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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石 鋒 單位：遼寧大學文學院

這類文學常常以印刷的形式固化為具體的物質形態。但文論家們提及“文學”時，常指向這些作品所蘊含的精神層面以及由內容與形式所顯現出的某些“本質”。還有人根據其社會功能而將文學視為某種精神特質，或僅僅表示一種運用語言的能力。由于彼此交叉又不重合的多種含義，“文學”一詞常常被加上一些定語或詞綴以表明所指，如現代文學、純文學、網絡文學、文學性、文學化等。甚至在同一個理論家那里，也會出現對“文學”的不同意義或內涵的使用。米勒在《文學死了嗎》開篇就提出了一對相互矛盾的假設:文學行將消亡和文學既普遍又永恒。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文學中不斷變化的部分(前者)和相對穩定的部分(后者)。那么，變化的是什么，不變的又是否存在呢?米勒以印刷業的發展與讀寫能力的普及、民族文學的研究、民主社會的言論自由以及“自我”觀念的確立等作為現代文學成為可能的基本特征，并以這些特征的轉型或消解來昭示現代意義上的文學走向死亡的命運。根據米勒的追溯，該意義的文學得以確立也不過200余年的歷史，更明確的狹義的文學觀念則是近100年左右才廣泛推及的。如果將這種文學觀念視為以往全部文學連續性發展的成果，并將它的消亡作為整個文學歷史的終結，則文學將面臨的是結束歷史使命，被其他人類活動取代的宿命。然而，如果僅將這200年的文學觀念視為文學漫長演變歷史的一個階段性的表現，則它的結束便意味著一個新的階段的開始，文學不是走向消亡而是會有新變。的確，近兩百年的文學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一度甚至成為人類生活中主要的精神活動，并對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發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200年的時間相對于文學數千年的歷史而言，實在不能算很長。當現代意義的文學確立之時，是否意味著傳統意義的文學已然消亡?印刷精美的文學典籍的出現，是否宣告了口耳相傳的民間文學的終結?當然不。既然此前的文學不僅沒有消逝，反而在新的歷史時期煥發出新的光芒，那么我們又為何面對印刷時代的終結而扼腕嘆息著文學的衰落呢?當然，新媒體的出現使捧書而讀日漸成為一道記憶中的風景，并對文學的生產與傳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不僅意味著文學樣式上的改變，也動搖了此前關于文學的本質與作用等的觀念。如果此時宣告文學的死亡還太早的話，那么，在這新的時代乃至未來，文學又將靠什么作為根基才能確立自身作為文學的意義?

什么使文學成為可能

米勒所論，主要圍繞著導致現代意義的文學觀念得以確立的幾個基本要素，他并未涉及古老的和傳統的文學形態與文學理論，自然也不包括當代出現的新的文學現象。如果把文學這一概念放在文學史的背景上，則文學成為可能應追溯至其萌生的源頭。當我們弄清文學何以產生，以及其后人們為什么離不開文學，文學在人們的生活中究竟起著什么樣的作用，滿足人類何種需求等一系列相關的問題，也許才會得出一個較明確的結論，關于文學是否已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并將走向消亡。關于文學的起源說法不一，較有影響的就包括模仿說、巫術說、游戲說和勞動說幾種。且不論哪一種觀念更接近歷史真相，抑或歷史上文學的產生本就是多源頭的，可以肯定的是，作為人類的創造物，一種精神產品，文學必是為滿足人類某種需求才得以出現的。而作為長久以來與人類社會生活息息相關的重要活動，文學必然與人類的某種根本性需求相聯系，這也是決定文學本質及其未來命運的關鍵點。根據馬克思的觀點，人的“類的特性”就是“自由自覺的活動”，所謂“自由自覺”，就是人能夠“把自己的生活活動本身變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識的對象”。“有意識的生活活動直接把人跟動物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正是僅僅由于這個緣故，人是類的存在物。換言之，正是由于他是類的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識的存在物，也就是說，他本身的生活對他說來才是對象。只是由于這個緣故，他的活動才是自由的活動。”［3］不論人類目前已實現了多大程度的“自由自覺”，還要經歷哪些過程才能到達馬克思理想中的“人獲得全面和徹底解放”的共產主義社會，追求解放與實現自由始終是人類奮斗的根本方向，也是人類一切活動的根本出發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類以物質生產活動克服生存資料的匱乏，獲得肉體生存的條件，滿足基本的物質需求，從自然的奴役下解放出來;同時，人類也以各種精神活動，如巫術和游戲，來克服心靈的恐懼與疑惑，進一步拓展著對外部世界的征服，以贏得更大的自由。在擺脫各種物質的與精神的，有形的與無形的限制、束縛與壓抑的過程中，人類發展并確證著自己的價值與創造力，而這種確證又反過來激發人類向新的束縛挑戰。因此，追求解放與自由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主要線索，也是人類一切活動的核心動力。當我們回過頭來考察關于文學起源的諸種說法，不難發現，這些學說中都包含著人類解放自我的企圖。“原始人并不滿足于他們已經獲得的現實生活條件，他們企求從精神上得到一個更大的空間———模仿、游戲、巫術都是進入這個空間的途徑。勞動說則具體地闡述了這種精神企求的歷史生產方式。可以說，這種企求迄今仍然是文學存在的一個重要理由。”［4］正如薩特所言:“寫作，這是某種要求自由的方式。”［5］人類以文學為途徑追求精神生活的自由是多方面的，其具體內容與形式則取決于不同的歷史語境，而文學的某些內涵及功用也相應發生著改變。在很長的一個時期內，人們滿足著文學用語言來構建一個想象中的世界，并以之彌補現實的功能，這也就是米勒所說的，文學展現的“世俗魔法”［2］32。虛構，也成為很多人判斷文學與非文學的重要標志。當人們在現實精神生活的某一方面，如情感、理想、欲望等受到壓抑或遇到阻礙時，以虛構和想象的方式在文學的世界中釋放或自我安慰，以獲取替代性的和暫時的自由體驗。弗洛伊德的“白日夢”理論和薩特的文學自由說正指向文學的此一功能。現實主義文論的典型說以及在中國一度頗具影響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觀念等，也無不體現出人們以文學來彌補現實缺憾的做法。當人們以自由作為終極目標時，一切規則與約束都可能激起人們沖破它的愿望，雖然這些現有的規則在最初也許就是為了實現某種自由而設。這些規則包括社會制度、法律、道德規范以及一切可能成為權威和框框的東西。換句話說，一切具有約束力的東西都會成為自由的阻礙。而規則又總是理性的社會所必需的，要加以嚴格保護的，于是人們只好通過文學和藝術的渠道尋找突破口。這就是為什么每個時代具有先鋒性和革命性的思想和話語，總最先出現在文學藝術中的原因。在許多重大的歷史革命中文學所起的推動作用也是有目共睹。因此，文學藝術與其他社會意識形態的差異，就不僅僅在于形象和情感等方面的特征，更表現在文藝的不合規范、非正統、非理性，及由此而形成的精神上的反叛姿態，顯示出某種“離經叛道”的潛質。這也就是馬爾庫塞所說的“審美之維”———審美中的想象性活動是對于人類異化的一種解放形式。文學“向既定現實決定何謂‘真實’的壟斷權提出了挑戰，它是通過創造一個‘比現實本身更真實’的虛構世界來提出挑戰的”［6］。值得一提的是，文學追求自由的目標并不一定要靠虛構來完成，因此，不能簡單地以事實或虛構來區分文學與非文學。因為虛構只是一種手段，而自由才是目的。一樁真實的事件可以取得和一部小說同樣的感人效果。也有很多人指出，生活遠比文學虛構更富有戲劇性，更充滿著不可思議。這是因為，在現實中也有著實現自由的可能，雖然那常常是偶然性的和短暫的。米勒稱:“所有文學作品，不論是否直接提到魔術做法，都可以視為一種魔術。一部文學作品就是一個能開啟新世界的咒語、戲法。”［2］32－33其實，魔術的魅力就在于使人感覺超越現實的常規，做出不可能的事(或稱奇跡)，而這本質上就是一種對自由的體驗。文學也正是以語言的方式描述著一個個令人著迷、驚嘆、神往和震撼的新世界，使現實中的不可能變為文學世界中的現實。這是文學能夠深入人們的生活，影響他們的心靈的根本原因。然而，科學技術的進步(這同樣是人們實現自由的重要途徑)終于突破了文字閱讀的障礙，直接以圖像展現更加逼真和不可思議的魔術，于是影視作品取代了印刷文學的位置，網絡虛擬世界填充著人們的生活空間。既然有比文學閱讀更直接有效的方式，可以幫助人們完成體驗自由的夢想，那么還有什么理由要求人們“從書而終”呢?

告別的是什么

米勒憂心忡忡地說:“文學的末日就要到了。”［2］7現代意義的文學已失去了賴以生存的根基，文學研究的轉向和邊緣化也成為文學行將消亡的最顯著征兆之一。這種憂慮在文學領域早已彌漫，因為傳統意義的文學的確正在淡出人們的生活。電子時代的來臨宣告了“印刷時代的終結”［2］15;越來越多的人放下書本去觀看影視作品;文學刊物的發行量迅速縮減;研究性圖書館正在過時。以竹簡、紙張為傳播媒介的書寫文化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一直占據主導地位。書籍是文化的載體，文字是主要的傳播符號。然而，20世紀電子媒介開始搶占傳統媒介的地盤。電影那種逼真、動人的影像產生了強大的震撼力。隨著電視進駐千家萬戶，人們更是無時無刻不生活在影像的包圍之下。計算機互聯網則提供了一個集各種媒介于一身的傳播系統，聲音、影像、文字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電子媒介系統已經產生了一種新型的文化———電子文化。印刷文明并未完全退出歷史的舞臺，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它已遭到了電子文化的大幅度擠壓。環繞于印刷文明周圍的傳統文化正在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這甚至令丹尼爾•貝爾發出了這樣的感嘆:“當代文化正在變成一種視覺文化，而不是一種印刷文化，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7］米勒在他的《作為寄主的批評家》中提出了“寄生”與“寄主”的文本關系。他認為，每一部作品中都有一系列“寄生”的東西，即存在著對以前作品的模仿、借喻，乃至存在著以前作品的某些主要精神。但它們存在的方式奇特而隱晦，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升華又有歪曲，既有修正又有模仿……以前的文本既是新文本的基礎，又被新文本以改編的方式破壞，或者說必須適應新文本的精神基礎。新的文本既需要以前的文本，又需要破壞它們;既寄生于以前的文本，靠它們的精神實質生存，同時又是它們“邪惡的”寄主，通過吸食它們將它們破壞。“寄生”與“寄主”的關系存在于一切文本，形成一個歷史的鏈條。這種關系貫穿于整個文學過程，不僅存在于文本的關系中，也存在于不同批評文本或批評話語之間。［8］我們不妨將這種關系推廣至一切文化形態之間，傳統的印刷文學與當代的影像作品之間的關系也表現出這樣一種類似的狀況。影視劇已不能簡單地被視為原有文學的影視形式，它有文學的話語方式和主要精神，在文化功能上也有許多一致性，然而它已成長為對“寄生物”———文學———具有一定殺傷力的新的“寄主”。

從事文學創作與研究的專業人士以及那些久已習慣于閱讀印刷書籍的人們，如米勒，自然不甘心于紙質文學被“吸食”甚至被取代的命運。然而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文學究竟以何種形式出現，是否被改寫，文學的命運即將如何，這些似乎都無關緊要。雖然在人類的文明史上，文學曾一度獨領風騷。在中國，還曾有以文選仕的制度，文學不僅是讀書人的必修課，甚至是關乎個體安身立命與國家社稷的大事，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但是，人類不會為任何理由而停止自己的腳步，因為追求超越與更大的自由是人類的本性。其實，更廣泛意義上的文學并沒有消亡，也不會消亡，因為人類不會放棄每一條通向自由的道路。文學與語言同在，只要人類還使用語言，文學就不會死亡。舊的文學走向終點，新的文學必將出現。現有的網絡文學已極大限度地拓展了創作與閱讀的自由度，超文本等新的文本樣式提供了莫大的意義空間。而電影與電視劇毫無疑問是傳統文學的變體與發展。文學在新的媒介中產生了多向度的意味，正以新的姿態進入更多人的生活。總之，用米勒的話來說:“印刷的書還會在長時間內維持其文化力量，但它統治的時代顯然正在結束。新媒體正在日益取代它。這不是世界末日，而只是一個由新媒體統治的新世界的開始。”［2］17－18我們可以坦然地向印刷文學統治的時代告別，并樂觀地迎接文學新時代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