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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數字經濟對城市商貿流通業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人工智能、大數據和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有望為商貿流通業賦能，促進產業的轉型升級，突破發展瓶頸。本文運用2017-2020年的城市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數字經濟對城市商貿流通業的效應。研究發現，數字經濟能夠顯著促進城市商貿流通業的發展。異質性分析表明，數字經濟對城市商貿流通業的促進效應在一線城市最大，四線城市最小。進一步分解數字經濟各組成部分發現，城市數據及信息化基礎設施、數字化服務和數字化治理均對商貿流通業具有顯著效應，但數字產業融合水平效應暫未凸顯。

關鍵詞：數字經濟；商貿流通業；城市異質性；數字化治理服務

引言

在十四五規劃中，我國明確提出要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推動數字經濟產業的發展。同時，黨的十九大報告也作出要求，要將信息技術同實體產業結合起來，實現“數字中國”，促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商貿流通業作為我國重要的傳統產業，在保障供應鏈、解決商品滯銷問題、促進交易高效完成和滿足不斷升級的消費者需求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李加奎等，2021），是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保障。與此同時，在市場環境日益復雜、外部不確定性不斷增強的情況下，商貿流通業的能源消耗增加、生產效率較低的缺點對其發展產生了一定的阻礙作用。在數字化時代，人工智能、大數據和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有望為商貿流通業賦能，促進產業的轉型升級，突破發展瓶頸。在這一背景下，研究數字經濟給商貿流通業帶來的影響則成為一項重要的議題。

一、文獻綜述

在既有的文獻中，葉悅青等（2021）以浙江省作為樣本，研究發現數字經濟從財政支持、教育和研發投入等方面促進區域商貿流通業發展。謝玉唐（2018）則從全局的角度出發，梳理了我國與數字經濟相關的政策并從理論上探討了數字經濟對商貿流通業的促進效應。在數字經濟促進商貿流通業的渠道上，降低企業管理成本、提高生產效率、提高客戶忠誠度和形成數據資本是主要的影響因素（陳娟等，2021）。梳理既有文獻可以發現，一方面，現有研究多從理論層面探討數字經濟與商貿流通業發展的關系，缺少使用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的研究；另一方面，較多學者多從省份層面探討二者關系，可能存在樣本選擇偏差的問題。城市是數字經濟發展的主要載體，同一省份一線、二線、三線與四線城市的數字經濟發展現狀仍然存在著較大差異。因此，從省份層面進行研究得出的結論可能有一定的偏差。鑒于此，本文使用我國2017-2020年主要城市的面板數據，實證分析數字及其各組成部分對商貿流通業的平均作用和城市異質性效應。

二、數字經濟促進城市商貿流通業發展的分析

數字經濟對城市商貿流通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為商貿流通業賦能新興技術，促進企業創新。數字經濟的發展既為商貿流通業帶來了可供其分析利用的數據資本、工業機器人等生產要素和生產工具，又對商貿流通業的企業管理和組織模式、發展業態等帶來了新的挑戰和契機。這有利于幫助商貿流通業改進生產技術，提高生產效率（王鋒正等，2021）。二是優化流通業產業鏈，形成供應鏈協同發展效應。數字經濟的發展，有利于商貿流通產業鏈上、中、下游各企業建立起數據共享中心，以區塊鏈的模式分享具有共同利益的信息，降低了商貿流通業企業獲取信息的門檻，提高了信息利用效率，進而能夠助力流通業企業根據實時情況及時更改和優化服務，促進上、中、下游企業的整合和協調發展，提升整個產業鏈的生產效率。三是降低流通業企業成本，提高產出。一方面，數字經濟的發展有利于進一步發揮城市基礎設施的功能，提高地方政府的管理效率，為流商貿通業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降低流通業企業日常運營成本；另一方面，數字經濟帶來的新技術促進了商貿流通業的產業升級和創新，有利于提高企業資產、能源和人才等投入品的邊際產出，進一步減少生產成本，提高商貿流通業產值。

三、指標選取與數據說明

（一）指標選取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城市商貿流通業發展水平，該指標由各城市的交通倉儲運輸業、批發零售業和餐飲住宿業的增加值來衡量。核心解釋變量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該指標由《中國數字經濟指數白皮書》所公布的數字經濟指數來衡量。數字經濟指數從各城市的數據及信息化基礎設施、城市數字化服務、城市數字化治理和數字產業融合四個方面來測算數字經濟指數，能夠比較綜合、全面地度量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控制變量方面，參考程文先等（2021），本文選取了產業結構，具體由第三產業產值與GDP比重來衡量。由于商貿流通業屬于第三產業，因此地區產業結構對商貿流通業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第三產業是經濟發展中最具生產力和創新力的產業，其占比越大，產業結構發展水平越高，地區經濟發展的創新能力和活力更強，商貿流通業的發展也能夠從中獲取更大的收益；金融業發展水平，具體由金融機構存貸款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來衡量。金融業水平越高，越有利于降低商貿流通業融資成本和提高融資規模，為商貿流通業的發展提供多渠道融資支持；對外開放水平，該指標由地區進出口總額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來衡量。對外開放水平程度越高，不僅能夠增加商貿流通業服務的需求量，還有利于推動商貿流通業企業積極學習和引進國外的生產技術，學習先進企業的管理經驗，提高生產效率，促進自身發展；人口規模，該指標由各城市常住人口來衡量。人口規模越大，商貿流通業的需求市場越大，越有利于促進其發展。與此同時，人口規模越大，商貿流通業將面臨更加復雜多樣的需求。這可能增加商貿流通業的管理和研發成本，阻礙商貿流通業的發展。因此，人口規模對不同城市的商貿流通業發展的作用取決于二者凈效應的正負；經濟發展水平，該指標由各城市的生產總值來衡量。經濟發展水平是衡量城市經濟總體發展狀態和潛力的重要指標，對轄區內的各企業均有顯著影響。土地面積，該指標由各城市行政區域面積來衡量。土地面積越大，商貿流通業將面臨更加復雜的運輸環境和運輸距離，這可能會提高其生產成本，阻礙相關企業的發展。

（二）數據來源與說明

本文選取了2017-2020年我國主要城市的面板數據作為樣本數據。各數據來源于2018-2020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數字經濟指數白皮書》，2020年地級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公報，EPS數據庫。表1為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在具體研究時，本文還對商貿流通業增加值、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人口規模、經濟發展水平和土地面積進行了對數化處理。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數字經濟對城市商貿流通業的影響

在理論分析部分，數字經濟的發展對城市商貿流通業的發展具有促進效應。為了檢驗該結論，本文使用時間和地區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實證檢驗。表2匯報了相關回歸結果。其中，第（1）和第（2）列為考慮時間效應的回歸結果，第（3）和第（4）列為考慮時間和城市固定效應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不論是否控制年份效應或相關經濟變量，數字經濟對城市商貿流通業均具有促進作用，且通過顯著性檢驗。在控制年份效應和相關經濟變量的情況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每增加1%，城市商貿流通業產值增加1.145%。控制變量方面，人口規模、經濟發展水平、金融業發展水平和對外開放均對城市商貿流通業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中，人口規模每增加1%，城市商貿流通業產值增加0.72%。人口規模的增加促進了城市對商貿流通業服務需求的增加，進而有利于增加其產值。這也說明人口規模給城市商貿流通業帶來的促進效應大于因需求多樣化帶來的成本增加對其發展的阻礙效應；經濟發展水平每增加1%，城市商貿流通業產值增加0.231%。城市經濟發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促進城市各類生產要素和企業的發展，并通過產業鏈促進商貿流通業產值增長；金融業發展水平每增加1個單位，城市商貿流通業產值增加0.02%。金融業的發展有利于為商貿流通業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進行產業擴張和技術改進；對外開放水平每增加1個單位，城市商貿流通業產值增加0.323%。城市對外開放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促進商貿流通業相關企業引進外資，學習先進企業的管理經驗，提高經營效益，促進產業產值增加。而土地面積則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平均來看，土地面積每增加1%，城市商貿流通業產值減少0.111%。土地面積的增加將提高商貿流通業的運輸成本、管理成本和研發成本，降低產出。

（二）城市異質性分析

我國不同發展階段的城市之間的經濟基礎與產業結構不同，經濟發展狀況相差較大，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商貿流通業發展情況也可能存在一定差異。因此，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城市之間，數字經濟對城市商貿流通業的影響可能也有所不同。為了分析這種異質性，本文將樣本城市劃分為一線、二線、三線和四線城市，分別與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交乘，得到四個交互項。其中，First_Digitaleco為數字經濟與一線城市的交乘項，Second_Digitaleco為數字經濟與二線城市的交乘項，Third_Digitaleco為數字經濟與三線城市的交乘項，Fourth_Digitaleco為數字經濟與四線城市的交乘項。具體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可以發現，不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城市商貿流通業的促進效應均在一線城市最大而四線城市最小。平均來看，數字經濟水平每增加1%，一線城市商貿流通業產值增加1.152%，四線城市商貿流通業產值增加0.872%。一方面，一線城市的產業發展環境優異，高新技術產業集中。產業集聚能夠促進知識技術快速共享和加快技術轉化效率，推動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并建立更加完善的信息基礎設施，進而數字經濟的效應能夠更加充分的發揮，并進一步為商貿流通業的發展帶來更多的邊際貢獻。同時，一線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本身處于較高的位置，能夠為商貿流通業賦能更多的技術優勢，帶來更多發展紅利。另一方面，四線城市的產業基礎相對薄弱，經濟發展效率較低，數字經濟的配套措施不完善，難以充分發揮數字經濟的作用，因而其對商貿流通業的邊際效應較小。此外，西部城市商貿流通業發展模式和理念較為落后，技術創新能力有限，未能充分利用數字經濟發展紅利促進自身發展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三）數字經濟各部分對城市商貿流通業的影響

在分析數字經濟對城市商貿流通業影響的部分，主要著眼于數字經濟發展總體狀況對城市商貿流通業的影響。為了進一步明確數字經濟各個組成部分對城市商貿流通業的影響，本文從數字經濟的四個組成部分數據及信息化基礎設施（Data）、城市數字化服務（Service）、城市數字化治理（Gov）和數字產業融合（Cr）出發，研究各個部分對城市商貿流通業的影響。具體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根據表4，數據及信息化基礎設施、城市數字化治理和服務均對城市商貿流通業具有顯著促進作用，且數據及信息化基礎設施的邊際效應最大。其中，數據及信息化基礎設施發展水平每提高1%，城市商貿流通業產值增加0.505%。這說明數據資本在現代商貿流通業發展中占據著重要地位，數據及信息化基礎設施的完善有利于幫助商貿流通業企業降低生產運營成本，提高產出效率。同時，還有助于企業及時獲取消費者服務評價信息、實時優化服務方案等，提高企業生產效率。城市數字化服務和治理水平每增加1%，城市商貿流通業產值增加分別增加0.481%和0.314%。城市數字化服務和治理水平的提升為企業發展提供了高效發展平臺和環境。一方面，在數字化服務和治理水平更高的城市，地方政府能夠更加有效地通過大數據、新一代信息技術等方式及時獲取商貿流通業企業的訴求和發展現狀，用更加科學的方式在稅收征管、政策支持等方面為流通業的發展提供便利支持和有力保障；另一方面，數字化服務和治理水平的提高還能夠為地區發展提供完善的信息基礎設施，進而幫助流通業企業根據客戶需求和實時狀況及時、準確地改進服務，優化運輸路線，提高服務質量，進而促進企業產值的增加。但數字產業融合的邊際效應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可能是由于當前我國城市的產業融合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在全國范圍內平均來看還沒有凸顯出對商貿流通業的顯著影響。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本文運用2017-2020的城市面板數據，實證分析數字經濟對城市商貿流通業的影響。研究發現，數字經濟能夠顯著促進城市商貿流通業的發展，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每增加1%，城市商貿流通業產值增加1.145%。異質性分析表明，數字經濟對城市商貿流通業的促進效應在一線城市最大，四線城市最小。進一步通過分解數字經濟各組成部分發現，城市數據及信息化基礎設施、數字化服務和數字化治理均對商貿流通業具有顯著效應且城市數據及信息化基礎設施的效應最大，但數字產業融合效應暫未凸顯。

（二）政策建議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一是要加快各城市數字經濟的建設進程，促進商貿流通業高效發展。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制定并落實長遠可持續的數字經濟建設方案，通過產業政策、財政資金支持和稅費減免等方式，釋放數字經濟相關企業的發展活力；另一方面，完善地區信息通信基礎設施的建設，建立數據等新興生產要素的保護制度。同時，地方政府還應當增強自身數字化治理和服務能力，完善市場競爭機制，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穩定的環境。二是在推動商貿流通業利用數字經濟促進自身發展的過程中，要建立政府+企業的發展模式。一方面，既發揮地方政府在整個商貿流通業的宏觀導向作用，聚集創新資源，從政策層面鼓勵商貿流通業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進行生產創新；另一方面，商貿流通業也應當抓住數字經濟的契機，與其他行業進行積極合作，不斷學習國內外先進技術和經驗，促進自身創新發展。三是因地制宜，針對不同地區的不同情況制定具有異質性的發展政策。對于西部城市來說，應當把重心放在完善數字經濟產業發展環境上并加強區域內商貿流通業利用數字經濟促進自身創新發展的能力；對于東部發達城市，應當進一步優化數字經濟各組成部分的發展狀況，尤其是要促進數字產業融合發展，進而為商貿流通業發展提供更強的動力支持。

作者:陳湘 單位:長江大學文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