決，就會成為整個案件的核心問題，進而影響整個問題的解決，甚至延誤金融監管的時機。本文先是分析了對存款保險機構現有的研究，總結出具有一般性意義的觀點，然后結合法規條文的表述，從不同角度歸納出存款保險機構的公法屬性。

一、現有研究分析

筆者梳理了現有的研究文獻，發現大量文章都發表在《條例》公布之前。有些文章甚至在十多年前就已經發表，說明我國對存款保險機構的研究已經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關于存款保險機構的法律性質，總體上共有三種觀點:(1)公法人;(2)具有行政主體和商事主體雙重特征;(3)特殊企業。無論如何定位，存款保險機構的共同特點就是承擔一定的政府管理職能，行使一定的行政權力，以追求社會公共利益為目標。從上述三種觀點來看，盡管對存款保險機構法律性質的認識有所不同，但后兩種觀點也充分考慮到了存款保險機構和傳統的行政機關有著明顯的不同。雖然存款保險機構具備一定的自主經營權利(《條例》第六條第三款)，具備某些商事主體的特征，但從三種觀點的共性來看，學者們在存款保險機構具備行政機關的某些特征上達成了一致。《條例》在法規條文中間也存在相當多的依據，足以認定我國的存款保險機構是具備行政機關性質的組織，具備強烈的公法屬性。

二、對《條例》的條文分析

法律法規的條文，是揣測立法者意圖的最基本依據。通過對法規條文的逐條分析，能夠發現蘊含在不同條文中的共同理念，從而總結出貫徹整部法規的法律原則。存款保險機構的公法屬性，亦是通過這種方式得出的結論。特別是在我國還沒有具體建立存款保險機構的現實情況下，沒有任何實際經驗的前提下，通過條文分析進行研究，是確立存款保險機構公法屬性的最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