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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羅能生、羅富政 單位：湖南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

國內學者對于實體經濟的界定，較為統一，實體經濟是指物質產品、精神產品的生產、銷售、消費等經濟活動，不僅包括農業、能源、交通運輸、郵電、建筑等物質生產活動，也包括了商業、教育、文化、藝術、體育等精神產品的生產和服務［5－7］。國內學術界其他相關的學術界定，都圍繞上一概念展開:吳立波(2000)認為所謂實體經濟是指生產可以增加人類使用價值、效用和福利的產品或為其服務的經濟活動，其基礎是物質生產部門［8］;秦曉(2000)認為實體經濟是指人類的生產、服務、流通和消費活動，其中生產包括物質生產和文化生產［9］;李星等(2005)認為所謂實體經濟是指用于描述物質資料生產、銷售以及直接為此提供勞務所形成的經濟活動［10］;中央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2011)認為“所謂‘實體經濟’，是經濟運行以有形的物質為載體、進入市場的要素以實物形態為主體的經濟活動，主要指農業、制造業以及傳統服務業等領域。實體經濟直接創造物質財富，是社會生產力的集中體現，也是社會財富和綜合國力的物質基礎。發達穩健的實體經濟，對提供就業崗位、改善人民生活、實現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11］。以往的文獻基本上是在研究虛擬經濟時兼帶研究了一下實體經濟，對實體經濟沒有做深入具體的研究，因為傳統的經濟基本上就是實體經濟。在虛擬經濟不斷發展的今天，就有必要對相對應的實體經濟進行具體分析。本文擬通過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體經濟發展演變趨勢考察及其影響因素的分析，揭示我國實體經濟發展的狀況及其發展規律，從而為我國進一步推進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一定有價值的參考和啟示。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體經濟的演變趨勢

(一)實體經濟的測度指標

本文借鑒國內外學者對實體經濟的界定，初步將實體經濟概述為這樣一種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的內容是對物質產品及精神產品的生產、銷售、消費，其在經濟運行以有形的物質為載體、進入市場的要素以實物形態為主體的經濟活動，實體經濟不僅包括農業、能源、交通運輸、郵電、建筑等物質生產活動，也包括了商業、教育、文化、藝術、體育等精神產品的生產和服務。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是對應存在的。虛擬經濟是指與虛擬資本以金融系統為主要依托的循環運動有關的經濟活動，簡單地說就是直接以錢生錢的活動［12］。結合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兩者之間的概念，本文選取實體經濟總量和虛擬經濟總量兩個指標分別對實體經濟及虛擬經濟進行衡量，實體經濟總量是指除去金融業及房地產業之后的各行業生產總值(GDP)，而虛擬經濟總量則是指金融業及房地產業GDP總值。

(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體經濟的演變趨勢

1.改革開放以來實體經濟的時間演變及空間分布

為更加合理地分析實體經濟在我國經濟運行中的結構變化，本文引入了實體經濟總量占GDP比重和虛擬經濟總量占GDP比重這兩個指標，測度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實體經濟總量及虛擬經濟總量在我國經濟運行中的比重變化。如表1所示，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體經濟總量不斷增加，從1978年的3497.1億元到2010年的357905.85億元，前后增加了將近100倍。1978年至2010年這32年間，實體經濟總量平均增加率為15.8%，其中1984－1988年、1992－1995年及2003－2007年這三個時間段實體經濟總量增加率較高。相比較而言，我國虛擬經濟卻表現出了更為強勢的勢頭，從1978年的148.1億元到2010年的43296.18億元，增加了近290倍，且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虛擬經濟的年平均增加率近20%，其中1981－1989年、1992－1995年及2006－2007年這三個時間段虛擬經濟總量增加率較高，這與實體經濟的發展高潮時間段基本上是一致的并呈現一定的滯后性。以上分析說明，隨著我國改革步伐的加快，我國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都呈現較快的發展態勢，且從虛擬經濟發展高潮階段的滯后性來看實體經濟作為虛擬經濟發展基礎的作用是十分明顯的。而從實體及虛擬經濟總量占GDP比重指標來看，實體經濟總量在我國經濟運行中的結構比例不斷下降，從1978年的95.9%下降到2010年的89.2%，共下降了6.7%;虛擬經濟總量在我國經濟運行中的結構比例卻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從1978年的4.06%上升到2010年的10.79%，共上升了6.73%。改革開放初期，實體經濟總量占GDP的比重依然較高，維持在93%－96%之間，虛擬經濟總量占GDP的比重相對較弱;步入90年代以后，實體經濟總量占GDP的比重迅速下降，維持在89%－91%之間，虛擬經濟總量占GDP的比重快速上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及金融業的迅速崛起促進了我國虛擬經濟的發展，進而驅使了我國實體經濟總量占GDP比重的快速下降。

整體而言，我國實體經濟及虛擬經濟的發展呈現出了快速增長、相互促進的態勢。特別是數據中顯示的虛擬經濟增長的滯后現象充分表明了實體經濟對虛擬經濟的促進作用。相比較而言，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美國表現出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脫離的趨勢，一方面是基礎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迅猛發展，金融業異常繁榮，虛擬經濟膨脹;另一方面卻是實體經濟的逐漸萎縮，投資率下降，經濟停滯不前［13］。美國實體經濟發展的前車之鑒為我國實體經濟發展的政策調整提供了引導:一是保證我國實體經濟資金的合理供應，避免虛擬經濟膨脹對實體經濟資金供應的擠占;積極推進實體經濟的發展，避免由于經濟危機造成的對實體經濟的沖擊。為更加全面地探討我國實體經濟的演變趨勢，本文從東中西部三個地域視角對我國實體經濟的空間分布進行分析。如表2所示，我國東部地區實體經濟總量的平均值為20200.6億元，中部地區實體經濟總量的平均值為12301.19億元，西部地區實體經濟總量的平均值為6288.06億元，明顯存在著地區差異。東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基礎較好，經濟改革力度較大，因此東部地區實體經濟總量和虛擬經濟總量都比中西部地區較大。而就實體經濟總量占GDP比重而言，東部地區虛擬經濟發展勢頭強勁，實體經濟總量在我國經濟運行中的結構比例較中西部地區較低，維持在79%－93%之間，平均比例為88.2%(虛擬經濟總量占GDP總量維持在6%到20%之間，平均比例為12%);中部地區該指標維持在92%－94%之間，平均比例為93.6%(虛擬經濟總量占GDP總量維持在6%到7%之間，平均比例為6%);西部地區該指標維持在90%－94%之間，平均比例為92.6%(虛擬經濟總量占GDP總量維持在6%到10%之間，平均比例為7%)。

2.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體經濟的結構演變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行業劃分方法，本文將實體經濟劃分為三個產業:第一產業指農林牧漁業;第二產業包括工業(采礦業，制造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及建筑業;第三產業是指除金融業及房地產以外的相關行業，主要包括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及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等行業。如圖1所示，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體經濟中:第二產業所占比例圍繞50%左右上下波動;第一產業所占比例在90年代以前較為平穩，而步入90年代以后呈現迅速下降的趨勢，截止2010年所占比例僅為11.3%;第三產業所占比例自80年代中期以后不斷上升，截止2010年所占比例達到了36.3%。

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體經濟的效益分析

本文為合理進行效益分析，通過收集相關數據，建立效益評價指標如下:1980－2010年相應的指標數據如下:數據結果顯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體經濟效益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如表4所示，實體經濟的勞動生產率不斷上升，由初期的0.1上升到2010年的4.7，上升了將近50倍，特別是步入20世紀初期，勞動生產率上升速度倍增;實體經濟的能源消耗不斷下降，綠色GDP的發展宗旨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實體經濟能耗由1980年的13.78下降至2010年的0.91，充分體現了技術進步對于節能的貢獻;然而投資產出率卻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一方面存在著邊際報酬遞減效應的影響，另一方面與我國虛擬經濟帶動投資轉向存在莫大關系———由于虛擬經濟部門的高回報，虛擬經濟膨脹擠占了實體經濟的資金供應，致使固定資產投資比例下降，投資產出率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綜上所述，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經歷了快速增長的33年。無論是總量還是經濟效益，我國實體經濟都取得了長足的提升。然而虛擬經濟的發展勢頭更勝，特別是最近幾年，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偏離也漸顯端倪。吸取美國前車之鑒，合理協調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二者之間的關系成為了引導我國經濟政策的重點之一。而在二元經濟的協調發展過程中實體經濟是基礎，積極促進實體經濟合理增長是我國經濟政策的導向之一。故此本文對我國實體經濟演變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合理分析，以便為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建言獻策。

我國實體經濟演變的影響因素分析

(一)我國實體經濟快速發展的推動力分析

結合新古典增長理論及制度變遷理論對經濟增長動力進行的深入研究，本文歸納出了我國實體經濟快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即改革開放政策所牽引的制度變遷、科技創新所帶來的技術進步、教育優化拉動的人力資源改善和金融制度進步帶動的資本活躍。為更加科學地分析以上因素對我國實體經濟演變的推動作用，本文選取合理的數據指標進行多元線性回歸的實證分析。回歸模型為:lny=∑ni=1lnXi+ut，其中y表示實體經濟總量，Xi表示影響因素中各指標變量。在指標選擇上，制度變遷(ZD)參考王文博等(2002)［14］的分析，對非國有化率、市場化指數、市場化收入比重及對外開放度進行主成份分析得出制度變遷的指標值。技術進步選擇以下三個指標來反映我國技術進步歷程:一是專利申請授權數(ZL);二是研究與試驗發展(R＆D)發展人員全時當量(RDRY);三是R＆D經費內部支出(RDJF)。人力資源參考朱承亮等(2011)［15］的人力資本存量指標值。資本活躍度采用民間固定資產投資指標進行衡量。在實證分析過程中，為消除異方差，同時保持單位的一致性，本文對各項指標數據都取了對數。本文共設立4個模型:模型1為我國制度變遷對實體經濟影響的實證分析;模型2為我國技術進步對實體經濟影響的實證分析;模型3為人力資源對實體經濟影響的實證分析;模型4為民間投資對實體經濟影響的實證分析。具體實證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

1.改革開放背景下制度變遷對我國實體經濟增長的推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制度變遷沿著市場化、開放化兩個方向不斷發展，特別是在實體經濟方面“非國有化”不斷合理深化，這為我國實體經濟總量增加及其結構改善提供了很好的內在推動。具體而言，制度變遷對我國實體經濟增長的推動邏輯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改革開放政策所牽引的制度變遷較好地優化了我國資源配置方式，使得資源從效率較低的部門釋放出來轉移到效率較高的部門，從而推動實體經濟的較好較快發展;二是制度變遷帶動的產權制度優化使得交易費用得到有效下降，激勵約束機制也逐步完善，進而推動了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三是我國制度變遷積極地帶動了虛擬經濟的發展及相關制度的進步，進而從側面推動了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如表5中模型1所示，指標ZD的系數為4.8155(t值分別為15.28)，這也充分證實了制度變遷對我國實體經濟增長的顯著正相關影響關系。

2.創新性建設背景下技術進步對我國實體經濟增長的推動

一般而言，技術進步是指技術的不斷革新和進步，具體而言是指技術知識的深化和物質生產手段的革新，不僅包括技術設備等硬件的技術提升還包括軟件的深化。一方面，技術進步是實體經濟增長的動力和前提，通過技術進步促進了實體經濟部門的生產效率、資本回報率和利潤率，進而促進了實體經濟的增長。另一方面，實體經濟增長也為技術進步提供了支撐，實體經濟增長為技術革新提供了充裕的資金支持和平臺建設。技術進步與實體經濟的良性循環作用顯示出了技術進步對實體經濟演變的促進作用。如表5中模型2所示，專利申請授權數、R＆D發展人員全時當量及R＆D經費內部支出對實體經濟總量呈現較為顯著的正相關影響關系(系數分別為0.0714、0.4767、0.3484，t值分別為1.02、3.91、4.36)。上述理論與實證分析表明，技術進步對我國實體經濟演變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3.教育優化背景下人力資源改善對我國實體經濟增長的推動

我國教育等相關因素的優化極大地改善了我國人力資源質量，這為我國實體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人力資源的改善對我國實體經濟增長的推動機制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人力資源改善能有效地促進實體經濟部門勞動生產率和投入產出率的提高，進而促進實體經濟增長;二是人力資源的改善能積極地促進科技創新和技術進步，從而帶動實體經濟發展;三是人力資源的改善包括人的思維方式和自身素質的更新以及對“新”思想的接受速度提升，從而帶動了思維創新“風暴”，這也包括為制度創新準備的人力基礎，實體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就此形成。如表5中模型3所示，我國人力資本存量對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影響系數為5.2069(t值為8.32)。

4.金融制度進步帶動的資本活躍對我國實體經濟的推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進步使得我國資本投資十分活躍，而這種活躍度主要表現在投資渠道和民間投資份額的增加上。一方面，資本活躍促使實體經濟部門的創業和投資增加，既帶動了經濟發展又解決了就業。另一方面，資本活躍也推動了我國實體經濟部門的企業改制和“非國有化”程度加深，促進了實體經濟的快速發展。如表5中模型4所示資本活躍對我國實體經濟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系數為0.5533(t值為34.99)。

(二)虛擬經濟對我國實體經濟發展的促進及背離

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作為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兩種必然形態，有著緊密的聯系和相互影響。在兩者的關系當中，實體經濟是基礎、是根本，是社會物質財富的真實提供者，也是社會再生產的生產資料的主要供給者，是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根本保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能夠保持持續、穩定、高速發展，無疑是得益于我國實體經濟發展的堅實基礎。特別是對于仍然處于試圖通過現代化來實現脫貧致富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實體經濟的發展就更為緊迫和關鍵。虛擬經濟是隨著實體經濟的發展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但又具有獨立的發展邏輯，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對實體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這種影響既有虛擬經濟對我國實體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也有其背離現象及其負面影響。目前關于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演變影響的相關研究相對較多。劉金全(2004)通過定量分析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在規模和活性上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發現虛擬經濟無論是貨幣供給規模還是價格水平的波動都存在著對實體經濟規模和增長的正向作用和影響［16］。王謝勇等(2005)利用Java語言編寫元胞自動機規則模擬經濟運行系統，結果發現虛擬經濟的發展來源于實體經濟的需求，它一旦形成便會對實體經濟產生很大的影響［17］。馬衛鋒等(2005)利用我國27個省市區1978－2002年的面板數據研究表明，我國金融系統對實體經濟增長的貢獻是通過投資總量而非效率提高的途徑實現［18］。周業安等(2005)通過研究發現金融市場化指數能夠一定程度上正向影響經濟增長［19］。周瑩瑩、劉傳哲(2011)通過實證發現，長期內虛擬經濟發展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顯著，且對實體經濟發展變化的解釋程度不斷提高［20］。上述研究反映了虛擬經濟對我國實體經濟演變的影響，故本文不再利用相關數據進行實證分析。

我國虛擬經濟對實體經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虛擬經濟的角色定位上，具體而言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虛擬經濟起著一個“中介者”的作用，利用其流動性強和回報率高的特點將社會閑置的資金吸收起來，并直接或者間接地投入到實體經濟中來，從而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二是虛擬經濟作為實體經濟的一個“服務者”，通過金融產品或者金融服務為實體經濟部門的生產和交易提供更為快捷和廣闊的渠道，從而有力地保障實體經濟的發展;三是虛擬經濟是實體經濟的宏觀經濟環境“營造者”，虛擬經濟環境既是宏觀經濟環境的晴雨表也是引導宏觀經濟環境走勢的一股重要牽引力，虛擬經濟對宏觀經濟觀景的影響直接關系到實體經濟的未來走勢，好的宏觀經濟環境可以積極推動實體經濟的發展。合理成熟的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發展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政府應正確處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兩部門之間的關系，積極發揮出虛擬經濟的正向促進作用。進入21世紀以來，由于虛擬經濟的迅速膨脹，我國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背離現象也初見端倪且逐步加劇。隨著現代市場機制的演進，我國虛擬經濟不斷發展和深入并呈現出了獨立發展的趨勢。在此過程中，虛擬資本迅速泛化，虛擬經濟規模也逐漸超過實體經濟，虛擬經濟自身的運行機制使得其背離現象內在化和普遍化，而資金收益率差異是背離的主要原因［21］。甚至于，虛擬經濟的背離在某種程度上損害到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如虛擬經濟部門膨脹導致其對實體經濟投資的擠占等，甚至國家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緩解經濟下行的投資有很大部分都被投入到虛擬經濟中。我國近年來出現的房地產泡沫，無疑與虛擬經濟過度投入有著緊密關系。我國虛擬經濟的發展雖然還遠未達到產生美國次貸危機的程度，但我國的經濟體系也更無法承受像美國那種次貸危機的沖擊。因此，對于虛擬經濟的過度膨脹及其與實體經濟的背離傾向，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關注和警惕。

結論及政策建議

(一)結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體經濟總量與虛擬經濟總量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而其增長速度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步伐密切相關，同時在國際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政府政策引導的作用也使得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特別是從虛擬經濟發展高潮階段的滯后性來看，實體經濟作為虛擬經濟發展基礎的作用是十分明顯的。就經濟結構而言，虛擬經濟總量占GDP比例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避免虛擬經濟的過度膨脹，合理協調二元經濟發展就顯得十分必要。在空間分布上，我國東部地區實體經濟總量較中西部地區較好，而東部地區實體經濟總量占GDP比重相對較低，中西部地區相對較高。就經濟結構而言，我國實體經濟中，第二產業所占比例圍繞50%左右上下波動;第一產業所占比例在90年代以前較為平穩，而步入90年代以后呈現迅速下降的趨勢;第三產業所占比例自80年代中期以后不斷上升。從實體經濟效益來說，我國實體經濟的勞動生產率不斷上升，能源消耗不斷下降，這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實體經濟快速增長的積極表現。而投資產出率卻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這也為我國虛擬經濟膨脹對實體經濟的擠占提出了一個警鐘。在我國實體經濟的演變過程中，改革開放政策所牽引的制度變遷、科技創新所帶來的技術進步、教育優化拉動的人力資源改善和金融制度進步帶動的資本活躍是我國實體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而虛擬經濟也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對實體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而這種影響既有虛擬經濟對我國實體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也有其背離現象的初見端倪及逐步加劇。

(二)政策建議

為繼續保持我國實體經濟良好發展勢頭，協調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法二元發展，本文基于影響因素視角提出以下四點政策建議:

1.堅持以發展實體經濟為基礎，協調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發展。合理引導資金供給方向，避免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資金供給的擠占，同時通過虛擬經濟的發展促進實體經濟的增長。推進金融機構特別是大型商業銀行改革，維護資金的合理流向，保證實體經濟的發展擁有充實的資金供應(如在銀行業的放貸上制定合理的制度安排，確保實體經濟部門資金來源的最低限額或合理比例)。以此為實體經濟增長提供更為廣泛的資金支持，提高社會資本配置效率，降低企業經營風險，反作用推進實體經濟的增長。

2.合理引導宏觀制度和基礎制度建設，積極推動我國實體經濟的優先發展。宏觀制度方面合理把握我國經濟改革步伐，繼續推進制度創新，促進我國實體經濟的總量發展和結構改善(如法律法規制度的健全等)。基礎制度方面科學完善行業制度，一方面促進各行業更有效率地發展，另一方面通過制度規范維護虛擬經濟行業部門的穩定，提升虛擬經濟行業部門的抗風險能力，維護虛擬經濟穩健發展，減少實體經濟發展的外來威脅(當前我國房地產行業發展迅速，經濟泡沫一旦出現對實體經濟的沖擊將不容小覷)。

3.積極推進實體經濟行業部門的技術進步，提高技術創新的轉化率，提升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對實體經濟發展的貢獻度。一方面通過技術進步提高實體經濟行業部門的生產效率，另一方面通過技術創新實現實體經濟行業部門的創業進步，進而促進實體經濟的增長和結構優化。

4.合理引導政府的政策傾向，積極推進人力資源的改善和資本活躍度的加深。政府在政策傾向上，無論是政府財政支持、輿論引導還是基礎制度建設，應積極培育利于實體經濟發展的人力資源和投資環境，進而推進實體經濟的增長和結構改善。例如，政府在輿論方面引導創業人員和投資者將注意力投向實體經濟，促進實體經濟增長，形成以實體經濟帶動虛擬經濟，再由虛擬經濟促進實體經濟的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