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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托克認為,真正民間的農民音樂具有極強的表現力和多樣性且樸實自然,創作中應當將這些音樂語匯充分消化,滲透進一個民族的文化氣息。巴托克在對民間音樂的創作上也顯示出獨創性,如只對民間曲調稍作改動配上伴奏填充和聲,以表明并不是簡單的和聲才和民間音樂曲調相配合;也可在原有曲調基礎上創造自己的“新產品”,或是僅僅找出受民間影響的蹤影,這也就是巴托克所指的“完全消化了民間音樂的語匯,使之成為自己的音樂土語”,另外他吸收了具有印象派音樂特征的大二度、小七度音程的靈活用法以及四五度疊置和聲的運用,此外創立了具有匈牙利新音樂特征的多調式半音體系。諸此獨創性手法及鮮明風格成為近現代音樂中不可輕視的重要構成。
作為杰出的作曲家、民族音樂學家,柯達伊的成就及對匈牙利音樂發展之貢獻亦不可小覷,它與巴托克一同對建立和發展匈牙利民族學派開辟了道路。柯達伊的創作盡可能保持了民間音樂的簡樸與抒情,作品講求旋律優美、結構嚴謹,創作體裁亦很豐富,并深入了解研究匈牙利語言的發聲規律,在歌曲創作中很好地表現了唱腔與歌詞的關系,除此之外還創立的世界四大音樂教育體系之一的柯達伊體系,強調在音樂教育中對民族音樂的學習。可以說其一生都在熱忱地投身搶救匈牙利民族民間音樂遺產。
西方音樂的形成與初步完善經過漫長歷程后,音樂技術與形式的各個要素逐步確立,并形成較為系統的音樂理論體系,這為從巴洛克再到古典時期音樂的繁榮創造充分條件并奠定堅實基礎,也成為中國及其他非歐國家音樂創作的主要理論依據。二十世紀第三次工業革命浪潮順勢帶來了新的觀念及藝術審美趣味,也影響到作曲家的音樂觀和創作思維,更多出現了較強的個人意識及對傳統的顛覆。如同勛伯格說過“十九世紀的音樂語言已近枯竭[1]”后創立了十二音的無調性音樂,到二十世紀乃至如今的二十一世紀,無調性、多調性、泛調性是否也會幾近枯竭呢?本世紀的作曲家對于音樂的創造與創新應該有什么樣的追求呢?新的創作觀念、創作技法層出不窮是利還是弊呢?
現代音樂的很多創作觀念、風格及具體實踐與之前有明顯的差異,尤其是對和聲的擴展及對傳統調式概念的背離。現代音樂呈現出多元化態勢,也有一大批新穎優秀的作品問世。新技法對于轉變音樂思維觀念、突破音樂表現方式上有重要作用。不可否認,這些體現了音樂創新上不竭的生命力,也體現了人類在藝術上的不斷探索。在極端強調個性化的時代,幾乎每一位作曲家都希望在現代思潮影響下,創作出標新立異的作品來。但相反我們聽到的有不少立志于“革新求變”音樂反而丟失了個性。也許是“求新”的同時也造成了音樂另一層面上的共同特征,即失去調性、旋律,失去良好的平衡與美感,而作品彼此之間又有很多模仿的痕跡,這就導致很多現代專業音樂創作上出現雷同,原本所希望的“多元化”的豐富又演變成“國際化”的單一。在此筆者認同葉松榮教授所說的“這種個性化只是相比較于十九世紀而言[2]”,而處在二十世紀或二十一世紀,這種個性化就失去了相應的價值。在拙文上述論述中我們清晰地看到,匈牙利音樂不僅在延承古典的同時運用現代思維、現代技法,更重要的是它依托于對本民族音樂語言特征的挖掘,使得作品兼具濃郁民族風情和世界語言符號而表現出了一個民族的精神與氣質,與二十世紀后以歐為范的現代音樂中很多千篇一律的音響形成鮮明對照。因此,隔斷與傳統之間的聯系,勢必削弱了作品的民族特性,也鮮能體現民族情感與文化信息而使作品喪失獨特性。
音樂創作在追求時代性創新性的同時,不能以犧牲民族文化特性為代價,它是一切藝術創作的源泉,也是保持個性化創作的重要根源,若只是盲目玩弄新技法勢必使得作品降低了生存能力和文化支撐。我們應該在匈牙利音樂發展的啟發下,在當今西方音樂發展存在的盲點中做些反省,思考今后音樂創作的宏觀趨向和微觀技法。而若想如以往那樣以西歐專業音樂作為效仿、學習與借鑒的標桿,這樣的反思更是必不可少。(本文作者:程月 單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學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