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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云計算等大數據技術的推廣運用，信息網絡傳播權受侵害的風險大增，阻礙了網絡作品的高效開發和利用。面對這一困境，立法者有必要立足于我國大數據數字產業的發展現狀，借鑒歐美先進立法經驗，通過完善信息網絡傳播權相關規定，加大權利救濟的力度，以此來促進信息資源的有序開發利用，并助力我國大數據戰略的實施。

關鍵詞：網絡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大數據技術

一、困境：大數據下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功能的實現受阻

1.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的功能定位。我國《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第26條將信息網絡傳播權的內涵表述為：“以有線或者無線方式向公眾提供作品、表演或者錄音錄像制品，使公眾可以在其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作品、表演或者錄音錄像制品的權利。”在理解“信息網絡傳播權”時，不能顧名思義地將其認為是“通過信息網絡傳播作品的權利”，而只能是“通過信息網絡對作品進行交互式傳播的權利”[1]。信息網絡傳播權就性質而言是著作權的重要的財產性權能[2]。隨著大數據戰略在我國的實施，包括網絡作品在內的信息資源被有效開發、獲取與利用，這不僅是權利人自身財產權益得以保護的重要條件，而且也是政府對社會的治理能力以及企業決策能力得以提升的基本途徑[3]。2.大數據下功能實現所面臨的障礙。隨著云計算等大數據技術的推廣運用，云計算平臺的營運商（譬如百度云、阿里巴巴云，以下簡稱“云服務商”）得以將海量的網絡作品加以收集后存儲，進而提供給用戶利用。這在提高了信息傳播效率從而便利了作品的利用的同時，也為云服務商與用戶未經作者許可擅自傳播以及基于商業目的利用作品提供了捷徑，由此信息網絡傳播權被侵害的案件頻發。相關資料顯示，2015年，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共審結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一審案件1.23萬件。2016年，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共審結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一審案件2.11萬件，同比上升65.63%。2017年上半年，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共審結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一審案件1.18萬件，同比上升40.39%[4]。

二、應對困境的思路：通過立法實現權利保護的功能

在法社會學的視野里，法律和規則往往被視為“在某些相對穩定的制約條件下對常規的社會問題的一種比較經濟化的回應”[5]。為應對前述困境，我國有必要借鑒國外先進立法例，制定和完善信息網絡傳播權有關的法律保護規則，從而在大數據下平衡作品保護與有效利用的需求，以下是基本思路。1.提高網絡作品管理措施的有效性。在大數據下，網絡作品的控制權實際由云服務商享有，其利用技術優勢在作品獲取、存儲與傳輸中處于壟斷地位。對于著作權人而言，其很難對于作品實際控制支配，云服務商一經實施侵權行為即對著作權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雖然我國有關立法規范中確立了事前救濟措施，然而筆者經過調查發現，其實際效果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由于維權意識不強以及著作權管理疏漏等原因，著作權人很難及時發現侵權行為的進而采取應急措施；二是版權局等執法機構在受理著作權人關于侵權的投訴時，因為執法成本等原因，時常怠于調查取證。由此我國應借鑒《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公約》第11條、第16條等規范的經驗，完善著作權人內部管理措施以及強化執法機構職能，從而發揮事前救濟措施的作用。2.設定嚴格的侵權認定標準。根據侵權責任法的原理，認定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行為是有效遏制侵權從而實現權利保護的前提。不同于傳統領域的是，大數據下實施侵權行為者有二，除了直接實施侵權的用戶外，實施間接侵權行為的云服務商的地位尤為突出。在信息網絡傳播中，云服務商即發揮著間接侵權人的作用。根據我國現有的《著作權法》《民事訴訟法》等規范，如果著作權人并未提供明確的證據證明云服務商實施了侵權行為，此時即使云服務商不及時刪除侵權內容，也不會因此承擔侵權責任。為了便于權利人向云服務商維權，立法者有必要更改這一嚴格的舉證規則。在比較法上，根據《美國版權法》，只要侵權作品與著作權人的原創作品存在一定相似性，侵權人就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這一經驗值得為我國立法者所參考。3.加大侵權賠償制度的救濟力度。大數據下，云服務商往往向不特定的用戶傳輸通過侵權手段獲取的作品。在此情況下，其預期的收益數額遠遠大于著作權人獲得的損失賠償額。《著作權法》確立的關于侵犯著作權的三個賠償標準，分別是實際損失賠償、侵權獲利賠償、法定賠償。然而在司法實踐中，由于著作權人對損失額以及侵權人獲利金額舉證困難，法院在相當多數案件中采用法定賠償標準，判決給予50萬元以下的賠償。但是在大數據下，侵權人利用云計算平臺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所獲得的利益遠不止50萬元，這就容易導致著作權人與侵權人之間利益的失衡，為了有效遏制云服務商的侵權行為，立法者尤其有必要提高賠償金額。

三、思路的實現：對權利保護制度的完善構想

1.強化管理者對網絡作品的安全保護義務。大數據下，作者享有的著作財產權多數情況下是由著作權協會組織集中管理的。為應對大數據下網絡信息傳播權保護的困境，前述行業組織有必要完善內部管理來加強網絡作品的控制。畢竟著作權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以占有主要保護手段的物權，管理者為滿足公眾利益，需將作品、表演或者錄音錄像制品上傳于網絡，而不是以占有方式為其權利行使提供積極保障。由此我國宜借鑒國外經驗，加強管理者對作品的保護義務，確保作品在上傳之后能得到充分保障而不是被泄露。歐洲議會通過的最新《歐盟版權指令（草案）》第13條就設定了關于“上傳過濾器”（uploadfilter）的條款。根據該條款，云服務商應向權利人提供有關措施的運作和部署的充分信息以及在相關的時候，充分報告對作品和其他客體的識別和使用情況。雖然第13條飽受各成員國爭議，甚至有人將其稱之為“互聯網自由史上的黑暗時刻”[6]。但是該條款在一定程度上側重于保護了權利人的利益，為權利人提供了一份安全保證書。2.采用無過錯的侵權歸責標準。考慮到大數據下云服務商在網絡作品上傳、存儲與提供中的優勢地位，立法者宜規定：在云服務商提供服務的相關節點中，著作權人因侵權而導致損失的，有權向云服務商主張責任而無論其是否存在過錯。在侵權法中，無過錯責任規則是立法者平衡侵權人與權利人力量失衡地位的重要手段，是對近代資本主義民法中過錯責任原則的重要補充。在比較法上這一點已有體現，譬如在根據美國制定的《數字千年版權法》，網絡用戶利用網絡服務實施侵權行為的，被侵權人有權通知網絡服務提供者采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時采取必要措施的，對損害擴大部分與侵權人承擔連帶責任。易言之，無論云服務商對于著作權人遭受的損失是否存在過錯，都應當承擔相應責任。當然為了兼顧云服務商的營業自由等合法利益，立法者宜規定，當云服務商能向著作權人指明直接侵權人的身份時，前者得以免除責任。3.構建懲罰性賠償的權利救濟規則。為遏制云服務商以及其他侵權人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行為，我國立法者宜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按照美國侵權法所述第47章第908節規定，懲罰性賠償（punitivedamage）是“在補償性賠償或名義上的賠償之外，為懲罰該賠償交付方的惡劣行為并阻止他與相似者在將來實施類似行為而給予的賠償”。相對于《著作權法》第49條規定的50萬元以下的法定賠償額而言，懲罰性賠償標準不僅使計算標準較為具體且倍數明確，而且更能應對云服務商等侵權人實施的公害行為。對此筆者認為，在當下的司法實踐中，新型網絡侵權行為導致的損失難以通過侵權人獲益、被侵權人實際損失等傳統方式計算，而在此情況下侵權的法定賠償上限只有50萬元，侵權成本過低，與侵權行為的收益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不僅是順應現代社會的發展趨勢，而且也能更好地保護作者享有的權利和鼓勵民眾積極創新。

參考文獻：

[1]王遷.論“信息網絡傳播權”的含義兼評“成功多媒體訴時越公司案”一審判決[J].法律適用，2008，(12)：64-67.

[2]吳漢東.知識產權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115-120.

[3]陳明奇.大數據國家發展戰略呼之欲出———中美兩國大數據發展戰略對比分析[J]人民論壇，2013，(5)：28-29.

[4]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司法大數據專題調研課題———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專題報告[R].2017.

[5]蘇力.也許正在發生———轉型中國的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36.

作者：丁楊霞 李儀 單位：重慶三峽學院公共管理學院 重慶理工大學重慶知識產權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