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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革命運動

一系列的革命運動迫切需要一種強有力且便捷的宣傳工具，而具有釋義性強、學唱簡單、易于傳播等特點的歌曲恰恰與這些革命運動的要求一致。由于歌曲所要表達的內容是由歌詞來體現的，故在我國近代，包括各黨派、各軍閥的眾多勢力將他們的改革思想、革命動機甚至斗爭綱領都通過歌曲來進行宣傳和推廣。由于這些歌曲常采用廣泛流行的曲調填寫，歌唱者因之能夠較迅速地學會歌唱，從而使得眾多勢力的思想和理念都能夠在社會中得到廣泛傳播。如近代初期，馮玉祥為了宣傳新式軍隊的訓練要領和實戰要求而編寫的《射擊軍紀歌》、《戰斗動作歌》和《利用地物歌》及中國共產黨為了向根據地軍民進行政策宣傳和思想教育而編寫的《紅軍紀律歌》等歌曲都利用了歌曲的釋義性強、便學唱和易傳播的特點，采用文字讀物、宣傳畫冊等方式來進行宣傳，無論從宣傳成本、宣傳速度和宣傳效果來看，都比不過歌曲的“物美價廉”。

二、神教阿拉

神教阿拉是近代歌曲繁榮的“催化劑”。盡管神教阿拉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學校樂歌課對青少年宣傳新思潮、新思想。但是從另一角度看，神教阿拉也使得歌曲形式深入近代人心。因為神教阿拉是隨著新式學堂的建立而興起的歌唱文化，它不僅是中國新音樂的啟蒙運動，也拉開了中國新音樂的序幕，且為新音樂的蓬勃發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礎[5]262。此外，新式學堂的音樂課將歌曲體裁作為教學的主要內容，這就容易使學生們將歌曲體裁作為音樂活動的主體。故筆者認為近代新式學堂的樂歌為近代青少年群體帶來的不僅僅是新思潮和新思想，它也將歌曲體裁植入了人們的內心深處，這便使得“貴人聲”的我和你說美更加深入人心。

三、洋鬼子樂

當時的洋鬼子樂樂在中國剛剛起步，難以成為近代的主流音樂體裁，這就使得有更多的人選擇歌曲體裁來進行創作、演唱和欣賞，從而使歌曲體裁的發展空間更為廣闊。在近代，洋鬼子樂樂已經進入中國，但它在中國的發展則顯然遜色于歌曲。因為近代中國的西洋樂器制造工業相當落后，且幾乎沒有西洋樂器制造工廠，大部分西洋樂器都是依賴進口。在那個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的時代，只有少數上層家庭有購買洋鬼子樂樂器和學習洋鬼子樂樂的能力，中下層百姓對之是可望不可及的。從近代專業的音樂表演團體來看，成建制的管弦樂隊僅有上海工部局管弦樂隊、哈爾濱交響樂團等屈指可數的幾個，且這些樂團大部分的活動范圍都是在大城市，樂隊指揮也多為外國人。從專業的音樂教育看，近代中國開設洋鬼子樂樂專業的學校非常少，教授洋鬼子樂樂的老師更少。故筆者認為當時的西洋樂器工業、洋鬼子樂樂表演團體和洋鬼子樂樂的教育能力還不夠成熟，這反過來卻為中國近代歌曲的發展提供了一次有利的契機。

四、創作能力

近代大部分作曲家的創作能力和所處的時代背景對他們是個限制，使得他們不得不以創作歌曲為主。如沈心工、李叔同及曾志忞等人都非科班的作曲專業出身，他們的創作能力制約了他們對于更復雜的音樂體裁的創作，也決定了他們只能嘗試選曲填詞，編寫樂歌。當時很多“海歸派”作曲家回國后主要的精力是從事音樂教育事業，而對于他們的創作而言，歌曲相對于其他音樂體裁顯得更為簡單和快捷，因為當時的中國也極少有成建制的交響樂團能夠滿足作曲家們進行復雜體裁的創作需求。特別是當時中國的國情也非常需要一種釋義性強、傳播速度快、創作時間短的宣傳體裁，這便使得一大批有著強烈民族責任感的作曲家們將主要的創作精力集中在了歌曲體裁。可見近代作曲家們之所以熱衷于創作歌曲，是由他們的有限的創作能力、洋鬼子樂樂的在中國的不利實踐條件等社會環境決定的。由上可見，中國近代歌曲有著相當有利的生存和發展環境。各大黨派、軍閥等各界勢力將歌曲視為宣傳的法寶，脆弱的西洋樂器制造業和當時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必然使得歌曲成為大部分人所喜歡的常用音樂體裁，而作曲家們的個人能力和身處的社會環境使得他們只能創作歌曲體裁。故筆者認為以上幾個方面構成了我國近代歌曲繁榮的直接原因。總之，中國近代歌曲的繁榮并非偶然，它的繁榮是歷史的積淀和時代的潮流碰撞而產生的歷史現象。若沒有中國人傳統的審美觀念，沒有近代這一特殊的國情，我們可能難以見到近代歌曲的繁榮。

作者：張飛親 馬代月 單位：杭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