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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管理是原汁原味的中國本土管理，依循中國五千年來形成的傳統管理思想和理念，以和合思想、人倫思想、中庸思想、天人合一思想和無為思想為從事管理活動的思想基礎，并用于指導實踐中的所有問題的解決。在這個從秦漢以來一直到改革開放的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段，實現了儒釋道的大融合，也完成了對馬列主義的本土化過程。該時期，以“家”這個人人都熟悉的概念為起點向外延伸，擴展到家族而后到國家的運行和管理，建立起以血緣為基本聯系點、等級為基本結構的人際網絡和管理體系。管理事項的處理以人為出發點、手段和最終歸宿。對待外部環境的態度方面，主張事物處理因時因勢而異，強調天時地利人和，做到動態適應，由此導致即時決策多，缺少管理方法和工具。改革開放之后，學者孫耀君的譯著《西方管理思想史》，詳盡介紹了西方管理學的萌芽、產生和發展，向國內學者和企業界展示了豐富多樣的西方管理思想和方法。國外優秀跨國企業的商業實踐也證實了西方管理的有效性，被國內學術界和企業界廣泛學習和研究。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上，提出“管理也是生產力”的著名論斷，之后全國范圍內掀起了對西方管理的學習和引進活動。在這個過程中幾乎所有的人都只看到西方管理的優勢方面，比如理論邏輯嚴密、論證充分，經過時間證實，有一整套的流程、方法和工具，但忽視了對中國式管理的整理和歸納，西方管理在中國是否具有文化基礎，以及中西方管理上的差異分析，更談不上對中國式管理理論化、體系化、工具化。對于西方管理全盤接受的熱潮直到一些國際知名企業在中國表現折戟沉沙之后才開始有所降溫，各界開始考慮西方管理的中國化問題。在這個方面，企業界走在了理論界的前面，以海爾為代表的國內企業在實踐中逐步實現西方管理的本土化過程。改革開放的30年，中國大批量集中引進、學習和吸收了西方現代的管理經驗和技術，掌握了西方管理學發展的脈絡。隨著中國民族企業管理實踐的豐富和深入，在國外學習管理理論和技術的同時，更注重的是如何改變它們使其能夠更好地符合中國的實際，而這個過程，正是管理中國化的過程。學術界也開始從對西方管理的盲目崇拜中走出來，開始從中國的傳統文化、哲學、經典中尋找中國式管理的基石，以期建立起基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管理理論體系和方法。中國企業的結構特點、發展階段和地域特征等決定了中國企業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這也為研究中國式管理提供了絕好的樣本。

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式管理

建立中國式管理理論體系，必定要以中國文化為依托，以西方管理理論為借鑒。若要充分發揮西方管理方法和技術之精巧，必須更加符合中國管理實際。我國主要的文化和哲學基礎，歸納如下：1.和合思想。和合思想出現于先秦時期，比如道家的“天人和合”、儒家的“以人為本”與“和為貴”、佛家的“因緣和合”等。“和”指和睦、和平、和諧，多重要素共存的狀態；“合”指結合、融合、合作，要素之間結合重組。“和合”指和諧、協調與合作。和合思想強調多元協調而不是二元對立，各種要素相互依存，互為補充。2.人倫思想。中國文化以家為模型，從家庭關系的處理和家庭管理擴展到國和天下的治理，從父子、兄弟的關系延伸出君臣、朋友的關系，從而構成父子、兄弟、夫妻、君臣、朋友五倫，建立起一個以血緣、等級、禮儀所構成的社會治理結構，衍生出孝悌、仁義、忠信等傳統美德。這種思想以道德作為最終評判，也很容易產生幫派、團體，產生“特殊主義”。3.天人合一思想。中國文化強調整體和系統觀念，注重人自身內部以及人與外部世界的協調平衡。認為外部世界和人自身屬于同一個系統，外部世界不僅僅是人的研究對象、實踐對象和改造對象，同時外部世界也會作用于人本身。從這種系統觀和平衡觀出發，中國人注重環境與自身的協調，以及本身內部同一性的修煉。而對于規律的尋求和研究，恰恰是為了整體協調平衡。4.中庸思想。孔子曾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意思是說：“中庸這種道德，該是最高的了，大家已經是長久地缺乏它了。”可見中庸被儒家視為待人處世的最高原則。但中庸不代表折中、妥協，不走極端，而是做的恰恰好，剛好達到事物的臨界點，是一種最佳狀態。這就需要在變動的環境中動態調整，尋找最佳時機，達到最好狀態。5.無為思想。無為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是對道的尊重，是自覺遵守規律后達到的終極狀態。所有的事物都按照它本來的規律運行，相互協調，和諧共生。無為思想與儒家的“仁義禮樂”、法家的“嚴刑峻法”相比，在國家治理方面缺乏實用性。但作為管理的最終目標，或者一種處世哲學卻又是合適的。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和合、人倫、天人合一、中庸、無為等思想相適應，中國式管理要體現出系統觀、平衡觀、人性觀等特點，尊重和充分利用各種規律，調動各種要素動態的適應環境，從而達到最優狀態。同時要盡量克服由這些思想所引起的消極方面，比如消極無為、裙帶關系、等級制度等。

傳統文化對管理職能的影響

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哲學經過幾千年的沉淀，已經深深地嵌入每個中國人的思維和行為。盡管所有的管理活動都可以歸納為計劃、組織、領導、控制和創新五項職能，但是恰恰因為群體的差異，尤其是文化上的差異，造就了不同的管理模式。基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國式管理模式，在管理的五大職能表現為：1.計劃觀。《禮記中庸》中載“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中國人一向重視為事情做計劃，提前安排，做到未雨綢繆。但中國還有另外一句關于計劃的話：“計劃趕不上變化”。兩者看似矛盾，其實不然。做事要做到天人合一，注重天時地利人和，審時度勢。充分理解“道”，按照規律辦事，可以事先作出預測，進而制定計劃，但當外部環境發生變動時，就要臨機而動，取其中庸。在中國的歷代管理中，可以見到很多臨時決策的例子。相較于西方在制定計劃有嚴格的流程、規范和方法體系，中國的計劃更模糊些，彈性要大得多。在現在超競爭的市場環境下，計劃的模糊性、彈性和大量的歷史決策，恰恰符合了環境對于計劃的柔性要求。2.組織觀。在傳統的中國管理中，是按照家的模型進行組織的，其他各類組織都是家的延伸。在當下的企業界，中國的家族企業就是典型樣板。中國傳統文化以人倫思想為中心，注重人際關系的處理。通過血緣、地緣、學緣、事緣等方式把外部人變成內部人，然后變成自己人，從而形成巨大的人際網絡。同時用倫理、道德、禮儀對人際網絡進行鞏固和約束。在現在的中國管理中，人際網絡仍舊在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中國企業可以通過它實現人脈資源的規模化，也通過它解決企業運營中的難題。傳統中的君臣之忠演變成對企業的忠誠，朋友之前的義演變成同事之間的合作精神，君對臣民的仁演變成企業管理的以人為本。在組織設計的時候，同樣以集權為主，同事注重分權，自古就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人員選聘上，延貫德才兼備，以德為先。3.領導觀。中國式領導的基本特點是基于權威的領導和基于德性的領導，這與以集權為主的組織結構相符合。領導的權威來源于他良好的品德感染力和人格魅力，集權型的組織結構也使得良好的德行成為領導人的必備條件。從管理行為看，中國式的領導往往展現施恩、立威及樹德的三元領導作風。這樣的領導特點和領導風格歸因于儒家思想的強大影響，從家庭概念引發出來的孝悌忠義道德規范，使人們更容易接受集權型領導。但集權和權威帶來的是創新力缺乏、對領導能力過度依賴。所以，在中國式管理模式下，最為突出、最為重要、同時也最為嚴肅的命題是如何選擇合適的領導者。在當下的家族企業，這個問題十分突出，即企業接班人問題。4.控制觀。與西方重視制度建設，強調制度剛性，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同，中國式管理在制度的制定和執行中，加入了情和理，增加了制度的彈性。注重法，也重視德，法治的同時兼行德治。只有法的剛性，多罰而寡恩，重利誘而輕義和，是與中國的“仁”“義”相違背的。所以，增加德治，是領導作風的需要，更是中國文化的需要。因為在控制方面增加了德治的彈性，很可能給自己人一些“例外”，從而產生不公。所以，在中國式管理模式下，需要協調好情、義、理、法四方面，掌握好度，做到中庸。5.創新觀。創新的最大敵人之一就是集權。在中國式管理下，集權型管理成為理所應當的一種選擇，在領導的權威下，創新力被壓抑甚至抹殺。然而創新在當前風云萬變的市場形勢下，是企業長盛不衰的不竭動力，是生存和發展的必須。所以，為了在集權之下創新力不衰減，領導必須開明、開放，同時適當授權。從以上對于中國式管理下管理職能的特點分析，可以得出在中國管理下，管理成功與否的首要問題是領導者的選擇和任用問題。以集權型組織和權威型領導為特點的中國式管理，在符合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也把幾乎所有的管理問題放在了領導者身上，從而使經營風險增加。

結語

建立在中國傳統文化基礎上的中國式管理，符合和合思想、人倫思想、天人合一思想、中庸思想和無為思想等傳統中國文化和哲學，也符合中國人的思維、行為習慣，對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塑造強力的企業文化、增強環境的應變力等方面意義重大。但是所有的組織風險都由管理人員承擔，不僅增加了管理者的壓力，也會降低創新力。同時中國式管理仍然缺少理論支撐和科學驗證，也沒有健全的管理方法體系和工具集合。這些問題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逐步解決和完善。（本文作者：董喜濤 單位：平頂山學院國際教育交流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