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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塞原詩人群是20世紀30年代綏遠文壇上一個不可忽視的存在，他們以自己的創作實績和巨大影響對綏遠新文學的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但目前對這一系列詩人的研究還較為薄弱，而且并未將他們作為一個群體進行考察。實際上，無論是就創作理念、思想傾向、藝術風格而言，還是就規模和影響力而言，塞原詩人均具備了詩人群體的特征。本文將從文學社群的視角來觀照塞原詩人群，梳理這一詩人群體的生成原因及形態特點。

關鍵詞：社群視角；塞原詩人群；生成原因；形態特點

目前面世的絕大多數中國現代文學史并未將20世紀30年代的綏遠文學包含在內，但事實上，這一時期內蒙古西部原綏遠省的新文學運動是十分活躍的。

一批受到左翼進步思想影響的青年學生、共產黨員、民主人士，以手中的筆為武器，組織文學社團宣揚進步的文學主張，旗幟鮮明地開展文藝工作和抗日宣傳活動；同時也以報紙副刊為陣地，創作了較為豐富的各體文學作品。其中詩歌創作的實績尤為突出，產生了以塞原社詩人如章葉頻、武達平等為代表的詩人們。他們不僅進行詩歌創作，還積極開展詩歌研究，倡導新詩歌運動，創辦詩刊，為綏遠新文學的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他們的詩歌創作如同一股奔騰的激流，一路高歌，最終匯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但是目前對于這一詩潮的研究總體上較為薄弱，而且并沒有將這一系列詩人作為一個詩人群體進行考察。實際上，無論就創作理念、思想傾向、藝術風貌而言，還是就其規模和影響力而言，塞原社詩人均具備了詩人群體的特征。而文學社群“作為文學史的一個整合動態概念，既保留了文學社團、流派的基本群體特征，又具有社與群結合的文化范疇，更強調諸多文化因素的包容性，這就使得原有的文學社團構成了一個知識文化譜系”a。所以筆者認為，相比于單純的內部文本分析，從社群流派的人與事的角度入手來闡述塞原詩人群，梳理其生成原因和形態特點，不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一

塞原詩人群是20世紀30年代以綏遠地區文學社團塞原社成員為主體，文藝刊物《塞原》《塞北詩草》等為陣地，因相近文學主張而凝聚起來的詩人群體，主要成員有章葉頻、武達平、李穆女、劉映元、楊植霖、韓燕如、袁烙、李曼霖等。作為一個具有相對穩定人員構成和創作模式的詩人群體，塞原詩人群實際上取得了相當的創作實績。因材料散失，從現存的較全面反映20世紀30年代綏遠文壇創作狀況的文選《20世紀30年代內蒙古西部地區文學作品選》(章葉頻選編）來看，總體收錄各體文學作品三百一十多篇，其中詩歌與詩論就有一百三十六篇，而這些詩歌與詩論大部分出自塞原詩人。他們在綏遠地區新詩歌的倡導和推動方面尤其功不可沒。從1934年冬天開始，塞原詩人們積極開展了新詩歌運動。他們在“左聯”領導下的中國詩歌會及其河北分會的影響下，先在《塞原》上編發“新詩歌專號”，在《新綏遠》（后改名為《洪荒》）上推出“詩專頁”。然后，為了加強新詩歌的理論研究，還成立了“塞原社詩歌研究會”，并創辦了當時綏遠唯一的詩刊《塞北詩草》，雖然只出七期，但在當時的綏遠已有相當的影響力。其間，他們編寫過《詩歌研究大綱》，提出了自己的創作主張。到1937年初《塞北詩草》被迫?？?，塞原詩人群仍然堅持創作。當然，他們的創作活動得到了“左聯”和中國詩歌會部分詩人的支持和幫助，也在較大的范圍內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是如前所述，目前對于這一路詩潮的研究總體上是很薄弱的，成果相對較少，只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對于原始資料的收集整理；二是對20世紀30年代內蒙古西部地區新文學（包括新詩）運動輪廓的勾勒；三是對一些詩人個體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近十年來，再無新成果出現。而且學界并未將塞原社諸詩人作為一個群體進行考察，隨著這些詩人紛紛謝世，這一詩人群體從曾經的研究邊緣漸行漸遠，幾至消失在學術視野中，這是非?？上У?。

二

要還原20世紀30年代塞原詩人群的真實狀貌，就不能不先從整體文化的視閾探析這一群體的內在成因，這對于進一步研究其形態特點具有重要的意義。塞原詩人群的生成，基于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共同出版陣地和話語平臺提供了基本條件塞原詩人群得以生成，首先要歸因于他們有共同的出版陣地。當時的綏遠經濟落后，文化發展緩慢，但年輕的塞原詩人們卻幸運地擁有了自己的文學陣地。這離不開當時綏遠著名的報人、《西北民報》編輯的楊令德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幫助。1933年12月12日，《綏遠日報》記者袁塵影（楊令德之甥）與共產黨員武達平、任雙弼借綏遠《社會日報》副刊創辦了《塞原》文藝旬刊，借由這一出版陣地與平臺的出現，在1933年12月成立了“塞原社”。《塞原》文藝旬刊出刊到十六期，于1934年5月停刊，到1934年9月4日，又在《綏遠民國日報》副刊《十字街頭》上復刊，它首先為詩人群提供了平臺。1936年6月23日，塞原社成員們又創辦了內蒙古地區最早的詩刊《塞北詩草》（旬刊）。這一刊物不但是當時塞原社詩歌研究會會員發表詩作的重要園地，同時因為它是當時綏遠文壇唯一的詩刊，所以在詩歌愛好者中也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不少人要求加入塞原社詩歌研究會，購閱《塞北詩草》，還有許多詩歌愛好者踴躍地向《塞北詩草》投稿。如韓燕如的經歷就較為典型，他在從事革命工作之余積極地學習詩歌創作，并以“劼子”的筆名發表詩作在《塞北詩草》上。《塞北詩草》的出版，是綏遠新詩歌運動極盛時期的標志。這一刊物前后共出了七期，最后一期在1937年1月21日出刊。不久，著名報人楊令德先生因故被免職，《塞原》《塞北詩草》也都被迫?？?。這使得塞原詩人群失掉了一塊重要的宣傳陣地。但新詩歌運動仍要開展，他們又在他們能夠掌握的又一陣地《社會日報》副刊《洪荒》上繼續發表詩歌作品。《塞原》《塞北詩草》《洪荒》相繼為塞原詩人群提供了話語陣地，它們凝聚了整個詩人群體，為群體的詩歌創作提供發表的園地，也成為宣傳創作理念和思想傾向的平臺，在20世紀30年代的整個綏遠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梢?，共同的話語和出版陣地為塞原詩人群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條件。第二，共同政治興趣指引下的群體聚合和人事交往“就三十年代文學而言，如果不顧歷史的氛圍，忽略文學產生的特殊政治背景，僅從純文學的角度切入，可能難以對三十年代各種文學現象、作品做出合理的評價”b。的確如此，政治是現代中國社會的重要維度，政治因素在中國現代社群流派的形成和發展中時常扮演著重要角色，甚至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由于時代背景的因素，塞原詩人們對政治表現出強烈的興趣和熱情，詩人群的生成與現實的革命斗爭形勢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梢哉f，政治興趣的指引是這個群體生成的重要原因。追溯塞原詩人群的形成，實際上與塞原社的成立基本同步。當時，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國家已處于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東北淪亡，華北危急，綏遠地區也危機四伏，政治和文化氣氛令人窒息。于是，武達平、章葉頻、李穆女等幾個憂國憂民的熱血青年便在左翼文藝思想的影響下，將滿腔的憤懣化作熊熊烈火般的熱情，投身于進步的文藝創作之中。章葉頻后來總結說：“塞原社的組織，并沒有形成什么文字的章程。他們要吶喊、要進步、要反帝愛國、要反封建，他們是不滿意國民黨的賣國投降政策和不合理的黑暗社會而結合起來的幾個志同道合的文藝青年而已?！眂實際上任何一個中國現代文學社群的生成“都是在創造追求一個或者若干個關系網絡。每位作家加入某個文學社群的志趣都在于構建自己的公共空間，渴望被另一個公共空間網絡所認同”d。對塞原詩人群而言，他們與20世紀30年代其他以鮮明的政治色彩呈現自己個性的群體相似，在他們身上，政治因素既是文學群體創作的風格和聚合的心理因素，又是團體生存的文化氛圍和語境，是群體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第三，核心成員帶動下群體凝聚力的增強文學社群本身蘊涵著豐富的文化因素，在社群生成背后必然活躍著成員聚合的身影，存在著互相之間的影響。但一個社群形成的過程中，關鍵性的人物是不可或缺的，他作為群體的核心而存在，對群體有著號召和凝聚的作用。在塞原詩人群里，章葉頻可以說是群體生成的關鍵性人物。首先，他是新詩歌運動影響下最早邁出實踐步伐和最具創作實績的塞原詩人。他率先改變自己前期哀愁的抒情基調，開始創作大量表現社會現實的詩歌作品。尤其是抗戰爆發后，章葉頻的詩歌創作發展到了高峰期，他以抗日題材的創作影響了整個綏遠地區的抗日文化戰線。其次，章葉頻也致力于社群刊物的建設。1934年，章葉頻與中國詩歌會著名詩人、《詩歌季刊》編輯王亞平建立了通訊聯系。之后，由王亞平推薦，章葉頻的詩《生活的擔子》發表于大型詩刊《詩歌雜志》的創刊號上。此后，章葉頻又與中國詩歌會其他著名詩人，如蒲風、溫流等建立聯系，使閉塞落后的綏遠地區的詩歌運動得以發展，并將它推向新的階段。因此，章葉頻也在實際上成為綏遠地區新詩歌運動的骨干及后來的領導者。再次，章葉頻在綏遠地區革命文學理論的建設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他以馬列主義觀點為指導創作了一系列詩論，宣傳新詩歌運動的意義、詩人當前的任務和詩歌大眾化的方向。如《現在詩壇兩種流派的斗爭——介紹新詩歌的內容和形式》《一九三五年中國詩壇》《一年來詩歌的新動向》等篇，不但在綏遠文壇上產生過巨大反響，而且在當時的國內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章葉頻在詩歌創作、刊物建設和詩歌理論方面的努力，無疑也帶動了塞原社其他的詩人。詩人們認同章葉頻的主張，在這種影響和帶動之下，群體的凝聚力逐漸增強。如上所述，共同的出版陣地為群體產生提供了基本的條件，共同的政治興趣和核心人物的帶動作用使群體形成了強烈的凝聚力，因此這三方面成為塞原詩人群生成的關鍵性因素。

三

文學社群本身是一個豐富的知識文化譜系，從社群人與事的關系角度入手，可以深入細致地觸摸這個文學社群內在的機體紋理。在探討塞原詩人群生成的原因之后，本文將進一步梳理其形態特征。對比于同一時代的其他詩人群體，塞原詩人群呈現出如下方面的特點。第一，在主張和行動上與中國詩歌會呈現明顯的同步性毋庸置疑，“三十年代綏遠文學的形成，首先是‘五四’新文學革命到二十年代革命文學影響的必然結果；三十年代綏遠文學的發展，尤其受到左聯及其左翼文藝思想的巨大影響”e。而在詩歌的理論和創作方面，塞原詩人群受到了中國詩歌會的明顯影響，在主張和行動上與中國詩歌會基本保持了一致?；仡櫲娙藗兊膭撟髦?，章葉頻、武達平、李穆女等人在塞原社成立之前就都熱心于詩歌創作，但在后來都經歷了詩風的轉變，尤其是章葉頻和武達平更為典型。在20世紀80年代章、武二人出版的詩歌合集《塞風集》中，共收錄章葉頻詩作四十八首，其中寫于1931—1933年間的共十四首，這些詩歌大多表現出哀愁的抒情基調，強調抒情主人公與黑暗現實之間的沖突；而收錄的武達平三十三首詩作中，寫于1931—1933年間的共十六首，大部分都表達出詩人對于自我的關注。但當塞原社成立，尤其是中國詩歌會積極倡導“新詩歌運動”以來，他們受到了極大的影響，決心改變自己的詩風。于是，章葉頻在這一時期創作了《打鐵者的歌》《矮屋的哀聲》《都市罪惡曲》等作品，實現了詩風的轉變；而武達平的《更夫》《洋車夫》《面粉機》等詩作在內容上也已經闖出了個人主義的圈子。另外還有楊植霖的《耕夫》、劉映元的《夢游故鄉——為一個東北難民而作》、李穆女的《一九三五年前夜》等。總的來說，這些作品都摒棄了描寫身邊瑣事的傾向，向詩歌的大眾化邁出了可喜的步伐，可以說，中國詩歌會的影響促進了塞原詩人們詩風的轉變。而不久之后，章葉頻從李柯（任白戈之妻）手中得到一冊由中國詩歌會成員王亞平主編的《詩歌季刊》，受到了很大的啟發。他給王亞平寫信，并附去兩首詩，很快得到回音。王亞平希望章葉頻能和一批志同道合者在綏遠地區開展大眾化的現實主義的新詩歌運動。在王亞平的支持下，1934年12月，章葉頻在《塞原》第22期上刊出了第一個新詩歌專號，積極推動新詩歌運動在綏遠的開展。在這期專號上刊出的《寫幾句在前面》中，章葉頻提出：“在目前，在內有天災人禍及統治階級的壓迫、剝削與外來帝國主義者的掠奪、屠殺下的半殖民地的中國，詩歌該是如何急迫地成為一種強烈的、有力的、作為民眾呼聲的喉舌了?！眆這實際上就是對中國詩歌會要求詩人站在“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立場上去把握與反映現實，也即實現“詩的意識形態化”的呼應。章葉頻進一步寫道：“發刊這個詩歌專號，我們大膽地嘗試創作大眾的詩歌，一方面努力新的內容（題材）的采用，同時也注意新的形式（語言的試驗）（關于技巧和韻律方面，我們也不是完全漠視的）。那就是說，我們選用勞動人民日常平凡的材料，為大眾生活所熟悉者，而以極通俗的文字，為大眾所了解者，來表現創作這種大眾所需要的詩歌?！眊這實際上與中國詩歌會要求創作“大眾的歌調”的主張完全一致。可見，塞原詩人群完全接受了中國詩歌會的主張并以之為指導。從1934年12月起，《塞原》先后刊出過四五期“新詩歌專號”，在袁塵影、章葉頻主編的《社會日報》副刊《新綏遠》（后改名為《洪荒》）上也出過幾期“詩專頁”。塞原詩人們在這一時期的詩歌創作中，內容方面著力于表現社會現實，揭露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形式上努力向著詩歌大眾化、歌謠化的方向轉變。為了盡可能做到使勞苦大眾聽得懂，在中國詩歌會《新詩歌》“歌謠專號”的影響下，他們也努力學習寫歌謠和通俗易懂的口語化的詩歌。經過塞原詩人們的熱心倡導，尤其是到1936年6月《塞北詩草》創刊后，綏遠詩壇更加活躍了。塞原詩人們“旗幟鮮明地、長期不懈地堅持開展大眾化的現實主義的新詩歌運動，不但在偏僻的塞上，就是在當時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西北邊疆地區，也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成為這一地區新詩歌運動的一塊重要陣地”h。中國詩歌會曾積極倡導“國防詩歌”的創作。在綏遠地區，尤其是綏東抗戰爆發后，塞原詩人們也創作了不少以抗日救亡為主題的詩歌，其中既有被稱為“時代進軍的喇叭”的政治抒情詩，也有抗日救亡宣傳鼓動詩。例如章葉頻的《起來，大青山的兄弟們》《悼》《前進，英勇的弟兄》《獻給戰士們》《堅持長期抗戰》；長虹（楊植霖）的《吼聲》；劼子（韓燕如）的《殺回三島去》《架起太平洋的肉橋》，等等。這些創作在綏遠地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推動了綏遠地區“國防詩歌”的發展。中國詩歌會于抗戰前夕停止了活動，與之相似，塞原詩人們堅持到1937年10月14日歸綏淪陷之時，也被迫停止了活動?？梢姡娙巳涸谥鲝埡托袆由吓c中國詩歌會呈現出明顯的同步性，這種同步性帶動、促進了20世紀30年代整個綏遠詩歌創作的發展，使綏遠詩歌創作得以緊跟全國的形勢。但是，也因為完全師承中國詩歌會的創作，使得塞原詩人們普遍沒有形成自己的鮮明特點，同時又未能避免其固有的弊病。這恐怕也是塞原詩人們的詩歌在漫長的時光里湮沒的原因。第二，特殊歷史背景之下群體結構和任務的單純性20世紀30年代的內蒙古西部綏遠地區與內地各省相比，經濟、文化都較為落后。在這種特殊的歷史背景之下，當時在綏遠地區從事文藝活動的人員呈現出特殊的狀貌，即以青年學生為主，其次有部分教員、報社編輯記者、圖書館職員等，罕見知名作家、學者或大學教授。具體到塞原詩人群也是如此。章葉頻1934年從中山學院畢業后在綏遠民眾圖書館任職，李穆女是中山學院的英語教員，劉映元與袁烙當時是進步學生，李曼霖是邊疆通訊社的記者，而武達平和楊植霖都是以教員身份為掩護的年輕的共產黨員。成員們大多“都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每一個人都有一股熾熱的心火，都有一個遠大的希望”i，所以社群內部比較團結，成員們比較容易統一意見，鮮有群體內部的紛爭。同時，因為特殊的歷史背景，塞原詩人群所面對的任務也比較單純。早在20世紀20年時代中期，馮玉祥部進駐包頭，在國共合作的良好氛圍里，內蒙古西部綏遠地區的文學活動就開展了起來。30年代傅作義部在內蒙古地區抗擊日軍，但由于以傅作義為代表的地方勢力與國民黨南京政府存在矛盾，因此綏遠地區沒有形成嚴峻的文化圍剿形勢，而較為寬松的氛圍就為進步的左翼文化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又因為當時綏遠地方的當權者很少關心文藝，也沒有意愿和能力培植忠于自己的御用文人，或成立與革命文學社團相抗衡的反動文藝社團，所以塞原詩人們無需與反動當局及御用文人斗爭，可以將主要精力集中在詩歌創作上。塞原詩人也曾發起過一場論爭，就是章葉頻與郭根就詩歌內容與形式問題進行的論爭。郭根首先在《西北日報》副刊《三家村》上發表了《談詩歌的韻律》的文章，特別強調詩歌韻律在創作中的重要性。但以章葉頻為代表的塞原詩人們則積極踐行中國詩歌會“抓住現實”、創造“大眾的歌調”的詩藝主張。于是章葉頻在《塞原》1936年第43期、第44期上連續發表了《關于郭根先生談新詩的韻律》和《由詩歌的內容和形式談起——再駁郭根君》兩篇文章，對郭根的觀點予以駁斥。但這次論爭僅僅是對詩歌創作存在不同的看法，只是學術觀點上的分歧。最后由歸綏中學校長、綏遠文藝界的前輩霍佩心出面，約請章葉頻到歸綏中學同郭根當面懇談。這次見面不但消除了隔閡，還催生了轟動一時的歸綏第一份純文藝半月刊單行本《燕然》的問世。因此可見，塞原詩人群本身的群體構成和擔負的時代任務都較為單純，它的發展總體上是健康順利的?？v觀塞原詩人群在20世紀30年代的活動，當然也有著歷史的局限性。比如在處理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上也存在庸俗化和簡單化的傾向，過分注重文學的政治作用而輕視其藝術性的追求；又如在左翼思想影響下表現出來的一定程度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但是，作為20世紀30年代綏遠地區最具創作實績和影響力的文學群體，它以自己的創作融入了現代文學發展的主潮，“在文學發展的方向與任務、文學表現的內容，及至文學風格等方面，都與內地的進步文學相呼應”j，直到1937年10月14日綏遠淪陷，才使其不能繼續向前發展，歷史進程被迫中斷。

作者:劉元 單位:包頭醫學院衛生健康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