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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友梅認為,中國應該大力提倡的新型音樂文化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國樂”,而是一種與歐美等西方國家相類似的新型專業音樂文化。為了建設這種音樂文化,首先應該“以西為師”,向西方學習,甚至走“西化”的道路。但要注意這種學習只是方法和形式上的,在音樂風格上應該堅持中國的特色。除此之外,我國的傳統音樂(即所謂的“國樂”或“舊樂”)也應該利用西方先進的音樂文化和體制形式來改進。蕭友梅先生的“新樂”思想非常明顯地體現在“國立音專”的辦學上。在國立音專的建院章程上,明確地提出了“輸入世界音樂,整理我國音樂”的辦學宗旨,這是對“新樂”思想的直接體現。在課程設置和專業設置上,國立音專與歐洲音樂院校的體制大致相仿,體現了“以西為師”的思想。另外,國立音專還開設了民樂等專業,規定學習理論作曲和管弦樂主科的學習必須學習一門民樂為副科,這是其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現代音樂的“新樂思想”的直接體現。

蕭友梅把發展音樂教育當作是提高整個中華音樂文化水平,趕超世界音樂文化先進潮流的必由之路。因此,他提出了“教育救國論”。蕭友梅在《復興國樂之我見》中闡述了國立音專為“復興國樂”而擬定和實施的七點計劃,其中涉及到了音樂辦學的方向和目標以及對各科學生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要求。另外,他還在《舊樂沿革》中闡述了中國發展音樂教育的六點設想。其中考慮到了專業音樂教育、中小學音樂教育、音樂師范教育和社會教育等各個方面,是蕭友梅對整個中國發展音樂教育的完整構想。蕭友梅的這個構想在當今社會構建和諧社會中仍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從歸國辦學到逝世,蕭友梅都非常重視蔡元培“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方針。在北京、上海辦學期間,他曾先后聘請了陳子敬、劉天華、朱英等優秀的國樂名師在校授課。在音專時期,他還規定所有學習理論作曲和器樂演奏的學生必須選擇一門民族樂器作為副科。同時,他還規定學習音樂的學生必須學習英語、法語等外語課,聲樂專業的學生還必須學習意大利語和德語等。此外,蕭友梅還親自向學生開設了有關中國古代音樂史方面的課程。這是當時將中國古代音樂發展作為一門課程納入教學的最早的嘗試。蕭友梅的音樂教育實踐活動如下：

1創辦北京大學附設音樂傳習所和國立音專

從1902年到1920年,蕭友梅一直致力于音樂、教育兩個方面,并在創建專業音樂教育機構上做出了許多有益的嘗試。這些專業音樂教育機構是對我國專業音樂教育進行的拓荒實驗。在蕭友梅創建的專業音樂教育機構中,北京大學附設音樂傳習所雖無音樂學院之名,但卻行音樂學院之實。它在事實上為我國創立真正意義上的專業音樂教育機構做了必要的前期鋪墊。不過真正實現蕭友梅夢想的是他與蔡元培共同設立的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雖然創辦時間不長,但為我國培養了數百名理論、作曲等方面的人才,如賀綠汀、江定仙、冼星海等。他們為我國音樂事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2編寫教材蕭友梅將他的聲樂創作,特別是學校

歌曲的創作都分別收錄在三本教材性的曲集中,以供學生學習。這三本曲集是:1922年出版的《今樂初集》,供高中使用;1923年出版的《新歌初集》,供高等學校使用;1924年出版的《新學制唱歌教科書》,供初級中學使用。這些歌曲的基本內容主要是對學生的生活進行描述,向學生進行思想道德的教育和審美情操的教育。

3重視師資隊伍培養

在國立音專成立之后,蕭友梅十分重視師資隊伍的建設。他聘請了查哈羅夫、富華、佘普杰夫、蘇石林、阿薩科夫等外籍音樂家來校任教,并先后將留學歸來的周淑安、青主、黃自、吳伯超、應尚能等音樂學家網羅到院內開課。更有遠見的是他聘請了琵琶名家朱英擔任琵琶教師和國樂合奏指導老師,以實踐他“兼收并蓄”的教育方針。1929年以后,國立音專主義到了音樂師范教育的重要性,于是開設了高中師范和本科師范。

蕭友梅是我國第一代專業作曲家、音樂理論家和音樂教育家。他畢生為我國專業音樂的未來發展殫精竭慮,奉獻出全部心血。蕭友梅的音樂教育思想和音樂教育實踐活動不僅在當時,對后來也影響深遠。（本文作者：肖英群 單位：內蒙古師范大學音樂學院聲樂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