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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過“圖表結構”演變探討了古羅馬、中世紀與現代三個時代的會計結構，分析了不同時代會計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認為會計就控制和確認方面為社會提供了合法性工具，不同時代的會計結構凸顯了不同社會觀念。會計借助賬戶對稱性凸顯了時代的主體價值觀念，將社會成員聯系在一起，同時借助會計結構內容可以探索社會行為者的社會立場和聯系。

關鍵詞：會計；結構；合法性；賬戶

會計賬戶結構是會計實現計算理性的形式基礎，沒有形式的理性就不會產生實質的理性。會計作為社會系統的“控制工具、相關利益者協調平臺、組織行為合法性制度”，“既反映了社會的建設，也有利于社會的建設，社會行動的體制形式和模式與社會的產生和發展交織在一起”（STUARTBURCHELL,1980）。本文以會計賬戶為分析對象，分析三個歷史時期：共和國后期的羅馬和帝國時期（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4世紀）、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在13世紀末到17世紀之間）和19世紀末的英國。對比不同時期的賬戶結構，分析賬戶結構后面隱含的社會信息，分析不同時代的會計賬戶如何適應不同時代的發展要求，建立起不同的社會理性結構。

一、古羅馬時期的賬戶：以規范行為理性為主導的會計—身份社會

羅馬人清楚地意識到記賬的普遍可取性。采取木片的形式，覆蓋蠟（Tabulae），裝訂在一起，并保存在一個專門的房間，稱為塔布利納姆（Minaud，2005年）。在羅馬社會，使用這種“木板書”是常見的事件記錄方式，用做各類事件確認的證明。這種木板書涉及交易的商業記錄部分就演變為最早的會計記錄模型。這種古老的交易記錄行為逐步固化為一種公式化的語言，使用古老的詞匯和語法，設置形式和拼寫，以及有節奏的質量，創造出一些聽起來令人印象深刻、精確和詳盡的東西，用于社會秩序控制、記錄交易行為，同時用于指導、協調和規范社會成員的關系。

（一）羅馬公民和奴隸之間的關系富有的羅馬公民將把農業財產和大筆資金的管理交給奴隸，奴隸將代表他們進行經濟交易。保存賬目是“管理規則”的一部分，構成了羅馬精英對負責管理其農業財產的奴隸的統治。關于簿記做法最明確的指導方針保障了簿記內容的規范性，交易內容涉及“多少”、“誰”、“何時”、“哪里”和“如何”（Minaud，2005年）。過去交易的記錄按年份和貨物類型進行了分組。主人清楚地檢查了賬戶，以了解在一段時間內創造的財富，同時也評估奴隸的可信度和道德品質。審查這些賬戶以考慮奴隸是否可以假裝被解放（Minaud，2005年）。因此，財務上的成功和奴隸在記錄保存方面的勤奮可以被用來識別雇工的工作效率與存在價值，表現優異的奴隸則可獲得自由或羅馬公民身份。

（二）羅馬公民之間的關系羅馬公民特別感興趣的是基于平等觀念對所收到的東西和所給予的東西進行數字比較，這是互惠的重要性的一個標志，如羅馬法律格言：“給予的行為需要另一個人的等額回報”。由于服務交換往往不是即時的，這種關系依賴于公民的誠意。交易記錄對于從事特定種類的非物質金融交易是至關重要的，而木質白板書的正確使用顯然證明了這一點。羅馬人口普查包括將公民分為三個等級（平民、馬術和貴族），創建和命令稱為羅馬公民體（Civitas）的實體。個人財富無疑被認為是“必要的和好的”（Finley，1973年，第35頁），也是獲得特定公民權利的條件，如選舉權。實際上，人口普查是一種建立一個有序社會的增強行為。人口普查的結果是以木質白板書的形式書寫公民的姓名，并根據他們的等級將其儲存起來，直到下一次的人口普查。羅馬人清楚地知道，在某一次人口普查中給予的地位不是永久的；等級每五年左右重新確定一次。

二、文藝復興時期：基督教商人社區的會計--經濟理性

社會文藝復興時期的簿記受到基督教的影響，復式記賬作為基督教宇宙多樣性統一觀念的表達形式之一，借鑒時代的各種專業研究，例如幾何、建筑和繪畫，在賬簿設計方面體現了各種基督教的宗教精神：保持精確和對稱的賬戶有助于中世紀商人成為合法公民，有助于完善自身精神成就道德基督徒、成功企業家甚至有影響力政治家。

（一）商人和基督教宇宙之間的關系在文藝復興時期，賬戶不僅被用作經濟交易的保管人；它們還有助于反思更廣泛的社會關注道德和宗教問題。通過對商家會計賬簿的分析，可以對商家的信譽和道德進行評價。帕西奧利的Summa說明了簿記是如何通過借貸分類完成賬簿結構的列示，為簿記員創建了單獨的位置來記錄“借方”和“貸方”。復式記賬這一創新是引人注目的，因為它迫使會計人員站在兩個相反的空間之間，決定每筆交易誰應該被貸記（記貸），誰應該被借記（記借）。“我們所欠的不超過我們所收到的，我們所欠的也不超過我們已經給出的”（Aho，1985，第34頁），要么滿意，要么不滿意。這一布局也大大便利了核查，特別是Summa摘要，這確保了貸方和借方欄的總和相等。帕西奧利是一位數學家，也是一位方濟各會教士，為了不被認為是鼓勵貪婪的追逐利益，商人簿記必須融入基督教的財富與道德觀念（Carruther&Espeland，1991）。這種聯系就是由帕西奧利的建議明確地提出的，即用一個開頭公式來啟動所有的分類賬，比如“NomedioGuadagno”（以上帝的名義）。但也含蓄地通過將現實的財富賬戶與接收末日審判的道德賬戶進行人生追求的平衡。與中世紀社會文化觀念的趨勢相一致，包括會計以比例和對稱的方式看待本來是看不見的更廣泛的宇宙特征的反射。復式記賬賬戶結構與當時的其他藝術和科學一起，提供了一個宇宙秩序的形象。

（二）商人之間的關系在商業航行的背景下，航海家主要關注諸如“我擁有什么”？和“我做了什么”？投資者，關注“我被騙了嗎”？或“我在收入中的公平份額是多少”？對所有這些人來說，會計賬簿都是用來保存信用的精確記錄，并標明“哪”、“多少”、“從什么時候開始”和“為什么”。對于文藝復興時期的商人來說，了解他們所扮演的角色、他們所處的地位以及他們在社會中所享受的關系是有用的。債權人名單的記錄使人們意識到每個商人與社區其他成員之間的聯系（Carruther，1998年；McCarthy等人，2008年）。在這種情況下，為獲得信貸而共同存在的多焦點信用概念是促進一個人作為商業伙伴、朋友和政治盟友的地位。相反，信用的喪失帶來了一種道德基調，損害了聲譽，對一個人繼續作為社區的一部分的能力產生了巨大的后果。因此，信貸是用來處理與個人在地位、財富和權力方面的社會威望有關的交易方式的延展，有助于促進社會成員交易的深度和廣度。因此，從信用信息和賬戶的對稱內容的增加所構成的復式簿記是通過提供記錄經濟、社會和政治聯系的間接要素來探索社區中個人地位的一種手段。

三、現代社會的形成：會計--社會專家網絡社會

維多利亞中期英國的主要經濟哲學是自由貿易，1855年的《公司法》體現了國家在經濟監管方面的政策，該法要求所有有限責任公司向股東轉交資產負債表，并任命審計員，以檢查財務文件是否正確起草和真實（Walker，1995年；1996年）。對于賬戶用戶來說，會計被認為降低了他們與數字的經濟聯系的復雜性。一些學者在當時簿記做法的演變中看到了從“虛構”到“科學事實”的轉變（利特爾頓，1933年）。在這種情況下，會計通過公司之間的經濟聯系促進了客觀性，簿記員不再是熟練的博學者，而是專業專家。

（一）有限責任公司與索賠人之間的關系在現代社會中，賬戶體現的結構理性成為科學客觀性之一。記載于1456-1457年BernardodeAlemanode'Medici的分類賬，每一項都包括特定信貸或債務的性質及其數額，并列出持有債務或信貸的個人的姓名。在這些條目中，一個十字在日期之前，所有的句子都是用第一人稱寫在整個分類賬上。商人的賬戶摘錄，不再明確提到宗教短語和象征，也沒有使用第一人稱，因為句子被減少到最低限度。現代賬戶仍然是組織控制的重要構成手段，但它們被認為是客觀的科學性質剝奪了這種構成超越經濟領域的聯系。現代賬戶的布局支持了它所代表的公司經營的結構理性，但它遵循了賦予“經濟”特權的專屬標準，而“數字神秘”迫使用戶集中精力于一組本質上是經濟和交易的關系，實現了現實交易在紙質空間內的理性重構。而且，鑒于客觀性主要在于努力通過避免在所產生的文件中留下一絲知情者的痕跡來塑造自我，關于賬戶生產者道德的信息與商業關系的表征分離，這種需要進一步催生了專業會計師組織的出現。

（二）專業會計師與賬戶使用者之間的關系19世紀末，英國會計領域的一個主要新事物是建立全國性的專業協會，以提高對負責編制賬目的人員和系統的可靠性的信心。通過考試，會計成為自我參照：會計被要求自我校驗，而校驗工具就是基于賬戶結構的對稱性和預先設定的賬戶模型。賬戶已成為以類似方式接受培訓的人采用的共同正式協議的最終結果。正如Grafton和Jardine（1986）所指出的，這一轉變揭示了一個識別“為什么”行為的過程（結束-一個道德問題）和“如何”行為（一個技能問題-手段問題）的結果，最終完成了歷史的轉變。這種工具理性主導的技術道德替代了主觀判斷的傳統道德：嚴格應用會計技術足以向社區提供有價值的服務。

四、結語

會計由于其構建理性和適當性敘事的能力（Meyer，1986年）被認為是一種強有力的說服工具，使事情可以計算。強調賬戶結構的性質是一種反射性的構圖和社會秩序方法。通過會計賬戶的社會性功用強調了社會領域的認識論、政治和社會特性，從而認知不同時代賬戶意義的差異。會計不僅是那些關鍵材料中的“允許計算的安排”和市場等強大機構的形成，而且會計也可能再次促進公平的社會關系。

作者：么秀杰 單位：集寧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