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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期刊不僅為寫作者提供作品發表的空間，而且也以其大眾傳媒的運作方式影響著文學的生產與傳播，影響著文學流派與風格的形成，作者與讀者的存在樣貌，深刻參與文學生態格局及時代文學精神的構建。學界一般將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稱為“百花時代”，“雙百方針”的醞釀及提出催生了“百花時代”的到來?！鞍倩〞r代”的文學生態格局及精神面貌的形成、發展、高潮與主流文學期刊的編輯理念、實踐緊密相關。1956年5月，正式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方針，隨后，陸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的由文藝工作者和科學工作者參加的會議上作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此報告經過審閱后在《人民日報》上全文刊載?！半p百方針”肯定了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審美獨立性，指出“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雹佟半p百方針”鼓舞了中國文藝工作者對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熱情。文學期刊紛紛感應時代精神，調整辦刊理念及重點，通過期刊方案的制定，欄目的設置，稿件的選擇，作者、讀者群體的培育，文學流派與風格、文學理論與批評的建設，從文學的生產與流通各個環節，全面參與了文學創作、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的建構，文學生態格局發生了明顯變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百花文學精神蓬勃發展。

一多樣性文學創作的探索

《人民文學》是當代文學創作的方向標，具備組織、引導作家創作的權威性，對文學生產與傳播有著不容忽視的導向作用。1955年底，秦兆陽接任《人民文學》執行副主編，隨后編輯部了讀者意見調查表，收到二千七百多位讀者回復。編輯部整理讀者調查表，指出讀者對作品題材、形式、風格提出了多樣化的要求。讀者意見是秦兆陽制定編輯草案與要點的重要依據，他反復強調要刊發在題材內容、形式風格上具備多樣性的文學作品，以藝術多樣性激發文壇活力，提高文學的藝術質量和創新性。秦兆陽從文學反映生活的廣泛性以及《人民文學》綜合性期刊定位出發，指出“刊物上的作品的題材必須廣泛多樣，必須力求多方面地反映人民豐富的斗爭生活。人云亦云的老一套的作品不應該予以重視和提倡。”②秦兆陽在編輯草案中將工廠生活、農業合作化運動、青年學生生活、科幻驚險、旅游雜記、詩歌、短篇小說、論文雜文、小品散文、電影文學劇本、特寫、通訊、游記、歌詞、相聲等異彩紛呈的題材形式都納入刊發范圍，其中兒童文學、少數民族文學、青年作家的生活及愛情題材反復得到強調，并據此規劃了每月刊發的重點。圍繞期刊的編輯方案，1956年《人民文學》4月號和6月號分別刊出“兒童文學特輯”，形式豐富多彩，有兒童詩、兒童小說、兒童文學劇本、童謠、童話、寓言、散文，推出了葛翠琳的《野葡萄》，張天翼的《寶葫蘆的秘密》，冰心的《還鄉雜記》等名家名篇。少數民族詩人及詩作也成為刊發重點，2月號推出維吾爾族詩人黎•穆特里夫的四首詩歌，8月號推出廣西仫佬族詩人包玉堂的詩歌《虹》，10月號推出五位少數民族詩人的詩歌專輯，分別為：藏族詩人倉洋甲措的《情歌》、納•賽音朝克圖的《藍色軟緞的“特爾力克”》、蒙古族詩人巴•布林貝赫的《車兒呀，你盡情地奔馳吧！》、饒階巴桑的《詩二首》以及維吾爾族詩人黎•穆特里夫的《幻想的追求》。其中，重點推薦倉洋甲措的詩歌，并為作者寫作了“作者小傳”。此外，《人民文學》還推出了青年愛情題材的小說及詩歌，包括黃遠的《總有一天》、李威侖的《愛情》、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孔遲耕的《小美子》以及倉洋甲措的三十三首愛情組詩《情歌》。李威侖的《愛情》描寫了鄉村醫生葉碧珍和周丁山之間悲歡曲折的愛情故事，人物之間的情感糾葛真切動人。倉洋甲措的《情歌》也寫盡了青年男女之間戀愛的羞澀及煎熬。這些作品非常細膩地描寫了男女之間纏綿悱惻的愛情心理，拓展了題材范圍。3月號和7月號推出“歌詞選輯”，韓汝誠的《科爾沁的黃昏》描繪了蒙古包青色的炊煙，羊欄邊年輕人的愛情，譜寫了科爾沁大草原上一曲浪漫多情、悠揚舒暢的生命之歌。8月號刊發了兩篇相聲《開會迷》、《南來北往》，對社會不良現象進行了批評?！案柙~”與“相聲”形式新穎，趣味性強，給人耳目一新的閱讀效果?！吧鷦踊顫姟闼亍⒖茖W、具有戰斗性的文風”③也得到強調，秦兆陽指出：“凡是尖銳地、深刻地、具體生動地反映了現實斗爭（尤其是當前的現實斗爭）中的矛盾沖突的作品，大膽揭示問題的作品；凡是表現了先進人物的鮮明形象，或尖銳地、集中地批判了落后事物的作品，都是應該受到重視和表揚的?！雹芮卣钻栞^為詳細地規劃了期刊全年每個月份的基本工作主題及中心內容，強調在第三季度、第四季度都要出現以“諷刺”為主要表達手段的文學作品，五月號要出現“批判工業生產中官僚主義、浪費、右傾思想的諷刺小品一組”⑤，八月號“以諷刺文學問題為中心”⑥。為此，《人民文學》重點打造雜文類欄目“短論”、“創作談”以及“特寫”?！岸陶摗迸c“創作談”是一種具有較強的時效性與戰斗性的“自由談”，篇幅短小，文風犀利，多針對人們身邊新近發生的熱點問題（現象）進行多層面、細致入微的評說?！岸陶摗焙汀皠撟髡劇辈捎媒M稿的形式，編輯部在期刊上直接發出專題性的約稿信息，或是分類擬好“短論擬題”及小注，有針對性地分發給組稿對象，由他們根據自己的興趣自由選題。鐘惦棐根據編輯部寄來的有關電影方面的“短論擬題”——“千呼萬喚不出來”以及小注，寫出了“短論”《千呼萬喚——出來了》。通過約稿形成的“短論”及“創作談”，內容主題集中，文風相對統一。在主題上，集中于文學主張的提倡（“干預生活”），文學藝術領域內的不良現象或問題的批評（創作主體的不良習氣、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傾向、文學批評的不良傾向），文學形式（題材、篇幅、技巧、語言、修改）的探討等?！岸陶摗迸c“創作談”以論證說理為主要表達方式，多直接揭示并批判不良現象及問題，對存在的問題作辛辣諷刺或是調侃詼諧的諷喻。能夠尖銳地提出問題的“特寫”也是《人民文學》著力提倡的。《人民文學》對廣泛多樣的作品題材以及生動活潑、戰斗性文風的強調，是通過明確的組織和大量的實踐完成的。這一時期，《人民文學》所刊發的文學作品內容廣泛，形式豐富，風格多樣，顯示出“百花齊放”的特色。

二多聲部文學批評的塑造

《人民文學》、《文藝報》等大型報刊是刊發文學批評文章的主要陣地。正如布迪厄指出，文學批評是通過對作品的理論性、審美性的解析而引發爭鳴，使作品“在社會意義上被有審美素養或能力的公眾作為藝術品加以制度化”。⑦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是相伴相生的，文學理論是文學批評規范建立的理論基礎。秦兆陽從現實主義理論出發，認為文學批評如果離開了典型探討、生活解剖、對作家主體性的認識等理性剖析，就“變成劇場散戲以后的‘走廊上的聲音’了。”⑧這一時期，“典型、真實”作為現實主義文學理論的中心問題得到了文學界的普遍關注。1956年《文藝報》刊發了蘇聯《共產黨人》雜志專論《關于文學藝術中的典型問題》一文，指出創造典型形象不是機械地反映某一種社會本質，而是“通過特殊和個別而表現出一般”⑨，典型的“鮮明的、具體感性的、給人以美感”⑩的特性也得到強調?！段乃噲蟆返?號至第10號連續3期開辟“關于典型問題的討論”專欄，共刊發討論文章10篇，“個性化的描寫和美感的追求”􀃊􀁉􀁓、“豐富復雜的生活的真實”􀃊􀁉􀁔普遍得到強調。《人民文學》則刊發了秦兆陽的《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質疑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提出了“社會主義時代的現實主義”的概念，闡釋了典型的“個性”與“獨特性”，以及典型所包含的生活的“全部復雜性和矛盾性”的內涵。􀃊􀁉􀁕“百花時代”文學期刊集中刊發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討論文章，尊重文學的審美特性，豐富了現實主義文學理論體系，對文學批評規范的建立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在此基礎上，“百花時代”的文學批評以扶持藝術創造性萌芽為目的，對作家作品展開較為全面、嚴謹的“藝術性”分析?！段乃噲蟆?956年第1號刊發了賈芝的《詩篇“百鳥衣”》，分析了《百鳥衣》對人物精神狀態和內心活動的勾畫，例如依娌在土司衙門里日夜懷念古卡的心境，肯定了其在當前詩歌創作中的價值與意義。第2號刊發了趙尋的《評“考驗”》，認為夏衍的五幕話劇《考驗》的藝術價值之一在于作者對人物思想性格多方面的刻畫，“描寫不是單線的、平列的，而是從各個方面、各個角度上來刻畫的，也不是零散的、靜止的，而是聯貫的、發展的、像剝筍一樣，一層層深入人物的思想核心。”􀃊􀁉􀁖《人民文學》也將文學批評作為刊發的重點：陳涌的《為文學藝術的現實主義而斗爭的魯迅》批判了抹殺文藝特性的庸俗機械論的文藝觀，指出魯迅是將“對文學藝術和政治，對真實性和政治性統一起來理解的?！?#1048778;􀁉􀁗李希凡從人物與環境之間的復雜關系角度，指出《紅樓夢》的作者“非常善于從生活的矛盾和沖突中突現人物性格”。􀃊􀁉􀁘鐘惦棐的《和“母親”的作者談“母親”》一文主要探討了作品對“母親”這個人物形象塑造的不足以及改進的方向，顯示了作者深厚的藝術修養和誠懇謙遜的態度。此時的文學批評文章常常能夠就某個作家作品或是某類創作現象展開多角度的討論，甚至進行公開的爭辯，目的是“活躍文藝批評，開展自由討論，推動我們事業的前進”。􀃊􀁉􀁙這些批評文章中不同文學話語各執一詞，又相互滲透，顯示出“多聲部”和聲共鳴的特色。《文藝報》針對《在橋梁工地上》刊發了一組評論文章，基本肯定了作品揭露生活復雜性的勇氣以及藝術感染力，同時也從不同角度指出其思想意義的不足，蘇平認為作品對曾剛的刻畫未表現出“新的寶貴品質”，􀃊􀁉􀁚林元認為黨委書記章志華的塑造是一個缺點，“這個人物寫得弱了”。􀃊􀁉􀁛趙尋與所云平對三幕話劇《如兄如弟》的評價則針鋒相對，趙尋指出話劇的主要成就在于揭示干部之間的思想矛盾，批判“某些領導干部的驕傲自滿情緒、主觀主義、經驗主義以及大漢族主義的錯誤思想”。􀃊􀁊􀁒所云平則認為這種揭露是為了表現作者的主觀意圖“不惜歪曲人物的性格和生活的真實”。􀃊􀁊􀁓期刊之間因討論與爭鳴而形成的互動關系也明顯加強。一批描寫新農村題材的小說（秦兆陽的《農村散記》、康濯的《春種秋收》等）發表后引起了多方面的關注。1956年1月號《人民文學》刊發了巴人的《讀“農村散記”》，從語言藝術、作家的藝術創造力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等多個方面肯定了作品的藝術價值。《文藝報》也發表評論文章，1956年第4號刊文肯定了這些作品對農村中新力量和新人物的表現，描寫了新興青年男女身上“飽滿的青春的活力”。􀃊􀁊􀁔隨后，第5、6合刊號又刊文指出，《農村散記》和《春種秋收》雖然描寫了農村新人物美好明朗的性格，但是思想意義不夠鮮明，“共同的缺點是缺乏對農村中重大沖突和斗爭的描寫。”􀃊􀁊􀁕《人民文學》刊發了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一文后引發了文學界的熱議，文學期刊紛紛刊文參與討論?！段乃噲蟆吩凇靶碌幕ǘ洹睓谀恐锌l了謝云的評論文章《“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指出小說最大的成就就是塑造了劉世吾這個思想復雜、性格矛盾的人物?！段乃噷W習》從1956年第12期開始，連續四期舉行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專題討論，編輯部把贊成和反對的兩派意見都登出來，以創造自由討論的文學氛圍，從而顯示了不同文學話語立場之間相互博弈與滲透的復雜關系。這一時期，主流文學期刊普遍重視對文學批評文章的刊發，這些批評文章依據文學理論、尊重文藝特性，進行文學審美性與藝術創造性的分析與討論，活躍了文學批評的空氣，塑造出“百家爭鳴”的良性文學生態，對于引導文學批評的氛圍與方向具有積極意義。

三多元化“作者”與“讀者”群體的組建

“作者”與“讀者”是文學創作與接受的主體，他們自身文學、文化素養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影響文學生態環境的構建。“百花時代”的文學期刊重視“作者”與“讀者”群體的發掘、組建與維護?！度嗣裎膶W》的主編秦兆陽將“培養新作家與聯系作者讀者”作為全年計劃三大項進行重點強調，具體包括召開新作者座談會、擬出重點作者名單、建立讀者小組及通聯組等。他認為刊物是“作者”、“讀者”、“編者”相互談心的園地，應該開設“讀者、作者、編者”欄目，“通過它去聽取廣大群眾對于刊物以及對于整個文學創作所提出的要求和呼聲，活躍自由討論的空氣，推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開展，發揮廣大群眾對于刊物以及整個文學事業的監督作用?！?#1048778;􀁊􀁖《文藝報》在創刊號上就發起了征聘文藝通訊員，組建文藝通訊網的任務，將“讀者批評”引入文學批評生態，加強作者與讀者的溝通與交流?！度嗣裎膶W》的“作者”群體主要有青年作家、老作家以及專業文藝工作者三部分組成，秦兆陽注意挖掘和支持青年作家（或新作家），尊重老作家，極力推動期刊編輯從事文學創作。秦兆陽認為，在建設勞動中成長起來的青年作家作品“有真實的生活基礎而又有充沛的政治熱情，從形式到內容都比較易于為廣大群眾所接受?！?#1048778;􀁊􀁗蕭平的《三月雪》、黃遠的《總有一天》都是秦兆陽在堆積如山的來稿中發掘出來的佳作，耿簡（《爬在旗桿上的人》）、李威侖（《愛情》）、張弦（《甲方代表》）、林斤瀾（《臺灣姑娘》）、耿龍翔（《明鏡臺》）、曲波（《林海雪原》）等都是在秦兆陽的關照與舉薦下一舉成名的。這些作品不僅給文壇帶來了新鮮的活力，有些還具有較為長久的藝術生命力。秦兆陽也注重維護與老作家的關系，提出“應該重視發揮老作家的戰斗作用，經常組織他們寫稿”。􀃊􀁊􀁘孫犁的《鐵木前傳》是編輯部努力組稿得來的，涂光群回憶：“在常務副主編秦兆陽親自出面下，我們的努力終于有了結果，孫犁送來了他的新作中篇小說《鐵木前傳》，這是我當時讀到的最可喜的一個中篇小說。”􀃊􀁊􀁙1956年，《人民文學》上不乏知名老作家的名字，包括老舍的劇本《西望長安》、葉圣陶的《關于使用語言》、巴金的《活命草》、《明珠和玉姬》、冰心的《還鄉雜記》、丁玲的《在嚴寒的日子里》、柯藍的《熱愛》、蕭乾的《草原即景》、曹禺的《汗和眼淚》等等。還有一類“作者”與“讀者”的身份常常是重合的，即專業的文藝工作者，他們不僅是文學作品的接受者，并在很大程度上充當了文學批評的主體。秦兆陽將專業的文藝工作人員（尤其是期刊編輯）大量納入“作者”群，他指出“每個編委必須是刊物的最熱情的撰稿人”，􀃊􀁊􀁚還提倡開設“編者隨筆”欄目，反映編輯工作中的問題與感想，增進編者與作者、讀者的關系?！度嗣裎膶W》中的欄目“短論”“創作談”“評論”“論文”多由此類“作者”完成?！段乃噲蟆返摹白髡呷骸币仓饕蓪I的文藝工作者組成，往往在“新語林”“文藝評論”“文藝隨筆”、“研究•介紹”等欄目中發聲。在《人民文學》與《文藝報》上活躍的“作者”群成員有馬鐵丁、唐摯、鐘惦棐、王亦放、陳涌、巴人、周和等等。專業的文藝從業人員成為“作者”群體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從整體上提高了編輯部的專業水平和期刊的藝術質量?！度嗣裎膶W》也非常注重“讀者”群體的構建，秦兆陽多次提出在刊物上增加一個“回聲”欄目，專門刊登讀者對作品的反映與評論，以便讓作者聽到更多的意見，也通過討論提高讀者水平?！度嗣裎膶W》所著力構建的“讀者”群體包括兩類，一類是具有一定藝術修養的專業讀者，即專業的文藝工作者，一類是有真實的生活感受與經驗的基層讀者?！度嗣裎膶W》主要通過讀者意見調查表、召開讀者座談會、刊登讀者來信的方式網羅此類基層讀者。1955年底，秦兆陽發出了讀者意見調查表，此次調查和座談涉及的讀者面非常廣泛，包括工人、農民、戰士、學生、教師、機關干部和文化藝術工作者等?！度嗣裎膶W》選登的讀者來信，能夠對作品提出中肯的藝術分析。比如《人民文學》1956年5月號一位署名毗水的讀者批評了楊朔的小說《北黑線》、陳登科的小說《活人塘》過度方言化、土語化的缺點，指出“在文學創作中，吸收有地方色彩的語言來豐富我們的語庫，這是應該的，但必須要有選擇，要注意到廣大讀者是否能懂，當然也要注意到形象性?！?#1048778;􀁊􀁛這一舉措讓那些能夠真正關注作品的藝術價值的“讀者”發出了自己聲音。這一時期，主流文學期刊普遍重視“作者”與“讀者”群體的構建，著力組建具有較強文學修養、不同文化背景以及生活閱歷的“作者”群體，培養具有審美鑒賞力的“讀者”群體，促使“作者”與“讀者”形成良性互動，塑造“自由爭鳴，多樣共生”的文學生態格局。結語“百花時代”催生了文學期刊的變革，文學在創作、批評、接受等方面都表現出新風貌。主流文學期刊以文學的審美性與藝術的創造性為評價標準，不僅刊發了內容、形式、風格多樣的文學作品，而且促進了“百家爭鳴”的學術討論氛圍，文學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鞍倩ㄎ膶W”時期主流文學期刊的編輯思想與實踐，為當代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以及良性文學生態格局的形成探索了一條廣闊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