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農業經濟問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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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產技術方面
在生產技術方面，民國時期農業的經營仍然沿用自漢唐以來對農業生產技術的持續積累，而在近代中國，農業生產的要素群類中，勞動力的價格一直都處于較低的水平，這也是千百年來我國農業生產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主要原因。即便地主(或者土地的所有者)擁有大量的勞動剩余，并主要將其用于農業生產方面的投資，但是一個基本的事實是，這些剩余資產并未留作他用，而是投資了新的“地產”，這樣一來，那些能夠節省勞動的同時能夠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農業技術的發展受到了明顯的制約。在20世紀初，比如在1912～1927年的16年間，我國相繼在部分地區建立起了超過200家的農業推廣試點，但實際的效果并不明顯，當地的政府也未對其進行必要的支持。［5］不但如此，諸如對種子進行改良，對農業設備進行改進等努力，都在新型農業的開創過程中遭遇了歷史性的挫折，長久的一蹶不振。而從經濟學的角度講，這種結果的出現，與對勞動力密集投入的過分依靠有關，長此以往的結果必然會產生勞動力邊際報酬遞減的趨勢，使農業的生產在“過密化”的陷阱中無法自拔。
(二)經營規模方面
在農業經營的規模化方面，我國傳統的農業經營模式以“分家析產制”為主，這極大地阻礙了土地的集中經營和管理，“大地產”的設想難以實現。與此同時，“分家析產制”使土地碎片化的趨勢更加明顯甚至嚴重。在20世紀30年代，有人對河北省定縣的200家農戶進行了一次實地調查，調查的結果是:該地區共有耕地1552塊，平均每戶7.8塊。［6］如此嚴重的土地碎化，是無法實現農業生產的規模化和專業化的，而“大地產”的遲遲不出現也使得那些能夠節約勞動的新的農業生產技術無法得到必要的推廣和使用。而在當時，在土地的集中和規模化經營方面，英國、德國等國家一直做得較為出色，之所以我國的農村土地經營未能與其實現同步的發展，與當時社會環境下對經濟效益的考慮不無關聯。［7］從產業經濟學的角度講，規模化的生產一般會帶來生產效率的提升，而在這一過程中，管理的跨度也將隨之擴大，相應的管理成本也會隨之上升，由規模化經營的農業優勢也將因此被抹平。這就導致了經營者寧愿通過出租土地或者放高利貸來牟利，也不愿自己經營管理情況的出現。
二、民國時期農業經濟的發展瓶頸
(一)原始積累匱乏
縱觀世界各國農業生產的歷史經驗，往往都會在其近代化的過程中，通過某種途徑獲取農業得以快速發展的原始積累，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通過殖民地的形式掠奪財富，形成原始的積累;通過對農業生產進行資本主義改造，以此來獲得原始的積累;將相關的資源或初級產品出售出去，以此來獲取原始的積累;通過必要的途徑引進外資，使其成為原始積累形成的主要力量。［8］然而，在我國的近代化進程中，存在一個致命的不足，那就是未能實現對農業近代化的改造，直接的結果就是農業未能從改造中獲得農業生產必要的原始積累。這是因為，在當時，農業是否能為我國的近代化提供資金支持，就變成一個極其重要甚至是唯一可以有所期待的因素。如果在國民經濟中，工業起步無法通過農業獲得資金的支持，那么我國的工業就無法實現長期的健康發展;反過來，如果工業從農業那里獲得了資金方面的支持，我國當時的政治局勢將會變得更加動蕩和不可預期———這是一個深層次的歷史矛盾。
(二)工商業者回歸為封建地主
在我國歷史發展的長河中，資本主義勢力與封建主義勢力之間，一直存在著密切的微妙的關聯，這從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利潤轉移到土地投資方面就可見一斑。［9］其中，存在著一個被普遍接受的觀點，即我國絕大對數的民族資本家出身相似，他們在這之前大多以官僚、地主或者軍閥的身份出現。在這一大的宏觀背景下，資本家并未將經營工商業所獲取的利潤進行擴大再生產，而是轉向了對封建地產的占有。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速度和規模。如果繼續發掘其中深層次的原因就會發現，民族資本家的身份特征只是其中的一種表象，其根源在于當時我國的農村社會未能及時、徹底地完成對資本主義的改造，當資本主義式的農業遭遇我國的傳統農業時，其優勢并沒有較好地顯示出來，前者并未對后者產生根本性的影響。這是因為，中國的封建地主階級肯定也不會轉變自身的角色，與之相對應，具有明顯資本主義特征的民族資本家卻在向封建地主這一身份轉變———這成為困擾近代中國農業發展的關鍵問題。
(三)微弱的農村資本主義經濟
不論北洋政府還是國民黨政府，其農村政策都存在一個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在當時中國農村社會中，資本主義經濟成分還只占有極小的比重，在農業生產中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加之當時社會中，作為社會主導力量的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并未將其工作重心放在農村，而是將主要的經濟支撐放在城市，農業的發展一直處于邊緣地帶，并且當時在農村開展了多種的資本主義改造，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成功。［10］即便是在征稅這一方面，中央政府職能的發揮也極其有限。比如，從規定方面來講，當時的土地稅要上繳至中央政府，而實際情況卻是，土地稅由各省進行掌控，中央政府能征收的只有關稅和鹽稅等，在這種情況下進行農村資本主義改造就顯得十分遙遠了。
三、民國時期經濟學家的典型農業思想
本節以本土經濟學家方顯廷和國外經濟學家卜凱的農業思想為代表觀點進行分析。
(一)方顯廷的經濟思想
1．在農業經濟系統建設方面，方顯廷認為，農業組織系統的建設應該包括農業合作組織與農業管理機構兩個不同的方面。方顯廷極其看重農村地區的合作關系，他同時認為，在農村地區創建信用合作社及非信用合作社組織是非常必要的。前者的作用是專門為農民的農業生產提供資金上的支持;后者的作用是滿足其他合作事務的需要。在兩者之間，方顯廷更加看重非信用合作社的功用，他認為，這構成了中國合作組織的一種新的發展趨勢，他曾對“銷售合作社”的操作流程進行了規劃:售貨處常設于合作社理事的家中，其他部門的理事要進行輪流值班并售貨，并進一步規定理事售貨為義務所系，與報酬無關;體現對家境貧寒者的關照，合作社可通過物物質檢的等價交換完成;明確組建合作社的意義所在，其目的并不是要進行大規模的交易，而是要通過這種方式，達到增加社員的會面機會，促進交流與合作。從中可以看出，方顯廷不但對合作社進行了分類，還對合作社的運行機制和目的意義進行了細致的闡述，對合作社中包含的合作精神的塑造進行了深刻的剖析，這對整個農業發展環境都會產生深刻的影響。［11］
2．在農業金融系統建設方面，方顯廷主張對商業銀行等機構要進行約束，當然這要通過相應的法律法規才能實現，這樣做的目的在于，促使農村信用合作社能夠在可持續農業資金的支撐下實現長期的發展。方顯廷通過研究后得出這樣的結論:農村生產生活水平的惡化，將促使國內資金由農村反向流往城市，并在城市地區進行集中，長此以往，必將使銀行吸納大量的資金，這種資金的積壓將促使銀行尋找放寬的途徑，以緩解資金過度充足的壓力。在這一方面，方顯廷的觀察是極其細致的，他認為，商業銀行應考慮將其富余的資金轉移至農村的合作社組織，推動這一組織向前發展。當然他也敏感地意識到，商業銀行(城市銀行)起初的動作一般是以對農民的援助為外衣的，對農民進行剝削的實質在短期內并未暴露出來，但這一時期一般不會太長，政府部門如若聽之任之，終將與社會發展背道而馳。
(二)卜凱的經濟思想
在農業經濟思想方面，卜凱的觀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他深刻地認識到了一個時至今日依然重要的規律，那就是，任何社會問題的解決都要同時依靠政治和社會政策兩種途徑，這似乎超出了農業經濟學家應該關注的領域，但卻與“丁伯根原則”有不謀而合之處(因為這樣的獨特視角被后來的經濟學家所印證，即具有諾貝爾經濟學獎榮譽的“丁伯根原則”)。因此，他認為，我國近代農業的主要問題源于經濟，而最為有效的解決辦法是設法獲得更加廣義上的技術進步。此外，卜凱對當時中國農村的租佃關系給予了關注，他認為，佃農(佃戶)向地主繳納租金的形式一般有三種———分租繳納、租谷繳納和租金繳納。卜凱認為，按照西方經濟學的傳統理論，公平的地租必須以等額的要素取得等額的報酬為依據，地主、佃農(佃戶)兩者之間進行總收入的分配，也要按照兩方總支出的正比例關系進行。另外，生產要素收入也要同時考慮供求關系，即地主應該根據其投資數額的多少得到相應的利息收入，佃農(佃戶)也應該按其付出體力勞動的多少獲得相應的報酬，也應根據雙方的需求狀況，或者根據“市場”信息來最終決定。［12］地主與佃農(佃戶)之間的租額要根據對土地的需求來決定，這完全符合經濟學中的“供需原理”和“價格原理”。從佃農(佃戶)方面看，卜凱認為佃農(佃戶)的收益“在田場總收入中少百分之六四”，并據此提出了減租的建議。
四、民國時期農業經濟思想的現實啟示
(一)加強人才培育
人力資源在農業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廣義的人力資源包括體力勞動者，而如今農村的發展更需要狹義的人力資源，即“人才資源”。因此，建立和完善農村的職業技術教育體系已經成為提高我國農村經濟競爭實力的關鍵要素之一。與此同時，還應積極地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由其帶頭組織相關農業科研院所的專家、高等院校的學者教授等力量，通過繼續教育或技術培訓的形式，為農村地區進行農業專業知識的傳輸，并在推廣農業生產知識和實用技術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提升農民的經營管理水平。
(二)疏通資金流向農村的渠道
長期以來，我國銀行業的資金運作主要停留在“上游社會”，即城市資金盈余，農村資金缺口，金融運行自上而下渠道逐漸減少的狀態之中。當前，我國政府已經逐步放寬了農村金融業務，農村銀行業的準入政策也在逐步的實行當中。［12］這樣做的目的就在于實現資源的合理化利用和高效配置，使城市的剩余資金流向農村地區，為農村的生產生活提供資金上強有力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應該進一步開放農村金融市場，將在民間閑置的大量的資本調動起來，使這一市場在適度競爭的引導下，逐漸走向繁榮。
(三)完善農業基礎設施
長期以來，農業一直是我國國民經濟中最重要的產業，在今后較長的一段時期內，這種作為國民經濟其他產業發展基礎的狀態也很難得到改變，農業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結構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基礎。在發展農業、加強農業的基礎性地位的過程中，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不僅關系到農業的生產效率，還與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息息相關。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在我國的部分農村地區，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還相對滯后，這對農業生產中的灌溉、造林等活動構成了明顯的現實阻礙。因此，應注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科學規劃，持續探索農業基礎設施的經營管理工作。
(四)發展區域性農村專業合作組織
在我國當前的農村社會，分散經營的模式已經延續了若干年，并且一直很穩定，這導致了經濟資源的流動并不順暢，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農民增收的步伐和農村經濟的發展速度。因此，在我國農村，有必要建立起新型的合作組織，建立相應的合作制度。合作組織中的成員可以通過某種特定的形式向其組織成員提供有關農業生產的系列服務，使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農村合作組織解放勞動力，實現規模化的經營。
五、結語
在短暫的民國時期，占國民經濟主體部分的農業表現并不出色，即使在工業發展獲得了長足的進步之后，由于資金的匱乏，農業問題還是當時我國社會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在這一過程中，作為主要力量的農業非但未能向工業的發展提供必要的支持，還要從工業發展的成果中回流出一部分，以此來充實和挽救農業，這種“倒流式”的資本流動脈絡是一個重要因素。本文對民國時期的農業經濟問題進行了考察，分析了這一時期農業的經營方式，討論了該時期的農業經濟發展瓶頸，這些工作對我國如今的農業經濟發展有一定的啟示作用。