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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也有“教輔書”——豐富多彩的教材與學科

中國古代學校教育以文科為主，而文科的主要科目，在漢代以后，就是儒家學說。“四書五經”是古代學校最常用的教材。東漢靈帝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175—183），學者蔡邕等人將儒學經典《周易》《尚書》《魯詩》《儀禮》《公羊傳》《論語》《春秋》刻石建于太學，相當于對教材進行統一規范，被后人稱為《熹平石經》。有教材，自然就有“教學輔導用書”。歷代學者對儒家經典的注釋解讀，其實就是一種教輔。在明代“八股文”興起后，更有很多應運而生的“作文輔導資料”——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描寫了一個人物“馬二先生”，就是以“選文”為業，即編選優秀的八股文作品出版，是今天“高考滿分作文”之類書籍的鼻祖。古代的學校教育內容廣泛，并不限于儒學一門。官辦的學校培養人才并不單一，而是各學科平衡發展。南北朝時期，南朝宋文帝開設儒、玄、史、文四個學館；到了唐代，學科設置更加豐富，除了儒學、文學之外，還包括律學（法學）、算學（數學）、書學（書法學）、歷法學（天文學）、醫學、樂學、工藝學等，涵蓋文理工多方面。而武學，作為國家培養軍事人才的重要途徑，更是在歷朝歷代都不曾欠缺。一些實用性強的學科如律學、醫學，還不只是停留在紙上談兵的層面，往往還有實踐操作課程。如著名的針灸銅人，就是北宋醫學家王惟一為提高針灸教學效果而主持設計制造的，既是針灸教學的教具，又是考核針灸醫生的模型。

二、巾幗不讓須眉——古代的女教師

史書記載的最早一位女教師，大概要算秦漢之交儒家學者伏生的女兒。《漢書》記載：由于經歷秦朝焚書及戰亂，很多典籍都因此喪失。伏生將儒家經典《尚書》悄悄藏在自家墻壁中，躲過了戰火，使學術得以傳承。漢文帝于是派大臣晁錯拜師伏生學習，但當時伏生年事已高，說話含糊不清，只有女兒羲娥才能聽懂。于是伏生先把學問給羲娥講解，再由羲娥轉述給晁錯。由此來說，羲娥可以算是最早的女教師了。東漢時期的女文學家班昭，是古代第一位正式收徒授業的女教師。班昭家學淵源，父親班彪和兄長班固都是大學者、歷史學家，她也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皇帝賞識她的學問才華，讓后宮的皇后妃子都拜班昭為老師，學習女子品德、文化知識等。十六國時期，前秦君主苻堅邀請太常官韋逞的母親宋氏講授《周禮》。當時宋氏已經八十高齡，在家中開設講堂，用一層紅色的帷紗隔開，120名學生坐在紗簾后認真聽講。苻堅特地封宋氏“宣文君”的稱號，以褒獎她為文化教育事業作出的杰出貢獻，而宋氏也是我國古代第一位政府官學的女教師。

三、“義學”是古代的“希望小學”——放假與助學

《禮記》有言：“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學習講究張弛有度，古代的學校也有放假制度。漢武帝創立太學，規定太學生有休假制。隋唐時期，國子監的學生有“常假”“田假”“援衣假”三個假期，“常假”每隔十日放假一天，“田假”和“援衣假”則放假一個月左右。放假的目的，一來是讓家遠的學生回家探親，二來也是讓學生在繁忙的功課之余有所休息調劑。對于家境貧寒的窮苦學生，中國古代同樣有比較完善的救濟援助制度。今天有“希望小學”，古代也有“義學”。義學產生于北宋時期，始于名臣范仲淹。這一公益行為逐漸得到社會認可，越來越多的富人甚至官方也參與到興辦義學的事業中。清康熙五十一年（1713），康熙皇帝下旨：“令各省府州縣多立義學，聚集孤寒，延師教讀。”教育，永遠是隨時代的進步而不斷進步。近代以后，中國的學校教育已走上現代教育體系之路，與古代學校模式有了很大區別。但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培養與塑造健康的身心，在這一點上，無論什么時代都是一致的。古人的智慧，自有可資借鑒之處。學校存在的價值與所能發揮的意義，還需要我們更多的思考與實踐去探尋。今時今日，也正有許多人，積極地做著這項工作。

作者：蕭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