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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本資料收集

我們在做民族音樂學研究時，最初是要確定一個具體的研究對象，以及研究對象所涉及的內容、范圍與目標，在這些初步研究預案確定之后，我們就要進行最為基礎的文本資料收集工作。文本資料就是由研究者撰寫的、用文字表述的研究成果，是根據個人研究思路完成的具有學術價值的論著，包括研究專著、研究概論、研究論文、研究報告、研究綜述等，這是最為直接的研究文本資料。除此之外還需要收集與研究對象相關的輔助性文本資料，例如歷史、民俗、文化、宗教、地理、方志等方面的資料，以此為基礎對研究對象進行比較全面的考量。文本資料一般會被認為是二手資料，因為這不是研究者親身進入田野現場采集所得，但是對開展研究工作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因為文本資料是現成的學術研究成果，是不同學者在不同歷史時期留下的學術經驗，一個人的學術生命與研究能力畢竟有限，只有立足于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汲取前人的研究經驗，才能真正站在巨人的肩上，獲得廣闊的學術見聞、拓展新的學術視野。收集到文本資料后就要對其進行梳理與分析，民族音樂學文本資料分析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是對前人研究視角與方法的學習，因為民族音樂學提倡方法論的運用，注重研究視域與方法的重要意義，文本資料中對于研究對象采用的各種方法，都是成功的研究案例，我們在研究過程中要予以吸收、借鑒。研究方法與研究視角是前人針對研究對象進行的學術規劃，體現出個人的研究理念以及整個時代的學術思潮。對于文本資料中研究方法的歸類與梳理，可以讓我們制定出更加切合實際的研究方案。第二就是對研究對象本體形態的記錄與描述，例如對某一音樂事項中樂人、樂譜、樂器、表演形式、人員構成、表演場合、表演儀軌等方面的記錄。這些本體形態的記錄對于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可以以此為基準窺探研究對象在歷時發展中的流變過程。例如1954年楊蔭瀏先生執筆完成的《陜西的鼓樂社與銅器社》調查報告，這是西安鼓樂研究的第一份學術著作，記錄了考察組1952年、1953年兩次對西安鼓樂各大樂社調查時所采錄的信息，其中包括各大樂社基本情況介紹、樂社人員信息表、樂社保存曲譜、樂器形制測量以及演奏實況錄音等。這些資料已經成為西安鼓樂研究的原始數據，只要將這些資料與目前各個樂社的實際情況進行對比，就可以看到六十年來西安鼓樂的生存、演進狀況。其三就是對各類歷史、文化、地理等輔助資料進行研讀，因為民族音樂學主要研究音樂與文化的關系，在文化環境中考察人的音樂行為。民族音樂學研究從不把音樂當如孤立的事件，而是把音樂放置在整個文化體系中進行考量。因此需要對研究對象的生存環境、歷史建構、社會組織、民俗宗教、生活習性等內容進行整體把握，要從文化生態環境中調查音樂與文化的關系，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力。

二、實地調查資料收集

實地調查是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必經步驟，研究者獨立進入音樂事項的發生地，親身參與當地的音樂活動，采集第一手的研究資料，是研究者的學術成人禮。“實地調查作為民族音樂學總體研究方法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程序和環節，在國外民族音樂學界以及相關的社會科學研究中，通常稱為‘田野作業’（AnehropoiogicalFieldWork），這是文化人類學領域經常強調和廣泛使用的一個學術名詞（另還有‘直接觀察法’、‘住居體驗法’、‘局內觀察法’等稱呼）。”[1]在民族音樂學發展早期的比較音樂學階段，大多數研究者主要從事案頭工作，他們將他人采集而來的資料進行分析，自己并不真正走入田野現場，這些的學者被稱為“扶手椅上的研究者”。現在的民族音樂學深受北美學派文化人類學研究觀念的影響，要求研究者必須親自走進田野，以局外人的身份融入到研究對象的文化空間中，由此形成個人的研究體驗，這樣的研究者被稱為“馬背上的研究者”。實地調查資料包括實物資料和信息資料兩個部分，實物資料為樂器、樂譜、服裝、道具等音樂表演實物，需要在調查中進行拍照、測量、測音等。信息資料包括研究對象的歷史信息、樂人信息、演奏形式、表演內容、表演場合、表演禁忌等，這些資料往往是以口傳的形式存在，需要訪談、拍照、錄音、錄像等手段予以采集。一般來說實地調查前需要先與當地樂人、社區負責人或行政主管部門進行接洽，得到許可后才能踏入田野。在資料采錄的過程中需要保持尊重、嚴謹的工作態度，任何資料的參閱、詢問、采集都需要得到當事人的同意，只有與當地人建立起良好的關系，消除他們的顧慮，才能保證資料收集的真實性與可靠性。在信息資料的收集中，有些音樂種類是儀式性音樂，在表演的內容、形式、空間、時間上具有嚴格的限定，有些音樂只在特定的場合與時間內演奏，其他空間與時間是不能表演的。我們在采錄這些資料時，一定要注意當地的文化禁忌，尊重當地人的風俗習慣，確保采錄工作的正常進行。在實地調查中口述史訪談是最為常見的資料收集手段，很多傳統音樂種類是世代口耳相傳的藝術形式，它們并不見諸于文字，這些音樂的歷史發展脈絡、表演技藝、表演內容都蘊藏在樂人的腦海中，這就需要通過訪談的形式了解這些信息。在口述史采集中要注意采訪的態度和語氣，不能急功近利，需要采用循序漸進、步步深入的方式去引導、啟發當事人，從而獲得調查者需要的信息。口述史是由當事人口頭敘述而來，具有一定的主觀性特征，由于當事人受記憶、認知、觀念、心態等因素的影響，口述史的內容不一定是準確和客觀的。因此在采錄口述歷史信息時，需要就同一問題尋找不同的當時人進行采訪，并對采訪內容進行比對和邏輯分析，由此梳理出相對完整、客觀的敘述。

三、文本資料與實地調查資料的運用

文本資料與實地調查資料作為民族音樂學資料收集的兩大內容，在最終的研究中要將這兩類資料結合起來進行，以宏觀的視角對這兩類資料進行整體研究，要兼顧兩類資料的內容，發揮出文本與調查之間的學術特性，在研究論著中做到融會貫通，形成具有一定學術水準的研究成果。文本資料屬于二手資料，是前人留下的研究成果，是可供參考的現實資料。實地調查資料是一手資料，是研究者自身通過進入田野現場而獲得的最新研究資料，這兩方面的資料共同支撐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工作。開展一切研究必須建立在前人經驗成果的基礎上，只有這樣才能使自己的研究具有學術性、開創性，文本資料收集的深度、廣度，決定最后研究成果的高度。實地考察資料是對現有音樂事項傳承、存續狀態的直接采集，是鮮活的研究信息，由此為基礎掌握研究對象的發展動態，從而做出相應的研究論述。在對這兩種資料的分析中，要樹立思辨、批判的態度，研究者獲得的文本與調查資料既要相互補充、相互支撐，也要相互對比、相互論證。在使用文本資料的信息與成果時，需要與實地調查資料進行論證，確保文本資料的真實性。研究者采集的調查資料需要與文本資料進行對比，從中發現是否有缺失、忽略的問題。在兩類資料的對比、統一中達到學術著作客觀、真實的基本要求。在研究文論的撰寫中如何利用這兩類資料，這是對研究者學術眼界與駕馭能力的考驗，需要依據文本、調查兩類資料中的內容規劃出研究方向與目標，形成研究視角與方法。民族音樂學近年來隨著對文化人類學方法論的引入，其內涵與外延不斷擴大，田野的范圍也不再局限于山間地頭，只要是音樂事項的發生地，都可以劃定為民族音樂學的“田野”。研究內容大體可以分為音樂本體與音樂文化兩大類，音樂本體就是對音樂形態結構的分析，包含律、調、譜、器、曲等內容。音樂文化涉及多個跨學科、交叉性研究領域，例如：音樂社會學研究、區域音樂研究、城市音樂研究、樂器文化研究、歷史民族音樂研究、社會性別研究等。因此面對不同的研究內容，需要明確、清晰的研究定位，在資料的梳理中予以關注，進一步突出研究主題。同時對研究資料要進行解釋，不能對研究資料進行不加思辨的堆砌與填充。有學者批評近年來的民族音樂學的論著越來越像“旅行游記”，其中充滿豐富的田野記錄，但缺乏實際的學術研判，這就是缺乏資料分析能力造成的后果。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茨認為：“對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種探尋規律的實驗科學，而是一種探求意義的解釋科學。”[2]研究的目的在于提出學術觀點，解決學術問題，民族音樂學的研究目的就是解釋人類的文化行為。要將現有研究資料的價值充分調動起來，在研究著作中進行有目的的運用，對其中記錄的文化現象、文化行為進行分析和解釋，讓資料成為研究結論的支持與依據。只有資料運用得當，才能產生相應的學術效應。

四、結語

民族音樂學歷經一百余年的發展歷程，已經成為較為成熟的音樂學專業學科，一般都將其視為一門強調方法論與實用性的學科。其實民族音樂學展現的最大魅力在于能夠平衡文本與現實之間的關系，讓一切研究能夠立足于文本資料之上，又通過實地調查的手段獲得鮮活的田野信息。資料收集就是這門學科保持學術活力的源泉，在研究中不斷對資料進行收集、挖掘、分析，由此探索人類的音樂行為與文化創造力，不斷提出新的議題，開拓出新的研究思路。

[參考文獻]

[1]伍國棟.民族音樂學概論[M].人民音樂出版社,1997:84.

[2]克利福德•格爾茨著,韓莉譯.文化的解釋[M].譯林出版社,2008:5.

作者：羅潔 單位：陜西學前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