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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網絡化背景下，借助大眾傳媒和網絡傳播技術，國際恐怖主義與信息傳播的關系更加緊密，導致行為指向和組織形態發生變化，出現新形態、新特征、新問題。在此背景下，社交媒體在報道、傳播恐怖主義相關事件時，被恐怖主義分子所利用，成為傳播恐怖主義的重要渠道。因此，分析恐怖主義網絡傳播的作用與特點，并據此制定相應對策，具有較大現實意義。

一、恐怖主義社交網絡傳播新特點

網絡恐怖主義既是網絡與恐怖主義相結合的產物，又是網絡空間和世界經濟社會運行日益融合、國際恐怖主義多樣化發展勢頭日趨強勁兩大趨勢交叉的產物：一方面，互聯網應用范圍不斷擴大，人類社會日益依賴網絡空間，為網絡恐怖主義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另一方面，面臨國際社會聯合打擊壓力，恐怖主義勢力尋求利用新技術手段爭取支持者和擴展影響力，也推動了網絡恐怖主義的發展。作為新興的恐怖主義傳播工具，社交媒體增強了恐怖主義的聯絡、組織、隱蔽等能力。正因如此，社交媒體時代的恐怖主義勢力越來越倚重互聯網來傳播恐怖主義理念、招募戰斗人員和支持者、散布恐怖信息、施加政治影響，演化出以網絡傳播恐怖主義思想、招募恐怖主義成員、組織實施恐怖主義活動為核心的網絡恐怖主義形態，對國際社會構成新型威脅。當前，恐怖主義傳播在社交媒體影響下呈現出的新特征主要有：

（一）社交網絡時代恐怖主義的跨國延展性

互聯網開放性、共享性與隱蔽性并存的特性，使其成為恐怖組織、恐怖主義分子宣揚恐怖主義思想的理想平臺，線上線下結合的傳輸渠道使恐怖主義信息的傳播范圍極為廣泛；利用互聯網與現代移動通信技術，恐怖組織及其人員可以更快捷、低成本地傳遞恐怖活動信息，促使恐怖主義的跨國化發展。同時，網絡技術助推恐怖活動人員的擴散。在網絡環境下，宗教極端思想控制下分散個體的恐怖活動以整體形象出現，加劇恐怖主義的國際化進程。其背后是在封閉網絡空間中“志趣相投”的極端分子結成小群體，在網絡上發泄情緒并相互刺激，促成極端心理的蔓延和強化，并對其他易感人群進行“滴灌式”熏陶、滲透，從而使恐怖主義更易在全球發展。2017年6月，英國倫敦發生恐襲后，有學者指出，恐怖分子利用社交媒體招募成員、煽動仇恨、策劃恐怖事件已不是秘密。

（二）社交媒體時代恐怖主義的組織靈活性

網絡聯絡和信息溝通的交互性，使恐怖活動具有靈活的組織性：網絡不僅為恐怖活動提供高效、低成本的信息傳輸渠道，也為其進行即時性組織聯絡創造了極大便利，成為恐怖活動完成組織化發展的重要條件。不同于傳統恐怖組織自上而下的思想灌輸和命令下達方式，網絡時代的恐怖主義已轉向分散式、去中心化的組織形式，“微恐怖主義”、“化整為零”成為網絡時代恐怖主義的新思路、新模式，恐怖組織和個人在世界范圍的“本土化”也隨著社交網絡發展越來越行之有效。最明顯的便是“獨狼”式恐怖襲擊，恐怖分子只需數天甚至數小時就能參與恐怖活動、發動恐怖襲擊，并表現出明顯的規律性：“獨狼”襲擊之前多伴有宣誓效忠情形；襲擊之后，恐怖組織會通過社交網絡認領相關恐怖主義活動，宣稱會發動更多類似的“獨狼”式恐怖襲擊。

（三）社交媒體時代恐怖主義的隱蔽煽動性

網絡恐怖主義威脅性大、防范難度高的主要原因是其具有隱蔽性的特點。雖然網絡日益普及，但是網絡管理卻存在諸多問題，匿名性是其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為了逃避監控和停權處理，恐怖主義社交網絡傳播策略極其隱蔽，恐怖分子或使用在線“昵稱”，或以“過客”身份登錄，抑或是利用暗語和特定符號作為傳播標志，甚至開發專用加密技術利用在線旅游購物網、在線游戲服務、語音聊天、云端分享等實現恐怖主義信息的“公開”傳播。這使各國安全和情報機構很難追查到恐怖分子的真實身份。2015年11月，《連線》雜志披露“伊斯蘭國”制作的《網絡安全行為手冊》。在該手冊中，“伊斯蘭國”強調優先使用推特，并提供12條安全建議，包括使用加密社交軟件、加密手機，隱蔽性強、難以追蹤身份的“暗網”技術，安全電子郵箱服務，閱后即焚應用軟件等。

二、“伊斯蘭國”的網絡傳播實踐

2015年11月，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2249號決議，認定“伊斯蘭國”使“國際和平與安全面臨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威脅”，授權國際社會執行打擊任務，包括軍事目標空襲、地面軍事行動、切斷經濟來源等。與其他傳統恐怖組織相比，“伊斯蘭國”最為突出的特點是善于利用先進技術壯大自己，尤為重視網絡技術手段。“伊斯蘭國”依托最新網絡技術手段，既把網絡作為宣傳自身恐怖主義意識形態的工具，以制造恐怖氛圍、招募人員和募集資金，又將網絡作為其恐怖攻擊的重要戰場，對全球發動網絡襲擊，以達到其宣揚恐怖主義的政治目的。“伊斯蘭國”網絡傳播的主要特點如下：

（一）由經驗豐富的專人負責網絡宣傳和人員招募

資料顯示，UmmHussain是“伊斯蘭國”宣傳負責人之一。UmmHussain原名SallyAnnJones，原本是英國某樂隊成員，改信伊斯蘭教后前往敘利亞加入“伊斯蘭國”，負責網絡宣傳和人員招募。UmmHussain在2013年成功招募到原英國黑客JunaidHussain，并與之組建家庭。加入“伊斯蘭國”后，JunaidHussain負責組建專業黑客組織CyberCaliphate，并組織發起諸多網絡攻擊。JunaidHussain在2015年8月一次美軍無人機空襲行動中喪生。之后，UmmHussain對外宣稱，以JunaidHussain為榮，并將領導CyberCaliphate繼續對國際社會發起網絡攻擊。

（二）利用社交媒體宣傳價值觀招募年輕人參與

“伊斯蘭國”有一套針對年輕人的精準網絡宣傳手段，從Instagram到推特、臉書，再到中東地區流行的各類社交網站，依照各種平臺內在規律，精心策劃、散布對現實的恐懼和不滿情緒，吸引追隨者。“伊斯蘭國”通過社交網絡組織有效的網絡宣傳活動，除了在臉書、推特、YouTube和WhatsApp宣傳外，還有很多其他社交平臺，如宣揚反政府的游戲“圣戰模擬器”等，同時專門聘請營銷、公關和視覺產品方面的專家出力，保證信息以合法形式呈現；在視頻類社交網站上傳播血腥、殘暴的恐怖主義音視頻，突破現代文明底線，在全球網民心中制造極大的心理上的震撼和認知上的威懾，阻止全球反恐力量的發展。資料顯示，在“伊斯蘭國”招募環節，許多思想激進的年輕人僅通過簡單的推特聊天，便輕而易舉地加入“圣戰者”行列，成為“伊斯蘭國”一員；而很多從西方來的極端分子，在社交網絡上總是把在“伊斯蘭國”的生活描述得充滿溫情與充滿意義，導致更多人上當受騙。

（三）發行具有國際視野的電子雜志形成影響力

“伊斯蘭國”擁有專業的電子雜志Dabiq，其內容不僅包括對“伊斯蘭國”理論體系的闡釋和宣傳，也有戰場的最新報道。這份雜志被翻譯成英語、德語、法語、俄語、阿拉伯語等版本，通過互聯網在全球傳播。美國戰爭研究所的哈林•甘比爾稱，Dabiq的受眾包括潛在的招募對象、未來的“伊斯蘭國居民”以及“伊斯蘭國”的敵人們。“伊斯蘭國”發行Dabiq不僅在于宣傳“伊斯蘭國”的戰略意圖和思維邏輯，借此獲得更多同情者和支持者，而且也是一種制造恐怖氣氛的戰略，以此提高國際影響力，謀求在將來國際社會談判中抬高籌碼。2016年9月之后，Dabiq被另一份在線雜志Rumiyah取代，雖然其傳播方式等進行了調整，但是其指向性和極端性更為嚴重。

（四）利用游戲平臺工具勾聯與謀劃規避技術監控

有證據顯示，“伊斯蘭國”恐怖分子在2015年組織實施對巴黎的恐怖襲擊中使用了索尼游戲機CNITSECPlayStation4（PS4）。PS4游戲主機為恐怖分子提供了三種通訊途徑，即發送消息、語音聊天和在游戲里溝通。此外，游戲主機即使沒有外圍設備也可以為恐怖分子提供通訊渠道，而且游戲平臺工具的隱藏能力比傳統加密電話、短信和郵件更強，監控難度更高。恐怖分子曾利用魔獸世界舉行“虛擬會議”；恐怖分子一起玩“使命召喚”，然后用槍在墻上射出溝通信息等，這些溝通手段增加了政府情報部門的追查難度。

（五）使用網絡通信工具傳遞情報逃避技術監控

依據各地網絡化條件狀況，“伊斯蘭國”制定了不同的網絡傳播策略：在阿拉伯地區使用僵尸網絡發送招募信息；在網絡化發展條件較好的地區，使用加密技術逃避國家的技術監控。在“伊斯蘭國”使用的加密技術和工具中，很大一部分是安全性較高的免費工具。“伊斯蘭國”曾用“電報”消息，承認對俄羅斯墜機事故、巴黎恐襲案負責。而另外一部分，則是用戶較少或者知名度有限的工具。這體現了“伊斯蘭國”重視利用現有技術和工具保障信息和情報傳遞的安全性。在實際對抗中，“伊斯蘭國”對操作系統、瀏覽器、加密聊天、加密電話、電子郵件、短距離無網絡通信等有專門研究，向其支持者推薦相關工具和提供專門的指導意見，保證信息傳遞和身份隱藏的安全性，盡量避免被外界追蹤。

三、啟示與建議

受目前全球恐怖主義新趨勢新發展、周邊地區反恐和安全形勢新變化的影響，我國今后一段時間將面臨較大的反恐壓力。面對恐怖主義的威脅，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是“兩手抓，兩手硬”：一方面，加大打擊恐怖主義組織和人員的力度，對恐怖分子形成威懾，維護民眾和社會的安全；另一方面，阻隔恐怖主義信息的傳播，控制極端思想向民眾擴散，降低整個社會面臨的恐怖主義風險。結合我國網絡反恐實際需要、網絡傳播在我國發展情況等方面的因素，可從三個方面準備應對：一是加強國際反恐合作與情報共享2014年6月，第68屆聯合國大會評審通過了《聯合國全球反恐戰略》。根據我國提出的修改意見，聯合國首次將“打擊網絡恐怖主義”寫入該決議。網絡空間突破了時間和空間限制，利用互聯網及社交網絡傳播恐怖主義能夠對任何國家造成危害，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能獨善其身。打擊社交網絡傳播恐怖主義行為，需要全球聯合起來，構建利益共同體。在嚴厲打擊傳統恐怖主義活動的同時，阻斷恐怖主義組織利用網絡進行交易、轉賬等網絡金融行為，抵制恐怖宣傳的輿論并反制，并全力遏制社交網絡傳播恐怖主義活動。二是加強對涉恐涉爆內容、人員和組織的監測社交網絡運營公司作為社交網絡平臺的提供者，有責任對其平臺內的消息進行過濾和篩選。當前，全球絕大多數政府和科技公司投入很大精力加強用戶注冊審查，移除或限制恐怖主義相關信息，監控恐怖主義賬號。實際上，受制于社交網絡賬號易重生的特點，單純封控的成效有限。對此，人工智能技術將會表現出較大優勢。此外，社會力量對打擊社交網絡傳播恐怖主義也是一種有效方式。打擊恐怖主義的社交網絡傳播，需要更多普通人自覺參與和抵制，組織網民參加網絡空間的“反恐人民戰爭”，必將加快恐怖主義賬號崩潰的進程。三是加強網絡傳播的和諧共處、消除文化隔閡2017年1月，主席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了題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旨演講，主張為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各方應該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這就把世界各國的共同安全放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隨著全球反恐工作的展開，特別是在西方社會，出現了針對穆斯林的“反穆”、“仇穆”、“恐穆”等不良情緒和危害思想，包括社交網絡中大量存在的相關言論，形成新一輪“恐穆”高潮，尤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限制七個穆斯林國家的移民和難民入境行政命令為代表。因此，在深刻認識恐怖主義反人類、反文明本質的基礎上，國際社會應徹底摒棄以狹隘的國家利益為出發點的錯誤做法，基于平等、公正原則，以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總體利益為價值取向，消除分歧和隔閡，消除宗教、文化和國家間的歧視，加強不同種族、文明之間的溝通對話，實現民心相通，消除文化猜忌，尋求從根本上扼制恐怖主義發展。

作者:熊菲 李維杰 單位:中國信息安全測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