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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始寫這篇文章的那個夏末,我經歷了很多事。人生可能就是這樣,回顧來時路,總難免頗多感慨。
一、文學是一個明亮與幽暗交織的所在
父親一生喜歡讀書,年輕時熱愛文學,1980年代,因為工作關系,他與一些當代詩人作家有過往來。再后來,父親工作越來越忙,就把對文學的諸多熱愛,變成了對我成長的無限期許。高考前后,我在家鄉小城圖書館度過了許多安靜的時光。好多時候,閱覽室里只有我一個讀者,閱讀從文史哲開始,一排一排讀過去。從晨光初現到夜幕降臨,讀完了所有社會科學的書,就去翻自然科學的那幾排書架。仍舊是一本接一本地看過去,多半看不懂,也并不妨礙我愉快地消磨掉了那些逃學的日子。上大學后,讀的中文專業,此后一路讀研讀博,文學成為我閱讀的主要部分。在東師讀研的時候,有一段時間沉迷神學,距離學校挺遠的地方,有一家很小的書店,大部分是宗教哲學的書,西方那些重要學者的著作幾乎都能找到。現在想來,頗覺奇怪,大約店主是個宗教徒,也可能是個藏匿民間的哲學家。沒有課的晚上,就一個人待在那間小小的書店,也買過幾本,多半是在那里讀。讀完一本換另一本。店主三十幾歲,也或許更年長些,可能那時候我還很年輕,不太會去關心這些。他也只是打開一本書在那里安靜坐著,偶爾點一支煙,望著窗外,眼神空空蕩蕩,仿佛熱鬧的俗世生活因為一墻之隔都變成了虛幻的存在。他從來沒有問過我是哪個學校的,學什么專業,我們也沒有就各自讀的書交流過什么。每天晚上九點,他站起來整理東西準備關店門,我背上書包回學校。日復一日,直到有一天,他說,你明天不要來了,好久都沒有賣掉一本書,書店做不下去了。我有點茫然,也不知道要說些什么,如果是現在,估計我會說那我把書店買下來吧。第二天當然還是去了,看到的是緊閉的大門。此后再也沒有見過那個默默看書默默抽煙的書店主人。再然后,就是讀博,我開始在吉林大學旁聽王天成老師的哲學課。西哲、馬哲的課都選了。孫正聿、炳正、孟憲忠、孫利天老師的課,只要有時間,都會穿越大半個城市去聽一聽。那些年讀書的光影,那些年在東師和吉大校園里游蕩的足跡,那些年一個人穿過城市街道看燈火闌珊的孤獨,都以不同方式留在了色調斑駁的歲月里。現在回想起這些往事,會有種恍若前生的錯覺。時間過得真的是太快了。認真做當代文學批評,其實是近十年來的事。之前做的多半是現代,也并不專注,讀書也是完全憑興趣。倒是關注中國社會問題的基本立場從未改變過。作為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三十年的親歷者,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再到新世紀,文化論爭、思想交鋒、環境惡化、精神危機、價值困境、社會生活諸種領域不斷分化和斷裂,確實親眼目睹了歷史的生成。即使如今的我們依然置身于熙來攘往的當下,而這一切,在我眼里,就是未來中國必然要回頭認真反省的一段繞不過去的歷史。一個人,并不是一生都可以在一個明亮的世界里行走。人性的暗區,生活的深淵,就像世界之鏡的兩面,妥協總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們仍然能夠在文學中看到足夠多的善意、溫暖和愛,這是我們還愿意熱愛文學、信賴文學的基礎。2017年諾貝爾文學獎給了石黑一雄,話題在石黑一雄之外,是移民作家三杰,薩爾曼•拉什迪、V•S•奈保爾,尤其是拉什迪,原因當然很簡單,不說也罷。作為移民作家,雙重文化身份和文化記憶,注定寫作者會攜帶太多揮之不去的地域鄉愁和精神鄉愁。時光的痕跡,從來不會因為我們日漸衰老而漸漸淡去,只會以靈魂分裂和精神撕裂的方式,不斷強化,直到烙印成為我們溝壑縱橫的生命本身。無論作家以怎樣的方式表達,尖銳或者溫和,喧嘩還是靜默,冷峻抑或熱切,我們都不難從中感受到他們對待世界和生活的態度。某種意義上,好多當代中國作家并不缺少文學的敏感性,而是缺少思想的敏銳性,不是缺少生活的豐富性,而是缺少文學的責任感。時過經年,我仍然愿意說,最打動我的,并不是小說的風格,而是作家的風骨。有時候,我會不自覺地把作家和歌手相對應,就像那個寫小說的張楚和唱歌的張楚。好多好多年前,我一度以為他們是同一個人。雖然寫小說的張楚更帥,唱歌的張楚看起來更叛逆,但內在的,兩個人都有著特別的孤獨和憂傷。他們對生命的熱切注視,灼痛了我們的心。不虛偽,不退縮,有光亮,撞到現實的高墻,還有勇氣翻越過去,在明亮與幽暗之間,在輕浮的時代與沉重的生活之間,不失尊嚴,不失溫暖,在那些文字與旋律的焦慮不安里,始終有種旁若無人的篤定。這便是文學藝術所能帶給我們的最后的慰藉了吧。年輕的時候,喜歡搖滾,這大概算是1980年代文藝青年的通病。以為在陽光燦爛的日子里,我們可以永遠保有正視黑暗的勇氣和權利。直到歲月蒼老,我們白發漸生,少年意氣消歇,空余嘲諷的喘息和痛苦的失眠,然后在某種越來越深的迷戀中,裝作忘卻現實生活的壓力。憑借寫作,寫作者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仿佛有光,仿佛上帝一樣想要有光就可以點亮世界。事實當然并非如此,那種壓抑的禁錮足以讓人窒息。所以,最好的文學,首先是樸素、孤獨,并且飽含強烈的同情和憂傷的愛。好多歌手詩文寫得不錯,樸樹、鄭鈞、許巍、周云蓬、鐘立風,都被稱為詩人。在寫給鐘立風的文字里,我談到過音樂對一個人究竟意味著什么,不同的人,可能有著截然的感受。阪本龍一經歷了生死,看世界一定更透徹。真誠,殘忍,冷靜,投入又出離。各種思索與折磨都是人的,無處不在的循環,壓抑又仿佛全部為空。久石讓、喜多郎、阪本,一寸寸瓦解又重建的世界,精神體驗有多少難度,靈魂深處就有多少共鳴。音樂是陪伴,也是守望。生命如流沙,就算世界遍布荊棘,支離破碎,仍舊可以在疼痛里不斷找回完整。反向觀察,小說家們同樣寫著他們的新搖滾,鄉村音樂,城市民謠,寫著他們的情歌,或者急于組個樂隊,放大自己的聲音,似乎集體作秀比起一個人表演,比較容易克服時代加諸個人的所有不適。然而這并不是問題的核心,當然也就不是解決問題之道。文學批評,對于文學自身,其實并沒有什么意義。可以看成是一個職業,或者充滿功利色彩的名利場,與作家們熱鬧的互動,更像是江湖上的各路英雄會。說這些并不代表什么,都是置身其中的人,批評家看到的世界和生活,沒有更理性而本質,作家也不會因為虛構多了而相信那個迷幻的世界更真實。社會生活充滿隱約的動蕩感而日子一天天又一成不變,我們今天的文學,正在經歷漫長的精神考驗,文學與生活,可以永不原諒,橫眉冷對千夫指;也可以同流合污,相逢一笑泯恩仇。全在于寫作者站在哪里,用哪只眼睛看生活。
二、我站在囚禁與自由的中間
從現代文學到當代作家,讀過的小說詩歌越來越多,多到了有時候會心生厭倦。在2016徐州的中國長篇小說高峰論壇上,我說起一年五千多部長篇的出版量,對于當代文學研究者真的是一個身心挑戰。所以本著長痛不如短痛的原則,我選擇關注中短篇。這些年來,中短篇小說讀得更多,關注詩歌則完全是因為自己偶爾也寫,若不是年輕時候曾經想成為一個詩人,以今日詩壇的種種,可能失望更多吧。好在寫作是個人的事。批評,就不盡然了。作為學者,理應認同,學術乃天下之公器。說到批評,就不能不談到尺度和標準。而選擇怎樣的尺度和標準,取決于批評者對自我身份的認定。我想,如今無論作家,還是批評家,對自身的文化身份和社會身份確認,應該都存在很多分歧了。1990年代以來的分化,差不多可以用魯迅的那段話來概括:“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還是會這么變化。”出于知識分子良知的,還在啟蒙的陣地上勉力堅持,也更能感受到魯迅所說的無物之陣。這一生,我們無非是從一個牢籠到另一個牢籠,我始終不能確信,自己是完全自由的。而這種不自由的由來,是我的另一個關注點,閱讀,也就從作家的現實主義立場,很自然的轉向作家的歷史觀。如果說在探尋現代文學發展軌跡時,我更在意的是現實主義立場,而在解讀當代作家創作時,我則格外糾結于作家們的歷史觀。就像諾獎公布后,朋友圈刷屏的石黑一雄的日本想象,石黑一雄的英國敘事,物哀的美學,打撈的懷舊,似乎他可以不去重訪歷史,甚至從歷史現場退出來,就可以完成與歷史相對應的人心的觸摸。這當然做不到。沒有歷史,也就沒有現實。這些年,反復探尋當代小說中的歷史影像,包括50后的莫言、張煒、賈平凹、李銳、方方、王安憶、鐵凝、陳應松、趙德發,60后的余華、格非、畢飛宇、呂新、葛水平,70后的徐則臣、李浩、葉煒、海飛等作家筆下的歷史敘事,不斷被我放大。從一扇很窄的門進入,試圖建構出來一個完整的時代記憶,或者考察思想史可以有怎樣的文學表達。在沿著思想軌跡走進這些作家作品時,我常常還是會想到魯迅,甚至不自覺的援引魯迅作為鏡像,雖然這種批判精神的傳承在當代愈發顯得不合時宜。越是熱鬧的生活,越需要那一雙冷眼吧。人生中很多問題并不是刪繁就簡就可以視而不見的。社會問題就更是如此,并非歌舞升平就能夠湮沒所有哭喊、掙扎和絕望。這么說,也不是要求文學來拯救一切,我要的,不過是觸動人心的力量。一方面是借此來審視作家,更主要的是明晰自我。或長或短,或遠或近,或深或淺,每個人看到的世界都不同,而歷史,到底意味著什么,我們有著怎樣的歷史和歷史觀,其實并不會改變歷史本身,能夠作用于他人的都很有限,所以這一要求,無非是指向個人或者自我的。對于人類歷史,沒有什么是永恒和偉大,歷史本身,只不過意味著一種價值基準,提供的是尺度本身。也就是人類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物種,或者可能成為什么樣的物種。社會生活是一個光怪陸離的舞臺,每一個人都扮演著各自的角色,在一個生病的時代,每個人都可以扮演醫生;在一個清醒的世界,每個人都可能是病人。有怎樣的歷史,才會有怎樣的現實,當然,歷史敘事的傳統來得更為強大。即使新歷史主義和新現實主義一度影響廣泛,我們還是不難看到,新世紀以來,作家們放棄顛覆的武器,文學放下解構的利刃,慢慢回到歷史反思與重建,現實批判與關懷的立場。即使后現代的游戲性、破碎感、邊緣化還在不斷加劇,并不妨礙文學堅持自己的嚴肅立場。作品解讀中,難免會觸及到一些歷史評價、現實判斷和文化批評。尤其是涉及到、反右、“”等題材,有一些觀點被刪減后刊發,有一些文章沒有可能發出來,這些都不會改變我們繼續關注自己認為需要關注的問題。人有病,天知否?中醫的療救也好,西醫的手術也罷,魯迅也好,胡適也罷,總歸都是治病救人。而讓我們常會心生感慨的,是在這樣漫長又倉促的小時代里,可能我們剛好經歷了一段大歷史。正如薩特所言,他人的自由,是我們存在的基礎,這種自由,意味著把自我的存在與他人使我存在糅合在一起,這種自由賦予我們價值又取消這種價值,存在由于自由得以永遠被動地逃離自我。當然,我并不確定自己擁有自由。更多時候,我們都會深感不自由和困惑,想要永恒地獲得釋懷,多半是以破壞的姿態。就像歌里唱的,人生兩杯酒,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
三、如果可能,我會始終拒絕幻覺
我們活得越來越像一個成功的人。出席各種活動,講話、發言、掌聲、合影,有時候還有鮮花。這些看起來那么真實,標定了我們在社會秩序中的位置。多少長夜無眠,直面自心,其實這一切又是多么虛幻,都不過是一觸即滅的幻影。一個人的價值觀是怎樣形成的呢?和朋友聊天,會說到對當代文壇的評價,私下里說的要比各種研討會上嚴厲一些,隨意一些,說過之后彼此安慰,不要認真,不要較真。回想年輕時候,如果說到有什么人生志向,那應該不是文學。小學時代老師要求寫座右銘,曾經在日記本上鄭重其事寫下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解萬民憂。日漸老去之后回頭看,那時候真是幼稚得可愛。這些年,常常和李浩、春林老師一起參與文學活動,一起喝酒閑聊,有好多個深夜,在北京,在太原,在石家莊,在淄博,我們從小飯館喝到酒吧,從路邊排檔喝到賓館房間,聊得最多的當然是文學,可是酒醒了想想,似乎又不僅僅是文學。我一直以為自己的學術志趣是思想史,文學只是我的學術興趣而已。近年來,比較集中關注70后作家創作,是出于想知道同時代人在關注什么,在思考什么,在表達什么。我們經歷了大致相似的成長背景,走的路并不相同。我當然也關心他們寫得怎么樣,但更在意的,是他們為何而寫。關于我們這一代人,陳曉明老師說過,“其實夾縫、遮蔽可能都不夠準確,更準確地說,70代是落荒而走的一代,因而他們是離散的一代。”“70代別無選擇,只能在這一條道上走到底,他們在夾縫中求生,這是他們的宿命,但未嘗不是機遇。”作為落荒而走的一代人,作為離散的一代人,是從哪個時間點開始逃逸,又是從什么地方開始離散?這些追問可能比起作家給了我物哀還是物喜的審美,要來得重要和迫切得多。所以,我對則臣、李浩、張楚、弋舟、山坡、阿乙、路內、喬葉、魯敏、艾瑪等人的觀照,其實是有著文學史和思想史雙重維度的。他們對歷史中國的講述,對現實中國的關懷,對未來中國的設想,在他們的小說文本之中,在他們的隨筆文字之中,在我們的訪談對話之中,這一切都是我愿意審慎思考,用心去發現的。世界就在那里,無論我們是否愿意去認知,就算你拒絕擁抱世界,世界依舊在那里。當然,這種存在并不意味著知覺的全部可能。對于一些人來說,首先是聽到,也有一些人只能看到,還有一些人只能感受到。幻覺當然是難以完全避免的,有時候只是不愿意孤單一人在幻覺的世界里穿行。有些略顯昏暗的午后,放下手上的工作,翻開一篇小說,戴上耳機。當那難以磨滅的聲音響起時,紛紜人世的背景不斷虛化,而生命的影像變得無比清晰。所謂安慰,并不是一定要你懂得我,而是在喧囂的人海里,剛好我懂得了你。無論命運風雨交加,還是歲月云淡風輕,我們作為孤獨的個體,靈魂深處的真切體驗,就此找到了微弱回應。用什么方式,記錄我們在塵世走過,文字、影像,還是聲音?同樣純粹的心靈,在漆黑的夜里,完成最直接最簡潔的溝通。我們距離自己的心非常遙遠,甚至很少真正關注自己內心的狀態。當我們把那些看不見的旋律,嘗試著涂滿色彩,那么,是黑色的痛苦,灰色的憂郁,彌漫無邊無際的時空,還是色調溫暖的大地,成為我們生命最后的依托,多少人能夠給出他確定不移的答案呢?孤獨讓世界經由破碎獲得完整,對愛的理解,有時候比愛本身更強大。這算是批評的價值。面對不公正,我們可以很憤怒;面對他人不幸,我們可以很痛苦;可以從未與世界和解,也可以選擇悲憫包容一切。可以反叛生活強加給我們的一切枷鎖,也可以忠誠地守護我們在人世間感受到的與愛有關的一切。對于我來說,夢,并不意味著理想,佩索阿說過,將現實視作幻覺的形式,和將幻覺視作現實的形式一樣重要,一樣徒勞無用。沉思的生活,若要完全存在,必須將現實生活的林林總總視作各種零零散散的前提,導致一個不可企及的結局。我想,我們可以如同他一樣反感生活,因為生活對我們的囚禁與裁決。而這,正是我想要面對的真實。在開始寫這篇文章的那個夏末,我認識了一個特別善良的男孩兒智鴻。媽媽多年來一直和妹妹生活在深圳,有天早晨外出時,意外摔倒骨折,在熙熙攘攘人車川流的十字路口,智鴻把媽媽扶起來,輾轉送回家中,媽媽入院手術,二十多天后出院,他會在下班后過來看望。從此,我們成了血脈相連的親人。從此,這個單純溫暖得如同清晨陽光的男孩兒,讓我對世界多了更多信賴,也讓我愿意理解和接受世上所有的人。
作者:張艷梅 單位:山東理工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