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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崔亞玨 單位：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

音樂是無界的，真正優秀的音樂能夠講述全人類的情感。而電影中的音樂可謂其靈魂，一部經典的電影一定有其經典的音樂，它會隨著故事情節和人物個性而發展，和劇情一起起伏，與人物一起喜怒哀樂。好的電影音樂不僅能起到襯托情節的作用，甚至還能與電影獲得同步的成功。

作為“第二語言”的電影音樂

優秀的電影音樂在影片中不僅可以起到輔助和推動的作用，還可以使影片深化。如在電影《荊軻刺秦王》中，當畫面上出現秦王在空蕩的大廳里拉著趙姬的手說自己統一中國的最終意愿是為了消弭戰爭，使每個人都可以自由生活的鏡頭時，作曲家趙季平在配樂中使用了代表戰爭的“金色的”小號，旋律中蘊藏的“以戰爭消滅戰爭”的動機彌漫在整個空氣當中，音樂的展開使整個畫面變得更加通透。而導演在此時讓大廳外面的夕陽照射進來，光與樂的配合使整個影調都發生了改變，形成一種“金黃色”的視覺。當聲音和音樂的成分進入到電影當中時，它們能夠幫助畫面結構更好地呈現。再如，在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當中多次出現用胡琴和打擊樂交織而成的音樂，一方面展現了特有的大院文化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深刻地暗示了人物內心的動蕩與失衡，以及急待沖破牢籠禁錮的渴望。這種肅殺感帶給觀眾身臨其境的感覺，因此可以使影片更加“入心”。

此外，在為電影選擇音樂時還可以用已有的歌曲來進行情節的交代。這種方式不僅使現成作品演化成一種文化的信號，還可以使導演的創作深度得以展露。在電影《色戒》中當易先生和王佳芝在一家日本酒館中相約時，易先生說日本人唱歌難聽，王佳芝即興起身演唱了一段《天涯歌女》的旋律，簡單的音符但唱得易先生真情流露。王佳芝的歌聲中唱出了時代給人帶來別無選擇和心靈困惑，也唱出了國難家難中個人的掙扎與彷徨。易先生殺人不眨眼，甚至是對王佳芝，但當他伴著歌聲落淚的瞬間，觀眾們都會相信他是真的被打動，而且觀眾也會同樣被歌聲感動。這首原本在電影《馬路天使》中表現少女情懷的作品被李安導演用在《色戒》當中，顯現出了李安導演高超的“用音樂來講故事”的創作藝術手法。音樂巧妙精準的運用使導演關照國家與個人命運的訴求表達的淋漓盡致，也將影片本身提升到了境界化的維度。

電影工業語境中的哲學思考

電影是多元藝術家參與的多元藝術工業的載體，不同門類藝術家合作時常會以某些標準或藝術哲學來作為衡量，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包括風格、結構、形式對位等等在內不同的層次“對位”在電影工業各個門類中的滲透。影片中音樂的選取和設計可以為電影甚至是整個后電影工業結構學、風格學內在與外在的內容奠定基礎。所以作曲家在進行創作時要融入要運用藝術哲學的“對位法”幫助影片進行音樂設計，用音樂來闡釋導演的意圖，解剖導演整體的藝術思想。這樣才能使導演的手法和作品永遠流傳。比如曾獲奧斯卡獎的著名作曲家譚盾在就將深刻的哲學理念和《易經“》六十四卦”中的方法和運用到創作中，將電影中的聲音，舞美，音樂，對白全部化解，使各部門之間除避免“競爭”之外，還能夠與所有部門的融合和合作最大化。比如電影中人物在進行對白時，音樂選擇一段長音，而對白過后則使用較為跳進的音型，這與中國哲學中強調的“你靜我動”不謀而合。當在后電影工業時代中的音樂在進行風格、結構和內容上對位時，則要從世界文化和藝術哲學的角度去理解電影工業含義。同樣在《奪命感應》中，配樂要“回答”影片拋出的問題：“Timeisonwhichside?”，譚盾選擇了1964年滾石樂隊演唱的“Timeisonmyside”，這種思想和內容的“對位”為電影所要突出的主題做了很好的呼應和解釋。

而譚盾在《夜宴》中的創作則使電影與音樂達到像歌劇或芭蕾一樣聲畫同步的效果，達到了內在思想和外在形式高度統一呼應。他在影片中一段六分鐘內僅有幾句對白的片段的配樂中將“鋼琴彈成打擊樂，把打擊樂打成鋼琴”。黑白琴鍵在音樂當中化作了威威大鼓，輕柔曼妙的慢板，或是急似雨點的重擊，伴隨著劇中人物的打斗而跌宕起伏、驚心動魄，畫面中每一個動作完全在節奏的變化當中完成。這種“避免競爭”的聲音處理方式使導演的美學意識和影片的結構在“對位”中得以充分實踐，也使電影的哲學意味更加突出。

一部好的電影可以留下去的不是畫面，因為畫面無法傳播，只有當中的音樂可以膾炙人口、廣為流傳。所以電影音樂既是藝術，也是技巧，更是文化。好的音樂可以講述故事情節，渲染情緒，增強感情傳遞，使電影更立體，也可以使電影導演的手法和作品得以永遠流傳。在當今文化多元的語境下，我們要以多元的眼光全面了解電影音樂，同時也要以深刻的情感和思想創作電影音樂，使電影與音樂結合共同創造出音畫交融、震撼人心的藝術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