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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體育文化交流是中華大地上不同民族之間，以及中華民族與異域民族之間體育文化的相互接觸、學習、影響、借鑒和吸收，是不同文化間的體育資訊交換。各個民族的體育都有其獨特發明創造。民族體育文化交流則使人類的這些發明創造得到了傳播、繼承和發展，避免了各民族一切從零起步。在多樣化的異質體育文化中獲得靈感，積極借鑒、吸收其他民族特有的體育文化的優點和長處，節省大量人力、物力和時間，并迅速地豐富、更新本民族體育文化。正是各民族獨具特色的傳統體育文化相互碰撞、吸收、融攝，匯聚成了豐富多姿、蔚為大觀的中華民族體育文化。

一、民族體育文化交流何以作為

雖然文明之初，地理障礙曾極大地限制了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而一旦文明積累到一定的程度，不同民族之間有了相互交往的條件，原本“特立獨行”的各民族的生產方式便開始相互影響、相互滲透。事實上，在持續的民族融合進程中，我國各民族的體育文化借助對其他民族體育文化的優秀因子的吸收而不斷豐富與更新自身，并隨著民族的交流與融合而持續發展。武術的形成發展便大量吸收了華夏民族之外的少數民族的武技內容。早在遠古時期，各個民族便有了源于生存之需的原始武技，只是與文明程度較高的華夏民族相較而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等周邊民族生存于更為惡劣的自然環境之中，加之狩獵、放牧等有別于中原農耕的生產方式等因素決定了他們擁有精湛的武藝技能以及更為濃烈的尚武精神。因而，在中華武術的形成過程中，這些少數民族的武藝內容通過文化交流往往成為武術文化的組成部分，在武術的形成、發展中起著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上古傳說中與黃帝交戰的九黎族部落首領蚩尤被視為“戰神”、五兵的發明者及角力的開創者即是明證。[1]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宋遼金元、明清這幾個民族大融合時期，各民族文化交流頻繁，體育活動也廣泛接觸，相互吸收、融合。元朝武術的發展即深受其惠。即便元統治者多次推出禁兵令與禁武令，嚴禁南人、漢人習武，武術的發展受到束縛。然而元士兵來自不同的民族，其軍隊編制客觀上使各民族不同風格的武技交匯在一起。同時，各民族之間的戰爭及隨后的統一使得沙陀、黨項、契丹、女真及其他色目人，連帶從中亞、西亞遷來我國的不同民族所形成的回族，與南人、漢人逐漸融合，構成了一個各民族武技廣泛交流的大熔爐，致使元朝武術并沒有因禁武而停止發展的腳步。[2]應該說，民族體育文化的發展除了靠自身不斷積累、創新，異質體育文化的沖擊、啟發與補充無疑促使了民族體育文化的發展與壯大。正是華夏大地上56個民族之間、中華民族與國外各個民族之間相互交流、共同實踐，在相互取長補短中融會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創造與智慧，才形成了今天根深葉茂、博大精深的中華民族體育文化。不僅如此，民族體育文化交流為傳統文化的連續性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我國民族體育文化以悠久而綿長著稱，但其中也曾有部分由于種種原因一度失傳，幸而文化交流屢建奇功，“失傳”的民族體育文化在當地失傳之前已傳播至異地并生根發芽。當體育文化交流再度發生時，外傳的這部分體育文化就有機會回傳，這和“禮失求諸野”是同樣的道理。如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大地長期分裂割據，隴右是北方難得的安穩之地，因而成為保存、發展中原地區民族體育文化的大后方。中原漢俗樂舞《清商樂》就是在這一時期傳入了隴右涼州地區而得到了較好地保存。及至大唐盛世，國富民安，隴右體育文化開始回流，并發展成為大唐《宴樂》和《清商樂》，同時西涼伎、“劍器舞”等也都以漢族體育文化的形態從河西地區復歸中原文化體系。多虧了隴右與中原的文化交流，才避免了中原體育文化的中斷與失傳，隴右也因此成為有唐一代中原體育文化的繁榮及中華民族體育歷史延續性重要文化鏈。再如，清初以后，中華民族體育的許多內容失傳，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缺乏與外界交流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一條。好在中國古代體育與日本、朝鮮等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國家曾有著長期的交流。中國失傳多年的一些武術、氣功、圍棋典籍仍可從日本、韓國的圖書館中找到。[4]因而民族體育文化交流從某種意義上起到了保存傳統文化、維系文化發展的連續性的作用。當然，民族體育文化交流中的輸入方并非原封不動地保存這些外來的體育文化。在輸出方的體育文化因子不斷地豐富輸入方的文化內涵，促使其民族體育文化不斷豐滿、深邃的同時，新文化因子輸入方的本土文化也會影響、改變傳入的體育文化，引起體育文化的變異。如東周時期由北方直接傳入西南地區的三叉式護手劍，在傳入地的發展中不僅紋飾變得更為精細富縟，同時帶有區別于北方護手劍而具有西南地區青銅器特色的尖突。體育文化的變異是由文化適應造成的，有其積極意義。民族體育文化的流動不僅會發生文化變異，文化變異反過來也會導致民族體育文化間的差異縮小，而同質性增加，從而利于民族體育的文化認同。

二、民族體育文化交流的方式

無論是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少數民族族際之間，還是中華民族與境外民族之間都存在形式各異的民族體育文化交流方式與渠道。移民、外交、戰爭、傳教、婚姻、貿易、旅游等等共同形成了錯綜復雜的文化交流網，正是這張巨大的文化交流網推動了民族體育文化的傳播和交流，奠定了民族體育文化融合的堅實基礎。

（一）移民遷徙

移民遷徙往往帶來文化的遷移。游牧于中原北疆的匈奴、鮮卑、回鶻等許多尚武的少數民族曾大批移民中原地區。如在漢代，匈奴的部分降人武藝精湛且驍勇善戰，在大漢被征從軍，甚至一部分匈奴人還被選編為護衛京師的精銳部隊，駐守長安。[6]他們不僅帶來了游牧民族獨特的武技，使北方少數民族所擅長的騎射、摔跤傳入中原，也帶來了勇猛彪悍的異域民風與尚武精神，從而豐富了中原武技的內容，促進了中華武術文化的發展。移民帶來的民族體育文化交流還可以從少數民族武術的傳播、交流中窺之一斑。回族武術家河北滄州馬鳳圖在武術思想和實踐中尤其倡導武術交流，強調在交流中促進武術流派的融合及分流歸類。在家鄉滄州已經系統研習了劈掛、八極拳的馬鳳圖，于民國初年遠走東北，在沈陽與多位關東武術家換藝，完成了一次意義深遠的關內外武術文化交流。定居蘭州后，他不僅繼續研習流傳當地的鞭桿等西棍技法，還不遺余力地向各族民眾傳播通備武學，并使之成為西北傳習最為廣泛的武術流派之一。某一武術家攜技遷徙，將一身武藝帶至其工作、生活的遷入地，促進武術文化的跨地域交流，這在傳統拳種流派的傳布中是較為常見的。移民遷徙是人類延伸自己和傳播文化的一個重要活動，是文化交流最深刻的形式之一。伴隨著移民遷徙，一種民族體育文化被帶入遷徙地，對當地體育文化產生影響，進而促使兩種體育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二）外交活動

外交活動如互派使節、古時和親等是民族體育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之一。漢朝將角抵作為接待當時的匈奴、烏孫等少數民族客人的重要娛樂節目。當外國使臣來朝，漢武帝便通過角抵展示漢朝軍民的精神風貌，致使各“外國客”、“傾駭之”。這可以視作古代外交中頗具影響力的民族體育文化交流活動之一。為處理好與少數民族的關系而實行的“和親”政策，雖是一種中原政權和少數民族政權之間加強相互關系的政治聯姻，但也往往借之完成了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漢朝與匈奴、唐朝與突厥等都存在大量和親的史實，每一次和親的迎親過程都是一次重要的民族體育文化交流的過程，如唐中宗時期和親中的“漢蕃”馬球比賽即是一證。此外，641年文成公主遠嫁吐蕃和親及710年金城公主進藏都帶去了雜技百戲。據《新唐書》載：金城公主嫁往吐蕃時，“雜伎諸工悉從”。這些“雜伎”們身攜大量民族體育技藝，在增進漢蕃傳統體育文化交流方面必然有著深遠的影響。作為人類社會彌合沖突，加強合作的理性手段，外交在調整國際關系、帶動文化交流等方面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新中國成立之后，外交與體育便有過很多次的成功合作，作為中國文化一部分的民族體育文化，尤其是被譽為中國文化名片、臉譜的武術文化更是頻頻出鏡。1974年中美“武術外交”便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佳例。近期如2014年3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夫人米歇爾參觀成都七中期間學練太極拳，以及近年在北京外交學院舉行的“駐華使館武術嘉年華”、“駐華使館武術一家親”系列活動，不僅是武術促進外交，外交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國際友人對中華民族體育文化的認識，實現了政治外交與文化交流的雙贏。

（三）戰爭征服

古時中原地區與周邊民族之間的戰爭可謂此伏彼起，給黎民百姓帶來了巨大的苦難。但從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戰爭也強勢地沖破了異質文化之間的區域藩籬，疏通了異質文化之間的聯通渠道，使不同文化得到進一步的交流。古代中原漢民族與周邊民族的文化交流往往肇始于戰爭，文化融合則多緣于征服。如據《古今藝術圖》載：秋千本為古代北方少數民族山戎用以軍事訓練的工具。齊桓公戰勝山戎之后，將其地收為燕國所有，秋千由此南傳。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體育文化受西方體育文化的種種影響更為人們所熟知。中華民族在遭遇了一系列屢戰屢敗的戰爭刺激之后，開始重視并加強與域外民族的文化交流。我國固有的體育文化也在這一西化過程中發生著多方面的變化。傳統武術就由于西方文化的浸潤而導致了競技性轉化，運動場館、運動服飾等器物層，傳承方式、比賽方式等制度層，價值觀念、審美情趣等思想層都有了不同程度的革新。然而，戰爭是一把鋒利的雙刃劍，它一方面推動了民族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又伴隨著對被征服文化的巨大破壞。戰爭帶來的也并不一定是文化交流，可能是對被侵略民族的文化毀滅性的掃蕩，也可能導致被侵略民族的自我封閉、文化交流通道中斷。因而，戰爭在歷史上曾起過文化交流的作用，但它只能是一種消極成分多于積極成分的文化交流形式。

（四）宗教傳播

宗教是屬于社會意識形態的一種文化現象，以宗教為附著體的各種文化，都可能對傳入地的民族文化產生深刻影響。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后，佛門寺僧與武術的歷史姻緣使得拳與禪的關系變得非常緊密，其中少林拳與少林禪的結合表現得尤為突出，少林武術發展成為一種更為復雜、更具挑戰性的佛教禪修方式。佛教通過武術“殺一惡救百善”，武術通過佛教歷練習武者的人性，殺戮與救生的矛盾在少林武術中得到了融合。盡管伴隨宗教傳播的其他非宗教方面的文化內容可能在宗教意義上被闡釋，或伴隨宗教傳播的其他方面的文化傳播可能是宗教借以傳播自身的工具，但客觀上它帶來了文化的廣泛交流。西方體育文化傳入我國首先是隨著西方傳教士而至。他們借助教會學校、基督教青年會打造了一個西方體育文化傳播網絡系統。中華民族體育也由此開啟了自身的改革之門，不斷吸取西方體育各個層面的有益成分，踏上東西方體育文化的交流之旅。宗教帶來的文化傳播是雙向的，基督教傳教士在傳播西方體育文化的同時，也會把中國的民族體育文化介紹給西方。這些西方傳教士們通過撰文、寫信、設刊等方式全面地向西方介紹中國的民族文化，使遠在亞歐大陸另一端的西方人逐步認識中國。尤其是宗教所具有的強勁感召力，文化傳播的效率往往高于其他形式，從而有效地促進了東西方體育文化之間的進一步交流。當然，現實中不同的文化交流方式往往相互交錯、相互聯系、相互伴隨，同一個體育文化的交流過程，可能會同時存在多種交流方式并存。

三、民族體育文化交流的層次性

（一）民族體育文化交流的層面

從文化形態學的角度，我們通常可以將文化由外而內分為器物層、制度層、思想層三個層面。民族體育文化交流也通常按這三個層面展開。器物層的體育文化交流相對而言更易發生，有關的記載也較為多見。如第一部甲骨文著錄書《鐵云藏龜》載：“氐（視）蜀射三百。”以射技聞名的川西蜀族時常向殷王進貢精于羌射的好手，此處記述的正是其中一次進貢，貢品為蜀族射手三百名。他們帶來的當然包括羌射所用的弓箭等兵器以及羌射技藝。民族體育文化交流當然不是單向的，近年川西曾發掘出大量戈、矛、戟等兵器，形制同殷代晚期武器相似，應該是殷王回贈蜀族的。甲骨文的記錄和出土的青銅武器見證了古代蜀族和殷商之間的民族體育文化交流。待到近現代的中國，田徑場、籃球場，以及足球、網球等西方體育器物交流傳入中國的例證更是隨處可見。制度層的體育文化交流是中間層面的交流活動，對民族體育文化的影響也較器物層面的交流更為深刻。民國時期的中央國術館及其下屬國術館體系借用西方體育進行自我改造，規范武術教學、規范武術比賽、推進武術的整理和學術研究等。[14]在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之下，中央國術館為近代武術的發展留下了深厚的一筆財富。再如，改革開放以來，廣東龍舟隊伍大量地吸收了西方龍舟的先進技術及科學的訓練及管理辦法，成績得到明顯提升。1987年6月，首次國際龍舟邀請賽上，廣東順德龍舟隊以絕對優勢一舉取得杯賽冠軍。這是在與西方體育文化積極交流中吸取新的養料加以融會貫通帶來的結果。同時，中華民族體育對異國的健身內容提供資源的過程中，也有效優化了他們對國民健身的組織形式。民族體育文化交流中，代表著不同文化內核的思想層是最為深刻的一個層面，當然它的交融也最為艱難。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受封建迷信影響，婦女是從不被允許劃龍舟的，甚而龍舟入水之時，她們都要回避。直到1985年，在外來文化的熏陶下，第二屆“屈原杯”全國龍舟錦標賽才打破了女子不得參加劃龍舟的慣例，正式設置了女子項目，女子組隊參加龍舟角逐自此逐漸在全國各地開展起來。這是社會進步、文化昌明，以及體育文化交流的結果。思想層面的交融意義深遠，西方體育文化的規則意識和精神對中華民族體育文化的崇德意識和精神是一種完善，同時，中華民族體育文化尚德的意識作為守法、守則的基礎，則能促進西方體育文化的思想體系的完善，可謂彼此交融，相得益彰。

（二）民族體育文化交流的深化

民族體育文化交流的三個層面有著表里深淺的不同，然而，它們絕不是彼此孤立的。隨著交流實踐的發展，文化交流自然不會停留于某個發展層面，而是不斷深化推進。體育文化交流的深化首先表現為文化交流網絡的擴展，即更多的民族體育文化成為交流的參與方。人類歷史上的幾大文化發源地由于相互之間的空間距離過于遙遠而一度處于相互隔絕狀態。不過，隨著人類實踐活動能力的提升而逐漸得到克服。就異質文化的相互交流歷程觀之，人類早期文明的發源地散居各地，極少相互往來，隨著文明的進程，相鄰、相近區域逐漸才有了文化交流，然后發展為遠隔重洋的東西方文化相互接觸，并發展至今天全球化時代的來臨，都是人類實踐能力不斷提升的結果。不同民族的傳統體育文化也經歷著這樣一個過程，從相鄰民族之間的體育文化交流，到與周邊民族的多邊交流，再拓展為區域之間的交流，進而發展到全世界各民族相互依賴的體育文化互動。交流距離的擴大，交流內容的擴充，交流形式的擴展，這都是人類實踐能力提升的結果，也是體育文化交流深化的表現之一。民族體育文化交流深化的表現之二是文化交流基本上經歷從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再到思想文化這樣一個由點到面、由淺到深、由表層到深層的逐步延伸、推進的過程。從西方體育對近代中華民族體育文化的影響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文化交流深化的路徑。鴉片戰爭后國門被迫打開，中國社會受到西方文化的沖擊而逐步發生巨大變化，傳統體育存在的社會基礎同樣受到強烈的沖擊，其中傳統武術首當其沖。1911年，馬良編定“中華新武術”，通過借用德式兵操的分段分節配以口令的方式，試圖對傳統武術進行改革。這對于武術借鑒吸收西方體育起到了一個開端作用，只是它仍屬簡單套用西方體育的外在形式，尚缺乏深入理解與認識。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近代武術對于西方體育科學吸收開始走向深入，時人從力學、幾何學、生理解剖學、心理學、衛生學、歷史學、哲學、美學等多個學科對古老的武術展開了研究。20世紀30年代中葉以后，伴隨著“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呼聲的興起，“土洋體育之爭”漸漸平息，轉而轉向帶有官方色彩的“土洋合一”的“民族本位體育”建設。隨后的武術便在這一思潮影響下繼續發展。及至新中國成立，中華傳統體育文化交流翻開了嶄新的一頁。在這個新的歷史時期，傳統體育不僅在器物層面發生了巨大的變革，更為人所矚目的是思想層面的深刻變化加劇了器物層面和制度層面轉化的程度和速度。競技武術在西方文化的浸潤下三個層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變化，運動場館、運動服、運動鞋等器物層，組織方式、傳承方式、比賽方式等制度層，價值觀念、審美情趣等思想層都在悄然改變。文化因子之間的密切聯系促使諸種器物或制度層面的文化交流最終總會導致精神層面的交流，實踐著東西方體育文化交流由外至內、由表象至核心的歷程。

四、民族體育文化交流的動力機制

民族體育文化交流得以運行，異質體育文化類型之間的差異產生的文化壓是其根本動因。廣袤而多姿的中華大地，豐富的自然形態為各民族提供了構成文化創造基礎的生存環境。各具特色的生存環境、經濟狀況、社會人文背景決定和影響著當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區域文化。游牧文化、農耕文化等不同文化類型造就了與之相對應的傳統體育文化類型，“北人善騎，南人善舟”、“南拳北腿，東槍西棍”便形象地反映了這一情形。長期從事游牧業的柯爾克孜族，以“馬背上的民族”著稱，馬是他們的坐騎，是征戰、運輸的工具，也是他們的朋友，馬上運動便順理成章地成為這個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柯爾克孜族傳統體育項目中的“刁羊”、“姑娘追”、“賽馬”、“馬上角力”、“馬上拾銀”、“騎馬射箭”、“女子賽馬”等等都與馬密切相關。再如世居三江流域的赫哲族，漁獵是其重要的生產方式，以漁叉捕魚更是其拿手好戲。赫哲族根據叉魚技術創造了叉草球游戲，并發展成為赫哲族人強健體魄、鍛煉智勇、提高漁獵生產技能的運動項目。如果說民族體育起源于生活，那么它就是源于特定生存環境中的特定的人們的生活。地理環境的差異是文化差異的基礎，正是與不同環境相適應、相匹配的生活方式造就了各異的民族體育文化，也造成了民族體育之間文化的種種差異。體育文化間適度的民族性差異為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及持續的動力。某個民族的體育文化創造對另一個民族而言，或者缺乏創造的基本條件，不借助文化交流就無法獲得；或者本土創造的成本過高，通過交流的途徑獲得則低廉而便捷。正是不同民族體育文化之間差異的客觀存在，體育文化交流才能水到渠成。不過，由于文化因子的豐富性存在，兩個民族之間的文化壓通常不會僅僅表現為一個方向，而是隨文化因子的不同而存在著交錯性。從大的歷史尺度看來，文化流動是雙向的，是在進行文化交流的民族之間的雙向流動。所以，在民族體育文化交流中，文化信息的流動常常是交互的。當然，不同的民族或同一民族在不同時期文化信息的輸入與輸出并不總是保持文化的“收支平衡”，而是不時呈現出文化“盈余”或文化“赤字”的動態景觀。

五、結語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中華民族體育文化面對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開放世界，機遇與挑戰的雙重浪潮洶涌而至。我們應加強中華大地上各民族之間的體育文化交流，也應適時地抓住同全球各民族進行體育文化交流的機遇，積極吸收域外體育文化的優秀成果，在中外體育文化融合的基礎上充實和發展中華民族體育文化。當然，民族體育文化交流應在高度地文化自覺前提下進行，我們珍視中華民族歷經數千年積淀下來的體育文化成果，反對單向性的文化信息傳遞。不過，中西方體育文化交融的難度之大，超乎人們想象，時至今日我們才看到了西方體育文化精神在一定范圍的普及，而中華民族體育文化的思想則尚未得到人類的全面認識和認同。中華民族體育文化交流任重而道遠。

作者：杜舒書 陳青 單位：華東師范大學 西北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