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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醫學人類學是關于健康、疾病和醫療系統的跨文化研究，具有重視人的生物性及文化性的特點，是不同醫學之間溝通的橋梁，并且能從多方面助益跨文化健康服務。它與中醫學在方法學上具有相通性，因此，醫學人類學能夠助力中醫藥文化深入人心，提升中醫藥國際話語生產能力，增強中醫藥參與公共衛生治理的能力，助力中醫藥國際化發展。

［關鍵詞］醫學人類學;中醫藥國際化;跨文化研究

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1］。因此，醫學不僅只是智力意義上的科學，而且也是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2］，如此醫學人類學和社會醫學是生物醫學、臨床醫學、預防醫學和康復醫學的必然補充［3］。《素問•氣交變大論篇》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早在20世紀90年代，國內已有學者指出了人類學方法在中醫藥研究中的巨大應用價值［4］，目前在國內，將人類學方法運用于中醫研究的還不多見，西方關于中醫的人類學研究逐漸興起，但總體還十分有限。本文將對人類學的學科背景進行簡介，分析人類學能夠助力中醫藥國際化發展的原因，并討論人類學在中醫藥國際化中的作用。

1人類學概述

“文化”是人類學研究的主題，人類學的起源具有濃厚的博物學以及殖民主義色彩。17世紀至20世紀的歐洲處于一個不斷擴張的時代，為了更好地開發和利用殖民地資源，制定針對原住民的管理政策，自然要對當地的物產、風土人情等進行全方位的了解。通過田野調查和民族志的撰寫，人類學這一學科逐漸形成。進入20世紀，各國人類學多元化發展。誕生于西方殖民強權的人類學強調跨文化研究，并接受某些類型的文化相對論［5］;在南歐與中歐國家，人類學家往往與民俗學家以及語言學家合作研究地方民族語言和民俗文化，通過博物館等大眾教育方式，再現民族國家的形成，建立民族主義觀點［6］;前蘇聯及蘇維埃陣營國家的人類學則遵循馬克思的社會演化理論［7］。今天人類學中的不同分支分別屬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其中的一個或多個領域［8］。“全球化”“醫療”與“生物科技”是當前人類學家最關注的議題，由此，醫學人類學成為人類學應用研究領域中成果最豐富的一支。醫學人類學同時屬于(社會)文化人類學的分支，是指關于健康、疾病和醫療系統的跨文化研究［9］，包括生態、政治經濟、公共衛生和臨床應用等方面。

2人類學助力中醫藥國際化發展

2.1人類學與中醫藥學方法相通

人類學與傳統中醫藥學在知識生產的方法上具有相通性，它們都具有整體觀和跨學科的特質，并將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視為一個整體，因此，將人類學方法運用于中醫研究，特別是中醫藥文化現象和中醫藥理論本質的研究，將產生巨大的價值。人類學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民族志(ethnography)，即運用實地考察來提供對人類社會的描述和解釋性研究。這一方法將社會或文化當作一個整體來研究，強調參與性，同時強調在特定的某個社會文化環境中，并對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進行描述和解釋。因此，人類學民族志同時又是一種知識工具，它所體現的是研究者在某一特定文化群體中的經驗。在納入現代化管理制度以前，中醫藥傳承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家庭或師徒的經驗傳遞，如跟師生活、采藥制備、臨證抄方、侍診于前，強調耳濡目染、口傳心授。業師的日常經驗是醫者主要的知識來源，而醫藥知識在這些日常實踐中也被生產出來。醫者也兼具儒家精神，有條件者也會將一己、一家之經驗心得付梓成書，可謂文章千古，兼濟天下，使后來的知識分子亦能按圖索驥，自學成才，這些書籍的內容是醫家日常經驗的再現，因此具有整體性。而限于古代的交通條件，醫家的經驗在整體性的基礎上也具有地方性。這些醫家病案匯集和經驗總結構成了中國古代醫書中的一大部分，它們從人類學角度亦可以視為一種民族志。從這個角度來看，在古代的中國，參與性觀察和民族志是獲得和生產中醫藥知識的主要方式。因此，人類學與傳統中醫藥學在知識生產的方法上具有相通性，這為學科之間的對話交流打開了方便之門。鑒于“話語生產能力不足”是目前中醫藥國際化所面臨的首要障礙，若能在中西醫科學對話之外，從文化角度開展更多的對話和交流，就能夠幫助中醫藥以更加通用的語言闡釋其理論本質，增強中醫藥跨文化能力。

2.2人類學是不同醫學體系間的橋梁

我們在對海外中醫教育進行調研時發現，目前海外認同度最高且最系統的中醫教育正是從醫學人類學課程發展而來，它的設計和建設被視為一項多層次、綜合性的文化工程［10］。事實證明，中醫藥作為醫學人類學內容切入主流醫學教育是對中醫藥長久發展的最佳方案。1990年，受法國巴黎第十三大學著名醫學人類學家馬達赫索教授邀請，時為訪問學者的中醫專家朱勉生教授在達•芬奇醫學院開設中醫課;3年后，增開導引學分課;7年后，法國第一個醫學高校的中醫文憑教育辦成。通過十幾年的努力，當初的教研室已經發展為中醫系，而中醫專業也成為目前達•芬奇醫學院十幾個專業中人數最多、口碑最好的專業［11］。這一項目針對已經獲得醫學或藥學博士學位的醫生、藥劑師、研究管理人員和五年級以上具有處方權的醫學本科生開設，并且始終圍繞“文化內核”進行課程設計，課程內容包括中醫學、經絡學、導引功、中醫漢語、中國哲學、天文學、中國文字文化、中西醫比較等，還設置到中國進行文化旅游和中醫實習的環節。通過三年的學習，他們理解和運用中醫藥的水平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學員們認為，他們對中醫的學習使其臨床思維發生了重要變化，中醫的多種技術也為臨床實踐提供了新的借鑒［11］。今天達•芬奇醫學院中醫系的影響已經超出了教學和臨床，輻射到更加廣泛的層面。這一項目的畢業生分散在法國各大醫院、衛生行政監督管理部門、專業的醫學學會、醫生聯合會等，他們從高層次操作，正在從不同角度積極推進中醫藥學同西醫藥學的交流合作［12］。這一實例表明，作為一種外來醫學，中醫學要在海外生存、發展，獲得當地社會的認同，必然涉及與不同醫學文化的交流、滲透、吸納、融合，因此，這是一項跨文化綜合性的工程。而對于中醫藥的海外教育來說，目前不少西醫學院的針灸或中醫教學單純從技術層面著手，而丟棄了中醫藥的文化根基，這從根本上說是否定中醫藥而依附于主流醫學的操作，從長遠來說是不利于中醫藥發展的。而作為關于健康、疾病和醫療系統的跨文化研究，且具有重視人的生物性及文化性的特點，醫學人類學無疑是不同醫學之間溝通的橋梁。

2.3人類學助益跨文化健康服務

在跨文化健康服務或國際衛生項目中，人類學能夠發揮3個方面的作用:1)為行政部門提供制度研究，即如何調整衛生制度的結構和運作方式，以提供更有效的服務;2)衛生研究單純依賴于調研數據是不現實的，參與觀察、結構化和非結構化訪談的同時結合比較案例研究最適合提供衛生研究所需的各種信息;3)為所服務人群提供普遍健康觀念和做法，這在初級衛生保健中極為重要［13］。20世紀40年代在羅斯福總統的支持下，納爾遜•洛克菲勒(NelsonRockefeller)建立跨美事務研究中心(InstitutionofInter-AmericanAffairs，IIAA)，這是美國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技術援助計劃，旨在幫助拉丁美洲國家開展衛生、農業和教育方面的雙邊發展項目，以促進美洲國家商業和經濟領域的合作。該機構雇請人類學家對跨國衛生項目從社會和文化方面進行分析，以解決在傳統社區中引入預防醫學所遇到的障礙。在IIAA的影響下，到了50年代，美國衛生政策的制定和規劃會戰略性納入文化因素，人類學研究因此受到廣泛的關注和支持，當時醫學人類學的主要工作就是為跨文化的健康服務國際衛生項目進行支持性研究［14］。近年來中醫藥的衛生外交價值和公共外交價值正在不斷顯現，中醫藥的國際化已經從過去的自然傳播向主動“走出去”轉變。有學者認為，中醫藥能夠參與全球衛生治理、維護人類健康，是中國為世界提供的一種公共產品，其本質是跨文化的健康服務［15］。中醫藥要走進異文化，需借助人類學，方能知己知彼，立于不敗之地。

3人類學在中醫藥國際化中的應用

3.1增進海外社會對中醫藥文化價值的了解

我們認為，當前中國國際影響力的快速提升為中醫藥廣泛、深入的國際傳播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但中醫藥國際化還面臨著許多問題，首當其沖的是海外民眾不能充分認識中醫藥文化價值［16］。而海外逐漸興起的關于中醫藥的人類學研究(以下簡稱人類學中醫研究)則有許多可資借鑒之處。從20世紀中國對外開放以后，馮珠娣(JudithFarquhar)、陳南茜(NancyChen)、許小麗(Elis-abethHsu)、蔣熙德(VolkerScheid)、詹梅(ZhanMei)、彭曉月(SonyaPrizker)等陸續來到中國進行中醫藥的田野調查。與此同時中國的中醫也逐步走出國門，在外落地生根，孕育了海外獨特的中醫藥文化，特德•卡普丘克(TedKaptchuk)、艾米莉•吳(EmilyWu)、琳達•巴恩斯(LindaBarnes)等對此也有觀察和探索。這些人類學家有的到正規中醫藥大學學習中醫、有的走入民間跟隨“老中醫”、有的就職于國外開設中醫門診的綜合醫院、有的研究脈診［17］、有的研究氣功［18］、有的探索中醫藥的翻譯［19］、有的記錄中醫藥的創新［20］、有的研究中醫門診中的文化現象［21］、有的研究中醫藥在海外社會中的涵化［22］，這些成果鮮為國內學界所知。而卡普丘克撰寫的《一張沒有織工的網》(TheWebThatHasNoWeaver)出版30余年來仍是最受西方社會歡迎的中醫讀物。由此可見，海外人類學家是中醫藥文化傳播的使者，而國際人類學中醫研究是中醫藥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鑒于此，應鼓勵國際人類學中醫研究，助力中醫藥文化海外傳播。具體而言，可由相關機構設立研究基金，鼓勵海外人類學家開展中醫藥研究，通過跨文化研究和交流增進海外社會對中醫藥及其文化價值的了解。

3.2提升中醫藥國際話語生產能力

中醫藥國際話語生產能力不足已經是學界的共識，原因在于中醫藥話語與主流醫學(主要是生物醫學)話語的可通約性不強，為此應鼓勵中西人類學家合作開展對中醫藥的田野調查和東西方醫學的比較研究。正如赫拉西奧•費伯樂加(HoracioFabrega)所說，生物醫學被視為一種正式且科學的知識，存在于國家法律關于疾患的陳述之中，作為一種衡量病態的尺度［23］。生物醫學之所以能成為這樣一種尺度，是由于人們認為它是科學的，因此是理性的、非文化的。但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醫學人類學研究，徹底改變了人們對生物醫學的認識，生物醫學的理論和實踐同樣具有文化性和地方性［24］。這也就意味著，生物醫學不能被視為衡量其他醫學體系的尺度。然而目前中醫藥國際話語的生產主要以生物醫學為尺度進行，即目前中醫藥研究的絕大部分都由生物醫學所主導，這種趨勢有可能會創造出一種“新醫學”，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不堅持自己的文化基因，中醫藥也將面臨著消亡。從人類學的角度來說，鑒于生物醫學的話語具有很強通用性，應成為中醫藥發展的工具之一。這就需要人類學家在東西方兩種醫療文化之間搭建橋梁，更多地開展對中醫藥的田野調查和東西方醫學的比較研究，目前已經有若干中外學者正在聯合開展這樣的工作［25］。這些人類學作品將中醫藥的文化性完整保留，同時也呈現了具體的中醫藥技術，中醫藥的國際話語在人類學中醫研究中會自然生成和豐富，因而國際話語生產能力也將得到提高。

3.3提高中醫藥參與公共衛生治理的能力

中醫藥在主動“走出去”時，將面臨來自法律、文化、信仰等多方面的挑戰，特別是在中醫藥傳播基礎薄弱的國家和地區，相當一部分中醫藥跨文化服務效率不高，投入產出比較低，參與公共衛生治理的能力較弱，為此應聘請人類學家參與中醫藥跨文化服務設計。中醫藥跨文化服務涉及到理念設計、市場需求、組織架構、運營模式、質量控制、醫學倫理、療效評價等多個方面，而有關中醫藥跨文化服務的衛生研究還遠不能滿足中醫藥國際化的需求。而上文已經提到，人類學研究在跨文化健康服務或國際衛生項目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包括提供制度研究、衛生研究以及當地的文化研究。而關于中醫藥跨文化服務的人類學研究，也能夠同時增強中醫藥參與公共衛生治理的能力，幫助中醫藥走向惠及全球的公共醫學。

4結語

正如喬治•福斯特(GeorgeFoster)所說:“有效的醫療照護必須能反映對社區成員的信仰和行為的了解。”［13］中醫藥“走出去”為的就是向海外民眾提供中醫藥跨文化健康服務，同時也在這個過程中發展和壯大中醫藥事業，因此，中醫藥必須在保存其文化基因的前提下提高自身的跨文化能力，于此人類學的加入是必要且迫切的。

作者：梁秋語 張其成 單位：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