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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現代文學史的三十年中，因歷史語境的不同，不同時期對農村婦女形象的塑造呈現出了不同的時代特征。從20世紀20年代文學中祥林嫂犧牲式的祭品，到30年代文學中大堰河包容一切的奉獻者，再到40年代解放區文學中喜兒具有拯救價值的被拯救者，她們在文學作品中所得到的解放、所取得的自由與平等仍然是政治話語與男權文化共同支配下的產物。

關鍵詞：現代文學農婦形象客體

一、啟蒙語境下作為受難者的農婦形象

在以啟蒙為主題的20世紀20年代，女性解放是新文化思想啟蒙運動的重要部分，新文學對封建文化的批判必然會轉向對兩千年來被宗法制文化壓制在底層的女性形象的關注。20年代文學以啟蒙為主題塑造了許多受盡苦難的農婦形象，以揭示宗法制鄉村生活的愚昧及封建文化傳統對農村婦女的戕害。這些作品以魯迅所代表的鄉土小說為主導，如徐杰對鄉村剽悍民風及封建陋習的關注、許欽文對宗法制農村中婦女被毀滅的悲劇的展示、彭家煌對封建宗法制婚姻對女性的迫害的表現等，從不同角度揭示兩千年來父系社會形態下女性所受到的迫害。新文學對這些備受壓迫的農婦形象的關注旨在揭示封建宗法制農村的落后與愚昧，從而達到批判文化傳統、啟迪蒙昧的目的。慘遭封建傳統婚姻觀念戕害的女性形象是這一時期文學作品刻畫的重點。“世嘗以婚姻不自由責父母之專制，吾未嘗不極口而為之呼冤，夫誰使媒妁之于婚姻具有貴族之專制？所謂蒙蔽耳目，上下其手者，非異人任也”。彭家煌的《喜期》、柔石的《舊時代之死》、徐杰的《大白紙》、王統照的《遺音》等小說通過刻畫這些被封建倫理觀念毀滅的女性悲劇，不僅批判了封建倫理觀念對人性的壓制與扭曲，同樣也傳達出新文化對傳統倫理觀念與秩序的動搖及女性現代意識的覺醒。葉圣陶的《這也是一個人》、柔石的《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等作品同樣是對封建婚姻對女性身心迫害的控訴。揭露中國農村“童養習俗”的畸形婚配現象的文學作品在這一時期也大量涌現，曹石清《蘭順之死》中的蘭順、冰心《最后的安息》中的翠兒、王統照《紀夢》中的霍君素都是處境凄慘的童養媳，20年代文學對這種非人道的落后婚配人倫關系的關注與揭露是啟蒙者以封建陋習對童養媳人性的摧殘與扭曲的控訴、批判。20年代文學作品中典型的農婦形象莫過于魯迅筆下的單四嫂子、愛姑與祥林嫂。透過單四嫂子、祥林嫂、愛姑這三位農村婦女形象，我們也可以看出魯迅對封建倫理道德——“節烈觀”的態度：無論舊式婦女如何應對，都無法擺脫被奴役的命運。20年代文學中通過塑造這些備受折磨的寡婦形象，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以封建節烈觀為代表的腐朽、反動的封建宗法制度，揭示了婦女想要真正獲得做“人”的尊嚴，必須先有做“人”的意識覺醒，婦女要獲得解放，首先須取得社會的解放這一真諦。在新文化初年那個反封建傳統的巨潮中，先驅者們筆下塑造了一系列貧苦無依的、被侮辱被損害的下層婦女形象，這些形象第一次揭示了農村婦女在舊社會被奴役的處境，這是那個時代中國反封建父權和婦女解放的第一陣呼聲。20年代文學中出現的這些受難者的農婦形象并不是為了塑造一個審美的人物形象，而是意在響應五四新文化運動思想啟蒙的欲求，先驅者筆下的苦難者形象艱難生存處境的展示，是為了以她們的苦難經歷印證封建社會的非人性，再現社會的罪惡，以她們的麻木來襯托這罪惡的不可歷數，以她們的悲慘遭遇強調思想解放、社會改革的迫切性。從這一意義上講，“她們的肉體、靈魂和生命不過是祭品，作品的擬想作者連同擬想讀者，都在她們無謂無聞無嗅的犧牲中完成了對歷史邪惡的否決和審判”，她們以無辜的女性之軀承擔了、負荷了歷史的罪孽，“‘伊們’的性別首先意味著一種載體”。

二、革命語境下博大、寬厚的地母形象

現代文學的第二個十年，即從1928年到1937年這一階段，亦稱為30年代文學。在這一時期，革命文學思潮及其文學創作反映了30年代文學的基本面貌。廣大文藝青年受政治上國共合作后革命形勢的鼓舞，都不同程度地接受革命的影響，成立于1930年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以“站在無產階級的解放戰爭的戰線上，援助而且從事無產階級藝術的產生”為奮斗目標，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30年代文學充滿了政治意識形態的意味。在此基礎上，30年代文學對農村婦女的書寫呈現出兩個方面的態勢：一方面，控訴封建地主階級對底層農民包括婦女的壓迫，以及他們的反抗與抗爭；另一方面，突出勞苦婦女的堅韌、慷慨、博大、寬厚等優良美德，她們成為偉大的大地之母，她們代表著社會革命的新興意識形態的精神追求。30年代的吳組緗、蕭乾、張天翼等人繼承20年代鄉土小說的寫作模式，塑造了一批備受封建禮教迫害的農村婦女形象，她們延續著20年代底層婦女的苦難命運。蕭乾《雨夕》中的被拋棄的童養媳、蕭乾《矮檐》中辛苦撫孤的寡婦、吳組緗《菉竹山房》中嫁給靈牌的二姑姑、張天翼《團圓》中為了養家被迫的長壽嫂等這些女性的悲慘生活深沉地控訴了封建禮教、封建婚姻制度對女性身心的迫害。這些小說中的農婦形象延續了20年代文學塑造的受難者女性形象，但不同于20年代文學關于封建歷史對女性的粗暴展示，30年代文學在揭露封建宗法制度及舊社會對底層女性身心迫害的同時，也在思考造成這些歷史上數不勝數相似悲劇命運的原因，多了些“魯迅式”對歷史文化內涵及國民性反思的沉重與復雜。其中最具“魯迅風”的作家是“東北作家群”中的蕭紅，她以悲憫的女性情懷和自覺的女性意識在其小說《生死場》中描寫了一系列如同動物般在男權文學的壓榨下麻木地生存的農婦形象，并在其作品中突出了女性生育的痛苦及受難的無意義，“孩子的死亡，更消解了女性生育受難的價值，于是這種折磨只是一種沒有意義的痛苦，一種獻祭般的虛妄——這可能是作為女人的蕭紅，發出最深痛的哀嘆”。另一位能夠代表30年代農婦形象的是柔石《為奴隸的母親》中的母親春寶娘，小說著重刻畫了春寶娘在被典前與兒子春寶的分離，及解典后既牽掛春寶又舍不得離開秋寶的兩難處境。不同于20年代文學所塑造的受難者農婦形象的悲慘，30年代文學在描述底層勞動婦女的苦難生活的同時，著重刻畫她們身上的偉大、堅韌、寬厚等勞動人民的美德。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艾青創作于1933年的詩歌《大堰河——我的保姆》，這是艾青獻給自己乳母的一首贊詩，這首詩著力描述了大堰河悲慘的人生經歷和她那勤勞、善良、慈愛的崇高形象。但相比于祥林嫂似的悲慘遭遇，作品中著重突出的是大堰河母愛式的寬厚與偉大，在柔石《為奴隸的母親》、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魏金枝《奶媽》等作品中，20年代文學中單四嫂子得到關注的微末苦難成了30年代文學中的偉大苦難，五四時期的先驅者們以祥林嫂們所受到舊社會、舊禮教的殘害的揭露，引起讀者的發問與反思，以她們的苦難印證封建歷史的非人性，轉變成了無產階級作家筆下對底層勞動婦女在苦難中所展現出的優秀品格的贊頌。“喑啞的女性獲得了遠遠超出自身性別個體之外的價值，她代表著社會革命的新興意識形態及要尋找的精神及物質之根——理想中給人安全感和希望的下層勞苦大眾”。她們成了博大、寬厚、能承受一切的大地之母，寄托著無產階級社會勇敢奮進的希望。

三、抗戰語境下被拯救者的農婦形象

由于“戰爭”的時代背景，從1937年到1949年的40年代文學呈現出國統區文學、解放區文學和淪陷區文學同時并存的格局，并生發出各具特點的文學景觀。在國統區，文學在全民抗戰、同仇敵愾的情勢下，表現出統一的步調和普遍高昂的愛國熱情；在歷史反思中，許多作品對傳統文化、民族性格的探討、分析傾向有所加強。在解放區，代表文藝思想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決定著解放區的文學面貌，“《講話》要求文藝工作者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使文藝為人民大眾，首先為工農兵服務，這就從根本上為革命文藝指明了方向”。基于解放區文學與國統區文學整體特征的不同，兩者對農村婦女的敘事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國統區文學承續了20年代文學的批判性敘事，以底層勞動婦女所受的苦難之深來探討與反思傳統文化與民族性格；解放區文學主要以文學的形式贊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贊揚勞動人民的優良品德，呼吁勞動群眾積極投入抗戰和民族救亡的大潮中去，因此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積極投身革命、擺脫封建禮教的束縛、翻身做主人、疾惡如仇、堅貞不屈及獲得新政權拯救的農婦形象。在國難當頭、民族危機的緊急時刻，國統區的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熱之中，國統區文學也對此有所體現。艾蕪小說《一個女人的悲劇》中的周四嫂子、《石青嫂子》中的石青嫂子以及蹇先艾《春和客棧》中的王臘妹等女性的艱難處境都反映了底層人民在抗戰時代背景下的艱難生活。此外，蕭紅的小說《呼蘭河傳》中塑造了許多悲慘的女性形象，并通過對這些底層女性形象的關注，突出了農村婦女的麻木與無知，以她們的麻木來襯托這種悲劇的不可歷數，將批判的鋒芒指向了北方土地上蕓蕓眾生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這一深隱的文化層面。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指導的解放區文學，為了實現文藝為群眾、為革命的目的，解放區文學塑造了一系列勇敢堅強、堅韌不拔、積極參與革命的農婦形象。崔璇的《周大娘》中的貧苦農婦周大娘、丁玲的小說《淚眼模糊中的信念》中的陳大娘都是不畏艱險、勇敢、充滿民族大義的農婦形象。周立波《暴風驟雨》中的劉桂蘭、丁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周月英，同樣都是積極投身革命的女性形象，她們在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下，主動學習新知識、新文化，自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這些普通婦女從落后無知到積極接受新知識，主動學習與改造自身，參加到民族解放事業中去，成為革命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這樣的農村婦女在40年代解放區文學中大量涌現。此外，因解放區對婦女問題的重視，在40年代解放區文學中，出現了一批在新政權的幫助下獲得解放的農婦形象。馬烽作品《金寶娘》中的金寶娘、秦兆陽《幸福》中郭苦根、孔闕《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中的折聚英、趙樹理《小二黑結婚》中的小芹等都是得益于解放區新政策過上幸福生活的農村婦女形象。解放區文學中的這些在政府幫助下獲得解放的女性形象，反映了解放區勞動婦女的生存狀態，也是政治話語賦予她們的政治價值。這些來自解放區的農村婦女形象也“從性別和階級兩個層面完成了社會主義婦女解放的目標”。總之，在40年代文學中，國統區文學與解放區文學對農村婦女形象的刻畫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特點。國統區文學承續了20年代文學的批判性敘事，著重刻畫了許多在國民政府的統治及抗戰的背景下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底層農婦形象，并以她們的苦難生活為載體加深了對傳統文化與國民性格的批判與反思。解放區文學刻畫了許多勇敢堅強、堅韌不拔、積極參與革命的農婦形象，雖然她們也歷經苦難，但她們身上祥林嫂的忍受麻木的影子越來越少，她們身上理想中的勞動人民的優良美德在小說中更為突出；此外，在解放區文學中農婦形象的譜系中，出現了許多得到共產黨拯救的農婦形象，小說的敘事模式多為被拯救前的悲慘遭遇到獲得解放后的幸福生活的對比性敘事。

四、小結

在現代文學史的三十年中，因歷史語境的不同，不同時期對農村婦女形象的塑造呈現出了不同的特征。以新文化運動為歷史語境的20年代文學，那些對民族文化有所反省的先覺者們刻畫出許多受難者的農村婦女形象，先驅者們對她們艱難生存處境的揭露，是為了以她們的苦難經歷印證封建社會的非人性，再現社會的罪惡，并以她們的麻木來襯托這罪惡的不可歷數，以她們的悲慘遭遇強調思想解放、社會改革的迫切性。從這個角度來講，得到關注的祥林嫂們也不過是歷史前進過程中無辜犧牲的祭品，她們的性別依然是一種載體。到了30年代，文學作品著重塑造了寬厚、善良、偉大的農婦形象，封建文化對底層勞動婦女的戕害依然存在，但她們在苦難中掙扎的堅韌、博大、寬厚等優良品質更為凸顯，她們在苦難中的掙扎變成了一種奉獻，她們被賦予了遠超出自身性別之外的精神價值，她們成了慷慨、寬厚、博大、可以包容一切的大地之母。在40年代文學中，解放區文學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參與及領導下，作品中的農婦形象的塑造也呈現出政治話語的特點，得到共產黨拯救的農婦形象是解放區文學塑造的中心，她們勇敢堅強、堅韌不拔、積極參與革命，雖然也歷經苦難，但她們身上祥林嫂的麻木的影子越來越少，但她們身上理想中的勞動人民的優良美德在小說中更為突出，從而她們具有了更大、更完美的拯救價值。從祥林嫂到大堰河到白毛女，現代文學中的農婦形象從無辜犧牲的祭品變為包容一切的奉獻者，繼而成為具有拯救價值的被拯救者，她們在文學作品中得到了解放，取得自由與平等，“但只是這些女性形象的所有內涵都不是自足的，都有待于作品之外的另一個主題，如祭品的送祭者，地母的奉獻者對象或所取者，被拯救者的拯救者，等等，他們便是主導性別。也就是在這里，解放了一小半的女性遭到了無意的背棄，她們在走到主體之前先成了新的話語世界的新客體”。經過三十年的發展，在現代文學中獲得解放、取得自由平等的農婦形象依然是政權與男權文化中被支配的客體，從這個意義來講，她們的解放之路還很遙遠。

作者：段振紅 單位：濟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