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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營改增”是我國現階段重要的稅制改革舉措，對經濟發展帶動作用顯著。本文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著手探討稅制改革對第三產業發展的影響，剖析全面“營改增”后研究成果的側重點和主要觀點，并在此基礎上總結現有研究成果的特點和不足，為后續研究提供參考。

關鍵詞:營改增;第三產業;稅改實踐

增值稅作為流通環節重要的稅收項目，從1979年引進至今已有40年歷史。增值稅在我國經歷了三次重大變革，體現了時代進步與經濟發展需求。2016年5月，全面“營改增”鋪開，增值稅與營業稅并行的時代終結，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產業抵扣鏈條打通，越來越多的第三產業涉及的行業、部門參與到新一輪的稅制改革中，并從中獲得發展的新機遇。“營改增”稅制改革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完善的內在要求。

一、從第三產業視角研究稅制改革的必要性

“營改增”作為我國重要稅制改革舉措，備受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在全面“營改增”實施后的2016年和2017年達到研究的高峰期。基于知網數據統計的結果，研究第二產業中的建筑行業的論文達到3479篇，而研究第三產業的論文有2705篇，多集中在交通運輸行業，占三產研究的62．25%。根據《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4754—2017)可知，第三產業可分為“流通部門”“為生產和生活服務的部門”“為提高科學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質服務的部門”“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四個層次。比對第三產業復雜多樣的業態，較之二產的建筑業和三產交通運輸業而言，對三產其他行業的研究并不廣泛也不夠深入，要想全面了解稅改在社會生活各層面的實效，非常有必要在后“營改增”時代加強研究分析，為國家稅制改革進一步推進提供更全面的數據支撐。

二、現有文獻研究成果分析

通過文獻分析發現，目前學者對“營改增”背景下第三產業(服務業)的改革情況研究主要從四個方面著手，宏觀層面的有對第三產業總體影響的研究，中觀層面的有第三產業所屬各行業的發展研究和選擇區域樣本數據進行地方性研究，微觀層面則是選取特定企業進行深入剖析。(一)“營改增”對第三產業總體發展的影響。宏觀層面的研究成果顯示，政策調整給中國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動，營改增帶來的流轉稅制優化有利于服務業發展，是近期結構調整的重要影響因素，其中，固定資產投資是營改增發生作用的重要機制(袁從帥等，2019)。孫正等(2018)運用中介效應模型進行研究發現:以“營改增”為主線索的新一輪稅制改革，不但能直接提升服務業資本配置效率，還通過提高資本回報率、改善全要素生產率、促進資本深化以及增加企業科技研發投入等中介效應來提升服務業資本配置效率。研究者們通過實證研究，普遍認為“營改增”政策在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特別是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它客觀上加強了專業分工，為企業整體實現了減負，初步達到政策調整預期。透過表象，學者們正在深入地探究其內部作用機制，以便更好地厘清“營改增”與經濟結構變化之間的內在因果聯系。(二)“營改增”對三產各行業發展的影響。學者們對“營改增”進行研究的第二層面涉及三產的各行業。由于第三產業涵蓋社會生活諸多方面，從文獻查閱情況看，未能覆蓋所有產業內各領域。但從現有研究成果看，部分行業已經享受到了政策紅利。毛凱林(2019)以“營改增”試點的“1+6”行業內上市企業作為實驗組，用多時點雙重差分法全面評估了以“營改增”為代表的減稅政策對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營改增”不僅顯著提高了公司盈利能力，增加了企業利潤率，并通過增加企業營業收入、降低企業營業成本和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途徑改善了企業整體績效。蘇媛等(2018)研究83家物流業上市公司發現，新政策有利于物流企業實現專業化分工、縮小物流企業市場份額，改變企業的經營模式，降低企業的納稅風險。與上述研究成果相比，仍有部分行業領域對政策適應性不強或享受政策紅利效果未達預期。政策調整對文化創意服務業小規模納稅人而言稅率降幅達到41．79%，而對于一般納稅人則是增幅達到13．21%。政策實施的困境則在于上游票據獲取以及抵扣范圍的限制問題(田海艷，2019)。稅制改革對鐵路運輸企業技術改造有觸動，但總體稅負呈現上升的情況，主要原因在于存量資產無法抵扣以及工資成本未納入抵扣范圍等(譚飛，2018)。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營改增”的作用要完全釋放出來，必須突破尚存的“難點”不斷完善，從而使政策紅利切實惠及第三產業所有行業。(三)“營改增”對區域第三產業發展的影響。各省市由于地方經濟存在異質性，在改革過程中“獲得感”雖各有不同，但總體上新政策促進了地區經濟發展。王智(2017)指出“營改增”后新疆的第三產業快速發展，產業結構、稅收結構均得到優化。韋姿百(2016)以廣西為研究對象證實，全面營改增激活了廣西經濟活力，優化產業結構，專業化程度更高。此外，也尚存一些問題，例如:甘泉(2019)發現，2016年全面推行營改增試點后，浙江省服務業各部門稅負整體有所下降，但在2018年增值稅稅率兼并、下調后，服務業中大部分稅負下降，可“開采輔助業”“倉儲”等行業因抵扣額減少稅負不降反增。林曉彥等(2018)以福建省為樣本區域進行研究，在肯定稅制改革促進作用的基礎上提出，部分小規模納稅人無法提供發票導致無法抵扣，以及部分主要成本為勞動力的企業不能充分享受政策福利。(四)“營改增”對第三產所屬企業績效的影響。“營改增”政策研究在微觀層面主要以企業案例方式進行，相比宏觀和中觀層面的研究成果，微觀層面的成果并不多，研究主要以“現狀分析———找到癥結———尋求方法”為思路展開，旨在幫助企業尋求更好的管理策略，最大限度地享受政策紅利。萬兵(2019)對深圳市天健物業進行研究發現，該企業新增固定資產進項稅額抵扣波動大、專票難以取得、改征后專票的領用開具等合規性方面出現新的稅收風險等問題，并從企業和政府監管兩個角度提出改進策略。孫冰冉(2018)以東方國際科技為例進行案例探討，“營改增”能夠減輕公司稅負，促進公司績效提高，同時還增強了公司的核心競爭力和提升了公司的管理水平，但企業也面臨著納稅籌劃難度加大、專票管理等方面的問題亟待突破。

三、文獻研究評述

國內相關研究成果總體呈現出兩個“多樣化”特點:(1)研究層面多樣化。宏觀層面研究注重稅改總體效果及內在作用機制;中觀層面研究既關注第三產業各細分行業在稅制改革中的行業績效差異，也關注新政策對區域經濟發展及產業結構變革的影響;微觀層面則探究稅改背景下企業個案的績效表現、發展困境及改進策略。(2)研究手段多樣化。根據研究的需要，學者們采用了事件研究法、投入產出表分析法、模糊斷點回歸分析法、雙重差分法等手段進行研究，借助實際數據分析結果，為稅制改革提供寶貴的政策建議。在已有的文獻研究中，還存在幾點不足:(1)研究成果廣度不足、縱深研究少。現有文獻大多圍繞“1+6”試點的幾個行業進行探討，其他行業研究成果少;以企業為樣本縱向深入研究效能的文獻不多。(2)理論評價偏多，實證研究相對偏少，定性分析多于定量研究，缺乏數理工具的分析;(3)部分實證研究的文獻，多是在描述性統計上進行推導，缺乏規范的經濟學模型研究;即便采用了現有的模型進行研究，為了克服樣本選擇偏差，大多采用上市公司這種微觀數據作為研究對象，存在一定局限性。“營改增”這一創舉為世界增值稅改革提供了中國樣本與經驗。稅制改革的總目標是助推企業減負增效，越來越多的第三產業企業在改革中獲利，但在改革的過程中尚有許多問題需要理順，制度的完善還需要更多的研究樣本作為決策依據。

作者:李婷婷 單位:柳州城市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