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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醫藥學與民族醫藥學的聯系

中醫藥學在歷史進程中大量吸納、綜合了周邊少數民族醫藥學的內容，如藏醫藥學、維吾爾醫藥學等通過西域的地理優勢，為中醫藥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如中藥中的胡麻、草紅花等來自西域；《黃帝內經•易法方宜論》所說的砭石從東方來，毒藥從西方來，灸芮從北方來，九針從南方來[1]，充分證明了中醫藥學在其形成過程中吸納、綜合了少數民族醫藥學的內容。同時，民族醫藥學也吸收了中醫學的精華，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解釋了人體與外界的相互辯證關系，創立了一套診治疾病的治療學說和藥物學說。如據湘西苗醫歐志安的考證，《神農本草經》中苗語記音的藥物占三分之一[1]。隨著佛教文化的傳入，印度醫學也隨之傳入中國，10世紀之后，阿拉伯醫學隨著絲綢之路來到內地，誕生于明代初年的《回回藥方》，吸收中醫學及阿拉伯醫學的內容，形成了自己的醫學理論，如它對中風病以左疾右癱來描述，即受中醫學影響，可以說回族醫學是阿拉伯醫學與中國傳統醫學的完美結合。

2中醫藥學與民族醫藥學的區別

根據近幾十年的挖掘整理和發展，目前已經有不下35種民族醫藥整理出醫學資料，分析較成熟的藏醫、蒙醫、維醫、傣醫、回醫、朝醫、壯醫、苗醫等可以發現，民族醫藥的諸多方面與中醫學有明顯的不同。

2.1文化背景、理論體系不同：我國有56個民族，每個民族在生存發展過程中都有自己的醫藥需求，在歷史上創造了各有特色的醫藥文化。其中除中醫藥學之外，還有少數民族醫學，從近年來的繼承發展和發掘整理情況看出，我國的民族醫藥資源非常豐富，主要有藏族、蒙古族、維吾爾族、傣族、苗族、彝族、回族等。藏醫學是以隆、培根、赤巴三因學說為核心，以五源學說為指導思想，以七物質、三穢物及臟腑經絡的生理病理為基礎，以整體觀念、辨證論治為特點形成的獨特的理論體系。蒙醫藥學是以三素（赫依、希拉、八達干）和七元為核心的醫學理論;以藥味、藥物功能與藥味轉化原理為配方基礎的藥理學體系和服藥十原則構成臨床藥理學;蒙醫藥學尊崇天人合一即人與自然的相互依賴相互依存；認為人體是對自然界模仿的縮象,強調人體的整體協調、三素動態平衡；不僅從系統觀點出發實行六因辨證而且針對性別、年齡等實施個體治療[2]。維吾爾醫藥學的核心是四大物質學說，認為火、氣、水、土四大物質對世界萬物的生、長、盛、衰均產生影響和作用；根據四大物質學說這一核心理論，創立了氣質學說、體液學說、器官學說、力學說、素質學說、形與神學說、健康學說、疾病學說、危象學說、治療學說和藥物學說等辯證施治理論[3]。傣醫藥學的基礎理論是“四塔”（風、火、水、土）和五蘊（色、識、受、想、行）學說。苗藥的理論是“綱、經、癥、疾”理論模式，即“兩綱、五經、三十六癥、七十二疾”；將一切疾病歸納為兩綱（種）,即冷病和熱病,又將一切藥物歸結為兩類,即熱藥和冷藥；其用藥的基本原則是“熱病冷治,冷病熱治”；諸如此類的治療原則還有“弱漏用補,邪重用攻;遇毒要用九法治;氣要通,血要散;常病要用內外治,怪病要用奇法治”等[4]。回族醫學認為四行(即四元,包括氣、火、水、土)為先天之氣,為三子(即木、金、活)之母;三子是后天之氣,為四行之子。回族醫學認為天地定位,水火交錯,萬物開始化育,首先形成“金”、“木”、“活”。“四元”與“三子”配合而形成回族醫學的七行學說[5]。以上說明，每種民族醫學均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理論體系，互相不能替代，各自以自身的規律存在和發展著。

2.2診療方法不同：十五、十一五期間各地對民族醫藥做了大量的保護、搶救、挖掘、整理工作，民族醫藥有較大的恢復和發展。分析部分民族醫藥治病方法可知，民族醫藥在診療方法方面與中醫藥有明顯的不同。首先表現在專科專病方面，藏醫藥對高原性疾病、消化系統疾病、風濕性疾病；蒙醫對腦震蕩和骨頭摔傷等疾病，維藥對白癲風、婦科、骨科以及口腔疾病用藥方面亦有其獨特之處;瑤藥則以治療腫瘤和紅斑狼瘡見長；朝醫藥治療糖尿病等療法獨特等。二是在治療方法上的差異，如維吾爾醫在治病當中對非體液型氣質失調疾病首先采用調整法，對體液型氣質失調疾病，輕者亦采用調節法，重者則首先采用致病體液成熟法，第二步采用致病體液清除法，第三步采用恢復臟器本身功能的根治法。以白癜風為例，維吾爾醫認為白癜風多于濕寒性氣質嚴重失調，即異常黏液質重度過剩而影響皮膚時所致，故根治白殿風，先采用黏液質成熟劑，以成熟過剩的黏液質；第二步用黏液質清除劑，以清除已被成熟的異常黏液質；第三步才能采用恢復皮膚色素的根治藥物[3]。再如藏醫的刺血、藥浴，蒙醫的接骨、壯醫的藥錘、維醫的沙療等等。第三是獨特的保健方法和養生觀念。

2.3藥物資源不同：我國的少數民族相對集中地分布于除華中、華東地區以外的廣闊區域，這些區域大致可分為青藏高原、橫斷山脈高山峽谷、西部荒漠、北部草原以及滇、黔、桂、海南及東北邊緣的山地等，生態環境復雜多樣，幾乎囊括了我國所有的植物區系成分，藥物資源極為豐富。少數民族醫學主要就地取材利用所棲息地區的藥物資源，所以各民族所使用的藥物資源物種表現出明顯的地域化特點，如藏藥的70%來源于高原分布的物種；維族藥品種則帶有明顯的荒漠物種特點等[6]。

2.4藥物應用不同：中醫藥學與民族醫藥學在藥物應用方面也有一定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臨床應用形式上的不同：在云、桂、黔、海南等氣候溫暖、植物生長茂盛的區域，各民族常利用鮮藥材，現配現用，如苗藥；而在青藏高原、西部荒漠、內蒙高原等氣候生態較為惡劣的區域，再加上少數民族的生活習慣，在這些地區藥物則多使用干燥藥材，并多制成散、丸、酒劑等制劑以滿足游牧生產中人員流動性大的需要，如藏區的藏醫院臨床給藥中，多直接使用單味藥材粉末配伍，或制成復方的散劑、丸劑等，因此，經長期積累形成了七十味珍珠丸、仁青常覺丸、石松丸等大量療效確切的名貴成藥制劑。二是基源相同但藥用部位不同。這些差異性與各民族的歷史、文化、風俗、生活環境及宗教信仰等有著密切的關系，既體現了各民族醫藥的特色，也正是各民族藥包括中藥資源可持續發展的寶貴財富。

3民族醫藥學可以借鑒中醫藥學發展的經驗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民族醫藥在特定的自然環境中生存發展，形成了自身的特色，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有自己獨特的不能為中醫藥囊括之處，與中醫學有明顯的互補性，是我國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醫藥衛生資源。雖然經過30多年的發展，然而民族醫藥的現狀仍然不容樂觀，基礎比較薄弱，各種的典籍面臨失傳、傳承面臨斷層、從業人員資格受到拷問、藥材資源面臨破壞和滅絕、研究教育工作舉步維艱等。可喜的是，我國已經逐步認識到保護民族醫藥、促進民族醫藥進一步發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法規切實促進民族醫藥學的發展。中醫學的發展經歷積累了成功的經驗、較好的方法，可以為民族醫藥學的發展提供較好的參考，大大提高民族醫藥學發展速度和發展的質量。因此，民族醫藥的研究可以借鑒中醫藥的發展經驗，在國家政策支持的大好環境下，快速發展成熟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