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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誤認為蘇聯核心領導人在列寧逝世后才開始反對新經濟政策

列寧逝世后，新經濟政策被廢止。很多學生據此誤認為，蘇聯核心領導人在列寧逝世后才開始反對新經濟政策。其實，斯大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諾維耶夫這些核心領導人，在列寧在世時就反對新經濟政策。斯大林認為，長期執行新經濟政策“會扼殺社會主義因素而復活資本主義”。托洛茨基認為：“我們實行新經濟政策，目的是在其基礎上戰勝它。”加米涅夫認為：“新經濟政策是向小資產階級農民的自發勢力妥協，小資產階級是大資產階級的萌芽。”季諾維耶夫則將新經濟政策解釋為“有條件的新經濟政策”。他們的看法在列寧逝世后1924年5月舉行的蘇共“十三大”上，成為了主流觀點。

2.誤認為胡佛政府面對經濟危機不作為，一直奉行自由放任主義

受教材敘述的影響，不少學生誤認為胡佛政府面對經濟危機不作為，一直奉行自由放任主義。這種認識是不符合史實的。在1929年經濟危機爆發后，胡佛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干預經濟的措施，如1929年6月，通過《農產品銷售法》，根據該法，1929—1933年，新建的聯邦農業局把主要農產品的生產者聯合起來，組成全國性合作社，并建立公司，以便通過大規模市場活動，來穩定農產品價格。1932年，胡佛政府成立了復興金融公司，向大銀行、大企業、大農場提供貸款，并允許復興金融公司向各州發放貸款，進行救濟。胡佛還簽署了《緊急救濟與工程建設法》，擴大公共工程項目。由此可見，胡佛政府在應對危機方面，并不是不作為，并不是一直奉行自由放任主義。而是采取了小規模的國家干預經濟的措施。它與羅斯福新政的主要區別在于，胡佛不主張政府過多干預，羅斯福則主動地進行干預和調控，實行了大規模國家干預經濟的措施，在廣度和深度上都遠比胡佛的干預措施要突出。

3.誤認為二戰后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福利政策源于羅斯福新政

在教材關于“羅斯福新政”的描述中，講述了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和以工代賑，很多學生據此誤認為二戰后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福利政策源于羅斯福新政。事實并非如此。二戰后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福利政策是在濟貧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基礎上形成的。1601年，英國頒布了歷史上第一部專門的《濟貧法》。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了以征收濟貧稅、建立濟貧院、實行教區安置為主旨的整套濟貧制度。鄭秉文認為：“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形成于一百多年前的德國；如果繼續上溯的話……英國《濟貧法》被認為是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和福利國家的雛形。”郭義貴認為：“作為近代資產階級民主、法治的發祥地，英國的社會立法亦走在世界前列，其淵源可以一直追溯到英國中世紀的《濟貧法》。英國的社會立法經歷了一個漫長、曲折的過程，其間雖出現過反復甚至倒退，但最終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逐漸趨于成熟和穩定，為英國“福利國家”的建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并為其他國家在社會立法方面提供了一個效仿的樣板”。綜上所述，二戰后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福利政策源于英國1601年頒布的《濟貧法》。

4.誤認為壟斷的出現和政府干預的實施，西方的資本主義就不再是自由主義

眾所周知，自由主義一直是西方的主流意識形態。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自身的調整改革，還是法西斯主義及共產主義的威脅與挑戰，都沒能動搖自由主義在西方的主導地位。學者錢滿素指出：“只要還保留私有財產、市場經濟、個人自由和民選政府這些基本要素，就仍然是自由主義。如果這些都變了，才能說自由主義衰亡了。”通常我們把資本主義劃分為自由資本主義、私人壟斷資本主義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三個階段。必須指出，這樣分期只是為了標識階段特征，不代表私人壟斷和國家壟斷時期就不“自由”了。不過，自由主義的內涵確實發生了顯著變化。在自由放任時代，人們持一種消極的國家觀念，認為國家管得越少越好。而從19世紀末開始，形成了積極的國家觀念，人們希望國家承擔更大責任，發揮更大作用，通過政府干預來保障自由。這樣，資本主義國家就逐漸從“守夜人”轉變為“福利國家”，而自由主義則從贊同放任自流的古典形態發展為主張積極干預的“新自由主義”。

5.誤認為改革開放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之一

我國的基本國策之一是對外開放而非改革開放。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提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把對外開放作為長期的基本國策。”1997年十五大報告《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中提出：“對外開放是一項長期的基本國策。”基本國策，就是立國、治國之策當中最基本的政策。我國的基本國策，就是中央制定的對國家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具有全局性、長期性、決定性影響的重大謀劃和政策。依據基本國策的概念并結合史實，改革開放不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對外開放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之一。

作者:楊富丁 單位:山東省東營市利津縣第一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