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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長期要素投入失衡與投資驅動型增長

投資何以成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引擎？這與我國長期投資率高、資本利用率低、需要更多的資本注入有很大關系。我們來考察增量資本產出率這一代表資本邊際效率的指標。數據顯示，中國增量資本產出率在改革開放之后邊際資本產出比率均值為2.56，并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和上世紀90年代初期達到高峰之后，在近5年又呈逐年上升趨勢，這表明資本利用率加大，而投資效率成下降態勢。這樣，由于投資的宏觀收益下降，實現高增長必須依賴更高的投資比率，需要大量資本通過資本深化和資本積累，實現經濟高增長，因此資本低效率的投資不斷加大投資規模會在短時間內積聚過剩的生產能力。當過剩的生產能力在國內市場找不到實際有效需求就會促使企業加大出口，形成出口導向和資本密集導向的產業結構，經濟增長凸顯粗放型特征。

二、資本回報率和生產要素回報率的長期失衡

近年來，我國資本回報率上升迅速，而勞動力回報率增長緩慢，甚至有下降的趨勢。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勞動力價格計量嚴重脫離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量的勞動價值。當前我國勞動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出現“三低現象”：一是勞動收入在GNI國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2000～2006年我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9.4%，而職工的實際工資年均僅增長13%；二是工資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低。數據顯示，居民總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2003年為61.8%，2005年為45.3%，2006年為44.6%，通過勞動報酬分配的比重過小；三是勞動要素在企業內部分配中的比重低。雖然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是初次分配的原則，但初次分配存在資本回報率不斷提高、勞動力回報率持續下降的趨勢。另一方面，從生產要素成本來看，中國一直在經歷著要素價格扭曲并承擔著相應的成本。30年來，我國長期處于低要素價格狀態，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環保成本、低資金成本。正是這種扭曲在某些行業和地區造成了外商直接投資的超常流入，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國以低價的中國制造出口全球，并通過貿易順差回流境內的失衡格局。所有這些失衡不僅意味著資源的錯配，也是中國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長、低效益的“庫茲尼茨增長”的內在根源。

三、經濟增長與就業的非一致性失衡

經濟增長與就業不一致是中國經濟的主要特征。近年來，由于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升級、技術進步帶來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我國經濟增長吸納勞動力的作用有所減弱，再加上中國勞動力供給長期大于需求，經濟增長對資本、技術的彈性更高，而對勞動力的彈性更小。以近幾年為例，2003～2007年GDP年增長率均在10％左右，而就業人口年增長率均在0.8％左右，即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僅能帶動80萬人就業。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并沒有對就業產生多大拉動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對就業增長產生了擠出作用，體現了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非一致性。毫無疑問，中國應該把解決就業問題當作一個長期性的戰略問題來加以考慮，而不能僅僅當作經濟發展的一個從屬問題。今后中國應該選擇就業優先增長的經濟增長模式：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過人力資源的充分開發利用來促進經濟增長；在目標導向上，把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過程變成促進就業持續擴大的過程，把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變成對就業拉動能力不斷提高的過程，把城鄉二元經濟轉換的過程變成統籌城鄉就業的過程；在具體安排上，把就業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目標予以考慮。從失衡到再平衡的過程是一個成長的過程，每次危機都是對失衡的一次糾正，所有的危機都是如此。筑底的過程很痛苦，然而從衰退中的緩慢復蘇則更加痛苦。中國需要正確區分長痛與短痛，在經濟增長引擎轉換過程中，由于結構調整而帶來的經濟增長回落是一個必須經歷的陣痛過程，中國如果以此為轉型機會，向均衡方向收斂，那么由于結構調整而帶來的經濟增長回落將是走向經濟健康、成熟的有益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