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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大批的知識分子開始踏上了西洋留學之路。他們學成回國后，大多都從事了和教育有關的工作，如留在高校任教，在出版機構、報社或文化教育部門工作。他們開始引領中國文學的發展方向，并逐漸成為社會各方面的主干力量。像我們的大思想家魯迅、詩人學者郭沫若、新文化運動倡導者陳獨秀等等都是留學歸來者。他們一方面積極地分析研究西方文化，一方面在此的基礎積極探索中國新文學的出路，最終促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由此可以說，這就是中國文學現代化能夠興起和發展的一個重要的背景原因。

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的首要因素，應當是時代進步的需要——五四時期特定的社會思想和文學要求。按照新一代知識分子們的認識，近代西方文化是一個與中國封建文化迥然相異的新型文化，它其中所包含的各種文藝思想以及現代精神都是中國舊文化中所沒有的，甚至可以說這些思想和精神都可能滿足和迎合中國反封建斗爭的需要。處于這種認識，才有了前赴后繼的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將西方文學的形式到精神作為強有力武器來使用，并催生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發展，一定程度上更是促進了中國社會的發展。

在人文精神方面，五四作家們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核心——個體本位價值觀念，也可以叫做個性主義思想。新文化運動中，由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志所講的民主、平等、自由等思想，其根源就來之于該價值觀念，要求尊重人的個體權利。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們勇于探尋和發現自我的價值，擺脫了舊思想、舊傳統的束縛，最終認同了自我在社會發展中的主體地位。例如《傷逝》中女主人公子君所說的“我是我自己，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應該說這種思想在五四以前的社會大環境下是很難出現的。一直到20世紀初，即五四時期，才出現了深受西方文化影響與熏陶的新一代知識分子，人們因此才有機會接觸并主動接受這種現代性的人文思想。

擁有了先進的文學思想還不夠，只有通過文學作品的形式將之表現出來，才能被更多的人所接受，才能夠起到它應有的作用。在五四新文學代表作家的作品當中，涌現出了前所未有的現代性的精神特征:理智化的精神立場，重主觀感悟、重生命體驗的認知態度，非絕對化、線性化的藝術運思，間接性、不確定性的表達方式[1]。在語言風格、體裁運用等外在形式上，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也受到了西方文學的影響，如近代“新穎”的短篇小說的體裁，就是中國之前的舊文學不具備的。除此之外，題材選擇方面也出現了新的發展方向。在《吶喊》、《彷徨》里，魯迅首次把農民作為主人公，并對他們的生活和命運進行如實地刻畫，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史無前例的。大多五四作家在回想自己的最初創作經歷時，也經常會談到西方文學作品對自己的影響。葉圣陶老先生在《過去隨想》中就說道：“如果不讀英文，不接觸那些用英文寫的文學作品，我決不會寫什么小說”。西方文化不僅拓寬了五四作家們的視野，增強了他們的思想與知識的素質，同時還影響著他們的文學作品的創作。

中國現代文學是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下發生的，從時展的需要、主動接受西方文化到受現代性思想的影響、再到文學作品當中也滲透了西方現代性特征，西方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過程中留下了深深地烙印。

綜上所述，我們不僅要看到西方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和啟發，同時更要看到中國文學的獨創性。如何以正確的態度對待外國文學？五四時期文學作品是在它“向西方尋求真理”的過程中，在自身的現代化進程中，主動選擇了這種影響，并由此來推動自身的現代化。將之作為中國文學發展的一種因素，而不能全盤西化或者盲目跟隨。這在當代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本文作者：邢夢洋 單位：河南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